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案件论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商业贿赂案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文章以某市工商系统2011—2012年度十佳案件为案例，对商业贿赂进行经济学分析。按照“经济人”假设，商业贿赂是参与双方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作出的理性决策;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商业贿赂前提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后果是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第一篇：商业贿赂案件论文

对我院2009年以来办理的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建设呈现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各类工程建设项目规模和范围日趋扩展,工程建设相关领域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违规腐败问题，隐藏工程建设领域一直以来是商业贿赂的“重灾区”。近年来，我院根据高检院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要求，重拳打击工程建设、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等重点环节的商业贿赂犯罪。2009年至2011年共立案查处涉及商业贿赂案件36件36人，其中涉及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为9件9人，移送市检院立案1件1人。为荔湾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

下面笔者根据我院这3年查处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情况，尝试分析该类案件产生的特点和原因，并提出几点治理和防范意见，仅供参考。

一、建筑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的特点

(一)权钱交易十分猖獗

权钱交易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多个环节，并且集中在手握决策权的关键人物身上，受贿者多为“一把手”或手握实权的人。行贿犯罪分子对这些“重量级”人物以钱为“敲门砖”，用钱打通“关节”，整个过程进行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如广州市建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事业部经理助理陈景鸿，利用参与公司有关建设项目的工程管理、报批报建及工程验收预审和进度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收受相关承包商的贿赂共计人民币20多万元。广州市园林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梁国立受贿400多万元案、房产工程管理小组组长梁力标受贿9万多元案、房产开发经营部党支部书记吴童彬受贿8.6万元案，均是利用在工程的招投标、房地产项目开发、资质挂靠管理、场地出租中权力便利，收受承包商的贿赂。

(二)犯罪手段、花样不断推陈出新

既有利用各种名义直接送钱送物，拉拢收买相关人员，也有通过细水长流的感情投资，建立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送钱的名目也花样繁多，令人目不暇接，有送好处费、考察费、购房费、装修费的，还有借逢年过节“礼尚往来”的幌子送红包的，更有甚者帮受贿者支付二奶生活费的。如梁国立一案中，梁国立指使行贿人花140万港币为其情妇在香港购买房屋，收受90万港币作为其情妇在香港的生活费。

(三)窝案、串案现象明显

工程建设涉及招投标、检查验收、工程款拨付等多个环节及部门，程序复杂，手续繁琐，为使每个环节畅通，行贿犯罪分子往往是对决策者、主管者分别行贿，从而形成一挖一串，一抓一帮的现象，我院办理的9件案件就全部为窝串案。

(四)行、受贿者文化素质都较高

过往包工头给人印象是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但是从近三年办理的工程领域商业贿赂案件看，行、受贿人都基本具有大专或本科学历，有的甚至具有硕士水平，这些人大都在建设领域摸爬滚打数年，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他们对受贿的违法性具有较充分的认识，反侦查能力强，这些都给办案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五)长期、多次作案现象明显

在办理的案件中，我们还发现行贿犯罪分子不再为一时、一事之利而行贿，而是谋求与一些握有实权人物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通过细水长流的人情往来，形成了相对比较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为以后办事打基础。如陈景鸿从1997年至2009年受贿20多万元，时间长达12年之久。

(六)犯罪社会危害加剧

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对工程质量造成严重危害，同时也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如办理的梁国立受贿系列案，由于梁国立的顶头上司马必友(市检立案办理)收受行贿人的贿赂，在广州市园林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广东百嘉信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房地产开发合作协议过程中，梁国立按照马必友的暗示，放松了对协议签订的把关，合作协议存在着严重的显失公平损害国家利益的内容，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上亿元。

二、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发生的原因

建筑行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市场角度看

由于近几年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入，使建筑业得到空前迅速地发展，造成工程建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建筑企业为争夺工程建设项目，各显神通，导致握有实权的部门或个人成了贿赂竞争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素质不高、缺乏职业道德、抵不住诱惑的人员，凭借着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以权谋私，大肆索取和收受贿赂。

(二)从管理机制角度看

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存在疏漏。如尽管国家早已出台建筑法、招投标法等法律法规，但是许多单位并没有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执行，导致招投标形同虚设或中标单位早已内定而投标仅是走形式。如在梁国立一案中，在广州市园林局机械汽车修理厂机修车间的土建工程、“水荫翠苑”项目招标时，梁国立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行贿人宁伟彪中标。同时，现有的法律法规缺少对诸如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有效制裁措施，违法成本和风险过低，在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等诱因下，一些企业或个人为私利有恃无恐地进行权钱交易，导致建筑领域成为商业贿赂犯罪滋生的温床。

