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

摘要：本文针对高职学分制实施的实际情况，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高职学院的200名学生和50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总结和分析学分制对高职课程教学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 篇1：

我国长期贸易顺差的原因及调整对策

1994年后，我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进入本世纪后显著扩大。据最新统计，2007年1—2月顺差为396.1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3倍多。日、韩两国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对外贸易一般表现为逆差，工业化基本完成后，才出现较长时期的贸易顺差。日、韩的拐点分别出现在1970和1990年前后，而我国目前已出现了长达十余年的贸易顺差，且近年逐渐扩大，值得关注。

一、“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长期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虽然我国外贸方针一直表述为“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但实际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服从并服务于“拉动经济增长，减轻就业压力”等内部平衡目标。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均将扩大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因此，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事实上是“奖出限进”、追求盈余的。

（一）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

开放条件下，汇率构成宏观经济平衡条件的一个关键性政策调节参数。维持一个低于均衡水平的名义汇率，是我国实现“奖出限进”、实现盈余目标最为基础性的要素。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外汇制度依然属于固定汇率制度，而且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以及各国价格水平的变化波动，因此，虽然我国的名义汇率是固定的，但实际汇率一直在变化。1998—2001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升值（年均5.5%），贸易顺差逐年缩小；2002—2004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年均9%），贸易顺差随之不断扩大。外部平衡的变动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加之我国的通胀率被控制在相对更低的水平上，结果是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有效汇率却不断贬值。

在我们以往的宏观经济指导思想中，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因为增长可以缓解和有助于解决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一直积极肯定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而没有从内外均衡的角度考虑持续超出会破坏内部均衡和增长的基础，更没有从恒等式（S＝CA＋I）的角度考虑——维持低于均衡水平的汇率水平鼓励盈余（CA＞0），本身就意味着“激励储蓄而抑制消费”，意味着“扩大外需而抑制内需”。以致多年来，我们的汇率水平安排，实际上与中央早就提出的“扩大消费”、“扩大内需”的意愿相左，抵消着扩大内需和扩大消费的努力。

（二）出口奖励和进口限制

长期以来，在我国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自1985年开始，我国一直全面实行出口退（免）税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3%左右。此外，政府还对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信贷保证以及利率优惠，通过进出口银行，对资本货物出口提供信贷支持，对出口贸易提供风险担保。

进口限制方面，1994年外汇并轨后，政府实施配额和许可证制度。中美入世谈判中，我们承诺降低控制幅度。估计1999年许可证与配额管理控制占到进口额的20%，目前的控制比例已低于5%。关税方面，1992年以前，我国进口关税税率算术平均水平为43.2%，在2001年加入WTO时，平均税率降到17%（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加权关税水平在3.8%左右），实行数量限制的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降到了20%。2005年关税税率降到10%。此外，进口限制还体现在外汇结售制度以及用汇审批制度上，企业和居民对进口的需求因此受到抑制。

客观地说，我国出口鼓励和进口限制政策的力度，在入世以来都明显弱化了，但仍不足以抵消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实际汇率持续走低对CA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我们分析的时期内，无论是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的安排，还是管理法规的设置，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实际上实行的是“奖出限进”政策，其效果必将使对外贸易倾向于盈余，持续地激励外部需求、抑制内部需求，造成贸易顺差的持续存在和扩大。

二、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妨碍贸易顺差自动调整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一直固定不变，从2005年7月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汇率浮动区间依然很小（0.3%）。央行依然在不断通过收购外汇的办法避免人民币升值过快和波动。

在外部失衡调整方面，由于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难以对美元和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变化及其影响做出反应，结果是人民币名义汇率保持稳定，而实际汇率不断贬值，导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部失衡加剧。

三、缺乏兼顾内外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贸易顺差起着助推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央行采取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国内基础货币投放迅猛增加，M2快速上升（1993年升到37.3%），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需求增加，对外贸易趋向逆差；1994—1997年为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收缩，基础货币增速和M2增速逐渐下降（1997年M2增速降到19.6%），通胀率下降，国内需求相对下降，对外贸易转向顺差。这说明1997年以前，外部平衡状况变动主要由内部平衡的变动引起，而后者又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实际汇率不断上升，出口受到影响，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物价稳定，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0年赤字率由1997年的0.8%上升到2.5%），以扩大内需。1998

