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刑罚完善论文

摘要：贪污贿赂犯罪呈蔓延趋势，遏制贪污贿赂仅靠加大惩治贪污贿赂的力度是不够的，必须在法制层面预防贪污贿赂的发生，铲除滋长贪污贿赂的土壤。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反贪法制既要总结我国在反贪污贿赂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而把成熟的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也要借鉴国外反贪污贿赂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反贪污贿赂制度。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贪污贿赂犯罪刑罚完善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贪污贿赂犯罪刑罚完善论文 篇1：

反贪工作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摘 要：作为一种基本的刑事法律指导方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中早有体现；但是，在司法实务过程中，以数额为主导确定定罪量刑幅度法定刑的规定，存在诸多法律或技术上的障碍和困惑，以及对贪污贿赂犯罪处理上宽严失衡客观情况的存在，都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造成了困惑和尴尬，因此，完善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规范，并修改程序法以提高侦查机关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能力，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同时完善反贪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相关工作机制，成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反贪；宽严相济；立法完善

对贪污贿赂犯罪从严从重惩处，一直是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的指导方针。2006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意见》，以贯彻中央关于实施宽平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指示。而在实际立法、司法活动中，同其他各类犯罪相比较，对贪污贿赂犯罪打击宽否严否，宽严交织，名严实宽，宽严不均等问题争论最激烈，表现最突出，反响最强烈，因此，深入研究在反贪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问题和实现方式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反贪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

如前所述，虽然长期以来从严从重是指导反贪工作的方针，但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在贪污贿赂犯罪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体现了宽严相济的精神。

（一）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范频繁调整，罪名不断增加，犯罪主体日趋复杂，量刑总体上趋于严历，呈现出严密法网，从重打击的趋势。从1979年《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罪到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直至1997年修订刑法及随后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范历经多次修改，罪名由贪污、受贿、行贿、介绍贿赂4种增加到贪污、挪用公款、单位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12种，刑期由有期徒刑提高到死刑，量刑分项细化，增加了适用财产刑规定。

（二）在设置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体系时体现了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某些特点。对贪污受贿罪按情节轻重设置了4档处刑幅度，追刑的数额标准提高，并在法条中明确列出了情节较轻，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其他犯罪都是规定从重或加重处理的情形，而这种在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有条件的从轻或免除处罚，在刑法中是很少见的。在对受贿和行贿这一对偶犯罪刑罚处罚的设置上，一直延续了对受贿犯罪从严惩处和对行贿犯罪有条件大幅度从宽的原则。

（三）由于贪污贿赂犯罪与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背景有着很大的联系，在查办和处理贪污贿赂犯罪时，呈现宽严交替的特征。一方面司法机关坚持了从重从严的方针，检察机关一直将反贪工作作为一项工作重点，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一大批涉案人员职务高、涉案金额巨大的贪污贿赂犯罪被立案查办，并受到严惩；审判机关也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审判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1996年6月颁布《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确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并在2007年再次作出有关规定，重申了对贪污贿赂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较大的灵活性，如检察机关在查办一个部门、地区涉案人员众多的窝案、串案过程中往往采取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对一些情节较轻、地位次要的给予较大幅度的宽大处理等。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对贪污贿赂犯罪处刑较其它严重刑事犯罪轻，走量刑档次的下限，甚至在法定刑以下判处，从而使得从严和从宽两个倾向的交替十分明显。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反贪工作中的问题与冲突

虽然我们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体现了一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但是由于腐败现象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惩处贪污贿赂犯罪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查办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矛盾也非常突出，严重制约了运用刑罚功能打击和防范腐败犯罪的效果。