(三)从内部管理角度看

管理制度不完善，权力过度集中，导致单位领导尤其是一把手权力寻租严重。由于在决策机制上缺乏民主和科学，导致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绝对化，而且又缺乏对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监督制约，造成权力失控、滥用，给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如中山广重铸轧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邱春笋受贿一案，邱春笋作为单位经理，拥有对公司各种大小事项的审批决定权，因一权独大，权力寻租就有了机会。邱春笋利用其作为董事长、总经理的身份，在公司基建、原材料采购、财务审批等中大肆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0多万元。

(四)从监督制约角度来看

企业忽视预防和监督工作。一是预防措施不到位。事先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时，没有从制度层面上去防范职务犯罪，决策机制上缺乏民主和科学，对重点岗位没有轮岗制。如梁国立长期担任市园林建筑工程公司经理一职，使其一权独大，提拔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二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出现“上级监督太晚、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的现象。对重点岗位、关键环节没有开展经常性地检查、监督，以致出现问题还未察觉。梁国立受贿时间长达16年之久，梁力标受贿时间也长达5年，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他们长期受贿而得不到惩罚。

(五)从个人主观因素角度来看

个人观念蜕变，私欲膨胀，借机捞钱。由于在不少企业单位一定程度上存在“重业务，轻教育”、“重能力，轻道德”的观念，致使廉政宣传、法纪教育流于形式，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效果，以致公司的干部和员工对本单位的腐败现象的认识比较模糊。更有一些领导、中层干部人生观扭曲、价值观倾斜，淡化了道德观念，滥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从而滋生了腐败。例如在梁国力案中，作为公司经理，平时经常要接受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和廉政教育，不仅没有以身作则，反而带头违法乱纪，大肆受贿达几百万元，生活堕落腐化，包养情妇，并为情妇办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指使行贿人为其情妇在香港购买房屋，并为其情妇支付在香港的生活费。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形象，而且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上行下效，从而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现象。梁国立所在单位的房产工程管理小组组长梁力标、房产开发经营部党支部书记吴童彬受贿，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的。

三、工程建设领域预防商业贿赂对策

(一)加强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建立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

根据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加强工程建筑市场秩序管理，依法规范交易行为，真正做到建设项目、招投标程序和结果公开透明，通过实施阳光操作，压缩权利寻租空间，杜绝“台底交易”。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科学合理配置建筑市场，改善市场的无序竞争，以此确保工程建筑领域的有序发展。

(二)建立工程建设领域信用档案，严格市场准入制度

在工程建设领域建立诚信体系，建立和使用信用档案，对参与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和履行合同的从业单位和个人建立信用档案，进行信用评级，作为资格审查、评标阶段对投标人进行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和对投标人是否符合市场准入的评判依据之一。目前检察机关正在实施的行贿人犯罪档案查询制度，就是检察机关建立防控贿赂犯罪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所录入的行贿犯罪数据，是客观真实的记录，具有不可删除或变更性。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功能，对防控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发挥了积极的警示和威慑效应，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我院从09年接受查询开始，截至目前已接受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近200多次，收到了良好的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贿赂犯罪的效果。

(三)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

在企业内要确保落实民主集中制以及领导班子议事规则，有条件的下属单位，应当督促其成立董事会，重要事项由董事会集体决定，以此确保杜绝“家长制”、“一言堂”，防止权力滥用。其次加强和完善管理公司各项工作制度，合理设置工作流程和工作岗位，合理划分工作职责，完善审批程序。最后是加强财务管理机制，尤其是对工程预付款的支付监管，必须严格根据合同规定和工程进度及时预付工程款，并严格按照程序由工程主管部门审查、领导审批、财务部门支付的流程进行操作。

(四)严格内部管理，拓宽外部监督机制

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一是加强对职能部门领导班子的廉政考核，改变以往以考核政绩为主的考核模式，将廉政作为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作为考核项目。二是加强对重点岗位及人员的管理，对容易引发腐败的重点岗位人员实行轮岗交流制度，消除某些人员长期作案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三是加强对干部、职工“八小时”之外的延伸管理，及时掌握其业余时间的动向，从而掌握他们的思想状况。在强化内部监管同时，拓宽外部监督机制，如建立廉政督查制度，吸收会计师、工程师和律师等专业人士担任督查员，对工程招投标、预决算、工程进度、资金拨付和质检验收等阶段开展同步监督，积极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确保工程廉洁和高效。

(五)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筑牢拒腐防变防线

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培养干部、职工积极向上的道德情操，引导干部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名利和物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加强法制和警示教育。以法律、制度、纪律作为教育的重点，以发生在身边的案例为惊醒，以案释法，提高工程建设人员遵纪守法的理性认识，增强抵御违法违纪的自控能力。加强诫勉教育。对不廉洁的苗头和倾向性的问题，要及时进行诫勉谈话教育，防止事态蔓延发展。

