行政问责制研究论文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行政问责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问责制研究论文 篇1：

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研究

摘要：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不仅使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而且给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带来干扰和威胁，在食品安全保障事业中推行行政问责制势在必行。阐释了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保障事业中的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措施。

关键词：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现实意义；完善

1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行政问责风暴，有理由使我们更多的深入思考食品安全中的行政问责问题。“三鹿问题奶粉”的问题，全国刮起问责风暴，大批官员因重大事故被免职。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面对问责风暴，问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免了的领导，却免不了的事故，行政问责又该如何能有更好的效果?

温家宝指出，一些地方连续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教训十分深刻。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的日程上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严格追究领导责任。要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要切实加强对食品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大力整顿食品行业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食品质量安全，让群众屹得放心。

2　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制的原因分析

2.1　体制障碍

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政府无法及时的获得有效的监管信息。

(1)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市场主体——生产者、消费者、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食品与工业品不同，食品的质量具有隐匿性，其内在质量，如有无农药残留、有无违禁添加剂等有害物质，消费者单凭直观是无法判断的。同时食品的伤害具有滞后性，一般来讲，消费者受到食品伤害后，其伤害症状不是马上表现出来的。而消费者受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一般只能接受企业的声明、广告和宣传。消费者与生产者相比，在食品质量信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2)政府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也不对称。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监管者有能力检测食品质量状况，但是要检测获取食品质量信息需要成本。尤其是目前我国的食品生产企业小而多，据统计，全国共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44.8万家，其中10人以下小企业小作坊35.3万家。在这样情况下，要获取完备的信息，需要高昂的成本。

(3)消费者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由于各种原因，政府一般不会把食品的质量安全信息迅速、有效地传递给消费者，消费者无法获取足够信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生产者难以从改善产品质量中获益，因违反质量安全法规而受罚的机率又很小，作为经济人的生产者必然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结果是食品质量难以保证，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

2.2　我国行政体制中职、权、责不清

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目前，我国还没有从国家的层面制定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运行中存在明显的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重叠、权责不明等问题，同时叉缺乏一个权威主体负责所有的食品安全执法。部门众多、分段执法的监管权分配的行政体制，不仅增加了食品监管执法成本，而且容易导致明显的执法漏洞，大大削弱了食品监管的有效性。

(1)党政之间的权责不清在党政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与党政之间的权责不清相连。

(2)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权责不清如果需政府承担责任，到底是问到哪一级?需要几级政府来承担责任?在食品安全行政执法领域，上级部门委托下级部门行政执法的现象很普遍，上级食品安全部门能否因委托而免责?基层食品安全部门对辖区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属企业的监管责任到底有多大不明晰。

(3)食品安全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问的权责不清。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是分割的，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部门之间权力的划分存在很多交叉、重叠之处，有利可图时积极行使权力，争夺权力，出了问题则互相指责，推卸责任。

3　完善食品安全行政問责的运行机制

3.1　健全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

行政问责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需要依法实施。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究行政官员的责任，问责如何启动、由何人依何程序认定官员失职、官员究竟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法律明确加以规定。问责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相关规定。此外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存在着法律位阶低、问责标准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在问责的主体、对象、范围、步骤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

实践证明，为了使行政问责制成为一种长效机制，使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切实转变到法律性问责，应该在整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以法律的方式来使问责制法律化、制度化，真正使问责有制可守、有章可循。加快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本文认为主要从两方面来推进：(1)通过整合形成包括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救济在内的，全国统一的，结合实际的问责法律法规。规范问责主体及其权力，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定行政问责事由，明确行政问责方式，界定责任体系等。(2)在追究公务员违法行政或不作为的法律责任时，必须经过具有法定事由并经过法定程序。这就要求问责主体在行使职权时，既要依据实体法，也要遵循程序法。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一旦违反法定程序就会影响问责结果的公正，并损害责任人的程序权利。为了保障问责对象的程序权利，必须改变以往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依照法定程序实施问责。

