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外贸发展研讨论文

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除大家热烈讨论的“低速增长”、“再平衡”、“再工业化”等发展趋势外。还有以下几个趋势值得研究和关注。一、“绿色经济”的发展趋势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战略举措。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绿色外贸发展研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绿色外贸发展研讨论文 篇1：

科技驱动绿色革命 创新引领行业未来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境保护和节能降耗的意识逐渐加强，处于第三产业的会展行业，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其绿色发展理念也逐渐引起重视。为深入探讨处于会展产业链下游的展示设计领域中的环保绿色发展问题，在第六届中外会展项目合作洽谈会期间，《中外会展》杂志社特别策划了“会展展示设计论坛”。

本次会展展示设计论坛于7月28日下午，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312室成功举行。主持人由北京优逸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桦担纲，出席论坛的领导嘉宾与专业观众，可谓各具代表性，既有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又有会议展览业界翘楚，更有会展专业教育人士。

商务部：推动展览业绿色低碳发展

在推动展览业绿色发展领域，在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中，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会展服务业促进处副处长张哲最有发言权。因为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绿色会展发展研讨会上，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会同会展主办单位、展览服务商、会展中心和管理促进机构等共52家会展机构，成立了中国绿色会展联盟。张哲向与会嘉宾观众介绍，绿色与创新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理念，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15 号），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在推动展览业低碳绿色、环保发展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制定行业标准和规范依据，在发挥示范作用的同时，加强会展从业者的环保意识，从而逐渐培育绿色发展市场。

张哲还透露，商务部拟将推动展览业绿色低碳发展，纳入商务部今后支持展会的评审要素，从而引导展会主办方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服务管理模式等多种方式，积极贯彻展览业绿色发展的理念。

VR：为客户提供便捷安全的互动体验

在展示设计领域的末端，展台的搭建与拆卸，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物料浪费与环境污染现象。在展览业发达的欧美国家，展台材料的组装重复使用，相较于国内展商的一次性投资现象，更加具备环保性。然而，发展绿色展览业，既离不开会展从业者环保意识的加强，也离不开展示领域内科学技术的进步。

展会是一种线下活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由于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北京笔克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麒，向大家声情并茂地讲述了VR在展览展示行业的运用情况与数字营销概念。李麒总经理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运用VR技术，为客户提供便捷、安全、接近真实的互动体验，但同时他觉得VR的这种线上体验技术，不会取消线下活动，反而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加真实的线下活动，进而增加更多的体验感觉。

对话嘉宾：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减少能耗

由于VR技术在展览行业中的应用愈来愈广，在展示设计论坛的对话环节，多位重量级嘉宾发表了自己对VR技术，以及绿色环保发展理念的真知灼见。

点意空间国际展览集团副总裁吕玉忠认为，面对VR技术改变了传统展览形式，作为会展企业要秉持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更要学会融合这些新科学技术，并做好人才储备工作，与互联网公司建立战略合作。

创E汇发起人及常务理事罗锐锋则认为VR技术在近期内很难完全取代线下活动，但可以减少一些能耗；在布展期间使用互通性的模块，则可以实现展具材料的循环使用。

苏州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姜世海认为VR技术可以弥补一些体验者体验不到的东西，但是成本较高，因此使用绿色环保型搭建材料就非常好，这方面国内的发展程度和补贴政策有待提高。

华毅东方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胡燕举例说，布和纸都可以作为绿色材料，VR技术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其成本一般的企业接受不了。

针对现场一位教育领域的观众关于展示设计专业前景的提问，江西省外贸广告赛维展示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宇认为，要高度重视培养人才，才能应对时代变化，“展示设计专业很有前途，因为展示设计是一种视觉认知和眼球艺术，好的展示设计能更加突出展品的特点。”

在本次论坛上，《中外会展》编辑部主任陈猛现场发布了《展示设计行业发展情况分析报告》。综合而言，在会展展示设计领域，科技进步是行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创新则引领着会展未来的发展方向，奠定了会展经济的基础。

作者：查章维

绿色外贸发展研讨论文 篇2：

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发展的若干趋向

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除大家热烈讨论的“低速增长”、“再平衡”、“再工业化”等发展趋势外。还有以下几个趋势值得研究和关注。

