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当代文学论文

孙犁以《荷花淀》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新写意小说，兼有传统写意小说与现代性格小说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形成了一种新的个性化审美风格：“荷花淀”风格。这种风格上承曹雪芹、蒲松龄、废名、沈从文等的诗化小说传统，下启“荷花淀”风格小说范式的开创，并影响到一大批派外作家如茹志鹃、王汶石、贾平凹、铁凝等的创作，显示出极为旺盛的生命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小说当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说当代文学论文 篇1：

浅谈鲁迅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摘 要：鲁迅的小说在具体形象的创造中，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我们当代文学树立了杰出的榜样。本文分析了鲁迅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 小说 当代文学 影响

中职学生爱看文学作品，而对于鲁迅的作品，大多数学生不能理解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中职教师应该巧妙地加以引导，向学生介绍鲁迅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鲁迅及其作品。

一、贴近底层群众

从现代小说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到《孔乙己》《药》《故乡》《长明灯》《伤逝》《离婚》等，在鲁迅的现代小说中，无论是农民、妇女还是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小说塑造的狂人形象，其象征意义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是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者的形象。这篇小说的构思与艺术手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象征主义和意识流手法的典型。它的象征暗示的陈述，狂人梦幻的思绪、浮想，颠三倒四混乱不堪的语言，精神的忧虑，既是“迫害狂”患者的真实的一面，又体现了作者于混乱的整体秩序中的精心细致的筹划。

我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了影响，特点之一就是作品的主人公从英雄变为了普通人。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文学冲破了各种禁区与束缚，由政治型转向社会型。作家获得了独立地位，文学创作获得了自由，由于多视角多层次地观察社会，发现了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元素所构成的动态变化的生活潮流，所以，使文学的表现扩大了。相继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大墙文学、改革文学、伦理文学等，一个个新的文学浪潮滚滚而来。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高大无缺陷的神了，而是冲破阶级斗争框架的普通小人物了。这些人物真正反映出了人们之间的现实关系，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人物的命运。新时期小说的人物趋于性格因素的多重结构，十分复杂和丰富，可以说回归了鲁迅小说的视角。

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的继承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指出，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也就是要以沉着勇敢、有辨别、不自私的态度，先占有，再挑选，也就是“弃去蹄毛，留其精粹”。而鲁迅本人就是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典范。

择取中国遗产中的精粹，融进外国遗产的新机，将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彩。我国当代文学中较有成就的作家，多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鲁迅的创作思想。例如王蒙就是一例，他前期的创作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到来，他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他本着鲁迅“拿来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并没有像欧阳子、王文兴那样生吞活剥，而是吸取了现代派文学中多角度打破时空界限的叙述方法和意识流的表现技巧，使作品方法虽新但不失民族特色。他的《春之声》《蝴蝶》等小说是融中西文化于一炉的代表作品。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青年先锋小说作家，如洪峰、马原等，他们多吸取西方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使自己的创作更前卫些，但也未失去民族本色。因为他们以本民族立场、思想观点，写本民族的生活，必然要反映本民族的风俗。他们大胆继承外国文学遗产，用创作丰富了我们当代文学园地。这些都是与鲁迅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

三、坚持对人性进行探索

当代作家中，在表现小人物命运的创作中，如鲁迅那样不媚俗，不虚夸，坚持对人性进行真诚探索的人也确实不少。

鲁迅不仅对大陆现当代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台湾现当代作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就是在鲁迅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在小学六年级时，在一本不知从哪里得到的破旧的书中，读到了《阿Q正传》，这部小说集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也知道了中国的贫困、愚昧、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鲁迅在《破恶生论》中说：“救国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思想一直活在现当代文学中，是现当代文学之魂。通过学习鲁迅小说，可以增加学生对现当代文化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学生学好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辽宁省本溪市机电工程学校）

作者：周琛

小说当代文学论文 篇2：

孙犁“荷花淀”风格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孙犁以《荷花淀》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新写意小说，兼有传统写意小说与现代性格小说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形成了一种新的个性化审美风格：“荷花淀”风格。这种风格上承曹雪芹、蒲松龄、废名、沈从文等的诗化小说传统，下启“荷花淀”风格小说范式的开创，并影响到一大批派外作家如茹志鹃、王汶石、贾平凹、铁凝等的创作，显示出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孙犁；“荷花淀”风格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影响

[文献标识码]A

余志平(1965—)，男，文学博士，孝感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湖北孝感 432000)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立项课题“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研究”(项目编号：03D184)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中国革命文学作家队伍中，孙犁是一位风格卓异并对中国文坛产生了广泛持久影响的作家。他以《荷花淀》为代表的许多小说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褪色，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对当代作家和读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少年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2000年《亚洲周刊》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孙犁的《荷花淀》和《铁木前传》榜上有名。一个作家入选两篇，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孙犁小说的艺术魅力。继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之后，讲究规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隆重推出11卷的《孙犁全集》，这似乎也不无象征意味。孙犁一生对中国文学主要有两个贡献，一是以《荷花淀》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二是晚年的散文创作。本文探讨孙犁“荷花淀”风格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荷花淀”风格小说的产生

