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文学翻译

第一篇：林语堂与文学翻译

_浮生六记_林语堂译本翻译艺术赏析

外语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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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教育

2009年3月上 总第132期

林语堂先生是蜚声海外的著名学者、作家和翻译家，他创

造性地继承了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并从语言学、美学、心理学 的角度做了开拓性的学术突破。他翻译介绍了大量中国古典文 学作品，而 《浮生六记》是其最见功力的代表作。以下对其译 本中的翻译艺术进行赏析。

一、精当的用词

中国文人写诗作文讲究用字。有诗云： “吟安一个字，捻

断数茎须。 ”巧用一字，能使满篇生辉，如“春风又绿江南岸” 的“绿”字， “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一字而使全诗变 得灵动，意境全出，令人叫绝。为了忠实地再现原文的语意和 韵味，林语堂先生在翻译过程中苦心锤词炼句，以期传达原

文的精髓。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欣赏林语堂先生精当的用词

艺术。

原文：刺绣之暇，渐通吟咏。

译文：Between her needle work，she gradually learnt

to write poetry.

“Between”虽是英语中最常见的词，用在此处却浅显得体，

平淡质朴中传神传美。因为父亲过世早，芸不得不靠刺绣养家 糊口。空闲时间对她来说自然来之不易。 “Between”一词在这 里充分显示了芸活计的繁重，她用来认字写诗的时间是挤出来 的，这与“暇”在原文中的隐含意义是完全一致的。

原文：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

译文：At this time the guests in the house all wore

bright dresses, but Yun alone was clad in a dress of

quiet colour, and had on a new pair of shoes.

“Quiet” 一字， 字如其意， 本来毫不起眼， 但与 “colour” 搭配， 却显得贴切传神，不仅表达出衣服颜色的素淡，而且暗示出主 人公性格温柔内敛。为了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数量词有时不 需要在译文中确切地反映出来。译本在涉及到一些数量词的翻 译时采用了灵活的处理方法。

原文：素云双目闪闪，听良久。

译文： Suyün just stared at us, listening for a long

time.

原文：芸两颊发赤。

译文：Yün blushed all over.

以上译文完全舍弃了与原文数量词在形式上的对应，而采

用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法。对“双目”的翻译，译文中省略了原 文的数量词。对“两颊”的处理则夸大成满脸。为了符合英语 习惯，译者淡化了数量概念。试想如果照搬源语的概念，则效 果未必理想。

二、适当略译与积极补偿

要把原文所有的信息尤其是和文化相关的信息全部完美地

翻译出来是不可能的，一些信息的丢失不可避免。对于一些不

很重要，译语读者很难理解，省略掉对全文的理解也不会造成

多大影响的信息，适当略译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对于一些重要

的信息，采取一些办法进行补偿也是必要的。下面是适当略译

的例子：

原文：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

译文：My teacher noticed this, and sent word to my

father.

中国旧时的私塾和西方的学校有很大不同。私塾由一位渊

博的先生来主持。先生教孩子读写和规范的言行，还会教些中

国历史和 《四书》 、 《五经》这样的典籍，教给孩子如何做一个 正直的人及如何写八股文以准备金榜题名。私塾先生的文化内

涵难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译者只好用意思相近的“teacher”和

“tutor”来简单处理。

对于一些信息，同样难以传译却相当重要，译者对这样的

信息就采取了积极补偿的策略。下面就是一例：

原文：时有苕溪戚柳堤，名遵，善写人物，倩绘一像，一

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簿。

译文：So we asked a Mr. Ch’i Liut’i of T’iaoch’

i who specialized in portraiture, to make a painting of

the Old Man under the Moon, which he did. It was a

picture of the Old Man holding, in one hand, a red silk

thread [ for the purpose of bind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couples ] and, in the other, a walking-stick with

the Book of Matrimony suspended from it.

