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房地产信贷风险研究论文

摘要：近年来，央行为调节购房需求、维护房价稳定，已连续多次调整房贷利率。然而房价却稳步上升，因此以利率为手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有效，是一个受大家关注且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对利率政策调控房价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利率政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银行业房地产信贷风险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银行业房地产信贷风险研究论文 篇1：

欧债危机发展现状与原因分析

摘要：从产业结构、财政金融、制度分析等研究欧债危机，认为欧债危机根源在于制度缺失、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通过对欧债危机原因的深入分析，可以汲取经验教训来规避和防范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欧债危机；PIIGS；ECB；银行业；房地产；金融危机

2013年塞浦路斯银行业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跳水，塞浦路斯股市休市、银行关门，市值比金融危机前暴跌98%。欧债危机自2009年爆发以来经历财政紧缩、债务减记及欧央行（ECB）、IMF、欧盟（EU）三驾马车的救助仍难见起色，直至ECB无限量的直接货币购买计划才企稳，但至今仍未根本解决。IMF预计欧元区经济继续衰退，经合组织（OECD）也警示防范资产泡沫风险。财政、经济、政治危机交织的欧债危机值得深入反思。

一、欧债危机发展现状

本部分在介绍了欧债危机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全球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导火索。

（一）欧债危机的爆发

作为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可追溯到2008年冰岛政府濒临破产、匈牙利等中东欧多国外债飙升。2009年10月，希腊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高达GDP 的12.7%和113%，超过《马斯特里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的3%和60%的警戒线，引爆了欧债危机。爱尔兰和葡萄牙紧随其后陷入债务危机，危机逐渐向欧洲核心经济体扩散。2010年底欧元区主权债务规模为8.6万亿欧元。欧债危机冲击银行业，多家银行评级下调关闭或重组。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政权更迭，累及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二）欧债危机的发展现状

根据欧盟统计局4月22日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务率仍在继续攀升。2012年欧元区17国的债务率为90.6%，比2011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1个成员国债务率比2011年还高，其中有14个成员国债务率超过60%的警戒线。其中，希腊为156.9%，意大利为127%，葡萄牙为123.6%，爱尔兰为117.6%，比利时为99.6%，法国为90.2%，英国为90%，塞浦路斯为85.8%，西班牙为84.2%，德国81.9%。

由于各国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欧盟27国中有13个国家的财政赤字率好于上年，但仍有17个国家赤字率超过3%的警戒线。2012年欧元区17国财政赤字率为3.7%，比2011年下降0.4个百分点。其中，西班牙为10.6%，希腊为10%，爱尔兰为7.6%，葡萄牙为6.4%，塞浦路斯为6.3%，法国为4.8%，意大利为3%。只有德国除外，但也仅实现了0.2%的财政盈余（具体见图1）。

欧元区国家正试图走出2009年以来欧债危机的泥潭，目前形势尚不容乐观。塞浦路斯因受希腊债务拖累而陷入1960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被迫接受救助，银行倒闭、资产减记、储蓄蒸发，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经济萎缩程度远超预期。5月18日，惠誉再将斯洛文尼亚主权评级由A-下调至BBB+，评级展望为负面。因经济疲软，银行系统脆弱，公共财政前景恶化，斯洛文尼亚可能步塞浦路斯后尘。2013年一季度，欧元区GDP下降0.2%，折年率1%，欧元区经济连续6个季度下滑，3月份欧元区失业率环比攀升，同比增长12.1%，4月份欧元区PMI降至46.7，低于同期全球制造业PMI的50.5。一季度，西班牙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虽然低于上年高峰，但仍接近11%；希腊GDP下滑5.7%，虽然环比降幅收窄，但失业率创27%的历史高位。3月份意大利银行不良贷款额同比增长了21.7%。

（三）全球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导火索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导致主权债务持续攀升、银行业脆弱。2008年雷曼倒闭标志着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高峰，欧洲拥有大量美国次债，金融危机爆发导致金融机构损失，流动性收紧引致房地产泡沫破灭、资产缩水波及银行业，导致银行坏账率上升。2009年3月道指重挫，10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欧洲各国政府为救市而注资银行，私人部门坏账转向公共部门。为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而财政收入锐减。全球金融危机最终成为引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

金融危机前世界各国消费与投资需求旺盛，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该五国英文简写为PIIGS）等欧洲国家的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繁荣。金融全球化及各国经济发展前景良好，投资者也将PIIGS的国债与德国国债等量齐观而大肆购买。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引发全球经济危机，PIIGS依靠旅游和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遭到全球贸易消减、投资下降等打击而不可持续，财政收入锐减而财政支出刚性，入不敷出进而引发欧债危机。

二、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看欧债危机的制度根源

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出，欧债危机存在的制度因素。

（一）欧洲一体化是经济政治的博弈，欧债危机存在制度因素

从欧盟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区基础制度缺位是导致危机未解的成因之一，而欧债危机的解决有待于各国政治与经济的进一步博弈。