(六)坚持打防并举原则，全面开展职务犯罪同步预防

“打防并举”是预防各类职务犯罪的有效手段。首先，要依法查办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犯罪，不断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在严厉打击有关人员利用招投标、原材料采购、工程款发放等机会受贿的同时，也要突出打击那些利用行贿等手段进行不当竞争的包工头，坚决清除建筑市场内行贿受贿的犯罪分子。在打击犯罪同时，检察机关应结合办案，积极开展行业预防和个案预防，对发案单位在管理、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堵漏建制。在企业内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增强干部职工的法制意识和廉政意识。而企业也可加强与检察机关的联系与沟通，共同总结、分析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发生的原因、特点、手段、规律和趋势，共同研究、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治本性措施和对策，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作者简介]孙红，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孙红

第二篇：商业贿赂案件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文章以某市工商系统2011—2012年度十佳案件为案例，对商业贿赂进行经济学分析。按照“经济人”假设，商业贿赂是参与双方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作出的理性决策;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商业贿赂前提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后果是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包括提高商业贿赂的查处率、增加贿赂成本、加强信息披露等。

关键词：商业贿赂 成本收益 委托代理

文献标识码：A

一、案情简介

我们选取的研究案例是2012年某市装饰行业系列商业贿赂案例，该系列案件涉案数额大、涉及人员多、牵涉面广，被选为某市工商系统2011—2012年度十佳案件之一。针对装饰公司及设计师收受回扣的行业“潜规则”，在纪委等部门的指导下，某市工商局从2012年6月份开始，开展了装饰行业商业贿赂专项行动。期间共查办了25宗装饰行业商业贿赂案件。

2012年5月31日，执法人员对某市建材经销商进行检查，发现多份《品牌战略合作协议书》，协议反映了某建材商为促成交易，支付返利回扣给多家装饰公司及个人。同日，执法人员又对建材商户进行检查，发现《返利申请表》、《出仓单》及售货凭证等资料，涉及20余家公司及个人。因案件涉及数额巨大，某市工商局已将该系列商业贿赂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已有文献研究商业贿赂大部分基于法学和行政学的视角，我们则尝试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分析商业贿赂，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规制商业贿赂的对策。

二、基于成本收益理论的机理分析

按照“经济人”假设，商业贿赂案件贿赂行为的发生主要源于各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当事人在迫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最终决策取决于贿赂收益和贿赂成本的比较。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探究某市装饰行业系列商业贿赂案件产生的机理。

1.建材经销商行贿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某市装饰行业系列商业贿赂案件中，建材经销商是行贿方，首先对建材经销商行贿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与行贿的成本收益相关因素分析如下：(1)行贿收益。建材经销商通过行贿能够得到装饰设计师推荐并从中所能获取的利润。(2)行贿交易被查处的概率。(3)行贿直接投入，包括金钱投入和时间投入。(4)如果贿赂行为暴露， 则建材经销商受到的惩罚，包括经济损失(罚款、没收财产、职业限制)、法律制裁(监禁、剥夺公民权利、消灭犯罪分子生命)、道德惩罚(名誉损失)。

可见，经销商的贿赂收益主要是获得设计师推荐而获取的利润，行贿成本包括行贿直接成本和行贿行为暴露受到的惩罚，行贿行为是否暴露则取决于被查出的概率。这里对各因素逐一进行分析。第一，建材经销商行贿带来的利润越大，行贿的净收益就越大，行贿动机越强，反之，行贿获得的利润越小，则行贿的净收益越小、动机越弱。第二，贿赂行为被查处概率越高，行贿越容易暴露，则行贿的净收益越小，行贿动机越弱。极端地说，如果行贿被查出概率达到100%，则行贿的成本达到最大化，设计师将没有动机进行行贿行为;如果行贿被查出概率为0，行贿成本只有直接投入，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则行贿的净收益最大化，设计师行贿的动机也最强。第三，行贿直接投入越大，行贿成本越高，行贿的净收益越低。然而，行贿投入越大，经销商给設计师的回扣比例越高，对设计师的诱惑也越大，行贿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此时经销商是否发生行贿行为主要取决于它的风险偏好态度和市场竟争态势等因素的约束。由于中低档建材销售市场竞争激烈，由设计师推荐促成的交易成为中低档建材销售的主要来源，因此，虽然投入越大经销商的行贿净收益越小，但是为了获得设计师的推荐则不惜加大行贿投入。高档建材市场竞争较小，设计师推荐的销量占的比例不高，花大力气增加行贿投入所获取的收益而声誉受损大，因此高档品牌的理性选择是不去满足设计师的高回扣要求。第四，行贿暴露后建材经销商受到的惩罚越严厉，则行贿成本越高，行贿的净收益越小，行贿动机越弱;惩罚越小，则行贿成本越低，行贿的净收益越大、动机越强。在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中，存在着重罚受贿而轻罚行贿的问题，这将减轻行贿成本，客观上增加行贿的净收益，不利于减少商业贿赂事件。