（一）以数额为主导确定定罪量刑幅度的立法貌似宽严有度，实则欠科学合理且司法中导致一些弊端。［1］我国的刑法条文中，对贪污贿赂犯罪明确以犯罪数额作为主要依据确定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和4档量刑幅度，这在刑法条文中是绝无仅有的，既体现了从严惩处的精神：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就可判处死刑，也明确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宽免予处罚。然而这一立法模式不仅从一开始就倍受争议，在实践中的显现弊端：一是影响量刑档次的数额划分很难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无论是刑法修订时将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还是同盗窃、诈骗等其他犯罪类比，这个数额的确定一直存在着是严了还是宽了的争论；二是既然以数额主导法定刑，就必须考虑到物价指数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对该数额实际社会危害程度的影响，过了一定时期就可能会导致宽严失调的问题，从而要么使刑法被修改或频繁运用立法解释，影响刑法稳定性、严肃性，要么司法中予以变通，造成混乱；三是量刑幅度仍然太大。特别是对严重贪污贿赂的量刑幅度太大。10万元以上就处10年以上直至死刑，由于慎用死刑和轻刑化思想的影响，导致犯罪数额十几万的与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处罚差别很小，该严的没有严，该宽的无法宽。刚刚被执行死刑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在一审被判死刑后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虽然是以案发后有“主动坦白”、“认罪态度好”等情节为由，但恐怕还有一层言外之意：“别人几千万都没有判死刑，为什么我600多万要判死刑？”；四是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与企业人员同类犯罪分别规定，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体现对公职人员腐败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企业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不仅国有企业向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转化，私有经济、民营企业也通过上市、收购、参股等各种方式使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成为社会公众企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企业股东、职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司财物和商业贿赂等情况非常突出。因此，这种刑法上分别规定不同的处罚标准，不仅在对国有企业人员的犯罪是适用贪污贿赂犯罪还是公司企业人员犯罪问题上引起长时间争论和执法上混乱，而且对其他市场经济主体内发生的职务犯罪也存在打击力度不够的问题。

（二）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存在诸多法律上、技术上的障碍和困惑。首先是侦查手段单一、技术落后，无法适应反腐败查办职务犯罪的需要，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数”，从严惩处腐败犯罪的政策难以充分体现，刑罚的威慑力量有限，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不得已之下许多大案要案依赖于纪检监察部门的“双规”手段来突破口供取得依据，甚至违法采用变相限制行贿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办法获取口供来突破案件。其次由于缺乏法律根据和运用的程序性规则，在运用宽严相济政策时往往是以牺牲法治为代价的。在对行贿人的处理上既存在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行贿人随意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也存在为了确保行贿人如实作证，不翻证而随意对行贿犯罪不予追诉失之于宽的情况，进而遭到学者和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批判。在对于一些贪污贿赂窝案串案的处理中处理过宽。包括像“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案”这样一些全国影响巨大的案件侦查过程中，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有的海关等机关工作人员集体腐败的情况突出，对其中一些能主动坦白交待问题的，即使犯罪数额较大，也没有作刑事追究。虽然从社会效果来看，这样处理并无不妥，但由于存在法律上的障碍难免有法外施恩之嫌，有损法律的严肃性。第三由于过分依赖口供定案，因而大量采用羁押性强制措施，从而在侦查阶段难以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出现所谓嫌疑人认为“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尴尬局面。有的办案人员在突审过程中为了获取口供，采用无原则许诺宽大处理的诱导方法，而后又不可能兑现，造成司法诚信缺失，不利于对犯罪人的教育挽救也难以发挥对他人的警示预防犯罪功能。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胡星案”，我想如果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运行规则，侦查人员在劝说胡星主动配合回国受审时，完全可以经一定程序的批准作出不判处死刑从宽处罚的承诺。