3.2　培育食品安全行政问责文化

营造行政问责文化的核心是破除“官本位”思想，建立以“民为本”思想为核心的新政治道德。欧文·E·休斯指出：“公共行政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行政人员个体那里，都应当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不可移易的目标，任何脱离这一目标的行为都是对其责任的背离，而且应当承担其后果和责任。即使得不到法律的惩罚也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因此。在保障全体国民食品安全这一伟大事业中，各级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应树立“有权必有责”的行政责任意识，真正履

行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行政问责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行政”文化，它包括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传统、行政习惯等等，促使政府及公务员尽职尽责；另一方面作为“问责”文化，它通过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的监督、质询等活动，促使政府及公务员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主动承担责任。行政问责文化作为柔性机制，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造就公民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行政问责文化有助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它给官员产生强大而无形的压力，大大地提升官员的责任感，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2)行政问责文化为保证行政权力的有效、合法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3)行政问责文化具有对于法律责任的补位功能。在行政领域中，法律规范在实践中与具体行政行为的责任需求很难实现完全的相符，因此而导致责任的“盲区”，限制其功能的发挥。所以，行政问责文化的补位功能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3　建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层级体系

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预案中对食品安全事件分级，食品安全行政问责也应当分级。根据食品安全事件危害大小、影响程序、责任机关及责任人的级别等对食品安全行政问责进行分级，进而对各级别问责进行相应的规范，建立食品安全行政问责层级体系。

在民主政治下，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通过授权获得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政府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导性主体，对于分散在其他综合监管部门的监管权，应该进行调整、清理和回收，最大程度上解决多头执法问题，保证监管机构监管权的统一。在配置监管权的时候我们要遵循统一指挥原则、控制适度原则、权责对等原则。为了完成监管总体目标，需要把监管工作任务分解，然后委托一定数量的管理者负责，并授予一定的权力，以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这里的权力配置主要包括创制权、决定权、命令权、执法权、强制权、处罚权、监督权。权力分配的结果形成横向和纵向两种组织结构形式，纵向结构设计的结果是产生了决策的层级化，确定了由上到下的指挥链以及链上每一级的权责关系，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连续性。横向结构设计的结果是形成监管组织的部门化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确定了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能、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控制幅度、内设部门的划分标准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纵向职权配置与横向职权配置应相互结合，横向和纵向监管权的重叠和交叉，促进监管权的相对集中。

在宏观层面，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具有指导和协调相关部门的权力，具有制定监管法律、标准的权力，同时相对应其承担的食品安全责任也比较大；在中观层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的体制基础是尊重现行架构以分为主，食品药品监管联席会议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主要起協调作用的行政主体，基于其功能定位是协调作用，敌职权范围应该相对狭小；在微观层面，县级行政主体的职权也应该相对集中到一到两个部门，目前存在的基层权力过于分散情形应该改变。因此，建议基层执法权集中，利于监管工作统一展开，提高监管效率。

监管权的配置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权衡：其一，职权范围扩大将带来监管和协调成本的增加，但是信息的沟通和传递速度比较快；其二，监管任务完成效率具有递减性，监管层级增加将影响信息的传递速度，信息失真度加大，但有利于工作任务的衔接与控制。

作者：于海丽　卫艳涛

行政问责制研究论文 篇2：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问责主体；保障机制；异体问责

程样国(1954－)，男，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事务与高教行政管理；黄晓军(1983－)，男，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事务与高教行政管理。(江西南目330031)

“行政问责”现已成为社会公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从不问责到问责，再到国家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以法制保障问责制的真正贯彻和落实，体现了中国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决心和胆识。当前，厘清行政问责制主体范围，加强行政问责保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乃当务之急。

一、“问责风暴”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化

2003年的非典危机中，我国近千名政府官员由于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出现重大工作错误而引咎辞职或被罢官免职，标志着行政问责制在中国正式启动，这在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

从近几年来备受公众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几起问责事件来看，多数都属于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央高层对此快刀厉行问责，自然大快人心，也算给受害者和公众一个交代。然而有心之人却会发现，现在的问责在许多地方还有明显的“人治”痕迹，官员是否要被问责、什么样的事才需要问责以及问责的力度如何往往取决于该事件是否引起了政府高层的关注。领导重视了，问责就进入了操作的层面并且问责的力度也大；反之，问责就会流于形式走走过场，“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虚晃一枪。同样，在对社会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央领导或者国务院部委领导的身影，有些处分决定甚至直接在国务院会议上进行了通报。可以说，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事件的高度重视，才强力促成了“问责风暴”的来临。2004年，中石油重庆井喷特大事故、北京市密云县特大踩踏伤亡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相关责任官员都引咎辞职。2005年，松花江水体污染事件。还有近几年，频繁出现的矿难事件，因此而丢掉乌纱帽的官员也是数不胜数。一系列的“问责风暴”意味着行政问责制必须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走上制度化轨道。