2.设计师受贿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某市装饰行业系列商业贿赂案件中，设计师是受贿方，这里对设计师受贿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与受贿的成本收益相关因素分析如下：(1)设计师得到建材经销商行贿的收益;(2)设计师受贿行为被发现的概率;(3)设计师所在岗位的合法收入;(4)如果受贿行为暴露，则设计师受到的惩罚，包括{1}经济成本，如罚款、没收财产、职业限制。被查处设计师可能会在其它地方或替代职业、职位上获得工作;{2}法律制裁，如监禁、剥夺公民权利、消灭犯罪分子生命;{3}道德惩罚，如舆论遗责、名誉损失、社会歧视。第一，设计师收取贿赂的收益越大，受贿的净收益越大，受贿动机越强;收取贿赂的收益越小，则受贿的净收益也越小，受贿动机越弱。受贿收益的期望数额一般与受贿者的职位高低、权利大小以及行贿者对潜在利润的预期和渴求程度有关，受贿者的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行贿者对利润的预期和渴求程度越强， 则受贿者的期望收益相应也应越高。第二，受贿行为越容易被发现，则受贿的净收益就越小，受贿动机越弱;受贿行为越难被发现，则受贿的净收益也越大，受贿动机越强。第三，设计师在现有岗位上的既得利益越大，则受贿被发现后的机会成本越高，则受贿的净收益越小，受贿动机越弱，反之则设计师的受贿动机越强。第四，对受贿行为的惩罚越严厉，受贿成本越高，受贿的净收益越小，受贿动机越弱;对受贿行为越宽容，受贿成本越低，则受贿的净收益越高，受贿动机越强。受贿者在其他职位上可能得到的收入越大，受贿成本越小，他越有动机发生受贿行为，因为即使他被发现后降职或调离，他仍可以在其他职位上得到补偿;反之，如果在其他职位上的补偿越小，社会对受贿者的排斥越强，一旦被查处后难以找到替代的职位予以安慰，则此时受贿的成本就越大。极端地，如果受贿行为被发现后，受贿者可能被撤职或找不到任何替代职位，此时受贿者的经济损失最大，受贿成本也达到最大，受贿动机将大大减弱。

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机理分析

商业贿赂的前提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是将参加某活动的参与者分为委托人和代理人，委托人想使代理人按照其利益选择行动，但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代理人故意隐藏自己的行动。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参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分析某市装饰行业系列商业贿赂案件。

1.委托代理关系的界定。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在建材采购决策中，客户和设计师建立了一种隐性契约的委托代理关系，客户是委托方，设计师是代理方，由代理人设计师代理委托人客户的建材采购决策。由于客户的信息不完备性及客户与设计师之间的信息高度不对称性，客户委托设计师推荐建筑材料的同时，设计师对采购建材的实事求是程度无法观察，客户也无法对设计师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为实现代理人自身的最大化，设计师有可能利用相对于委托人客户具有的较强信息优势，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2.代理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设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设计师是信息优势参与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自发会产生两种负面效应，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一方面，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題。所谓“逆向选择”指信息优势的一方利用这些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合同，而信息劣势的一方则处于对自己不利的位置上。在建材产品选择方面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有一些建材的质量不佳，但能为设计师带来更多的回扣比例，因此设计师就尽量推荐这些回扣比例高而没有质量保障的建材，或者搭配给一些可用可不用的高回扣材料。客户由于不知情，被动接受了推荐的建材，还以为装饰效果更佳，结果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设计师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回扣比例高的建材越好卖，而品质高、回扣低的建材逐渐退出设计师推荐的建材销售市场，最终使设计师推荐的建材销售市场形成“劣材驱逐良材”现象。另一方面，建材经销商给设计师的高回扣都将反映到建材价格上，导致建材价格高昂。逆向选择使建材经销的返点和设计师吃回扣的现象成为行规，在没有行政和法律的干预下，客户最终面临的是价格高昂而品质没保障的建材。另一方面，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指交易双方签订合同后一方“隐藏行动”的一种行为。设计师利用信息不对称对客户进行推荐、诱导，让客户按照设计师的意向购买建材。在利益趋动下，设计师理性的选择是推荐回扣高的建材，而推荐高质低价的建材对设计师并无好处。

