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价值增值烟草工业论文

[摘要]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全球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从全球视野来看，武汉未来应是一个专业型全球城市;从国家战略来看，武汉未来应是一个立足长江中游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经济中心;从自身禀赋来看，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亦是武汉的优势和出路。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企业价值增值烟草工业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企业价值增值烟草工业论文 篇1：

竞争程度、市场需求波动与纵向一体化

摘要：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资本结构和资本密集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市场需求波动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而信息化技术水平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农产品加工业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需求波动越强，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动力就越强，进而对紧密型纵向一体化模式的要求就越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企业将会选择一体化的农产品供应链结构，一体化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将成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演进趋势。

关键词：竞争程度；市场需求波动；纵向一体化；农产品；加工业

Competition, Market Demand Fluctuations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 Empirical Data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WANG Yu

(School of Business,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Key words：competition; market demand fluctuation; vertical integr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一、引 言

农产品加工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支柱产业。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的发展，也是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实施了纵向一体化，农产品的价值才能充分实现。当前，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成长活力的产业之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偏低，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一是大而不强。2009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居世界首位，但中小型企业比重大，自主创新能力弱，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之比低于发达国家2~4∶1的水平。二是集中的不高。规模以上企业仅占全部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的24%，年销售收入过百亿的企业仅有21家，过500亿元的企业仅有4家，过1000亿元的企业仅有2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只有1家。①①引自：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报，2011/6。 在现代的产业组织理论和相应的企业理论中，纵向一体化（如煤、电、铝等产业）问题越来越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传统的横向关系问题（例如企业横向兼并及相关的反垄断与规制政策）已不再属于前沿性问题。为此，研究农产品加工业纵向一体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创造条件促成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紧密型垂直协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综述和文献检索

在理论解释企业纵向一体化动因的研究中，学者们的观点多集中于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产权理论、产业生命周期、规避不确定性等视角，也为解释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依据。

（一）理论综述

1.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解释

第一，交易成本说。溯自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与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两种可相互替代的治理机制，一项经济活动究竟应该交由市场还是企业去完成，取决于两者的效率比较。对于农产品供应链来讲，整个链条是由生产商（合同农户）、收购商、运输商、批发商和零售商所组成，涉及多行业、多部门的共同协作。对此，作为交易费用理论的重要代表，威廉姆森（1979）［1］认为可以在一多部门联合的大企业内部实行内在化，它较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具有两点优势，一方面是减少了各环节交易主体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农产品加工业由于农产品的易腐性等特点，对其供应链要求快捷，以降低时间成本。而链条当中过多的中间环节导致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之间需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生产者—产地批发商—运输商—销地批发商—零售商，从而产生了批发商采购农产品所发生的费用、运输费、销地批发市场所发生的费用、销地零售市场所发生的费用等，加上由于各环节之间存在讨价还价的环节，增加了交易费用，而因农产品运输时间较长所造成的腐烂损失以及装卸次数较多所造成的二次污染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农产品的交易成本，扩大了加工企业纵向一体化趋势。

第二，资产专用性说。尽管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企业面对一笔交易时应该自己“制造”还是到市场上“购买”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回答哪些因素决定着内部组织费用或市场交易费用的高低，也没有给出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时可操作性的建议。威廉姆森（1991）［2］通过引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等关键变量，进一步解释了企业的边界和规模问题，认为只有当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都较高时，企业才会代替市场，出现纵向一体化；反之，当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频率有一个不高时，其他治理方式就会替代企业治理。

第三，产权理论说。在交易双方信息对称和无成本讨价还价的假定下，产权理论利用正式的G—H—M模型论证了不同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包括非一体化、甲方控制的一体化和乙方控制的一体化）对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的影响。并指出，虽然任何一种纵向一体化模式在事后总是有效率的，但都会对事前的投资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这种扭曲又表现为谁在纵向一体化后的企业中拥有控制权谁就会出现投资过剩，而处于被控制的一方则会投资不足。

2.产业组织学派

第一，垄断动机说。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厂商选择纵向一体化，除了考虑市场交易费用外，还考虑市场结构的影响问题，产业组织理论的传统分析范式是“结构—行为—绩效”（SCP），市场结构会影响组织模式的选择，从而影响组织的绩效。当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集中程度较低时，市场交易是主要的选择模式；当市场出现垄断，尤其是垄断程度较高时，将产生控制程度很高的组织模式。例如，一种极其重要的投入品的唯一供应商可通过购买制造厂商进行前向纵向一体化，垄断最终产品市场从而提高他的垄断利润。相似的，厂商或许会购买它唯一的供应商以提高联合利润。通过一体化，厂商具备了价格歧视，消除竞争或阻止进入的能力，从而可以创造或提高它的垄断利润。

第二，技术经济和技术创新说。技术创新和扩散提高了企业内部包括研发过程等的不确定性，导致研发成功的概率降低，使得企业不得不加大R＆D投入以获取更多技术创新成果。正是基于企业内部研发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倾向于采取外部化的形式，通过出售、剥离等手段将企业的内部交易变成市场交易，在有利于对环境变化做出灵活反应的同时，促进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收缩。

第三，产业生命周期说。由Stigler（1989）［3］认为一个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随着产业生命周期改变而改变。在新兴产业中广泛存在后向一体化，因为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太小难以支持独立供应商的专用性投入，随着产业增长，对新产品需求的增加引致中间产品的需求扩张，递增的产品收益将导致产业的纵向分解，而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以后，产品需求减少将导致新的纵向一体化的趋势。

第四，规避不确定性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观念已经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生存观念，正在向对农产品安全、营养等较高层次的需求转变，尤其是对农产品的安全需求已经被当前时期我国消费者越来越重视。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对农产品安全需求的提高要求农产品供应者能够对自己产品的安全性负责，以期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但作为销售地点流动性大、交易随机性大的农产品行业，缺乏一般商品行业的信誉体制，消费者很难追溯农产品的责任人。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需求决定着卖方的供给对象、供给模式等，消费需求的变化使得供应方式也应该相应调整，这成为我们研究农产品加工业纵向一体化趋势的前提。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纵向一体化理论主要是从规模经济、市场需求、技术经济和产业生命周期等角度而没有从交易费用和产权等角度来研究企业之间的纵向交易关系。而这又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交易费用为零是直接相关的。