2003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步伐，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当前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在问责主体方面，问责主体单一化，过多地依赖同体问责主体，更多的是上级党组织和上级行政机关，异体问责主体如人大、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等的问责作用未充分发挥。在问责客体方面，更多的是“问”事故或事件直接负责人的“责”，而没有继续深入追究相关部门领导人的间接领导责任。在问责范围方面，更多的是局限于出现重大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等明显的过失行为，而对于公共官员在集体决策、用人失察、自身品行不当等方面的过错却鲜有被问责。如果只是将重大失职的事项纳入问责范围，就可能导致官员“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或者碌碌无为、四平八稳当太平官。在问责程序方面，近几年来的问责之所以被称为“风暴”，除喻其严厉、果敢之外，恐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问责在程序设置上尚需完善，如各问责机构并未设立专门的问责受理机关，在行政问责的启动程序以及立案、调查、申辩、复议、申诉等程序上也未作明确的法律规定。在问责结果方面，则不排除避重就轻地用内部行政处分替代法律责任追究的现象。以上这些不足都不同程度地妨碍了行政问责制正面功效的发挥，急需在日后的制度设计中加以考虑和完善。因此，促进行政问责制度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二、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范围界定

(一)从“官员问责”到“问责官员”：凸显民众问责主体地位

官员问责，官员成了问责的主体，上级问责下级，中央问责地方。之所以出现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成了问责主体的现象，根本上还是由于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受到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官员权力纵向授予关系的影响。自上而下的官员问责模式固然有其高效率和高威慑力的一面，但是仍然无法排除上级政府有所顾忌的政治考虑所带来的“官官相护”的人为障碍。既然如此，能否找到另一种有效的问责模式走出官官问责的人为因素困扰?古语有云：“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心中有一杠秤。”对于“谁来问责官员”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所以民众理应名正言顺地成为问责政府的主体。如果权力的授予者丧失了对权力的监督权，那么就很难保证公权力的运作不会偏离公益的轨道。因此，官员问责是否能够真正地实现程序化和制度化，“问责风暴”过后不致于变成过眼云烟，关键就是要看民众是否能真正成为官员问责制的主体，以及民众是否能通过顺畅的民意表达渠道对官员的政治前途具有一定的发言权。

(二)行政问责制关键：从同体问责走向异体问责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内部对其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内部对其行政官员的问责。异体问责主要是指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从我国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制，重点、难点和关键均在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的。那么应该如何加强“异体问责”?关键是要明确界定异体问责主体范围以及通过相应的制度规范保证其权力的充分行使。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明确和强化人大监督的权力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相应配套措施的缺乏，虽有质询制度，却很少启动；虽有罢免制度，也主要是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并且证据确凿的官员才实行的，并未能在事前未雨绸缪，及时地启动人大问责程序。因此在建立“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我们应明确人大提出质询案的制度和程序，保证人大的罢免权。随着依法治国和依法行

政力度的不断加大，需要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等，从而有效地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问责力度，突破现有的官员问责制的制度瓶颈和政治操作困境。同时，加强人大的问责力度还需要把质询对象由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在人代会和常委会会议期间，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书面的形式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质询案，而没有规定对这些部门负责人的质询权。这一问题的存在也不利于发挥人大问责的权力监督作用。

2．加大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中国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项主要职能是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参与国事、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目前，人民政协在对国家大政方针及地方各级政府重大事务的决策进行协商方面，在对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方面，还应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政协在政治文明建设各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中应加入行政问责的机制。

经过五六十年的磨合，民主党派已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拥护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参政党。应当逐步把民主党派的精英吸收到政府当中。有计划地扩大民主党派干部在各级政府中的比例。同时，在人大议事制度中要逐渐完善民主党派的推荐提名机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包括发挥民主党派行政问责的作用。

