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通用8篇）

篇1：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王耀杰

古巴共和国作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经济封锁之中，其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十分巨大。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一定成就，实属不易。分析研究古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总结其中经验，对当前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至今，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巩固革命政权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过程。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古巴犯过超越国情和阶段、急于冒进等错误，而且也遭受过巨大的挫折。

但古共和古巴人民善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不断调整政策，适时进行改革创新。从1993年开始，古巴逐步调整政治和经济政策，根据内外环境特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途径。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实行，古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走出了苏东剧变对古巴社会带来的危机，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基本经验古巴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也走过弯路，但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调整政策，并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始终坚守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向，从而加深了世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纵观古巴60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道路，有一些基本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一）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并结合本国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古巴共产党从建立时就明确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在1976年宪法中把它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1991年，古共“四大”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又加进了马蒂思想。与此相适应，1992年宪法把国家的指导思想改为“马蒂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治社会思想”。1997年10月召开的古共五大在其核心文件中称：古巴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和卡斯特罗的思想为指导的政党。马蒂思想和卡斯特罗的思想成为新的指导思想。

几十年来，古共始终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规定每个新党员必须接受100个小时的党性教育，每个党员干部必须进党校学习。古巴全国14个省和140多个市县都有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蒂和卡斯特罗的著作是党校的主要课程。

（二）古巴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古巴坚守社会主义的关键。

现在的古巴共产党是1961年由原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原古共）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而成，1965年改现名。古巴共产党在建党之初，既反对左倾宗派主义，又反对右倾分裂主义，保持了党的正确方向和党内团结。在苏东剧变后的非常时期，部分党员对古共的思想和主张、对社会主义产生动摇，出现了退党脱党的现象，古共仍然坚守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并加强了对党员思想素质和政治水平的提高，强调党员的先进性和坚定性。古共规定，吸收新党员要通过群众的推荐和评议，保证新党员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些措施，都保证了古共作为古巴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纯洁性和坚强性。

（三）造福人民、让人民群众得实惠是古巴社会主义生命力的重要体现。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得到了土地，城市居民通过“城市改革”得到了住房，并且从60年代以来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迅速建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襁褓到坟墓”无所不保的社会保障，使古巴人从社会主义制度中切身感受到获得了实惠。多年来，古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尽管现在进入困难时期，这一制度也未改变。从小病到大病，从挂号到诊治，从手术到住院，一律享受免费待遇。古巴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率已达100%。虽然目前古巴的物资还不很丰富，人们生活还有些清苦，但绝大数人都是社会主义的受益者。古巴大而不倒、压而不垮，一个重要奥秘就是人民群众从革命和建设中得到了实惠，他们是古巴社会主义的受益者和拥护者，从而使古巴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四）爱国主义是凝聚古巴人民的强大精神纽带。

古巴曾遭受400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在第二次独立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1989年），美国以援助为名乘机占领古巴。在20世纪上半叶，古巴实际上沦为美国的殖民地。1959年革命后，古巴才取得了真正的独立。1959年的革命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独裁的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深入发展时，古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美国想控制古巴，甚至想直接吞并古巴，阴谋未逞后，美国对古巴就一直持仇视态度，在经济和政治上实施封锁。革命后40多年的现实表明，外部压力产生的强大爱国情感是古巴民族独立的最强大精神动力。古巴人民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他们决不答应重新回到殖民地时代。因此在古巴，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是密不可分的。古巴把人民对殖民主义的痛恨、对古巴民族的热爱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结合起来，把人民对美国多年封锁的仇恨转化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二、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主要启示

作为同样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古巴虽然在国际环境、内部发展和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古巴在社会主义艰辛探索过程中的一些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一）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必

须实现基本指导思想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想要长期存在，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只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可以多样化，也应该多样化。古巴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马蒂思想和卡斯特罗的思想，这和我党始终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实现具有本国风格和本国气派的指导思想，这一基本原则应得到坚持和弘扬。

