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行业贪污贿赂管理论文

进入2010年，“调整收入分配”一词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于中国的官方表述中。胡锦涛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改革分配制度，让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更有尊严地生活。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房地产行业贪污贿赂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房地产行业贪污贿赂管理论文 篇1：

“公益性国企”改革争议及辨析

质疑：划分标准是为垄断找借口？

“公益性”国企的概念一提出，便引发公众对两类国企改革路径的广泛争议。2011年12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又对此说法予以纠正称，此前被媒体误读的“公益型国企”跟国资委提出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并非同一概念。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强调的是其对国计民生的保障作用。而公益型企业的说法会让人误解为这类企业只强调公益性，而不顾盈利性和竞争力。上述负责人表示，“有的行业产业集中度较高，但其中的垄断因素并不表示其没有公益性。”国资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真正的垄断企业应同时具备地位垄断、价格垄断和利润垄断，而我国一些企业只是“产业集中度高”。但即便是纠正过后的版本，争议依然难以平息。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定位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经常没有履行其公益职能，竞争性国企又无法摆脱“垄断”的争议。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崔新生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划分这样两个标准完全是在为国企垄断找借口。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是企业，因此把公益性和竞争性作为划分企业的标准是不合理的，公益性应该是所有企业都具有的。最重要的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企业”在享受垄断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其公益义务。

而事实上，近年来公益型企业的“个益型”趋势，却不能不让人警惕。公益型企业的个人收益增长明显高于社会效益。2011年12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发布一份“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2011)”称，鉴于公司的实际业绩，中石油高管薪酬存在严重的激励过度。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2010年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分别是96.29万、89.23万、86.18万和110.22万，而企业的实际营业利润率为8.90%、7.46%、-7.38%和2.50%。一边是“公益型”企业效益的滑坡，一边是“公益型”企业高管的个人收入的与时俱进，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难道公益型企业的高管薪水考核就是和效益成反比？

公益型企业员工薪水管理问题多多，均指向“个益型”。大概是受国资委“高管年收入不能超过员工年薪的12倍”的规定影响，多家“公益型”的整体福利水平高得都让普通人不敢想象，三大石油巨头中海油员工年薪已经达到36.8万。2011年5月23日，审计署发布的17个公告披露了多家央企职工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使用虚假发票分别套取资金、虚列研发费用，乱发奖金、补贴、过节费、公款交纳私人物业费等好处，“公益型”企业薪水之外的个人好处暴露。

纵观国企腐败案，公益型企业的“个益型”特点凸显。2008年至2011年上半年，上海查获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占案件总量的47%，而大要案却占了94%。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贪污受贿金额高达两亿元，其中单笔受贿金额就达到一亿多元，为中国贪官之最，而且陈同海奢侈浪费，挥霍无度，每天公务接待费用就达五万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746万余元。

与“个益型”特点上升的同时，这些企业的公益型却无法显现。国资委公布了央企2011年1-9月对外捐赠情况。公告称，根据企业上报的捐赠情况，2011年1-9月有92家中央企业发生对外捐赠支出，累计支出总金额为16.9亿元人民币。其中，中石油约2.4亿元，中石化0.98亿元，中海油0.85亿元，三大油企共计捐赠4.23亿元。而2010年全年，三桶油的对外捐赠总额为8.98亿元。与之对应的是，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让公益型企业汗颜。2011年4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家族将持有的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以福耀玻璃4月13日的收盘价计算，这笔捐赠市值达35.5亿元。同时，2010年，曹德旺捐赠到账总额为10.28亿元。在救灾领域，2010年4月，曹德旺家族向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2010年5月，向西南干旱灾区捐款2亿元等。中国社科院撰写的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结果显示，无论是国企、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都少得“可怜”，平均得分仅为19.7分，满分为100分。其中，近半数国企系旁观。

国企公益性争论的本质是国企改革方向之争

虽然国资委很快加以澄清，但外界对于“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的内涵与外延依然争议很多，对“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的公益性与盈利性和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更是有诸多质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一位负责人表示，对国企公益性的争论只是表象，根本的问题是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了共识，有了清晰的思路后，下一步才能谈到实质性的推进改革的动作。否则，国企改革依然难有大的进展。

对此，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所谓国企有无公益性，其实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倒不如用垄断与非垄断来做划分更为确切。所谓私营或国有，涉及的所谓公益性，是没有人愿意干的事情才叫公益性，因为这需要政府贴钱和出面解决问题。在王建看来，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竞争性领域的问题，市场的办法解决不了或私营企业不愿进入的那些领域，就应以国企形态来解决。就此而言，除了铁路、民航、邮政等领域，在石油石化行业、房地产行业、大型汽车制造行业、电信行业等等竞争性行业，国企形态毫无疑问都应退出。

不过，对此看法，前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负责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新改革思路中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指的是针对公共产品企业和自然垄断产品的企业，其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透明度，建立包括价格、服务标准、成本控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机制，以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的利益。也就是从事公共服务行业的国企，应将服务公众作为最高的目标。这种做法其实就纠正了中国现在所实行的“营利性”国企的弊端。他认为，在中国以前的国企管理中，所有国企都要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这就必须以赢利为参考指标，这又必然损害社会利益，这次改革就是为了纠正这样的错误。