“荷花淀”风格小说指孙犁写于20世纪40、50年代以《荷花淀》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新写意小说，它结合了传统写意小说与现代性格小说的特点，又在民族化大众化上作了适当的努力，形成一种新的个性化的审美特征。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把政治与审美相融合，把叙事与抒情写意相融合。这与传统文化的熏陶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与孙犁的个性气质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不难从他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中看到曹雪芹、蒲松龄、废名、沈从文小说诗化写意传统的影响，同时也看到强烈的时代色彩，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又使他作为一个解放区作家而有别于上述诸作家。

《荷花淀》的诞生标志着“荷花淀”风格的产生与成熟，标志着孙犁从此成为一个风格独树一帜的作家。作品以其浓郁的地方色彩、清新优美的笔致，引起人们的注目。孙犁曾回顾说：“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常年在西北高原工作……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是献身于抗日的战士们，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发生了喜爱的心。” [1](P611)“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节拍之处，完全是一致的。”[1](P613)的确，孙犁以其细腻清新的文笔，真实写出了荷花淀水乡的自然景物之美、人性人情之美，写出了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风尚、新的感情、新的精神。

孙犁的成功并非偶然，也许与他立足乡土生活有关，但立足乡土的作家很多，为什么是孙犁而不是别人创作出风格如此别致的小说呢?除了前述文学传统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孙犁对于文学创作早就形成了自觉的独立意识。他1942年曾写有《文艺学习》一书，提出了很多文学创作新观念，表达了一种新的文学意识，这成为孙犁艺术追求的理性基础。孙犁当时的创作并不算多，但这个小册子充分说明他是一位自觉的作家，他的思想和创作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愿望，从而在随后影响了一大批作家，成为一个流派的种子。《文艺学习》最重要的思想是突出一个“新”字。他认为新的时代到处有新的生活，文学应该“表现政治文化的力量，人民从朦胧走到理解的认识。表现女性的解放的过程，男人对女人新的态度。表现孩子。表现新的家庭关系，新的道德。表现这个时代生和死的意义。”[1](P120)但他的小说不重问题而重人，不直接表现政治。他说文学不是写文件上的政治，而是写生活中的政治，“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1](P390)它在《文艺学习》中曾反复强调要“用活的故事，人物和心理，生活和环境表现”“新的主题、新的事物”，不能把作品写成“空洞的干燥的东西。”[1](P121)但在当时战争环境中，文学意识形态的权威解释者更关注文学对政治的直接性，对于推行“赵树理方向”的那个时代来说，孙犁的美学追求是带有边缘性的。不过，他的创作倾向与时代潮流并不冲突，只是艺术表现上不同罢了。早在《文艺学习》之前，孙犁就在《邢兰》中表现出对新现实的一往情深。但孙犁表现的新人物主要是新女性，尤其是她们新的内心世界和美好品质。无论是《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妻，还是《山地回忆》中的妞儿、《风云初记》中的春儿，还是《光荣》中的秀梅、《吴召儿》中的吴召儿，都是新现实中涌现出的新人物。水生妻深明大义、勤劳质朴，妞儿泼辣可爱，春儿聪颖豁达，秀梅善良宽厚，吴召儿活泼矫健，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孙犁笔下这些新人物，与新的社会环境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十分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对于痴迷审美的作家来说，阅读培育着创作，创作转化着阅读。孙犁在对美的迷恋中显示出执著：对人性美的执着，对文体美的执着。

对人性美的执著，使他把带着生命的温暖的笔端，伸向纯情而微妙，率真而无邪的少女、少妇的心灵。《山地回忆》中那个妞儿与兵的争吵，极富喜剧色彩，人性人情在质朴中带点山野气息，如烂漫的山花。《荷花淀》中妻子送郎上战场一幕更为人熟知，在别人写来也许是慷慨悲歌的场面，这里却化为似水柔情。对文体美的执著，使美的人物总是伴以美的环境。如《荷花淀》开篇一段环境与场面描写：月亮，场院，水淀，荷花，雪地和云彩般的苇席，银白色的水面，深夜织席等待迟归丈夫的年轻女人，好一幅美丽的水乡风情画!画面完整，气氛安谧，人物身姿优美，心态宁静。人、自然、社会，多么和谐而安详!