一、“绿色经济”的发展趋势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战略举措。例如，欧盟领导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不久，正式通过了欧盟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欧洲2020战略。确定了欧盟未来发展的三个重点，即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发展绿色经济、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及以扩大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为基础的“包容性增长”。这一战略为刚刚经历金融危机风暴后又遭遇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诸国，制定了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追求绿色、智能、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智能发展，就是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市场、新的就业形态，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智能处理、协同工作。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有效保证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不仅要造福当代人，而且要使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不断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实现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富裕幸福。”

展望未来，以科技革命为动力，以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绿色能源为主要导向的“绿色经济”，将赋予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以新的内涵，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空间。对各国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影响。

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工业化又大致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第二次是19世纪70年代电力的广泛应用：第三次是20世纪40、50年代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以及随后以IT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改变了世界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然而，以往的工业革命都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为主要目标的，这使得人类在享有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等生存环境恶化的代价。

人类生产、生活、生存和生态环境的恶变。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败落、甚至是衰亡。为此，人类必须进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场革命的酝酿如果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算起。已有37年的历史；如果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算起，则已有22年的经历；而如果从2005年人类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算起，也已有4年多了。现在越来越明显，由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成了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催化剂，这就是“绿色经济”的全面兴起。绿色工业革命将催生一系列新技术、新材料、新标准、新产业、新产品和新市场，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制高点。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关、日、欧等发达国家都在逐鹿全球“绿色”制高点。美国奥巴马政府将新能源产业作为经济复兴的核心，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逐步提高来自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电力供应，短期目标是创造就业机会摆脱经济危机。而长期目标则是希望通过开发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争夺未来能源和科技制高点，拉动美国经济再次崛起，使美国再次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日本通过实施“绿色新政”，计划将太阳能发电量增加20倍，新型环保汽车使用量增加40％。德国通过了温室气体减排新法案，使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从现在的14％增加到2020年的20％。最近欧盟还宣布，自2012年起征收航空公司进出欧盟以及在欧盟内部航线飞行的温室气体排放费。同时，国际“绿色壁垒”和碳交易机制也在加速形成，低碳产品将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如果应对不当，就可能陷入“绿色壁垒”的围困之中。

2009年9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和措施，明确提出，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强调指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去年中国出台4万亿投资中就有3500亿元投向生态环境建设。

目前，尽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依赖低碳能源实现工业化的，倡导进入主导发展低碳经济或许是发达国家设置的“陷阱”：发达国家无论在现有产业结构、产业层次和产业水平方面，还是在发展现代科技、现代能源、和低碳绿色经济方面。都处于先发的战略制高点，从而不但继续领跑世界经济，而且可以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但我们别无选择，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看到这既是巨大挑战，更是不容错过的重大机遇。如果说前二次工业革命我们没赶上，第三次处于追赶状态，这次绿色工业革命则是中国第一次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有可能成为领跑者，喝到主导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头口水”，为今后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和赢得新市场。这是因为。以新能源技术及产品为核心的绿色经济覆盖面广，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公共设施、家庭等几乎所有领域，如果相关技术及产品广泛应用。全球将形成一个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新产业，并可能促成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天地。

二、“知识文明”的发展趋势

迄今为止，国内外多数学者通常把人类文明的历史形态概括为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但对可预见未来时期人类文明形态则大有争议，有的概括为后工业文明，有的认为是绿色文明或生态文明，也有的认为是知识文明等等。不管如何表述，问题的关键是否会有新的文明形态形成。如果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又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6月

“两院院士”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出来。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并出现复苏，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都在对自身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加大投入，着力推进。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发展大趋势，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西方各国提出的各种各样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无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就是大幅度增加了科技投入，着力培育新一代的主导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以美国为例，2010年2月份，政府提出了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1200个亿拿来全力支持高科技产业；2010年4月27日，奥巴马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146届年会上发表演讲，提出要把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以上。这也将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会上，中科院院长路甬祥鲜明地指出了人类未来的新的文明是“知识文明”。他说：展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人类社会将创造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的新的文明。未来的4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20至30亿人将进入基本现代化行列。世界大多数人追求现代化生活的强烈需求，与地球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决定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沿袭传统的无节制的耗用自然资源的道路，也不可能走一部分国家集聚其它多数国家资源的老路。全球共同面临着资源能源、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粮食与食品安全、人口健康、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知识文明时代即将到来。

