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当代政治生活论文

摘要：人类文明发展是持续前行及接续跃迁的进步过程，然而充斥着资本逻辑与西方中心色彩的“文明优越论”及“文明对立论”妨碍了当代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包容并进是当代多元文明发展的鲜明时代诉求，其呼吁当代多元文明在发展中实现民族特色与开放交流的互鉴性统一、历史承继与开拓创新的进步性统一、内容丰富与形式多样的平等性统一。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信息技术与当代政治生活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信息技术与当代政治生活论文 篇1：

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实践路径

[摘 要]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是保障党内政治生活取得实效、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取得新突破和新成绩的内在动力。深入研究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战略意义、核心要素、现实问题以及拓展路径等基本问题，是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的内在机理及必然选择。

[关键词]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基本问题

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实践抓手和重要依托。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从内涵上看，主要指构建一种有利于激发党员自身积极性与创造性进而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党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的总称。也可以说成是激发党员参与活动能力的激励机制。构建这一机制主要致力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进而形成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良好生态，进一步挖掘新时代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时代价值，进一步明确党员作为参与主体、实践主体以及塑造主体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并推动其不断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方向发展的实践意义。鉴于此，构建党员积极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力机制对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十分必要。

一、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战略意义

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地生根、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拓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以及党员主体地位理论在当代实践价值的重要方面，同时，对于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具有实践意义，对于党的建设也具有战略意义。

（一）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是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要求的必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97年的奋斗实践中持续保持自身活力，一个重要的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具体体现为“广大党员具有广泛的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得到了党规党纪的保障”[1]等诸多形式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随着时代变迁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及时调整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基本内容则成为不断激发党员参与活力、凝聚党内团结力量、保持整个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经验。

党内法规不仅是适应时代需要，更是实践的产物。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宣示了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历史关键阶段，必须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挺在前面，着力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2]等问题，必须遵循一系列有助于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走向现代化、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转变为更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的执政党的重要准则。这些重要准则对于中国共产党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以及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历史使命是重要的政治保证，关系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在实践中的贯彻落实的具体成效。

落实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要求必须要从党的最细小的细胞抓起。只有充分發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其所在的党支部、党组织、乃至整个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实质性地提升。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就是要致力于激发党员个体从讲政治的高度，通过积极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提升政党的战斗力、组织力、凝聚力、进化力。

（二）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机活力的保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关系着党的形象和政治生命。

全面从严治党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3]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逻辑起点和重要依托。

基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实践迫切性及历史必然性，更加凸显了党员个体切实参与到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之中并积极发挥作用的重要性。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对于进一步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避免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庸俗化、平淡化等不良倾向，提升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能力、自我净化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进一步证实“离开党员这个主体，党的生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4]这一基本判断是准确无误的。

（三）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是推动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实现的必然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伟大梦想能否成真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致力于建设符合新时代要求、思想过硬、能力过硬、永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依托有效的动力机制将党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提升党员自身坚定党性原则、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积极践行在党言党、在党爱党实践。

积极构建起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力机制，发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大熔炉的作用，补足党员的精神之钙、夯实理想信仰之基。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都决定了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由此，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与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只有通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才能起到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塑造积极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的效果，由此，才能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二、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核心要素

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且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践检验不断完善的过程。构建党员积极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力机制要致力于激发党员参与活力、热情，围绕一系列核心要素进行顶层设计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本文重点考察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构建依据、构建原则、主要内容、发展动力等几个主要方面。

1.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构建依据

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必须遵循基本的依据，从理论层面看，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员主体地位理论的当代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时代传承。从实践层面看，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无论是贯彻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还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纵深延展，以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若干实践中历练党员都更具时代意蕴；从党内政治生活存在问题的维度看，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不仅是破解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现实困境和难题的活力剂，还是激发党员个体意识，增强党性意识和宗旨的基本路径。

2.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构建原则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制度建设将逐渐健全，全面深化改革领域范围将逐渐深入，这些新实践越来越要求提高中国共产党自身体制机制的现代化程度，由此，在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时必须要综合考虑合理的构建原则。

一是要遵循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构建原则。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首先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各种类型政党相关方面的先进建设经验并结合国情以及现阶段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趋势来塑造构建原则，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在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构建中的指导作用；二是要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构建原则。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构建该机制时必须要基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现有理论、积极创新理论、推动实践发展，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定位准确该机制的内涵和外延；三是要遵循问题导向和内在动力相统一的构建原则。破解党内政治生活现存问题，着眼于增强其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始终是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实践抓手，由此，在构建该机制时必须要坚持明确的问题导向的同时，明确该机制后续发展的内动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3.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主要范畴

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应该包括一定的范畴，例如包括机制主体、基本环节、基本功能、监督反馈后续保障等主要范畴，用以廓清其功能和作用，这对于整个机制的顺畅运转非常必要。主要范畴一：机制主体。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必须要明确的第一个范畴就是机制主体，该机制的主体就是实际参与到党内政治生活党员个体。当前，党内政治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平淡化、庸俗化等问题，都与未能明确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地位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首先要明确主体是党员，党员是推动党内政治生活不断走向规范化、科学化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主要范畴二：基本环节。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要在党内法规的规定范围之内，并且逐渐地趋于规范化。当前，必须要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重要党内法规的规定下，进一步规约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环节。主要范畴三：基本功能。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党员的权利，包括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机制建设方式进一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落实。

4.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发展动力

党员积极参与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是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推进的必然要求。如何建立动力机制推动党员真正愿意参与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确是必须要下功夫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力来源主要基于几个方面：