月老的典型形象就如原文中描绘的： “一手挽红丝，一手

携杖悬姻缘簿，童颜鹤发” 。他就用手中的红丝线把一对夫妻系 在一起，所以中国有句古语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这红线及月 老的形象对于说明沈复夫妇情深意笃以及他们对这夫妻缘份的

珍惜及感恩之情至关重要，为了把这些信息有效地传达译语读

者，译者在“red silk thread”后加上了[for the purpose of

binding together the hearts of all couples]。

这种文内加注的补偿办法有助于读者对内容的理解，但

也使他们的阅读变得不甚流畅，所以译者还采用了在页底加注

的办法。对 《浮生六记》的翻译，译者更注重传达文本的内

容。Reiss 认为“许多种注重内容的文本都很乐意使用注脚。 ”

(Reiss，2002：76)页底加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有疑惑，

想了解更多的读者可以看注释;不需要或不想看注释的读者可

以顺畅地读下去。

三、特定文化词汇的翻译

《浮生六记》描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涉及的领域极广，其

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词汇。这些文化词汇一般包含有重要的文

化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对全面地了解源语文化十分重要。在翻

译中，林语堂先生对这些文化词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做了恰

当的处理。

1.人名的翻译

一个人的名字往往能反映出他的理想抱负、性格气质。中

国的文人常常在名字之外还有“字” 、 “号”来表明自己的志趣。 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 “字” 、 “号”常有丰富的含义，下面赏析 林语堂在译本中对“字” 、 “号”的翻译艺术。

原文：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

译文：This is very strange, So Li Po is your bosom

friend, Po Chüyi is your first tutor.

原文：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

译文：I didn’t know that you are a bosom friend

of Li Po!

李白字“太白” ， 白居易字“乐天” ， “青莲”来自李白的号“青 莲居士” 。为了减轻译语读者的阅读负担， 译者没有把这些“字” 、 “号”译出，而是译成他们比较熟悉的名字。如果为了保持原文

的文化韵味而把这些“字” 、 “号”全译出，读者可能会不胜其繁， 弃书而去的。

2.地名的翻译

原文：兄宜仍往扬州。

译文：You’d better stay away at Yangchow for some

time.

原文：神游其中，如登蓬岛。

译文：One could imagine oneself transported to some

fairy region.

中国的许多地名与文学、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有关。地名

中常包含重要的文化信息。扬州自古就是繁华之地，也是中国

古代文人向往的地方，有诗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然 而这些信息如加在译文中会显得罗嗦，所以译者采用了直译的

办法。 “蓬岛”就是 “蓬莱仙岛” ，传说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译者 用了意译的办法，让读者轻松领会文中这一暗喻的意思，做到

了精当传神。

3.称谓方式的翻译

我国的称谓方式是很繁杂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尊称、

泛称和谦称。在 《浮生六记》中大量使用了尊称与谦称，在译

语中很难找到对等语，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称谓方式来翻译，

就会丢失许多的文化信息。

原文：余曰： “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

芸曰： “ 《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 ”

译文 ： “Now that you know poetry.”I said, “I should

like also to know your taste for fu poems.”

“The Ch’u Tz’u is, of course, the fountain head

of fu poetry, but I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卿”是 “你”的尊称，常用于国君对臣子，丈夫对妻子。

“妾”是 “我”的谦称， 用于妻子对丈夫， 表示谦恭。 “卿”和 “妾” 翻译成“I”和“you” ，恭敬和谦让的意味都丢失了。

要想把原文中的称谓方式的含义完全传达出来，加上一些

解释是必要的。但这些称谓方式五花八门，繁多的解释必定译

文显得罗嗦而使读者失掉阅读乐趣。为了译文简洁流畅，译者

对称谓方式的翻译做了一些舍弃，采用了简化的策略。

4.度量衡的翻译

度量衡是社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金钱、重量、

长度等等。中国清代的度量衡和西方的截然不同，翻译起来也

很困难。

原文：屋西数武。

译文：A few paces to the west of the cottage

原文：他年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

译文：Some day we must build a cottage here. We’

ll buy ten mow of ground around the cottage.