（二）文献检索

近几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企业或行业的微观数据出发，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产权结构和不确定性等纬度进行验证和探索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Spengler，1950；Arrow，1975；Grossman & Hart，1986；Perry，1989；Baumol，2001）［4］，例如对美国食品加工产业的一体化过程及其动因研究（Kliebenstein & Lawrence，1995；Rhodes，1995；Ward，1997；Martinez，1999）［5］；还有一些集中在对农产品加工纵向组织模式的绩效比较研究（Azzam，1996；Kinnucan & Nelson，1993；Boehlje & Schrader，1998；Cotterill，2001；Bhuyan，2002）。［6］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六方面：一是对农产品加工业TFP的研究和测度，估计中国食品加工业技术效率及变化趋势，如张莉侠等（2006）、赵燃等（2008）［7］、蔡海龙等（2008）、靖飞等［8］（2009）、刘志雄等（2009）［9］、郑宏等（2011）的研究视角大多数是基于全国范围内农产品加工业或某种具体农产品行业TFP的研究；二是对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与空间和产业集聚的关系实证分析，如乔朋华（2011）［10］、郭昱等（2008）、秦建军等（2010）；三是对FDI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增长和农民收入影响研究，如吕立才等［11］（2006）和韦珍（2011）［12］；四是对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分析，如吴学君等（2011）［13］；五是应用投入产出方法并结合我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关联关系，如郭利京（2011）［14］等；六是运用案例分析，结合纵向一体化战略的理论对中国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如文理等（2009）认为企业实施“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向前一体化发展战略，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和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成功模式。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关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效率考察、产业集聚及FDI对加其成长和绩效考察的研究较多，而对纵向一体化的研究文献缺乏农产品加工业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尤其缺乏对农产品纵向一体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为此，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从诸多影响因素中，进一步探索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纵向一体化的变化以及来自其自身特性、行业竞争状况和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程度。

三、模型构建、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构建

本文实证检验涉及作为因变量的行业纵向一体化和作为自变量的竞争程度、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等，还包括影响行业纵向一体化的相关控制变量，笔者在此利用面板数据，采用如下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VIit=β0+β1RDit+β2PIit+β3MSit+β4CDit+β5LOARit+β6LOARDit+β7DGit+β8ITLit+εit（1）

上式中：下标i代表十二个农产品加工行业，下标t代表时间，时间跨度是1999—2009年；VI代表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纵向一体化程度指数；被解释变量VI 代表企业纵向一体化，也就是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程度；解释变量TE为全行业技术进步水平。控制变量方面，MS和CD分别代表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LOAR和LOARD为资本结构和资本密集度，是影响纵向一体化的财务层面因素；DG为市场需求波动，反映不同生命周期的农产品加工行业对纵向一体化的影响程度；ITL为信息化技术水平；β为待估计系数，其中β0为常数项，εit为误差项。我们将上述假设变量、变量含义以及理论预测符号用表1列出。

表1变量衡量标准及其描述性统计（全部样本）

变量衡量标准单位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预期影响方向纵向一体化程度增加值/总产值%0.320.141.9020.139技术进步R&D经费万元94601.2147580.11097905.30.0＋＋专利数量个140.19201.781610.00.0＋＋市场结构资产总额/企业数量%2.605.8250.1110.187＋/－竞争程度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利润）%0.930.061.0680.646－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57.429.8886.5223.35－资本密集度资产总额/销售收入%1.210.473.1430.466＋市场需求波动本期销售收入－上期销售收入/本期销售收入%16.0015.4491.48-55.2＋/－信息技术水平微电子控制设备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12.868.7150.770.06－（二）变量选择

1.行业纵向一体化程度（VI）的测度主要包括五种方法：一是被广泛应用的价值增值法（VAS）（Adelman，1955），以增加值占销售额之比作为衡量指标；二是主辅分类法，由辅助业务在所有业务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纵向一体化程度，辅助产品越多纵向一体化越大，一体化程度越强；三是纵向产业联系指数法（VICI），主要由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指数所构成；四是投入产出分析法（MacDonald，1985）；五是微观分解处理法（MA）（Masten、Meehan & Snyder，1991）［6］，主要由几个代理变量组合而成，共同予以解释。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及可操作性，本文选择Adelman（1955）［5］的价值增值法，该比率越大，说明外包水平越低，一体化程度越大。因此，VI 值越大，说明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越大。

2.对于技术进步水平的衡量，可以从研发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来衡量，前者包括R＆D经费支出、R＆D人员数量和研发强度，后者包括专利数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本文分别用代表投入和产出的R＆D经费支出（RD）和专利数量（PT）作为解释变量，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型。如Armour & Teece（1980）通过对美国汽油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实证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对于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程度选择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3.由现代产业经济学原理可知，企业规模与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关系并不十分确定。例如，企业规模越大，逆向一体化或者外包的情况越可能出现。企业平均规模越大，由于内部控制的成本增加大大超过了由纵向一体化所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所以企业规模越大对于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影响并不十分确定。本文使用行业的总资产与某行业企业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市场结构（MS）的替代指标。

4.行业竞争程度主要以赫芬因德指数（HHI）、营业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CD）和净利润波动率（VNE）三个变量来反映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其中HHI 的计算方法为：HHI = Σ（Xi /X）2，Xi为企i的销售额。考虑到无法获取样本区间衡量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较好的指标（Herfindahl指数），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CD=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利润），该指数越小，说明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倾向于采用纵向一体化。

5.Adelman（1955）认为新兴产业成长得越快，生产专业化和供应依赖问题就显得越突出。由于产业成长年龄数据难以获得，作为替代变量的选择，Polli & Cook（1969）采用产业需求增长速度来区分产业生命周期，正如Levy（1984）& Stigler（1968）所假设的那样，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为了降低信息成本往往更倾向于纵向一体化。

