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双面性，既表达了对传统的反抗又不断质疑着现代性，由此导致了反抗中的怨恨、建构中的怨恨、回瞥中的怨恨成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现代性体验。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1：

从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看北美汉学界“现代性”相关话题研究

摘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以打破传统二元法的新研究方式，以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为目标，拓展研究视角，利用多元跨界的研究方法对“现代性”研究进行了新的尝试。表现出北美汉学界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跨界与多元化的研究的新尝试风格。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現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为中国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五四运动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五四运动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战主流观念，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機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参考文献：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5]参考董健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5页。

[6]“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赛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 本质性的含义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20世纪以来，用东方主义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思的，大意是指该研究者抱著十八、十九世紀的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世界，又或是指外来人对东方文化及人文的旧式及带有偏见的理解。

作者：许馨

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2：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三个特征

摘 要：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双面性，既表达了对传统的反抗又不断质疑着现代性，由此导致了反抗中的怨恨、建构中的怨恨、回瞥中的怨恨成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现代性体验。

作者：王明科

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3：

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间，“人民性”（“阶级性”）、“民族国家”和“现代性”是学术界先后用来解读当代文学历史的不同的总体性范畴。由于“现代性”自身的多维构成及其包容性和含混性，特别是中西语境的历史性差异，自1980年代到今天，该理论既为大陆思想界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了多重的视角和丰富的灵感，成为进入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认识角度，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分歧与论争，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将当代文学带入日益开阔而具纵深感的历史文化视野之中。比如说，因为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写作文本，以及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机制下所产生的新的现实与文化形态，反思“现代性”的思潮曾经在1990年代的大陆知识界勃然兴起，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些学者也借助后现代主義、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时兴理论，在对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学进行命名和阐释的同时，明确以“现代性话语终结论”宣告“后新时期”的到来;而另一些学者则借鉴哈贝马斯和詹姆森对德国现代历史的研究结论，以“未完成的现代性”之说强调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认为与西方的已经获得充分发展的“现代性”不同，“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尚任重道远;而正是因为文化启蒙和现代性发展的滞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呈现出“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并未消除的“前现代性”因素同时并存的特殊现实。“因此，反启蒙，反寓言，反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终结话语，并不能终结当代文学的现代性。”①而且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同时也构成“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思想难题。②

如果说，发生于19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现代性话语终结论”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之争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的及时反应和把握，那么，发端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则因为将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之中重新进行考察和评价，并且全面质疑和挑战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学叙事，从而引发了大陆知识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激烈论争与对立。而单纯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反现代的现代性”观点一方面有力地解构了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所形成的“启蒙”/“救亡”、“现代”/“传统”、“文明”/“愚昧”等二元对立的“断裂论”历史叙事，指出了“救亡”“革命”的现代性，揭示了个人本位意识与民族国家意识、个人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启蒙运动中的合体共生，使得“当代”“当代文学”忽然成为非本质化、非凝定的概念与对象，并且以更为丰富的“现代性”视野重新打开了一度被“新启蒙主义”的文学史研究范式所回避的“禁区”与盲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因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概念最初是由西方左派理论家提出，有其特殊的西方语境、问题意识和抽象性质，并且包含对中国当代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的某种误读，故而在其经过跨文化旅行来到中国之后，难免出现脱离中国当代的具体语境和国人切身的经验感受、回避和掩饰部分历史事实与真相的问题，一时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严重的波动和不适”，“并对刚刚由‘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相对统一批判的观点产生掀毁式的效应”③。而受其影响，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出现以论代史，以思想史研究代替文学史研究，偏离文学自身的特殊性、中介性及其相应独立的标准尺度，而以改革前的阶级论思维臧否文学的现象。

当然，人类的进化总是在各种试错和误读中进行的。尽管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围绕“现代性”的问题聚讼纷纭，但它所掀起的头脑风暴却深化了人们对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之独特性和复杂性的认识与思考。而且随着“现代性”理论资源的不断引入和讨论的渐趋深化，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不少的学者倾向立足于文学本身，以社会层面的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与文化层面的审美现代性的二分来考察辨析当代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认同当代中国文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相互激励推动的关系等④，这些都证明了“现代性”理论对于人们理解和把握当代文学历史与现状的极大效能。

二

虽然如上所述，“现代性”理论帮助文学研究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了更为丰富和辩证的认识与理解，但是由于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就极具争议性，充满悖论、分裂、自相矛盾和冲突，人们对它的解释也是千差万别，现代性的问题更是无所不包，因此，如果简单地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并且将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模式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本质化，而忽视其本身内蕴的深刻危机，则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无论是其在当代文学中的丰富而具体的实践展开，还是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视野或视角，现代性本身又是必须问题化的，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检测与反思。