1.欧盟的发展历程是条约和法令不断建立实施的过程

欧盟是目前全球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的成立对于降低关税、统一市场、增强欧洲经济竞争力、甚至稳定金融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追溯欧盟发展历程，欧债危机在欧洲一体化逐步完善的进程中发生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欧盟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其实是二战后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压力而产生的欧洲一体化的结果，欧盟的发展历程就是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和实施过程。从煤钢共同体到欧共体建立，再到欧盟成立，以及欧元建立，是一个逐步加强经济、政治统一的过程。而欧债危机之所以发生在欧洲而且迟迟未解，与欧洲一体化逐渐由经济一体化向安全一体化再向货币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财政始终未能一体化有关。目前欧盟货币政策统一但不完备，财政分散，不像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由实施统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在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当希腊一个国家出现债务问题，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波及其他国家。

欧洲统一思潮可追溯至中世纪，早在1453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占后就有国王建议欧洲组成联盟来对抗其扩张。18世纪受美国独立战争影响又有构建欧洲合众国设想。19世纪初拿破仑·波拿巴实行关税同盟，对于欧盟的建立有启发作用。1946年二战结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建立欧洲合众国。1950年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即舒曼计划）。1951年，法、意、联邦德国、荷、比、卢六国签订了《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1955年六国建议将煤钢共同体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建立共同市场。1957年六国外长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罗马条约》，促进了欧洲经济安全合作。1965年六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加强了欧洲政治经济联合。1987年为欧盟境内贸易自由流动六国签署《单一欧洲法令》。1991年欧共体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1992年正式签署《马约》，1993年生效，欧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欧盟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1997年签订《阿姆斯特丹条约》，2000年签订《尼斯条约》，2004年签订《宪法条约》。欧盟逐渐由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共同体发展。欧盟成立促进经济快速发展，1995年欧盟GDP增长7%，GDP超出美国10%。1995年至2000年间经济年均增速达3%，欧盟经济总量从1993年的约6.7万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近10万亿美元。2004年塞浦路斯、匈牙利等十国加入欧盟，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加入。经历6次扩围，欧盟成为涵盖27个国家人口超过4.8亿的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欧元在1999年起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荷兰、卢森堡、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11个国家开始正式使用，并于2002年取代上述11国的货币，欧元区逐步扩大至17国（详见表1）。

2.欧元区基础制度缺位是导致危机未解的成因之一

欧盟的建立对于消除汇兑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贸易与投资、促进金融稳定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欧盟存在的互不救助原则、严禁货币融资等基础制度缺失问题，也导致一旦爆发债务危机，协商成本高且无法退出，制度缺失本身导致欧债危机迟迟未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约》约束力下降。《马约》规定所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赤字率不得高于3%，债务率不得高于60%。但2002年和2003年，德法两国赤字率都超过3%，2005年《马约》修改后，政府预算评估期由原来的每年改为每4年，而且违反规定国家有5年时间达到预算平衡，并且教育、研发、国防等预算都不计入政府财政支出项目。

二是不救助原则。《马约》第125 款明确规定不救助原则，即债务的非共同负担原则。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必须独立承担债务，严格禁止欧盟或者任何其他欧元区成员国分担某个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然而市场对互不救助原则视而不见，危机前希腊与德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基本吻合，并未区别对待。不救助原则未能有效地敦促各成员国有效恪守财政纪律。

三是严禁货币融资。欧洲央行唯一政策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欧元区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严禁货币融资的基础制度，禁止ECB提供信贷业务和购买债券。ECB不能买国债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进而维护金融的稳定。《马约》严格限制了欧央行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这严重削弱了欧央行作为央行挽救债务危机的作用，限制其发挥稳定欧元区金融市场的功能，处理欧债危机如同隔靴搔痒，使得欧债危机久拖未决。

四是银行体系的国家属性。虽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欧元区各国的银行体系仍然分散，各成员国自行监管本国银行业。金融全球化、统一的欧元促进了银行跨境经营，个别银行资产甚至会超出该国财税收入。欧元区各国财政与银行危机相互交织，从基础制度上决定银行这种脆弱性异常突出。

五是货币整合不可逆机制。这表现在欧元组合成分、权重及内部兑换权不得变更；尽管《里斯本条约》第50条允许成员国申请退出欧盟，且不说退出成本如何高昂，仅从法律上看并没有成员国退出欧洲货币联盟的规定。缺乏欧元解体及退出机制也是导致欧债危机迟迟未解的机制缺失问题。

3.欧债危机的解决是各国政治与经济博弈

作为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危机，欧债危机也体现为政治危机。欧债危机与政治危机交织，十几个国政府更迭。2011年爱尔兰、葡萄牙、希腊等国走马灯式地政坛更迭。而法国总统奥朗德的上位也与欧债危机有关，奥朗德承诺加大国家资助产业政策的力度、一体化的欧洲能源政策，更加强调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就业目标，积极支持欧央行的货币金融政策且支持发行债券，这些都是奥朗德赢得大选的举措。欧债危机在拖累意大利经济的同时，也加大了意大利政治大选困局，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全球第七大工业国，意大利近年经济持续低迷，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债务攀升、经济衰退、失业率持续提高、消费信心低迷也使得大选久拖未决。在解决欧债危机时，欧元区核心经济体与深处债务危机漩涡的边缘经济体利益诉求不同，德国等核心经济体对于用本国纳税人的所得挽救边缘经济体也有其政治经济利益诉求。诉求各异、政治博弈导致了欧债危机迟迟未解。但无论为解决欧债危机而解决分散财政问题，欧盟各国多方博弈推进了财政统一的同时也推动了欧盟进一步一体化的进程。

