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过后外贸经济发展论文

2022-04-23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家外汇储备相比2012年末增长5097亿美元，达到3.8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大大超过第二位的日本。为此，在2014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再次被提及。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危机过后外贸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危机过后外贸经济发展论文篇1：

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破除中国高等教育之困

【摘要】支撑着“德国制造”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力量，“美国制造”的复苏缺少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中国制造”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制造业人才的培养，由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引发的世界产业经济竞争将导致各国高等教育的新一轮角逐。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不仅无法发挥其对产业经济的“引擎”作用，反而因劳动力结构过早升级而成为产业经济的拖累。以法律手段重建外部产学联合制度，以工作过程为依据重构内部课程体系是填补“中国制造”与高等教育之间鸿沟的可能性道路。

【关键词】“再工业化”战略 “中国制造” 中国高教困境

世界金融危机过后，欧美国家“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强力推进以及东南亚国家、古巴、印度等新兴制造业国家的兴起，对世界产量第一的“中国制造”形成双向挤压。各国经济发展与各自高等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集人才培养、研发、创新、交流等功能于一身的高等教育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力量。在中国产业经济面临困境的今天，有必要对世界产业经济竞争的支撑——高等教育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从中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一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引发各国高等教育的新一轮角逐

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开始实施“去工业化”战略，将污染严重、原材料消耗巨大、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低端加工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凭借低廉的成本吸引全世界的加工，也就是在一沓一沓的订单中，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欧美等发达国家意识到经济虚拟化、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严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实体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

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将重振制造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现在，为美国制造业而战就是在为美国的未来而奋斗”。该战略被认为是继续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的有力途径。从2009年到2012年，美国政府陆续出台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多项政策来帮助制造业复兴。2011年美国制造业新增23.7万个就业岗位，阿迪达斯、佳顿、卡特彼勒、福特汽车以及星巴克等行业巨头陆续回归美国本土，“再工业化”战略成效渐显。

英国是两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在“去工业化”战略下，英国制造业被冷落了而二十多年，在变卖汽车厂、电信设备制造企业等百年老字号后，英国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额已下降到2010年的10.03%。鉴于近邻德国强大的制造业水平，英国推出“制造业振兴”“促进高端工程制造业”等政策。2011年1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设立“伊丽莎白女王工程师奖”，奖励那些技艺精湛的工程师，金额高达100万英镑。

欧元区国家更是从危机中发现，拥有坚实制造业基础和出口优势的德国和日本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而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凭借良好的制造业优势很容易地就走出了危机造成的增长困境，维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这一现象使欧元区国家像美国一样深刻反思本国过去三十年日益金融化、服务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意识到只有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即建立强大的制造业，福利化社会才有坚实的基础。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7年，工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1%降至18%，工业部门吸收的就业人数从20.9%降至17.9%，这意味着欧洲人因为“去工业化”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20世纪90年代，建筑及房地产业火热，大量投资从工业抽离，西班牙制造业逐渐萎缩。2010年，金融危机后高达20%的失业率，迫使西班牙制订了“再工业化”援助计划。当年，西班牙工业部通过工业政策整体计划书，计划预计至2015年共投入约828亿欧元，将制造业占GDP比重由12%提高至18%。欧盟地区如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设立了生产振兴部，推出协助企业再工业化政策，并拨款资助中小企业，拟推动本国工业复苏。

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对“制造业回归”的强力推动，正在改写着全球制造业格局。中国想凭借现有产业经济的基础通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改变目前“世界代工厂”的地位，获得像历史上“英国制造”“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那样的辉煌，其崛起过程将因欧美“再工业化”战略而面临巨大危机。因为欧美“再工业化”的目的是，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掌控高端制造业的领导权，这与中国目前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目标是相同的，而欧美凭借其大量财富、品牌、设计、先进技术、优质高等教育和创新等优势，其发展基础无疑大大优于我国。而且欧美国家还是国際贸易规则的制定者，正利用贸易壁垒大棒如“碳税”、反倾销、劳动力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围堵，给“中国制造”的发展施加了极大压力。

