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房屋拆迁贪污腐败论文

作者简介：杨永军（1971-），男，山东费县人，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媒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化传播学、新闻传播学、舆情预警学；张彩霞（1976-），女，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符号学、新闻传播学。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避免房屋拆迁贪污腐败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避免房屋拆迁贪污腐败论文 篇1：

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

[摘要]党的作风直接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苏区 干部好作风 作风建设 常态化

党的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关乎党的兴衰与成败，是执政党长期面临的一个“显问题”，需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今天，我们重温中央苏区这段光辉历史，大力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丰富内涵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苏区干部良好作风的真实写照。

（一）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求真务实。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是苏区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毛泽东是我们党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楷模，调查研究是他苏区时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在1930年5月至11月，他就先后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村调查、木口村调查等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他还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p111—112毛泽东树立了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影响下，苏区红军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并由此来决定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从而在保卫苏区和建设苏区的各项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二）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建立在党时刻想着人民，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一基础上的。苏区时期，毛泽东告诫党员和干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p139事实证明，只有保持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要求，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重要体现。苏区时期，因为敌人的不断进攻和经济封锁，导致苏区粮食紧缺、经济困难，许多政府的委员及工作人员完全不支取任何报酬。有一段时期，他们每天只吃一顿饭，或是减少食米量，自己种菜，从而为前线战士节省粮食。正是苏区干部的艰苦奋斗，感动了百万劳动群众，使他们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热烈拥护。

（三）提倡模范帶头，崇尚廉洁奉公。模范带头，廉洁奉公，是苏区干部的自觉行动。苏区时期，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和完成的任务，干部和党员首先要做到，始终与群众艰苦与共、患难相依，并且留下了许多“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感人故事。毛泽东严于律己，生活简朴。他率军行动指挥作战时，与红军官兵一起徒步行军，并常常将自己的坐骑让给红军伤病员乘用。按规定，他晚上办公可以点三根灯芯，但他始终只点一根。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经手的数百万元款项，一点一滴都用于革命事业，自己一直过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2]p156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正是靠着这些优良作风闯过难关，摆脱困境。

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必要性

（一）当前党的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尽管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

一是存在贪污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历来都很重视且大力防范和惩治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在公共财产项目的招投标以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领域发生腐败，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加剧了社会矛盾。腐败这个让人深恶痛绝的社会毒瘤，是危害我国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障碍，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是出现脱离实际与脱离群众现象。毛泽东曾强调：“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3]p85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我们党一切事业的最大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自己的私利，只有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然而，当前部分党内干部存在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

（二）党的作风建设的加强刻不容缓。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涵盖了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领域。

一是党的作风建设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对党的作风建设常抓不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p1438—1439在党的十八大新任政治局常委的首次媒体见面会上，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5]

二是党的作风建设关乎人心向背。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王朝兴衰无不与人心向背有关。东欧之所以发生颜色革命，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之所以相继失去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作风建設，致使不正之风腐蚀党的肌体。古今中外的教训给我们党和国家以深刻启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三是党的作风建设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邓小平曾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6]p274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如何解决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成为当前党的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应该大力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科学统筹，早日实现作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三、新形势下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的路径选择

（一）全面从严治党，构建党的作风教育引导和约束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使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問题不断发生”[7]。因而，必须要把构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一是思想教育引导。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要实现常态化，使“为民务实清廉”成为党组织的行为准则和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着眼于提升自律意识和党性修养，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把牢理想信念的“总开关”。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犹如“总开关”“总闸门”，关不好开关、拧不牢闸门，就会出现跑冒滴漏，各种不正之风就在所难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8]p339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忽视党性修养，就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日积月累就会出现病变。因此，党员干部就要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二是规章制度约束。“道私者乱，道法者治。”要落实制度治党，真正解决作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对以往的制度治党进行深入反思。首先是没有在内心深处形成敬畏制度的意识，尤其没有打牢党章意识的根基。当然，这与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有关。老实人遵守制度反而吃亏，得不到提拔、重用；投机钻营者不遵守制度却占便宜，仕途顺畅。这种现象的存在，造成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党内制度的蔑视。其次是制定的制度过于宏观、漏洞较多，对党员干部难以起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犹如牛栏关猫，形同虚设。再次是落实制度不到位，抓的力度不够，对党员干部实际上起不到约束作用。制度治党的关键体现在制度执行力上。制度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制度治党的成败。

（二）严格学习教育，创新党的作风教育建设。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党员干部教育工作，创造性地开展党员干部学习教育活动。