对国企的“公益性”与盈利目标这一对矛盾问题，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長许保利认为，打造公益性国企关键的一点在于公益性质国企应该是适度盈利而非暴利的企业，特别是企业的收入分配更应该公开透明，不能因为发挥社会效益而影响企业活力，更不能靠国家补贴过日子。他说，既然是公益性的企业，就必须发挥社会效益。但企业是趋利的，必须要盈利，这样才能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这些企业大多是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

世行报告建议中国缩减国企规模，提高支付股息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的报告。报告提醒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在没有太多预兆的情况下快速放缓的危险，很多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国民收入达到某个特定水平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而经济急速放缓可能会令中国银行业和其他产业中的问题恶化，甚至可能引发危机。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2月23日在贵阳举行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预计，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压力加大，全年经济增长将在8.5%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23日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中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该报告就中期发展增长道路提出了若干建议，目的是帮助中国实现向高收入社会的过渡。

建议提高国企支付的股息

据新华海外财经报道，2010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访问北京期间提出了启动该项目的建议，中国高层批准了中国和世界银行的这一合作项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直属于中国国务院，是中国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官方智库之一。世界银行在中国政府机构中拥有较高的声誉，尤其是在它提供了帮助中国设计早期市场改革的建议之后。两者合力完成这份报告，无疑增加了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力。报告中的焦点话题包括：如何管理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中国的能源、自然资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产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够轻易地从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

报告建议大幅提高国企支付的股息，这样不但能提振财政预算收入，还能提高对新的社会性项目的支付。事实上，2008年前，国有企业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自2008年开始，在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呼声下，国企最终告别了13年不缴红利的历史。虽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今年初已经第三次扩容，但是目前上缴红利依然很少。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达到844.39亿元，增长51.1%。参与报告的人士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对国有企业加以监管。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努力保证这些企业依照商业规则经营。国有企业应该将被认为是无关的业务出售，使私营企业更容易在所产生的新领域里竞争。报告还称，很多中国国企都设有专营房地产的子公司，而这些公司往往会抬高地价。另外，国企还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房产泡沫，中国政府现在正努力打压这些泡沫。佐利克上个月在芝加哥对经济学家发表讲话说，中国需要限制国有企业扮演的角色，打破垄断，让所有制多样化，降低私营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中国正试图加快打破垄断的进程。国家发改委2月21日召开由45个部门参加的会议，就落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今年上半年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相关实施细则的工作要求，倒排时间表，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房地产行业贪污贿赂管理论文 篇2：

直面中国贫富差距

进入2010年，“调整收入分配”一词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于中国的官方表述中。胡锦涛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改革分配制度，让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更有尊严地生活。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贾庆林在政协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将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联系了起来。今年“两会”前夕，新华网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更是登上“两会”最关心话题之榜首。惟此，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又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成为拷问当今社会的民生焦点。

我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承受极限

收入分配差距明显拉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据权威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为0.343，2000年以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且逐年上涨。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的用以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现在，各方研究给出的数据有所差异，官方的说法是0.47，学者的估算是0.49，民间估算是0.59。但基本共识是，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越过0.5了。假如将官员的“腐败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权力阶层的种种隐形收入都算进去，能否止于0.6，恐怕就不好说了。近日，新华社调研小分队一份报告称：“我国基尼系数早在10年前就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我国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穷降富升”惊现两头拉大。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认为我国贫富差距之大让人吃惊，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近两年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又上升了，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干得多，挣得少”是现阶段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当前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个别国企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最多相差128倍。5月24日《人民日报》载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3位同窗好友，其中任国企高管的赵刚，实际年薪高达百万，然而其他两位同学一年的收入都不及赵刚一个星期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牛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目前我国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贫富落差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据统计，2009年收入最高的10％富裕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贫困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0.14％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

工资“双轨制”造成分配不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种“屁股决定腰包”的思维模式为我国社会埋下了“定时炸弹”，由此会引发许多不确定的不和谐因素。

地区差距形成了分配差距。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指出，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40％。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尽管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控措施，西部地区GDP的增幅超出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已赶上东部地区，但历史欠账仍然无法填平。扩大的势头尽管有所放缓，但扩大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同时，我国城乡差距也在继续扩大，一系列惠农政策虽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收入差距已扩大到了3.53倍。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近年来，石油、天然气、烟草、电力、金融、电信、航运等行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25％～80％。特别是电力、能源、运力的紧张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目前，电力、航运、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垄断行业员工收入高，并不是他们有多大能耐，而是他们占尽了国家投入、资源稀缺的便宜。有传言，电力行业有的连门卫每月工资都能拿到六七千元，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近年来。房地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再有就是房地产业，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腐败收入已成鲸吞公共财富的无底洞。据最高检统计，2009年全国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近年来，贪污受贿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官员屡见不鲜。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掌握权力者的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在现实体制中它却渗透和影响着我国的分配格局。调查证明，社会分配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每年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少数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乃至