众所周知，“现代性”的发生与展开实际是人类精神不断下行的世俗化过程。故此，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有第一次现代性与第二次现代性之分。根据国内著名哲人张志扬的梳理，相对用神义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根据的“神义论”而言，第一次现代性就是“去魅”神义正当性转而人性“合理化”的“人义论”。由此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若以结构性的思想形态为标志，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下的“感觉主义”、法国政治革命下的“启蒙理性”、德国思想革命下的“先验论”，可看作第一次现代性的开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对此，张志扬在一张图表中非常简明地列举了两次现代性所分别依据的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如依据感觉（反映论/经验论/怀疑论）、依据理性（自我论/先验论/精神论）、依据劳动（辨证/历史唯物论）【中国切入点】、依据意志（意志论）（“上帝死了”）、依据效用（实用主义）、依据意识（意识现象学）、依据无意识（性/话语/希望）、依据情绪（生存现象学）、依据身体（身体现象学）……张志扬认为，人“依据理性”所建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以说是神义论的人本化或人义论的神本化，黑格尔哲学（依据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依据理性化劳动）可看作其最高形式;人“依据身体”所建立的现代感觉主义则是对意义超世性的全面造反;但无论如何，“人义论”依据人自身，此乃“现代性”不同于古典性或传统性而谓之“现代性”的前提和条件。然而，自19世纪末尼采开始，超验的本体论价值颠覆了，偶发机缘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创造成为主要趋势，为向第二次现代性（依据语言）转化准备了条件。张志扬且把现代的叙事危机所导致的同一的合法性亏空（“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和分化的合法性泛滥（“自我创造”的合法性）称作“现代性危机”的两重意义。⑤

张志扬以现代性理论的哲学反思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清晰的思想框架。在此框架下，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庶几能得到整体性的观察与把握。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前三十年的现代性主要是依据理性化劳动的“人义论”，“劳动创造了人”（内涵集体主义价值诉求与伦理正当性的“劳动”的同义词还有“生产”“战斗”“奋斗”“建设”“创业”等）不仅成为那个时期的“真理”性话语，也是判定文学价值、文学意义的终极标准，是当代文学的充满现代感的经典性叙事，文学主人公（“工农兵”）往往因为这种“人性”（“阶级性”）而获得历史的主体性光辉;正如蔡翔等学者曾经论述过的那样，“劳动或者劳动中心主义”，“不仅在制度上，也在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真正颠覆传统的贵贱等级秩序，并进而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观念支持”⑥。“革命中国”也可称为“劳动乌托邦”，劳动使工农获得道德身份，而这种道德身份借助“主人”这一政治身份，共同完成了工农在新中国的主体建构⑦。据此而观之，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现代性表达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史有了具体而紧密的关联，二者分享同一的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在后四十年的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中，这种现代叙事仍然被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所征用，勉力为社会供给以理性化劳动为合法性基础的同一的现代性依据。

按照张志扬的观点，正是那些看似十足的“依据”却导致了第一次现代性的破产，而且是灾难性的，从而使现代性“完成不了，还是必须完成”成为“危机”式的问题。同样，人“依据理性”或“依据理性化劳动”所建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在1980年代中国的破产，也引发了中国人几乎是空前的信仰危机和意义困惑，——当年《中国青年》发起的围绕“潘晓”来信中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全国性讨论和那句“主觀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名言即为其典型的症候，堪堪暴露出中国年轻人当时所面临的如何重新认识自我的深重危机。对此，中国社科院学者贺照田的解释是，“文革”结束后的虚无心理、虚无情绪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潘晓信中所看到的，尚是一种未真正定型的情绪与心理，一种因受挫折而对先前狂热状态的反弹反应。这一时期年轻一代人“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和寻求”，成为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的关键结点。而与“潘晓讨论”不无关联的，正是1980年代基本成型，以后越来越实质占据着思想文化领域有关“主体”“自我”感觉与想象的一些蔓延于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的思潮⑧，以及“向内转”的当代文学。这种“向内转”的文学现代性的依据只能是“意志（意志论）”、“意识（意识现象学）”、“无意识（性/话语/希望）”、“情绪（生存现象学）”、“身体”，因此1980年代以来才会先后出现“意识流写作”、“三无小说”、“性爱小说”/通俗文学、“生活流”等，一路下行，小说界直接有“身体写作”，诗歌界则有“下半身写作”……，恰如张志扬所指出的，“古典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唯精神”，“现代人”的观念却是“唯身体”，不再有形而上学本质，不再有共识的普遍理想，一切都在冷静的功利计算中，故此，另一种依据效用（实用主义）的现代性才得以雄壮出场，这就是当时以时代大多数生产者都过于在乎自己物质利益为假设的改革，“实际引导着此改革制度和管理规划方向的，有关时代大多数人特别着重实在物质利益的假设，则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组规划中，往它认为人们所是的状态中驱导着现实中更为复杂的人们”⑨。而这恰恰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与文学特别需要反思与超越的。