（二）欧元区制度缺失、统一货币及分散财政与最优货币区问题

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要素自由流动与机制缺失、央行职能缺位等制度缺失导致欧债危机并阻碍危机的进一步解决。

1.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是导致欧债危机的财经制度根源

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二元结构是欧债危机的制度性根源。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缺乏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有效纪律约束。这种二元结构的不对称性易引发冲突与错配，是欧元区固有的最大缺陷。“欧元之父”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认为货币政策主要服务于外部目标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时才能实现内外均衡。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维持币值稳定；而财政政策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前者更侧重于总量调节、保持币值的稳定、治理通货膨胀时作用更突出；后者侧重结构性调节、治理通缩作用更突出。

分散的财政政策也是欧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和迟迟未解的制度基础。当冲击来自外部时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欧元区国家在面临财政困难时无法采用统一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功能及货币贬值来增强竞争力和缓解财政负担。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为挽救经济抵御衰退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赤字和债务状况愈加严重。由于缺乏统一财政政策，欧债危机爆发后难以协调，财政政策工具难以及时有效发挥作用，这更拉长了存在内部和外部时滞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更不足以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和通缩问题。欠缺统一财政政策这一通缩期的有效治理工具，欧债问题无法快速解决。

2.因要素自由流动与机制缺失，欧元区未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

“欧元之父”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并以资金等各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代替汇率的浮动。欧盟各国劳动力并未自由流动，虽然资本自由流动但各国税率各异。目前欧洲平均失业率12%，德国失业率不足7%，而西班牙和希腊的年轻人失业率超过50%。欧盟统一关税税率但各国公司税税率各异，英、法、德的公司税率在30%左右，而边缘经济体则普遍低于20%。PIIGS部分税率低的国家劳动力较充足，资金与劳动力结合加速经济膨胀。蒙代尔也不得不承认欧元区并不完全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缺乏危机应对和调节机制。具体体现在缺乏可替代货币和汇率政策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调节机制。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货币区受到外部冲击时应有充分及时的调节机制，使区内成员国不靠汇率变动就能在维持对外平衡的同时恢复内部平衡，且不会产生失业与通胀。

3.货币政策选择直接影响金融危机，央行职能缺位难解欧债

根据泰勒规则，美联储将均衡真实利率定义为使经济处在潜在产出水平的真实利率，如果实际利率高于均衡利率，那么就可能减低名义利率来降低真实利率，反之亦然。通过泰勒公式（R=R*+a（P-P*）-b（U-U*）a>0，b>0）可以分别计算出欧央行、核心经济体及边缘经济体的利率。统一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针对不同经济体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及利率水平，这也是不能快速有效解决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危机期间，欧央行的目标利率、泰勒规则下的核心经济体利率与边缘经济体利率三者间差距拉大，尤其是与边缘经济体间的差距明显拉大。OECD定量研究表明，2000-2006年，统一利率政策比德国的要求高出50个基点，比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的要求又偏低，偏低300～400个基点。这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极大刺激了边缘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速，拉大了边缘经济体与核心经济体间的差距。

欧元相对于马克贬值增强了德国制造业等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欧元区成立时德国仍肩负东西德统一带来的巨大财政负担，货币市场低利率不仅有利于刺激经济，而且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对于同期快速发展的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来说，低利率带来经济过热，直接诱发房地产投机和资产价格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融入，进口扩大而出口减少，这些国家更需要上浮利率。统一的货币政策也使得市场将PIIGS国家发行的较低利率的债券与德法等债券等量齐观。在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潮水退去之时，希腊等国首先暴露出债务危机。

核心经济体与边缘经济体的需求差异加剧了ECB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在欧元成立初期，ECB的货币政策对于以德国为代表的核心经济体过于紧缩，而对于希腊为代表的边缘经济体则过于宽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ECB的货币政策对于核心经济体过于宽松，对边缘经济体则过于紧缩，货币政策更偏重于核心国家，而边缘经济体越来越游离于ECB货币政策之外。在出现欧洲债务危机时，ECB不能实施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来有效解决欧债危机。边缘经济体就使用财政政策，赤字率大幅提高，债务危机的风险增大。欧元区内这种不平衡加大了核心经济体与边缘经济体的体制脆弱性，蕴涵着巨大的债务风险。

欧央行的职能缺位也是导致欧债危机迟迟未解的原因。一是ECB缺乏主权国家央行所具备的主权权威，不能够对债务承担无形、权威的担保作用。二是不能直接贬值来消减债务、促进经济增长。ECB主要职能或唯一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率，而缺乏促进经济增长的职能。三是ECB缺乏最后贷款人职能。最后贷款人职能是现代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能，尤其在金融危机市场恐慌关头，央行是避免挤兑、作为最后贷款人给市场以偿还债务的信心、避免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和维持金融体系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

三、欧债危机根源及实质在于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欧洲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模式是欧债危机根源及实质。

（一）欧洲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债危机的根源

资源错配导致欧元区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增长模式出现问题，以PIIGS为代表的边缘经济体制造业下滑，产业结构单一，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竞争力下降，依赖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导致危机。欧元区逐步形成以德国强大制造业为主的生产国和以PIIGS为主的消费国，边缘经济体与核心经济体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了欧元区危机。