另一方面，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制造业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功，也正仿效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如“老挝制造”“越南制造”“缅甸制造”“印度制造”等正在大规模抢占原“中国制造”的市场。2012年博鳌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方面，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达2500～3000元人民币。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已经有一大批跨国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向东南亚转移。可以说，东南亚国家、印度等新兴制造业国家的兴起使中国想保持原有“世界代工厂”或“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变得不太可能了。

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到了关键时刻，保持原有发展模式，可能越走越窄，在转型升级上获得突破就可能继续保持前三十年的增长辉煌，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中国还是应清晰地意识到人口仍旧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中国现在拥有世界第一的高等教育规模，其人才培养和储备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后劲。因为，高端制造的核心需求就是人才，是创新人才、技能型人才以及大量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的集合，实现这一需求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可以说，全球产业竞争的实质就是各国背后的高等教育的新一轮角逐。现如今，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国家获取和运用技术及社会经济知识的能力，竞争的优势越来越少地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而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技术的创新和对知识的充分运用，在此种前提下，集人才培养、创新、研发、交流于一体的高等教育日益被世界各国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来看待。高等教育作为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力量，因而其在全球激烈的产业竞争中将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人才培养视角：“美国制造”“德国制造”“中国制造”的比较

1.“美国制造”能否“卷土重来”：缺的只是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

美国是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危机起源于金融市场的过分投机行为。这场危机使具有百年信誉的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使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三家破产，美国汽车业的三大巨头面临破产危机。1979年，美国制造业雇员数量曾达到1960万人，2011年，其制造业雇员是1180万人，三十年内下降了40%。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大量制造企业回归美国本土，无疑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极大帮助，但是，与人口充沛的新兴国家相比，当前美国劳动力缺乏竞争优势。在美国，人们都不愿意当工人，人们把在工厂工作当中一种耻辱，这样的偏见深入人心。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更侧重培养为第三产业服务的人才，美国本土的学生也更愿意选修非工类学科。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已出现了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经济的走低再复苏让情况更加严重。一份德勤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现在有6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空置。而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的128万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并不能解决空置岗位的问题。某金属配件厂自2011年秋天就开始寻找装配组长和磨具工程师；一家工厂高薪诚聘高级焊工；还有一家汽车磨具公司花了7个月找技工。精密金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MattTyler说：“就在最近，我的一个客户让我生产管道，我最大的担忧不是别的，而是我能不能找到6个技工来完成这项工作。”缺少熟练技工的“危机”在美国全国范围蔓延，美国政府已经将培养大量实体经济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政策付诸实施。“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代，联邦政府总是有远见地提高教育水平和机会来保证美国的未来。”美国2009年出台的恢复和再投资法案，总计7870亿元，在2009～2011年已支出7500亿元，其中31.5%用于教育与培训领域。在2010年，很多州已开始削减了对社区学院的资助，将减下来的钱用在职业、短期和技术教育。2012年2月，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提出的五大战略目标之一便是提高劳动力技能：“及时更新制造业劳动力，在短期内提高他们的技能；强化先进制造业工人培训，为先进制造业开发和维护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为未来工人提供教育和培训，通过职业教育和学徒培训计划来增强工人的技能；加强对下一代教育，转变对制造业的传统观念”。虽然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已付诸三年，由于缺乏产业工人所以效果并没有期望的那么好，除了大力发展教育培训外，美国期望机器人和移民能缓解目前的劳动力危机。

2.“德国制造”屹立不倒之谜：依赖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老牌“英国制造”面前，“德国制造”还只是品质低劣的代名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也不过六十余年，“德国制造”意味着质量和声誉保证。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十五年，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23%左右。德国经济没有像多数发达国家那样追逐高科技产业、服务业和金融业带来的滚滚红利，而是始终将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石。德国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亚历山大·席尔施称，德国不存在“再工业化”，因为其一向重视发展制造业。与产业发展极为契合的人力资本是德国产业经济成功的密码。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德国人传统的严谨守时的作风、双轨制体系培养出来的高素质技术工人，以及德国企业细致化的风格都在帮助德国企业、德国制造享誉全球。翻开德国联邦政府出版的《德国概况》一书，有这样一段话：“德国是一个原料缺乏的工业国家，它依赖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力量。”何出此言呢？