6.其他解释变量：资本结构（LOAR）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平均资产负债率越高的行业一般被认为偿债能力越弱，破产风险较大，因此企业选择一体化生产的动力越小。本文预期产业资本密集度与农产品加工业纵向一体化程度均正相关，并采用农产品加工业每个行业的总资产值与销售收入比来衡量产业资本密集度，用（LOARD）表示。信息化技术水平（ITL）可以用微电子控制设备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加以衡量，现有多数研究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会导致企业专业化生产，而纵向一体化会缩小。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9年历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01~2009年历年）。鉴于相关年份统计资料和口径的不同，本文选取的农产品加工业包括食品加工业（PFD）、食品制造业（MFD）、饮料制造业（MBE）、烟草制品业（MTB）、纺织业（MTX）、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MWR）、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MLF）、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MWD）、家具制造业（MFU）、造纸及纸制品业（MPP）、印刷业与记录媒介的复制（PRI）以及橡胶制品业（MRB）共12个行业。另外，按规模大小将农产品加工工业企业分为规模以上和大中型，按所有制将其分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三资”工业企业，共四部分。

本文采用产品销售收入作为衡量各行业产出的基本指标，它可以衡量一个企业的销售能力，同时也反映一个企业的库存管理能力；采用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衡量各行业投入的基本指标。其中，产品销售收入以1998年为基期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以1998年为基期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论文采用Eviews 6.0软件对模型（1）进行全样本估计。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主要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经过Hausman检验，四个样本模型均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由模型回归结果可知，除“三资”农产品加工业的判定系数（R2）较低外，其余均在0.9以上。

考虑到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其余三组的判定系数较好，且三组都以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总体显著性检验（F检验），表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各种规模和类型产业纵向一体化水平与所选解释变量存在显著性关系。对应解释变量前系数的符号完全一致，方程拟合度较高，而且通过了方程整体的显著性检验。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考查单个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可得到如下实证结论（见表2）。

（一）技术进步对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比较显著的正效应。本文利用研发支出费用和专利数来衡量行业技术进步程度，可以发现专利数对国有及控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纵向一体化具有一般显著的正向影响，类型一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我国的农产品工业行业中，技术进步越快，国有及控股企业越倾向于采取纵向一体化的方式组织生产。然而，技术进步对于其他类型和规模加工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并不显著，这点值得深入探讨。

（二）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以资产总额与企业数之比，以及营业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指标的市场结构系数和竞争程度在4个样本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行业内企业数量越多，控制市场的能力就越低，市场存在较少的利润空间，因此企业会倾向于提高产品增加值以获取更多利润，采用专业化生产或者部分业务外包的方式，最终导致纵向一体化程度降低。由于我国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巨大，而“三资”企业数量较少，所以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对“三资”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即来自中国本土市场的竞争程度越激烈，农产品加工“三资”企业越倾向于采用紧密的纵向一体化方式来规避对于原材料供应的外部依赖性，从而降低不确定。

（三）资本结构和资本密集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正向影响，显著水平均在1％的水平上。资产负债率和资本密集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资产负债率越大，说明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越大，为了规避风险，企业进行一体化生产的能力和动力相应减弱，而会将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使得企业纵向一体化缩小。

（四）市场需求波动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显著水平均在5％的水平上。而对于大中型和国有及控股企业的影响十分显著，但是影响方向正好相反，根据Stigler（1968）的产业周期理论认为，在产业发展的初期，企业采用纵向一体化的结构；随着产业的快速增长，企业纵向分离的趋势增加；在产业减速增长到接近最繁荣的时期，由于竞争的激烈，企业将再次倾向采用纵向一体化的结构。在产业衰退开始，企业倾向于纵向分离；在衰退接近结束的时期，企业又倾向于采用纵向一体化的策略。这一点正好可以证明我国大中型、规模及以上和国有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成长阶段和纵向一体化发展趋势。

（五）此外，信息化技术水平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在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中，微电子控制设备所占比例较低，没有起到促进专业化生产的应有效果，而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及控股企业并没有延续“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经营模式，与其他性质工业企业之间的差异在逐渐降低。

五、结论和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根据交易成本和产业组织学派等理论，以理论预期为基础，利用1999—2009年间我国12个农产品加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这说明行业内企业数量越多，控制市场的能力就越低，市场存在较少的利润空间，因此企业会倾向于提高产品增加值以获取更多利润，采用专业化生产或者部分业务外包的方式，最终导致纵向一体化程度降低；其他控制变量方面，资本结构和资本密集度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市场需求波动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信息化技术水平对纵向一体化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农产品加工业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需求波动越强，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动力越强，进而对紧密型纵向一体化模式的要求就越强烈。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企业将会选择一体化的农产品供应链结构，一体化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将成为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演进趋势。

（二）研究启示

如何完善农产品加工业纵向一体化，是市场机制下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选择行为。垂直一体化给加工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并不能抵消节省的交易费用。有少数的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也尝试把农产品的生产阶段纳入自己的企业内部进行生产，意图减少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选择这种方式的同时也会增加很多额外的管理费用，生产组织费用，原材料浪费等各种问题。纵向一体化既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也不一种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不断适应，不断优化的多样化的博弈过程。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企业纵向一体化并非简单的企业外延的扩张，其本质是上下游产业间通过组织拓展和建立科学的契约关系实现产业的协调发展。为此，政府在引导农产品加工业纵向一体化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竞争程度的农产品加工行业要分类分阶段进行指导，发挥先进企业的带头作用。借鉴我国经济发展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路线，在农产品供应链发展中，政府应该鼓励、提倡出口或者“三资”型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农产品加工业模式，并逐步推广到以连锁超市为供应链终端的农产品供应企业。待到条件成熟，尤其是当超市能取代农贸市场成为我国主要农产品销售场所时，农产品加工业自然将会演进为纵向一体化的结构。

2.完善相关法规，切实保障加工业体系中各相关成员的利益。例如公司、合作社、基地和农户之间的不完全性合同，虽然合同各方都有收益，公司往往具有“剩余”（合同未尽事宜） 的最终解释权。而公司、合作社、基地和农户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所以一些合作社、基地或农户的利益难免受到侵害，将会阻碍合作的进行。所以，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为农产品加工业的纵向一体化提供一个公平、公开、透明的环境。

3.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扶持、鼓励优势农产品企业。纵向一体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供应链整合，它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经济实力、技术优势、整合能力等更为严格的先决条件。农产品加工业一体化需要大企业承担起生产—收购—加工—运输—零售等诸环节的主要任务，对农产品加工实行企业化运作管理。

参考文献：

［1］ Williamson, 1979,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XXII, No.2: 233-261.

