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出版产业的转型，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同样面临着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基于历史的反思、学理的反思、现实的反思，基于完善学科体系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编辑出版学需厘清其学科定位和地位，完善其学科框架与理论，优化其学科教育体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篇1：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提要] 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系统而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基础和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校要勇于走在前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24个字”建设思路，准确把握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主要特点，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离不开一个系统而专业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基础和支撑。当前，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都排在世界前列，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功力不足，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因此，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求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势逼人，任务紧迫。

高校是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主力军和主阵地。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有63万人，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80%以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校要勇于走在前面，积极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尤其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24个字”建设思路，准确把握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主要特点和基本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创新的理念、扎实的工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努力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

一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学术中国正渐次走向世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什么样的格局走向世界，又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首要一条，就是要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就特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次，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还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总特点。高校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着力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把握好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才会有灵魂、有生命，才能真正有所作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要分析事物的一般联系，而且要透过现象揭示经济社会的运动规律和事物的本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工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化为自觉要求，不仅做到真学真懂，而且要做到真信真用，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的精华，它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风貌、道德风尚，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为时代著书立说，为人民做学问的历史使命，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尊古而不复古，复兴而不复制，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超越。传承是创新的基础，传承文化不但要深入挖掘、研究、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创新是文化生命力所在，创新文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在借鉴汲取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摒弃旧义，创立新知，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国际上努力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形象”，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3. 统筹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哲学社会科学是讲体系的，系统性很强、专业性很强。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特点，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个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从要素构成上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包括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才体系等在内的系统工程。在这当中，学科体系是支撑，教材体系与学科体系密不可分，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目标，人才体系是保障，五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我们要统筹把握、整体推进，注重内涵建设，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二要丰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科与知识相连，是一定科学领域知识系统的集合概念。学科既是高校办出特色的关键，也是高校影响力的显著标志。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且不断健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共有9大门类、38个一级学科，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下一步，我们要按照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要求，统筹抓好基础学科、重点优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的建设，逐步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优势重点学科突出、门类结构科学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1. 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目前，全国高校共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37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7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00多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教育教学取得明显成效。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需要着力加强。我们要制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规划，推动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为骨干，哲学社会科学分领域研究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力、渗透力，切实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专业之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学科。同时，把学科建设目标和与育人育才目标统一起来，制定实施相关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综合协调推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育人水平。有条件的高校要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按照相应标准重点建设一批马克思主义学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以教材体系、人才体系、教学体系建设为核心，努力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

2. 协调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作为补充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有力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水平。今后，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要大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注重与产业发展、社会就业需求、学术发展前沿趋势相衔接，调整优化学科结构，做强做大优势学科，加快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突破点。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使冷门学科代有传承。目前一些高校文史哲专业成了“冷门”，需要加大对其支持力度，集聚人才，稳定队伍。

3. 切实抓好教材体系建设。教材体系建设在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与学科体系建设密不可分、相互支撑。教材体系建设要特别注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教材内容尤其要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专业领域最新进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编写、出版和推广使用，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要将其经验做法加以推广，加强工程教材统一使用工作，把工程教材对应课程列入专业设置目录，统一作为国家级重点规划教材。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主体，要加强教学研究和教材研究，建立健全教材进入课程、进入教学的准入门槛和标准，提高教材编写质量和选用质量。教育出版机构是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基地，在教材编辑出版工作中要自觉履行审核把关职责，将出版高质量教材作为服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核心工作。

三要着力打造中国学术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共出版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约11万部，发表论文约131万篇，承担各类研究项目134万多项，提交各类咨政报告4.3万篇，涌现出一批精品力作。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有数量、缺质量，高水平成果不多。为此，要在增强文化自信、打造中国学说、提升学术品质上下功夫。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大力提升咨政服务水平。

1. 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创新的起点，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从来就没有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一切有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最大的不足是思想观念转变不到位，一些社科工作者还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习惯于关门搞研究，热衷于自弹自唱、自娱自乐。目前，各高校正在研究编制“十三五”规划，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课题研究题目从哪里来？是从研究兴趣出发，还是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出发？我们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问题意识，善于从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伟大实践的源头汲取理论创新的活水。植根于中国实践，以国家现实需求为导向，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准确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深刻分析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2. 以创新引领发展。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方面资源。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持交叉研究、“冷、僻、弱”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继承创新、自主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积极参与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搭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全面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研究信息化平台，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前，高校智库建设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建设一批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既要有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各国智库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能立足基本国情，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二是紧扣国家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充分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三是注重发展理念和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促进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智库的创新活力；四是建立需求对接机制，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五是能拿出既有前瞻性、战略性，又有针对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

四要注重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各种观点、文化、思潮互相交流、交融、交锋，在众声喧哗中，迫切需要我们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究其原因：一是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具有良好外语水平的高层次外向型人才储备不足；二是对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总结凝练还不够深入，对外传播渠道还比较有限，话语体系构建还不够完善；三是资源比较分散，缺乏整体规划和配合，未能形成有效的整体合力。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们需要对西方主导性国际话语进行分析，找到发力点与突破口，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运用我们自己的话语阐述中国实践的能力，逐步提升中国的话语权，改变“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