（二）必须注重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共产党是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想带领全体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党必须时刻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注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永葆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古共在注重自身建设方面的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首先要在严把入口关上下功夫，真正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吸纳入党；要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坚定共同理想信念，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形成廉政文化，时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党的建设搞好了，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真正迸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

（三）要时刻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依靠力量。

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要想长期存在，必须使自己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一边，始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注重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从而始终得到绝大数人的拥护。只有建立了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到拥护和坚持。把人民群众团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周围，就要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始终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真正使人民群众从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实惠，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清醒认识和时刻坚持的基本原则。

（四）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要树立起凝聚全体人民意志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能够激发全社会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能够调动全体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古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时刻不忘用爱国主义来凝聚全体国民的意志，这也成为古巴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坚守住社会主义旗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把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将有助于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分层次地做好教育引导，真正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下。

篇2：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转载日期：2012-7-17 23:16:00 来源：求是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出发，审时度势，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短短18年间，上海浦东已从阡陌农田到高楼林立、从冷僻乡间到繁荣市区、从默默无闻到世界瞩目的“东方明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功能日益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在浦江东岸崛起，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立足国家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

浦东新区由上海市原三区二县的全部或部分区域组成，面积570平方公里，包括6个功能区域、23个街道、镇，常住人口305万。浦东开发开放是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它先后经历了形态开发（1990—1995年）、功能提升（1996—2005年）、综改推进（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经济总量实现超常规增长。浦东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0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750亿元，年均增长18.2%，财政总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77倍。经济总量占上海全市的比重由1990年的1/12上升到2007年的近1/4。浦东以上海1/6的人口、1/11的土地面积，创造了近1/4的GDP和工业总产值、1/2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1/3的外资引进总额，中资银行存贷款总额约占全市的1/3。

发展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开发开放之初上海重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发展成为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1990年的3.7∶76.2∶20.1调整为0.2∶47.5∶52.3。城市功能不断提升，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等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已经成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重要功能载体。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投入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长，新建了一大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设施，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生态环境日趋良好，绿化覆盖率达37%，人均绿化面积24平方米，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91%。

开发能量得到深层次体现。通过开发开放浦东，上海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功能实现了由工业基地向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型，正向着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迈进。通过开发开放浦东，带动了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经济的飞跃发展，形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浦东的“窗口”、“舞台”角色越来越明显，“示范”、“带动”功能日益增强。

现代化新城区开发建设的创造性实践

对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和关心，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了目标方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件好事。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江泽民同志强调：“浦东开发开放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来的，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浦东开发这件大事办好，不断使浦东开发开放工作跃上新高度。”胡锦涛同志要求：“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可以说，“高起点”既是党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的要求，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为浦东开发开放确立的发展思路。

坚持规划先行，初步形成“一轴三带六区”的城市发展总体布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高标准、系统化的规划原则，指导高起点的浦东开发。浦东的城市规划布局，跳出了“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功能分区、多心组团”的规划理念，按照功能定位进行城市形态和产业规划。围绕发展金融、贸易、科技创新等功能，最早规划建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四个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的开发区；其后规划建设了浦东国际机场，成为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三林地区规划布局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体场馆，成为浦东会展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区。按照这一总体规划，浦东已基本形成了“一轴（从上海虹桥机场到浦东国际机场的上海城市发展轴）、三带（沿黄浦江发展带、中部发展带、滨江临海发展带）、六区（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三林世博和川沙（机场）六个功能区域）”的城市发展总体布局。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初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围绕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的目标，上海市委、市政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浦东开发开放中集聚世界经济的精华，推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的产业发展方针，精心挑选外资项目，大力培育和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大企业。浦东引进的1万多家外资企业中，绝大多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属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有225家在浦东投资了404个项目，使浦东越过“三来一补”的初级加工阶段，直接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初步形成要素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上海市委、市政府在推进浦东开发中坚持以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为突破口，探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成立了开发公司，政府通过“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方式把土地注入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则利用土地资本筹集资金，按照政府的统一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区的形态和功能建设，由此开创了以企业为主体推进浦东开发建设的全新模式。率先建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钻石交易所等金融要素市场，集聚了500多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初步形成了包括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基金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探索成立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国有资产有序流动、促进科技与资本对接、外资和跨国并购进入等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初步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格局。浦东开发之前绝大部分是农村地区，社会事业基础比较薄弱。面对开发开放以后城市化加快推进、人口大量导入的情况，市委、市政府在积极推动浦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支持浦东社会事业和文化建设。新建扩建了一大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设施；大力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城乡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并轨，推进社会事业管办分离；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市民步行15分钟文化圈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平均每天有社区（小区）广场文化演出，每月有近百场不同层次的群众性文艺展演；大力进行环境治理，绿地总量是开发之初的25倍，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是开发之初的45倍，先后荣获“国家园林城区”、“国家环保模范城区”等称号。