知识文明时代，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知识与技术创新影响和渗透到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因素，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将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人类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共同面临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人口健康、国家和公共安全等重大问题，走出环境友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知识文明时代，知识成为引领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的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不同。农业文明时代，主要资源是土地、水、生物、气候等自然资源。工业文明时代。主要资源是化石能源、矿产资源和生物质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资金、厂房、设备等要素资源。知识文明时代，知识资源成为引领发展的主要因素，知识创新成为发展的核心要素，知识创新与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可持续发展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方式。知识作为新的资源，与传统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共享普惠、无限增值的本质特征，克服了传统物质资源排他性和消耗性的固有缺陷，并能引导物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样的知识资源能够为不同的人群同时使用，而且使用的人越多、使用的面越宽。知识的价值实现越大，知识的增长也越快，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永不枯竭、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

知识文明时代，个性化创造和全球规模化组织有机结合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农业文明时代主要以个体劳动及其简单集合为主的生产方式，跃变为工业文明时代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其主要特征是生产的工厂化、标准化、程序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向全球制造、柔性制造、绿色制造、网络制造发展。计算和网络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以新的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文化产业和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个性化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创造知识产品成为可能，以人的知识创造为中心的生产与工业文明时代以机器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相结合，将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科技创新突破与产业革命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知识文明时代，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知识文明时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人类将不断共创共享知识资源，创造新的知识需求，创造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工艺、服务、新兴产业和全球市场，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科技创新将不断深化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认知，为自觉而及时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认识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演化调控规律提供科学依据。不断丰富构建和谐社会的知识基础；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广泛传播，将引导人们树立并发展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将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全民的创新兴趣，将引导形成科学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丰富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

韩启德副委员长也认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准确预判新技术革命将在哪一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能源和低碳技术被普遍看好。化石能源时代终究要过去，人类采用的能源结构必然要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将大大催化新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无所不在，当前已成熟技术的应用还有很大空间：而一旦网络结构与安全技术、计算技术或者芯片技术获得新的重大突破，必将使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更加根本性的变化。生物技术革命将改革生物体，不仅可能极大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而且可能产生高效农业，保障人类食物安全，利用新型微生物巨大的再生和转化能力，有可能创造出效率最高的新能源。材料技术的突破，则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源使用格局以及推动先进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

目前看来，美国人似乎已经选定绿色能源技术作为突破点。奥巴马已经喊出这样的口号：“当今世界，能够领导全世界在21世纪发展清洁能源的国家，必定是领导21世纪全球经济的国家”。2010年6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决定用10年时间，投入1500亿美元来支持绿色能源研究。同时，美国还提出了“智慧地球计划”。

三、国际贸易争端的多发趋势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频发和升级，将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又一个趋势。据2009年3月17日世界银行发表的《贸易保护：初现端倪但趋势令人担忧》报告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尽管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宣称反对保护主义，但自那时起，该集团中有17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措施。2009年上半年，欧盟共实施129项正式反倾销措施和7项反补贴措施。是全球最热哀使用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另据国际贸易预警组织的调查结果，世界各国已经制定了130项贸易保护措施，包括政府提供援助资金、提高关税、购买国货、限制移民和提供出口补贴等。2009年上半年各国采取的限制进口措施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8.5％，平均每3天就有一个成员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且呈现出“发起国多、内容广、频率高、案值大”的特点，其中中国制造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据商务部介绍，2009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产业和企业已经遭遇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举措，涉及金额达到82.67亿美元。

冷静分析，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升级，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把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国家快速转移的同时，国内中低端制造业的优势越来越弱化，产能快速萎缩，有的甚至已经放弃。二是美国等为了满足广大厂商和消费者的需求，在大量进口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又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形成巨额贸易赤字。三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快速下滑。就业压力十分严峻，一些工会和行业协会组织趁机活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四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为其物美价廉的产品出口赢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而又很快赶超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国际贸易市场无疑会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五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既缺乏核心竞争力，又缺乏组织性，出口企业间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价格市场比较混乱，易于被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所替代。六是美国、欧盟等凭借国际市场规则的话语权，迟迟不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便于频频利用第三国成本掀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趁机呼应，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限制和壁垒。七是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大断发生变化。必然带来世界贸易的调整及其利益的磨擦，从而引发这样那样的贸易争端。