在迷恋于美的极致的同时，我们还不难看到作者自觉的乐观主义追求，一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浪漫倾向。他笔下展现较多的是风景画与风俗画，即使写战斗，也没忘记优美的自然环境，而且总能把战斗场面写得轻松愉快、诗意盎然。《荷花淀》里，女人们遇敌战斗的描写，绝然不同于一般战争场面，这里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血肉横飞，有的只是美丽的荷花荷叶，美丽可爱的青年妇女，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以及洋溢于作品中有惊无险的充满喜剧色彩和乐观情绪的艺术氛围。

孙犁的艺术追求使他的创作风格在一般抗日题材作品中独树一帜。尽管这种艺术化、人性化的倾向曾一度被边缘化，这曾是孙犁的不幸，但历史终于证明这又是孙犁的大幸。吹尽黄沙始到金，孙犁的作品显然属于那真金中的一部分。历史不能倒转，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的文学不是拘泥于某一方向某一模式，而是真正的“百花齐放”，那么当代文学的格局必然是一番开阔健全的新天地。尽管历史的曲折常常不如人意，但孙犁的“荷花淀”风格小说仍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二、“荷花淀”风格小说对“荷花淀派”其他作家的影响

《荷花淀》、《芦花荡》1945年发表后，在文学艺术界影响很大。作品发表不久即被重庆的《新华日报》转载，各解放区的报纸也转载了，新华书店还出了单行本。许多作家都努力探索其写作技巧，并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其风格，到建国初便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评论界称之为“荷花淀派”，显然是因《荷花淀》而得名，其主要作家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他们以孙犁为代表，处于大致相同的地域，有着相近的地方色彩和比较相似的生活经验、思想倾向、艺术趣味。他们受孙犁“荷花淀”风格小说的影响，一般都既坚持现实主义追求又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节奏感，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但学术界对“荷花淀派”的有无有两种不同意见，冯健男等认为存在这样一个流派，郭志刚等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流派。有趣的是，孙犁本人也否认“荷花淀派”的存在。原因是“荷花淀派”其他作家建国初都很年轻，他们刚开始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作品时，并未与孙犁见过面，所以孙犁认为不能“贪天之功”。郭志刚和章无忌在他们合著的《孙犁传》中说：“在《文艺周刊》这块园地上，对于许多青年作者来说，虽然孙犁尽到了一个园丁或师长的责任，可是，除了他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他固执地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老师。”[2](P264-265)但这些青年人在认识孙犁之前都读过《荷花淀》等作品，而且有意识向孙犁学习，模仿《荷花淀》的风格，形成相近的创作风格，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荷花淀派”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其创作形成相近风格的时间不是太长，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又很快剥夺了刘绍棠、从维熙等人的创作权，孙犁本人又长期生病，使这个流派羽翼未丰便遭重挫。直到“文革”后他们才重登文坛，发扬光大了“荷花淀派”的艺术传统。孙犁说，“文人宜散不宜聚”，鼓励作家各人自创一格，这在该派作家身上是变成了现实的。从新时期“荷花淀派”的创作实绩看，这个流派仍然存在，尽管他们各有发展，但一直以孙犁为楷模。

下面我想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梳理和考察一下孙犁小说到底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951年，刘绍棠的短篇小说《完秋》、《暑伏》经孙犁之手先后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从此，该刊成了刘绍棠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刘绍棠青少年时代的三篇代表作，有两篇(《摆渡口》和《大青骡子》)是在这里发表的。在孙犁的支持下，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新人，也逐渐在该刊发表作品，终于形成气候，几位艺术趣味和风格相近、才气很高的作家，后来就成为“荷花淀派”主要代表。韩映山一生始终如一地学习孙犁风格，更多地继承了“荷花淀风格”，被称为荷派的真正传人，“他用秀丽的文笔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白洋淀人民新生活的优美画卷”，是以委婉、细腻的抒情笔调“继孙犁之后在白洋淀寻找诗情画意”[3]的作家。从维熙说，他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孙犁的《风云初记》、《荷花淀》，使我如痴如醉……在青年时代，我喜欢充满诗意的作品……对我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孙犁和屠格列夫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我从孙犁同志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找到了艺术上的自我，因而孙犁同志成为我从事文学创作事业的启蒙老师。”[4]

1950年代初，这几位年轻作家常聚集于河北省文联大院，“对孙犁的作品极为喜爱和推崇。阅读、讨论孙犁作品和文论的空气极为浓厚。在孙犁同志的培养、扶持下，后来这批青年写出了不少具有‘荷花淀’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透过家务事、儿女情之类的日常生活，反映白洋淀、冀中平原、晋西山区以及运河两岸农民的历史命运和革命斗争，显示时代风云和人民群众前进的脚步声。”[5](P114)刘绍棠后来非常动情地回忆道：“我在河北省文联，最大的收获就是深深地热爱上了孙犁同志的作品，并且受到了孙犁同志作品的熏陶……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感，打开了我的美学的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觉得文学里的美很重要。孙犁同志的作品就是美；文字美，人物美，读孙犁同志的作品，给人以高度美的享受。我从孙犁同志的作品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 [5](P115)