1.准确把握话语体系与思想理论体系二者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学术思想体系的创新，这是“体”，是灵魂，是增强中国话语的根本所在；二是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这是“用”，是骨架。思想理论是内容，学术话语是表达形式，任何话语都表达一定的思想理论，而任何思想理论又都需要一定的话语来表达，两者相辅相成。同时，话语体系不仅仅是思想理论的表达形式，它本身也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科学体系。话语体系指的是一整套表述思维系统的语言系统，人类社会的话语体系是长期发展积累形成的，与文化环境、传统习惯及社会制度有关，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话语创新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我们要把话语体系创新看作与思想理论体系创新同等重要的工作。话语体系的创新，不仅仅是思想理论创新的衍生性产品，其本身就是具有独立创造意义的学术工作。

2.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要坚持“五个统一”。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及时作出总结和概括，促进思想理论提升和话语体系创新，着力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用理论和话语创新的成果引领新的实践发展。二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学术话语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在继承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三是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立足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吸收借鉴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实践，创造新概念、新范畴、新方法，发展与西方话语系统相容的话语体系。四是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和人的认知规律，鼓励大胆探索，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形成充分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价值导向作用。五是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不仅在内容上要充分反映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要在形式上创造切合中国实际、体现时代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和逻辑结构，以及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不断增强中国学术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

3.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要做到“三个着力”。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要提高站位，坚持高层次、高标准、高要求，推动重构国际学术规则，形成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一是着力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每个学科都可以从本学科专业的角度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新闻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共同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二是着力推动智库机构和人员交流。积极参与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探索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加强与国外智库机构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重点培养高层次外向型人才，开展国际高端学术人才、中青年学术骨干等出国出境培训选派，推荐知名学者在国际组织任职，支持高校学者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学术组织有关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积极参与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为国家公共外交做出新贡献。三是着力推动优秀成果走向世界。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产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作者：张东刚

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篇2：

反思编辑出版学：历史、学理与现实

摘要：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出版产业的转型，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同样面临着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基于历史的反思、学理的反思、现实的反思，基于完善学科体系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编辑出版学需厘清其学科定位和地位，完善其学科框架与理论，优化其学科教育体系。

关键词：编辑出版学；反思；历史；学理；现实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养成在教育，编辑出版人才的养成在于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出版产业的转型，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同样面临着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唯如此，才能最终养成既具有理论高度、又适应社会需要的出版人才。

编辑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经过多年发展已初具规模，但在一些传统学科的视野中，编辑出版学依然处于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外向延伸，尤其是在几个学科分类系统中还常常被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说明编辑出版学还远未获得其学科独立性。除了“中图法”之外，在其他分类法中，“出版学”之下几近没有分支学科，说明与其他同类学科相比，存在被忽略的倾向，学科定位与地位亟待提升与破局。同时，编辑出版学科受市场经济体制和出版业转型的影响，教育体系偏重功利主义，损伤了编辑出版学科的独立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理论与实践本应并行不悖，令编辑出版学界尴尬的是，编辑出版学科在此二者都面临窘境。出版理论研究与出版实践尚未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出版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现象一直被业内人士所诟病，并最终影响到了人才养成效果。

编辑出版学科在学科发展、人才养成方面所面临的困惑，证明学科反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种反思是一种自觉的反思。在接下来的时间跨度中，继续提升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建立理论与实践的合作机制，评估学科的教育价值，完善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成为编辑出版学科必须面对并亟须解决的时代命题。

一、反思编辑出版学

1　历史的反思

走向历史就是走向事实，面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及其历史有所言说，才可使编辑出版学科体系从依靠逻辑的话语建构成为一种面对事实的阐释行为。历史的反思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现象的语境化，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另一种是学科史视野，在学科史流变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编辑出版学科需要对本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有明确的了解和把握，并对学科未来进行理性分析，从而明确自己的学科定位。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发展有几个关键节点。第一个节点是1984年胡乔木同志建议创办编辑学专业，1985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首先建立编辑学专业，开始招生，成为编辑出版学学科自觉的发轫。值得反思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办编辑学专业几年之后就停办了，究其原因，“与其花大力气新建一两个实用型专业，不如退而举全系之力办好已有的三个专业，排除干扰，齐心协力守住根本，发展学术，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足见当时学界对编辑学一种“有术无学”的认知偏见。但无论如何，其后的十多年问，开办同类专业的院校由几所增加到了十几所。同时与编辑学并存的还有出版、印刷、发行等专业，几个专业的学科体系建构既有交叉也有冲突。第二个节点是教育部在1998年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把编辑学专业和图书发行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列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编辑出版学的学科身份得以明确。此举整合的味道甚浓，有效地避免了学科地位的纷争。自此，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初具雏形，至少是消弭了之前以“图书发行”为代表的“出版学”和“编辑学”的学术分野，两个学科终于统一为一个学科，两个学科的学者专家也终于能够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探讨同一个问题，为同一个方向努力。第三个节点是2010年教育部增设了出版学硕士专业学位，把出版学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下提升了出来，与之并列，开启了学科发展的新时代。这个节点之重要不言自明，专家学者们有机会重新思考本学科与其上位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关系，以及本学科下位延伸和下位学科类别的问题。由是，历史的反思指明了未来的发展路径，而理性地分析学科历史有助于学科发展路径的辨析、选择与确认。