—2001年贸易顺差逐年缩小。

2001年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转向贬值，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这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胀压力逐步增大，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高位运行。迫于这些压力，央行采取了中和措施，且力度不断加大，货币政策逐渐失去主动性。同期财政政策明显收缩，赤字率逐年缩小（2005年降到1.1%）。这些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加，加剧了外部失衡，同时也妨碍了经济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缺乏一个内外平衡目标兼顾的思维框架，政策目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部平衡目标——“高增长、低通胀”的实现，而忽视了外部平衡。事实上，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是相互影响和依赖的，1997年以前，内部的快速扩张和逐步的收缩，直接影响了外部平衡状况的变动；2001年后外部失衡的加剧，对内部平衡产生了压力，而关注内部平衡目标的调控制政策，又推动着外部失衡的加剧，也妨碍着经济系统本身自动调节功能的发挥。

四、调整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表象下，实际上存在内外两方面的失衡问题。从内部看，存在着内需不足、消费不足的失衡；投资内部也有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比重高、而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投资不足的失衡。从外部看，贸易顺差过大，国家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内外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中的突出表现，是货币过量供应和流动性过剩。

（一）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但是我们的增长方式是粗放的、高代价方式的，以致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了多一些出口拉动，我们通过压低本币币值和出口补贴以提高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科学、不和谐的。必须转变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入轨”“上路”。

（二）坚持扩大内需，放弃“奖出限进”的外贸政策

根据上述对外部失衡原因的分析，我国长期实行的“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是导致贸易顺差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进行全面调整，取消出口退税，逐步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取消不利于进口的一些管制措施，为尽快恢复外部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加快完善汇率形成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着眼长期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逐步使汇率水平在市场基础上确定，使得经济向均衡状态收敛。

（四）加快法制建设和市场完善

中国最紧迫的发展瓶颈是环境污染的约束，而环境污染的实质是产品价格的不完全。我们必须按照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和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将会把环境生态成本逐步“内生化”给企业，使其产品价格趋于完整，减少国民福利的损失。而这些合理成本的增加和价格的合理上升，将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增加汇率弹性。

（五）在货币政策方向上，不宜采取过度紧缩措施

其一，在汇率调整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在中美之间继续保持一定的利差；其二，当我们持续地对实际汇率进行调整，随着CA缩小，国民经济有可能出现趋冷变化。

（六）必要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财政政策必须服务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调整方向。为应对汇率升值可能带来的萎缩，必要时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扩大财政收入的份额，而是要扩大财政赤字。一方面减税，缩小政府收入；另一方面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增加对教育等社会消费的支出，改变居民对未来的预期。准确地说是“积极的消费型赤字政策”。

（执笔：岳国强、程选）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课题组

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 篇2：

学分制对高职课程教学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 要：本文针对高职学分制实施的实际情况，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高职学院的200名学生和50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总结和分析学分制对高职课程教学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学分制 高职课程教学 影响 实证

一、问题提出

2006年3月30日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中指出“要大胆探索学分制、弹性学制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革，以适应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要求”。目前，高职院校的学分制改革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实行的完全学分制，是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建设的一大亮点，是由原来的封闭和半封闭式教学向开放式教学迈进的一大步。学分制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以其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因材施教、以人为本的显著特点，受到国内外各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实施学分制是新形势下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材多样化需求的有效办法。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实行学分制，但学分制这一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教学管理制度真能很好地实现本土化吗？笔者带着这一问题调查了高职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对学分制的认识情况，并找出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最后提出改进学分制的对策与建议。

二、问卷调查基本情况说明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笔者设计了2种调查问卷，对高职大一、大二、大三的200名学生和50名专职教师进行了调查。2种问卷共发放250份，回收问卷24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9%。为避免问题过于分散，问卷以封闭式问题为主，但为了防止问卷设计有偏颇，限制了调查者的思维，遗漏重要问题，每份问卷备有相应的开放式问题，相关内容见下表：