一是中央领导重视学、带头学。通过认真学习，提高治国理政的实际本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强化集体学习，实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中央政治局带头集体学习，对全党具有全局性示范意义，为全党增强新本领的学习建设树立了新标杆，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是强化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9]我们要坚持从教育抓起，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三是在全党开展专题教育。党的十八大之后，针对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中央政治局首先从改进工作作风抓起，在全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决定2015年在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三严三实”既是党的作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近期党的作风建设具体规定的升华，为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起点。

（三）建立健全党风廉政责任制，完善党的作风新常态的组织领导。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撑。要保证党的作风建设持续推进，必须进一步推动党风廉政责任制贯彻落实，尤其是要加大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贯彻力度。

一是抓好责任分解，确保责任到位。要按照领导班子成员的职责分工，明确领导班子每位成员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应负的领导责任，班子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其他成员要对自己领域的党风廉政负责。要敢抓敢管，切实做到“一岗双责”。在此基础上，把党风建设纳入目标管理中。结合党风廉政责任制的总目标，将总目标分解，形成上下联动、一级抓一级、层层推进、层层落实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格局，以切实保证党风建设取得实效。

二是克服形式主义倾向，推进责任制实施。出台关于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具体办法，明确考核的内容、方式等。同时，要建立和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报告制度。各级党委要就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向上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作专题报告。各级领导干部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年终述职报告工作时，应把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作为重要内容。

三是发现问题，完善责任追究。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规定领导干部“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到位，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或者分管领域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出现违纪违法问题的”，实行问责。这就将党风廉政责任制同干部的任免结合起来了，将有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为此，要在实践中坚决予以贯彻落实。

新时期下，为扎实推进作风建设，要切实把继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优良传统同与时俱进培育新的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建设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思想教育同健全教育、管理、监督的各项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把加强作风建设同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结合起来，不断建立健全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方志敏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6.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習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9]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彭月才

作者：杨耀燕

避免房屋拆迁贪污腐败论文 篇2：

转型期社会舆情的突发领域研究

作者简介：杨永军（1971-），男，山东费县人，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媒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化传播学、新闻传播学、舆情预警学；张彩霞（1976-），女，山东威海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符号学、新闻传播学。

摘要：舆情是我国映射社会舆论发展与变动的“晴雨表”。文章以近年来国内重大舆情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社会舆情概念，并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舆情主要发生的领域进行细致地分类研究。这些领域是社会舆情问题研究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因素，对该研究领域的开拓和讨论，将为社会舆情预警问题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为政府应对危机舆情提供智力支撑。

关键词：社会舆情；突发；领域；特征；预警

社会舆情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着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变化，对公共问题和社会管理者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观念和价值判断；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事件以及问题所表达的观点、态度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趋复杂、多变。社会舆情不仅是检验社会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标尺，更是一把“双刃剑”。如把握和引导得当就能推动社会稳定、健康地发展；如处置不当则会模糊社会发展主流、扰乱人心，进而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一、转型期社会舆情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各国的现代化进程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后，就进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期和社会转型期，同时也将步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3700多美元，国家已经进入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社会各种利益、价值观经历了颠覆与重构；多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纠结、交织在一起。民众的神经有时变得相当敏感、脆弱，往往“一触即发”。即使一起本身并不复杂的交通事故，也可能瞬间演化为公共舆论事件。社会舆情是社会稳定与否的“风向标”，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民意体现。因此，我国把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作为党政部门的主要考核指标。

当前，我国进入多维信息化的传播时代。互联网、移动、数字传输、卫星技术等通讯方式的广泛应用，使人们之间的联系和聚集更加便捷，人人都可以成为思想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者和传播者。如果说在传统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们尚缺乏传播思想和表达意见的手段和空间；那么在当今的全媒体时代，话语权从社会的精英阶层重新回到人民大众的手中，人们可以随时随心所欲地通过网络微博、手机视频等现代传播手段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社会舆情由此进入大爆炸与大扩散时期。

二、转型期社会舆情重点发生的重点领域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不断变化，利益不断调整，都使得我国的社会矛盾呈现易发而多变的特点；加之在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技术的跃进，使得社会舆情的累积与爆发空前迅速，且传播的速度愈来愈快、范围愈来愈广。笔者综合分析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主要社会舆情，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点，及影响领域；并根据其起始状态、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关联的事件，以及其社会传播力、关注度、影响力等问题，将社会舆情发生或聚集的重点领域分为以下六大领域。