2　学理的反思

学理的反思是真正的、深度的、逻辑角度的反思。所谓学理的反思，主要是观念上的反思。观念上存在误区，所以需要进行学理上的反思，需要在出版理论层面上小心求证，仔细厘清。编辑出版学的学理界定、构建及创新是其作为一门学科必须面对并回答的命题。

如果深切把握一些关键要素的内外关系，会看到编辑出版学学理构建存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编辑出版与编辑出版学的关系，即编辑出版业务与编辑出版学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是基本的立场，但仍旧有人认为编辑出版学没有学术，不是一门科学，更多停留在一种业务的探讨。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解读，是因为从理论层面看，编辑出版学理论尚未形成自身的系统性、逻辑性和独立性，尚不能支撑起编辑出版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体系建构，更不能从理论高度上指导实践，甚至与实践脱节。同时，编辑出版学的研究范式也尚未成型，我国编辑出版学科处于一个范式虚无、范式转移和范式杂乱同时存在的时期，这种多重判断是建立在编辑出版学研究之关注议题和分析层次分解基础上的。研究范式的不足对学科的长远发展极其不利。由此来看，科学理论的建构尚需加大多维投人，否则编辑出版学科将行之不远。

编辑出版学科的建构者们不仅需要在学理上反思自身的独特研究领域和独特定位，更需要在学理上廓清出版学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最终通过自身建构的理论框架，揭示真相，揭示隐含在出版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与关联、权利与文化之问的逻辑关系，并在出版历史与理论阐释中表达价值判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使出版学理论成为人类自我理解、自我提升的一个独特维度。

3　现实的反思

现实的反思即与现实的实践相关，此现实既指出版的现实，也指学科的现实。现实的反思应当超越现实，同时又能完全涵盖和把握现实。编辑出版学的现实意义和终极目标是人才养成，从本质上说，教育体系和人才养成是任何一个学科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一个学科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必定是人才养成。学理的提升与编辑出版的实践教育并不矛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学科发展既要强调学理性，又要强调实用性，二者并行不悖，各有其因。学科的学理性服务于学科发展，学科的实用性服务于人才教育与养成，学科的发展既离不开学理性的提升，也离不开最终的人才养成目标。说到底，学科的发展是为人才养成服务的，编辑出版学是应用学科，理应服务于出版业的现实。

我们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各地高校不断地新建编辑出版专业，编辑出版专业也不断地扩招，但反过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时却饱受冷遇，很多出版社明确表示不愿意录用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这种现象还在持续加剧。编辑出版学本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得相当紧密的学科，但毕业生却不受市场欢迎，说明编辑出版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与人才市场的需求，说明编辑出版的学科教育与市场需求是错位的，更说明编辑出版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出现了问题。这是编辑出版学科面临的严峻现实。

反思其因，其一是编辑出版学定位不明确，一边努力寻求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立身之本、立身之理论和范式，一边要为现实、为市场、为社会服务，身处其间的摇摆使得学科发展含有某种不确定性。其二是编辑出版学的跨专业性较强，常常使得学科教育体系无所适从，其直接后果就是人才养成的知识架构追求通识和广博，却不得专业之门而入，出版企业却常常需要专才。其三是社会和市场不断在变化，身处研究环境中的专家学者难以紧跟市场的变化设计合理的教育体系。社会和市场转型了，学科发展没有跟上，或者亦步亦趋，只能遭到市场的淘汰。

作为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学科，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和理论发展必须紧跟社会的转型、出版的转型，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皆与社会和出版转型相关，不受市场风潮左右的纯理论发展和闭门造车之类，既不现实，更非幸事。诚然，受转型之影响，出版学科的发展正在经历被功利谋害的危险，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对社会转型置若罔闻。因为，社会转型决定出版转型，进而出版转型决定出版教育转型。就此反思，我们是否能够对出版产业的体制化转型、战略化转型、出版方式转型和阅读方式转型有明确的现实认知，并能基于上述转型基础提出明确的学科发展转型设计？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反思，编辑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是否会失去存在之本？因此，实现出版转型和学科体系可持续转型之间的对接是必然的逻辑结论。

应当说，学科的反思比学科的完善更重要，所谓发现问题优先于解决问题，反思之后对症下药即可，面临社会转型、出版转型、教育转型，对编辑出版学科的优化势在必行。

二、优化编辑出版学

1　厘清编辑出版掌的学科定位和地位

首先，是编辑出版学与新闻学、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三者有交叉，但不能等同，这涉及到学科定位与存在依据的问题。从方法论上很难区别编辑出版学与新闻学、传播学的关系，只能从存在论、本体论研究三者的区别。编辑出版学的存在还是要从根源上寻找其存在依据，这个学科是随着出版产业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分，为了满足行业的人才需求而诞生的。编辑出版学以出版现实为研究基础，新闻学以新闻报道为研究基础，传播学以泛传播为研究基础，存在依据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成为学科区分的根本。