由于设计师推荐的销量占了大部分，且建材经销市场竞争激烈，建材经销商为获得利益往往不再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质量来提高竞争力，相反却把财力、人力用于对设计师寻租，进而获得设计师的优先推荐，经销商在寻租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造成了经销商不断提高返点比例，设计师索取回扣的胃口越来越大，极大损害了客户的利益。

3.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1)信息不对称。客户—设计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建材采购中双方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等，设计师往往拥有比客户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对称体现在：第一，建材产品的选择方面。设计师具有客户不可比拟的信息，如专业知识、对产品质量的判断力、与经销商的交往和谈判经验，客户自己不能判断、寻找和选择适合的建材，必须通过设计师的推荐确定建材;第二，建材的价格方面。设计师利用其对建材品牌、质量的信息优势，相对于客户，能够更加准确的获知建材的真实价格;第三，评价失灵。由于客户房屋的特质、所处的环境和建材的匹配度等因素，即使是同一种建筑材料的装饰效果都有所差异，导致了客户很难根据装饰结果来判断建材的质量。

当然，委托人客户要弥补自身的信息劣势，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获得专业性很强的建材采购信息，但是必须要付“代理费用”(如找行业组织要付费、找设计师朋友要欠人情)，“代理费用”可能会超过节约的成本。因此，在建材采购中委托人客户的决策往往受制于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代理人设计师。(2)契约不完备。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 委托人与代理人在实施建材采购过程中可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来规范双方的行为。然而，契约是不完备的，它不可能预料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也不能规定各种情况下各方的责任，而且为了装饰效果必须给设计师以充分的自由处置权。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可以通过掌握的信息，利用不完备的契约和建材采购中的机动权去谋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从而损害了客户的利益。

四、案例启示

根据成本收益分析，减少商业贿赂净收益的途径则是降低贿赂收益和扩大贿赂成本。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反商业贿赂的关键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建立对消费者的信息支持制度。可采取如下措施治理商业贿赂：

1.提高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查处概率。通过提高信息收集和分析水平来发现和寻找商业贿赂，改善查处机构监督查处的手段和技术，具体做法：第一，完善群众举报的保护和重奖制度。最重要的是保护举报者的人身安全，对打击报复举报行为者给予严厉惩治。同时，还必须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到群众举报的收益，对群众举报予以较大幅度的物质奖励和必要的精神奖励。第二，创建特殊部门或机构，如反商业贿赂委员会，增加专门从事反商业贿赂的警力和财力。第三，评估商业贿赂高发的行业和领域，进行特别关注。第四，加强公司审计、财务部门对采购工作的监督审查，强化公司内部控制。

2.增加贿赂者的惩罚成本。一方面，使贿赂者付出沉重的法律制裁和经济损失。加大对贿赂分子的经济惩罚力度，不但要追回非法所得，还要进行大额罚款，给贿赂分子以最大的物质剥夺。减少行贿人和受贿人对替代工作的预期收入，避免他们在贿赂暴露后仍有较好的收入来源。例如，工程招投标贿赂案发后，如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对其负有责任的建筑设计、施工企业和工程监理，终止其营业执照，并列入“黑名单”，取消其永久性资格。在装饰建材商业贿赂案发后，永久取消涉案设计师的从业资格，将涉案的装饰公司列入“黑名单”。另一方面，使贿赂者付出高昂的精神成本。对行贿者和受贿者的罪行予以公开，从而对犯罪分子及其家庭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对一些社会关注的大案要案要予以公开审判、公开披露和公开报道，使其名誉扫地、无法在社会立足，而且使其利益相关者名誉受损。对不便执行严厉惩罚的地方(由于政治或其他的原因)采用非正式的惩罚措施(例如，不合意的调动、反面宣传、职称的损失)。此时贿赂的成本达到最大， 贿赂行为将会减少。

3.加强信息的披露。通过政府的干预，发挥行业协会的优势，对市场中存在的一些隐形信息给予披露，让普通的大众能够方便的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搜寻、选择和评价等。由政府支持、行业协会主导建立一个信息公开和共享平台，使消费者能够很详细的了解到各个装饰公司和设计师的业务素质和诚信水平、建材产品的详细信息(基本成份、装饰效果、价格、联系方式等)。这样一方面能够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提高消费者的选择面，又能够对装饰建材领域内的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督。