“武”这一长度单位现代人已不常用，一武等于三尺，也就

是一米。 “数武”和“A few paces”还是很相近的。 “亩”是中 国人现在仍常用的面积单位，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这一用法，译

者在多处采用了音译。而“武”因为现在已不常用，译者就舍弃

了其文化信息，意译成“A few paces” ，做到了取舍有道。

四、结语

本文对 《浮生六记》的林语堂译本的翻译艺术进行了赏析。

林语堂先生的译本很好地保持了原作的风格，表达简洁晓畅。

他的翻译和他提出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原则是相符合的。 译者对原文的深刻把握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使他的译本透

出了迷人的魅力，使广大读者知道了沈复，了解了中国文化及中

国人的生活。

参考文献：

[1]Lin Yuta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9.

[2]Reiss,Katharina.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

[3]沈复.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M].林语堂,

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刘丽娜)

第二篇：胡适与林语堂 周治平

有意义与有趣味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的这几句话是胡适毕生推崇的人生态度，也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据他1936年1月9日给周作人的信，他心中的“三位大神”是孔子、王安石和张居正。他有所取于孔子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有所取于王安石的是“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有所取于张居正的是“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舍吾眼鼻者，吾亦欢喜施与”。胡适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心中的这三位大神，所体现的却是极崇高的乐观奋斗和朝闻夕死、牺牲奉献的宗教情操。

林语堂所向往的人生境界则是老庄的逍遥自适，而非儒家的沉毅刚健。就有宋一代而言，林语堂所景仰的人物，绝非以变法自任的政治家王安石，而是潇洒奔放、吟啸自如的苏东坡。林语堂为苏东坡立传，对他的人格思想都备至推崇。至于明代，林语堂的兴趣绝不在权倾一时的张居正，而是在晚明文学中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宗旨提倡“性灵文学”的公安袁氏兄弟，而尤其属意于排行第二的袁宏道(字中郎)。林语堂与周作人等共同提倡晚明文学，点刊《袁中郎全集》，竟使这个晚明诗人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时髦人物。在清代人物中，胡适对戴震、章学诚的学术思想有精深的研究，并将戴震视为清代反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则对李渔、袁枚两人情有独钟，李渔的《闲情偶寄》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曾被林语堂多次征引，翻译在他的英文著作中。胡适的兴趣多在儒林传中人物，而林语堂则在文苑。

林语堂极重视生活的情趣，畅销一时的英文名著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就是一本专论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他看来，沈复的《浮生六记》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书中的芸娘则是中国文学里一个最知情识趣的女人。他明确地指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地享受生活。”胡适几乎不谈生活的情趣，他所乐道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生活的内容这些极严肃的话题。他自作的白话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最能体现他的生活态度，他在1919年写了一篇为大众说法的《新生活》短文，他给“新生活”所下的定义是“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此处“有意思”三个字，绝不意味着林语堂所说的“有趣味”(interesting, fun, or enjoyable)，而是“有意义”(meaningful)，胡适要我们每做一件事，都问一个“为什么”，要是回答不出“为什么”，就不是“有意思”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这样的生活态度很认真，也很严肃，但却未必有趣味。在生活的内容和态度上，胡适所关切的往往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林语堂关切的则是“我们喜欢做什么”。在他看来，即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对“为什么”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我们却丝毫不能从这样的生活中得到乐趣，那么，这样的生活依旧不是理想的生活。换言之，我们虽然回答不出“为什么”，但如果我们真的乐在其中，这种“受用”的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用李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及程颢“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几句诗来说明“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这个境界体现了山林和田园的恬淡与安详，这种带着山林气田园味的生活绝不是胡适追求的生活目标。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话乍听有些颓废，但“有益无益”，在林语堂看

来，不能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标准和选择。在“有益无益”之外，必须再加上“有趣无趣”，无益而有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不为;有益而无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为之。在英译《浮生六记》的序中，林语堂说道：“我真诚地相信，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美。”

胡适望重士林，深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严重性，所以立言宜慎，从不轻率为文。正如他在《胡适文存》第一集自序中所说：“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行文如此，行事也颇拘谨。林语堂行文比胡适潇洒，没有“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模仿古人”这一类的清规戒律。在林语堂的文章里，古今结构并存，文言白话不分。