财富掠夺。

不可忽视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

我国经济已经出现连续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都在大幅提高，但是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是分配机制不健全导致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加剧，社会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成员个人能力的差异，收入上存在差距具有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提出，可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这句话是有深刻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同时，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回过头来看，老人家讲话是非常富含哲理的，前者通过政策来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打破我国多年僵化的体制，做出率先致富的榜样；而后者则要通过法律和政策的调控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改革开放31年来，前者鼓励有余，后者调控不足。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理应严格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执行到位，同工不同酬、多劳少得等现象非常普遍。由于法律缺位、政策乏力，使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处理好它们的关系不容易。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越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角度说，不提高效率，难以实现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我国今年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27552亿元，同比增长34％。近日公布的上市公司季报，也显现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势头。与政府、企业的收入增长相比，居民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已是不争的事实。劳动者收入增长慢，归根结底是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劳动收入增长慢，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限，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消费就难以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普通工薪阶层与有着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差距就会越拉越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全国总工会相关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太不公平，有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中最大、最突出的问题。比如平安保险公司的老总马明哲，2007年的年薪6616万元，日均收入18.12万元，被福布斯评选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贵的老板”。而就在同年的10月份，中国平安A股价格却从2006年10月最高149.28元暴跌到43.04元，跌幅346.84％，大量小股民资产人间蒸发，这种巨大反差将平安推到了“高管吃饱，股东割肉”的代表席上，曾引发全国性的质疑和争论。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体制内退休的数万企业老工人，现在月平均退休养老金才刚刚越过千元。中西部地区的代课教师月均工资仅有200元。特别是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不少是非正常竞争因素造成的。

第三，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困群体。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开展扶贫活动，不仅力度逐年加大，而且额度也在加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绝对贫困人口已由2.25亿人下降到4000万人。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客观地看待贫困人口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关系?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继明说，贫困人口问题和贫困的概念怎么看，关键是我们贫困人口的标准太低啊，你要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那个贫困线的标准相比，我们的标准还是太低了。要是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会扩大。因为我国已经出现财富向少数人持续高度积聚的趋势，这必然导致社会贫困群体不断扩大，中国农林水工会曾对全国该系统的困难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困难群体职工的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该工会对27个垦区调查，困难职工人数由1999年的24万多人，上升到如今的36万多人，增加近50％，职工的困难面由8.4％上升到13.9％。到底全国有多少贫困人口，至今未见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教育部学生司负责人介绍，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有贫困生约20％，有特困生约10％。因为学校对贫困学生有担保助学贷款的义务，其统计数字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如果以特困生10％的比率推算全国的特困人口，那么全国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就远不止农村的3000万和城市的1000万了，重庆市贫困人口从刚开始实行低保的14万人，5年后却增加到70.86万人，约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10％，这一数据正好和特困学生数据吻合。我们要关注的是，特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即使他们能够全部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维持的也只能是生存所需要的温饱状态。令人堪忧的是，目前这种社会贫困群体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局部人群中，扩大势头还在进一步加剧。

第四。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河北经济信息学院的秦中忠等研究认为，当收入分配差距悬殊，表现出宏观上的分配失控或者分配制度明显不合理时，往往会产生危及社会稳定的不良后果。我国刑法学家何秉松在其《黑社会犯罪的自组织原因论》中指出：“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但面对猖獗的愚昧和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去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何教授指出的是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其实城市中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危害同样也不可小视，众多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上极端行为的背后可能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待人们去思考。

专家指出，回顾30多年的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巨大，在权力资本的暴利扩大中，相当一部分工人农民不仅未分享到改革成果，而且出现了“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理。这种“相对剥夺感”体现在：一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经济与政治权利不平等，部分人“全面发展”、“过度发展”，而数量庞大的基层群众发展缓慢以致停滞。在企业改制

中，少数管理层成为老板，化公为私，而职工丢了饭碗。二是先富人群利益与责任不对等，在落差持续扩大的社会分配格局中，“先富带动共富”的理论设想未能实现，普通人群社会心理失衡。三是利益多元化社会中，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使企业与民众的切身利益产生冲突，突出表现在城市拆迁、楼市失控、农村征地、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方面，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客观上将自己推到了民意的对立面。最后又以反向作用，架空国家政策，绑架国家政策，甚至干预国家政策，过去常见西方利益集团惯用的手段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第五，容易引发社会“仇富”、“仇官”心态。中国富人为何不敢露富?风俗习惯甚至遗传因素是中国富人保持低调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税收不规范以及下层社会犯罪分子的经常性威胁。当前，绑架已经成为中国富人面对的一大痛点。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透露，近年来全国绑架案立案呈上升趋势，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绑架也许只是中国社会一种更加普遍的妒忌风气的最强烈的表达。

亿万富翁多一些倒不可怕，可怕的是因政策因素致使无数人沦为房奴，踩在房奴之上的是若干房地产领域富翁。再就是官员的贪腐及其家族的高收入而更让人们感觉到不公平。“富二代”、“官二代”的种种现实表现一而再地刺激社会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说：“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称做‘绝对剥夺的人’，他们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过不下去才去铤而走险，而不是所谓的‘仇富心理’。”试想，当一面是一些“暴发户”们在“为富不仁”，一面是社会对边缘人员缺乏生活和生存保障，对富人阶层形成的以金钱为目的的安全威胁，又怎么可能轻易消解呢?