4.推行行业准入和评价制度。由市建筑装饰协会、市装饰材料行业协会、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市专委会，三大行业协会号召各成员单位组成“诚信联盟”。由三大行业协会和相关部门组织对设计师的专业程度及经验进行认证，符合条件可备案并领取设计师资格证书。如果是非设计专业的人从事装饰行业，必须有数年工作经验，并且通过协会组织的设计师资格考试。将合格的设计师名单公布在行业协会网站上，以便消费者对设计师有进一步了解。建立相关的评价体系对设计师的行为加以规制，让消费者在接受了设计师的推荐服务后，能够判别出优劣并作出评价，进而指导其以后的行业行为。

5.反商业贿赂制度化而不要“运動化”。商业贿赂的前提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后果是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即商业贿赂成为行业的潜规则。现阶段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相关行业本身存在不规范问题，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我国部分行业的潜规则。我国很多地方已采取大规模、间歇性的运动式反商业贿赂活动。然而，根据国外经验，采取运动式反商业贿赂的地方，在惩治的间歇期商业贿赂案件数量严重反弹，导致社会对政府惩治商业贿赂的诚意和能力感到失望，商业贿赂的风气仍旧蔓延。

从打破商业贿赂潜规则的角度出发，应建立可以信赖的制度化机制。对于监察机构，不仅要发现和披露装饰建材贿赂的大案要案，而且还要把诚实可信的装饰公司和设计师行为公之于众，清除以往的贿赂行为在社会舆论中形成的累积性影响，调动全社会反商业贿赂的积极性。

为了打破必须进行贿赂才能获得交易的潜规则，可以倡导采取一种联合抵制商业贿赂的行为。例如，在工程项目招标时，投标者为了一个具体项目被召集起来，可以鼓励他们与政府或者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签订一个“反贿赂公约”。每个投标者同意不行贿，并揭露此间的行贿行为，而政府要做出特殊努力以确保整个运作不被贿赂行为所玷污。通过这个途径，规则在同一时刻为每一个人做出了改变，参与者本人又是这个变化过程的一部分。选定的合约被授予某个投标者以后，其他投标者继续碰头以对其进展情况进行监督，为今后类似性质的运作建立起信任感。

参考文献：

[1] 李江.商业贿赂的检举成本收益与监管方法.学术交流，2009(8)

[2] 胡鞍钢，过勇.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4)

[3] 彭敏，华阳标.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的对策.求实，2006(9)

[4] 梁玉红.从行贿者入手治理商业贿赂，2013(10)

[5] 胡俊.商业贿赂中的潜规则探寻及对策分析.法制与社会，2013(9)

[6] 江润才.商业贿赂解读学习月刊，2006(3)

(作者单位：东莞市行政学院 广东东莞 523083)

(责编：吕尚)

作者：江炎骏

第三篇：侦查期间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设想

【摘要】新刑诉法强化了律师的辩护权，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取证权给予了进一步的保障。这其中关于对侦查期间律师会见权的相关规定，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理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影响颇大。在实践中，个别律师滥用新刑诉法赋予的权利，违法违规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已出现。鉴于此，设想建立律师与贿赂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以平衡检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 合理限制 侦查期间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新的刑诉法强化了律师的辩护权，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取证权给予了进一步的保障。这其中关于对侦查期间律师会见权的相关规定，对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办理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影响颇大。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或法律援助公函要全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在侦查阶段取消了律师会见需经侦查机关同意的限制，明确禁止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时侦查机关进行监听。对于这样的规定，学界与律师界纷纷叫好，认为其是保障人权进程中的巨大进步。但由于新刑诉法法仅仅是框架的构架，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还有许多的空白，相关的配套规定、措施也还未出台。在现实中，律师滥用会见权的现象已有所显现从而引发侦查机关对律师。鑒于此笔者设想建立律师与贿赂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以平衡检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

一、新刑诉法规定对检察机关办理贿赂案件的影响

新刑诉法三十七条理论上给予了律师“不受监督、不限次数、不限内容”的“三不会见权”，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司法的实际情况，“三不会见权”对检察机关贿赂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首先，我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和素质参差不齐，个别律师职业道德缺失，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甚至知法犯法。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 “律师凭三证会见当事人”“律师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既有可能被这些律师所滥用，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在新刑诉法实施后已经出现，有的律师借机将不相干人员带入看守所与嫌疑人见面，有的律师肆意将自己从反贪部门获取的信息透露给嫌疑人，更有律师违规同时代理一案中两嫌疑人的辩护人主动成为其串供的工具。[1]扰了检察机关贿赂案件侦查工作。

其次，没有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利很容易被滥用，权利的实施必须有相应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新刑诉法只规定“会见不被监听”却没有明确相关的监督与制约措施，律师出现上述违背职业道德现象的可能性增加。更为棘手的是，因为新刑诉法不允许会见时第三人在场或进行监听，一旦律师违反了职业道德，有关部门很难追究律师责任。因为在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况下，举证律师进行了违规违法行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嫌疑人“出卖”了自己的律师，检举揭发了律师的违规违法行为，其证明力也有限，仅凭其显然达不到追究律师责任的证明标准。