［2］Williamson, 1991,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269-96.

［3］ ］［美］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

［4］Grossman，G. and Helpman，E.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 ］. M IT Press，Cam bridge，MA. 1991.

［5］Keesing，D. B. and Lal，l S. Marketing，Manufactured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Learning Sequences and Public Support，in Helleiner G. K.（ed.），Trade Policy，Industrialization，and Development：New Perspectives［M］. Clarendon Press，Oxford，1992.

［6］ J. M. Wooldridge. On Estimating Firm–level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Proxy Variable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M］ . Economics Letters. 2009，104：112.

［7］靖飞，俞立平.中国食品工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基于各省份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09（9）.

［8］刘志雄，何忠伟.中国食品加工业的技术效率及变化趋势——跨省随机前沿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9（2）.

［9］赵燃，骆乐，韩鹏.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长［J］.中国农村经济，2008（4）.

［10］吴学君.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3）.

［11］乔朋华，王维.农产品加工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影响要素研究——基于黑龙江省调查数据 ［J］.农业经济问题，2011（2）.

［12］珍韦，王征兵.陕西省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13］吕立才，黄祖辉.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增长、国内投资和就业［J］.中国农村经济，2006（5）.

［14］郭利京，胡浩，杨丽.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业关联特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11）.

［15］Adelman，M. A.（1955）.Concept and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In：Business concentration and price policy（pp. 281-322）.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责任编辑：吴锦丹

收稿日期：2011-09-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真畜产品安全高效供应链垂直协作关系研究——从加工企业角度”（项目编号：70903001）

作者简介：王瑜（1978-），男，宁夏青铜峡人，北方民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农业与产业组织理论。

作者：王瑜

企业价值增值烟草工业论文 篇2：

加码先进制造中心建设：面向2035武汉打造国家中心城市的路径

[摘    要]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全球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先进制造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从全球视野来看，武汉未来应是一个专业型全球城市;从国家战略来看，武汉未来应是一个立足长江中游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和经济中心;从自身禀赋来看，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亦是武汉的优势和出路。当前武汉制造业发展面临着结构不良、“未富先老”、投资低迷、区位优势下降、龙头企业带动力弱等问题，但面向2035，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的武汉“画像”仍应是加码先进制造中心建设。为此，一是政策上应长期坚持工业强市，持续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与产业创新中心，对外发出新工业倍增强烈信号，给全社会和企业家安心发展实体经济提供良好预期;二是加快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三是依托中心城区的都市工业园和“创谷”，打造创新创业的主战场和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企业的主要聚集地，提升产业创新的服务能级;四是利用好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和四个新城区所属工业园，建立若干新工业倍增承载区，实现新工业倍增;五是参照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划定工业区块线，打造高品质产业发展空间，为新一轮工業倍增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要素和空间资源保障。

[关键词] 武汉“十四五”规划;工业强市;中心城市建设;先进制造中心;城市群建设;城市经济;制造业发展

武汉市“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25年全国经济中心初步形成，基本建成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到2035年全面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基本建成现代化大武汉。2020年，北京GDP为全国的3.6%、占京津冀城市群的41.8%;上海GDP为全国的3.8%、占长三角城市群的19.1%;广州GDP为全国的2.5%、占粤港澳大湾区的18.3%;深圳GDP为全国的2.7%、占粤港澳大湾区的20.3%。比照“北上广深”等先进标杆城市，要真正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武汉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需从2020年的1.5%提升到2.5%左右，经济总量占长江中游城市群比重需从2020年的16.7%提升到20%左右。要实现这一主要目标，武汉在今后10余年需要保持6%左右的年均增速，争取到2035年GDP达到4万亿。

以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来实现未来4万亿的总量规模？对于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武汉来说，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战略问题。换言之，未来武汉的经济“画像”能否或应否趋同于“北上广深”等标杆城市？未来在全国、东亚乃至全球的产业价值链体系中，武汉的战略定位、功能地位能否或应否最终比肩“北上广深”等城市，是能够占据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形成现代服务业占比80%以上的产业结构;还是更多占据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以研发设计创新链、先进制造产业链、商贸物流供应链等为核心支撑，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双主导的产业结构？致力于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研判，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初步结论是：从国家战略定位、武汉现有发展水平、未来发展潜力乃至全球产业高端环节配置现状及未来趋势来看，目前武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级主要是面向长江中游区域层级，还较难在整体上突破国家级水平;但武汉工业的发展能级又是有基础、有潜力、有责任成为国家级、亚太级甚至世界级发展潜力的。当前武汉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发展明显滞后于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向要求，成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的主要短板。在2035年之前武汉应始终坚持工业强市的战略定位，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主旋律、主阵地，持续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和先进制造产业创新能力、价值增值、发展空间等倍增计划，努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中心、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强市。

一、面向2035的武汉经济“画像”

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成为国家、城市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赛道，面向2035武汉应加码先进制造中心建设。