我们不妨再把刘绍棠与孙犁两人作品共同之处作一比较。首先是共同的时代特色和描写对象。孙犁的《白洋淀纪事》、《村歌》、《铁木前传》和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青枝绿叶》、《布谷鸟歌唱的季节》、《田野落霞》，分别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白洋淀和大运河地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透露了相同的时代气息。他们所描写的都是家乡的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这些妇女大都聪明、勇敢、多情。如勤劳纯朴、坚贞美丽、温柔多情的水生嫂和合欢、碧桃、望日莲；爱憎分明、大胆泼辣的秀梅和一丈青大娘；活泼开朗、爽直倔强、能干好胜的双眉和红桃……一个个音容笑貌，如在目前。其次是对人性美、人情美的讴歌。《荷花淀》、《嘱咐》中水生夫妇的夫妻情，《蒲柳人家》中望日莲和何满子的姑侄情，爷爷何大学问、奶奶一丈青同孙儿的骨肉情，何妞和郑整儿的爱情，都写得优美动人、意趣盎然，洋溢着普通人高尚的人情美。再次是擅长于写生活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时代激流中的一片微澜，心灵深处的一星爝火。他们多是写“儿女情，家务事”，但这些琐事又总是与历史大事息息相关。《荷花淀》、《蒲柳人家》均以抗日为背景，但都是侧面烘托，民族矛盾渗透于诗情画意的描绘之中。《铁木前传》所写的似乎是老年人之间的友谊、青年人之间的爱情、平静的农村日常生活、甜蜜而心酸的童年往事、人生历程中的悲欢离合。《蒲柳人家》也只是“用牧歌式的笔调，描写了运河边上普通农家的生活和他们的并非重要的行状，展现了普通人的高尚情操和纯洁的灵魂。”[6]另外，艺术手法上也十分相近。如景物描写，孙犁笔下的白洋淀风光，似一幅幅淡雅的水墨画，清新疏朗、明丽隽永；刘绍棠笔下的运河风光，两岸水洼星罗棋布，河汊纵横交错，红脖子水鸟婉转啼鸣，蜻蜓满天飞舞……。

韩映山作为“荷花淀派”骨干作家，从持久性上超过了同辈作家刘绍棠、从维熙和房树民。他是学孙犁学得最像的“荷派”作家，虽然不失个性，富于变化，但其创作变化是建立于“荷花淀”风格基础之上的，并没有放弃原有的艺术底色，而且使“荷花淀派”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孙犁一样，他也一直致力于写新的人物。《鸭子》表现一位青年农民热爱集体的崭新风貌。《瓜园》展现了秋高老人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质。《水乡散记》中的老农民“公德老”，《日常生活》中的母亲等都是朴实感人的新人物。《作画》以林红几次作画为线索，反映了农民群众高贵纯朴的心灵和绮丽的自然风光，展现了白洋淀水乡特有的魅力和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境界，形象地说明人民是美的，生活是美的。韩映山“文革”后作品以短篇《残阳如血》等为起点，表现了他在题材上的突破和思想艺术上的变化。描写水乡的短篇，虽仍保留着清新的气息，但调子比以前深沉了，内涵比以前深厚了。《满淀荷花香》犹如名称一样，作品中洋溢着水乡的泥土气息，充满着诗情画意。学生文文就在人美景美的环境里，尝着老爷种的大西瓜，学会了许许多多的技艺，仿佛在一个暑假长大。

从维熙早期作品《红林和他爷爷》、《老莱子卖鱼》、《七月雨》、《鸡鸭委员》都是写新人的，虽显稚嫩，但均散发着水乡泥土的芬芳，受“荷花淀”风格影响十分明显。长篇小说《南河春晓》，被认为是“荷花淀派”重要作品之一。房树民的《花花轿子房》、《引力》等早期作品也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和乡土气息，是一批洋溢着诗情画意的优美短章。

三、对“荷花淀派”之外作家的影响

以《荷花淀》等几个作品和其影响就形成一个流派，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很罕见的。但它的影响不仅在流派之内，也在流派之外。老一代作家茹志鹃、王汶石、浩然等，在创作中学习孙犁艺术风格的痕迹随处可见。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孙犁的《荷花淀》，都写人性美和人情美，都是用诗化小说进行“战争审美”，只不过一篇写军民关系，一篇写夫妻关系(其实也是特殊的军民关系)，这在现当代文学中是最惊人相似的一对作品。[7]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的两位新人物的性格气质，与《荷花淀》中几位青年妇女的精神风貌，是多么接近，两篇作品女人间的对话描写，又是何其相似乃尔。浩然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等，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部，都散发着浓厚的风俗人情气息，颇有荷派作品的味道。

新时期以来，阿宁、贾平凹、铁凝等许多文学新秀，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吸收孙犁小说散文艺术的营养，或直接向他本人请教，进而受到他的影响。这说明孙犁小说风格的影响不仅是广泛的，而且也是深入而持久的。河北作家阿宁曾经说，“在国内的这些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要算孙犁，他是一个很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受时代的局限，具有广泛性、概括性，写的东西更为久远，如《铁木前传》等，都是百看不厌，特别是他的作品中渗透出的人文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 [8]