最后，贿赂案件有其特殊性，其侦查工作也有其自身特点。由于受贿人与行贿人间往往是一对一的权钱交易，隐蔽性较高，行贿人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实际上是证明贿赂犯罪事实证据链上最为重要的证据。[2]现阶段，突破相关人员口供后进而收集相关证据查办贿赂案件是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最常见也最倚重的侦查手段，这就对侦查阶段保密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要在受贿人还未察觉，销毁掩盖相关证据前取得、固定证据。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的规定客观上给予了贿赂案件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单向透明”——嫌疑人方知道反贪部门的底牌而反贪部门不知道嫌疑人方的底牌。这无疑不利于反贪部门收集证据。另外，贿赂案件嫌疑人往往在当地拥有广泛、相对高层、相对强势的关系网，一旦走漏风声，查办贿赂案件的阻力会增大。

基于以上三点，针对“三不会见权”，相关立法机关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应对办法，既保证律师会见权的正当充分行使维护贿赂案件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致让律师会见权得到滥用使犯罪分子跳脱法律的制裁。笔者设想：建立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

二、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具体设计及意义

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具体程序可设计为：各级司法局在同级看守所内布置录音录像设备。当辩护律师会见贿赂犯罪嫌疑人时，由各级司法局派人操作设备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过程中，除去必要的检查，操作人员不得监听录音内容观看录像画面。待录音录像结束，立即将相关内容进行封存。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办理贿赂案件过程中，发现辩护律师在会见嫌疑人、被告人的过程中有滥用会见权嫌疑的，向该律师所属司法局进行通报，建议对该律师启动调查程序。律师所属司法局接到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通报后，向贿赂案件嫌疑人被关押看守所所在地的司法局调取该律师会见时的录音录像，联系律师所属律师协会，联合进行调查。

建立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有利于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侦查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力。在贿赂案件侦查阶段，侦查权强调的是效率，通过在第一时间控制犯罪嫌疑人，无论是审讯嫌疑人还是让嫌疑人进行辨认、指证，都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至关重要。会见权是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会见权强调的是公正。通过律师在第一时间与嫌疑人的会面，缓解嫌疑人精神压力，提供法律帮助使嫌疑人在被讯问时能进行恰当的陈述。侦查权与会见权之间存在冲突，侦查权的行使时为了证明有无犯罪及犯罪的轻重大小，会见权的行使是为了证明犯罪嫌疑人罪轻或无罪。从目的上看，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另外两者的行使对象都是犯罪嫌疑人，而嫌疑人不可能同时接受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的讯问或会见，因此在时间上两者也存在冲突。侦查权与会见权两者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侦查权，容易侵犯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导致侦查的专制与武断甚至是冤假错案；一味强调会见权，则容易使侦查机关讯问效果大打折扣，导致证据灭失，丧失侦查机会。[3]因此，两者间应做到理性平衡。建立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既确保了嫌疑人与律师的会见权，又对其进行了合理限制保障了侦查权，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有利于平衡律师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难以证明间的矛盾。律师会见嫌疑人，既可以帮助嫌疑人恰当应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又可以为后续的辩护做充分准备。上述功能的实现依赖嫌疑人与律师见的充分、坦诚的交流，而这又必须建立在嫌疑人能够确保自己所说不被侦查机关所掌握的基础上。因此，只有确保律师会见的秘密性才能使会见权具有意义。但同时，律师会见的秘密性并不等于律师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律师在忠于自己当事人的同时还应该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至少不能“积极阻礙事实真相的发现”。然而在秘密会见的情况下，律师与当事人交流时可能进行违反职业道德甚至是法律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因为没有第三者知晓又不允许进行监听，因此很难予以证明，造成了律师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难以证明间的矛盾。为了缓和此矛盾，在保证律师会见秘密性的基础上，基于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对会见权予以适当限制的律师与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就有了正当的基础。

第三，有利于缓和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间的不信任。当前，仍有一些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新刑诉法“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持怀疑态度，担心律师借机向嫌疑人及其同伙、家属通风报信，干扰侦查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负责管理律师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能够发挥作用，通过对律师会见的录音录像有效监督规范律师行为，则可有效缓解侦查机关的顾虑，使律师会见权在侦查机关的配合下得以有效实现。同时，我国现阶段关于律师职业伦理的研究较少，对于律师会见嫌疑人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怎么说都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则。通过律师会见录音录像制度，有助于发现律师在于嫌疑人交流时出现的问题，进而总结归纳形成规则。另外，建立律师会见录音录像制度也是对律师自身的一种保护。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律师有与嫌疑人会见时触犯刑律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例如重庆李庄案。律师会见录音录像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司法行政机关掌握律师会见时的真实情况，杜绝侦查机关打击报复律师情况的发生，有助于加强对律师权益的保障。