（一）全球先进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渗透，全球制造业正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一些小而美、专而优的制造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地位越来越重要，灯塔工厂、未来工厂、熄灯工厂等新业态不断涌现。随着土地、劳动等要素成本上升，环境、生态等污染成本加大，束缚传统制造业的“微笑曲线”桎梏不断瓦解[1]，以工业4.0、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带来倒U型反转的“武藏曲线”[2]。制造环节通过更多资本投入与科技、服务赋能正在成为主要的价值和利润源泉，“流水线、标准化、低成本”的传统工业逐渐被智能制造、网络协同、个性定制、服务延伸等新制造模式替代。在这种背景下，全球产业分工和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很可能发生逆转。因为在低要素成本地区运营一家传统工厂不一定比在中心城市运营一家新型智能工厂更有利可图。其结果就是“制造+科技”双轮驱动创新，“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互相叠加增能，成为国家、城市提升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二）先进制造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加速提升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演进下，未来全球产业价值网络体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先进制造中心城市的地位和节点作用加速提升。一方面，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顶级，即使现代服务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仍然纷纷发力高端制造业，谋求“再工业化”，引导产业链回迁。另一方面，新加坡、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法兰克福、慕尼黑、汉堡、米兰等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中心城市或围绕制造业的创新型城市，不断巩固提升工业实力和创新能力，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区域总部聚集，世界城市排名显著提升。这些城市更具发展活力，新兴企业和产业不断涌现，在产业能级和价值增值能力等方面并不逊色于现代服务业中心城市。从国内来看，也呈现相似趋势，深圳、重庆、苏州、成都、南京、佛山、宁波、郑州、西安、济南、泉州等城市近年来工业增速较快，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城市综合实力和排名显著提升。而呈现“去工业化”趋势或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天津、青岛、沈阳、长春、大连等城市则一度发展动力不足、增速降低、排名下降。

（三）武汉未来“画像”应加码先进制造中心

基于国家战略定位、现有发展水平、未来发展潜力等综合考量，面向2035的武汉经济“画像”应不同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一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武汉未来或有可能建成的是一个专业型全球城市，而不是综合性全球城市。根据《世界城市名册2020》[3]，上海（5）、北京（6）、广州（34）、深圳（46）四城的目标是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相媲美的综合性全球城市。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武汉等次一级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应该略低，或成为在某些领域世界领先的专业型全球城市。

二是从国家战略来看，武汉未来的目标应该是一个立足长江中游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在某些专业化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而并非是像“北上广深”那样肩负冲击“世界经济中心”使命的城市。从目前来看，北京的总部经济资源最多，上海的跨国公司实力最强[4]，深圳的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最活跃，这3城是公认的全国经济三大中心，其目标也是由全国经济中心成长为世界经济中心，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类似武汉的新一线城市则应更多承担由区域经济中心成长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使命，带领区域在某些专业化领域參与全球竞争。只有不同城市之间寻求规模化、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才能改变我国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仍处于第三梯队，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总体上大而不强的不利局面[5]。

三是从自身禀赋来看，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才是武汉现阶段的优势和出路。发展现状方面，武汉区位交通优势突出，科教实力强大，工业门类齐全，创新能力可观，现有的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和五大产业新基地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历史方面，武汉位居清末时期的内陆经济中心、民国初期的民族工商业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工业重镇、世纪之交的“车都”“光谷”崛起以及近年来的“工业倍增”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无不证明：每当制造业快速发展时，就是武汉地位快速上升时期;每当制造业衰弱下降时，也是武汉竞争力和地位不利之时。

总之，面向2035，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的武汉“画像”一定不同于当前的“北上广深”。其中2020年北京、上海、广州的服务业比重分别为83.8%、73.1%、72.5%，很快都将在75%以上。武汉一无金融、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先优势，二无区域发达工业制造业规模优势，难以像“北上广深”那样依赖超高比例的现代服务业支撑来实现4万亿总量。因此，武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级主要是面向长江中游区域层级，较难在整体上突破国家级水平。相反，武汉之于整个中国，十分类似于苏州之于长三角、佛山之于珠三角，继续做大做强做优工业制造业，形成差异化、互补化发展的战略定位，才是武汉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主要方向。相比于服务业，武汉工业的发展能级更有基础、有潜力、有责任达到国家级、亚太级甚至世界级发展水平。

对照2020年上海、深圳、苏州、佛山工业增加值（分别约为9700亿、9500亿、8800亿、5800亿元）和工业占比（分别约为25.0%、34.4%、43.6%、53.7%）情况，未来武汉加码世界级先进制造中心建设，要力争工业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据此测算，三次产业结构的中期目标大致应是1：34：65，二产中工业比重30%，工业增加值8000亿元左右（2030年）;长期目标大致应是0.5：29.5：70，二产中工业比重27.5%，工业增加值1.1万亿左右（2035年）。

二、当前武汉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

（一）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制造业复兴计划

经历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世纪疫情后，世界各国重新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德国“国家工业2030”、日本“社会5.0”和欧盟“工业 5.0”等发展战略先后出台，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抢占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在一系列信息技术突破应用前提下，新一轮的国家竞争、区域竞争、城市竞争，将聚焦于新技术赋能后的“新制造”[6]。制造业成为未来发展的决胜赛场，而脱离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将面临产业空心化、科技创新“脱实向虚”等巨大风险。以美国为例，其制造业占比虽然仅有百分之十几，但却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要素，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国家的结果。虽然制造环节空心化，但美国企业仍拥有与“制造环节”相匹配的强大工业技术与科技实力，牢牢掌控微笑曲线两端。在芯片、精细化工、精密机械、科研设备等高端制造领域美国依旧是霸主，苹果、微软、谷歌、英特尔、特斯拉、高通、波音、赛默飞、通用、戴尔、IBM、惠普、强生、宝洁、辉瑞、陶氏、杜邦、艾默生、康明斯等一大批跨国企业在各个细分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占有较大科技优势。即便是被普遍认为制造业衰落的纽约市，仍然在智能制造方面世界排名数一数二，以3D打印为代表的都市制造业，尤其是高知识密度、高科技含量的高端制造业依然发展迅速[7]。

（二）国内主要城市全力推进制造业升级

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制造业转型升级，我国在2015年推出《中国制造2025》，力图解决制造业总体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之后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智能制造专项等政策相继实施，国家级智能制造类试点项目累计超过1000个，各地兴建的智能制造类产业园区超过500家。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国内主要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随着近年制造业比重过快下滑，多数城市开始“重拾”制造业，不管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还是制造业“新一线”城市苏州、重庆、佛山，亦或是同类竞争城市成都、杭州、南京，都纷纷确立了制造强市的鲜明导向，新一轮城市先进制造业竞赛持续深入。