其次，编辑出版学科并不难于科学定位。经过多年发展，编辑出版学科已经从学科自发、自为进入到了学科自觉的阶段。最初，各高校建设编辑学、印刷、图书发行学等学科，意在学科建制的大而全，有的挂靠在中文系，有的挂靠在图书馆系，有的挂靠在信息管理系，有的挂靠在新闻传播系，总起来看，其学科定位非常混乱。时至今日，从研究对象看，编辑出版学已经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所应具备的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基本范畴和命题等自己专属的研究领域；从现实基础来看，它所依托的出版教育不断壮大，出版学界应抓住国务院学位办调整学科目录的关键机遇，占领学科发展制高点；它所具有的实践性要求必须先从学科分类入手，把编辑出版学从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中划分出来，作为与其并列的一级学科，使编辑出版学实至名归，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历史的逻辑和学理的发展来看，“出版学”或许会代替“编辑出版学”成为这个学科的未来称谓。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学科定位的清楚界定和学科地位的提升是大传播、大出版发展的需要，是人才养成的需要，更是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

2　完善编辑出版掌的学科框架与理论

一个没有理论的学科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实践表明，编辑出版学需要有一种更成熟的理论形态的“学”，来加强对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指导。伴随着出版产业的发展，目前的编辑出版学研究主要在传播学的框架下，借用相关研究成果开展编辑出版学的实践研究和问题研究，由此形成的编辑出版学理论多为继发性理论，而非原发性理论，继发性理论是受到原发性理论制约的，出版学要想从新闻学、传播学或信息管理学的藩篱中独立出来，原发性理论的探寻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原发性理论，是针对继发性而言的，这种理论专属于或最先发生于某个出版现实或出版研究，而不是从其他学科嫁接或转移过来的，对于该出版现实或者研究来说，这个理论就是原发性的。

编辑出版学的理论架构包括两种不同的层面和境界，一种是不一定很系统很全面的、没有学科建构意识地对编辑出版实践的经验积累和总结，以某种实在的可把握的出版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称之为出版学或对象出版学，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集中于此。另一种是对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系统的、学理的思考和研究，需引入元科学或元理论的概念对出版学进行深入反思，为了叙述的方便，或可暂称之为“元出版学”。与出版学不同的是，元出版学不以出版现实为研究对象，而以出版学为研究对象，不把自身当作关于出版业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而把自身作为研究出版科学的本质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元科学。具体说，元出版学是对出版研究的再研究，对出版认识的再认识；元出版学不是以具象的出版、可把握的实在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出版学的性质、特征、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这样所形成的科学或理论即为元出版学。元科学是每一个学科发展到某一节点必然达到的研究阶段，在出版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时，编辑出版学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应当更上一个层次，元出版学的诞生和研究正当其时。

编辑出版学的理论架构还应该包括编辑出版的思想研究、哲学研究、文化理性研究及跨学科研究，更需尽快建立学科范式。唯有建立了学科范式，编辑出版学才能找到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才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创新的理论基础。

3　优化编辑出版学科的教育体系

编辑出版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最终要落在编辑出版的人才养成上。出版业改企转制、多元化经营的现实导致出版业功利色彩日趋浓重，当利润和资产成了出版业的刚性指标之后，出版业的文化理性和出版精神日益流失。作为充满理性色彩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逐步确立与出版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教育体系，更应该高扬文化理想的旗帜，从教学理念、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培育学生的出版精神。出版的精神内涵很丰富，包括文化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商业精神、学习精神、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等。文化理想、文化精神、社会责任，是出版精神的主干。出版精神的培育应当成为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和基础，然后才是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出版精神确立之后，是否适应行业需求则成为衡量编辑出版学教育体系科学与否的标准。为了适应行业的需求，案例教学和跨专业教育成为可选择的人才养成路径。首先是案例教学体系的建构。编辑出版学科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完全可以借鉴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方式，集系统的知识体系、理论框架和案例于一身，通过案例教学服务于学科实践层面的体系建构。让人担心的是，学界专家忙于科研，远离实践，其案例教学恐离现实稍远。令人兴奋的是，当今出版产业的领军人物和专家大多乐于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产学研结合和教学活动，无疑能为案例教学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坚实的佐证。案例教学强调实践性，但并非片面强调实践性，同样需要理论和理念的导引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否则将耽于实操而失去学理。其次是跨专业的教育体系建构。出版社之所以不欢迎编辑出版专业的毕业生，正是因为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只知技巧，却无专业，只知编辑，却无深度。只懂得编辑学概论和出版理论是进入不了专业书稿内容的，所以，编辑出版学的教育体系应该提倡跨专业的人才养成模式，但跨专业是有限度的跨专业，否则容易陷入博而不精之窠臼，博以精为首，才能学以致用，适应出版现实的需要。此外，完备的知识体系、能力结构、出版实践、数字技术及国际视野等皆为当下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体系的基本诉求。