三、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的可行性

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可行性。

首先，司法行政机关在看守所中对律师会见进行录音录像并不违反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一方面，虽然对“监听”二字的含义多方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存在“监听”二字是否做扩大解释的讨论。但是无论将“监听”的内涵做怎么的扩展，其势必不能将“单纯的录音”包含在内。[4]一方面，录音制度也不违背新刑诉法的立法精神。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的立法目的是组织办理案件的侦查机关知悉嫌疑人与其律师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而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会面时的录音并不会被侦查机关所知晓，从而不会对嫌疑人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司法行政部门相对于侦查机关，地位较为中立，由其联合律师协会对律师会见行为进行监督容易被各方所接受。同时，律师协会的介入也有利于从律师实务的角度对律师会见行为进行评价，在我国律师职业伦理研究不足的情况下，这也有利于司法行政机关公正、合理的判断律师会见行为。

再次，司法行政机关在看守所设立专门的派出机构负责对律师会见录音录像有先例可循。当前，检察机关已经在看守所内设立了驻监室，由其负责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法律援助部门也正在考虑在看守所内设置专门的驻监法律援助人员。因此，为了加强对辩护律师的监督，律师的行政主管部门在看守所内设立对律师的监督部门也是合情合理的。

最后，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的执行成本不高，执行难度也不大。就律师会面录音制度在执行中的工作量来说，司法行政机关向看守所派出2名工作人员足以担负此项工作。同时，当前很多的看守所在律师会见嫌疑人的场所已经安装了录音录像设备，在新刑诉法实施会，这些设备可以转给司法行政机关继续使用，即避免了原有设备的荒废闲置又可使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律师会面录像制度使再次购买设备，一举两得。

四、律师与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的注意事项

建立贿赂案件案件嫌疑人会面录音录像制度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会见嫌疑人是获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仅限于调查律师会见时是否违反职业道德、滥用权力时使用，不能将其提供给侦查机关用于案件的侦查工作，不能作为指控和定罪的证据使用。[5]与嫌疑人做了全面、坦诚的沟通后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维护嫌疑人合法权益。如果嫌疑人知道自己与律师的沟通内容会被侦查机关所掌握，其必然在与律师沟通中有所保留，不利于自身权益的维护。这种情况与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律师会面不被监听”的立法目的显然南辕北辙，因此使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之间能进行全面、坦诚、有效的沟通，律师会见时的秘密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和保障。从世界范围来看，为了保证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的秘密交流，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有秘密交流权，即律师会见被追诉人不被侦查机关所掌握。鉴于以上理由，司法行政机关不能将在律师会见嫌疑人时获得的录音录像资料提供给侦查机关用于案件的侦查工作，侦查机关通过该录音录像获取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其次，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律师协会在通过录音录像判断律师是否滥用会见权时应明确律师的三个“无权”。第一，律师无权教唆嫌疑人在应对侦查机关询问时保持沉默。我国新刑诉法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四条至五十八条对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也已经做了详尽规定。在此前提下，如果再任由律师教唆嫌疑人拒绝回答侦查机关的讯问，对贿赂案件的侦查的冲击较大。第二，律师无权在侦查阶段向嫌疑人通报案件信息。虽然在侦查阶段律师无权查阅案件也无权进行调查取证，但是通过与嫌疑人家属谈话、与嫌疑人同案犯律师交流等方式依然可以获取案件相关信息。对于这些信息，律师在与嫌疑人会见时不应向其提供。同时，律师也不能成为嫌疑人与外界进行联系的传话筒。第三，律师无权教唆嫌疑人滥用司法权力，妨碍司法程序。告知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力，帮助嫌疑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力是律师的职责，但如果律师无视事实与正义，试图通过教唆嫌疑人滥用诉讼权利进而影响诉讼程序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这就显然违反了律师的职业伦理。

参考文献

[1]毕惜倩，李铁军，姜军.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立法完善实证调查与研究[J].政法学刊，2012（10）：35.

[2]宋翼峰.新刑诉法视野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思考[J].中国刑事法，2011（7）：61.

[3]陈学权.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J].现代法学，2011（9）：43.

[4]陈学权.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J].现代法学，2011（9）：43.

[5]陈学权.侦查机关通过监听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10年（12）：56.

作者简介：张斌（1983-），男，山东德州人，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书记员。

作者：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