贾平凹《满月儿》的女性描写，据说是师从蒲松龄《聊斋志异》，与孙犁的“荷花淀”风格小说有共同的渊源，有人问他“据我所知，你最早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孙犁，能否谈谈他对你早期创作的影响。你从他的作品里吸收了什么营养”，他说是“他的白描能力，语言的简洁、清新。”[9](P40)在《孙犁论》一文中，贾平凹对孙犁有精彩的评价，现抄录几段如下：“孙犁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不在乎什么报刊和报刊的什么位置。他是什么都能写得，写出来的又都是文学。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敢堂而皇之地收在文集里，既不损其人亦不损其文，国中几个能如此?”“孙犁虽然未曾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多大!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之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 [10]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就是说孙犁为人正，文风清，影响大，但虽追随者甚众，却学会者寥寥。但从孙犁对贾平凹、铁凝等人作品的真心喜欢来看，贾平凹、铁凝等是深得“荷派”之神韵的，下面以铁凝为例谈谈“荷花淀”风格小说的持久不衰的影响。

铁凝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作家，曾多次拜访孙犁先生，并与孙犁有不少书信往来，受到孙犁先生的指点与扶持，被称为孙犁的私塾弟子。铁凝说，孙犁是真正告诉她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的人。[11]有人称铁凝是“荷花淀派”新一代的传人，但她毕竟是又一代作家 ，所以我把她放在这里来谈。首先为铁凝带来声誉的是她1982年发表的小说《哦，香雪》。该作以清新的笔调，清新的故事，清新的人物给文坛吹来一阵清新的凉风，也给铁凝以后的创作涂上一层诗意的底色。老前辈孙犁给铁凝写信称赞道：“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孙犁又说：“我总感觉，你写农村最合适，一写到农村，你的才力便得到充分的发挥。” [12](P174)她这个时期的作品还有《灶火的故事》、《村路带我回家》、《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等，大都写纯情少女的天真烂漫、活泼向上，营造一种清新、优美、纯净、淡雅的艺术境界，抒发出对女性生命意义的赞美之情。后来还有写少妇的如《孕妇和牛》、《他嫂》和《秀色》。《孕妇和牛》最有诗意，描写了女性孕育生命、热爱生命的伟大情怀。铁凝笔下的女性描写，人性人情的歌颂和诗意的表现，无不体现出“荷花淀”风格的影响。

铁凝小说的主要特征就是把启蒙大叙事与日常小叙事相融合。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被认为水火不容的两种叙事是靠什么融合在一起的呢?是靠孙犁的“荷花淀”风格小说“帮铁凝打通了两种文学叙事的联系，因为孙犁的写作本身就包含了融会两种文学叙事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铁凝从边缘捡拾起被冷落和曲解的孙犁的风格，大致上确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铁凝显然要比孙犁幸运，她所处的文化环境更为解放和宽松，因此她也就有可能将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融合得更为周全，能将这一融合的路子拓展得更为广阔。事实上，她的大量作品就是启蒙叙事与日常叙事的优美和声。”[13](P1-6)尤其典型的是她的长篇新作《笨花》，该作代表了铁凝创作的最新水平，也体现了“荷花淀”风格小说影响下的最新小说创作成就。《笨花》最突出的特点是打破常规，勇于创新。作品描写了从清末直至抗战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把握住了历史的整体性，肯定了人物的精神价值，弘扬了民族精神。但作者有意在家族小说中遮蔽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突出日常生活伦理和人间烟火气息，叙述内容多集中在爱情、生死、饮食等基本日常生活事件。作品不以人物性格冲突发展为故事情节，而是以人物命运为依托，串联起一个个生活片段，用平静自然的叙述，以历史和生活中的偶然来揭示偶然中的必然，从而构成从清朝末年到抗战胜利的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全景，给人以巨大的审美享受。这不能不说是对孙犁“荷花淀”风格小说的继承和发展。正如雷达在2006年4月1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研讨会上所说，撇去众多专家评价《笨花》的其他优点，他最看重铁凝对整个翼中平原上的民俗风情的细微描述，他认为，铁凝作品的这种特质，与已故‘荷花淀’派作家孙犁有着相同的气质，他们都善于以诗情画意的笔法，轻盈清新的叙事在不动声色间将宏大的历史主题通过日常生活的肌里展示出来。因此可以说铁凝与孙犁的作品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4]

如今，孙犁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学艺术遗产将永存，其作品的精神文化影响将永存。

[参考文献]

[1]孙犁.孙犁文集·四[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2]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3]王宏任.荇水荷风画水乡——<紫苇集>读后[J].文艺报，1980，(4).[4]从维熙.文学的梦——答彦火[J].花城，1983，(2).[5]郑恩波.刘绍棠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6]王进.试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普通人形象[J].文学评论，1981，(3).[7]杨矗.中国现代文学三题[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3).[8]我省当代作家谈自己喜欢的当代作家[N].燕赵都市报，1999-10-14.[9]贾平凹，冯有源.平凹的艺术——创作问答例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0]贾平凹.论孙犁[J].当代作家评论，1993，(3).[11]铁凝.怀念孙犁[J].人民文学，2002，(11).[12]孙犁.谈铁凝的《哦，香雪》[A].孙犁文集(续编·2)[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13]贺绍俊.启蒙叙事与日常叙事的优美和声[A].铁凝.铁凝精选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4]长篇小说《笨花》出炉 众评论家给铁凝新书挑瑕疵[N].北京娱乐信报，200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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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志平