一是党内法规体系呈现出不断完善的趋势。近几年来，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融合，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层面呈现出逐渐推进的趋势，基本形成了以党章、准则、条例等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全覆盖”框架体系。这对于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按照既定规则去“完善组织制度、划出纪律红线、加强监督执纪、着力选贤任能”[5]，这为净化党员所在组织的政治生态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提升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热情。二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延展、不断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面貌和形象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全面从严治党动了真格、根本纠正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局面，树立了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使党得到了革命性的锻造并且焕发了新生力量。这些都对党员个体有极大的正向的激励，激发了党员干事创业的热情、实干担当的品格，有利于其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到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之中。三是逐渐重视党内政治文化作用在塑造现代化政党层面的作用。一个政党应该有灵魂。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就是进一步阐明政党发展的基本路径、进一步彰显其所遵循的价值导向，不断维护政党的肌体健康。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时代性、战斗性具有引领作用。当前，随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逐渐受到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合力作用将进一步明晰，对于进一步净化、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进一步实现党员明确自身定位、树立健康向上的党员意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存在的问题

倡导并坚持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历史性成就以及阶段性胜利的重要经验，是传承列宁党建思想精髓、保持党员活力、永葆政党先进性的内在动力。随着新时代到来以及党承担的使命的接续，迫切要求进一步开展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以及相关机制建设等实践。

在实践中，部分地方通过不同的形式开展了对于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相应探索，例如，有的将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和互联网结合起来，积极推进智慧党建，取得了相应的成就。但总体看来，从系统性、整体性的角度去认知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实践，还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

1.对于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必要性认知程度不足

随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入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作为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党内事务和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的党员而言，其政治本色能否通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地激发出来已然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筹码。

实践中，由于在党的建设层面，对于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式、作用、功能、核心要素等相关内容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上还存在粗线条甚至是缺项的状态，明显折射出各地各级党组织在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构建这一基本问题上存在认知参差不齐，未能达到应有的力度等问题，进而影响到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得到历练的成效，也存在不同程度上差异。

2.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理论阐释不深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并且取得辉煌的成就，与我们党对于党的建设在理论层面的挖掘、阐释和创新是分不开的。但是，必须客观地认识到，党的建设在理论阐释层面需要进一步推进、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很大，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背景下，对于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是一个必然趋势。

正如上面论述的那样，对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做出必要的理论阐释是迫切的，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一机制建设进程中存在的“软肋”，例如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支撑理论匮乏、话语体系建设滞后、阐释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客观上进一步削弱了该机制对于党员的吸引力、威慑力、管理力以及引导力等等，造成了党员对于党组织认同感的严重缺失，甚至造成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等消极影响。由此，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不应被单单看成是机制建设，它更是影响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延展的基础环节和建设之基。但当前无论是在推进党建科学化理论化层面上还是在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等具体实践上，还是需要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尤其是加深理论阐释。

3.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创新实践不足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一直是党的历史上优良的传统，也是保障党坚持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等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必须要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下重新被审视。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一个又一个新的实践对于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对于党内政治生活机制建设的实践创新能力提出了现实新要求。

不同的时代主题要求处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观念的党员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等大原则的前提下，还必须要将创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学习、生活、工作、思维等一切实践活动中去。当前，快速变化的实践对于执政党能力、自身建设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越发暴露出来党内政治生活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庸俗化、形式化、平淡化等，这些问题实质上折射出党员参与到党内政治生活时积极性不足，创造性未能充分激发等现象，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党员和党内政治生活之间建立起来的动力机制缺乏实践的创新性，未能有效地激发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热情，削减了其功效、挫伤了党员的热情。

4.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相关保障不完善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建设起来的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长期的执政历程中，不断提升党员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养必须依靠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对于历练党的队伍和党员个体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实践中，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保障的不完善进而影响党员的参与程度。

具体来说，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相关保障仍然处于不完善的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员对于《党章》中关于自身权利义务的规定以及对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相关规定的把握和理解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未能认识到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第二，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评价考核体系未建设起来。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需要党员愿意参与其中，提升参与的热情，推动党内政治生活不断规范。但实践中，保障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有效果、出实效的评价考核体系还是相对欠缺的。第三，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对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保障度不足。优良的政治生态以及积极向上的政治文化对于偏离党内政治生活初衷将起到纠正作用，对于弱化党内政治生活功能的思想和行为将起到抵制作用。近年来，党的建设存在的“宽松软”问题与部分地区甚至全国各个层面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有直接的关联；党内存在的“圈子文化”、两面人、价值导向、是非观念错乱的现象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缺失、不足有密切的关联。不置可否，政治生态以及政治文化建设上发力不狠、力度不足的情况对于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保障作用不足是有一定影响的。只有将政治生态以及政治文化建设内嵌到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之中，才能形成內在的推动力。

四、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实践路径

党内政治生活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做实做细的重要保障。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源动力和人员支持。蓝图既定，党员是关键因素，越是到关键时刻就越需要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越是要求党员发挥攻坚克难的意识，由此，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尤为必要和迫切。

1.进一步细化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可操作性、提升党员的知晓度和参与热情

随着时代发展，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应越加体现出以党员为根本的基本属性，越来越体现出人文关怀以及应有温度，越发彰显党员的政治本色。由此，提升党员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视程度应该着眼于进一步细化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提升可操作性，只有这样才能让党员愿意参与，在其中得到思想净化和本领历练。