胡适和林语堂都喜欢办杂志。胡适办过的杂志，比较著名的有晚清的《竞业旬报》、五四以后的《努力周报》和抗战前夕的《独立评论》等。林语堂所办风行一时的三个杂志是《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这三个杂志和《独立评论》几乎同时发行，成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几个标志性的刊物。《独立评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时局和政治，给予严肃认真的分析与批评。而林语堂所办《人间世》等三个杂志，则是以闲适幽默的笔调谈些生活琐事或个人的哀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文。杂志风格的不同反映了胡适和林语堂个性上的差异：胡适无时无刻不以改造社会人心自任，而林语堂则感到日常的生活已经够单调，负担够沉重，他想在单调沉重之外，另立一个轻松愉快的典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方殷，举国都淹没在救国爱国的狂潮之中，林语堂偏在此时提倡晚明小品，写幽默闲适的文章。这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抗争——拒绝人云亦云，坚持说我自己的话，保持我自己的风格。和胡适相比，林语堂的“个人主义”更多了一点我行我素的洒脱。他把自己1934年出版的文集《我的话》上册，又命名为《行素集》，取意正在于此。林语堂不出世，也不避世，他能在世俗的喧嚣中，建构起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之中，俯仰笑傲，乐在其中，享受他自己的风雅和情趣。他未必“玩世”，但却有些“不恭”。他没有鲁迅的横眉冷对，没有梁漱溟的苦思焦虑，也没有胡适的忧国忧民。他在嬉笑怒骂之中，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也都有所评说。

信仰、宗教与科学

胡适从小受范缜《神灭论》的影响，是个无神论者。留学美国期间，他一度几乎成了基督徒，但很快就觉悟到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从此胡适与宗教无缘。他花了大力气研究禅宗，但他的兴趣主要是在禅宗史，而非禅宗的教义。1937年，他在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的印度化》(“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主旨在讲文化转借，说明佛教对中国文化深刻的影响，而非佛教本身。他相信“天国不在天上也不在人心理，是在人间世”。他不信佛教的轮回，也不信基督教的永生，他提倡社会的不朽，善固不朽，恶亦不朽。小我透过大我——社会，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都同样不朽。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样的“社会的不朽”就是胡适的宗教。表面上看来，

小我不朽的意义唯有透过大我才能彰显，然而这并不是说小我是无意义的;相反，整个大我的功过成败，都是由无数小我造成，所以每个小我切不可小看自己，甘心做个自了汉。在胡适的宗教里，既没有教堂，也没有庙宇，不须剃度，也不须受洗。所有的只是一个“不朽”的信念，这个信念减轻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今生”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为虚无缥缈的“来生”服务的。胡适之所以是个无神论者，是因为有神论者始终提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必须由科学来验证的问题。

在胡适的思想体系中，哲学和宗教都需受到科学的制约。1929年6月3日，他在大同大学讲“哲学的将来”，认为“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这样界定哲学，简直让哲学成了科学的附庸了。

林语堂出身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父亲是个牧师。但他对基督教却有过一段反叛的时期，觉得有些基本教义是荒诞而可笑的。在他的《八十自叙》中，他说：“我小小年纪便怀疑上帝是否无所不在，是否在我头上几寸的地方。怀疑我们为什么每餐要感谢上帝。”1939年，林语堂在他成名之后，大胆地宣称：“今天宗教让我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对有罪的强调。我并没有有罪的感觉，也不觉得须遭天谴。”这是对基督教“原罪论”的公开挑战。一个人一旦觉得“无罪”，基督教的其他教义就无立足之地了。

然而，这样的叛逆心理并没有让林语堂成为无神论者，他始终对大自然存有敬畏。他始终相信有一个“造物者”的存在。他说，仰望穹苍，观落日与星空之美，这已足够说明神的存在。是否有神，在林语堂看来，不是一个“拿证据来”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感受、一种认知，这种感受和认知是完全属于个人的。他为科学、宗教、文学、艺术与哲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科学是对生命的好奇，宗教是对生命的崇敬，文学是对生命的惊叹，艺术是对生命的品味，而哲学则是在我们对宇宙有限了解的基础上对生命的态度。