3．健全司法机关监督问责

现代依法行政要求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合法，对不合法的行为可以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追究处理。当行政机关在工作过程中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时，此时便需要司法机关的介入。正如立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一样，司法也是对行政监督问责的一种重要力量。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虽然规定了司法监督权的独立行使，不受任何组织、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实际生活中，司法机关在组织人事上并不完全独立，同时由于我国的司法机关都是按行政区划设置，其人员编制、经费划拨都受制于同级政府。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监督权。而司法机关能否成为有效的问责主体，这也关系到行政问责能否得以真正实现。要使司法机关对行政的问责落到实处，防止出现以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责任追究的现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首先，改革现有的司法制度，确保司法监督权的独立。其次，加强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力度，扩大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最后，完善行政侵权赔偿法规，加大法院对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的惩处。

4．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公开透明

行政问责制有效实行的关键，就是保证异体监督的畅通无阻。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以及新闻媒体曝光是启动问责程序的必要条件之一，这就必须使政务信息公开，确保民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报道权。解决信息公开的问题，从根本上有赖于制定全国统一的《信息公开法》，现已出台的《信息公开条例》①，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除涉及国家安全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其他所有政务信息必须予以公开。与信息公开密切相关的是媒体的报道权，媒体报道是社会群众获取政务信息的重要渠道，所以必须出台保障媒体报道权的相关规定，如制定《新闻法》，赋予新闻机构独立的新闻报道权和调查权，保证新闻宣传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防止新闻媒体受制于地方政府或个别领导干部，只报喜不报忧，甚至歪曲事实，提供虚假信息，蒙蔽群众。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公众监督的第三只眼和社会的良心。

三、加强行政问责保障机制建设，制定中国行政问责法

(一)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评估标准体系

绩效考核和评估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运用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的评价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行职责情况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才能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绩效考核和评估指出了评价标准的一般原则，即全面、协调、可持续。13’这就要求我们：一是在标准体系的设置上，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政府官员，纠正过去经济发展中简单的“数字论”和“唯GDP崇拜”。二是在经济指标的设置上，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短期绩效指标，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指标，使短期绩效指标服从长期绩效指标。三是在各类指标设置上，注重绩效与公平相结合。政府利用资源的效率、效果方面的问题是绩效问题，而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等则是公平问题。由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对绩效与公平偏好各不相同，因此，在绩效考核指标设置上，应保持独立性和相对合理性。

(二)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和加强官员保障机制建设 公益诉讼制度是问责制在行政诉讼制度方面的体现，包括公民以纳税人的身份请求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对于行政机关拒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行为提起诉讼等情形，这些都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公民作为社会监督主体应该有权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诉讼，鉴于公民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弱势地位，公益诉讼制度亟待建立。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防止公民因为监督政府行为及其工作人员而遭到公权力的打压和报复。

行政问责制中，官员最体面的承担责任的方式莫过于事后引咎辞职。实行行政问责制，必须建立被问责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等保障机制，以免其后顾之忧，特别是对于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可以予以适当安排，并建立相应的跟踪机制，对进步较快、在新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的，可根据工作需要重新予以提拔任用，努力形成一种领导干部既“能上能下”又“能下能上”的良好政治局面。

(三)制定中国行政问责法

问责官员不能只靠“风暴”，而更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不断完善。只有对行政问责进行全国统一的立法，时机成熟时尽快制定全国性的行政问责法，才能摆脱现有的行政问责模式的惯性，由权力型问责过渡到制度型问责，进而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真正走向法治化和制度化，有力地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加快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

1．界定行政问责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在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不仅应包括同体的问责主体即上级党组织或上级行政机关，而且应包括异体的问责主体如人大、司法机关、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体、民众等，真正实现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2．确定行政问责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三大类，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的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者。

3．规范行政问责事由

行政问责事由是指“问什么”。问责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安全事故，对政治领域、环境保护以及造成巨大反响的社会事件等都应纳入问责范畴。不仅要对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问责，而且要对错误决策问责；不仅要对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问责，而且要对故意拖延、推委扯皮等行政不作为问责；不仅对有了错、犯了法要依法追究，甚至连能力不足、行为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等方面也要问责。总之，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属于行政问责范围。