第一，做好党内法规之间衔接，进一步明确并保障党员在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时享有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细化了《党章》中关于党员的权利的规定，尤其在党内政治生活领域做出了相对细化的规定，在实践中，必须要做好不同位阶的党内法规之间的衔接，明确权利和义务边界，使党员在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时更加有底气。

第二，保持党内法规适应时代发展的动态性，进一步落实党建的新要求，提升党员认同感。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主动回应时代之问，自觉使其自身成为引领时代的先进整体。政党的先进性必然会激发起党员认同党员身份的荣誉感、遵循正确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和准则，由此，必须致力于提升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之间的契合程度，不断落实党建的新要求。

第三，制定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配套的规定，进一步指导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当前，制定更加细致的配套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规定来指导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实践是迫切的，进而划清边界，规范行为，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现实功能，有效增强“四个意识”，维护中央权威。

2.推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理论阐释以及话语体系建设工程，提升理论吸引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伟大梦想必须经过不懈的努力，尤其要在理论阐述层面说得通。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考验，迫切要求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由此，夯实党内政治生活这一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力度，推进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关键。

第一，构建围绕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以及党内政治文化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党内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以及党内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个统一的、同向的体系。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净化政治生态、孕育积极党内政治文化的动力源；政治生态的优良需要依托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健康积极的政治文化得以获得；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得以开展、政治生态得以形成的价值指引。由此可见，三者具有统一性和同向性的特征。依据于此，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理论阐释以及话语体系构建不能脱离开政治生态以及党内政治文化，应该围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话语体系。

第二，在阐释清楚党内政治生活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基础上构建话语体系。任何的话语体系的构建都是要阐述清楚问题、指导实践，党内政治生活相关话语体系也是如此。基于此，要深刻阐述党内政治生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需要将其放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去认知，也就是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将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外延、必要性、两者关联等要素阐释清楚。

第三，在阐述清楚党员与党内政治生活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话语体系。党内政治生活的生动力和鲜活性都来源于党员积极地参与行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既是政治纪律的集中体现，又是不断历练党性，提升自我政治认同的必要途径。两者结合得越紧密，越能发挥出应有作用。只有党员切实参与到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去，才能进一步深刻获取到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力，进而激发党员愿参与、能参与、会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推动党内政治生活不断走向规范、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各项任务的落实，形成良好的互动。

通过以上几个层面，进一步廓清党内政治生活理论阐释和话语体系，为开展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3.从多个渠道和途径大力探索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在实践层面上的创新

要实现团结党员、提升整个队伍的战斗性、革新性等目标，必须要在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层面下功夫。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实践就是拓展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的重要领域。积极探索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实践，尤其是创新型实践对于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探索、经验积累非常必要。

第一，总结以往良好经验实践为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提供遵循基础。党员以往的任何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实践，都是完成感受、認知、参与、实践等一系列环节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员得到的历练越正向，党性意识、理想信念越发坚定。由此，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时，必须要积极吸收借鉴以往实践中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和良好实践经验，并使其得到更好地传承。

第二，积极搭建平台，推动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拓展新的实践领域。实践发展不仅包括时代主题的转化、时代精神的创新，还涉及到人的观念的明显变化。由此，如何在一系列新的实践背景下、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新时代目标和使命的呼唤下，激发党员积极参与到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是迫切而必要的。针对当前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的创新性不足等问题，第一，要致力于搭建历练能力的平台，切实提升党员的参与荣誉感。具体来说，党组织针对明确主题，设计以党员个体为主体的，有特色的活动。例如，涉及以提升党内政治生活实效性为主体的微讲座、微演讲以及主题宣讲等等；第二，要搭建激发党员严格自身要求的平台，提升党员政治能力素质。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制定明确责任到人的党内政治生活实施细则以及考核评价体系，切实提升党员认知。

第三，对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推动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实现“全覆盖”。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互联网+党建的相关实践已经开始探索，这对于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也将产生积极的借鉴。大数据云计算提供的大量数据支撑以及分析计算等技术，对于提升党员参与到具体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非常有裨益，如提供在线学习、参与党日活动、三会一课制度等方面都有明显体现。

4.积极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相关保障

针对于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相关保障仍然处于不完善的状态，相关保障层面也必须不断地完善，才能适应时代需要和党员发展需求，进而形成落实党员主体地位和推动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产生积极的实践效应。

第一，进一步研究有助于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的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将党内法规分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七类。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相对于党章、准则、条例来讲，是对于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做出的具体规定。在构建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动力机制中，制定可操作性强的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对于实践中积极地推动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评价考核体系。评价考核体系对于监督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效果是不可或缺的要件。构建考核评价体系既要立足于“实、细、效”，又要围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指向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两者不能偏废，不能脱节。一是考核评价体系要突出切实性、避免形式化。建立考核体系就是要将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应有的状态、热情激发出来，并在参与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政治塑造和历练，不断提升党员思想层级。由此，考核体系必须要避免形式化，要突出“实”，真正让每一位党员得到历练、得到提升；二是考核评价体系要突出精细化、避免粗线条。围绕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及新时期党的历史使命，就不能不关注考核评价体系的精细化，要关注党的最小细胞党员的政治坚定性和思想过硬性，这对于最终目标的实现是重要保障。三是考核评价体系要突出效用性、避免无收获。党员参与到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一方面要提升自身政治素质、另一方面要在党内形成一种遵守政治约定的良好氛围，进而使党员得到教育、获得收获。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要贯彻落实《关于新形势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相关规定，将其中的主旨内容融入到制定合理的标准中，在党员经受考核过程中深刻把握准则的精髓。