至于对信仰，林语堂把它界定在美感的经验之中，是一个人感知上最后的归宿。这种经验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诗意的。这样的界定信仰，真可以说通情达理，免去了许多无谓的意气之争。

林语堂虽未加入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但从他对宗教和哲学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更同情张君劢的。胡适在1923年5月11日，写了一篇短文《孙行者与张君劢》，讥讽张君劢人生观不受科学制约的论点，指出张君劢自相矛盾处很多，跳不出逻辑的定律，就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是胡适文字中少有的语带讥讽而又不甚庄重的文章。林语堂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对胡适过分崇信科学的态度不甚以为然，但对行文的风格和语气则表示激赏，认为已有了幽默的雏形：

我看见你的《张君劢与孙行者》的一段文字，着实有趣。自从白话输入以来，我已渐渐儿看见“谐摹”(拟译humor)的著作了。上几期一篇在《努力》论坏诗，假诗里头，真有谐摹(或作诙摹)。但是胡先生你未免太信如来佛了(即赛先生)。此外你还信个文殊菩萨(即逻辑君)及一个普贤菩萨(即白话)。这位普贤菩萨作孽最深，善男信女恭奉的也最多。

从这段话很可以看出胡林两人在思想上和风格上的异同。林语堂借用胡适讥讽张君劢的笔调来说明他不同意胡适“科学万能”的看法，指出了胡适的几个盲点，即过分崇信科学、逻辑与白话。这是很深刻、也很切中胡适痛处的。

林语堂的文字风格虽与胡适不同，但在一些大问题上，他们的取向是很接近的。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是他往后谈西化或现代化议题的总纲领。在文中，他首先打破了用“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来谈文化或文明的传统作法。他要扭转中国人牢不可破的一个观念，即中国的物质文明或许不如西方，但中国的精神文明则凌驾在西方之上。在他看来，一个为了温饱而挣扎于贫病边缘的民族是创造不出高等的精神文明的。此文收入《胡适文存》第三集，在文后附录了林语堂1928年一篇题为《机器与精神》的讲稿，对胡适的论点有更进一步的阐发。林语堂反复说明：“有机器文明未必即无精神文明”，换言之，“没有机器文明不是便有精神文明”，最后，将全文归结为“机器文明非手艺文明人所配诋毁，也无所用其诋毁”。显然，胡适在这个重大的议题上，是引林语堂为同调的。

中学西渐

在中国近代史上，将西学引进中国的学者不乏其人，如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译介西方名著的严复，都是引西学东渐的佼佼者。但将“中学”介绍给西方而有重大贡献的人，则屈指可数。胡适和林语堂是少数人中最有成绩的两人。胡适的英文著作数量庞大，但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的研究上，因其形式多为学术论文或演讲稿，影响主要在学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38—1942)，发表的演讲和时论较多，对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事过境迁，现在只有少数的胡适研究者还在看这些材料了。林语堂的英文著作，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超过胡适，他的小说和对中国文化一般性的介绍都是为“大众说法”。在英语世界里，林语堂是个更为人知的中国作家，而一般西方人也把他当成哲学家。

林语堂透过他的英文著作，让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留下了深刻美好而又持久的印象，最好的例子莫如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的自述。2006年台北的林语堂纪念馆和东吴大学合办了一个纪念林语堂110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马悦然发表了题为《想念林语堂先生》的回忆性文字。马悦然第一次接触到林语堂的著作是在1946年，那年他22岁。他的一个伯母借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给他看，60年以后，他回忆这件事：“没想到一位陌生的中国作家会完全改变我对自己的前途的计划和希望。”马悦然原来是打算大学毕业后，在瑞典高中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诗歌和散文”的。林语堂的

书使他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学和音韵学的路，从此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和中国有了密切的关系。从他自己的叙述看来，说林语堂改变了马悦然的一生是并不为过的。