（一）行政领域

在我国的行政领域，政府部门违法行政、行政不作为，以及公务人员的官僚作风、贪污腐败、以及生活作风问题等常为人们所诟病。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部门违法行政，如暴力拆迁、城管暴力执法成为各地舆情的焦点。因为行政部门代表政府，由此引发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行使公权力的官员怨恨，直接导致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的下降。二是官员利用身份、地位为子女、亲属或相关利益人谋取私利，或者乱用、挤占行政资源。比如在就业竞争压力日益增大的当今，有些部门专门为官员的子女情况设定招聘条件，就引发了社会舆情关于违规招聘的讨论。三是有些政府官员声色犬马、腐朽堕落等生活作风引发公众的不满。2011年7月，云南省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费管理处副处长成某、河南省汝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某身陷“艳照门”；8月，湖北恩施曝出副县长邓某的性日记事件，都迅速使之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这些官员的“艳照”、“性日记”丑闻深深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不仅引发了人们对“官员的私德底线”思考，而且也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这是因为官员作为公权力的持有者，代表着政府机关的形象，手里握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公共资源，可用于满足其私人生活。因为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艳照门”及性丑闻更会挫伤社会信任，因为当官员的私生活有重大瑕疵时，公众会顺理成章地将其诚信和行政权力的诚信联系起来。四是行政官员对其裙带关系、姻亲关系人违规进行提拔等问题，行政权力的暗箱操作使公权力被私用或寻租。本来应该代表人民利益、行使人民赋予权力的政府和官员，一旦被社会或媒体曝光滥用公权力，都将引发大的群体性社会舆情。如2010年石家庄原团委副书记王亚丽骗官案舆情未了，2011年又曝出云南省昆明市拟提拔副厅人选党煦燕的履历造假问题；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会舆情之所迅速兴起，看似是直接剑指某些长期以来公务员任用的违规提干、造假和不透明问题，实为蕴含着人们对行政机关的暗箱操作的不信任。其实，这是长期以来积蓄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的释放或爆发，这种累积性的社会怨恨和不满，将直接导致人们的“仇官”情绪的爆发，以及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其所引发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因此，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严于律己，彻底改变工作作风；并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切实保障公民的包括参与权、财产权、话语权以及知情权；同时要不断通过社会舆情监督工作，不断查漏补缺，进而提升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二）司法领域

司法是我国一种调整冲突、维持安定、稳定秩序的社会制度和上层建筑，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司法高效、司法独立、司法中立、司法权威等五个方面，是我国公权力的重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司法滥用现象非常严重，如刑讯逼供、司法不公、枉法裁判等，有的地方行政权大于、干涉司法权，甚至动用公权力跨省追捕、违法批捕，限制人身自由，使受害人胆战心惊，甚至家破人亡。如河北石家庄市“聂树斌冤杀案”，虽然真正的罪犯已经查明，但其冤案至今没有得到昭雪；再比如2008年，辽宁西丰县公安局赴北京抓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就是司法被绑架、行政权力滥用司法权力的集中表现；此外，2009年4月河南青年王帅举报违法征地遭追捕，由此而带来的社会舆论焦点是行政权力大于法，以及某些机关动用公权力对个人进行私权利的侵犯。

司法是我国政治法律制度中最后一道“防火墙”，也是保护人民正当权益的最后救济手段。司法不公、枉法裁判所导致的群众上访事件仍然频现；如2009年5月云南发生的“李昌奎案”[1]，2010年7月，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改判李昌奎死缓；云南高院也因此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社会舆情普遍质疑云南高院裁判不公正，认为这是对犯罪者的纵容，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保证每个中国人能自由、安全、舒心地生活其间；即便是犯罪嫌疑人也能享有他们的合法权利。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等问题是公然挑战国家尊严、破坏法制的行为，让人缺乏安全感，以及对司法的不信任感，这也直接导致了社会上既仇官之后的“仇警”问题；因某地司法案件而引发跨区域的重大社会舆情时有发生。

（三）民族问题

由于社会政治、历史原因，我国的民族问题尤为复杂和突出。民族问题是衡量国家和政府处理民族事务是否理性、成熟的重要标志。本来是民族间的内部矛盾，如果被世界上敌对势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民族分裂分子利用，煽动民族对立和民族仇视，就会演变成突发或持久的民族冲突，给我国边疆的长治久安带来严峻的挑战。2008年西藏的“3.14暴乱”，就是达赖集团孤注一掷，利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机，通过境外互联网、广播、电视和潜回人员散布各种言论，发动年轻藏民站起来对汉人和汉人的商店进行打砸抢烧活动；再比如2009年新疆的“7.5”暴乱，就是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借新疆暴乱达到肢解中国的目的。