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来看，即使服务经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但仍然高度重视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北京提出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精尖产业，筑牢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高精尖经济结构，塑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北京智造”“北京服务”。制造业第一城上海正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加快建设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的高端制造业增长极和全球卓越制造基地，积极打造世界级的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制造业第二城深圳工业增加值与上海的差距已经微乎其微，正全力打造“两个百平方公里级”高品质产业发展空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制造强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广州市深入实施结构优化、技术创新、主体壮大等“八大提质工程”，推动“广州制造”向“广州智造”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从制造业“新一线”城市来看，长三角的苏州、成渝城市群的重庆、珠三角的佛山都坚定不移地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内制造业新兴城市苏州瞄准全球制造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打响“苏州制造”品牌。重庆隆重召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全力建设高质量的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推动制造业“跨越新关口、培植新优势、迈上新台阶”，完成一场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变革。佛山始终坚持制造业立市兴市强市，制造业比重居国内各制造业名城之首，全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基地、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板。

从同类竞争城市来看，成都、杭州、南京均确立了制造强市的鲜明导向。成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显示度的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打造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东移。杭州发布“新制造业计划”和“未来工厂”建设意见，到2025年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十百千亿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总量、新引进项目投资额“六个倍增”，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强市，推动制造业新飞跃[8]。南京确立制造强市鲜明导向，划定产业发展红线，增加工业用地和都市产业载体供给，大力建设制造强市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此外，青岛要重塑“青岛制造”优势，并在苏州设立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一把手”专业化领学研修班。济南提出到2025年工业比重提高到30%以上，先进制造业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能级双双达到万亿级的目标。

（三）武汉制造业发展或遇困境

2015年以来，武汉工业制造业发展不畅，存在结构不良、“未富先老”、投资低迷、优势下降、带动力弱等突出问题。

一是工业发展存在明显结构问题。武汉工业体系中央企、国企、外企占比较高，发挥着主导和骨干作用，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占比偏低且活力不足。2019年，武汉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占比分别高达84.5%、67.1%、75.64%和51.3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2.2%。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再加上基本维持在75%左右水平的重工业比重，导致民营和中小工业企业大部分处于从属、配套、弱势地位，毛利润率低、规模不大、实力不强。從全市来看，近10年来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低于湖北省54%的平均水平，2020年占比40.3%，低于杭州、成都、南京、广州。此外，虽然传统和新兴产业结构在持续优化，但传统汽车、钢铁、石化、烟草等支柱产业增长空间有限，光电子信息、下一代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受芯片等“卡脖子”技术产品制约，其他优势新兴产业无论规模还是占比远未成为工业主要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任重道远。

二是经济结构“未富先老”。去除2020年极端情况，2016～2019年武汉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6.2%，低于湖北省7.2%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十二五”期间平均12.1%的超高水平，放缓明显。从2015年起，武汉工业增长转入中低速，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低于服务业和GDP增速，工业企业中一些非制造环节不断分离出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导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下滑，2015～2020年累计下降6.7%（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修订数据），比全国同期多下降3.4%。2020年武汉工业占比仅为26.2%，制造业占比为23.5%，是全国少数几个工业增加值在4000亿左右而工业占比低于30%的城市。

三是工业投资相对低迷。纵向比较来看，近年武汉工业投资总量下降。“十二五”期间工业投资迅速提升，2015年最高达到2769亿元，年均投资在2000亿元以上，而“十三五”期间年均工业投资降至2000亿元以下。横向比较来看，2020年武汉完成工业投资总额超过1500亿元，在主要城市中投资总额尚在较高水平。与工业投资总量和增速下降对应的是，新增重大工业投资项目数量减少，实际完成投资额偏低，发展后劲不足。现有一些工业重大项目基本上是“十三五”期间策划引进的老项目，开发区、新城区等工业发展主战场新策划引进的重大工业项目偏少。

四是制造业排名和优势下降。近年武汉的工业增加值总量先后被佛山、宁波、无锡、东莞、泉州、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超越，跌出全国前十。在首批2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武汉申报的两大产业集群未能入选，在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等企业数量上排名都相对靠后。截至2021年11月，武汉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为11家，全国城市排名20开外;专精特性“小巨人”企业49家，列全国第20名，远低于宁波、深圳、成都、青岛，也不如西安、长沙、郑州、合肥、杭州。

五是龙头企业少，带动力较弱。一方面，工业发展主要靠龙头企业支撑。武汉市产值千亿以上企业2户、百亿到千亿企业9户、十亿到百亿企业161户。总量居前的30户重点工业企业合计完成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左右，总量居前的190户重点工业企业合计完成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七成左右。另一方面，龙头企业的竞争力略显不足，带动力弱。不管是从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还是从制造业500强、民企500强、上市公司等企业榜单来看，武汉上榜的龙头企业数量都相对较少。只有东风汽车、中国信科、人福医药、三环集团4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3家中国民企500强中只有当代集团属于医药制造业。能够体现“武汉造”的代表性企业和品牌，要么如周黑鸭、马应龙、猫人等规模量级较小，要么如东风汽车、长飞光纤、烽火通信等偏资本品属性，缺少类似海尔、青啤之于青岛、三一、中联之于长沙、格力之于珠海、美的之于佛山的世界级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龙头企业量和质上的“双不足”削弱了城市影响力和带动力。

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武汉现行政策措施未能凸显对制造业的足够重视，面向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例如，相关政策不够聚焦，各种发展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出台很多，但真正政策落地、见到实效的却不多;过多强调“一产一策”，容易缺乏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容易缺乏纲领性政策的战略高度和视野，容易流于形式弱化信号。相关定位不够高远，目前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总定位显得落伍，工业比重达到27%左右的目标也不够出彩，与上海、深圳、苏州等地对制造业的全球目标定位相去甚远。相关举措不够得力，在新制造、新工厂、新产业功能平台等方面推进滞后，高品质产业发展空间不足，与上海连续举办八届“先进制造业大会”，苏州构建新型制造业体系，重庆要完成一场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变革，杭州发布“新制造业计划”等对照，推进措施不足，转型升级缓慢。