正因为马悦然对林语堂是如此的心悦诚服，他是透过林语堂的著作去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在他纪念林语堂的文章里，长段地征引了小说《京华烟云》中对北京近乎完美的叙述。1980年，马悦然到了北京，但找不到林语堂笔下的古都了。于是他大为悲恸：“(我)真的哭得出眼泪。那时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语堂先生所描写的城市。”这种催人泪下的力量正是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所说的“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透过这种文学的力量，林语堂在读者的心目中为北京的事事物物铸就了一种永恒的形象(perpetual images)，这个形象不因时间之推移而稍有改变。马悦然的眼泪，一方面说明了林语堂文学技巧的成功，一方面却也说明了他为林语堂所误导。当然，林语堂绝非有意误导，而是读者情不自禁地受了他的催眠。林语堂笔下的北京与其说是某一时期真实的北京，不如说那是林语堂心中的北京，感受和真实的存在之间当然是有距离的。

永恒的形象常使外国人怀着看博物馆的心理来看中国，结果真实的中国反而成了一定的虚幻，而心中的形象反而成了真实。林语堂的著作常能使读者发“思古之幽情”，感到当前的种种都是过往的一种堕落或变形。

君子之交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3月3日，也就是胡适死后一星期，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悼念老友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4月1日出版的《海外论坛》上。文虽不长，但对胡适有极其崇高的评价，指出胡适无论在“道德文章”、“人品学问”上都“足为我辈师表”：

胡适之先生的肉身已经脱离尘凡，他留给我们及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不朽的。他是一代硕儒，尤其是我们当代人的师表。处于今日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适之先生所以配为中国学人的领袖，因为他有特别资格：他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又同时有真正国学的根底，能直继江永戴东原的师承而发扬光大汉学的考据精神，两样齐全是不容易的。他有戴东原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无汉学末流公羊派的偏狭门户之见。

林语堂在悼文中，比较了胡适与鲁迅，他说：“在人格上，适之是淡泊名利的一个人，有孔子最可爱的„温温无所试‟可以仕、可以不仕的风度。鲁迅政治气味甚浓，脱不了领袖欲。适之不在乎青年之崇拜，鲁迅却非做得给青年崇拜不可。”“不在乎”这一点，林语堂和胡适有共通处。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8期

第三篇：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特点?

林语堂与梁实秋都是著名的作家，大家知道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特点?供参考!

一、相同点

(一)作品中都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意蕴

林语堂曾自豪地说：“我的最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确，作为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很多阅读西方科学书籍的文人，他对西方的文化可谓了如指掌。晚年他编撰汉英词典，足可说明他的文化底蕴有多深。当然，对西方的文化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数典忘祖。他在清华大学期间很多涉足中国古书、从《唐诗》、《红楼梦》到《人间词话》，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杂著，弥补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不足。这些文化因子浸润到一起，使他成为博学的作家和学者，所以当赛珍珠一看到他时，便把他定位为介绍东方文化的最佳人选。

与林语堂的自信不同，梁实秋表示：“我向不侈谈中西文化，更不敢妄加比较。”对这一表白，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谦虚”，由于洋洋30万字的《雅舍小品》，143篇散文精品，不可能脱离中国坚实的文化底蕴，不可能不以西洋文化做比照。再来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于北平一个传统文化相当浓厚的家庭里，从小饱读古代典籍，再加上父辈的言传身教，使他具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追求正道、自尊自强、宽厚谦谨、宁静致远。这些风格都散发在他的散文中，如《中年》《老年》《男人》《女人》等等。

(二)作品都深受明清小品文影响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和梁实秋都从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最明显的莫过于明清小品文。可以说，小品文的精神渗入到他们的灵魂，直接作用于他们的精神观念、人生方式和审美趣味。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奇观：提到小品文不能不想到林语堂，说到林语堂又不能将他与小品文分开，林语堂几乎成了“小品文”的同义语。而梁实秋继承发展了这一文体的优势，尤其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更有所超越。形成了传统小品文在现代文学中的发展盛况。

(三)作品都主真，强调幽默，。

林语堂在《论幽默》中称，在中国文学中，“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现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庵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最先把“幽默”翻译过来的，并于30年代加以提倡。在他的带动下，“幽默小品”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开去，1933年文坛被冠以“幽默年”。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