4．完善行政问责程序

行政问责的程序是指“如何问”。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部健全的法律制度所必备的要素，程序正义远比实体正义更为重要，程序正义是区别法治与人治的重要特征。行政问责中“问”的过程包括质询、弹劾、罢免等方面的程序要求，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罢免通过人数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和申请复议程序的规定等。

5．明确行政问责后果

行政问责的后果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公开道歉、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诫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引咎辞职、免职、撤职、责令辞职，给予行政处分等。

总之，行政问责制是一个系统的现代行政制度规范，它既是一个实体规范，也是一个程序规范，以上五个构成要素缺一不可。

[责任编辑：俞　晖]

作者：程样国　黄晓军

行政问责制研究论文 篇3：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及其完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法治的概念不断的深入人心，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之一。行政问责作为我国政府制度的一项创新举措，在问责三鹿奶粉、山西黑砖窑等事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已逐步走向制度化。由于实施时间短，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中依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一、行政问责制概述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功能是可以对我国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可以起到监督、惩处、教育和预防的作用。实施行政问责制，对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帮助我国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巩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确立勤政、廉政、优政行政文化，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建设责任型、服务型政府，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行政问责制自建立以来，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问责主体单一、异体问责缺失。当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由同体问责逐步向异体问责转变，但由于我国行政体制的权利过分集中且缺乏制约，且缺乏独立的行政问责机构，导致行政问责的裁定权仍然由相关部门的上级领导机关把控，公民及各类社会团体缺乏参与行政问责的途径，不具备发动行政问责的权力。

2.问责程序不规范。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在行政问责上缺乏可操作性，上级领导可以随意接入下级单位的行政问责，进而导致问责程序不规范。

3.惩戒措施不严厉。当前，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法律条文存在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且更多的行政部门内部的同体问责，惩戒措施由行政领导决定。一旦出了问题需要行政问责，而若没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或新闻媒体的报道，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惩戒措施相当随意，甚至几乎没有。即使迫于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压力，由于当前行政问责存在较大的自有裁量空间，也会尽量选取较轻的行政惩罚措施，出现处罚和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

4.法律制度不完善，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当前，我国缺乏完整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非常不完善。适用于行政问责制法规条例都分散在各种法律及政策文件中。而且适用于行政问责的部分条文规定在惩处的尺度、问责的范围等都不尽相同。并且缺乏独立的审核部门和监督机制，广大民众和社会团队缺乏对于行政问责的监督权。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与建议

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这对于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行政问责制的加强和完善也可以优化政府的治理水平。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与制度建设。首先，应积极加强行政问责的立法工作。为了更好的发挥行政问责的作用，必须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政府及公务员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并应具有高度可操作性。其次，应进一步完善独立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的主体与范围，允许民众和社会团体进行监督。最后，要严格执行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避免流于形式，提高行政问责制的威慑力和权威性。

2.进一步完善异体问责机制。当前，行政问责中主要采用同体问责机制，为了更好的促使行政问责制发挥作用，应逐步采用异体问责机制。积极引入人大、民主党派、司法机关、各种机构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公众个人的方式对违规违纪的政府官员进行问责。并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纪检部门、司法机关、公众和新闻媒体等的问责的范围和程序，形成一种程序完整、监督有力的异体问责机制。

3.加大行政问责的惩戒力度。对违法违纪的政府官员，务必要加大行政问责的惩戒力度。对于违法违纪或严重腐败的官员，在行政问责的基础上，应坚决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要使违法违纪的官员承担其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4.应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程序。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程序，是增强行政问责可操行性的关键环节。对行政问责的程序一般包括的行政问责的启动调查程序、问责决定形成程序、问责结果的公示程序、公众媒体的监督程序等几个环节，这几个环节缺一不可，环环相扣。在对违法违纪官员进行问责是应严格按照相关程序，能够进一步确保行政问责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四、小结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关键措施，构建现代服务型、责任性政府的必由之路。虽然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依然有很多的不足，但随着行政问责制制度化建设的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必将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高红艳.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J].河北法学,2010(9).

（作者简介：刘益纶，南京晓庄学院行知学院08行政管理。）

作者：刘益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