（三）在对贪污贿赂犯罪处理上宽严失衡的情况比较突出。一是大量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立案后被撤案或不起诉，这个比例一般在20%至30%之间，有的地方甚至高达50%以上。在反贪历史上，1989年“两高”《通告》发布以后，也曾经出现过立案数激增但最终作出免予起诉处理比例很高的局面，以致于引发了对检察机关是否应拥有免予起诉权的激烈争论。但我们从实际情况研究起来就不难发现：当年的免予起诉案件比例高的原因是对大量数额不大的案件立案后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从宽处理。虽然不排除有一些案件不应从宽的情况，但多数具有合理性。然而一方面大量犯罪“黑数”存在，另一方面已经立案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大量被不起诉甚至撤案，这样，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是法院判决偏轻，大量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多数也是在量刑幅度下限处理，有的还随意在法定刑以下降格判处。三是由于量刑幅度大，造成情节相似、数额相近的同类犯罪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判处刑罚差异较大，轻重严重不均。笔者曾有一次旁听人大代表审议检察院、法院工作报告时就有代表对报告列举的两件典型案例提出质疑，同样是挪用公款100多万的罪名，一件是挪用“移民款”用于赌博未归还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件是一名法院执行庭庭长挪用执行款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量刑相去甚远。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反贪贿赂立法和司法机制的构想

惩治和预防腐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治本之策还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完善。刑罚的手段与功能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以“乱世用重典”强调从严的指导思想是不全面的，认为以往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中主要倾向从宽的观点也是不全面的。遏制腐败现象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在反贪污贿赂立法、司法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全面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有度，宽严协调，相得益彰。

（一）完善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规范。

1.为了更有力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经济主体利益。应将公司企业人员职务侵占罪、受贿罪、挪用资金罪统一编入贪污贿赂罪专章，统一规定为贪污罪、受贿罪，按主体不同设置不同条款，使之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相衔接协调，保留国家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原则。

2.重构以数额为主导的法定刑设置体系。综合考虑是否违背职务，是否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给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程度，是否索贿以及犯罪数额来确定犯罪情节轻重，以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对象合理设置轻重相协调的刑罚档次。犯罪数额作为情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不再在法案中明确规定，而由立法或司法解释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形势的需要来灵活调整，既保证法律的稳定性、严肃性，也保证适用上的灵活性。

3.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悔罪从宽处罚的规定。在保留对行贿犯罪追诉前如实交待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现行做法同时，增加对贪污、受贿犯罪如实坦白，积极退赔赃款给予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的规定；增加共同犯罪中积极坦白交待犯罪事实对侦破案件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减轻、免予处罚的规定；加强执纪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增加向单位或纪检部门如实交待犯罪行为的，以自首论的规定。

4.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对情节较轻的，可以单处罚金，剥夺政治权力，剥夺担任公职资格等附加刑。

（二）完善程序法，提高侦查机关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能力，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

1.赋予反贪侦查机关采取监听、诱惑侦查等技术侦查手段［2］。转变侦查方式，改变抓人问供的落后办案模式，提高侦查破案水平，最大限度地及时发现和侦破贪污贿赂犯罪。

2.进一步完善储蓄实名制和财产申报制度，明确侦查机关查询银行、企业帐目以及调取其他证据的手段、方法和程序。

3.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运用不起诉的程序和条件，依法准确运用自由裁量权，依法对可予从宽处理的行贿和贪污贿赂犯罪适用不起诉。

（三）完善反贪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

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积极探索和完善工作机制，确保依法、准确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

1.制定对行贿人，罪行较轻的贪污贿赂犯罪人和共同犯罪中需要免予追究的人员刑事责任豁免的规则。明确适用对象、条件和决定的程序，防止检察权的滥用和法外施恩的情况发生。

2.制定对于罪行较轻或虽然情节严重但有悔罪、主动交待表现的人员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规则，明确适用对象、条件和决定的程序，在强制措施采用上体现有条件从宽的精神，以利于分化瓦解和教育挽救有关犯罪人员。3.建立执纪与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经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被调查人能主动坦白，有悔罪表现，情节较轻的，经检察机关同意，可以直接作出党政纪处分，不必进入司法程序，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依法给予从宽处理。

参考文献：

［1］宗剑峰.中西文化与贪污贿赂犯罪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274.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22.