梁实秋散文的幽默境界，在现代散文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长风曾这样评述：“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其次是钱钟书。”可见他的散文幽默之浓烈。他的幽默多以学者手笔出之，文中经常穿插着中外文化史上趣味的轶事、掌故、俚语、人物。宏富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使梁实秋的幽默带着很浓的书卷气。

二、不同点

(一)美学观念的差异

林语堂崇奉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流派的选择上，高扬表现派。他认为表现派之所以值得标举，在于她的美学理论的纯粹性，即注重作家个性的传达，注重创造中的心理因素，而与道德判断、文学传统，乃至社会功利等外部规律无关。显然，这是属于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作者本体论的美学理论体系。

与林语堂相反，梁实秋所崇奉的是古典主义。他认为，西方文艺思潮的派别虽然很多，但主潮只有两类：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而以《诗学》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其正统地位是不可动摇、不容置疑的。梁实秋对两大思潮曾做出价值上优劣的判断：“‘古典的’即是健康的，由于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由于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古典主义的理性节制与平衡才是健康的，而浪漫主义那种偏颇畸形的情感发泄是病态的。对浪漫主义的贬抑，对古典主义的褒扬，溢于言表。

(二)语言风格的差异

林语堂散文的语言平实浅显，注重从口语中汲取营养，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俯拾皆是。语言生动活泼，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梁实秋的语言，则显得见解古朴，多用四字句，杂陈长短句，整齐而不呆板。错综婉转，字字珠玑。他认为现代散文有两大毛病：一是太过于白话化，一是过分西化。太白化失却了传统散文的精华和艺术性，枯燥无味;太欧化则带来了生硬艰涩的弊病，这两者严重影响了白话文学的发展。而他的散文语言则汲取传统文言及白话之优而舍弃其劣。比起林语堂来，语言更通俗，而又圆润质朴，深得传统文学精髓。

三、结束语

林语堂和梁实秋，曾经一度在大陆文坛寂寞无声，前者由于提倡“幽默”“闲适”而被主流文学拒之门外，后者由于“抗战无关论”而被扣以“反动文人”的帽子。当历史的迷雾一层层被拨开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尤其是在现在，“21世纪需要林语堂”“21世纪需要梁实秋”。两位大师的文化意识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家，读他们的作品，能够使我们在这喧嚣的尘世求得心灵的宁静。

第四篇：英国文学诗歌翻译

歌谣

[英]约翰·邓恩

去吧，去抓一颗流星，

去让曼德草的根长成一个婴儿， 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回过去的年华， 谁能劈开魔鬼的脚趾，

教教我，去听美人鱼的歌声， 去避开妒忌者的诽谤， 找到那

可以让老实人提高地位 的风。

如果你渴望看到奇特的景色， 看到别人没有见过的东西，

那么你不妨骑马出游，一万个日夜， 直到双鬓染霜，

当你归来之时，你会对我讲起 你见到的所有奇观， 然后发誓

美丽而忠贞的女子 这世上没有。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女子，请告诉我， 那样的旅程一定很美好;

可惜不会有那样的旅程，我也不会离开这里， 也许我的隔壁就住着一个这样的女子， 也许你遇到她的时候，她美丽而且忠贞， 一直到你离家给她写信为止，她都是如此， 但是她

不等我归家，准已哄骗了 二三个男人。

创作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根据沃尔顿(Izaak Walton)所著《多恩传记》(Bibliography of Donne)，本诗是多恩在离开英国前往法国之前为妻子所写的。当时，诗人身体健康欠佳，而妻子又有身孕，按常理不宜远游，但是心仪宦途的多恩却决意追随其恩主德卢瑞爵士远赴欧洲。这样，他似乎语感到这次别离或许就是夫妻之间的永诀，因此，整首诗歌就蒙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

告别辞：莫悲伤

覃学岚 译

君子安详辞世的时候，

会对自己的灵魂轻轻地道一声：走， 有些悲伤的朋友会说： “断气了，”而有些则会说“还没有。”