医治“贫富差距病”关键看政府勇气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我国改革开放前，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3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了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非常见效。经过10多年的探索后，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并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一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一直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中，成为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官方精神。

实践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是完全正确的，但它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变化，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否则，便是空谈。“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贫富差距”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沉重话题，而实现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一是尽快实现“两个转变”。即：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蔡志明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有多个方面，大的方面，就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分配明显不合理，政府拿走的多了，居民拿走的少了，这是从整个宏观上来说。以今年前5个月税收为例，据报道，前5个月中国税收完成35470亿元，同比增加8362亿元，增长30.8％，全年预期完成8万元，若无大的意外，应该是板上钉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裕的政府。就增长而言，相对30.8％的税收增长速度，民众的收入增长则远远不及。这一收入的倾斜已经很不正常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政府减轻税收，让利于民，藏富于民，真正做到民富国强，这就要求政府应适量减少财政收入这一块，政府也必须节省开支，目前政府自己的行政开支占得太大了，还有政府的规模，政府的投资，干吗非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呢?为什么不让百姓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呢?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朱小丹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少上几个项目，有些项目一上就是十个亿、二十个亿、几十个亿，省下一半，多为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多解决一些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问题，让大多数人受益，切切实实来改善民生，这是我们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愿多一些有这样思路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

二是遏止公共权力下的灰色收入。从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来看，官员腐败、权力寻租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成本过高增加了公共权力交易和腐败的可能性。在政府公共支出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等大量公共支出缺乏监管。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握有项目和稀缺资源审批权的某些人大量潜在着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在金融信贷领域，我国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加剧了信贷资源的紧缺程度，企业之间围绕信贷配给的竞争所耗费的成本已超出了利率成本。在城市化和土地“招拍挂”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和相关权力主体所获取的灰色收入又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加之“一支笔”们的乱批乱报。这些现象不仅客观上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而且也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垄断地位的形成，都是政府造成的，这就要求政府首先必须打破自己的垄断，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你把这些行业的垄断打破了，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自然就降下来了，有些行业非垄断不可的话，那你政府要加强监管，要规定其高管、员工的工资不能超出平均工资的多少倍，你要有严格的限制。一旦违规就要按贪污和私分论处，只有使出“撒手锏”才能有效地给垄断行业的高薪套上“笼头”。

四是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

公平问题，较之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因为整个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过低，这里面又表现为最低工资水平比较低，这个就得靠政府立法，通过《最低工资法》来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当然，也有人担心，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后，是不是我们的劳动成本上升，随之物价上升，乃至降低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那就该反思了，本来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要过多地依赖进出口，要着眼于扩大我们的内需，另外，也不能长期只依赖廉价的劳动力这种优势，应该提高技术含量。

五是通过“个税”调整二次分配。目前来看，最好的着力点就是众多代表委员异口同声的“个税起征点上调”和“全民退税”上。原因有三：一是这一讨论已经从三年前就开始了，民意强烈，提案议案反复提出，社会各界共识大，条件成熟了；二是普惠性，几乎大部分工薪阶层都会获益，三是对国家财政冲击不大，因为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只占7％。再者，就是这7％中，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仅占全部个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另外三分之二，全都是由低于12万元的群体缴纳的。所以，国家应调整税收政策，真正使高收入者承担个税大头儿；四是有政府的完全主导权，起征点调到5000元还是4000元，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沿袭个人，要不要划分地区，税率等级，是否每年微调一次等，政府可以根据实情灵活自如调控。关键是要缩小差距，藏富于民，解决所得税问题是一件并不很难又见效快的事情。国家通过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抽肥补瘦”在当前显得迫切得多，实在得多。

六是通过引导与制定规则建立三次分配。据介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也有学者把它叫做“慈善事业机制”。成思危副委员长曾明确表示，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当有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把自己的部分财富拿出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政府，只需要制定好规则，更多地是要引导和鼓励富人和企业投身慈善事业，这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着力点。7月2日，美国“股神”巴菲特再捐19.3亿美元股票分赠5个基金会，加之前些年，世界首富盖茨曾捐出580亿美元给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并公开表示，只留给女儿1000万美元，其余全部回归社会。此举值得倡导，希望我国的富豪们也能像他们一样为社会多行一些善举。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效率问题将逐步得到相对的解决，以贫富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公平问题已逐步上升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居民生活正全面朝着小康过渡，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目前国家正在制订“十二五”规划，解决贫富差距、改革分配制度已箭在弦上，期待的《工资条例》有望年内或更晚一些时候出台，这也许会均衡一下分配收入差距，但难以一步到位，可若不迈出这一步，将永远也走不出贫富差距悬殊这一死胡同。全国人民将拭目以待，但愿政府的勇气大一些，力度也大一些。

(责编：盛山)

作者：邹德萍

房地产行业贪污贿赂管理论文 篇3：

建筑职务犯罪研究

摘 要：建筑职务犯罪主体是指建筑领域管理人员，不仅包含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还包含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客观方面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受贿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对其进行犯罪学意义上的阐释，有利于对该类犯罪的预防、立法的完善和司法上的操作。