编辑出版学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学科，其架构是一个绵延不断的继承与发展体系，其发展是一个从自在到自为到自觉的过程，其学科建设是一个时代的命题。学科的历史定位清楚了，学科体系的建构完整了，学科的繁荣当会蓬勃而至，作为终极目标的人才养成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作者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生）

书言书语

生活这么重，而阅读，使我们轻盈——朱天文

你要承诺、在至尊的上帝面前庄严宣誓：每当你进入大学图书馆时，你要专心一意、谦恭而静默地读书，爱惜图书和家具，并使其尽可能长久使用。你不要偷窃、偷换、擦损、扭曲、撕毁、割损、涂抹、损坏任何书籍，在书中写字、画线，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图书收到虐待、破坏或损毁，你也不要容许其他任何人做同类的事情。你要尽可能制止其他任何违规者，在获知他们恶劣行为后的三天之内向大学副校长或其他代理人报告。请把手放在监督的福音书上，愿上帝保佑你。——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章程，1610年

（摘编自[美]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著，杨传纬译：《永恒的图书馆——坚忍与刚毅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赵树旺

新闻学学科体系研究论文 篇3：

学科交融·体系构建·师资调整

【摘要】香港高校的新闻学科正在逐步与传播学科交融，在教材上多以英美教材为基础，在教师的配备上以专职教师与业界专家相互结合为方向，在课程内容的更新上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在教学体系上运用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在课程配置的调整上参考教师和学生的双向意见，在理论教学与业务实践方面双举并重。

【关键词】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传播学；学科融合

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课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的安排，课题组成员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调研座谈，向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马应谦教授和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兼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黄煜教授请教，使我们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香港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一些新的特点、做法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新闻学科与传播学科的融合

新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新闻活动、新闻传播业，以及它们与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的关系。[1]在香港的高校教育体系中，新闻学科与传播学科的融合正在成为趋势，有一些学校业已完成这种融合，还有一些学校正在朝着融合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在新闻学科与传播学科的融合之路上，也不乏有的高校在新闻学科方向上不忘初心，始终将新闻学科作为独立且纯粹的学科加以保留并维持高度专业的教学要求。

创立于1968年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系，早期开设了新闻、广播电视和公关三门课程，开了香港传播教育之先河。1991年，传理学系升格为传理学院，多年来积极开拓教学和研究领域，开办多个崭新课程，并设立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应用传播研究实验室。2010年，传理学院设有新闻系、传播系和电影学院，提供四年制传理学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学位课程，为香港最全面的传播学课程教育机构。传理学院新闻系开设三个专业方向，分别是中文新闻专业、财经新闻专业和国际新闻专业。中文新闻专业教授以中文为主的新闻写作及编辑知识技巧，涵盖印刷及电子传媒，在中文新闻专业中还单独开设了广播电视新闻的分支方向，培养专业的广播电视新闻人才。财经新闻专业课程配合业界需求设置而成，使学生掌握先进的报道财经新闻的窍门。国际新闻专业着重训练学生对国际时事、政治及全球大趋势的观察分析和报道能力。新闻系的课程设置让学生深入认识新闻学理论知识和掌握编采技巧，涵盖传统印刷媒体、广播媒体和迅速发展的数码领域，从而奠定扎实的基础。除本科生课程外，传理学院还开设了国际新闻文学硕士方向，课程内容以全球视野为基础，提供专业的国际新闻深造及研究机会，让学生从宏观角度了解国际新闻、国际新闻体系操作及全球性议题等，侧重探究香港、内地及东亚、东南亚地区情况，并提供新闻编采技巧的训练。学院鼓励研究生参与各类型研究及学术会议，并构成课程的重要部分。面对新媒体的蓬勃发展，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新闻传播学科不断完善有关新兴传媒的课程教学设计，往综合性方向发展。如开设了《新媒体与社会变革》《新媒体研究》等课程，在此类课程当中也会较快涉及新媒体理论的内容。虽然在传理学院的新闻学系开设了大量与传播学相关的课程，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也在《新闻理论》课程中讲授，甚至在新闻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中占据不小的篇幅，却是作为新闻理论课程的一个部分和章节而存在。在新闻学科方向，传理学院始终保持着专业类别的教学态度，强调新闻记者实务的专业性。新闻学科的课程分得比较细，在比较典型的传播学院的建构下，新闻学科共有广播电视新闻、中文新闻、国际新闻、财经新闻四个方向，60%至65%的毕业生都从事新闻传媒工作，正如同新闻学科的系训一样，“培养未来的新闻记者”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一贯坚持的。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始于1965年，是香港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先驱。学院的四年制本科课程有三个专业范畴，包括新闻、广告与公关、创意媒体与新媒体。学院的课程除了设计灵活广博，训练理论思维，亦强调实务工作，学生毕业后均能供职不同类型的媒介和行业。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教学中对新闻学科与传播学科的融合更为全面和彻底。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新闻课程的内容设计上，也将传播的概念和新闻理论置于同样的课程框架下，体现出了新闻学科与传播学科融合的倾向，一年级的概论课程既包含新闻学理论，也包含传播学理论。二年级选择新闻方向的同学在完成18个学分的专业必修课程后，其他可供选择的课程也大体都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方向的内容。可以说，对于新闻学方向的同学来说，其所学的内容融合了新闻和传播两个学科的知识。“新闻学导论”介绍新闻学及业界的基本情况。这门课程让学生对新闻专业的理念、争论、结构、过程、角色、功能及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的了解。大量的传播类课程可供新闻学方向的同学修读，学院也鼓励新闻系学生选修传播学系和其他相关学科的课程。“大众传播的发展”介绍各地大众传播在不同的社会及历史背景下的演进，特别着重从发展的角度分析一些媒介（如印刷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广告及公关、新媒体）在香港、内地和其他地方所担任的角色、功能及影响。设置此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对大众媒介的起源和现今的运作有大概的了解。同样，新闻与传播学院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也会接触到大量的新闻理论与新闻实务类课程，无论是在新闻理论教学还是在新闻实务实践的课程中，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将新闻学与传播学置放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地。在香港，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开设和增加传播学课程，在新闻学方向，新闻学科与传播学科的不断融合正成为一种渐进的趋势。