由此可见，伴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世界贸易格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动。这种调整和变动越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现象也就越多。

四、全球金融的变革趋势

2008年发端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而迅速蔓延美国进而是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大危机，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其爆发的原因。比如，“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市场说”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滞后的监管，金融工具的衍生性、高杠杆化趋势。带来金融市场的过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结构说”认为，由于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严重失衡，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错位，不可避免地产生金融危机，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大体相匹配。如此等等的剖析，都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催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综合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应对的举措也应该是全方位的。

然而，处于制定包括世界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规则主导地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多地把金融危机的主因归结为世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际贸易结构。其实，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尤其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甚至可以不受限制，实际上成了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同时，美国又可以借助金融创新等途经将风险扩散到全球，让全球各国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埋单。

改革现行以美元为轴心的单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启示之一，也可能成为世界金融制度最主要的变革方向。尽管全球多元货币体系还有漫长道路要走，但已初露端倪。建立具有制衡机制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既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内在要求，也是未来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中国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改革主张。早在2008年11月15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就鲜明提出，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主张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重要会议上强调，应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为此，中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重要步骤。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降低汇率风险，进行逆差融资，增加铸币税收入，增强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与有关邻国就已开始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迄今为止。中国已同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朝鲜和哈萨克斯坦等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有关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协定，2008年的人民币结算量约为230亿人民币。

进入2009年以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到3月底，中国央行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根廷及香港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约合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的5％。4月14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可以说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战略性意向。7月初，国家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5个城市实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9月28日。中央政府在香港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内地以外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外债，既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的支持，又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举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月初全球各大媒体又竞相披露。中国将以人民币认购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券，开创了一直来能够用来购买IMF债券的只能是美元、欧元、日元以及英镑四种主权货币的先例。人民币购买IMF债券的非凡意义在于，不管IMF将来把这笔人民币贷给哪个国家，或者用哪种方式提供，都无法改变一个实质性的含义，那就是IMF本身。以及IMF的主要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已经基本承认了人民币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作者：王永昌

绿色外贸发展研讨论文 篇3：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

2012年8月30日～9月1日首届中国绿色论坛在山东省东营召开。论坛以“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为主题，进行深入讨论。一是探讨全球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大理论问题，明晰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二是研讨生态文明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态文化体系构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与基本对策；三是推进东营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力图树立全球生态发展标杆，本届论坛在这方面有很多建言献策；四是梳理论坛认识，向中央提出将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黄河出海口建设生态高地的建言报告。可以说，本届论坛主题深刻，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气氛热烈，讨论坦诚，取得了预期的圆满效果，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良好反响。

对于生态文明的发展来讲，不是一个轻松的文明转型话题，而是在我们偿付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发展代价、人文代价，这样沉重的历史和现实代价之后召唤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因此，各位发言人所表现的忧患意识，展示了中国将要为人类文明、生态文明的新发展尽到我们的责任。这个论坛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当意识，这种担当意识表现在大家的想法上、制度设计上、做法上、技术的创新上，都有自己的设想。