就让我们默哀吧，肃穆，

没有泪眼汪汪，没有嚎啕大哭; 把我们的爱情告诉俗人

无异于对我们的欢愉进行亵渎。

地震会带来恐惧与灾祸;

人们把地震的后果和意义琢磨; 可天体的震动是无害的，

尽管它们的威力比地震大得多。

月下情人之爱了无意趣， (它的灵魂是快感)不允许 缺席，因为缺席就会令

爱的构件四分五裂纷纷散去。

而你我千锤百炼的爱情， 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 心有灵犀，无疑又无忧， 就是不看不吻不摸也能体验。

你我的灵魂已融为一体，

纵然我须离去，也不必忍受别离， 别离只不过是一种延伸

就像将金子锻成飘逸绵绵的金丝。

即便我俩的灵魂不是一体，

也会像圆规的两脚那样若即若离; 你的灵魂，那只固定的脚，

看似不动，实则会随另一只而移。

尽管它稳坐中央镇守，

但是倘使另一只真要去远游， 也会斜着身凝神倾听，

待君归来时，才又直身相候。

你对我正是这般，我定要

倾身围着你转，就像另外那只脚， 你的坚定成就了我的圆满 使我抵达终点时又重回起点报到。

第五篇：美国文学诗歌名篇翻译赏析

I shot an arrow……

我射出一支箭……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我把一支箭射向空中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不知它落在何方

For so swiftly it flew the sight

飞得那么快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ight.

眼睛难以追寻它的方向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我对着天空轻轻唱歌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不知它消逝在何方

For who has the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谁的眼光能如此敏锐犀利

Tha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a song.

能跟上歌声的翅膀

Long, long afterwards in an oak,

很久很久以后，在一棵橡树上

I found the arrow still unbroke;

我找到了那支箭，仍未折断

And the s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也发现了那支歌，自始自终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在朋友的心中欢唱

This poem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iambic form with the feet “aabb aacc ddee”. In the poem, Longfellow sings the friendship implicitly and skillfully. The arrow and the song in this poem stand for the friendship. When he shot an arrow and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he did not expect to find them any more. But many years later, he came across with the arrow and found that his song was always in the heart of his frien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friendship is everlasting.

I’m Nobody!

我是无名之辈

Emily Dickinson

I’m nobody! Who are you?

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Are you nobody, too?

你也是无名之辈吗?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don’t tell!

那么我们就是一对儿了!千万不要透露出去

They’d banish us, you know!

不然我们都会被他们驱逐，你知道。

How dreary to be somebody!

做一个某某，是多么沉闷无聊

How public, like a frog

众人像是青蛙

To tell your name the livelong day

整日地把你谈论啊

To an admiring bog!

对着他们倾慕的泥沼

This poem is Dickinson’s most famous and most defense of the kind of spiritual privacy she favored, implying that to be a Nobody is a luxury incomprehensible to a dreary somebody—for they are too busy keeping their names in circulation. But to be somebody is not as fancy as it seems to be.

A traveler comes to a fork in the road and needs to decide which way to go to continue his journey. After much mental debate, he picks the road “less traveled by”. The poem describes the tough choices people stand for when traveling the road of life. The words "sorry" and "sigh" make the tone of poem somewhat gloomy. Different choices will lead to different life journeys. And all these depend on one’s momentary decision.

The road not taken

未选择的路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And be one traveler, long I stood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但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Though as for that passing there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恐怕我难以再回返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Dreams

梦想

------------Langston Hughes

Hold fast to dreams

紧紧抓住梦想

For if dreams die

梦想若是消亡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生命就像折了翅膀的鸟儿

That cannot fly.

再也无法飞翔

Hold fast to dreams

紧紧抓住梦想

For when dreams go

梦想若是消失

Life is a barren field

生命就像贫瘠的荒野

Frozen with snow.

雪覆冰封，万物不再生长

The theme of the poem is to tell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dreams. Without dreams, one will be like a broken-winged bird that can never fly. Without dreams, one’s life will be like a frozen barren field, full of sorrow and desolation. Also, dreams here also refer to the black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 equality and civil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