二、构建新的教学与实践体系

香港的新闻与传播学在教学体系的构建方面既沿袭英美大学的教学与理论体系，也有自己的独特理念，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重视实务与实践的过渡转化，重视教学体系的循序渐进和多元阐述。

1.教学体系

香港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采纳了英美大学的新闻传媒基本的教学和理论体系，香港浸会大学在新闻与传播学理论方面功底扎实，有四分之一的理论课程内容涵盖在新闻学、传播学甚至社会学的理论课程中，也渗透在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里。理论课程主要是通过专题介绍的方式引入新闻、社会、传媒和政府这几方面的关系，继而将理论导向新闻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框架，新闻理论的主流体系还是施拉姆的四个报刊理论的演绎。纯粹的新闻理论不是长久的教学课题，通常用几周时间来介绍理论演变的脉络，更多的是围绕与理论相关的各个专题的内容进行讲授。在传统的经典西方新闻理论与传播理论的框架之外，也增设了国际新形势与新环境下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的新观点和新内容。“新闻的政治经济学”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学系最近几年新开的课程，主要是结合社会的变化，阐述媒体在资本和权力环境下的运作。另外，专门研究内地的新闻理论的课程“中国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也已经在传理学院开设了20多年，主要是介绍内地的新闻理论、运作、实践和新闻报道。与此类似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样是沿袭欧美的经典新闻理论与传播理论，同样是不断增加和介绍与时俱进的国际新闻与传播环境下的新理论与新观念，也同样关注内地的新闻与传播理论、实务及教育，关注内地的主要媒介行业，如印刷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媒体（互联网、手机），也包括网上动员、非政府组织跨国发展项目等替代性发展趋势。香港的新闻与传播专业在新闻理论与传播理论的体系构建方面既具有沿袭欧美的一贯性，也有立足当下和立足本土的多元性。

香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科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实务能力。一般采用低年级写作，高年级采访、编辑为主线的新闻实务类培养方案，并在不同年级安排不同的理论课程和相关的课业内容。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课程为例，在一年级的通识课程中，主要开设“新闻写作”这类基础应用课程和“新闻学导论”“大众传媒的发展”这类概论课程，“新闻写作”分为“中文新闻写作”与“英文新闻写作”两个班级，新闻学科的同学必须选修“中文新闻写作”或“英文新闻写作”中的一门课程，一般情况下，选择“英文新闻写作”的学生人数约占选课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新闻学导论”“新闻道德和新闻法律”是新闻学科学生的必选科目，而“传播理论”（美）与“批判传播理论”（欧）则是传播学科的必修课程。二年级则开始分新闻、广告与公关、创意与新媒体专业教学，二、三年级的新闻学科本科生不仅需要修读“中文新闻采访”或“英文新闻采访”“中文新闻编辑”或“英文新闻编辑”等基础实务课程，还要学“国际新闻实务”“广播电视新闻”“时事分析”等新闻类选修课程。在新闻类课程之外，新闻系的学生也被鼓励和要求去选修一些非新闻类课程，比如“危机管理”和“广告导论”等课程，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香港的新闻学专业在新闻实务类课程体系的构建方面具有循序渐进的体系运作方式，并围绕着新闻实务课程体系的渐次升级，配置与学生年级和接受程度相匹配的专业与非专业课程。