三、加码先进制造中心的政策建议

面向2035，建设全国经济中心，需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工业，毫不动摇地建设制造业强市，持之以恒地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武汉经济建设的主旋律、主阵地。

（一）长期坚持工业强市持续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与产业创新中心

高标准研究制订《“武汉制造2035”行动纲领》，旗帜鲜明地把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先进制造与产业创新中心作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的主要目标，始终围绕先进制造业发展协同推进“五个中心”建设，把工业比重回升到30%、制造业比重回升到26%作为重要量化指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好产业基础、区位交通、创新能力等传统优势，厚植新兴及未来产业、先进制造集群发展新优势，更多占据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以研发设计创新链、先进制造产业链、商贸物流供应链等为核心支撑，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为双主导的产业结构。持续打造先进制造产业价值链的引领能力、控制能力、增值能力，形成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差异化、互补化的发展战略定位，全面推进制造强市战略落地生效，对外发出新工业倍增强烈信号，给全社会和企业家安心发展实体经济的良好预期。

（二）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

加快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尽快把新兴产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一是立足现有的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和大健康产业基地，突破性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业有机更新、迭代升级。二是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新基建”，发展“光芯屏端网云智”等数字新产业，推进三次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数字“新融合”，建设全国数字经济一线城市。三是建议设立中小企业服务局，打造更优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围绕降低税费、控制房价两大因素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好发展条件，提升民营经济占比。

（三）实施“先进制造产业创新能力倍增计划”

以位于中心城区的都市工业园和“创谷”为主，打造创新创业的主战场和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企业的主要聚集地，提升产业创新的服务能级。设立创新型产业用地分类，重点在主城区规划50个左右创新产业发展单元、50平方公里左右创新型工业用地，严格限定产业发展导向，为新兴企业、新兴产业提供中心区的低成本多功能高品质复合空间。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精密制造、高端制造和绿色制造。一方面鼓励传统制造业注重研发设计、产品创新、品牌创建，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朝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万企万亿”技改工程，完成规上工业企业数智升级全覆盖，引导更多制造企业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安全水平、服务能力等全流程全方位改造提升，挖掘制造环节利润，锻造长板并向“武藏曲线”凸变。推进制造业数字赋能、精神赋能（工匠精神）、文化赋能，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

（四）实施“先进制造产业价值增值倍增计划”

以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和四个新城区所属工业园为主建立若干新工业倍增承载区，重点实施“先进制造产业价值倍增计划”。以重大工业投资项目、工业投资总量与增速，工业总产值、增加值总量和增速等作为这些园区的考核目标，突出发展重点。以武汉城市圈作为承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空间载体，注重与城市圈周边城市合作共建，解决土地资源瓶颈，共谋工业布局，实现新工业倍增。

（五）实施“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空间倍增计划”

制定实施“先进制造产业发展空间倍增计划”，参照上海、深圳、广州等地模式，划定工业区块线，拓展工业用地规模，打造高品质产业发展空间，为新一轮工业倍增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要素和空间资源保障。确保每年工业用地增量占年度土地出让总量的30%以上。根据未来武汉万亿工业增加值总规模和地均工业增加值20亿元/平方公里匡算，建议确定500平方公里为武汉产业空间发展底线，同时实现其中100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更新，全面提升产业用地质量。

[参考文献]

[1]  高翔，黄建忠，袁凯华.中国制造业存在产业“微笑曲线”吗？[J].统计研究，2020，（7）.

[2]  石耀东.实现从“微笑曲线”到“武藏曲线”和“数字化曲线”的倒U型反转——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趋势与路径[EB/OL].中国网，2018-04-28.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8-04/28/content_50991676.htm.

[3]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2020[EB/OL].GaWc，2020-08-21.https：//www.lboro.ac.uk/gawc/world2020t.html.

[4]  王红茹.京、沪总部经济大比拼：北京总部资源最多 上海跨国公司实力最强[J].中国外贸，2021，（3）.

[5]  苗圩.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求是，2019，（6）.

[6]  芮明杰.“新制造”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J].人民论坛，2021，（1）.

[7]  李珊珊，钟晓华.新都市制造业驱动下的城市更新实践——以纽约滨水工业地区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20，（7）.

[8]  中共杭州市委 杭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 浙江政务服务网，2019-09-30.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19/10/14/art_1345197_41562845.html.

[責任编辑：汪智力]

作者：周阳

企业价值增值烟草工业论文 篇3：

加强基层烟草商业财务管理的探讨

摘要：烟草行业自2005年取消县级烟草公司法人资格，确立市（州）级烟草公司市场经营主体地位以来，通过清产核资，做实了公司资产。通过资产的上划和下投，理顺了产权关系。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增强了市（州）级公司的整体实力。但随着市级烟草商业效益的不断增长，也显现出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分析了加强市级烟草商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方法，旨在提高基层烟草商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提升市级烟草商业的整体竞争力。

关键词：基层烟草商业；财务管理

一、基层烟草商业财务管理工作现状

市级烟草商业，是烟草行业最基层的法人实体，也是烟草行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主体。加强市级烟草商业财务管理，是实现烟草行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重要基础，也是提升行业财务管理上水平的关键。

市级烟草商业自取消县级公司法人资格，确立市场经营主体地位以来，在财务管理上实行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模式，统一了市场经营的主体—市级烟草公司及资金收支，实现了资金的集中管理，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益。统一了财务管理制度及会计核算平台，实现了财务管理的标准化、信息化，极大地提升了财务管理效益。强化预算管理，实现了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年均实现利税增长超过10%，为行业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国家烟草专卖局宏观政策的调整，烟叶生产以控制总量、提升质量为目标，卷烟经营实行稍紧平衡的政策以来，市级烟草商业效益增长的步伐放缓，加上各项投资投入的增长，企业效益增长的压力加大。如何探索出市级烟草商业效益持续增长之路，是亟需解决的课题。