关键词：建筑领域；犯罪学；职务犯罪

建筑职务犯罪是指建筑领域中公司、企业、其他单位或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受贿等，非法牟取经济利益，或者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破坏建筑市场正常的秩序、违反国家廉政、勤政制度的行為。

一、建筑职务犯罪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大量基本建设项目不断上马，各行各业建设工程投资不断增大。建筑行业大力开展“创优夺杯”，施工现场实行标准化管理，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市场竞争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但遗憾的是，与此同时，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在建筑市场滋长蔓延之势也明显增强，大楼竖起，干部倒下的情况时有发生。由于少数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案件屡有发生，出现了“工程建设上马，干部中箭落马”等现象，继而工程质量下降，“豆腐渣工程”增多，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不仅干扰了建筑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而且严重影响了建筑部门干部廉洁勤政的社会形象。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筑法执法检查组所作的调查表明，近年来查处的行贿受贿案件中，发生在建筑业领域的占1/3以上。新华网2006年7月31报道，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05年8月至2006年6月，全国查处受贿案件6 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资料显示，这些案件大多发生在易于发生权钱交易的领域。在全部案件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六大领域，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体育、电信、电力、质检、环保九个方面为商业贿赂案件的高发区，共计5 480件，占案件总数的78.6%。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据显示，2006年前7个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商业贿赂案件中，属于工程建设领域的就占了1/4。2010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32 039件42 901人，分别同比增长3.1%和7.8%。其中，土地审批、资源审批、工程建设领域仍是职务犯罪的高发、易发区。2010年前11个月，四川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1 487件2 040人，其中涉及工程建设领域706人，主要是发生在土地出让、规划审批、招标投标等环节的职务犯罪。①在中央纪委进行的一次反腐民意调查中，建筑工程领域被群众选为5大腐败领域之首（2003年中纪委研究室进行的调查，38.54%的受访者认为建筑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最为严重）。建筑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率高，而且涉案金额大，少则数万元，多者上千万元。2010年12月20日，人称“土地奶奶”的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因贪污受贿6 000余万元，已执行死刑。经查，罗亚平从2001—2007年期间，利用为开发商拿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等机会，采取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等手段贪污3 400余万元，通过倒卖土地资源获利3 700余万元，另有4 400多万元的资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涉案总金额高达1.1亿余元。② 此外，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因工程质量引发的工程事故，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建筑工程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是一种最具危险性的权力腐败，必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

综观建筑行业职务犯罪特点，有以下7个环节易产生腐败。

1.工程项目审批环节。项目审批部门不负责任，渎职、滥用职权或受利益驱动对审批项目明知是违反国家政策而违规上马。

2.施工、监理环节。在施工过程中，工程质量的每一道环节都应有施工管理人员及监理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但往往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本应固若金汤的工程，当钱与权交成了朋友后，一些工程管理和监理人员便消极履行职责，导致“豆腐渣工程”接连不断。

3.重要设备和材料的招投标环节。工程建设中设备和材料的采购人员接受回扣或拿了“好处费”以后，购进一些以劣充优，质次价高的设备或材料，直接影响了工程质量。

4.招标合同签定环节。一些施工单位，为了拿到工程，签定工程施工合同，用钱铺路贿赂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搞暗箱操作。项目管理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渎职行为发生。

5.款项支付环节。为了尽早顺利的得到工程款，行贿受贿是腐败分子惯用的手段。

6.工程质量检验、验收环节。一些技术力量薄弱的建筑企业或个体从业人员，为了浑水摸鱼或以次报优，便用金钱千方百计地贿赂工程质量检验、验收人员。

7.工程完工后留守环节。这个环节极易被人忽视。一些大的工程完工后，往往会剩余大量废料或边角料，由于管理不严，这些东西被工程留守人员变卖后，不是个人贪污就是几个人私分。

在建筑行业存在贪污贿赂、渎职等诸多职务犯罪现象中，贿赂行为是建筑行业腐败行为的高发点。

二、建筑职务犯罪的特征

（一）主体的公职性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许多国家刑法规定的职务犯罪构成要件。建筑职务犯罪的公职性也不例外，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犯罪人身份的公职性，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包括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主体地位的权力性，即掌握和经手国家或者集体单位的某种权力，尤其是掌握着财权、物权、计划审批权等；三是主体职务的便利性，即实施犯罪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二）权钱交易普遍，贿赂犯罪比例大

行贿的目的是获取公共资源，建筑领域作为经济热点领域，成为行贿者集中攻击的目标，也成为犯罪的高发地。在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领域的案件占三分之一多，这些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城镇建设项目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张耕指出，在城镇建设特别是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与企业经营者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索取、收受商业贿赂，大量低价出让土地，违规审批房地产项目，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和有关税收，放弃市场监管职责，导致一些地方开发区建设和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①。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源供求矛盾突出，资金项目审批立项配额分配、房地产市场、工程建设发包领域，都逐渐进入腐败犯罪高发期。建筑工程发包单位人员收受设计、施工单位等的回扣、佣金和其他好处。负责房产评估、产权交易的部门和人员收受申请评估单位的贿赂。基建审批和招投标环节是建筑职务犯罪的重点部位，要投标就得先投钱。参加竞争的建筑企业除了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设备、施工质量、企业信誉之外，还要不惜代价在人际关系上进行竞争。送不送钱物甚至成为能否中标、顺利通过验收、顺利拿到工程款的“关键”。仅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福建包工头陈某，凭着这样的自信：“我要送的钱，没有送不出去的，我要送的女人，没有人不收的，我要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用财色糖弹击垮了湖北42名贪官，而他也由一个不名一文的人变成了亿万富翁。