小说当代文学论文 篇3：

论先锋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主体性的拓展

摘要：启蒙理性是五四以来文学主体性的核心。兴起于人的主体精神高昂时代的先锋，对启蒙理性进行了质疑和颠覆，在另一个维度上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即非理性主体。先锋文学的非理性主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抗和颠覆已有的文学形式，追求文学形式的革新和自由；二是文学主题上关注人的内在真实，书写人的欲望、邪恶、梦幻，表现人的非理性存在。先锋小说开启的是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传统。

关键词：先锋小说；主体性；非理性；中国

任何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产生，都不是空穴来风，必然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先锋小说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极度活跃时期，是文革之后思想解放和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文革之后主要的社会思潮就是重提人的解放，在文学领域全面复兴“人的文学”。经过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等问题的充分讨论和争鸣，在先锋小说兴起的1985年前后，当代文学中的“人学”思潮，已然达到顶峰。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极具探索性的先锋小说，按理说应该深得时代之精髓。然而先锋小说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先锋文学是背弃还是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精神？本文认为，兴起于人的主体精神高昂时代的先锋小说，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革命，它从另一个维度对中国当代文学主体性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从文学主体性的发展变化来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主体性酝酿着从群体主体到个体主体、从理性主体到非理性主体的演变。而先锋小说正是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

一

本文所说的文学的主体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概念，它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而逐渐被人认识和阐释，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含义。

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一个哲学概念，“就其在古典哲学中的基本含义说来，这一原则是指人对自身的独立自主、自由、能动性本质，对自身的价值和尊严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这一原则乃是近代新型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历史发展的产物。”[1]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主体意识觉醒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质疑神性，不相信任何外在的权威和力量，只相信和崇拜人类自身的理性，一切都要经由理性法庭的审判。近代以来的哲学、文学、艺术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对于人的这种主体性的揭示和宣扬。

在现代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始于五四启蒙运动。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等，张扬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充分显示了挣脱传统礼教束缚的觉醒了的作家不可阻挡的自由个性和蓬勃创造力。当然，和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相比，五四启蒙运动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并没有完全结出个性解放的自由之果。由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和需要，个人的解放被放置于社会解放之中，个人主体性必须服从群体主体性。文革时期，意识形态对个人权利和话语的压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的个性、意志完全淹没在强有力的群体意识中。群体主体性空前强大，吞噬了个人。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文学也随之成为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的独立性丧失。文革之后，思想文化界迎来新的春天，人的解放再度激荡人心。在文学理论领域，刘再复提出“文学的主体性”理论，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反拨政治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扰，解除文化专制对人的禁锢，重新倡导解放人、尊重人、充分确立人的存在价值。在创作实践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迅速而敏锐地捕捉和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心声。可以说，从五四至20世纪80时代中期，主体精神的核心是理性精神，即反对蒙昧主义和文化专制，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高扬人的独立自主和个性精神。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主体偏重勇于承担社会正义和责任的“大我”，更多带有群体主体性的特点。

在这种群体主体精神复归的同时，以个人价值和个人境遇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现代主体理论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渡下已经悄然登陆，并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及以后当代中国文学的形态。对文学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认识，不再停留于启蒙主义的阶段，而进入了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的阶段。

人类主体精神的空前发展，创造了极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工业社会。但是面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人们越来越发现自己对物的依赖，感受到的不是主体性的愉悦，而是愈来愈牢固和广泛的控制。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工业社会程式化的生产方式和统一化的生活方式把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被牺牲或压抑，个人的甚至群体的主体性都发生异化。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受到了后现代哲学的质疑。“启蒙运动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主体的发现和弘扬。然而，两百多年来的社会状况和人的实践日益证明，所谓的主体性只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而已。事实上真正的主体性并不存在，主体始终处于被统治、被禁锢的状态。”[2]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全面异化，刻画了被抛在这个世界上的孤苦无依的个体的绝望、恐惧、荒诞的生存体验。在启蒙主义发现人的理性之后，现代主义哲学发现了人的非理性，并将非理性的自由状态视为人的主体性的真正显现。“如果要说主体，那么应当说存在着两种主体，一种是‘真正的主体’，一种是‘虚假的主体’。真正的主体并不存在于……反思的思辨游戏中，因为，反思的主体已经是一种‘异化了的主体’……在后现代哲学家眼里，真正的主体，即本我（ID）或本能的欲望冲动或无意识，是带着荆冠的受苦受难的基督，但同时，它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叛逆者，在本质上是桀骜不驯的、颠覆的、反秩序的。”[2]后现代主义者心目中真正的主体是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或本能的欲望冲动或无意识，是如叔本华所说的“生命意志”和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等等。

人类对主体性的认识表明：主体性不是某种稳定的人的本质，而是一种语言、政治和文化的建构，其内容和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3]。在反抗封建专制的近代社会，主体精神的觉醒意味着以理性之光照亮愚昧，反抗专制和压迫，追求个性解放，倡导自由、平等、博爱。而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主体性指向了自我精神的觉醒，表现为对人自身生命潜在状态的自觉和对非理性生命状态的追求。人的主体性不仅在于人的思维和理性，而且在于人的欲望、感受和需要。