第三，积极开展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形成对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氛围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与党内政治文化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内在关联性。在实践层面看，积极开展净化政治生态以及构建积极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对于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和氛围保障。一方面，政治生态的不断净化对于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体现出氛围支撑保障。政治生态包含政风党风社会风气等层面，是一个地区、部门政治的风向标。不良的政治生态对于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将产生重要的冲击，尤其会挫伤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积极性；另一方面，政治文化是党的建设走向的基本指导、是党的建设的价值指向。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党建设状况。积极向上的政治文化对于历练出进取、坚韧的政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长期不注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一个政党的肌体就会从内部开始被腐蚀，党员的价值观被扭曲、认识不清醒等情形出现，甚至在黨内政治生活方面出现“圈子文化”、两面人等现象，最终对于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起不到正向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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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彭 坤

作者：杨方圆

信息技术与当代政治生活论文 篇2：

当代多元文明的包容并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 要：人类文明发展是持续前行及接续跃迁的进步过程，然而充斥着资本逻辑与西方中心色彩的“文明优越论”及“文明对立论”妨碍了当代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包容并进是当代多元文明发展的鲜明时代诉求，其呼吁当代多元文明在发展中实现民族特色与开放交流的互鉴性统一、历史承继与开拓创新的进步性统一、内容丰富与形式多样的平等性统一。践行包容并进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对推动当代多元文明发展具有革新性的范式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通过发展世界生产力筑牢当代多元文明包容共进的物质基础、通过阐释共同价值增进当代多元文明包容共进的思想共识、通过捍卫主权与发展自主性维护当代多元文明包容共进的民族国家载体。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文明;“文明优越论”;“文明对立论”;包容并进

文明是历史行进中有益于推动人类发展进步且不断满足人类合理性时代需要的进步性成果集合，它包含生产工具、价值理念、制度公约等多种要素。从野蛮跨进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的发展虽然曾遭遇过种种挫折但总体上仍是持续前行及接续跃迁的进步过程。时至今日，整体性的人类文明已经从低阶的石器时代发展到高阶的智能时代。在21世纪的全新时代场域中，共时态的人类当代文明从整体性维度而言表现出多元非均衡的特点，即当代文明的内部基本格局为多元文明并存，内部发展状态为现代化程度参差不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带来了各个国家、不同民族生产力交融程度的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多元文明之间的相互往来也日益增多。新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具体场域中，当代人类既要思考旧有的关涉多元文明如何相处的理论主张是否依然合理，也有必要厘清何种主张才是真正有利于当代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范式性方案。

一、“文明优越论”及“文明对立论”是当代多元文明发展的意识形态藩篱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不断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优势刿心刳肺地逐步确立了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话语叙事，苏东剧变无疑加剧了西方中心论的膨胀心理。后冷战时代，无论是“文明优越论”还是“文明对立论”，皆充斥着赤裸裸的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色彩，它们本质上都是西方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延续。正因为如此，纵然两种有关多元文明共处的理论主张都给出了关涉多元文明共处模式的时代判定，然而它们均脱节于当代人类文明的进步逻辑且面临着时代合法性的深层拷问，在现实中已妨碍了当代多元文明的共同发展。

1.“文明优越论”的理论傲慢

“文明优越论”者认为，多元文明之间存在高低优劣之别。他们认为，优越文明不仅是真正意义的高等文明，而且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其他劣等文明不断趋近高等文明的同质性进化过程。

文明优越论的一种代表性论点是“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的代表人物福山认为，“大写的历史”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为所有人類社会规定了共同的演进模式的基本过程”①，此过程遵循的演进规律即是黑格尔所阐明的世界历史观。按照福山的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前行的方向作出两种迥然预判，即黑格尔指出人类历史将会终结于自由国家，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将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福山进而指出，冷战的结束实质上宣告了马克思历史预言及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资产阶级属性的“布尔乔亚”将是人类实现自我认同的唯一身份符号，同时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前进的基础性制度不会再发生更替，即人类历史自此将终结于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此后福山虽亲口承认“历史终结论”预测失准，但其核心观点并未改变。他依然认为，历史的发展终将归于自由民主形式，“历史的终结”仅仅是推迟了而已，西方文明中的“丹麦模式”即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偏好的“称职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②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行方向。姑且不论福山对黑格尔尤其是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否全面准确，单是实践层面的中国发展以及中国为应对爆发于美国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所作的杰出贡献，已经彻底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文明优越论的另外一种代表性论点是“普世价值论”。“普世价值论”将西方资产阶级定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描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理念。“普世价值”论者认为，西方文明取得现代化成就的原因应该归结于西方是“普世价值”的坚定践行者。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应该以“普世价值”为向导，不断趋近并施行“普世价值”，唯其如此，才能在现代化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由此可见，“普世价值论”所极力推荐的不仅是包含特定内容的价值理念，更有其背后隐藏的特定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现实证明，大多数后发国家在克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过程中不仅没能实现自身发展，反而会丧失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普世价值论”最终维护的也不外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关系，“普世价值论”的真实姓名应该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所谓的“普世”只是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幻性的噱头。