三、学分制对高职课程教学的积极影响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发现，学分制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1.有利于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在学生的教学质量评价统计中发现，自调查学校实施学分制以来，学生对教师满意率以4%增长。学分制改革对教师产生一定的压力。86%的教师认为学生选择教师会对任课教师产生压力，其中19%的教师认为会有很大压力；同时，有84%的教师认为实行学分制后知识更新周期缩短，感到很紧迫。学分制下的选课制，可以增加教师的竞争意识，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选课制要求开设大量的选修课，同一门课程有不同的教师讲授，同一教师也可以开设不同的课程，学生不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师。如果选课的学生达不到一定的数量，那么该门课程就会取消。选修课程既要求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又要求一定的趣味性，还要面对不同专业、不同知识结构的学生，这就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学生喜欢内容新颖，风趣幽默的课程，就会淘汰那些内容陈旧乏味的课程。这就会促使教师不断更新教学内容，进行教学方法创新。这对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学生的学习兴趣、素质和能力有所提高

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7%的学生认为自己选择课程学习对提高学习兴趣有一定帮助，仅有13%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有75%的教师认为实行学分制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所提高，25%的教师认为学分制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没有帮助。学分制的自主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使各类学生的学习得到了保障，满足不同类型同学的多层次需求。

3.学生通过选课，自我设计能力、选择能力得到提高

有92%的学生认为通过选课，自我设计能力得到提高；87%的教师认为学生的选课能力随着年级的增加而增长。

四、学分制对高职课程教学的消极影响

然而学分制又像一把“双刃剑”，它给学生、教师、校园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不容忽视。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发现，学分制给教师的教、学生的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1.学生选课缺乏科学的指导，存在盲目性。

学生选课时，大多只凭个人兴趣去选课，这就有可能造成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理。有些学生则把精力放在感兴趣的选修课上而忽视了专业课、基础课的学习。由于学分制允许学生自主选课，学生会避难选易，专门选择较容易得分的课程来“凑学分”；还有的为了赶时髦，一味追求适用于当前市场的课程，不能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甚至还有学生以老师是否宽松，考核是否容易过关为标准去选课。

调查显示：对于选课依据，50%的学生选择依据兴趣或避难选易；18.3%的学生依据知识结构选课；15.7%的学生根据将来的职业需要选课；还有7%的学生以其他东西作为选课依据。只有10%的同学能综合考虑兴趣、知识结构、以及将来的职业需要。从对任课教师的调查中发现，41.9%的教师认为学生自主选择的课程不合理，需要指导。59.1%的教师认为学生自主选择的课程非常不合理，需要加强指导。学生在选课前对课程的了解往往不够。

2.备选科目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

通过调查发现，在封闭式问题“你认为学校推荐的教学计划学分分配是否合理”中，有62.4%的同学认为在学校推荐的教学计划中必修课所占学分太多，这样学生在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计划之后，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选修其他课程，使自主选课无法落到实处。许多学生为了完成学分，不得不选自己不喜欢的课程。

56.3%的教师觉得“目前教学管理中最大的问题”是课程设置、课程安排方面的问题。这其中涉及排课时间不合理，必修课、选修课时间冲突，一周中忙闲不均，中午休息时间过短，实践类课程设置太少，通识性培养平台课太少，专业课太多等等。我们不难发现，我们专业必修课比例偏高，选修课较少，学生学习的自由度较小。

3.课堂教学管理难度增加

学分制的实施使不同专业的或不同行政班级的学生集中到一个教学班上课，且人数一般有较多，这就加大了教师的课堂管理难度。由于学生的专业差距，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难度。从行政班到教学班，加大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教学班的授课教师很难掌握学生出勤情况，尤其是任意选修课，很难认全来自不同班级的学生，平时课的成绩难以打分，加上学生易集堆，难管理。

4.学校提供的选课信息不详细

学校提供的课程信息和任课教师的信息对于学生选课来说就尤为重要。但多数时候，只提供了简单的信息介绍，没有课程内容、课程目标、学习该课程应具有哪些知识准备等比较详细的解释，学校也没有专门要求导师在选课前去组织学生就这方面进行学习。