民族问题还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目前，我国主要面临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的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三股势力，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主义打着宗教的旗号，刻意夸大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利用某些社会事件误导和麻痹了群众，企图离间民族情感，制造民族分裂；甚至组织对社会不满的暴力分子组成民族分裂同盟，在海内外从事国家颠覆和民族分裂活动，亦或对重点、有影响的目标实施恐怖主义威胁和破坏活动，进而造成大规模恐怖气氛；在国内则主要演变为暴乱活动，如新疆的东突分子、西藏的达赖集团都试图借用民族问题挑起民族矛盾和冲突，妄想引发社会的持续动荡和舆情恐慌，从而达到其分裂企图和政治目的。

在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我党有着多年的民族工作经验和优秀传统，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与时俱进，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政策。“民族问题无小事”，我们一定要扎实工作，关心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要坚决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侵扰，以及妄图利用民族问题煽动民族矛盾和民族对立的社会舆情。

（四）社会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对而言的，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参与公共事务而不受干涉。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对该概念做了充分阐释。在社会舆情问题的研究上，笔者所研究的公共领域还与哈贝马斯所指的还有所不同，主要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公共空间，特指与人们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社会安全、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社会舆情之所以重点发生在这些领域，是因为其蕴含着人们对公平正义、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视和呼吁。

1.安全问题

宪法依法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中，少数人或企业迷失了自我，造成道德价值观大幅滑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他们置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不顾，实行官商勾结、钱色交易，将人们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安全、休闲娱乐安全、环境安全等拖入危险的泥潭或边缘。

民以食为天。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不法厂商在食品、乳制品、饮品中加入化学添加剂，给人们生命安全带来直接损害，如“三聚氢氨”牛奶、染色馒头、毒水饺、地沟油等；再比如台湾饮料中添加致癌的塑化剂、河南产沙琪玛添加有毒化工原料硼砂。由于食品、饮品、乳品食的流通速度快，且关系到民生问题，故其影响范围也是跨区域的。这些的危害人们安全的事件一旦在社会上曝光后，立即引发人们对这些不法企业的舆情讨伐。这不仅造成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不安和担忧，更引发对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到位、不作为的愤怒，由此导致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不信任的危机，从而引发重大的社会舆情。

除饮食安全外，住房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都在一次次挑动人们安全的神经。如2009年上海的楼歪歪，2011年河南郑州的楼脆脆事件，同年钱江三桥塌陷事故[2]，是年7月京珠高速公路卧铺客车燃烧事故、温州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等，公众在关心这些领域安全的同时，更对工程管理背后的腐败爆发出愤怒的声讨。中纪委发布数据显示：从2009年9月至2011年3月，全国纪检监察机构共受理工程健身领域违法问题举报三万多件，大约半数被立案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上万人，起送司法机关处理五千多人。2011上半年，国家审计署披露：京沪高铁建设中，招投标违规所涉资金高达49.36亿元。行业体制内运行、利益输送方式的招投标等潜规则直接导致贪污腐败、工程质量低下、危害公共安全。如上海胶州路“11.15”大火就烧出工程背后的腐败，正如《南方周末》所评：“在政府招投标中，诸如发标单位和投标公司暗通款曲后，还反过来通过纪检渠道，挤走竞争对手等‘狗血’剧情，正时时上演。”[3]因为安全问题与人们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发生事故又是伤害人数众多；由此人们在对逝者的缅怀，在对自己是否遭遇同样问题的感同身受同时，也发出对安全问题的强烈关注和反思，这是当前社会舆情发生较为集中的领域。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人们对赖以生存的环境及休闲娱乐安全予以高度关注，因此，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娱乐安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内容。从国际上墨西哥漏油事件、日本核废料倾斜事件到国内厦门PX项目问题、大连漏油事件，再到最近发生的渤海湾溢油事件、云南曲靖的铬渣污染事件，皆属于环境安全引发的舆情问题。此外，休闲娱乐设施及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件，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不满。如2010年深圳华侨城太空迷航娱乐项目，造成6死10伤的较大事故。这些人身伤害事故让人谈虎色变，唯恐某天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故该领域发生的社会舆情更汹涌澎湃。