1.希腊、葡萄牙、塞浦路斯等国产业空心化严重

希腊工业基础薄弱，一二三产业分别占比5.8%、16.6%和77.6%，经济增长依赖旅游业和航运业，产业空心化严重。高福利制度导致财政支出快速增长，2008年个人医疗支出比世纪初增长235%。金融危机重创了其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与希腊隔海相望的塞浦路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高达80%，高出欧盟近10个百分点。金融业占GDP的40%。金融危机期间两大银行因资产减记损失高达40多亿欧元，债务水平上升25%。第二大银行对希腊贷款占48%，因希腊债务损失数十亿被分拆，大储户损失惨重。葡萄牙第三产业占比74.1%，主要依靠服务业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葡萄牙试图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但受金融危机冲击，融资成本高企，转型受到重创。

2.德国制造业优势显著，拉大了与PIIGS的距离

欧元区各国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成本分化明显。1997-2007年，PIIGS单位劳动成本提高了32%，而核心经济体仅增长12%。2000-2010年，德国、奥地利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长3%和9%，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分别增长26%、30%、24%、33%、27%，远高于欧元区17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上涨幅度（见图2）。

1997-2007年，PIIGS产业结构调整是将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及房地产业，制造业占GDP的比明显下降。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看，2000-2007年，爱尔兰制造业占比由32%降至22%，降幅10个百分点；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制造业占比分别下降3～4个百分点不等。而德国的制造业占比却由23%增至24%（见图3）。

从东西德合并直至欧元区成立以来，德国依靠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效的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竞争力显著增强。经济结构成功转型提升了德国竞争力，2006-2008年单位劳动力成本不升反降。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而劳动力成本却缓慢增长，低成本和高生产率增强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成就了德国生产国和出口国地位。

3.欧元区经济体失衡，边缘经济体与核心经济体分化明显

欧元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刺激PIIGS国内需求，抬高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也抬高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价格。大量外资涌入，建筑业、财政支出大幅增加，PIIGS经济快速增长，出口不变而进口上升，对外经常项目和赤字更是大幅飙升。希腊外资净流入占GDP的比由1995年的5%提高至2007年的100%。葡萄牙经历长期经常账户赤字后外债净额占比高达90%，西班牙外债净额占比达60%。对边缘经济体累计贷款额德国约占GDP的30%，芬兰约占60%，荷兰约占53%，核心经济体的多数头寸日益集中在边缘经济体。而欧元成立前德国投向边缘经济体头寸只有一成多。

詹姆斯·英格瑞姆1962年警告说除非“外债被用作生产目的”，即只有伴随着国民财富相应幅度的提高，不断累积的外部债务才是可持续的，否则货币联盟内部经常账户失衡和外债高企将如影随形互为因果。由于欧元区市场一体化不成熟，各国产业结构不同，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相距甚远。名义汇率固定但实际汇率不同，各国通胀率不同，这就影响到欧元区内贸易与资本的流动，进而对各成员国的经常帐户、单位劳动成本、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导致各国不平衡性加剧。一是以德国、法国、荷兰、奥地利等为代表，低通胀、经济稳定增长、经常帐户顺差、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缓慢，这些经济发达国家属于欧元区核心经济体；二是以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为代表，高通胀、经济高波动、经常账户逆差、单位劳动成本增长较快，这些欠发达经济体属于欧元区边缘经济体。欧元区以德国为代表的核心经济体与以希腊为代表的边缘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性在加大，经济结构失衡严重。

欧元区经济失衡，爆发危机的国家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竞争力缺失。德国拥有强劲的制造业竞争力，而英国拥有较强的金融业竞争力，这些国家在产业上有突出的比较优势。而PIIGS消费国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金融业都缺乏竞争力，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地依赖国外，在产业层级、竞争力、技术与人力资本上，均无法与德国等核心经济体相抗衡，而其消费水平、福利开支、最低工资等却不相上下。最终导致边缘经济体财富外流和债务聚集，受金融危机冲击后经济衰退，问题凸显而负债累累。

（二）欧债危机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在2011年指出欧债危机起因在于：欧元的创建让欧洲边缘经济体出现大规模信贷狂潮，投资者误以为希腊和西班牙所发行的债务与德国发行的债务一样安全。这些信贷资金并未有效用于实体经济，而是大量流入虚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当信贷狂潮因全球金融危机突袭戛然而止，流动性收紧时，经济和财政危机爆发。而边缘经济体的过度借贷成为欧债危机之源。由于经济增长严重衰退拉低了税收收入，而为挽救金融危机政府财政支出不减反增，财政赤字在所难免，同时银行援助成本导致公共债务突然飙升。市场由此对欧元区边缘国家债券的信心崩溃，最终加剧危机爆发。

1.西班牙、爱尔兰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

以“凯尔特之虎”著称的爱尔兰一度成为经济增长最快国家，增速显著高于欧元区。近年来爱尔兰房地产业占比翻番，房价上涨三至四倍。房地产信贷扩张加速，住房抵押贷款占比从2003年的40%升至2007年的81%。房地产抵押贷款购买资产多用于投机，房价上涨提升房地产抵押品的价格，信贷风险敞口不断扩大。金融危机冲击房价急剧下跌，银行资产大幅缩水，高速运转的经济急转直下而陷入大幅衰退，也陷入了欧债危机。由于欧元的低利率低成本融资优势，房地产业和建筑业逐步成为西班牙近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1997至2007年，西班牙房价累计上涨2～3倍，住房抵押贷款占GDP的比从21%提高至40%。