2.“文明对立论”的思维片面

“文明对立论”的一种典型性观点是“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的创立者亨廷顿认为，理解冷战后的人类发展趋向，需要将冷战时的意识形态对峙视角切换成文明冲突的视角，21世纪人类“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将会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③。按照“文明冲突论”的逻辑，西方文明是所有文明中唯一可以对其他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文明，美国则是西方文明的领导国。借用地质学的专业术语，亨廷顿认为，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冲突主要是由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所导致，西方文明在未来时段的主要威胁来自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联合。应当指出，亨廷顿对文明之间存在客观差异和相关文明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忧虑是深刻的，但处于21世纪的当代人类应当重点考虑的是如何以“和而不同、互学互鉴”的致思理路来对待多元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共性，而非执意夸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以对立冲突的模式做简单粗暴化处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国际上仍有人处心积虑地对亨氏理论进行片面裁剪，特别是他们对不同文明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的片面鼓噪，暴露出他们为逆潮流而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寻求意识形态支撑的险恶政治用心。

“文明对立论”另一种典型性观点是“文明失序论”。此种论点认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可能发生剧变从而失去秩序控制力，“全球混乱的困境可能成为形成新世纪特点的决定因素”④。布热津斯基提出，纵然是综合国力全球第一，美国的自身力量也难以支撑“美式世界新秩序”，原因在于“美式領导”是缺乏道德和伦理准则的权威支持的靠外力强加于世界之上的霸道力量。应该承认，尽管布热津斯基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病更进一步地进行剖析，但他确实言明了美式霸权存在的部分问题。由此可见，“文明失序论”对于解释地缘政治事件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总体而言，“文明失序论”充满悲观与消极的色彩，其过多地倚重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秩序稳定方面的单边作用，而没有预见到人类多元文明发展中日渐凸显的多边主义趋势。

作为关涉世界文明走向的发展方案，理论不仅要具备解释当代世界的描述性力量，更要具有改变世界使其更加美好的规范性力量。随着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多元文明共同前行将会促成“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的事实，而文明的多元并进已被历史证明是最能助推人类社会持续进步的文明发展模式。依此加以检审，“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对立论”皆充斥着冷战时期的零和对抗思维，是两种极端错误的文明观。

二、当代多元文明“包容并进”的时代诉求

习近平在全面审视世界文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指出：“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⑥这一论述表明，人类文明完全可以共存共荣、包容并进。多元既是人类文明的原生性特点，亦是当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对立论”之所以不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在于二者没有客观理性地看待多元文明之间的不同特色。多元文明能否在包容中实现共同进步？人类交往的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古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⑦。由此可见，推动当代文明继续前行需要在正视多元特色与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努力践行“包容并进”的时代诉求。

1.“包容并进”呼吁当代多元文明实现民族特色与开放交流的互鉴性统一

作为整体的当代文明具体由多种民族文明构成。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文明各具特色，反映着各自族群的生活记忆;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凝结了各自族群的进步性成果。当代文明的发展辩证法在于，整体文明的普遍性寓于多元文明的特殊性之中。因此，皆有所长的多元民族文明之间应该取长补短，在开放交流中相互借鉴。

摆脱居无定所的迁徙生活开始定居，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以定居点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演进，血缘共同体、部落共同体相继出现。随后，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建立在相似地缘条件基础上的民族共同体成为现实。考察人类发展史不难发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⑧。不同区域的生产习惯、地理条件、气候环境、族群文化等谱写了各具特色的多民族文明，而多样化的民族文明既是世界文明的原生态现实，又是当代文明的基本构成生态。

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其革命性在于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⑨，进而开辟出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时代。从此，“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⑩。在命运与共的“世界历史”时代，不仅物质需要的生产与满足表现出世界性特征，精神需要的生产与满足也被注入大量世界性元素，以至于“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B11。步入21世纪之后，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人类交往愈加密切，摆脱狭隘性，突破局限性，以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进行发明创造从而实现自我完善已成为现代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文明表征。

2.“包容并进”呼吁当代多元文明实现历史承继与开拓创新的进步性统一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B12，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生的是人类命运与共、多元文明交流融合的社会。当代多元文明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其应在历史承继与开拓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实现进步性统一。

当代多元文明离不开人民群众对历史生活智慧的继承。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但每种文明均无法在“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B13，即每种文明在发展时，“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B14。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类逐渐创造出家庭伦理、社会规则、共同体秩序等文明成果。特别是语言体系的渐趋成熟便于人们交流经验，文字、纸张的出现更是使得人类的经验智慧实现了代际传承。总而言之，人类文明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每种成熟度更高的文明只有在继承已有文明智慧的基础上才可以成为具体现实。

当代多元文明离不开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开拓创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工具则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B15。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得益于人类劳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生产工具的日益创新，人类已经接续完成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第一次蒸汽技术革命，第二次电力技术革命，第三次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当前，人类正在进行的无疑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即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仿生技术等广泛应用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3.“包容并进”呼吁当代多元文明实现内容丰富与形式多样的平等性统一

文明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当代社会相较以往时代的高水平生产力决定了当代多元文明具有内容的丰富性与形式的多样性。按照内容的不同、形式的各异，当代文明又可以被划分为多个类别，但缤纷多样的多样性文明并无地位高下之别，它们平等地内嵌于当代文明的多元化格局之中。

当代多元文明的构成内容具有丰富性，分别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文明的内容涵盖经济体、经济行为、经济环境、经济制度等要素，发展道路选择、政治制度完善、国家治理及政党治理现代化等内容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文化文明是先进理论成果、优秀思想继承与创新、进步价值观念体系等的总和，社会文明蕴含了公民法治意识与道德素养培育、社会组织治理、社会公序良俗秩序建设等内容，生态文明包含了资源科学利用、环保制度建设、环保意识提升与环保行为养成等内容。