不过，作为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语境中的当代文学，其后四十年的现代性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也具体得多。如果说，自信“发现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神话在此时期破灭，那么取而代之的，依据个人“自我”—“身体”的“人义论”则自信能够“创造真理”、“再造一个世界”，波德莱尔“瞬间即永恒”的审美现代性成为1980年代最耀眼的理论旗帜。当年各种进行极端实验的先锋诗歌、先锋小说，直至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等，既有“身体”的“人义论”理据，又体现出现代性不断变化、分裂的动态特征，以及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彻底脱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的文学曾经被认为是“最大进步”“最先锋”的地方在于其高度强调艺术的自主性的现代主义，属于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哈贝马斯所定义的文化现代性中的审美现代性。例如韦伯就认为，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是从早期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向世俗的自身合法化的文化转变的过程。在世俗和宗教事务被分化之后，社会的与文化的事物也逐渐分离开来。韦伯强调了艺术在分化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存在的根据不再从艺术之外来寻找，而是在艺术自身，即艺术的“自身合法化”。这就是艺术的自律性。不仅如此，韦伯还认为艺术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拯救功能及其对统一、绝对和确定性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抗，认为艺术能够把人们从一种日常生活的平庸刻板中拯救出来，特别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拯救出来⑩。对照韦伯观点，1980年代开始激动人心的“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自身”“诗到语言为止”“回到诗歌（本身）”等主张其实都是要伸张这种对启蒙现代性既依赖又反叛的审美现代性。而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高扬，在“先锋小说”作家如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那里具体表现为语言及叙事形式上的革命，而许多现代主义诗人则“开始‘卷入与语言的搏斗’。诗歌的表现力也开始掺杂进语言的个人化的巨型增殖”11。于是，对应于第一次现代性向着依据语言的第二次现代性的转化，与西方文化同行一样，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者表现出狂热的对于语言创新的着迷，恰如美国社会理论大家哈维所说：“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专注于语言，专注于发现表达永恒真理的某种特殊方式。个人的成就取决于在语言方面和表达方式方面的创新。如伦恩（1985，41）评论所说的，结果是现代主义的作品‘经常故意把它自身的真实展示为一种建构或一种技巧’，由此把大部分艺术变成了‘自我指涉的建构，而不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像詹姆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像马拉美和阿拉贡那样的诗人，像马奈、毕莎罗和杰克逊·波洛克那样的画家，都显示出了对于用他们自己建构的语言创造新代码、意味和隐喻的一种极度关注”。12

根据哈维的阐述，1980年代在“先锋诗界”不胫而走的那句“诗到语言为止”和“非非主义”“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也就不足为奇、不难理解了。而且，新世纪以来真正有抱负的当代中国诗人也仍然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表现出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例如臧棣、哑石、陈先发等诗人的写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毕竟中国在1980年代实行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深深卷入现代性的全球化场域，加上国内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种差异，“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因素混融难分的特殊现实仍然影响着当代文学的观念与实践。其实，早在1980年代，“先锋诗界”中最为活跃的“他们”“莽汉主义”和“非非主义”等诗歌群体的现代主义诗歌实验已经混杂着西方先锋派的艺术与生活融合的观念;而1990年代以后盛行开来的重视日常经验、生活现场和口语化的叙事诗学，进入新世纪以后更被许多顶着“诗人”名号的写诗者糟蹋成分行的生活日记，堪称对于西方先锋派艺术观念令人哭笑不得的另类误读。此事再度证明，经过跨语境旅行的理论往往会产生多么荒谬的奇葩。虽然说，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审美现代性与先锋派都在提示我们一种看待审美现代性的新角度，但是正如德国美学家比格尔所认为的，现代主义不同于先锋派，因为前者主张艺术的自律性，而后者则反对自律性13。那么，缺少基本的自律性和独立性，包括诗歌之内的文学艺术的现代性价值又当几何呢？