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王志珍院士在致辞中提出三点认识：一、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西方的现代化在狂飙突进两个多世纪后，其种种弊病日渐显露，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强者生存法则的主导下，自由经济不受约束的发展，造成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敌视和尖锐冲突，唤起了人们的无止境贪求，致使人类社会道德沦丧：由“科学万能”引发的“工具理性”，使自然环境惨遭破坏。对我国而言，在现代化道路上数十年的紧紧追赶，遗留下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资源和生态已远比西方更为紧张和脆弱。选择生态文明，已经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历史上的每次重大转型时代，全新领域爆发的革命都是后发国家迅速崛起的最佳机会。错过工业革命，使我国长期被动挨打；滞后于信息革命，使我国在新兴领域话语权弱小，信息安全得不到保证，并长期处于产业链的末端。这次金融危机必将倒逼出的全球绿色革命，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历史机会。世界各国正处于一个全新的起点，若能主动以绿色能源和绿色产业为代表的全球新技术革命，来引领全球新文明转型，将为中国在未来数十年的发展创造先发优势。三、生物质能源的第三代革命是绿色革命的重大战略方向。在全球资源加速消耗的大前提下，能否开发好非石化的可再生能源，将决定世界各国未来命运。生物质能源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其中的第三代（3G）技术——微藻制油可能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开再生能源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尝试。对于中国来说，完成第三代革命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它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有利于三农发展和国土整治，更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若能探索一条自主开放的超越战略，革命性地建造支撑未来二、三十年的能源生产方式，将促使世界上传统落后的最大能源体系转型为全球最先进的能源构型。这将不但涉及所有中国人的利益，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子孙幸福，还关乎缓解全球性的粮食、能源和环境危机。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胡德平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学的高度阐释建立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他说，生态文明是后工业化时代人类进步事业所积极追求的重要文明，也是人类对以往文明负作用的反思和觉悟。生态、环境、生物、物种四者密不可分，生态文明所涉及的对象中，人是最有智慧且有劳动能力的动物。但人万万不可把自己独立于生物界之外，骄傲地高居于生物种群之上，破坏生态平衡的任何行为，都会引起对人类本身严重的伤害，甚至毁灭性的报复。在后工业化时代，实体经济应该建立在运用新能源、互联网、新材料、生物技术层面上，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现在不少的海外专家也是实践家，与企业家一起，把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联系起来，把新能源和空间信息技术联系起来。我国现在已是世界上使用资源、能源最多的国家，也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东营市有志、有兴趣建设生态文明城，不仅应该成为江海会合，绿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相交的舞台，也希望成为打造新能源、人才汇集的舞台。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就“行一步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做主题发言。赖明回顾了九三学社长期以来对绿色经济的关注，尤其是围绕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提出工业绿色经济面临的问题：认识不到位；资源能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底数不清；符合市场规律的绿色发展促进机制没有形成；资源能源价格扭曲；监管的机制也有待健全和落实；我们的税收政策不完善；科技支撑能力不足；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六大建议：第一，建议把工业的绿色发展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无论如何，工业还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工业能耗非常大，因此，应该把工业的绿色发展作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第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第三，发挥市场作用，构建绿色发展长效机制。第四，强化科技支撑，鼓励技术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是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核心。第五，建立健全法规政策。第六，大力扶持绿色服务业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从赋税的角度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势在必行。首先，他列举了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我国实体经济非常发达，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但虚拟经济相对比较弱：前二三十年我们创造的财富很多，但获取的财富很少；相对而言，现在我们对劳动力的补偿是很不充分的；我们的资源价格很低，现在的资源价格不能体现资源的稀缺性；还有就是环境成本，很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是超过国家标准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很多，但我们获得的财富相对比较少。所以中国要恢复经济平衡，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换言之，我们要强调绿色的发展。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政府在各项政策上通盘研究。税制是其中的一项。既要把现有的政策落到实处，又要对目前还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尽快地制定新的政策。