坚持体制创新不停步，初步形成新型管理体制。上海市委、市政府采取新区、新事、新办法，积极鼓励浦东进行体制创新，支持浦东“东事东办”、“特事特办”，为浦东先行先试提供了有力保障。浦东开发之初，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研究解决重大问题。浦东进行了体制探索，按照“党政合署、政企分离、强化综合部门、实行大系统管理”的原则设置政府机构，机构减少了2/3，人员减少了1/3，把传统体制下4—5个部门的职能综合到一个部门，变原来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为部门内部的工作关系，提高了管理运作效率。

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启示

通过调研我们感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点到面的全方位推进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它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重要标志，是我国深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田，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是我国东部沿海成功推进开发开放的生动典型。浦东开发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予我们诸多思考与启示：

启示之一：解放思想是推动开发开放的一大法宝。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实践也是解放思想的生动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内政治**和国际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面前，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把上海推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进而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布局，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的政治勇气。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总体要求化为创造性实践，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努力做到起点更高、后来居上。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突破发展瓶颈，不断实现新跨越。

启示之二：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开发开放的根本指针。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证明，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发展定位上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体现国家战略和上海城市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体现连续性、稳定性、开拓性的有机统一；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水平，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相统一，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在发展方式上更加注重通过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获得发展新动力；在发展模式上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城区与郊区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人与社会和谐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启示之三：共建共享是推进开发开放的动力源泉。浦东开发开放的实践证明，开发开放的成功既得益于广纳贤才、群策群力，让人民群众支持、参与开发建设，又体现在人民群众共享开发建设成果，正是这种共建共享机制，成为浦东开发开放不断走向成功的动力源泉。18年来，浦东共培养、引进各类人才46万多人，年均增长17.7％，形成了让人才来得了、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用人机制，营造了“鼓励成功、宽容失败”、“选择浦东、选择成功”的创新创业环境。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浦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2007年浦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273元和12246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了14.9倍和8.2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达到23平方米，比1990年增加近1倍。“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已成为历史。

篇3：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历程,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 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民主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的探索, 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辛的探索, 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今天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这条道路的历程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对于我们今后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

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同, 我们是在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 不照搬书本, 不照搬外国模式。但是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历程, 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为我们党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经验上讲,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观点,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起点和思想源头。

但从另一方面讲,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 毛泽东领导我们的探索险入曲折与失误。其中,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一次严重的失误。

总的看来, 从1956年到1976年虽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探索总体上不成功。尽管如此,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 应当讲, 毛泽东与后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不断推进、接续发展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准备, 是后者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同志的探索为我们初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此, 中国进入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轨道。

2、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对这一道路坚持和发展,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化。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总结了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基本经验, 第一次提出了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涵义。

通过以上回顾,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基础上,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发展了的,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几点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

回顾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历程, 我们看到,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 人们习惯用单一的、纯粹的发展模式, 而且主要是苏联模式来评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多样性, 否定了选择的可能性。各国的探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苏联模式的打压或掣肘, 但通过一次又一次改革浪潮的冲击, “走自己的路”基本成了各国的共识。正是一次又一次独立探索基础上的历史选择, 造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道路和不同模式。