当代多元文明的表达形式具有多样性。作为生活历史的沉淀，文明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诉说自我并改变着世界，“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B16。在当代，舞蹈、音乐、绘画、文学艺术、电影作品、节日庆祝等形式都成为表现文明内蕴的重要载体。特别是随着人类交往的频繁，全球性形式越来越成为多元文明交流形式的重要组成。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包容并进理念的新型文明发展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范式意义在于可以为时代进步提供理论指引。体现中国智慧与人类共同诉求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给出了当代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最优化时代方案，其致力于“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B17，致力于通过当代实践促成多元文明的和睦相处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践行包容并进理念的实践伟业，是超越旧式资本文明异化发展状态的新型文明发展方案。

1.通过发展世界生产力筑牢多元文明包容并进的物质基础

“地理大发现”发轫至今，资本文明造就的是持续至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与全球发展的“南北”鸿沟。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B1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坚持中超越了资本文明造成的生产力片面增长局限，其将世界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作为实现人类社会理想性全貌的基础工程，不断筑牢当代多元文明包容共进的物质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逆的时代潮流。自大幕开启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推动世界生产力在历时态的维度实现了巨大跃迁。纵然是在充满血腥的全球化初期，恩格斯也肯定地指出：“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B19时至今日，全球化更是在助力新兴国家发展、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方面功不可没。当然，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多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全球化发展趋势混为一谈，而应将二者进行科学区分。目前，某些奉行丛林法则的霸权国家试图通过制定单向有利的霸王条款以打乱、干扰全球经贸的正常节奏，使本应推动推进人类文明交流融合的发展潮流遭受无端阻力，此类行为本质上是其试图保持自身绝对优势而牺牲其他国家正当利益的一种不当竞争策略。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并将不断证明，“孤立、封闭、隔绝，总是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反之也如此，即交流、交往、开放，往往是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联系在一起的”B2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关注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习近平指出：“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看，南北关系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世界和平稳定的全局性问题。”B21目前全球发展版图的现实是，发达国家多集中于北半球而发展中国家大多集中于南半球，即当代多元文明在现代化发展程度上并不均衡。造成发展中国家居于落后局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早期资本主义列强的掠夺与奴役是重要的历史原因之一，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政策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面倾斜是重要的现实原因之一。因此，无论从历史责任还是从现实责任进行剖析，发达国家都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后发国家，且不应附加政治条件。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实现更大发展。

2.通过阐释共同价值增进多元文明包容并进的思想共识

资本文明支持下的“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对立论”背离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孜孜追求的美好生活愿景，任由二者肆虐只会造成当代人类社会分裂对抗的严重后果。走在事关人类发展前途的十字路口，维护并追求真正关乎人类命运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就要基于人类发展的全球化实践，彻底摒弃“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对立论”，大力弘扬并自觉捍卫反映人类利益的共同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进步过程中“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B2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坚持中超越了“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对立论”，其重视思想价值共识的精神力量在构建过程中的巨大功用，将不断增进当代多元文明包容共进的思想共识。

阐释共同价值，首先需要明确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B23，是人类不断努力的目标与方向，反映着人在“‘类’社会属性的规约下存在着政治文明价值层面的基本共识”B24。和平是人类在前进过程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现代战争的标识是高新科技武器的广泛运用，全面区域性现代战争或全球性现代战争一旦爆發，带给人类的将是难以承受的深重灾难。发展是人类对生活状态的不断改善，发展的逐步达成正是人类美好生活向往的不断实现。当前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的急迫任务，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发展的现实需求。公平是多元文明在国际格局中地位平等。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距离宪章真正精神的落实尚有不小差距。正义是全球问题处理时的理念嵌入，即按照国际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加以处理。民主是多元文明之间应有的相处状态。不同文明之间只有采取民主的相处方式才能够相处得更加融洽。自由则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生活境界，多元文明正是在不断摆脱外在束缚的过程中渐次实现精美完善。

阐释共同价值，还需明确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论”的理论超越。“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是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重要文明成果，尤其是启蒙思想家们曾经在价值维度对人类的美好生活进行了畅想，但资本主义全球化以来经过包装之后的“普世价值论”彻底抛弃了自由等理念的本真意涵，“完全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以人为主体的‘共同体’发展道路”B25。共同价值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了“普世价值论”。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中客观存在着共同利益，但人类追求与捍卫共同利益的实践在现实中总是充满曲折。究其原因，无非是某些国家利用历史上积累的发展优势将自身利益凌驾在人类利益之上。走在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维护并追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就要基于人类发展的全球化实践彻底摒弃“普世价值论”，深刻认识并自觉捍卫反映人类利益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在概念、目标、包容性的层面对“普世价值论”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是对“普世价值论”的全面超越。毋庸置疑，共同价值是当代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是当代人类共同利益的真实代表。

3.通过捍卫主权与发展自主性维护多元文明包容并进的民族国家载体

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B26，建立起以资本为衡量标尺的世界等级交往秩序。当今国际交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以人权等为借口肆意干涉其他主權国家内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B2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坚持中超越了资本文明所塑造的世界等级交往秩序，其倡导尊重各个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发展自主性，坚定维护当代多元文明包容共进的民族国家载体。

主权国家不仅在当下而且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主权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B28，各个民族国家普遍将其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国际社会也将主权的互相尊重确立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某些超级大国倚仗自己的实力，仍然肆意干涉他国的主权问题。譬如中国香港问题本应是属于中国完全自主处理的内政，却由于某些外部势力的霸道干涉变得纷繁复杂，个别居心叵测的外国政客竟将他们粗暴干涉所导致的香港乱局称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家主权的坚定支持，正是针对当代多元文明包容共进面临现实困扰的有的放矢。