两院院士石元春教授近年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有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中央的政策决策也发挥了直接的影响。石元春教授从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生态文明和能源危机的书——《噬水之煤》出发，揭示了中国生态问题面临的严峻局面。他尤其对生态脆弱区表达了老一辈科学家的高度担忧，对“竭泽而煤”这样的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呼吁必须以法律形式来限制资源的失控和过度开采，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关停低效益高耗能的行业。在此基础上，他反省了风电的“大跃进”、光伏发电的“大跃进”，批评了把“清洁送给外国，把污染留给自己”这种新兴能源开发的不当举措。石教授提出，仅仅是中国，每年烧掉的秸秆就相当于一个三峡的发电量。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要缓解中国的能源危机，必须要走上石教授所提的生物能源的替代路径，对燃料乙醇、生物天然气等等要有一个崭新的认知。石教授最后落到了环渤海地区，更做实到东营市，怎么样开发滩涂，使得生物能源成为建构生态文明切实有效的替代性能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会长石小敏教授从经济发展这样一个专业视角来提倡生态文明，来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他用一个S形（莫8循环带）表明了中国经济循环的国内处境和国际处境。我们用原料加工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是为了出口而出口，赢得外汇，这样的一个S形的循环，本来是很有效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那就是要面对整体上的国际经济循环的有效性，以及这个S形运转的流畅性。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内部循环的一些障碍，带来了运转的不畅。比如，外贸支撑着国内的GDP增长，双顺差使得广义货币达到GDP的180％。运转不畅导致了双造，造城造房——高铁、动车、房地产。在这样的情境下，整个经济循环遇到困难以后，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倒勾的机制，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遇到障碍，使得城市生态的发展成为GDP的牺牲品。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或者说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所显现的内在障碍，我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突破经济发展的困境，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研究员李晓宁先生不仅对整个生态文明有深入的研究，更关键的是他从比较历史、比较现代化的角度展示了他对生态文明发展的看法。尤其让人感怀的是，李晓宁教授的发言充满忧患意识，表达了一种对我们既有发展模式的高度愤慨，使用的词汇虽然是比较粗犷，但是用得非常精准、非常形象、非常贴近生活，提醒我们现在需要及早地发现问题，及早地解决问题。而他发言的核心思路可以简单概括为两点：一是中国人不能浑浑噩噩地挣钱，二是要走环保路线。李晓宁教授特别强调，我们现在的环保路线仅仅以种树为核心，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在宪法中更清晰明确地规定综合的环保理念和生态文明理念，对有关的宪法条文进行修订，这些建议都非常有力度。最后，李晓宁教授强调，要让权力人物、企业家、银行家，尤其我们重量级的院士们来发挥引领作用，克服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端，进入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状态，而且要依宪治国，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教授的视野在长三角、珠三角、黄三角这个大的国家版图中展开，他特别强调黄三角为什么现在才提出问题？在珠三角、长三角发展比较成熟的情况下，黄三角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晚了一点，但非常及时。秦院士特别指出，对基于胜利油田而建立的东营市，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的环保问题，需要有同类城市的比较视野。他以自己在大庆考察的经验和来到东营了解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特别落在东营的城市定位上。东营市的自我定位跟大庆市的自我定位是不一样的，他表扬了东营。东营有超前的定位，有总体的规划，而大庆的规划相对比较落后，结果跟东营是没法比的。他对东营的旅游发展，对人文旅游的有限性和景观旅游的可为性做出了对比性的说明，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秦院士特别强调要在环渤海湾的大背景中来展望东营生态文明发展的定位。围绕和谐社会建设，他指出，“和而不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世界绿色论坛执行主席黄海峰教授特别强调，全球能源新政的凸现，促使中国要对能源政策进行反省。而中国可持续发展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也就是通常说的“两型社会”的建构，促使我们走上一条从物质化的经济到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道路。他对绿色经济和“两型社会”的深刻内在联系做出了勾画、分析，对绿色经济的发展、对“两型社会”的建构进行了展望，指出了两者的高度相关性以及“两型社会”的建构路径。他把绿色经济作为建设“两型社会”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指出节能减排是建设绿色经济和“两型社会”的重要途径。

山东师范大学张峰教授特别强调现代文明正处在文明的生态化转变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张峰教授的关注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化问题上。她特别强调，在人口膨胀、技术失控这样的条件下，在人们需要走向绿色消费而克制消费主义弊病的情况下，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化处理上要强调自然的法律主体地位。我们要批判古典的自然权利，要兴起以自然为原告的诉讼活动。她举出了美国、日本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强调要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制化，而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情感化。所以，我们要以法制化的方法来推进自然权利的司法救济，来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使得自然权利的代理人，也就是环保的非政府组织能够浮现出来。

《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总编郭琼虎先生指出，目前人类面临三大危机：粮食、能源、环境和气候，核心是能源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我国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一是石油资源接近枯竭，对外依存度过高，二是能源输送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能否开发好非石化的可再生能源，决定世界各国未来命运。由于可再生能源中的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受自然限制，核能受环境风险限制，增长空间有限。于是，生物质能源开发成了全球各大经济体争相发动的能源革命。生物质能源从原材料上分，有第一代“田里种的”，“树上挂的”，以及第二代“水里漂的”，第三代“盐碱渍的”（微藻）。第一、二代生物燃油开发不可避免遭遇“燃料－粮食”困境：要燃料，就加剧粮食危机；要粮食，就缓解不了能源危机。而第三代微藻制油不与粮争地，出油率高，适应各种环境，符合我国盐碱地荒漠滩涂多的国情。因此真正的能源革命在生物质能源的第三代微藻革命。对于中国来说，完成3G革命意义特别重大。郭琼虎特别强调，微藻制油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处于实验室阶段，尚未大规模产业化，而它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民营企业很难承受其压力。因此他建议，应把微藻燃油革命上升到国家重点战略的高度。