第一，德國政府实施了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德国法律规定，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经过职业培训。当售货员，须到商业学校培训；当建筑工人，要经过建筑学校培训；连子承父业的年轻农民在家种地也得有农校毕业证书，否则，银行不予贷款，也不能享受欧盟的农业补贴。这样的规定使得整个产业经济体系里的从业者整体素质都较高。人力资本的素质决定了产品价值和品质，“德国1吨不锈钢大概能创造10万美金的价值，也就是60万人民币，而中国只能创造2～3万人民币”。

第二，德国职业教育相对高等教育更具有吸引力，因而不会出现人人都去追求学位然后力争在第三产业就业的现象，第二产业也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6年统计，德国大学毕业生占同龄人的比例仅为20.6%，而将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即便是在20.6%的大学毕业生中，也还有相当比例属于德国高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德国的大学学制相当于我国的本硕连读，学生毕业平均年龄为27.5岁，有着很高的淘汰率，中途有很多人放弃大学转而进入职业教育学习两年再就业，可以说大学的吸引力并不强。相反，德国职业教育因其免费且有一定的收入、比高等教育带来更高的年回报率以及熟练技工群体的平均收入与中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处于同一水平等因素，对年轻人极具吸引力。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1%的受培训者将在培训过程中，将“有很多收入”看作重要或非常重要；职业培训能带来更高的年回报率（10.2%），高等教育只有7.5%。正因为职业教育提供了一种不错的生涯发展和个人实现的可能性，让年轻人不必个个都碰破头皮削尖脑袋往大学里钻，因而为德国制造业留下了大批优秀人才。

第三，通过“学徒制”与企业生产紧密结合的培养方式以及基于工作过程设计的课程体系，使德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与产业经济极为契合。以新闻职业教育为例：（1）教学与实习安排：学制18个月（约77周），授课32周，实习37周，假期8周。（2）内容安排：报纸/技艺基础研讨课（10周）；报纸实习（10周）；杂志研讨课1（7周）；杂志实习（10周）；跨媒体研讨课包括网络、广播、电视等（9周）；杂志/网络实习（6周）；杂志研讨课2（5周）；自选实习（11周）；总结研讨课（1周）。这样授课和实习间隔交错的培训方式，让学生不仅学到了一个领域的所有知识与技能，而且能迅速适应职业生涯。

3.“中国制造”之困：缺少技术创新者和训练有素的一线产业工人

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由美国从1895年开始到2009年保持了104年，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成为了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已连续三十余年居全球之首，有100多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制造业在我国外贸出口的份额高达96.49%，表明了制造业在我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制造业也是我国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场所，目前，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已达到近9000万人，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0%以上，占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近20%。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全球市场来看，我国都是不折不扣的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制造”原有发展模式存在“三高、三低、三无”特征，即高能耗、高物耗、高消耗；低价、低工资、低效益；无自主品牌、无核心技术、无自主国际营销网络。在高端制造方面，“中国制造”存在“有壳无心”的明显不足，大至航空发动机、机动车发动机，小至家用电器和电脑芯片，长期依赖发达国家进口关键部件。这种不足往上关系国家安全，如我们因为芯片问题无法自制大飞机、大运输机、大客机、大军舰、大驱逐舰，往下关系目前世界最风靡的计算机行业和汽车行业。在低端产业链上，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这和大量使用没有受过技能教育和培训的农民工作为一线产业工人有关，一线产业工人的素质、纪律性、积极性以及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影响着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也导致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由此导致的损失近2000亿元。高端制造缺乏有创造性的高素质人才，低端制造缺乏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整体技术水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创新。因此，“中国制造”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人力资本的问题。

综上所述，“德国制造”的成功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现代制造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美国制造”的再复苏以及“中国制造”要摆脱困境，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适用的人力资源。高等教育作为优质人力资本最直接的提供者，将在世界产业竞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美国拥有世界最成功的高等教育，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教育，中国高等教育两头都不沾，更严峻的是其人才培养还面临着与产业发展脱节的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之困：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