A Study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 in Anticorruption Work

GAO Songlin

(The No.3 Branch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Chongqing 408000，China)

Key words:anticorruption; combining punishment with leniency; perfection of legislation

本文责任编辑：林士平

作者：高松林

贪污贿赂犯罪刑罚完善论文 篇2：

对完善反贪法制的思考

摘要：贪污贿赂犯罪呈蔓延趋势，遏制贪污贿赂仅靠加大惩治贪污贿赂的力度是不够的，必须在法制层面预防贪污贿赂的发生，铲除滋长贪污贿赂的土壤。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反贪法制既要总结我国在反贪污贿赂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而把成熟的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也要借鉴国外反贪污贿赂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反贪污贿赂制度。

关键词：反贪法制；利益冲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

作者简介：林兴，湛江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广东湛江　524048

文献标识码：A

反贪法制是指国家和政府制定用以预防、反对贪污贿赂行为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总和。包括预防性反贪法制和反对性反贪法制，预防性反贪法制主要是指从源头上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制度，一般包括公务员法(包括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制度等)、财产申报制度、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反对性反贪法制主要是指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事后惩罚制度，包括国家、政府的反对和公民的反对，前者是指通过刑事法律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查处和惩罚，行使的是国家的司法权力；后者是指公民通过举报方式反对贪污贿赂犯罪，行使的是公民宪法性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呈蔓延趋势，如何遏制这种趋势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法制层面既要借鉴和移植外向型的先进、有效资源，也要挖掘、发展我国内源型资源。本文从历史视野来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反贪法制。

一、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和教训

(一)在革命时期，我党领导的各种政权组织，针对侵蚀政权的各种各样的贪污腐化现象，相继颁发了一些政策、训令、条例等，惩治这些贪污腐化现象。这个时期反贪法律主要有《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和《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

革命时期反贪法制的特点。(1)反贪由政策性规定到法律性规定的转变。我党在成立初期没有建立政权，只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清除贪污腐化分子，但在建立红色政权后及时制定法律来清除贪污腐化分子。(2)对贪污由抽象的定义规定到具体的行为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定罪的随意性，增强反贪制度的可操作性。(3)对贪污的惩罚由单纯的数额标准到数额加情节标准。(4)对贪污犯罪采取包括死刑在内的最严厉的措施予以打击。严厉打击贪污犯罪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一贯的态度及做法。

(二)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P1328)为此，在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了若干法律、政策，加强对贪污犯罪的打击，其中最具影响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对贪污的惩罚既考虑贪污数额也考虑贪污犯罪情节，对贪污犯罪既可给予行政处分，也可判处劳役直至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的实施，结束了对贪污犯罪的处理由各级领导人决定的尴尬局面¹，对贪污犯罪的处理做到了有法可依。

这个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清廉的时期。这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使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不屑于贪污贿赂，以贪污贿赂为耻辱，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理直气壮地起来和贪污贿赂犯罪作斗争；二是刘张案件的警诫、严厉的法律和频繁的政治运动，使政府官员不敢贪污贿赂犯罪。刘张案件对居功自傲的高级官员是一支及时有效防范贪污贿赂犯罪的“抗菌剂”，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严厉打击和全方位查处使具有贪污贿赂念头的政府官员也不敢轻举妄动。

(三)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思想信仰的震荡、体制的缺陷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部分政府官员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针对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党和政府加强打击贪污犯罪的措施，逐渐完善各类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这从刑法的几次修改体现出来。

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历经诸多变化：一是增加贪污类罪罪名，由贪污罪、贿赂罪、行贿罪增加规定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等；二是把贪污贿赂罪修改为侵犯国家的廉政制度、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所有权；三是扩大了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营、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四是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力度。