2.新闻理论、实务与实践

在香港，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鼓励学生开展全球视野，训练分析及表达能力。在进行学校授课的同时，也会有大量的校内外实习要求。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学本科生从二年级开始，中文学生全部参与《大学线》，英文学生全部参与Varsity的在校实习工作，目的是训练学生通过亲身采访、写作和编辑，取得新闻工作的实务经验。《大学线》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版，经香港政府注册登记的学生实习刊物，内容以时事及校园生活为主，每期发行三四千份，大部分发放到各大学校园免费供师生取阅，同时也邮寄给各大学的主要教职员、全港的中学校长、中文科主任及图书馆、公立图书馆、政府部门、新闻传播机构及社会领袖等，并欢迎各界人士订阅。由学院不同级别的同学负责组织、策划、执行和出版的《大学线》刊物，在老师的协助下，由学生全权负责构思题材、采访、编排和招揽广告，专任老师主要负责把关，确保期刊不会违反法律。与二年级的采访课和三年级的编辑课相辅相成，新闻系二年级本科生在《大学线》主要负责采访，三年级则做编辑工作，《大学线》的总编辑在大四年级也要继续保持工作状态。同时，《大学线》还有一个网站版本，较期刊的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多媒体的设置。

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大学线》实习没有学分相比，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办报必修实习内容则是有学分的，持续两年，第一年当记者，第二年当编辑。The young report自1969年创刊，由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制作，每年出版8期，发行量超过4000份，其中包括大专院校、公共图书馆、中学、媒体机构、立法委员、受欢迎的咖啡馆和书店。《新报人》则由中文新闻专业学生独立进行采编工作，自1970年创刊开始，一直秉承“唯真为善”的传理院训，坚决不受任何政党干预或商业利益影响，以新闻价值为取材原则，关心香港的人和事，关注的议题包括公共行政、社会民生、生活文化、创新科技、医疗教育及康乐体育，也设有人物专访及摄影版，免费派发给公众。时至今日，《新报人》已由报纸转为时事杂志，并与时俱进地增设了网络版、揭页版APP及Facebook页面。

作为浸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系准毕业生，在新闻和媒体机构实习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值得一提的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方向学生的校外正规媒体实习是由传理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院方统一安排的。在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无论是校内实践课还是校外实习都必须经过考核通过，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这方面则没有学分的规定。由此可见，香港大学新闻学科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发展，重视实务与实践的过渡转化，在本科生阶段重点培养能够胜任新闻与媒体一线工作的专业人才。

三、教材和师资配备

在香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科在教材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采用英美教材，呈现出专职教师与业界专家通力配合的师资团队，部分大学新闻学科教师与学生共同调整课程配置，与时俱进更新课程内容的局面。

1.大量采用英美教材

香港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基本上是以采用英美教材为基础，传播西方新闻与传播学理论为主流，这和香港社会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关，也和新闻传播学科教师的受教育背景相关，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师或多或少，或者在不同阶段都具有来自海外且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受教育背景。在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科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没有统一的教材，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根据自己的受教育背景和从业经历来选择授课的案例，在遵循统一的教学大纲的基础之上，可以进行各自特色的发挥。新闻传播学科的课堂授课一般也不会指定课程专用教材，通常情况下是由授课教师布置五至十本阅读材料，既有书籍，也包括网络上的单篇文章。学生可以通过购买、复印或网络阅读的方式完成教师布置的文献阅读作业。

2.专职教师与业界专家通力合作

香港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强调本科生的实务与实践能力，强调本科生和硕士生毕业后的职业业务能力，因此在专职研究型教师讲授理论和实务型教师讲授广播电视、新闻写作、新媒体等相关技能课程的基础上，还会高薪聘请业界专家来为学生开设学分课程或者专题讲座。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聘请不同的新闻机构的掌舵人、新闻报纸的总编辑、有线电视的前新闻总监来学院开设完整的学期课程。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在媒介和传播领域，兼具理论和应用研究的优势。教师的研究专长与主体多样，从台湾电影到跨文化消费，从病毒式传播市场推广讯息到社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的作用，从内地媒体市场化到香港媒体对本地和非本地新闻的处理手法都有所涉猎。学院聘请资深主编、著名主播、一流的BBC记者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授课、举办讲座。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兼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的黄煜教授知识渊博，曾开设“大众传播理论”“中国传媒研究”“新闻采访”“写作编辑”等课程，课堂讲授生动有趣，气氛活跃。刚刚获得2015年校长教学奖的传理学院副院长、首席讲师刘志权先生曾经担任《南华早报》总编辑，具有丰富的传媒经验，教授的“国际新闻写作”“国际新闻编辑”“翻译”等课程深受学生的好评。肖小穗教授的“传播学”和“修辞学”亦深受学生的喜爱。业界专家通过开设学期课程和讲座的方式与专职教师通力合作，为新闻方向的本科生能够掌握新闻与传播理论，尽早适应新闻记者与传媒岗位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3.与时俱进更新课程内容