（三）犯罪主体多元化，“一把手”犯罪数量大

建筑领域职务犯罪的主体既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有其他从事建筑的非公务人员，包括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人员、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和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招标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犯罪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尤其是一些主管建筑工程的部门负责人，不惜牺牲国家和集体利益，凭借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敛财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单位“一把手”犯罪的占有较大的比例。近年来，建筑领域的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但有法不依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相当单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领导干部具有独立决定发包工程、运用资金等特权，领导干部乘此特权大肆贪污、受贿。某检察院立案侦查的17宗建筑领域职务犯罪的案件中全部都是领导干部作案，而且很多都是“一把手”（即单位最高权力的人）作案。原信阳地区检察机关3年查办的工程建设领域受贿犯罪嫌疑人，“一把手”占70%，天津市检察院的调查也证实，建筑、房地产行业职务犯罪犯罪嫌疑人多为单位负责人。犯罪嫌疑人中担任经理、部门负责人等领导职务的占54%，没有领导职务的人员也多是会计、进料员等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员。

（四）发案环节多，涉及范围广，窝案串案突出

在建筑工程、房地产交易过程中，职务犯罪发案环节多，涉及范围广。由于行政机关的权力细化，行贿人干一件事需要经历许多部门，为了顺利过关，就需要打点各关卡人员，从而造成职务犯罪窝案串案增多。建筑经营活动专业分工多，工期长，涉及的社会关系广泛。基建工程在立项审批、土地征用、发包、招标、预决算、房屋拆迁、工程设计、施工管理、质量监督、工程验收等环节都存在职务犯罪的可能。某些建筑施工单位为了层层闯关，往往多头多环节送礼，因而形成了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行贿受贿关系。查办这类案件，往往是抓住一个行贿人带出多个受贿人；查办一个受贿人又带出多个行贿人。有时一个案件会涉及多个部门、多项工程和许多人。集体性犯罪案件突出，窝案、串案现象严重。近年来，建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出现每查处一案就倒一批干部的情形。例如，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从查处一件犯罪线索入手，将广州市某供电局一农电所所长、供电局长，某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村镇建设国土管理办公室房管员等人全部绳之于法，先后立案侦查9宗9人。

广东省检察院的调查显示，建筑工程领域职务犯罪中，群体性窝案串案十分突出。2003年，我国当时最大的合资项目——广东惠州大亚湾中海壳牌石化项目配套工程爆出集体贪污窝案。这一工程包括饮水、铁路、变电站、村民安置等，累计投资达40多亿元。该工程中，牵扯面最广、环节最多的就是搬迁村民安置区建设工程，而集体贪污窝案就出在其中。共有60多名政府官员和村干部涉入此案，其中至少14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已追回赃款1 300多万元。

（五）作案手段多样化，方式日趋隐蔽狡猾

建筑领域职务犯罪者一般文化水平、社会地位高，社会阅历丰富，这就决定了他们一旦从事犯罪活动，一般都事前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周全；在作案过程中和作案后，又能巧妙伪装，积极掩饰，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犯罪人往往打着各种公开、合法的旗号，掩盖受贿的实质。有的以借贷为名，其实是有借无还；有的在职时为他人办事，退位之后再收钱；有的接受贿金时，先以行贿者的姓名、地址存入银行，等待时机成熟再据为己有；有的将受贿款物放在辦公室，甚至将其中的少部分用于公务活动；有的由配偶、子女、情人出面接受贿赂，一旦案发，佯装不知；有的借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之机，大肆收受“礼金”、实物、有价证券；有的让人出资到外地或者国外旅游，提供“特殊服务”等，制造假象，使得贿赂犯罪查证困难，难以认定。为了应对这种新的犯罪动向，中纪委出台了相关规定，“两高”也出台了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指导意见。由于行贿受贿者属于买卖双方，利害关系密切，互相勾结，内外串通，共同预谋，攻守同盟，隐蔽性强，线索少，罪证难查，查办难度很大。

（六）案值大，要案多

建筑工程涉及的金额比较大，犯罪分子侵吞、收受少则数万，多则上百万、上千万的国家集体财产。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字，2004年以来，职务犯罪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逐年增多。一次收受上百万元的案件已经不罕见，甚至有上千万元的。从已查处的16名省级正副交通厅（局）犯罪案件来看，受贿金额少的是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成，也有14.5万元人民币、0.95万美元和价值807万元人民币的贵重物品；最多的是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受贿折合人民币2 461.5万元；有9人受贿金额超过百万元。2007年7月6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云南省交通厅前副厅长胡星涉嫌受贿一案。胡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十项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公诉机关认定的受贿4 029万余元的财物金额也给予了认可。公诉机关指控，胡星在1995—2004年担任昆明市政府城市规划办主任、昆明市建委主任以及主管昆明市城建工作副市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经济建设中大搞钱权交易，共非法收受他人贿赂的人民币、港币及房屋价值共计4 029万余元。胡星因为在开发昆明国道东连线建设项目当中，一次性收受有关人员贿赂人民币2 200万、港币1 000万而创下中国贪官单次受贿最高金额的纪录，被称为中国“城建巨贪”。