一直以来，我国重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值得我们肯定的经验有：采取包括最严厉的措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不论涉案人员的职位高低、财产多少、功劳大小，都必须严格执法，平等其追究其刑事责任；采取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教育在内的多种措施反贪防贪。但我们要看到：由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急剧推进，人性的贪婪、思想教育的式微、立法的滞后和体制的缺位，使得贪污贿赂犯罪层出不穷。这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贪污贿赂的政府官员级别越来越高；二是贪污贿赂的数额越来越多；三是同一职位的政府高级官员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¹。

造成这种局面从法制层面看有刑法规定的不完备、缺乏防范贪污贿赂犯罪的措施。“如果没有健全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反腐败的任务就更难完成；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我们就会以偏概全，遗漏许多管辖其他领域的法律。实际上，用于打击腐败的立法包括几方面的法律……调整利益冲突、保护举报者和投诉者、控制收受礼物和款待宴请、禁止那些因道德行为方面而犯罪的人把持或竞选公职并禁止他们获得官职……”^2(P374)所以，我国在反贪污贿赂犯罪中既要建立和完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防范制度，同时也要完善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制度，以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发展。

二、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反贪法制

(一)建立和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制度

1.建立和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利益冲突是指政府官员公职上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个人自身所具有的私人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从理论上说，公共职务要求任职者必须百分之百地为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恪尽职守，不得借公职之便谋取个人利益。为此，必须尽量避免个人利益与公职可能发生的任何实在的或者潜在的冲突。

防止利益冲突被认为是维护政府清廉、预防政府官员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

利益冲突制度的建立旨在防止政府官员以职位谋私，它要求政府官员无论履行公职或是处理私

事都必须确保政府廉洁、客观、公正的形象，避免给人以职位谋私的印象；政府官员的公职行为不能影响到个人的私利；政府官员任职之初要处理好个人利益，避免发生冲突，倘若产生冲突，则以公共利益为优解决；政府官员不得为与政府打交道的个人或团体提供帮助；政府官员不准利用政府资产从事公务以外的活动；政府官员离职后不能利用其在政府任职时的关系和影响。

建立和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可从下列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完善回避制度。回避制度主要是防止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与其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包括其股票、债券和其他有形财产产生利益冲突)和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的利益冲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与其拥有的资产有利益冲突。其二，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与其关系人的利益冲突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其关系人的利益冲突。

第一，扩大回避主体。回避制度在我国的各种诉讼法和《公务员法》中有所规定，回避主体涉及国家公务员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从我国目前的宪政结构看，涉及利益冲突的主体包括人大、政协、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的工作人员，回避主体应扩大到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二，扩大国家公务员回避关系人范围，对回避关系人范围除了具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人等外，应增加“足以影响公正合理执行公务的同学关系、老乡关系、战友关系等其他关系”。第三，禁止领导干部的关系人在其职权适用的地域范围和业务范围从事经商活动，通过领导干部个人情况申报制度和群众举报制度来落实这种制度。

2.建立资产处置制度。目前，我国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从民营企业界中吸收一批精英，从事党务政务、人大和参政议政等工作，导致他们的工作与其所拥有的资产如股票、证券和其他有形财产可能产生冲突。建立资产处置制度对于避免这些精英成为“红顶商人”、“权贵资本主义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信托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把他们的资产拍卖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没有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⁴，主要有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人申报的规定》和2001年6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这两个规定主要防止现任党政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财产的无常规增加。