灾害事故类事件与安全领域息息相关，其对社会舆情影响特别大。从汶川地震到青海玉树地震，再到甘肃舟曲县泥石流等，这些自然灾害不仅考验人们应对天灾的能力，更考验政府的应急应对能力，是检验、衡量国家和政府应对危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处理不好，将会极大地消解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大大降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产生消极的社会舆情及影响；如处理得当，就会凝聚人心、彰显化解危机能力，全面提升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安全事故类主要是指坍塌事故、矿难、火灾、踩踏事件等。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统计：2001-2010年，全国非煤矿山累计发生事故16791起，死亡21251人，平均年发生事故1679起、死亡2125人。[4]频发的坍塌事故、矿难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触目惊心、血淋淋的现实；也让带血的GDP、唯政绩论广受争议。由于人为造成事故的可能性较大，加之伤亡人数众多，故该类事故广受人们关注，这对各级政府更是严峻的考验。因此，政府的处置和应对事故的能力，对受伤害者救援、赔偿和心理疏导，以及事故责任追究，信息透明度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如应对不当，就会引发舆情瞬间激变，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2.社会贫富分化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目前，我国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警戒线。因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愈加严重。

长期以来的城乡两元制的发展，造就了我国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而沿海与内陆、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区位优势不同，贫富悬殊加大。有些地区借助国家政策扶持，以及沿海、沿边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我国的富裕阶层；而来自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人们加入打工大军。虽然他们同是财富的创造者，但劳动付出并没有受到社会的承认，付出的多收获却很少。微薄的收入、地位低下的状况不仅使之缺乏社会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使他们在社会生活压力中挺不起腰板。如浙江省经济发达，有的地方外来人数比原住民还多，比如在温州市龙湾区共有67.8万人口，外来人口就占了37.3万，但二者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大。而社会上有些富人“非法致富”、“为富不仁”，更加剧了贫困人口的“仇富”心态。

由于贫富分化严重，再加之其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社会不公的待遇，如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缺乏保障，甚至连孩子入托、上学也遭受挤压等。长期以来在外来务工心中积聚了怨气、怒气，容易发生大的地域争斗以及仇富心态。他们为保障自身的正当权益，往往借助因血缘和地缘关系而组成同乡会，这也使得同乡会更具凝聚力和吸引力，有时会成为城乡对立和冲突的重要组织。偶尔一个小的言语或口角，都会引发大的城乡冲突或地域争斗，势必要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下大力气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建构和谐社会的首要工作。

3.社会保障领域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带来先富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低收入家庭，在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弱势群体。由于社会保障不够全面、不甚得力，使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得不到满足。一些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甚至连人蓄饮水都非常困难，有的家庭连温饱都成问题，辍学儿童、营养失衡孩子众多。截止目前，我国农村尚有2688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由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没有建立、健全，不仅低收入、生活困难者，而且有些政策“夹心层”（比如“农转非”人口，无土地又无工作）没被覆盖，因病致穷、因穷致病成为许多家庭永远走不出的怪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垄断行业和行政官员生活腐化、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近年来，官员的贪污数额越来越大，动辄几千万，多则上亿元。落马官员的贪污及腐朽生活的曝光更是让人们瞠目结舌。有些官员歧视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上也很少顾及这些低收入的阶层。长期以往，就造成弱势群体的极端的“仇官心态”。这些官场腐败一旦曝光，则会使某些官员和相关单位陷入舆论漩涡，从而引发社会新舆情的爆发。如南京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天价烟”、中石化2.4亿元奢华装修等，皆招致社会舆情的高度不满和批评。因此，政府要切实关心弱势群体，使他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生活有保障，要帮他们解决上学难、看病难等实际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确保各阶层利益的协调发展。

（五）私人领域

私人领域主要与公共领域相对应，主要包括个人生命权与生存权、尊严权、健康权、教育权、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以及财产权等。由于该领域与人的私权利密切相关，而备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由此引发的社会舆情也更加广泛和深远。当前，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参与权等尚未成为社会舆情热点；但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提高，政治权利也将成为今后社会热点，本文不再赘述。