在香港，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均从业务与实践的角度出发，关注新兴媒体的发生和发展，始终紧扣一线实务的需求开设新闻传播学课程。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新媒体方面开设了针对记者运用手机进行户外采访的相关课程，开设了与APP软件及运用相关的课程，聘请在谷歌有六年从业背景的人士担任教师，开设与谷歌相关的数据课程，甚至将微电影作为新媒体内容也开设了课程，及时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科的课程体系之中。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新闻传播学科，在最近几年已开设了新媒体方面的理论课程——《新媒体与社会变革》和《新媒体的研究》这两门课程，从受众接受的角度对新媒体理论做了很多阐述，在介绍当代一些新闻传播理论的同时，也讲述当下的新媒体理论，从理论的角度观察新媒体的运用与实践。传理学院的新闻传播学科在传播理论内容方面也是大力推进，近年来在课程设置里增加了《倡导新闻学》《参与新闻学》《公民新闻学》，以及《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深化和本体化》等课程与内容。开设的《世界传媒体系比较》课程，作为一门理论课程，主要是针对英国、俄罗斯、中国内地的一种体制性的比较，在面对本科生的授课过程中，多采用描述性的教学方法；而面对研究生的时候则会比较深入地探讨社会媒介变革，讲各个国家在传媒浪潮中理论研究如何推进改革。

4.师生共同调整课程配置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科的课程不仅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在课程配置的调整上也是非常具有时效性，部分学校还具有师生共同参与调整课程配置的传统。近年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聘有大量的业界兼职专家作为任课教师，这些兼职专家有商业电台的总监、有线电视的总经理等业界的掌舵人，他们组成新闻专家小组，每年都会作为校友来开一次专业会议，对课程的设置提出新的意见和想法。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始终具有师生共同参与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讨论和行政管理相关意见反馈的传统。每一门课程都有学生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教师的课程内容，与课程相关的器材设备的购买、使用和管理，甚至是与行政相关的内容也包含在学生问卷的范畴里。每学期由学生代表在院务会上发言，主要阐述需要修改的部分，而学院会针对需要修改的内容马上召开专门的会议。授课教师也会每个学期开会修改课程，无论是新闻、广告与公关，还是新媒体与创意的教师，都会参加会议。新闻与传播领域的任何新的发展和变动，都会促使学院的课程会议马上着手修改与此相关的课程内容，这样的会议频繁到每个学期都会召开，甚至每个学期都会修改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传理学院鼓励教师修改课程内容和课程设置，也有意愿为此频繁地与学校沟通并修改教学培养方案。

四、新闻方向生源与就业

香港的新闻学科生源既有香港的本土学生，也有来自内地的学生，从报考新闻学的初衷到毕业后的择业，香港学生与内地学生之间，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有相似也有不同。

1.香港本地生源与就业

香港本土学生每年报考传理学院新闻学的考生有2000名左右，传理学院招收约70名学生入学。约60%的毕业生能够从事与媒体、互联网相关的工作。就香港本地的考生而言，每年的报考数量属于趋于稳定的状况。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城市大学是香港学生报考新闻专业的首选。香港记者薪资报酬低这个现象已经持续了20年，香港本土考生报考新闻学方向的初衷往往具有理想主义的成分，认为记者可以实现公益、报道人间的冷暖，通过新闻工作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毕业生入行2～3年，是离开媒体的一个时间点，大约一半的人会因为读书、进修或到别的行业发展而陆续离职，一个新闻方向的班级在10年后只有10%～20%的人还坚守在媒体行业。在香港，新闻学本科毕业生想找一份新入职的媒体工作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香港传媒业的流动性之强也可见一斑。

2.内地学生生源与就业

内地来港求学的本科生都是凭借高出一本线很多的高考分数，再通过香港六所大学单独招考的考核进入新闻学专业就读，香港各所高校的老师往往用很优秀来形容这些学生。与香港本地考生考入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竞争程度差不多，录取内地考生的数量不能超过当年同专业录取比例的15%。每年报考传理学院的内地本科生有600～800名，通过筛选机制的30名本科生将入读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来港求学的内地本科生，因专业优秀、英文好、学习粤语时间长、融入文化较好的优势，绝大多数选择了留港就业或者继续攻读学位，这些留在香港媒体工作的同学，几年后转行的比例与香港本土毕业生转行的比例趋同，离开媒体后，转入金融、财经行业、公关和大学行政领域的较多。

攻读一年制硕士研究生的内地学生，可享受一年留港政策，因一年的求学时间较短，部分同学对粤语的掌握及对香港社会的文化融入不及在港四年制的本科生，没有广东话的基础和过硬的专业技术的同学，在港就业会遇到一些困难。一年制的内地来港硕士毕业后留港工作的比例，在第一年约30%，一年后，约剩10%，也有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去海外媒体就业、留学英美或留在本地读博士学位，比例为6%至7%。回内地工作的一年制硕士毕业生，近一半选择了在北京和上海就业。

香港因有东西方传播学术交流枢纽之利，港属高校致力于培养拥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实务功底的新闻与传播人才。顺应社会与时代的发展，香港高校的新闻学专业锐意进取、增进学科融合，因地制宜、构建多元体系，与时俱进、完善知识结构，探索不止、笃定前行。

本论文写作过程中吸收了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黄煜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冯应谦教授的谈话记录，并参考了香港浸会大学（http：//buwww.hkbu.edu.hk/tch/main/index.jsp）和香港中文大学（http：//www.cuhk.edu.hk/chinese/index.html）网站的相关资料。

特别鸣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黄煜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冯应谦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批准号为14@ZH03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

编校：郑 艳

作者：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