2.爱尔兰、西班牙房地产价格指数超过次贷危机时的美国

欧元成为PIIGS信贷扩张的制度基础，统一欧元大幅度降低了利率，PIIGS风险溢价及融资成本大幅降低，极大地推动了信贷扩张。而大量流入PIIGS的资金并未进入生产等实体经济部门，而是推动房地产快速增长。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流动性收紧，爱尔兰、西班牙房地产价格下降，银行坏账大幅增加。1999-2009年，爱尔兰和西班牙银行信用占GDP的比分别由103.4%和111.8%提高至225.7%和228.8%。两国的债务规模翻倍增长，信贷规模显著高于核心经济体国家。而同期法国信贷规模占GDP的比基本不变，德国甚至还有所下降。

美国于2007年因房地产泡沫破灭爆发了次贷危机，但对比1997-2007年，爱尔兰的房地产产出占GDP的比由9.8%提高到13.8%，西班牙的房地产产出占GDP的比由7.9%提高到10.4%，同期美国房地产产出占GDP的比仅由4.6%提高到4.9%。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以年均12.5%和8.5%的速度攀升，美国房地产价格增速仅为年均4.6%。

1996-2010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价格指数甚至显著高于同期发生次贷危机的美国房地产价格指数。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房地产价格指数在2007年仅达到196.99高点；而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房地产业泡沫急剧膨胀，2007年爱尔兰房地产价格指数达到441.27高点，2008年回落至304.7点；西班牙的房地产价格指数最高位超过了美国两倍（见图4）。

3.房地产泡沫增加银行风险，去杠杆化压力大

PIIGS产业结构的共同点是支持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爱尔兰和西班牙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尽管两国曾一度以良好的财政和债务记录而为人称道，但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了银行资产质量恶化，政府的救助导致私营部门债务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房地产资产价格抬升了抵押品价格，加大风险敞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总部设在欧元区的银行对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整体风险敞口占所有银行的62%。从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看，爱尔兰从2001年的360%飙升至2007年的705%，意大利从148%升至220%，西班牙则从177%升至280%。英国五大银行资产占GDP的4.5倍，塞浦路斯银行资产占GDP的8.4倍，冰岛四家银行资产是其GDP的9倍。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背上巨额坏账，政府救助银行，紧缩财政，欧债危机发生。

二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银行业危机。欧元区低利率刺激大量信贷资金投向房地产业。2008年金融危机后抵押贷款对利率上涨的风险暴露开始快速增大，2012年底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至20%。西班牙银行坏账率也升至17年以来的新高。西班牙Bankia银行2012财年亏损191亿欧元。政府为接受银行处置房地产坏账专门设立银行来资产重组。为挽救银行业，欧债危机以来欧央行已注资数万亿欧元。

三是欧洲去杠杆化压力大于美国同行。低利率吸引大量资金流入，信贷集中投放于房地产业，致使经营风险不断加大，欧洲银行业总资产与核心资本的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同行。2009年底包括美国银行、JP摩根及摩根斯坦利的杠杆率在15～17倍之间，而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甚至是德意志银行的杠杆率都在21～49倍之间，欧元区银行体系互持债务，杠杆率明显提高，欧债危及欧洲银行业，这更加使得欧债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

总之，从欧债危机舒困方案中可以看出，单靠紧缩财政或者货币政策不能解决欧债危机，促进经济增长才是走出欧债危机的根本之路。欧债危机的彻底解决有赖于引发欧债危机的根源的消除，有赖于欧元区的经济结构改革、分散财政及统一货币政策等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欧元区乃至欧盟制度的完善（包括统一银行监管制度建立），有赖于边缘经济体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各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对欧债危机成因进行系统分析对于防范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防范房地产业风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实施宏观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西班牙]圣地亚哥·加奥纳·弗拉加.欧洲一体化进程[M].朱伦，邓颖洁，夏丽仙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陈元，谢平，钱颖一. 美债与欧债拖累全球经济的孪生兄弟[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3]深圳市博源经济基金研究会.解析欧债危机迷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张志前，喇绍华.欧债危机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Paul Robin Krugman.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with Maurice Obstfeld. 8th Edition [M]. Pearson Education ，2008.

[6]Uri Dadush.Paradigm Lost：The Euro in Crisis [M]. Carnegie Endowment，2010.

（编辑：周南）

作者：刘英

银行业房地产信贷风险研究论文 篇2：

房贷利率政策对海南省房地产业的影响分析

摘 要：近年来，央行为调节购房需求、维护房价稳定，已连续多次调整房贷利率。然而房价却稳步上升，因此以利率为手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有效，是一个受大家关注且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对利率政策调控房价情况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利率政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房贷利率政策；影响分析；影响；应对策略

房贷利率作为央行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已成为我国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一种重要手段。房地产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是一个与银行业高度依存的行业，金融支持的程度也就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程度。近年来，央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住房信贷政策多次进行调整，无论是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抑制过热防止泡沫，还是低迷时期促进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近年来我国的住房信贷政策