1.生命权与生存权

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人的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是人们依法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它不仅指个人的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得到延续的权利，而且包含人的生命安全和基本自由不受侵犯。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在社会保障制度不甚健全的当今，每个家庭成员，尤其孩子是一个或几个家庭的希望，理应受到法律绝对保护。然而，在他们成长和与外界交往过程中，时常遭遇他人的直接或间接的侵害。轻者肢体受到伤害，重者被剥夺生命。一旦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引发社会舆情高发和动荡。如贵州瓮安“6.28”事件、跨国（省）拐卖幼童案件、系列校园（幼儿园）伤害案、以及蜱虫致死人等问题。不仅给受伤害的家庭带来不幸，而且也带来社会心理的极大恐慌；人们担心有朝一日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对此类问题，各级主管部门不可小觑，要下大力气处置好危机来临时的各个环节，依法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尽管伤害事件的发生是个案，如处理不够及时和不当，则很容易被人们联想或被少数怀有目的的人所利用而爆发社会舆情，引发社会的动荡和不安。近年来，许多谣言、谣传和重大社会舆情均发生在这一领域。因此处理该类民情要具有人文关怀，多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着想，具体的讲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

2.个人尊严受到侵犯

尊严是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身份、地位等的认同，是人人应受尊重并共同享有的平等权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新春团拜会上说：“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5]这是温家宝代表执政党向中国人民做出承诺，是在践行科学发展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尊严比生命更可贵。人们宁肯牺牲生命、也要保住血性和气节。有的人因受到政府及官员的不公平或不公正的对待，本着只为争口气，也要将上访进行到底！其实归根到底也是维护个人的尊严。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在衣食无忧之后，开始追求更高的目标。当温饱的问题解决后，尊严更多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平等程度的提高。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所称，自我实现是尊严的最高层级。公平公正是人们感受到有尊严的最核心理念。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政治地位也要平等，除了财产权利之外，公民的人身自由也不受侵犯。但现实生活中，因司法不公引发的侵犯私人权利、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比比皆是，人们经常感同身受，唯恐自己也会被冤枉和陷害，由此触发人们对行政、司法部门的讨论和不满，这也是易引发重大社会舆情的主要领域。

3.财产权问题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正是基于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考虑，现行《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正在修改之中。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人们的个人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房屋，以及市民的住房、私人企业、存款，以及相关财产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多年奋斗和勤奋工作的成果。但地方政府和单位受经济利益驱动，经常伤害人们这一至关重要的公民权利，并以各种名义对此加以征用和侵占。于是，强拆、强占与个人保护财产权的冲突和争斗常见诸报端，该领域也因此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由于任何法律的出台或解释，都是对人民利益的再调整，都能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再比如婚姻法新解中对婚前房产拥有权的界定，就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问题。

4.教育平等权受制约

中国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受教育不平等的问题非常严重，体现在农村地区主要是教育投入低、校舍缺乏、教育设施不足、师资人才流失严重等；而体现在城市最主要的就是城市人口争夺优质教育资源，上学难、升学难，以及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难等。宪法明确规定：依法保障每一位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其实，在我国教育问题更多的体现为是否获得公平、均衡受教育的机会。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输在所谓的教育的“起跑线”上，故教育问题就成为人们非常关心的大事。其如果与教育中的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常引发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反思和谈论，从而形成社会舆情热点。

5.因健康权产生医患问题

医疗卫生领域一直是社会纠纷的重灾区，医患纠纷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医院伤害案频发则说明医患关系的紧张；人们对自身健康权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医生职业道德的质疑、对看不懂治疗单的反抗。医患问题一旦与医院长期以来存在的强要红包、开天价药单、收受药品回扣等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所引发的社会舆论就非常大。有的地方医患问题已经严重到医生要戴防爆头盔上班。2011年1月，上海新华医院就因医患冲突发生了患者家属严重伤害六名无辜医务人员的事件。[6]因此，如何钝化医患矛盾就成为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医院、医生值得研究和破解的重要难题。

（六）道德价值领域

尽管笔者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做了区分，但现实生活中，有些社会舆情却比这复杂的多，许多私人领域的事情，如其与公共领域发生关联或牵涉，有时会迅速上升至道德价值层面，从而引发全国性的社会舆情，这就是关于社会公共道德、基本价值观、公益慈善事业等问题的讨论和反思。

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正不断地被解构。优秀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严重缺失，造成了当下商业主义、功利主义的盛行，这就直接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不断地冲击；而社会上流行的金钱观、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娱乐至上等观念，正逐步影响和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取向，同时造成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奉献主义在人们生活中明显的缺失；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挑动着人们的神经。批判浅层次、无文化的价值道德观，关注公益和重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要求社会发展进步人士的呼吁。