发展道路关乎国运，它是主权国家采取何种发展理念、运用何种发展制度、达至怎样发展目标的总方略。一个国家要想实现自身的真正发展，必须在综合考虑本民族文化积淀、现实环境等诸多要素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正确抉择。鸦片战争后，中国曾尝试走君主立宪道路，试图走资本主义共和道路，但皆因道路不适合而以失败告终。最终，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文明特色相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今，中国人民通过伟大实践不仅扩展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宽度，更开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走出了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为世界上其他希望实现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借鉴，同时在发展向度彰显出其超越旧有现代性的世界意义，恰如有论者在相关阐释中指出：“正像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这种现代化的实践也必然在新文明类型的开启中得到真正的完成与实现。”B29

注释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②[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④[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⑤B11B13B26B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5、470—471、36、26页。

⑥⑦B16B17B21B23B28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33、43、80、510、220、25、131页。

⑧⑨⑩B12B22B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566、566、602、539、11页。

B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B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B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B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B20于沛：《从大历史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19年第3期。

B24桑建泉、陈锡喜：《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政治文明内蕴及其意义》，《中州学刊》2017年第2期。

B25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B29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

责任编辑：文 武

作者：桑建泉

信息技术与当代政治生活论文 篇3：

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摘要】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表现为内在的认知价值和外在的应用价值。在科技创新与工业生产结合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前者在其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与统一的交互作用下，深刻地影响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全面认识当代科技创新的时代特征及影响，能促进当代科技创新价值的充分体现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蓝图的实现。

【关键词】科技创新 第三次工业革命 社会价值

随着支撑工业文明的基础能源日渐枯竭及其带来生态方面的“副产品”日益严重，传统化石能源经济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工业发展模式日渐衰退，并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危机。这种危机连同经济危机一起，成为人们寻求进入“后碳”时代新工业模式的动力。人们迫切需要更加智能、更可持续、更符合自然和社会伦理的生产方式，这一新愿景的实现需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来推动。建立在数字化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融合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及扁平化的创新模式正带来生产、消费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初露端倪并即将发生，这一事实充分彰显了当代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

科技创新拉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会对21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①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催生重大的科技创新与突破，进而又推动“科学—技术—生产—经济—社会”这根链条循环发展，并彰显出其追求社会价值的本质内涵。

科技创新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价值。科技创新是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融合体，科技创新的本质在于其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对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可从两方面考察，就内在价值而言，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即人类在科学创新中的认知价值。科学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创造性发现活动。科学创新本质上是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知识、建立新理论的认知活动。因此，科学创新的求真、求善、求美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性贯穿逻辑论证、实践检验和价值评价的全过程。就外在价值而言，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即人类在技术创新中的应用价值，主要涉及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和文化价值。随着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工业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创新并成为科技不断创新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的应用价值也得到极大彰显。

科技创新与工业革命的循环累积效应。科技创新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的形成主要源于科技创新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的矛盾与统一。这一效应更深刻地体现在我们正身处的旧工业时代向新工业时代转变的过渡时期。

首先，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的矛盾使旧工业时代面临终结。科技创新是一个创新与破坏共生并存的过程，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其应用价值往往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实用价值，在推动经济空前增长的同时，也悄然颠覆并重构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自20世纪中期以来，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被迅速放大，甚至遮蔽了科学创新的初衷，为探求真理而献身的认知价值取向转为功利的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技术异化使科技本身逐渐背离了其作为“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征，科技创新真正的社会价值遭到扭曲，原本旨在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技术本性也逐渐丧失。人类面临着能源危机与生态环境危机，旧工业时代面临不可逾越的“增长的极限”，并在接近这一极限后转为衰退甚至衰亡。

其次，新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转型创造需求拉动科技创新。随着自然资源存量的锐减，旧工业生产方式的资源优势逐渐丧失殆尽，经济发展支柱发生倾斜，生产方式转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转型必然带来对科技创新的旺盛需求，在需求的诱导下，基本科学问题、能源与资源、信息网络、先进材料和制造等新的科技领域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并改变了传统知识传播与共享的方式，触发了扁平化创新模式的探索，为科技创新模式的嬗变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此意义上，工业生产方式转型内生地决定着科技创新及其社会价值。

第三，社会价值的内外统一拉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化危机需要新的工业革命来化解，新一代科技创新在认知成果上的突破与经济、伦理与文化价值的统一，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量。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设想的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可持续、分布式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并在今后几十年将迅猛发展，大概在2050年达到顶峰，然后在21世纪下半叶保持平稳状态。②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科技创新社会价值的特点

数字化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融合凸显科技创新的生态价值。这是一场多维突破、交汇融合式的科技创新。科学的认知价值，曾经并且依然不断推动着人类的思想进步与解放，促使数字化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等组成一个复杂的“科技簇群”并相互交叉和渗透，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关联技术的协同进步和群体突破，进而能够灵活、快速、低成本、低能耗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凸显了科技创新的生态价值，并将有力推动物联网、云计算、新能源和数字化制造等新兴产业的诞生和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非线性团聚式地发生。