2、解放思想是贯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始终的一大法宝。

回顾我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时候坚持解放思想, 我们的探索就比较顺利, 什么时候背离了解放思想, 我们的探索就会出现曲折和失误。1956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的主张, 就是坚持解放思想, 敢于破除对苏联模式的崇拜, 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生动体现, 因此当时的探索也比较顺利, 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后来, 由于毛泽东逐渐背离了解放思想, 也使得我们的探索出现曲折和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领导我们恢复和坚持解放思想, 才使得我们的探索重新走上正轨,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 我们才最终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今后, 解放思想仍是我们坚持走好和发展好这一道路的一大法宝。

3、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 要充分发扬和尊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列宁曾经讲过: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必须善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年, 正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由此揭开了当代农村改革的序幕, 并进而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今后, 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展好这条道路, 同样应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于文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功经验和新的历史起点[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6

篇4：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从浦东开发开放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与启示

● 邱素琴 陆沪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的社会主义。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载体，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政治勇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内涵，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范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浦东开发开放

开发开放浦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20世纪9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在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面前，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开发浦东的战略决策，把上海推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进而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布局，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政治勇气。

一、浦东开发开放一开始就被赋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先行先试的历史使命

浦东开发开放比深圳晚了十年，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件好事。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1]浦东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心。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了明确的指示。江泽民强调：“浦东开发开放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来的，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浦东开发这件大事办好，不断使浦东开发开放工作跃上新高度。”[2]2004年7月，胡锦涛在浦东考察工作时，语重心长地对浦东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新区为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使触及体制机制的综合性改革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思路。

“高起点”，既是党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提出的要求，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为浦东开发开放确立的发展目标。上海市第九次、第十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指出“充分发挥浦东新区在加快推进‘四个率先’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在加快建设‘四个中心’中的核心功能作用”[3]，“继续高举浦东开发开放旗帜，深化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着力在扩大开放、完善市场体系、吸引人才、创造最佳创业环境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为全市和全国改革积累经验。”[4]浦东开发开放按照“全国能借鉴、上海能推广、浦东能突破”的原则要求，以制度创新推动金融发展和自主创新为重点，始终坚持“高起点”可持续发展，不断探索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提供可借鉴的经验。经过22年的开发建设，浦东新区已基本实现了从形态开发向功能开发的转型，初步建成了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并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二、浦东开发开放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内涵，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范本

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载体，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内涵。

（一）坚持解放思想，率先突破制约改革发展的瓶颈约束。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以创建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现代国际贸易示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探索实施服务业税制改革试点等为重点，率先探索形成符合国际惯例、有效促进功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努力形成高起点、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格局；率先试点扩大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关运作的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率先开展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等试点，使对外开放由生产制造领域扩大到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现代物流等服务业领域；率先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适应国际大都市特大城区发展要求，建立扁平高效的新型区域管理体制，完善开发区体制，形成联动发展机制；逐步推进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探索改进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的新方法，扩大民主协商、凝聚社会共识的新形式，加强社会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的新途径。不断突破制约改革发展的瓶颈约束，在新的战略定位上提出新的奋斗目标。