二

被称为“形式革命”的先锋小说的出现，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先锋小说同样关注人，追求人的主体性，但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启蒙主义相区别，先锋小说追求的是完全“小我”的非理性主体。具体来说，先锋文学“小我”的非理性主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抗和颠覆已有的文学形式，追求文学形式的革新和自由；二是文学主题上关注人的内在真实，书写人的欲望、邪恶、梦幻，表现人的非理性存在。

先锋小说首先是形式的革命，几成定论。而有意思的是，检索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革命的传统，我们惊讶地发现，每一次文学形式的革命几乎都伴随着文学主体精神的深刻变革。五四文学形式变革的背后，是启蒙理性支撑下对传统的反叛和颠覆，预示着个性精神的觉醒。而先锋小说的形式变革，则以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为后盾，其中隐匿着精神个体的深层拓展。

形式的革命不仅仅是主体解放的体现，其本身就是主体解放的一种形式、一个手段。因而，先锋小说作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宣称对小说进行叙事革命的企图。“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旧小说，还是新小说，都已经成为传统……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更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这种接近现在的努力将具体体现在叙述方式，语言和结构、时间和人物的处理上，就是如何寻求最为真实的表现方式。”[4]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先锋小说作家追求形式革新的宣言，对于怎样进行小说形式革命，先锋小说家有明确的认识。这意味着，在小说形式上他们有了不同以往文学经验的看法。形式上的變革预示了先锋小说家有针对性的艺术审美的探索和创新。先锋小说家们无限自由地发挥叙事主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着“如何写”小说的革命。马原的叙事圈套、格非的“叙事重复”和“叙述空缺”、孙甘露的反小说，极大地挑战了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在他们执拗、乐此不疲的实验中，小说结构、小说叙事、小说语言，总之，有关小说形式的可能性达到了极限。

先锋小说对西方现代叙事理论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借鉴，与其说是他们找到了适宜借鉴的艺术方法，不如说是他们找到了反叛包括五四文学在内的以往文学范式的切入点。先锋小说出现之前新时期小说的演进，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勾勒的是启蒙主义在新时期从社会启蒙到文化启蒙的纵深发展。在本质上，它们通过政治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批判在变革时代实现参与社会现实的作用，传达实现社会正义和追求终极价值的激情。

先锋小说的个人叙事抛弃了启蒙立场，专注于个人生命体验，以个体价值判断取代“社会正义”和“公众真理”，导致在以往文学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大我”渐渐隐退，追求精神自由的“小我”凸显。由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主题的深刻变化，这是先锋文学同以往文学最实质性的差别。同样书写文革中发生的事情，伤痕文学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和控诉，它谴责社会政治、社会制度或者他人对个体的压制、伤害。而先锋小说则尽可能淡化社会和时代背景，更不会代社会和时代呼吁，它们只关注人本身的存在状态。以苏童的“香椿树”系列为例，从小说中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到小说叙述的背景发生在文革时期，但小说对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叙述避开了常见的政治斗争、家庭变革等内容，着重叙述普通人家的饮食起居。香椿树街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生物本性生活，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男盗女娼，就是香椿树街人生活的全部。小说将笔触深入人的灵魂深处，拷问和展现人的本质欲望、人的邪恶本性和非理性的生命状态。同样写人的潜意识，王蒙的《蝴蝶》不过是把显意识层面的政治内容、社会内容通过潜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增强小说的陌生化效果，成就了所谓中国的意识流小说。因此，小说所呈现的人的潜意识依然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而残雪由于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传达了现代社会中个人生存的另一种姿态：《山上的小屋》中母亲虚伪的笑容、父亲熟悉的狼眼；《苍老的浮云》中亲人们的相互残杀、相互虐待……。在残雪的感觉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虚伪、残忍，表明了对世界的不信任和对人的真实存在状况的忧虑。《山上的小屋》与《蝴蝶》系列作品的差异，显示了在文学主体精神上先锋小说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分道扬镳。“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装饰。”“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4]以个体高度的精神自由关照个体的生存状况，先锋小说发现了长期被遮蔽和掩盖的生命的另一面。丑恶、暴力、苦难、邪恶、荒诞、绝望，成为先锋小说惯常的内容和主题。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等作品，在令人震惊的血腥暴力中揭示人性之恶，摹写人类难以逃脱的宿命和存在的荒诞。格非的《青黄》、《褐色鳥群》弥漫着不确定性，传达了对世界真实性的怀疑。

先锋小说不仅改变了小说外在的形式，它对人的非理性生命状态的呈现无疑颠覆了五四以来的启蒙理性。先锋文学在极大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空间的同时，也改变了当代文学主体性的内在精神，在另一个维度上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先锋小说开启的是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传统。