互联网技术成为实现科技创新应用价值的主要交流平台与渠道。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态势下，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数字化制造的发展都需要互联网技术作为支撑，并与之交叉进行。不论是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所指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生产系统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全面趋向数字化和智能化，从而使生产设备能够更快地自我反应、计算判断、分析决策和操作；或是里夫金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分散式生产、新储存方式、能源互联网和零排放式交通等五大支柱产业”的升级与重构，都将迫切需要依托互联网技术作为终端来进行连接与通讯，并能够实现智能管理。互联网成为技术创新成果交流、转化与贸易的关键性渠道，同时也构成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社会价值的实现载体将由金字塔式转向扁平化。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实现的基本方式是金字塔式的，即“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应用”这一从上至下的、串联式转化的模式，基础研究是创新的原动力和创新链条的最高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金字塔式的创新模式将逐渐向扁平化转化。首先，科技创新主体从基础理论或权威科学专家那里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其次，科技创新的推动力从基础研究转向全社会的需求。总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在继续延续金字塔式创新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垂直纵向的系统与扁平化水平式系统结合，形成一个矩阵式的新创新模式，还将再从矩阵式模式转向立体的创新模式，这将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③随着科技创新的日益深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科技创新将在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发生，成为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双螺旋结构”共同催生的产物。

科技创新带来的变革

当代科技创新的变迁不仅使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也将导致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生产、消费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变革，进一步展现出当代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与影响。

生产方式向大规模定制转变。麦基里认为，工业革命主要体现为由技术范式转变引发的生产方式的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械生产取代了手工制作，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规模化生产时代，不论是蒸汽机的发明还是流水线生产的采用，都导致工业生产经营与能源生产经营方式的集中化和批量化。当前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核心是数字化制造，表现为大量高新技术“聚合发酵”和综合应用，包括“更聪明”的软件、“更神奇”（重量更轻、强度更高、更加耐用）的新材料、功能更强大的机器人、更完美的程序设计与3D打印技术、更全面的网络服务，从而实现生产成本更低、生产周期更短、生产过程更灵活、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关联更紧密，以及从“福特制”下的传统“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转向更适应“个性化需求”的“大规模定制”等。④

消费方式向个性化体验式转变。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标志着个性化、体验式消费时代的到来。随着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从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上都更加倾向个性化的消费品。同时，出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考虑，人们需要3D打印这样的生产制造方式，它既能大规模生产，同时又能满足定制，生产出个性化产品。重要的是，生产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消费的过程就是生产的过程，在3D打印店里的体验式消费的同时就是生产。随着人、机、物的逐渐融合，消费者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设计和制造过程，甚至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实现个性化、实时化、经济化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生产组织方式向虚拟化转变。产业集群是重要的产业组织模式，传统工业命脉掌握在少数拥有重型机械和大量蓝领工人的高资本、大规模、集中化的工业企业手中。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大量物质流被成功虚拟化为信息流，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产业集群将借助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平台，突破传统地理集群的空间局限，逐渐形成网络意义上的集聚，使产业集群发展虚拟化。相比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以较低成本整合各种资源，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灵活度。这种开放式创新从依靠蓄积创新资源转向通过组织间创新资源的交换与创新收益的分享获取竞争优势。这一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内部组织形式，众多中小型企业和个体企业家将借虚拟产业集群突破资源困境，以低制造成本快速推出新产品而获得成长。同时，鉴于可再生能源分布广泛并以不同比例和频率分布于世界各地，分散式能源生产使之成为分散合作式模式，从而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挑战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型制造公司，与国际商业巨头一道共同发挥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当代科技创新范式的加速形成与应用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轮廓日益清晰。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对于理清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与着力点，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具有重大意义。

处理好科技创新的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之间的关系，实现科技创新的综合价值。科技创新不仅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其与自然和社会相互整合的协调发展过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首先处理好科技创新的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从单一地面向经济转变为面向经济、自然、社会、伦理和文化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要求我们将科技创新的生态价值理念根植于科技创新全过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科技创新追求的根本目的，尊重和遵循科学规律，着力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社会制度，并以此考察所有的科技创新成果，杜绝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才能解决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矛盾，避免重蹈旧工业生产模式的覆辙。对人本价值的回归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灵魂，“活着是为了游乐将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理念”。从时代价值角度说，科技创新只有对人的进步发挥正能量，科技创新的内外价值才真正得到统一。

处理好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将STS融入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本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彰显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价值有利于端正科技创新的价值取向。开展科技创新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实现科技与社会、科技与自然、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只有处理好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将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相结合，用人文理性约束与指引科技创新，才能避免科技的单向度发展、破解“斯诺命题”、结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甚至对立。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思考方式。STS把科学和技术放到（本来就在）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等）和生活（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中，把本来就由科学、技术参与或支撑的社会生产、生活视为（本来就是）科学、技术的活动场域、生成条件和整合基础。⑤这种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把握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深刻揭示了人类科技认识的选择性、人本性、时空性和相对性，将STS融入科技创新，从STS角度揭示科学、技术与产业间的互动关系，能更深入地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处理好社会价值载体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的实现载体即科技创新链，主要包括企业、研发机构、政府和中介组织四大主体，涵盖科研人才、研发投入、平台载体、技术成果四大要素。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科技创新需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其要素的合理流动。一方面，要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重视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加大对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领域的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突破，实现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产品的高附加值。另一方面，要打破筒仓效应，大力推进协同创新，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处理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完善协同创新的创新体系。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说，对于认知能力有限的人类而言，浩瀚的宇宙及复杂的社会永远都是“黑箱”，科学技术永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和暂时的认识。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科技创新以适应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要求，才能牢牢把握这场工业变革的机遇，实践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蓝图。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周洪宇，徐莉：《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当代中国》，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②[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③刘燕华，王文涛：“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4期，第3～7页。

④Paul Markellie，"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conomist， 2012， No.4， pp.3～5.

⑤田鹏颖：“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人类把握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97～101页。

责编/许国荣（实习）

作者：郑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