（二）坚持转型发展，不断增强改革发展的内生机制。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这是在更高起点上推动上海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浦东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责无旁贷承载着发挥上海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先锋作用。为此，浦东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做大产业规模，而是要求转型出功能，即根据国家战略的要求，把重心放在做强功能上。目前，我国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相对较弱，与生产大国、消费大国、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创新大国的地位还不相匹配、不相适应，这就要求浦东从拓展资源运作空间、强化枢纽中心地位、提高跨境资源配置能力等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出发，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更好地服务全国。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道路。要求改革当先锋。在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浦东要进一步深化包括科技、文化、观念、制度等在内的改革创新，为改革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要更加突出制度创新，使创新成果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要求让群众更幸福。浦东的转型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人民共享，让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为满意、更有尊严。而共同富裕，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三）坚持人才优先，大力推进改革发展人才聚焦战略。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原有的干部储备无论在素质上，还是数量上都存在着与建设现代化、多功能、外向型的浦东新城区不相适应的情况。新区党委一是坚持以一流干部推动一流开发，提出“党政领导干部也是重要人才”的理念。早在1993年，就率先打破身份、户籍、行业、地域等体制性障碍，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了40名党政机关干部。2005年，新区首次面向海外招聘2名海外留学生到政府机关任职。自2007年开始，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公务员职位聘任制试点。同时，积极探索干部能上能下、竞聘上岗等公开选拔机制。坚持在矛盾突出的动拆迁、重大工程和信访工作等开发建设第一线培养干部、选拔干部。如果说在浦东建设之初，更多通过资本先行，撬动整个板块，则浦东新一轮开发，更是以人才为支点，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以开发公司、保税港区、临港新城等新的国家重要产业集聚区为载体，“筑巢引凤”，形成国际国内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和创新创意产业的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和创业团队集聚高地。据统计，浦东新区现有留学归国人才（指中国籍获得海外正规学历的人员）1.1万人，在浦东的境外从业人员（外国籍和港澳台从业人员）1.9万人。共有六批60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创造性地形成了以人才集群引发高新产业集群的开发模式。

（四）坚持一流党建，始终确保改革发展的政治引领。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不断完善和调整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和管理模式，以适应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变化，推动基层党建工作由区属党建向区域党建转变、组织管理由垂直管理向网络化管理转变、活动方式由单向式转向多样化、开放式，把党的组织建到经济最活跃的细胞上，把党的工作做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群中。面对开发开放以后，“两新”组织大量涌现、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的新情况，新区党委按照“开发建设推进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要求，坚持“单位建党”与“社区建党”相结合，探索按照“两稳定一合适”①、“行业相近、地域相邻”原则建立党组织，并在青年白领集中的商务楼宇，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楼上”的组织构想。近年来，形成了以楼宇党建、楼组党建、开发区党建、社区党建、两新组织党建等为载体，以结对、联合的方式，形成了社区与驻区单位党建工作互联、互补、互动区域化大党建格局。针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出现的基层组织资源匮乏、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等许多新问题，新区党委早在2003年就开展了以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为目标的“三服务”主题活动。2010年起，开展了走访千个村（居），听万户心声主题活动（简称“走千听万”）。建立完善了一系列服务群众的有效机制，为群众引领思想、排忧解难、反映呼声，把服务落到实处。与此同时，新区党委积极探索扩大党内民主的有效途径，先从基础好的街道、镇试点，由点及面，从村居委换届实行“两推一选”到镇党委换届试行“公推直选”，从镇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到区党代表任期制试行，从区委到街道（镇）全面推行“党务公开”，形成了整体推进党内民主的制度优势。

三、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启示

浦东的探索和实践，包括创造的许多成功经验，具有普遍的示范和借鉴意义。浦东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强劲的势头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浦东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我们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四点启示：

（一）浦东开发开放首先是解放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这是浦东开发开放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解放思想是推动开发开放的一大法宝。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改革开放，是一个对旧有的不合理体制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的过程。浦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实践也是解放思想的生动体现。

（二）浦东开发开放实践为改革开放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经验。浦东开发开放坚持“以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围绕开发开放大局，加强党的建设。摈弃传统党建工作的行政化模式，创新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努力把各类最活跃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的党员群众团结凝聚起来，把各类最主要的利益群体中的群众代表吸纳进来，使党组织在与各类治理结构要素和基本力量的广泛联系中，提升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多元利益关系中的协调和引导作用，使浦东的开发开放最大限度地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拥护，最广泛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投身于改革开放。

（三）浦东开发开放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示范效应。浦东开发开放国家战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不断解放思想，敢为人先，为率先探索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行先试。浦东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内涵和强大动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

（四）浦东开发开放国家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浦东开发开放始终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强社会管理，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始终坚持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浦东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为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在实践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浦东开发开放22年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充分佐证了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1]邓小平与上海改革开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18.