2008年，根据《关于扩大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8]302号）文件规定，人民银行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由贷款基准利率的0.85倍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上述措施，有利于金融机构根据政策、市场等因素的变化，扩大定价自主权，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改善民生。但是0.7倍是对金融机构房贷利率下限的规定，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必须实行0.7倍的“优惠利率”，需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按照风险原则合理确定利率水平。2011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号）的文件规定，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可根据当地人民政府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和政策要求，在国家统一信贷政策的基础上，提高第二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2015年3月30日，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住建部、银监会联合发文《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将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调整为不低于40%。2015年，央行年内连续5次降准降息。2015年4月，海南省政府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启动公积金异地贷款、放宽购房入户条件等多项利好政策和购房意愿增强的共同作用下，2015年1—6月，海南新建住宅成交“量升价跌”，房地产市场向好，去库存效果明显，为全省经济企稳回升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海南省房地产市场运行特点

（一）市场销售显著回暖，小面积住宅、商业营业用房销售回升较显著

2015年上半年，海南省房屋销售面积46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6%；销售金额478亿元，同比下降2.1%。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的同比降幅均较一季度末回升了约20个百分点，在一系列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刺激下，海南房地产市场显著回暖。在销售回升的同时，房价保持了相对稳定，房屋成交均价10 343元/平方米，同比下降1.6%。

销售回升最为显著的是小面积住宅，90平方米以下住宅的销售面积271万平方米，占全部房屋销售面积的62.6%，同比增速已由负转正，同比增长5.4%。商业营业用房的销售也继续回升，销售面积20万平米，同比增长38.1%。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升，纯住宅占比继续下降

2015年上半年，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735亿元，同比增长20.7%，增速较1季度末大幅回升16.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1个百分点。其中，土地购置费115亿元，同比增长263.2%。从投资结构看，纯住宅投资占比继续降低，住宅投资完成547亿元，占比74.5%，同比下降7.6个百分点。住宅开发投资呈两极分化，90平方米以下小面积住宅和144平方米以上大面积住宅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同比增长40.2%和56.5%，而中等面积住宅的投资同比下降35.6%。

（三）开发资金来源增速下滑，但仍存在周转不畅的问题

2015年上半年，海南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来源合计1 575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本年资金来源1 142亿元，同比增长12.1%，虽然大幅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0.1%），但较一季度末环比下降了13.1个百分点。从本年资金来源的构成上看，得益于房地产市场回暖，来自销售的资金来源出现回升，销售回款为主的其他资金来源422亿元，占本年资金来源的37%，占比较一季度末上升7.7个百分点。自筹资金仍占最大比例，自筹资金515亿元，占比45.1%，值得注意的是自筹资金中借入资金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54.9%，而自有资金则是同比下降12.3%。

（四）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

2015年二季度，海南各市县的房地产市场销售均有所回升，其中，回升最为明显的是海口市和陵水县。海口市本地自住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较多，上半年房屋销售面积1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9%，增速由负转正。陵水县是海南高端房地产项目最集中的区域，房屋销售面积6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1%，而1季度末是同比减少35.8%。三亚市房屋销售面积5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4%，增量和增速都低于陵水县，周边地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三亚商品房的替代效应比较明显。

三、海南省房地产信贷运行情况

（一）房地产贷款保持稳定增长，三亚市房地产贷款增速显著放缓

2015年6月末，海南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1 332亿元，比年初增加171亿元，比年初增长14.7%，低于同期各项贷款比年初增速1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的21.3%，较年初略有下降，上半年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新增各项贷款的20.1%。从房地产贷款的结构看，地产开发贷款余额75亿元，占比6%；房产开发贷款余额718亿元，占比54%；商业用房贷款余额53亿元，占比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417亿元，占比31%；经营性物业贷款余额68亿元，占比5%。

2015年6月末，海口市房地产贷款余额828亿元，比年初增加101亿元，比年初增长13.9%；三亚市房地产贷款余额221亿元，比年初增加15亿元，比年初增长7.2%。海口、三亚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合计占全辖的78.8%，上半年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辖的58%，三亚市房地产贷款增长显著放缓。从集中度看，海口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的19.6%，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三亚房地产贷款占比相对较高，占各项贷款的27%。

（二）部分地产开发贷款贷款价值比偏高，新增房产开发贷款集中在住房方面

6月末，海南地产开发贷款余额75亿元，比年初增加5亿元。海口市地产开发贷款余额45亿元，三亚市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0亿元，合计占全辖的73%。从贷款价值比（LTV）看，抵押物充足情况略有欠缺，LTV大于70%的贷款占比34%，三亚全部地产开发贷款的LTV均大于70%。从贷款形成年度看，属于本年发放的有28亿元，近三年发放的占92%。

6月末，海南房产开发贷款余额718亿元，比年初增加91亿元，增长主要集中在住房开发贷款，住房开发贷款新增80亿元。从资本金比例看，住房开发贷款的资本金比例小于30%的占比25%，而商业用房开发贷款的资本金比例小于30%的仅占比5%。海口市住房开发贷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更差一些，资本金比例小于30%的占比36%，三亚市住房开发贷款资本金比例小于30%的占比仅2%。从贷款形成年度看，商业用房的增长主要集中在近两年，住房开发贷款则是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2015年6月末，海南经营性物业贷款余额68亿元，比年初增加12亿元，比年初增长21.4%。