如2011年6月，因郭美美炫富引发了人们对慈善部门——红十字会关注的社会舆情。年轻、名车、豪宅……本来使得人们很难将其与红十字会这样的慈善组织联系在一起，但郭美美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盒子并使之成为现实。这是因为郭美美炫富不只是其个人问题，而且是因其触及到红十字会这个掌握特殊的公权力的慈善公益组织，以及长期运作的不透明、不公开等问题，最终使其陷入人们对官办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并引发人们对整个公益慈善制度的反思。这也是该类慈善组织导致社会缺乏信任、群情泄愤的表现。此外，人们对我国高等教育、教师职业道德的反思，以及对科学道德、学术净土等公共问题的探讨，皆属于此类社会舆情，该领域也被称为全社会开放、民主、进步的最大隐忧。

此外，在社会舆情中，最不可忽视的是对谣言传播的应对和处理。从某种程度上，谣言作为会舆情的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其影响范围非常的广，对社会的破坏性也特别大。在现代传媒环境下，有些人出于谋求一己之利、哗众取宠、恶意中伤，或追求政治利益，通常会利用灵活无序的网络和微博传播谣言，这就使得谣言传播速度更快、作用力更强，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最大。一旦发生大的灾害、疫病或其他重大事件，如政府、媒体、专家在某些问题的模棱两可或保持沉默，就会引起公众的猜疑和激烈反应，进而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温床或社会土壤。人们在专业知识缺乏的情况下，基于自身的生存和安全考虑而会产生恐惧心理，时常会“从众式”的选择或偏信谣言，从而卷入社会恐慌的大潮之中。如2003年非典时期由于谣言导致人们对碘盐和中草药的抢购；2011年3月，因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引发的碘盐能抗辐射的谣言，导致国内超市食用盐供应短期断货。可见，因社会物质紧缺而产生的舆情则会加剧社会恐慌和人心不稳。此外，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后，因地震带给人们的伤害和影响巨大，北京、山西、广东、江苏、山东等地有关地震的谣言也此起彼伏，这就使得所涉及区域的老百姓人心惶惶，时常处于地震的恐惧之中。

谣言犹如病毒，对社会危害巨大。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作为政府部门，应确立高效、透明、责任、服务意识，虚心接受人们的监督和质疑，并应和媒体、公众保持良好的信息互动。作为公众，则应对未经证实或难以证实的信息保持高度理性，有效提高自身对谣言的甄别力和免疫力。这样可避免自己或他人受到伤害，促进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结语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想科学、正确地处理好社会舆情，就要坚持不懈地贯彻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为群众服务。九十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方针，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因此，政府部门要紧紧依靠群众，实现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并与人民群众保持良好的信息互动，对任何事故社会舆情和隐患都不能有丝毫大意，或抱有侥幸心理，对事故苗头和隐患遮遮掩掩；而是要想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将社会危机舆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云南高院:不能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李昌奎死刑［EB/OL］，新闻网，2011-07-13.

［2］段罗君等.媒体七问钱江三桥质量，桥面或是预制板拼成［N］.钱江晚报，2011-7-16.

［3］陈中小路.政府工程潜规则［N］.南方周末，2011-7-21（B10）.

［4］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4181/2011/0309/125710/content.

［5］关于尊严［J］中国新闻周刊.2010，（9）.

［6］于达维.上海新华医院新春血案［N］.新世纪，2011-2-14.

（责任编辑焦德武）

作者：杨永军 张彩霞

避免房屋拆迁贪污腐败论文 篇3：

城市房屋拆迁折射出来的行政伦理问题分析

【摘 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我国城市拆迁的规模总量和动迁量不断增加。因房屋拆迁诱发的被拆迁人、拆迁人以及城市经营者的利益发生冲突的现象频发，这不仅极大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谐，而且还影响了政府在民众的公信力。城市房屋拆迁背后折射出的诸多问题中行政伦理缺失值得专注。

【关键词】行政伦理；城市房屋拆迁

行政伦理是关于行政主体，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人员行为规范的总和。“从国家公务员个体作为行政伦理政体的意义上，行政伦理是指国家公务员的行政道德意识、行政道德活动以及行政道德规范现象的总和；在行政机关群体作为行政伦理主体的意义上，行政伦理是指行政体制、行政领导集团以及党政机关在从事各种行政领导、管理、协调、服务等事务中所遵循的政治道德和行政道德的总和”。当前新公共管理发展的情况下，行政伦理已经成为服务型政府构建、政府职能转型的新的需要。而在城市拆迁背后，暴露出不少行政伦理缺失所导致的问题：