五、对策与建议

1.转变观念、重塑教师角色

观念创新是教育创新的先导。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是顺利实施学分制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讲，学分制改革力图打破传统的刚性教学计划和统一人才培养规格为基本特征的学年制，转向实行以选课制和弹性学制为核心的学分制，这不仅仅是一次教学组织与管理制度的变革，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思想观念的变革。学分制的实行需要一个开放的教育理念，需要给学生一个自主学习的空间。总之，推行学分制就必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即学生选择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的自主，这是把学术自主的原则贯彻到大学的学术群体最基层的表现，只有在充分尊重学生学习自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师生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平等交流与沟通[1]。在改革的过程中，高职院校的教师不应该只是学分制改革的参与者，而更应该成为推动者。既然如此，那么，迅速转变观念，重新定位好自己的角色，致力于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探索中，共同寻求适应现代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切实以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投入教学，适应现代教学改革需要，切实发挥教师在新时期教学改革中的科学性、引领性，使学生在新教改中真正获得能力的提高，应成为高职院校教师的当务之急[2]。

2.构建灵活柔性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培养目标的调整、教育内容的更新以及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归根结底都要通过课程改革来实现。学分制能否顺利实行，至关重要的是能否制订出符合学分制要求的课程体系。我们要突破以往统一的培养计划、教学要求、教学进度的固定模式。“把过去按专业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改为按学科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新思想，增强培养计划的弹性。学分制下高职课程体系应满足以下几方面的要求：（1）递进性和选择性相结合。（2）刚性和柔性相结合。（3）综合化和专业化相结合。

3.提高选修课程比重

增加选修课的比重，扩大学生选择的自由，也是目前世界教育的一个趋势。

学生在大量必修课的压力下，也缺少时间和精力去选学，影响到学生对选修课的自主选择和个性发展。选修课的设置要反映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科发展的新动向，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4.完善导师制、做好选课制的配套制度改革。

针对学生自主选择性较差，选课存在盲目性，跟风现象严重，对选课制缺乏认识的现象，学校应建立导师制。导师应根据学校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和学生的特长、兴趣与志向指导学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对学生的专业方向和选修课程进行全程指导，将选课信息及时传递给学生，并有效地解答学生遇到的各类教学选课问题。学生应按照教学计划，科学合理地安排选修课程和学习进程，构建符合自身需要和特点的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

参考文献：

[1]李栋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63-65

[2]张菊香.浅谈高职院校学分制改革下教师角色的转变[J].湘潮（下半月），2009，5：12.

作者：唐小艳

转变观念改革贸易统计制论文 篇3：

徐冠华：探寻中国经济转型之路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视角，对中国经济转型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方面重大问题：一是传统产业步履维艰；二是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中的无序发展与“低附加值陷阱”；三是中小企业存活率低，难以做大做强。因此，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转型之困

谈到传统产业步履维艰的问题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以笔业为例，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他说，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各种笔的产量都居世界首位，圆珠笔的产量更占了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可以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笔大国。但是从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上来看，中国的制笔业是大而不强，甚至很多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圆珠笔的“空心化”，二是制笔产业链在其他环节上也有缺失。所谓圆珠笔的“空心化”，指的就是圆珠笔的笔珠、笔芯和墨水主要依靠国外进口，或者依靠设备的进口，所以国内的圆珠笔企业一直是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生产加工活动。中国出口的圆珠笔价格大约是5毛钱到一元钱人民币，但是在美国市场转眼间就能卖到1美元以上。中国在所获得的一元钱人民币当中，进口的笔头、笔芯、技术和设备占了大头，再加上劳动力的成本，剩余的利润一般也就是2分钱到5分钱人民币。这么少的利润，无法进行创新和扩大再生产，无法支付越来越高的人工工资。另外，在制笔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上，我们的企业也有缺失。比如，在美国市场上，制笔产业链从1元人民币到1个美元的增值，包括了从产品设计、采购、物流、批发经营、零售服务各个环节，而在这些价值链当中，创造更高利润的环节，全都不在中国企业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制笔业不是没有利润，而是我们的企业缺乏占有制笔业价值链高端的能力，制笔业的这种处境，在中国传统产业当中很具有代表性。