（三）个人住房贷款增长提速，各项风险指标较好

2015年6月末，海南个人住房贷款余额417亿元，在房地产新政的影响下，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明显加快，比年初增加50亿元，其中，二季度新增31亿元，增量环比1季度上升62%。从是否新建看，新建住房贷款占比86%，二手房屋贷款占比14%。从贷款价值比看，LTV在50%以下的占比37%，LTV在70%以下的占比98%，今年新发放贷款的LTV基本均在70%以下。从偿债收入比（DSR）看，DSR在30%以下的占比34%，在50%以下的占比90%。从LTV和DSR综合来看，海南个人住房贷款的抵押物充足情况和借款人偿债能力处于较好水平。

2015年6月末，海南商业用房贷款余额53亿元，比年初增加13亿元，商业用房贷款全部是个人贷款，没有企业贷款。其中，已还款期限小于4年的商业用房贷款占90%，说明商业用房贷款的增长主要集中在近几年。海南银行业对于商业用房开发贷款的贷款成数控制得比较严格，LTV大于50%的仅占比2%。

四、房贷利率信贷政策对海南省房地产贷款业务的影响及当前房地产存在的问题

（一）房地产新政及央行多次降息，对房地产需求和价格有一定的影响

贷款利率的调整同时作用于房地产市场供求双方，通过影响供求双方来影响房地产价格。2015年6月，房产均价为10 343元/平方米，环比下降1 669元，降幅达13.89%。通过观察区域实际利率变动与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关系显示，房价与利率变化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利率政策调控对海南省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是存在的，且对需求的影响大于对供给的影响，对房地产健康发展产生积极效应。

（二）地产开发贷款

一是政府审批手续烦琐，导致财政资金未能及时拨付。二是近期政府财政收入未达到预期目标，融资平台贷款在各家机构的贷款进入还款高峰，还款压力增大。三是在目前房地产行业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影响土地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增多，若土地成交量和价格下跌，将直接影响政府财政的还款能力。

（三）房产开发贷款

一是目前海南商品房供大于求，去库存压力大。二季度房地产市场虽然有所回暖，但市场销售的全面回升还有待时日，楼盘销售周期拖长，个别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资金链紧张的问题，房产开发贷款还款压力较大。二是部分项目销售远低于预期，第一还款来源不足。2015年6月末，海南银行业未来一年内到期（2016年6月末）的以销售款为第一还款来源的项目有57个，贷款余额合计45.3亿元，从销售情况看，有34个项目的销售进度在50%以下，贷款余额占比73%；从还款进度看，还款比例低于50%的项目有31个，贷款余额占比69%。三是海南省在建工程抵押登记制度处于起步阶段，部分市县在销售解除抵押、动态追加抵押等手续的办理上，没有规定统一的执行规范，导致银行对房屋销售监控存在真空带，抵押物仍存在悬空的风险。四是本地法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早期发放的项目中不少开发商实力不足，还款来源过度依赖销售回款，销售不如预期时无法提供股东还款等其他还款方式。

（四）个人住房贷款风险

一是抵押物保障程度下降。风险主要集中在2010年房价急升时期发放的高端住房按揭贷款，由于高端住宅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显著下降，而且呈有价无市的状况，辖内部分银行出现个别房产抵押物拍卖流拍现象，抵押物变现难度加大。二是经济增速放缓对个人住房贷款质量的不利影响有所显现。部分借款人受实体经济经营不善的影响，收入下降，现金流趋紧，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降低。三是由于海南房地产销售主要面向岛外，个人住房贷款的外地借款人占比较高。若借款人恶意拖欠贷款失联，银行存在贷后管理难、逾期催收难的问题，大多只能采取通过法院诉讼清收的方式。

（五）经营性物业贷款风险

海南大部分经营性物业贷款项目都是全球连锁品牌的五星级酒店，经营状况较好，股东实力较强，贷款均能按期正常偿还，但近两年海南新建五星级酒店集中开业，供给和竞争均有所加大，部分酒店的入住率和平均房价不如预期，潜在一定的市场风险。此外，还存在极个别向个体经营的小型酒店发放的贷款，由于经营不善，出现连续亏损的状况。

（六）房地产贷款不良余额略有增加，开发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关注类余额上升较多

2015年6月末，房地产贷款不良余额9.74亿元，比年初增加2.18亿元；不良率0.73%，比年初下降0.08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关注类余额44.86亿元，比年初增加30.64亿元；关注类贷款比例3.37%，比年初上升2.14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的不良率低于同期各项贷款0.23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比例也低于同期各项贷款3.08个百分点。

五、相关政策建议

（一）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差别化对待不同需求的购房者

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利率的调整权放给市场，由资金供求关系决定利率的高低。我国从1998—2015年6月十八年间共调整了34次利率。由于每次利率调控幅度不大，无论是对于购房者还是对于开发商来说，长期来看造成的影响都比较小。利率调控对象是针对所有购房者，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也影响了利率调控的效果。因此，为了提高利率调控的有效性，应实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之能够及时、准确地对房价产生影响，并对刚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的购房者区别对待。

（二）增强利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由于货币政策是总需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点应是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调控商品房需求来调控房地产价格，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的国家来说，应注重区域性和差别化利率政策的运用，针对各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区域性利率政策，提高利率政策的灵活性，因地制宜进行宏观调控。同时，在运用利率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时，各有关部门应该相互配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部门互动机制，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决策效率，避免政策时滞导致的调控滞后和失灵，提高政策制定的前瞻性。