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叶自成教授的发言展现了中国古典的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厚底蕴，并把这样的古典智慧与生态城市的建设紧密地勾连起来。他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将道家也纳入到古典智慧或者生态文明智慧之中，从而超越单纯以儒家来概观华夏文明的主张。他提出了华夏主义的命题，他认为老子的自然思想，实际上就是1.0版的可持续发展主题，我们怎么去激活这个1.0版本的中国古代生态文明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他强调自然比人博大，人应效仿自然。这既是道家的古典智慧，也是当下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的问题。他从日常生活出发，从人们怎么节约水资源等生活细节着眼，对当代中国以社区为基本支点进行系统生态设计提出了看法。他强调人们必须要重建生活伦理，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决定城市的生态品质。

中国建筑文化协会环境委员会的副会长顾孟潮教授强调指出，对于人的生存环境来讲，城市、人、自然的关系怎么审度，中国确实落后于世界。没有先期规划的大庆与规划良好的东营，生态差别巨大。他总结了我们这次绿色论坛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需要建构人类生态系统的全环境，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应加强传统生态文化资源的挖掘，这一点跟叶自成教授有非常强烈的呼应。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的客座教授东梅女士是一个技术的开发者，实际事务的行动者，她特别强调制度会改变人。比如，她说德国规定城市取水必须在城市的下游，这就使得这个城市的人不至于污染他们这一段水。她说要汲取这样一种经验，就像建筑理念上的一个讲法一样，先有软体，然后建造。东营要立足自己的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做出综合性的考虑。先有软体后建造这种生态文明观念的形成，有着综合的意义。

匡廷云院士关于如何支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问题做了精彩的发言。她认为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在我国现阶段有划时代的意义，可引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她比较了很多三角洲，世界的、中国的，认为我们唯一一个真正没有开发的是黄河三角洲。因此黄河三角洲建设高效生态经济区在中国将起到引领示范作用，意义重大，建议国家要全面支持。她还为生态区的发展提了很多建议。首先她认为一定要搞好生态经济区的规划问题。实际上我们中国很多东西都是最早规划没做好，规划应是有理论战略指导下的规划，而不是为规划而规划，我们很多城市规划都是为了规划而规划。第二，她特别强调了要建立生态农业、生物质能跟生物基化工原料，还有药用植物，就是生物制药的生态工业园区，在边际土壤，海滩跟盐碱地建设盐碱植物科技园区。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的赵永生研究员以自然为师为理论基础，特别强调要天人合一，提出了一个产业模型，提出由以微藻为原料的生物能源、电热中心、畜牧养殖、作物种植和海水淡化五个行业板块为核心，来建设东营生态资源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研究员围绕粮食安全与生态能源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分析了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七大难题，如大量农村真正劳动力流失、地力下降、耕地撂荒等，并且分析了制约我国粮食安全的五大因素，提出绿色有机之路是农业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长期认为绿色有机农业肯定得减产，但他做了很多实验，结果显示生态农业有增产效果。因此他建议建立生态循环粮食生产实验示范区。

李廷栋院士的讲话围绕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中国矿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惨不忍睹，开发利用过程中浪费严重，生态破坏严重，污染严重，我们的所谓大发展完全是以过度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他建议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应该把对环境的污染降到最低限度，加强矿山复垦，依靠科技进步对矿产进行综合利用。他指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水资源严重短缺，超采严重，出现了好多“天坑”，前一阶段还在东部发现“天坑”。另一方面水资源浪费严重，我国万元产值耗水量是世界平均数的四倍。我国地形复杂，地震跟地质灾害严重。我国国土面积只占全球陆地的7％，地震却占世界地震的33％。要加强地震灾害的防治研究。

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不同于一般认识上的节能减排、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它意味着工业时代向生态时代、工业经济向生态经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深刻变化和转变。与会代表认同，黄河流域具有的历史、生态条件和黄河三角洲独具的自然区位优势，以及东营市所进行的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有益尝试，是率先推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主战场和突破口。以黄河战略的展开和在黄河三角洲打造“生态特区”来启动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并溯河而上，牵引带动黄河流域9省38个主要地市及全部国土，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生态化强国之路是我们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本刊编辑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