2011年我國高校在校生达到了3167万人，高等教育系统能提供如此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如果其产业适应性比较高的话，是完全能支撑“中国制造”发展需要的。

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并不符合产业的实际需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三十年前就开始用农民工，三十年后还在用农民工。为什么三十年了还没有变化？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产业十年就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不到位，与其人才培养与产业根本没有关系。”目前的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都是比较适合第三产业的人才，这与我们三十年如一日的学习“美国模式”有关，美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就比较适合占其经济总量70%的第三产业，这样的教育模式致使美国也极为缺乏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美国化”后的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所塑造出来的“产品”也更适合第三产业，只是中国的国情是第三产业只占其国民经济总量的30%以上。而且金融、保险、高新技术等以吸收大学生为主的现代服务行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例极低，而其他大部分行业如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美发、居民服务等对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需求量又很少，总之，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低端化并不能吸纳如此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第二产业其主要结构仍停留在低端的加工、组装阶段，对目前高等教育系统培养的通识类人才需求更是有限。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带来了劳动力结构的过早升级，与产业经济的匹配度极低。

产业经济现在对高、精、尖的创新型人才的需求量是小的，而更加需要的是大量的能在基础产业和制造产业挑大梁的、改善型、应用型和技能型相结合的人才，如数控加工人员、设备维修人员、车工、钳工等，还需要以亿计的有责任感、有纪律性的、熟练的一线操作工人。但是目前高等教育所培养的精英类人才，基本上去了政府系统、学术系统以及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企业、外企和大型国企，制造业系统尤其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因其待遇与发展前景无法吸纳到优秀的创新人才。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地方院校以及以技能型人才培养为主的高职教育，因其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和产业发展不接轨，培养的均是“半成品”，而制造业岗位又极具技术性，所以以赢利为目的、讲究效率的企业并不愿意使用这些“半成品”，虽然全国仅高级技工缺口至少1000万，但高教系统培养的这些人才并不能填补制造业技能型人才匮乏的漏洞。目前制造企业的一线工人几乎都是没有受过中学后教育和培训的农民工，这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最为深远。因为一线产业工人最有可能成长为改善产品和机器的技能型人才，因为他们最了解其生产的产品和操作的机器，所以也最有可能知道其不足，没有受过专业和技能训练无疑影响其潜力的挖掘和发挥。

我国高教发展与产业发展严重脱节，不但不能发挥其对产业经济的“引擎”作用，反而对“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形成了巨大的掣肘，因此，怎样让人才培养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应成为中国未来高教改革的主要方向。

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方向：重建外部产学联合制度，重构内部课程体系

事实上，国家从上到下都明白问题症结所在，对怎样促进产学联合培养人才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高等教育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改革，但仍然看不到问题得到解决，其原因在哪里？这是因为中国高教改革一直在打外围战，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在世界经济和教育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更是适用，德国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方式犹如一面镜子能让我们看到不足。

1.以法律手段重建外部产学联合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经济和教育都是国家统一规划，企业职业高中、“接班制”“学徒制”一起保证了一线产业工人的训练有素，而中高端人才则有对口行业大学来提供，分配到企业的职工即使是大学生也会有师傅“帮、传、带”，包分配制度则保证了学生专业与工作之间的高度匹配，高等教育与产业经济之间是高度合拍的。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兴起，我国产业发展开始自行其是，但教育发展始终由国家统一规划，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倒闭和包分配制度的瓦解，产学联合制也就分崩离析，高等教育和企业发展彻底成了并行的双轨线。旧秩序的倒闭和新秩序的未建立，是横亘在产业经济和高教发展之间的一个巨大黑洞。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让教育界意识到产学联合的重要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在《纲要》实施的推动下，产学联合在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学校和政府已经表现出了极大主动性，但企业基本上是按兵不动的，或只有大型企业出于减免税收和获取补助的目的而表面应付与学校合作培养，其实只是走走形式而已，中小型企业更是遑论。面对如此情势，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来保障和支撑产学合作培养人才机制的建立。产学合作最成功的德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相关立法达二十多项，如《企业法》《青少年劳动保护法》《职业教育法》等。德国的《基本法》中更是有对这项教育制度的强制性规定，职工超过10人的企业有义务进行职业培训，且每年提供的培训岗位不得少于当年在职员工人数的7%。利用法律的强制性特征，再加上减免税收和给予补贴等措施，重新建构产学联合培养人才制度，是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和教育脱轨问题的基础。如果不采取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企业必须和高教系统共同承担合作培养人才的责任，中国产业发展和高教发展自行其是的实质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国家和学校现在做的就是无用功和花拳绣腿，一切改革也都无从谈起。