[2]谢金虎，张持坚.中南海与浦东开发[J].瞭望，1996（17）.

[3]习近平.坚定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努力开创“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新局面[Z].2007-5-24.

[4]俞正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奋斗[Z].2012-5-18.

注释：

①企业经营稳定、党员队伍稳定、合适的支部书记。

D616

A

11009-928X(2012)09-0009-03

作者邱素琴系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副教授；陆沪根系中共浦东新区区委党校教授

篇5：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成为党要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事实上，再完美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也需要与实际情况结合，推陈出新，积极探索。下面我们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独立自主的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具的良好开端。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成为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近代以来，民族工业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难以获得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重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当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经艰辛和曲折，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如何巩固和发展这一制度是我们党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社会主义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和积极性。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并进行封锁和遏制，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着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社会主义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发展。

第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艰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党和人民在历史实践中获得和发生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正确地加以总结，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正确地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大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为开启新时期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为开启新时期新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其艰巨性、复杂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基础上开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汲取了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实践形成许多独创性成果，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探索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独立自主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造成了严重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探索中的教训。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曾比较正确的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他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但由于我国当时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足够的经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具有很清楚地认识，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没有能够得到坚持和进一步发展。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不科学和对社会生产力发展速度做出严重错误的估计，又产生了“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不是什么遥远的事了”的盲目乐观情绪。60年代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左”的倾向不断发展，进而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上走了弯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由于这些失误，总结了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还未结束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不够深入，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深刻认识，没有能够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实践证明，只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逐渐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始终坚持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对于社会主义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不能将其简单的等同于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更不能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第三：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规模和速度要和国力相适应，不能急于求成。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用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只有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逐渐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第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由于民主和法制都不健全，党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受到压制和打击，正确的主张得不到采纳甚至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遭到批判，错误的决策得不到及时制止甚至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结果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实践证明，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

第五，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

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必须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大力发扬党内民主，确保党员的民主权利，避免少数人说了算、个人说了算的现象。

第六，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篇6：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来源： 《红旗文稿》期号：作者： 宋晓平

古巴自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曾进行过三次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对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古巴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及其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判断古巴未来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的走向。

一、古巴历史上三次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第一次理论和实践探索是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围绕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展开。古巴1961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亟待解决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问题。当时，在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建立中央集中计划体制等问题上普遍存在共识；在经济计划和管理集中程度以及商品货币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分歧。先后担任工业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主张建立“预算拨款制”，中央通过预算拨款为所有国营企业提供资金，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国库；通过精神鼓励手段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古巴著名经济学家罗德里格斯主张建立“自筹资金制”，国营企业从中央银行获得贷款，在利润上缴国库的同时，保留一部分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通过劳动定额制和实行物质鼓励手段促进生产。60年代末期，卡斯特罗发动“革命攻势”，实施千万吨糖计划，对除小农之外的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统统实行国有化，完全否定商品、货币等经济杠杆的作用。

第二次理论和实践探索始于70年代中期，围绕“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展开。“革命攻势”和千万吨糖计划失败后，古巴承认“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接受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划分，承认国家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第一阶段，需要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并于1976年开始实施基于苏联经验制定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这一体制重视完善和加强国家计划体系，承认商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主张利用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杠杆运作经济，重视企业自主权和物质鼓励手段。1986年，卡斯特罗否定了“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认为它是照搬别国模式的产物，不符合古巴的特殊条件。为此，发动纠偏运动，强调革命意识和精神鼓励，批判经济工作中因“滥用价格、利润、利息、奖金”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倾向；强调经济计划和管理的集中化措施，严加限制个体经济，取消新开不久的农贸自由市场，强调促进农村集体合作化等。