三

通过文学形式的革命，实现文学观念和文学精神的变革，先锋小说从最初形式的模仿和探索向主体精神深层次觉醒迈进。先锋小说作家开始了整体性的转向，文本试验终止，先锋小说逐渐向现实主义文学靠拢。他们开始在小说中运用平实的语言，刻画真实的细节，注重故事情节、关注人物命运。正如他们自觉地进行形式革命和文本试验一样，先锋小说家的转变也是自觉的和有意为之的。苏童说：“从1989年开始，我尝试了以老式方式叙述一些老式故事，《妻妾成群》和《红粉》最为典型，也是相对比较满意的篇什。我抛弃了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其披盖在人物身上，或者说是试图让一个传统的故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再生。”[5]除了苏童之外，余华、格非、北村等先锋作家也纷纷告别了早年的叙事革命，以传统的叙事方法讲述或过去年代的、或当下的人的生活。先锋小说家们的转变由于贴近读者传统的审美习惯和审美心理，尤其是因为受到张艺谋的改编而获得了广泛的读者市场。

在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文化语境中，先锋作家们的这一成功，被指责为先锋小说家不甘寂寞而迎合市场之举，被视为对大众的妥协和媚俗。先锋小说家向现实主义的回归，被认为是先锋精神的没落。这一指责实际上忽略了苏童们转变之后那些以现实主义笔法写成的文本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卡夫卡小说中也有细节的真实，也有现实主义的笔法，但是谁都无法否定卡夫卡小说的先锋性。加缪的《局外人》、《鼠疫》用平实的语言和平常的叙事，传达了世界的荒诞，小说的常规形式并没有减弱其思想内涵的深度。

看似没落的先锋小说的转向，恰恰意味着先锋小说摆脱了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模仿而带来的夹生，找到了它立足中国现实土壤的根基，从形式上的先锋过渡到思想观念上的先锋，走向了真正的成熟。不用借助于形式，先锋小说家们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内部，继续实现对理性秩序所建立的传统价值观如历史、集体、文明、秩序、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命题和话语的颠覆和质疑。苏童的《红粉》聚焦于妓女改造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按照正统的历史解释，妓女改造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至今，这一历史事件仍然被当作政治成就而被记忆和讲述。但是小说对这一题材的政治意义毫无兴趣，小说关心的是改造过程中妓女们的心态和改造之后她们的生活境遇。出乎意外的是，小萼和秋仪们对这种改造不仅不欢欣鼓舞，反而生出抵触和反抗。而她们被迫改造之后的生活，同样充满了艰难、屈辱和困厄。这种对历史个人化的抒写，不再指向一种虚妄的宏大叙事，而是把一个时代的沉痛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把对历史的醒悟化为混合着自我追问、反讽和见证的叙述[6]。《妻妾成群》同样拆解了五四关于女性解放的寓言。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格非的家族历史小说，都颠覆了以往的历史叙述，表现了历史的偶然性和个人性。在这些小说中，历史不再是纯粹的审美对象，而“变成了作家人性体验与文化探险的想象空间。”[7] 对历史的同一的叙述方式被消解，独立的、个人性的、同时也是多元的叙述格局形成。先锋小说在背对传统面向未来的写作中，真正改变了当代中国小说的格局，在文学领域实现了个人主体性的极度自由和释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锋文学的转向，是对文学主体性的深层次拓展。

在深化非理性主体的同时，先锋文学的转向也体现了回归理性主体的趋势。通过对个人非理性生命“恶之花”式的呈现，以及对启蒙理性价值观的质疑、颠覆和抛弃，先锋小说实现了个体非理性主体的狂欢。解构一切之后的自由个体，面对的必然是无所依托的荒原，以及生命不能承受的轻飘。脚踏大地，回归现实，先锋文学开始重新思考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余华的《活着》尽管依然充满了早期作品中的暴力、血腥和死亡，但是在朴实无华的叙述中，蕴涵了对福贵坚韧而豁达的面对生活之苦难的欣赏和肯定。《许三观卖血记》则一反余华惯常的零度情感叙事，以脉脉温情的笔调讲述许三观卖血的故事，表达对爱、善良、牺牲、奉献等美好人性的重新思考。北村的《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等作品以平实的现实主义笔致抒写物化时代人们的精神危机，重提生存的价值和信仰的建立问题。格非《欲望的旗帜》实际上也在苦苦思索欲望化时代人如何进行精神自救。

从消解、放逐意义到重新思考、探求存在的终极意义，从非理性的狂欢到理性的回归和重新审视，先锋文学短暂的、充满了悖论的发展道路，构成了五四以来中国“人学意识”否定之否定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中国先锋文学以它并不成熟也远非完善的创作实践，拓展了中国当代“人的文学”的内容，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人、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

参考文献：

[1]张世英，朱正琳.哲学与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06.

[2][法]让—弗·利奥塔.后现代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8-39.

[3][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3.

[4]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9,（5）:46-47.

[5]苏童.怎么回事:红粉·代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6]王家新.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G]//孟繁华.九十年代文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50.

[7]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1997,（6）:138.（责任编辑/ 陈鹤）

作者：李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