前一个规定颁布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县(处级)领导干部是因财产申报的原因被查出的，他们都是因其他原因被牵带查出巨额的财产，这说明该规定形同虚设。究其原因，主要是该规定本身存在众多的缺陷，如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范围不周延、申报操作性设计不科学、受理机构缺乏权威性、违反申报要求追究过轻、同体监督等。后一个规定出台时间不长，效果如何有待检验，但该规定也明显存在一些不足，如排除领导干部成年子女的财产，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是领导干部的成年子女的财产与领导干部的权力和影响力有密切关系，而且在现实中领导干部的财产也往往会转移到成年子女甚至亲属身上，二者缺乏配套要求予以报告和适度的监督；在财产种类中缺乏常见的车辆等交通工具和所接受遗产、馈赠等；报告公开范围过窄，处罚规定过于简单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现有的财产申报制度：(1)把现有的财产申报制度由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的法律。(2)扩大申报主体。申报主体由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扩充为国家工作人员，这既可以与我国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范围相一致，有利于从刑法角度调整财产申报制度。(3)完善申报范围。从财产方面由目前的收入申报扩大到财产申报，财产的申报人由领导干部本人扩大到领导干部及其近亲属，即上述各项财产既包括财产申报人个人的财产，也包括财产申报人的近亲属(父母、岳父母、妻子、子女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4)财产申报种类的完善。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初任申报、日常申报和离职申报，完善财产申报的种类，对国家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本人及其近亲属财产增值状况起着有力的监督作用。(5)完善申报的受理机构。目前的财产申报制度规定由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这种“同体监督”效果不佳，由法律授权党的纪检部门受理财产申报也不妥。在目前的宪政架构下，在行政监察机关中设立财产申报的专门受理机构切实可行，同时为防止受理机构对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网开一面”，同级党政一把手、检察长、法院院长、行政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应由上一级受理机构受理财产申报。(6)完善财产申报资料的公开制度。考虑到目前的治安状况、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全面公开财产申报资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目前切实可行的做法是根据财产申报者的级别不同采取相关公开和限制公开其财产申报资料，地市级党政一把手以上官员及其近亲属的财产应当实行相关公开，即向选举产生该官员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公开、向选举该官员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公开、向考察、选拔和任命该官员的机关有关人员公开，让该官员接受相关人员和组织监督；其他申报者应当实行限制公开，即受理机构只有在主管领导批准或者申报者自愿公开的情况下，才能向公众或者社会公开。(7)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的责任追究。现有的财产申报制度规定“申报人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这种无关痛痒的处罚对违反者根本不起作用，应引人刑法机制，用强制方法惩治拒不申报财产或不如实申报财产的行为，如在刑法中设立“国家工作人员拒不申报财产罪”，以确保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行。

(三)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

1.受贿罪。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着犯罪主体规定不明晰、犯罪对象规定不全面、客观方面规定不严谨、刑事处罚不科学等缺陷，这些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的打击不力，有必要对受贿罪的规定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尤其要扩大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应将财物、物质性利益及非物质性利益全部纳入其中，这可解决像“性贿赂”之类难题。在这点上，香港法律关于贿赂的对象尤其值得我们借鉴，把贿赂对象规定为利益或者好处，并且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定政府雇员可以收受利益的限度，既照顾传统的人情往来，又明确规定不能以此敛财。在我国，经常出现政府官员收受下属或商人“赠送”或“借贷”的金钱动辄数以万计的现象¹。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没有针对传统习惯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可收受利益的明确规定。第二，对官员收受的钱财处罚过轻，如果在收受的钱

财中不存在权钱交易的现象，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远低于贿赂罪的处罚。反观香港，如果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罚的话，所受到的处罚高于贪污贿赂罪，可判罚款100万元港币及监禁10年，这能遏制官员以此敛财。

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并没有起到遏制和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作用，反而为贪污受贿分子开脱、减轻罪责起着避风港的作用。造成这种尴尬局面与该罪本身的缺陷有直接的关系^3(P325)。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缺陷体现在：在司法实践缺乏独立操作，独立罪名被附带适用，从而削弱该罪名在打击贪污受贿犯罪方面的作用。在笔者统计的30个案例中仅有2个是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查处，其余28个案例都是因涉嫌贪污贿赂查处，附带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另外，该罪适用的犯罪主体明显过窄；该罪的刑罚过轻，最高刑罚是五年。