2.依据工作过程重构内部职业课程体系

我国高职教育规模已占高等教育系统的半壁江山，2011年高等职业学校达到1276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招生人数为325万人，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总数的47.7%，毕业生329万人，在校生总数达960万。高职教育主要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高技能人才，按理说是与中国产业经济最为对口的教育结构部分，但高职教育因内部课程体系的原因培养的学生与市场需要并不接轨，导致产业适应性极低。

第一，我国的课程体系以学科为基础，模仿本科教育，侧重通识和理论教育。以新闻职业教育为例，在同样的时间里，我国和德国课程设置有本质差别。从下表中可以看出，由于德国新闻职业教育学制只有18个月，而且有一半多的时间都在交错实习，所以基本上一入学就在学习专业课，专业课程完全依据工作过程来设计，囊括了各类媒体领域知识和技能。中国的高职教育学制三年，其课程大概分为五个模块：公共基础课、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实习实训。在高职学习的前两年，我国学新闻的学生主要学习思想政治、英语、数学、体育、计算机、语文和文学等通识类课程或新闻史和传播学这些专业基础课，很少涉及职业技能。而等到学习诸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广播采编等专业技能课程的时候，一方面因为学生学习心理疲乏，另一方面面临找工作，所以跟工作过程极为相关的专业课学习和实习质量都大打折扣。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无一技之长，与市场的需要大相径庭，也难怪企业无法接收我们培养的人才。

第二，我国的职业教育教材和课程陈旧，跟不上产业发展的形势，学生获取的知识与工作实际严重脱节。在齿轮加工精度上创造了自己的招牌——“徐强精度”，全国人大代表、来自辽宁的一线产业工人徐强发现，现在对一线产业工人职业技能培训用的教材仍在沿用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的，能跟上科技进步的新教材根本找不到。徐强说：“我是搞齿轮的，在培训的时候，根本没有用于培训齿轮的专门教材。我们这个工种只有通用教材，而且是合并在镗铣类中。很多机床设备的范例、技术专业术语、操作规程等，已经严重落后。”教材和课程是实施教学的主要媒介，它们与产业脱节直接导致所培养的学生产业适应性差。可以说，落后的教材内容和课程设置模式是职业教育最大的问题，但是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大规模的组织学校和各行各业的精英联合编写新的职业教育教材，改变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来设置课程的模式，以实际职业工作过程来重新建构职业课程体系是走出高职教育高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经济脱节的有效道路。

由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引发的内外交迫已使得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处在一个转折点中，“中国制造”能否突围，决定了中国未来还能不能持续GDP神话，要继续神话唯一的路是教育和产业之间的鸿沟被填堵，这决定了制造业大国和高等教育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的可能性。

以法律手段重建外部产学联合制度，以工作过程为依据重构内部课程体系是填补“中国制造”与高等教育之间鸿沟的可能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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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照〕

作者：张文格马丁

危机过后外贸经济发展论文篇2：

如何看待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家外汇储备相比2012年末增长5097亿美元，达到3.8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大大超过第二位的日本。为此，在2014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再次被提及。