1.执政理念不当导致公共政策伦理错位

公共政策伦理所涉及的是正义价值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如何做到社会利益和社会负担的合理分配。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必须以公共利益为重，慎重选择政策取向，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在实践中，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管理者一味追求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自然资源、人口文化、历史情况等现实条件，无视人民的利益诉求，竭力建设高层楼房大厦、打造华丽广场、铺设宽阔马路等，浪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城市之间的盲目攀比。造成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

2.政府角色定位不明所导致的裁决不公正

从理论上说，在商业性拆迁中，开发商和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对于房屋拆迁他们都有自愿、平等协商的权利，应主要交由市场解决，政府更多扮演的是中立的裁判觉角色。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本着平等、有偿的原则，去切实保护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这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尤其是被拆迁人这个弱势的群体。

3.政府责任意识弱化导致监管无力

行政责任的实现是行政伦理的终极价值追求，行政伦理学者库珀把将责任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付的职责和义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众多职责中，审查、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是重中之重。在具体实践中，由于政府责任意识弱化，导致房地产开发商的市场准入资格审查不严，造成一些资金不够雄厚的开发商混入市场，无法按期完工，无法给予被拆迁人充分的安置补偿资金，伤害了被拆迁人的权益。其次，对越职拆迁，超过拆迁期限的拆迁以及超出拆迁范围的拆迁监管不到位，造成拆迁市场的混乱。对超期安置拆迁移民、停发或者拖发给予拆迁人的补偿金等行为力度不够，造成公平、公正拆迁秩序的丧失。最后，不能很好的组织拆迁听证，不能有效的监督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造成评估机构与开发商联合勾结欺压被拆迁人的局面。

4.行政人员职业道德缺失导致贪污腐败盛行

行政人员职业道德缺失主要表现在权力侵私、假公济私、行政腐败等，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打着政府的旗号，以公务的名义，用政权的力量进行拆迁活动。一些政府官员急功近利，急于出政绩，以“政府经营城市”的旗号大搞拆迁，而当遇到城市资金缺少，就会用政府的权力去弥补资金的不足，给予被拆迁人少于市场价格的拆迁补偿。更有部分官员与开发商勾结，中饱私囊，为财大气粗的开发商做保护伞。

上文分析了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由于政治伦理丧失导致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使城市拆迁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隐患。因而需要对症下药，减少在拆迁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1.政府对自身进行合理定位，还原公共政策伦理

政治只有对自身进行合理精准的定位，才能够在城市拆迁工作中明确自己的权责分工。作为代表公众管理城市事务的政府应是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划者，做到统筹城市发展目标区域实施的长期和短期的整改计划。作为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政府应成为城市房屋拆迁的制定和完善者，在市场失灵时利用外界的规则进一步规范市场运作，因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依法修改和完善地方性拆迁规范，要做到平等保护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积极化解当前城市房屋拆迁规模的混乱局面，努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提升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人员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

在社会主义行政伦理中，行政主体的“自律”是公正精神和公仆意识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并使之成为一种信念，如果行政活动中都带有这种“自律”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加以推广，就可以在逐渐的积累中使其成为一种行政的传统，规范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3]行政人员应回归行政伦理的基本精神，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坚持以公平和正义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增进公共利益为宗旨，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善治为目的，摈弃对个人及部门特殊利益的考虑，端正城市房屋拆迁的指导思想，认真为人民服务。

3.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维护行政组织伦理

行政伦理建设方面过程中仅仅依靠道德教育和伦理规劝，来维持人性处于善的一面，难以抵制现实中各种诱惑。行政执法人员的个人行政伦理职责与伦理制度相结合，才能起到内部和外部的双控制。行政伦理法制化过程中应当以利益冲突为主要内容，对拆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多领域的规范，能够普遍地对各级行政执法人员起到约束作用，使规范具有确定性和针对性。

4.建立群众参与和监督机制，构建政治伦理的外部约束机制

如果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再清楚明白“公共利益”，也挡不住强拆的力量，所以除了法律和体制的完善，还应该让人民参与监督，对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促进其行政行为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对于城市拆迁这一与市民的生活和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行政行为，是需要由公众的参与与监督的，这样才能避免规划成为官员个人政绩的蓝图。对于详细规划，尤其是对一个区域的用途进行变更、改造等的规划，必须经过所在区域的有充分公信力、代表性的代表参加听证，并对听证中代表提出的意见没有采纳的部分充分说明理由进行公示。

参考文献：

[1]王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与廉政建设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出版社，1998

[2]冯珊.房屋拆迁过程中行政伦理问题研究[D].四川大学，2009

[3]周扬静.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责任冲突的伦理审视[D].重庆大学，2012

作者：赵颖媛　钟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