三

著名学者陈晓明在谈到“现代性”问题时，曾经强调指出，现代性并不是我们重新建构历史总体性所依靠的一个巨大的脚手架，相反，它是我们质疑业已建构的历史总体性的一个反思纲目14。的确，在一个总体性遭受后现代理论严重质疑、现代性所依据的基础均已发生危机的今天，重建历史总体性的努力無疑是徒劳的甚至是可笑的，不过这却并不意味着将中国当代文学放置在全球化的现代性思想谱系进行观察与思考的实践是荒唐的。实际上，若要理清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观念背景和精神脉络，完全放弃现代性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正是一个多重现代性话语博弈交织的特殊场域，当代文学则内含着中国人丰富而复杂的现代性想象与实践。显而易见的，当代中国及其文学体现了现代性的几种主要的思想脉络，本文试举其中的两种略述如下：

（一）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进化论是一种与古典中国的循环论截然不同的西方式的现代性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其基本内容包括线性的时间观，人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观，“优胜劣汰”的世界观，新必胜于旧的进步观等，这些观念既构筑了现代中国思想的重要基础，又成为现当代中国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其历史预设和发展预期，均建立在现代的进化论意识之上，在当代中国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那里，其思想基础都不是古代中国的循环论，而是现代中国的进化论15。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实践同样是在这种进化论中展开，其结果既表现为前三十年文学的“面向未来”的历史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文学史家洪子诚所指出的特有的“断裂”意识，也出现了1980年代文学如学者黄子平所形容的特殊心态——“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而且，西方现代派文学也是在这种单一的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上被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奉为最先进、最理想的文学形态和标准而风靡一时，跟随者甚众16。

（二）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线性进化的历史发展观和“优胜劣汰”的世界观导致中国人从古老的“天下”观念转变到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并且具有一种文明古国睁眼环视世界民族之林之后所产生的崭新的民族较量意识，这种意识一直或隐或现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及文学17，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十七年”时期领袖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即明确以“超英赶美”为目标。而“新中国”作为现代“想象的共同体”的实现，对于同质性国民的追求成为它从组织上、制度上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民进行意识形态规训/改造的隐秘动机，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由此而来。具体到当代文学实践的设想与引导上，五四时期“再造文明”的世界主义梦想到了延安时期便转向对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改造和民间文化资源的选择性征用。而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带来的自信自强，毛泽东进一步在当代文学领域提出了“古典诗歌+民歌”的“新诗的出路”，这都是因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对于当代文学的压力所致，也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建立其文化合法性的需要。可以说，当代文学发展历史上至今争论不休的“传统”问题主要与这种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相关。所以，据此而观之，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并不能单纯地从“阶级论”的角度将其完全等同于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其更主要的动力应该是出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内含中华（农耕）文明传统对于西方（工商）文明传统的本能反抗。

如果考虑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英国文化研究大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现代性多重建构论”显然更有契合性和阐释力。霍尔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更为重要的是，霍尔认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并非从同一的时间开始并发展，它们是不同的进程，根据不同的历史时间范围运作，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多样的、或然性的结果……形成现代社会的各进程在每一个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也因此表现出现代性的不同选择。换句话说，现代性不是单一进程的结果，而是许多不同进程和历史凝缩的结果18。根据霍尔的观点，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命题实际充满巨大的张力与丰富性。

总而言之，思考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既要在历时性的文明传统中进行，又应该参照共时性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形成，而作为一种不断被生产出的历史性话语，现代性终究还是被建构的理论织物。

【注释】

①涂险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终结”话语质疑》，《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②胡传吉：《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想难题：未完成的现代性》，《小说评论》2015年第5期。

③吴娱玉：《“反现代的现代性”之考辨——兼论理论在双向旅行中的结构变化》，《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④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关于中国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学术月刊》2016年第8期。

⑤张志扬：《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27-339页。

⑥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36页。

⑦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⑧⑨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⑩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另外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臧棣：《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12戴维·哈维：《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美]马泰·卡林内斯库 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13页。

13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4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5张法：《中国现代性以来思想史上的五大观念》，《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16张旭东认为，艾略特、卡夫卡、庞德、里尔克等现代主义者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首先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可能性，从感官、想象力到审美和形式快感的追求，从知识、认识能力到语言上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另外，它还包含着一个未来学意义上的“现代”想象，出现于“落后”的形而上学图景的对立面，“西方现代派本身总体性的神话成份，在80年代基本上还是被当作形式和审美启蒙被正面接受下来的，正如‘现代性’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总体性的价值系统被正面接受下来一样。”。详见张旭东、朱羽：《从“现代主义”到“文化政治”——张旭东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3期。

17刘小枫就认为，“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详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94页。

18斯图亚特·霍尔：《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 等著、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2-53頁。

（钱文亮，上海大学文学院。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活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ZW138）

作者：钱文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