一、国际收支失衡的负面效应

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过多的外汇储备的负面影响也逐渐累积，目前已经凸显。

（一）外汇储备成本加大

过多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主要体现在汇率和机会成本上。从汇率上看，我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资产价值。近年来，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持续升值，外汇储备的缩水不可避免，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极大，因此缩小的绝对数字相当可观。从机会成本上来看，外汇储备是一种债权，我国得到的是纸质的货币，国外则得到的是实际的资源或者物品，相当于我国对外汇供应国每年进行大量的补贴。据专家评估，我国每年相当于给每个美国居民提供1000美元左右的生活补贴。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加重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汇改初期的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提高到现在的1美元兑6.12元人民币左右，累计升值幅度达24.5%。但是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巨额顺差的持续存在，人民币汇率未来仍然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不少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的升值幅度，甚至有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4元人民币。另外，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也加强了市场上人民币升值预期，促使机构、企业和个人改变资产结构减持外汇资产，增持人民币资产，进一步加重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2014年3月份以后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小趋势才被打破。

（三）对外贸易摩擦加剧

据统计，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吐露：“2013共有19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92起贸易救济调查，比2012年增长了17.9%，从发起的案件数量来看，增长的还比较快。”美国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目标也是中国，“2013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37’调查19起，比2012年增加1起”，除发达国家贸易摩擦大幅度上升外，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立案也呈增长态势。可见，持续的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已经使我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重点目标。

（四）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分析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构成可以发现，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项目。而资本项目顺差则主要来自于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加工贸易顺差容易刺激各类资源向沿海外向型加工产业汇集，大量的海外直接投资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把国外的夕阳产业转移到中国，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得不到足够的资源，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其次，国际收支顺差也加大了我国经济遭受国际资本冲击的风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担心外资的大规模撤离。

（五）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褪色

按照现行的汇率制度，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不得不大量购进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当通货膨胀预期来临时，需要央行回收流动性，采取各种对冲方式来减少基础货币。由于外汇储备内生于国际收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外汇占款，只能被动适应外汇占款的波动，为了回收流动性，央行只能跟随外汇储备被动地采取货币政策。截至2014年3月4日，央行未到期票据达到5，462亿元人民币，2010年历史顶峰时期达到了3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使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用由于代价巨大而褪色不少。

二、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

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累已久，有专家认为，我国的当前经济困局也有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认清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具有必要性。

（一）出口鼓励政策没有及时纠正是方向失误

长期以来，我国把鼓励出口换汇创汇作为政策的重点，外汇政策一直实行的是“宽进严出”、“奖出限入”的政策，甚至外资企业可以享受比中资企业优惠得多的待遇，从而形成了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的有利条件。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汇短缺时代已过去。而对这种形势，国家政策调整滞后。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门认为外资越多越好，竞相对外资企业提供优惠待遇，只重引资数量，不考虑利用效果。某些企业在执行过程中，单纯依赖出口退税赢利。

（二）内需不足是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不竭动力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看病、吃饭、医疗等依然是社会的热门话题。这让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居民消费率约为35 %，美国约为70 %，印度约为55%。从需求角度看，我国的三大需求发展也不平衡，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相对较慢，使得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2000-2013年，投资年增长约17.9%，比消费增速快大约7.2个百分点，过剩的供给带来的是净出口的快速增长，远远高于消费增长率，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有所降低，但依然快于消费增长。

（三）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国际收支失衡的助推器

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且升值预期居高不下，从而刺激了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据统计，2006年境外资本流入规模从2001年的995亿美元增加到6533亿美元。2007年以来资本流入持续增加，其中不乏境外热钱进入境内。同时，企业海外上市也对收支顺差形成了助势，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很多好的企业往往选择国外上市，留在国内上市的企业反而是二三流的企业。自1993年到2013年底，已有超过452家的境内企业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到境外上市，筹资总额在2000亿美元左右。企业大量的海外上市，虚增了外汇储备。

（四）比较优势的滥用是国际收支失衡的理论支撑

比较优势是分工的基础，但是比较优势的过分使用也是错误的。我国不少理论专家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要解决就业问题，只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加上我国资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人为压制，我国纺织服装、农产品、金属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不计成本地出口。尽管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但是贸易出口仍然不断增长，2007年外贸出口12180.2亿美元，增长25.7%，此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回落，2013年全年外贸出口增长8.4%左右，也高于GDP增长速度。