因此，必须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方面可从该罪的犯罪主体和量刑标准着手。现有的法律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把已经卸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排除在外。在这点上，香港的有关规定值得我们借鉴，香港的法律规定无论是现任的还是卸任的政府雇员，只要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应把已经卸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纳入本罪的犯罪主体，以防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期权交易。

在量刑标准上，肖作新贪污案就是对现有法律的嘲笑。肖作新因贪污受贿120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其拥有的1600多万元的巨额来源不明的财产才被判处5年徒刑，肖作新因缄口而保身，如果全招则可能判处极刑。“囚徒困境”在肖作新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引发理论界与司法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广泛关注。类比贪污贿赂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至少在两个方面比贪污贿赂罪要严重：一是该罪涉及的财产是贪污贿赂涉及财产的1.6倍；二是该罪隐瞒财产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包庇其他犯罪者，其危害程度甚至要大于贪污贿赂犯罪。因此，香港关于此罪的处罚值得借鉴，香港法律对“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罪”判罚比贪污贿赂的判罚要重。据此，应加大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罚力度，至少其最高刑要提升到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增加并处罚金或并处没收财产规定。这样的刑罚才能使犯罪分子产生“立功赎罪”心理，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分子，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杰瑞米·波普，制约腐败——建构国家廉政体系[M].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译，北京：中国方

正出版社，2003.

[3]孟庆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研究新动向[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白　云]

作者：林　兴

贪污贿赂犯罪刑罚完善论文 篇3：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查明和确定贪污贿赂犯罪事实，确定犯罪嫌人有无犯罪、罪责轻重以及其他和查明案件事实有关的一系列活动和方法。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包括证据的收集和提出，审查和判断以及对证据的认定和证据间状态的分析。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的任务是确定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真实情况，是循序渐进、分步骤、分阶段完成的，最后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连贯的整体。所以，凡是与追究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事实，都是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所需要证明的对象，包括查明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有罪、无罪证据。自首、立功证据，以及有无从重、从轻、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责任的情节等。

一、贪污贿赂犯罪定罪与量刑证明体系

(一)贪污贿赂犯罪定罪证明体系

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除行贿罪以外，要证明犯罪嫌疑人符合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或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主观上要证明犯罪嫌疑人存在贪污贿赂犯罪故意。客观上要证明存在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和行为。要证明符合我国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规定的相关犯罪标准。

(二)贪污贿赂犯罪量刑证明体系

根据我国刑法相关法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自首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犯罪分子具有我国刑法规定的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犯罪分子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二、在办案实践中构建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

努力完善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是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必然要求。为了能够使每一起查办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终结后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检察机关必须在完善证明体系上下功夫。要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问题。研究方法，充分发挥证明体系的诉讼效用。

(一)从收集、分析举报线索入手，构建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

对于举报内容，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的内容之一，是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基础材料。为了提高群众举报的积极性，获取更多的案件线索，排除个别群众担心遭受打击报复的心理，检察机关可以开通网上举报系统，大力推行网上举报活动，通过QQ使举报人与检察机关举报中心接待人员直接对话。这样。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后顾之忧，在网上畅所欲言，大胆提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真实线索，从而丰富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的内容，为收集和充实案件证据打下良好基础。面对错综复杂的举报内容或案件线索，要迅速洞察分析，排除干扰，去伪存真，理清思路。对举报属实的，要准确选定立案、侦查的突破口和时机，周密部署侦查计划，从快启动侦查司法程序。相反，如果接到举报后，拖拖拉拉。不及时分析、研究和决策，不仅会严重打击举报人的积极性，而且还会错过破案的最佳时机，给犯罪嫌疑人留有串供、毁证，隐藏、转移证据的可乘之机，无形中使破案难度增大。