第三次理论和实践探索始于1993年，围绕与经济改革相关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展开。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威胁，被迫提出“拯救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于1993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古巴将农业的基础生产和组织形式由农场改为具有合作社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基础组织，允许美元在市场流通，取消国家的外贸垄断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个体经济。古巴学术理论界随之投入一场大讨论，普遍认为经济危机既是挑战，又是调整国际参与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机遇。探索的问题，包括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等。2003年下半年，卡斯特罗多次发表讲话，批评经济改革造成很多扭曲和失误，产生贫富差距拉大、非法致富、腐败盗窃等很多与革命原则不相容的现象，就此扭转了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的走向。

二、古巴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

上述三次理论和实践探索，大致涉及以下一些问题：

1．关于市场经济的根本属性。古巴始终认为，市场经济、商品价值规律及其各种经济杠杆具有资本主义的根本属性。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古巴学术理论界普遍认为，由于古巴的社会主义脱胎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因素。社会的进步和发达程度，与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存在程度成反比，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发展，价值规律和市场因素将逐步走向消亡。

2．关于价值规律和市场因素的作用。古巴学术理论界在价值规律和市场因素的作用方

面，存在分歧和争议。主流观点认为，价值规律和市场因素对社会主义经济和革命意识形态具有消极作用和破坏性。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因素除了消极作用外，还具有某种积极因素，即在古巴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有益于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服务质量。他们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和作用是重要的，但是辅助性的，国家调节与控制相结合的新含义的计划应占主导地位”；应该为“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市场留下更多合适的发展空间”。在1993—2003年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时期，这种观点在学术理论界十分盛行。

3．关于利用市场因素的经济改革。迫于客观经济形势，古巴在1993年开始实行利用市场因素的经济改革（1993—200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97年10月古共五大的中心报告中指出，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服从于市场盲目的规律，但是古巴可利用某种市场形式。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也曾指出，古巴当时进行的是利用市场因素的改革。

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在1993年11月20日的一次讲话中就对进行这次经济改革的原因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在严重经济危机条件下的特殊时期，革命的任务从“完善社会主义”过渡到“拯救社会主义”，可以和必须向资本主义做出“让步”。这些让步包括启用个人主义，提高金钱在社会中的价值。这些是“必要的弊端”。2003年，在国家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后，基于对价值规律和市场破坏作用的认识，古巴中止了利用市场因素的改革。

4．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古巴认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范式”，它超出了生产方式范畴，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综合体系。社会公正是这一综合体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原则，而不仅是“向穷人倾斜的财富分配或再分配”。由此，形成了古巴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古巴在理论和政策实践中始终强调，社会公正是古巴革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和立足之本，是制定社会和经济政策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5．关于古巴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古巴主要领导人都突出强调，社会主义道路是多种并存的，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特点，需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借鉴意义，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古巴十分重视本国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特殊性和历史继承性，明确宣布古共以马蒂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党的理论思想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与马蒂思想这一本国革命的思想财富密切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三、古巴近年来的理论探索和政策走向

2007年7月26日，劳尔·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进行“结构变革和观念变革”。针对国家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管理落后、经济效益差、劳动者缺乏生产积极性、浪费和盗窃国家资产现象严重、经济增长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居民生活和社会需求等，他号召全党和全国广泛开展讨论，提出意见和政策建议。广大群众踊跃参政议政，在历时半年多的大讨论中，提出了130多万条意见和建议，几乎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尤以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为重。实际上，这是古共领导层全面和深入感受民意，摸索解决问题办法的广泛社会调查。这场群众大讨论的结果表明，全党、全国具有普遍的政治共识，即经济发展和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问题是党和政府面临的最紧迫、最首要的任务。由于在这些方面欠债过多，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复杂。除客观因素之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观点。古巴正在寻求形成“结构变革和观念变革”的共识，缓慢地启动政策调整（或改革）进程。