（五）外汇对外支出少使国际收支平衡系统失灵

外汇的支出，可以平衡国际收支，但是我国的对外支出却相对较少，平衡系统多年处于失灵状态。一是进口需求少。西方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在部分领域或产品上实行禁止出口，使我国有足够的外汇也购买不到合适的物品或技术，这导致我国进口大大低于出口。2013年外贸顺差2341.5亿美元，增长18.3%左右。二是我国对外投资相对较少，2008年金融危机前，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不到2000亿美元，金融危机过后，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2013年中国在海外投资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虽然较快，但也面临很多制约因素，加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缺乏大资金资本运作的经验，海外金融投资规模也很小。

三、结语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三个月到半年的进口额是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足以应付6个3月的进口额，这显然已经严重过剩。调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只能多管齐下，既要改变“运动方向”，又要减少“动力”，同时还要修好“平衡系统”。中央近年来已经开出的良方——改变贸易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就是要改变“运动方向”；提高引资质量，就是减少外汇储备增加的“动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就是要修复好“平衡系统”。要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还面临巨大的利益阻力，相信中央政府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配套政策出台。

（作者单位：中共绵阳市委党校科研处）

责任编辑：康伟

作者：林劲松

危机过后外贸经济发展论文篇3：

“碳关税”与中国供应链绿色打造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以“碳关税”为代表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继各种“反倾销”案件出现之后，这无疑对中国的外贸出口是雪上加霜。在微观层次，众多离岸经营的跨国公司，为迎合广大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规避因“碳关税”引致的进出口碳风险，开始制定相应的绿色采购标准，一轮全新的由“碳關税”征收而引起的国际绿色采购链正在酝酿中诞生。“碳关税”的征收是具有合理性的，处在世界原料制造供应链初端的中国需积极应对“碳关税”，以在未来的全球绿色供应链中实现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打造。

一、“碳关税”与供应链绿色打造的现实要求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的进口征收特别的CO2排放关税。为规避因碳风险而增加的进出口成本，企业需要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绿色打造，实现供应链的绿色化。绿色供应链从本质来看“是一种管理模式，是在供应链管理中加入环境因素和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现代管理模式，是供应链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加入绿色因素的一个过程，以达到企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的目的”，包括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绿色回收、绿色物流一系列绿色化的供应链过程，是“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因素，并将产品的回收与再利用作为整个供应链的一个环节”，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经济结构系统。

1、“碳关税”提出的背景及理论支撑

（1）“碳关税”是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碳关税的提出首先有着深刻的生态环境背景。二战结束后的短短几十年里，碳排放量不断加剧，由此引发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一系列有关“低碳经济”“低碳城市”“低碳生活”的概念被相继提出。其次，国内国际经济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强减排措施的实施，大力研制和利用新能源、新技术，促进新兴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国际贸易中新一轮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是发达国家为扭转国际贸易的逆差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最后，国际法规背景。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系列要求减排的法律法规在欧美、澳大利亚等国相继被提上日程。美国参议院自2007年先后颁布了《低碳经济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对没有通过碳排放标准的产品进行限制进口；欧盟分别于2007年、2009年颁布了“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关于禁用白炽灯和其他高能耗照明设备”的法规等；澳大利亚也于2008年颁布了《减少碳污染计划绿皮书》，明确要求开始践行低碳标准。

（2）大国最优关税理论是“碳关税”实施的理论前提。在国际贸易中，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两国消费总水平和福利水平，最终达到共赢。当实施保护性的贸易关税时，加征税收的国家将会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对大国和小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对于小国而言，在一般均衡下，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后，会使得居民的福利水平降低，而这种福利水平的降低缘于价格的扭曲；在局部均衡下，征收关税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剩余都将会消失。