对于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中的无序发展和“低附加值陷阱”问题，徐冠华院士说，中国有不少地方政府都很热衷于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不惜代价实行各种优惠政策，让产业发展的重点向高新技术倾斜。但是从实践上来看，许多地方对此缺乏理性认识，更多的表现为概念的炒作，因此导致了雷同式的布局、低层次的竞争、技术的盲目引进和缺乏有效的核心技术支撑等等，同时也导致了升级版的GDP主义，因为无序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战略性发展机遇的错失，后果非常严重。我们的高技术企业陷入到“低附加值陷阱”当中，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核心技术。此外，中国经济转型难，也体现在中小企业存活率低、难以做强做大上。徐冠华院士坦言：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孕育大企业的摇篮，尽管这些年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存活率低，难以做大做强的问题仍然具有代表性。究其原因，融资困难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就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是普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可以说上述难题，都是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所绕不开的困惑。

难在转变

徐冠华院士认为，中国经济转型难，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不健全；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徐冠华院士认为，目前社会化市场化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和激励机制的缺失，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且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公共服务的缺失，也使得企业很难从社会、从市场上获得技术创新所必需的资源。徐冠华院士认为，当前，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工程、产学研结合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政府也需要更多的去关注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建设，因为政府主导的项目只能够涉及少数企业及少数研发人员，并且也只能在一个时期内起作用，而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将惠及全社会，从而调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众多人员的积极性，依靠市场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创新大军，形成中国自主创新蓬勃发展的局面。另外，在政策的导向问题上，徐冠华院士也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的不足，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比如，现有的GDP导向机制，使得国有企业不愿意冒技术创新的风险，也不愿意在竞争性的领域做创新性的工作。再比如，地方政府在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博弈和权衡，妨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鼓励创新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在谈到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转变问题时，徐冠华院士表示：众多案例都说明，我们在宏观层面与战略层面上把握不足，过多地依靠微观层面的项目操作，这样就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包括战略规划、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导致产业技术换代和市场前景判断的失误；再比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和市场机会的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研发不利，因此不能够有效地担当起新兴产业的技术支撑等等。徐冠华院士强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利，将导致研发市场、金融贸易整个产业链上布局的脱节，并且过度关注规模总量的扩张，会忽视质的提升和改善，会被GDP牵着鼻子走。可见，中国经济转型之难，难在意识与思维的转变。

重在改革

“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伐；二是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三是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四是大力发展创新服务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在谈到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时，徐冠华院士强调：企业的创新不仅包括研究开发的创新，也包括产品的设计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一系列环节，所以单纯的技术突破，不能解决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因此，孤立的科技改革和孤立的经济改革，都不能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大力推动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紧密结合。同时，我们要给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更自由的氛围和更宽松的环境，并摒弃现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奖励和评价体制。对于一些战略性的产业，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结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对于千千万万知识产权的持有者来讲，产学研主要靠政府是做不到的，要靠市场，要靠中介机构来建立起这个桥梁和纽带。

谈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时，徐冠华院士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但在管理服务方面的政府职能仍然存在很多越位和缺位的现象。政府的缺位，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环境建设的落后上，体现在宏观战略和政策的把握不足上，所以政府应当把职能定位在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上，政府应该在制定和落实公共政策上下大力气，政府应该在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研究、前瞻性布局和重大研究基础等方面，多做工作，这样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徐冠华院士认为，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体当中，传统产业仍然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绝对等同于低利润、低附加值，传统产业也有高附加值和高利润，关键取决于企业在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呼吁经济、科技管理部门，高度关注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

谈到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徐冠华院士认为，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因为大量的创新服务机构和创新中介机构，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所以我们说，没有现代服务业，就没有现代农业和现代制造业，而脱离了现代服务业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是传统的农业和传统的制造业。中国经济的转型要依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要依赖创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要想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完美结合，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创新服务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够真正实现。

面对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徐冠华院士满怀信心，这信心来源于他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同，更来源于他对中国经济转型困境的深刻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政府、企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作者：刘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