(二)秘密而高效的初查工作，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明体系的重要环节

办案实践证明。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的获取，绝大多数是在初查阶段完成的，所以做好初查阶段的取证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到构建案件证明体系质量的高低，进而直接决定整个案件侦破工作的进展速度。所以，能不能在此阶段开动脑筋，发挥优势，力争多发现和固定与案件有关的强效证据，就显得十分关键。效率是检验一个案件证明体系质量高低的精确标准。因此，初查工作必须紧锣密鼓的进行，要注意调查工作的前后衔接，证据與证据问的细微联系，因事制宜，灵活多变，切忌按部就班，无限期拖延时间，人为拉长战线，贻误战机。要善于培养多变式、刨根问底式的思维，善于联想，开拓思路，多问为什么。要保持思路清晰，把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实连成串，自然就会显现出清楚的案件事实。

(三)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的调查取证工作，要从速从快，力求全面

侦查工作，要力求一次性解决问题，切记犹豫不决。不能针对一件事反复取证，尤其是在录取口供或证人证言时，侦查人员要提前理清思路，准备好提纲。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做到心中有数。一次审讯或询问能弄清的问题，坚决杜绝二次讯问或询问，避免因重复讯问或询问形成前后矛盾的笔录，提高办案效率。侦查工作的从速从快，还体现在对书证等实物证据的固定上，要及时迅速。对原件要妥善保管，说明来源。对复制件，要注明原件保存处。并加盖证明单位公章或个人签名。要充分利用书证等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相结合的证明作用，不可过分依赖言词证据。既要取有罪证据，又要取无罪证据。既要取罪重证据，又要取罪轻证据，避免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的片面性。

(四)大胆实践侦捕诉密切配合的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

强化和完善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不只是自侦部门的工作，白侦、侦查监督、公诉部门要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互相协作，彼此介入。共同把好证据关，使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的证明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自侦部门要做好向后延伸、跟踪工作，发挥其熟悉案情的优势，向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提供案件信息、证据材料。及时、准确地按侦监、公诉部门的要求补充、收集证据，补强证据。推进诉讼进度，强化证明作用。要以讨论会的形式参加侦监、公诉部门对案件的分析，发表对案件事实、证据、定性的处理意见，避免侦捕诉过程中侦捕、侦诉之间可能出现的部门之间工作衔接断档，贻误证据的及时固定。另一方面。侦监、公诉部门要充分发挥向前延伸、引导侦查的作用，主动提前介入。适时交换意见，统一证据考量标准，指出侦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使自侦部门提高证据意识，引导自侦部门及时有效收集证据，使一些重要证据特别是容易灭失的证据能够及时固定，提高证据的证明力。要帮助确定侦查方向。避免重复劳动和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促使侦查人员合法提取、使用证据，确保取证和讯问工作程序合法，保证证明体系的法律效果。

(五)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中的询问工作。要做到细心、耐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证人能不能主动协助检察机关，如实提供证言，与办案人员的工作方式方法关系甚密。侦查人员要根据证人的不同心理，耐心说教，以法、以情进行感化，彻底打消其不敢如实作证的顾虑或抵触心理。要特别尊重证人的人格，不能进行欺骗、威胁或污辱，更不能刑讯逼供。只有证人感觉到侦查人员对案件认真负责，既热情又不辞辛苦、秉公执法，才会实事求是地出具证言，协助办案机关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证据。

(六)力求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构建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的秘诀

工作细致入微。提高贪污贿赂犯罪证明体系的证明效率，在讯问、询问、固定书证、银行查询、搜查等方面都有体现。其一，在审讯工作当中，要细心观察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巧妙运用和调整审讯策略。其二，搜查是获取贪污贿赂犯罪证据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搜查时，要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重点部署，细化安排，一举成功。其三，在调取书证、固定物证和银行查询方面，要切忌以案查案，查完事了。要善于开拓思路，善于联想，把可能的帐务往来串在一起进行比对，认真分析，以利发现问题，在查办案件上取得突破。

作者：霍兆军 石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