（三） 密切监测房地产领域信贷风险，及时防范和化解房地产信贷风险

一是继续引导海南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继续严格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满足居民家庭首次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的贷款需求，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要求的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个人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信贷支持力度。二是结合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时期，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构建“商业、住宅、旅游、办公、养生、海洋”地产等多元化的房地产格局。三是合理控制房地产开发进度。强化房地产开发规划，在市场库存较大、销售不太景气情况下，适度控制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积极调整房地产产品结构，优先满足经营性房地产发展需要，适度控制商品住宅开发，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发展。四是加大市场消化库存力度。支持海南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参加国内房地产展销会，利用互联网广告模式加强宣传营销，加大消化库存力度。支持市县政府从市场上购买或租赁商品住宅用作保障性住房，利于企业回笼资金，形成市场良性循环。五是密切监测和关注房地产不良贷款情况。加强协调，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银行业金融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房屋产权中心和海南省统计部门，要加强联系，加强信息沟通，及时采取对策，防范和化解房地产贷款风险。

[责任编辑 陈丽敏]

作者：曹协和 黄翠玲 黄静慧 林昕

银行业房地产信贷风险研究论文 篇3：

不良贷款“双升”警示信贷风险

经过近年来的天量信贷投放，银行业的信贷风险逐渐显现。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去年四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较三季度均环比上升，上升幅度为4.9%；不良贷款率由三季度末的0.9%提高至1.0%。这是2005年来首次出现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升”。

次级类贷款增加

“如果考虑到四季度一般是银行不良贷款核销最多的季度，则去年四季度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实际幅度将大于4.9%。”中金银行业分析师罗景表示。

分机构看，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均出现了上升，幅度为2.7%至14.8%。其中，农商行的上升幅度最大，达14.8%；其次是股份制银行，到6%。这意味着，风控能力较弱、中小型企业贷款占比集中的银行业机构风险偏高。

从五级分类看，不良贷款的上升主要来自次级类贷款的增加，新增次级类贷款占新增不良贷款的90%。中信证券的研究报告认为，次级类贷款环比增长12.3%，可疑和损失类贷款占比相对稳定，反映出银行业资产质量的向下迁徙尚处于初期。

接近监管机构的人士表示，在银监会实施了更严格的风险分类和监管后，如果综合考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监管机构估计未来银行业的不良率会略有上升。他认为，对我国的经济高增速而言，2%左右的不良贷款率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经济下行或扩大风险

年度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继续向好，但如果未来经济下行风险导致“隐性”不良贷款激增，银行业将面临不良贷款余额上升的压力。

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预计今年一季度银行资产质量压力较突出，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升”概率较大，导致拨备覆盖率可能小幅下降为260%至270%。今年全年银行业资产质量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不良贷款余额可能增加10%至15%。

某银行人士透露，该行对某一线城市土地储备中心的70亿元授信贷款已无法正常履约。由于去年土地招拍挂的规模大幅减少，导致土地出让金收入急剧缩减，现金流断流导致该中心只得拖欠银行贷款。

相关研究人士表示，地方债务的风险并非违约风险，而是流动性风险，如果债务能适当展期或增加其他融资渠道以维持流动性，则不但可以缓解其偿债压力，也可以缓解财政紧缩的压力，有利于增加民生支出和减少我国宏观经济的下行风险。银行内部人士也认为，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有足额的土地抵押，即使按土地增值部分计算，银行通过处理土地也能完全弥补贷款风险。

银行人士表示，受节能减排、出口放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治理、信贷收缩、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的年增速未来几年可能下移至8%-9%的次高增长区间，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行业信用风险可能加大。央行收缩流动性、汇率波动频繁可能增加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经济下行可能增加假票据、假按揭、内外勾结作案等操作风险。这些外部因素可能对未来银行业资产质量带来压力。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日前指出，今年要高度重视潜在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尤其要稳步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持续防控房地产贷款风险，布控表外业务风险，对防止案件发生保持高压态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提升资本金及拨备覆盖

对于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在今年可能出现的分化，监管机构已提前作出预判。监管部门曾提出，将监管目标从不良贷款的“双降”改为“双控”，甚至要对不良贷款余额的反弹给予一定的容忍度。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從银监会成立之初30%的平均水平大幅下降，股份制改革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基本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加之我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继续要求银行实现“双降”恐怕难以为继。

银监会已作出部署，近年通过设置较高的资本金要求、拨备覆盖率指标和创设拨贷比指标，对商业银行风险缓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年银监会进一步提高资本标准，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应保持在11.5%以上，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应保持在10.5%以上。

从银行拨备覆盖率看，银行应对不良贷款的准备也相当充分。2002年以来，主要商业银行拨备的覆盖率不断提高，2002年达6.9%，2007年达41.2%。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下行风险，2008年银行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15.3%的水平。尤其是去年四季度，拨备覆盖率从三季度的271%进一步上升至278%。分析师表示，银行业未雨绸缪的准备比较充分，即使未来不良贷款快速增长也是可控的。

银行人士表示，目前银行对贷款质量的分类存在一定的灵活性，为了美化财务报表，银行可能存在少报不良贷款的动机。因此，监管机构在新监管标准中引入与贷款规模挂钩但与贷款质量无关的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增强了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前瞻性，有助于银行在信贷扩张时期积累充足的经济资源以用于经济下行期吸收损失，平滑由于低估或高估贷款损失导致信贷周期内银行的收益波动。

作者：张朝晖 陈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