（七）后果严重，容易造成重大责任事故

建筑职务犯罪不但侵犯公职的廉洁性和勤政性，而且为工程的安全和质量埋下隐患，导致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和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危害和损失。表现为多种犯罪相互交织，涉及罪名多。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既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又包含贪污贿赂犯罪。其中以渎职和贿赂犯罪居多。例如，震惊中外的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事件就是由于綦江原县委书记张开科等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玩忽职守而引发的。该事件造成了40名无辜的生命葬于綦河，14名受伤者躺进医院，国家蒙受直接经济损失630多万元。

三、建筑职务犯罪的原因

对于建筑职务犯罪的产生，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建筑职务犯罪的客观原因

1.经济制度和体制不完善，存在一定弊端。当前，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难免存在诸多缺陷：既存在计划体制的较大弊端，也有新体制的幼稚和不成熟，客观上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经济活动中渗透了权力的“魔力”。在这种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存的情况下，企业走向市场步履艰难。有权的部门和人员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左右市场行为的取向，无权单位和个人想办事、办成事，只有靠钱来进行“感情投资”、“买通关节”。这种私下的“权”和“钱”的交易行为，是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要根源。

2.市场行为不规范导致无序竞争。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这就使少数人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正常经济活动中行贿受贿、收受回扣、请客送礼、高消费之风有增无减。虽然有的企业靠歪门邪道取得了暂时的经济效益，但却扰乱了建设市场，腐蚀了党员干部，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最终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建筑施工企业被迫参与这种不正当的无序竞争，不得不大幅度地提高业务招待费用，为了绕过财务制度的束缚，一些企业设立了“小金库”。加之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和对经营者的约束不力，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3.缺乏有效监督，处罚力度不够。现有的监督执法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能和手段不够强大，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群众监督，但上级组织和基层群众都不可能及时了解具体情况，等到把情况搞清楚了，已变成了事后监督，错失了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的时机。当然，了解情况最清楚、最及时的是同级监督，但现在这种同级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使得这种监督变得软弱无力，形同虚设。特别是个别心术不正的领导打着减人增效的旗号，有意识地削弱基层纪检监察机构的作用，使之既缺乏办案条件，又缺乏办案手段，更缺乏办案人力，稍大一点的案件只能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另外，惩治腐败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在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形形色色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群体制约还不够，因而，许多腐败分子及其帮凶逃脱了处罚，长期逍遥法外。

（二）建筑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

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在查处2000年以来与工程建设领域相关的29件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工程建设管理者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其思想的霉变、错误的心态是主要原因。

1.失衡心理。一些基建主管人员和包工头比收入、比派头后，便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心理，感到有权不用太亏太傻，于是开始进行权钱交易，一步步走向贪污受贿之路。

2.侥幸心理。侥幸心理是基建工程职务犯罪者的普遍心理。他们在面对诱惑时也有矛盾犹豫的心态，但侥幸心理最终占了上风。如某招待所原所长赵某在第一次收受１万元贿赂时紧张不安，但随着包工头一句“你怕什么，只管拿，我又不做账”，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3.贪婪心理。一些管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思潮的影响下，价值观念发生扭曲，思想轨道发生偏差，进而萌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之念，最终走上犯罪道路。个别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或权力集中的部门，往往一个电话、一张纸条、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个建筑企业承揽到一项工程。这是计划经济的衍生物。这种行为，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一方面造成了建筑市场管理的严重混乱，另一方面也为幕后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市场”。不少涉嫌犯罪的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插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而断送前程和生命的。

“千里做官为求财”是一些人心灵深处的真实想法，他们贪污受贿并非因生活所困，而是有着多多益善的贪财心理。而一次次的相安无事，更强化了其贪婪心理，有的便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发展为不择手段主动寻机，甚至肆无忌惮地公开索贿。徐某就是典型一例，他从建筑工程公司经理助理做起，先后担任过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直至某工程管理处处长，他是一路升迁一路伸手，6年时间贪污15万余元、受贿8万余元、索贿4万元，最终被判刑16年。

4.应得心理。某些人将手中的权力当成筹码，认为替人办事就应该得好处，尤其是在收包工头送的“红包”时，认为他们只是从包工头的盈利中分了一杯羹，不会触犯法律。

5.依附心理。有的人尽管自身肯努力奋斗，但内心深处依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依附心理，最典型的就是对上司的依附，惟恐得罪了领导而影响仕途。如犯罪嫌疑人张某在交代伙同其领导范某采用虚开工程款发票非法占有105万元工程款时，说自己仕途上拥有的一切都是范某给的，跟着他不会吃亏，所以就按他的意思办了。