而对于大国而言，与小国的区别是，由于它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量大，所占市场份额大，所以大国可以利用这点来影响世界价格，从而将征收进口关税转嫁给出口商。这样，大国征收的进口关税就不完全由进口国的消费者承担，消费者福利也不会下降。因而，大国可以存在一个最优关税率，该最优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在既不影响本国居民消费和福利水平的基础上，又通过加征商品进口税，从而进行贸易保护。因此，碳关税征收的实质是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外部性理论是“碳关税”征收的理论基础。克鲁格曼认为，碳关税的本质是一种增值税，是政府对市场失灵所产生的扭曲——不考虑环境外部性的一种矫正。下面我们将从市场的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两个方面来分析，碳关税的征收对市场失灵的调节。

一方面，市场的负外部性。当市场主体生产对环境有危害的产品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是远远大于生产者自身所需投入的成本的，从而对市场中的旁观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认为，政府应该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收税，以税收形式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将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这种税收也被称为“庇古税”。因此，碳关税的征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污染与社会总效益最优关系如图1所示。

另一方面，市场的正外部性。碳关税的征收有利于刺激整个社会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从而增加社会产品的附加值，对市场中的旁观者产生有利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正外部性，即也有利于他人利用该技术，也会对环境产生好的影响。

长久以来，发达国家通过探索“碳排污交易”、“碳汇交易”等相关制度，使得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律体系对于环境保护的准则不严格，使这一成本长期外部化，企业并不承担，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但这优势并不合理。因此，在这种市场失灵的外部性存在情况下，发达国家征收一定的碳关税有利于改善国际贸易中相关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状态，使得碳关税的征收从根本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2、“碳关税”实施对全球供应链的绿色要求

由上文可知，碳关税的实施在相应理论机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它必将引起全球供应链绿色化的到来。

（1）供求定理，抢占消费者市场。随着碳关税的征收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市场上对高能耗产品的需求逐渐减少，人们更加倾向于消费绿色产品。为了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抢占消费者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选择采购绿色产品，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绿色标准物品。而政府为继续加大出口，也必须生产符合国际采购标准的出口品，否则出口事业将大大受阻。

（2）利润产出定理，利益最大化。利润=收入－成本（可能需要付出碳关税的成本）。毫无疑问，碳关税的征收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企业使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在国际贸易中，跨国采购的企业为了规避碳税风险，降低成本，必然会采购绿色产品，这一行为，也将促使国际绿色采购链的到来。

（3）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寻找一条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因而，“绿色”成为当今世界仅次于“和平与发展”的又一世界主题，并在國际事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相适应，国际绿色供应链也顺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

3、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供应链绿色打造

“碳关税”征收的合理性推动了全球绿色供应链到来的必然，使得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打造在此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意义。

（1）应对碳关税的征收的需要。随着碳关税的征收，我国许多高耗能企业的出口受阻，削弱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打造我国的绿色供应链，是我国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现实需要，也是减少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碳税风险、扩大出口贸易的需要。

（2）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要实现我国经济的永续发展，就必须实现供应链的绿色化，从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营销、绿色回收、绿色物流等五个方面全面考虑一个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保问题，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资料显示，绿色供应链的形成将有利于企业实现资源的节约，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绿色”形象，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赢得消费者的良好口碑。

二、中国供应链绿色打造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现阶段要实现供应链绿色打造，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特别是面临和需要解决的挑战性问题，尤为重要。

1、机遇

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已经在供应链绿色打造上取得一些成果，我们可以直接借鉴；同时，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一些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碳排放的技术也正在形成中。

2、挑战

（1）中国肩负发展与减排的双重任务，压力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等方面问题，急需要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但同时，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问题也在经济发展中举荐凸现出来，碳排放量占全球市场三分之一，同时面临着发展与减排的双重任务，压力大。

（2）减排任务重的中小企业资金不足。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一直存在融资难、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但他们对于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碳关税的征收下，众多中小企业都面临着革新技术的艰巨任务，但由于资金的不足，成为了他们进行供应链绿色化的难题。

三、中国供应链绿色打造的政策与措施

1、政府提供绿色供应链的政策支持

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法规、资金融通、媒体宣传等一系列平台，加强对企业碳排放的管理，监督部分企业对绿色供应链的构建。同时对那些积极采取措施革新技术的企业，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

2、引导企业自身绿色供应链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