从古巴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来看，其工作重点似乎是解决具体而实际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尚未涉及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和结构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等。但是，劳尔·卡斯特罗在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很多观点和思想，开始触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症结。

1．突出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劳尔·卡斯特罗努力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他在2008年的“7·26”讲话中指出：“最早我们说芸豆与大炮同样重要，形势恶化后（指1990年代初困难的特殊时期——译注）我们说芸豆比大炮更重要。现在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

2．把公正和平等与平均主义区分开来。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导致“大锅饭”，严重曲解了社会公正和平等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原则。在200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劳尔·卡斯特罗指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正和平等，但是是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平等，而非收入的平等。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归根结蒂，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剥削形式：勤劳的劳动者受到不勤劳的劳动者甚至好吃懒做者的剥削。”

3．强调经济计划的协调性和经济效益。劳尔严厉批评经济计划和组织工作缺乏协调性、不讲效益的做法。他在2008年7月11日的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2加2等于4，我们不可能希望等于5。但是在社会主义中，有时2加2却等于3。”他还提出，“我们的义务是在未来几年尽可能地提高我们经济和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益。对开支和成本精打细算。善于勇敢地改正我们在经济管理方面所犯的理想主义的错误”。

4．重新诠释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意识。劳尔·卡斯特罗突出强调责任和贡献。他说，“关于劳动者是否意识到他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并不仅仅取决于理论的说教，也不取决于他们的意见是否在生产活动中得到采纳。重要的是他们的收入是否与他们个人的贡献相符，他们所在的劳动单位是否完成了它的社会目标，也就是说，是否实现了所确定的生产和服务指标”。

5．肯定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地位和作用。古巴向来重视国家和集体社会所有形式，忽视甚至排斥个体小农和其他个体劳动者的作用。最近，劳尔把古巴现有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相提并论，强调和谐共处。他指出，大企业、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和小农生产者“都是能够和睦相处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是与社会主义相排斥的”。

6．提倡注重实效的工作作风和创新精神。劳尔·卡斯特罗大力提倡发扬批评精神和创新精神，反对僵化和教条主义。他在2008年第七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提出，在农业生产中要更加注重实效，改变以前不计成本、大规模动员城镇居民和学生长途跋涉去支农的做法，提倡发展“城镇农业”，鼓励城区居民就地利用周边土地从事粮食和菜蔬生产。古巴在不断进行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本国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这种基本理论和认识与古巴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等客观因素一道，影响和决定着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正在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这是否会带来理论创新，新的政策调整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经济改革等问题，都是影响古巴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值得关注。

篇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年-1949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及启示有以下四点：

（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没有可能战胜的伟大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三）、坚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

篇8：古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及启示

一、实事求是,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地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 在纠正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思想的过程中, 牢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并阐释了全新的“实事求是”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求’就是去探索,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即规律性。”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毛泽东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创造性理论, 始终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坚持以中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就是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从而深刻地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邓小平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 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并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制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些成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江泽民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 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新的安全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 也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并把它同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 同时构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党的十六大以来, 胡锦涛带领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贯彻这个基本原则, 紧密结合新世纪的国际国内形势,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另一个新阶段。

因此, 我们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 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我们全党及全中国的人民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作出贡献。

二、理论联系实际,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方法

这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所决定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 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它的科学性和旺盛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它同实际紧密结合。正是这一特性, 决定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必然是要将它的基本原理同实际结合起来, 用它指导我们去观察、研究和解决实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只有这样, 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才能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并长期保持的优良学风。早在延安时期, 毛泽东就严厉地批评了那种理论和实际分离的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邓小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典范。他反对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 认为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与时俱进,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的理论, 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发挥到了极致, 他认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 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次理论飞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开拓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他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一项新事业, 马克思没有讲过, 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 所以,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我们只能在干中学, 在实践中摸索”, 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 将革命的理论转化为建设的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飞跃。

十三大以来在江泽民带领下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 继续坚持邓小平理论, 并不断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 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解决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和执政的理论。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 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 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总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并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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