6.从众心理。还有些人认为工程建设领域行受贿现象已成气候，出事的毕竟是少数。法不责众的想法使他们在行受贿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

7.矛盾心理。某些人回味基建工程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又不能摆脱恐惧和紧张，总害怕罪行暴露后，会失去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名誉和地位。如某学校校长谢某虽然收了个体包工头的钱，但一想到工程质量问题，他又不敢随便花钱，于是对赃款进行了处理：自己留一部分，办公事的时候用一部分，余下的退回，以此来减轻心理压力。

四、建筑职务犯罪的预防

官员腐败是古今中外存在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根源，但不是不可对付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措施跟上，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也能够将腐败现象及其危害降到最低程度。惩治少数人职务犯罪不会影响经济发展。新加坡的经验已经证明，惩治腐败和发展经济并不矛盾。遏制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腐败行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深化改革，理顺关系

遏制建筑领域内的职务犯罪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深化体制改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韩国等，在其经济腾飞的初期阶段，也曾因腐败成风，造成工程质量低劣。再如：我国商品短缺时期，曾困扰我们多年的不正之风“开后门”现象，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已成为历史。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进度，继续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希望所在。通过精减庞大臃肿的政府机构，理顺行政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企业推向市场。要通过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干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促进干部树立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从干部管理体制上预防职务犯罪。

（二）规范市场，公平竞争

首先，要建立规范的建设工程招投标交易市场，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运作，杜绝“暗箱”操作，防止招投标过程中的关系标、形式标和陪标等弄虚作假现象发生，使所有建筑施工企业能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中自由竞争。同时，还要对建设工程的物资采购实行公开招投标，制止私下交易，增加透明度，从根本上遏制物资采购环节中的以次充好、回扣等不正之风。另外，工程建设交易市场还要推行“双合同”制，即：甲、乙双方除了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外，还要同时签订《党风廉政合同》。明确双方的廉政责任和违反合同的处罚措施，从而增强双方的廉政意识，确保建筑工程优质，人员优秀。

（三）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要完善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务监督机制，全面推进财务会计上级委派制。企业业务招待费开支要做到公开、透明，并定期向职代会报告。按照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最高权利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所有花钱有关的事项都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否则职代会有权罢免企业领导人。同时，坚决取缔“小金库”，从源头上堵塞企业资金流失的渠道。另外，在建筑企业，还要全面实行企务公开，逐步推行政府采购制。进一步明确“职”、“权”、“利”，对干部的福利待遇逐步“化暗为明”，要实行廉政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问题出在下级或同级，板子要打在“一把手”的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约束其身，用制度堵塞漏洞，从根本上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加强教育，提高素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党员、干部永远保持清醒地头脑，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最根本的是要抓好预防性教育，普遍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免疫力。要取得职务犯罪防范的主动权，一靠教育，二靠制度。靠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靠制度管理现代企业，这两个关口把好了，就能减少腐败机会，做到有效预防。要抓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实践，使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淡化“官念”，增强“公仆”意识。要把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和中纪委七次会议精神贯穿于预防职务犯罪教育之中，经常利用正反典型，开展以案说纪教育，做到“警钟常鸣”。要建立健全干部廉政档案，全面推行干部定期“述廉”和定期交流换岗等措施。尉建行同志说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对大多数同志来说，主要是自我接受教育和自我防范问题，通过办案惩处的是极少数腐败分子，而受教育的是多数人。”

总之，抓好工程建设领域内职务犯罪预防是一个长期地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①。

（五）加强监督，建立机制

2006年1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启用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建设、金融、教育、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五个领域的“行贿犯罪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按照规定，个人或单位提供书面查询请求和有效单位介绍信或有效个人身份证后，各级检察机关都应负责受理。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是指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有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向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的个人和单位建立的行贿犯罪档案。其内容范围限定在1997年以来法院生效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发生在建设、金融、医药卫生和政府采购部门的个人行贿犯罪、单位行贿犯罪、向单位行贿犯罪、介绍贿赂犯罪等案件。据介绍，按照规定，目前该系统不设退出机制，行贿信息一旦输入不能删除②。职务犯罪的预防则是加强源头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2010年8月，由最高检统一组织协调的“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专项预防工作，已经初见成效。目前，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普遍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制度，这份报告就是深度分析辖区内职务犯罪的总体形势、特点规律、演变趋势等等，针对职务犯罪发展变化的情况、趋势和易发多发领域、类型、部位等进行预警预测，并提出具有战略性、全局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预防职务犯罪思路、重点和对策措施的建议③。

（六）违法必究，打击犯罪

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的观点表明，刑罚预防犯罪的效果主要不在其严厉性，而在于其必然性。建筑职务犯罪中的主体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公职人员，之所以犯罪主要源于侥幸心理，无论刑罚是否严厉，只要有罪必究，对其犯罪的抑制是不言而喻的。这就需要我们的执法部门不断总结建筑领域职务犯罪的规律，提高侦破案件的能力，做到违法必究，对于那些有犯罪之虞的人就是最好的预防。

[责任编辑 杜 娟]

作者：孙景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