二、基层烟草商业财务管理工作改进措施

企业效益的增长，有开源和节流两种方式，要实行开源和节流并举。但从市级烟草商业的层面上看，重点是开源，即挖掘销售收入增长的潜力。其次是节流，要避免和减少不合理的成本费用开支，以实现公司利润的最大化。

1.发展特色优质烟叶，挖掘烟叶增收潜力

由于烟草行业对烟叶生产的要求是总量控制，结构提升。那么市级烟草商业烟叶销售收入的增长，要想再从简单的量的扩张来实现，已不再可能。且在销售价格上，目前普通烟叶销售价格增长的空间也不大，只有特色优质烟叶销售价格可以在普通烟叶销售价格基础上增加20-30%。因此，要实现烟叶销售收入的增长，只能不断提升烟叶质量结构，即加强烟叶特色基地单元建设，开发特色烟叶品牌，实现特色烟叶品牌在卷烟工业原料供给中的不可替代性，生产出特色优质烟叶，通过卷烟工业及国家局的确认，以实现烟叶销售收入的更大增长。以年生产200万担烟叶的市级烟草公司为例，如果优质特色烟叶生产量达到总量的50%，就相当于产量增加30万担，总收入增长15%，而特色烟叶的生产成本增幅较小，因此特色优质烟叶的增加会大幅提高其收益。所以，发展特色优质烟叶，是市级烟草商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改变卷烟销售结构，实现卷烟毛利增长

在国家局“卷烟上水平”的产业政策指引下，大品牌、大市场给市级烟草商业卷烟经营的增长创造了发展的机遇，多年来均实现了销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大幅提升，为市级烟草商业税利目标的增长创造了条件。但销售数量的增长却会受到公司所处地域人口数量、人员流动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的限制。因此，销售数量的增长空间有限，当销量达到一定饱和状态，要从销量的增长来实现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就变得不可能。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发展思路，提升卷烟销售单箱结构水平，是市级烟草商业卷烟销售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发展之路。

烟草商业首先应找准标杆企业，分析公司与标杆企业卷烟销售单箱结构上的差距，确定公司结构提升目标。其次应确定卷烟单箱销售结构提升的营销策略。一是要建立公司重点营销品牌战略。根据公司所处地域及消费者偏好，针对毛利率较高的重点品牌，确立营销重点品牌范围。二是要对重点营销品牌，强化品牌培育。三是采取各种营销策略，提升单箱结构水平。如重点品牌培育中的体验营销、扩大销量中的事件营销、针对重大投资项目拉动的区域营销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提升卷烟销售单箱结构水平，增强卷烟的创利能力。

3.强化成本费用控制，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在成本费用的控制上，重点应培育公司成本费用的全员意识和责任意识，改变传统财务管理的思维模式，强化成本费用控制的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这就要强化预算管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大预算刚性控制，加大预算执行考核力度，提升预算管理水平，优化公司资源在“两烟”业务的合理配置。同时，不能只关注传统的成本费用控制领域，要更广泛的关注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烟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本、烟叶生产投入成本、烟用物资采购成本、科研项目投入等相关环节，努力提升成本费用控制的水平。

（1）加强固定资产投资成本控制，提升投资效益

在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煙叶站点建设投资上，首先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整合现有站点资源，杜绝因规划不合理、原有烟叶站点整合不到位造成的投资浪费。其次要把好投资项目的设计关，杜绝因设计深度不够导致招标后对图纸的不断修改，为超预算投资埋下隐患。第三要加强投资概预算的编制和审核，可聘请专业公司对概预算进行审核把关。第四要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特别是对监理公司的管理和隐蔽工程的现场管理，杜绝施工材料质量达不到要求和虚假工程量签证，加大投资成本。第五要加强竣工验收和决算审计，确保工程质量符合验收标准和投资真实。

（2）加强烟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项目管理，提高项目投入效益

为大力发展现代烟草农业，各烟叶产区都投入了大量的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烟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对于所投入的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很多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由于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产权建设完工就已移交当地政府或村民委员会及烟农合作社，因此应加大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加大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后续管护，提高烟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综合利用效率，确保烟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发挥长久效益。

（3）加强烟叶生产投入管理，提高烟叶生产投入效益

行业对烟叶生产进行投入补贴，一是为了减轻烟农的生产成本，二是作为烟叶收购价格的调节手段，三是有利于提高烟叶的种植水平，提升烟叶质量。目前，行业烟叶生产投入补贴平均已接近烟叶收购价格的20%。对这部分投入，首先要算好投入与产出的效益账，杜绝盲目投入和无效投入。其次要加强投入的监管，确保投入到位，烟农真正得到实惠，投入真正发挥效益。

（4）加强烟用物资采购过程管理，有效控制采购成本

烟草商业烟用物资采购数量较多，资金较大，这也是其成本控制的重点。对于烟用物资的采购，首先是要抓好大宗物资的集中采购管理，以规模化采购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其次是要抓好需求的合理性控制，杜绝因盲目采购造成采购量过大，形成积压，导致报废损失。第三是要加强物资采购的价格控制，通过对需采购物资在采购前进行市场价格调查，有效制定拦标价格，杜绝因供应商串通造成采购成本过高。第四是要严把验收关，确保质量符合采购要求，杜绝采购物资质次价高，造成损失。

（5）加强科技项目投入管理，提高投入产出效益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发展方式的转变，基层烟草企业也加大了研发投入的力度。但存在重研发投入，轻研究成果转化和应用的问题。基层烟草企业应在强化科技项目立项管理、研发管理，注重研发项目立项的针对性的同时，加大研发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避免无效投入，影响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加强基层烟草商业财务管理，是烟草行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基层烟草商业的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提升基层烟草商业财务管理水平，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财政部等五部委.《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08-5-22.

[2]程开榆：探索烟草企业财务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J].现代经济信息. 2010，D110-01.

作者：刘正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