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

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精选6篇）

篇1：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

一、权力失去了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滥用必然滋生腐败

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权力失去制约、失去了监督，当权者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为自己、为亲友谋取私利。特权导致腐败。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存在弊端，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

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主要就是公共权力与金钱、物质、美色等的交易，公共权力成为腐败者谋私的手段。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廉政建设的落脚点就是要要放在规范权力的运行上面，建立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规章制度不健全或不严格执行，决策、人事、管理缺乏公开和透明度，特别是对这些单位的一把手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这些领导腰杆又不硬，反过来又放任下属违法违纪，甚至暗中为其牵线搭桥，使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人事升迁任免权，行政审批权，资金发放权等，大到官吏的荣升贬谪，小到百姓的油盐酱醋，都受“公仆”的干预、影响。一些当权者，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唯我独尊，专权擅断，压制民主，践踏民意，脱离人民，由“公仆”变成“老爷”。搞“一言堂”，“家长制”，特别是在决策上缺少民主性和透明度，许多腐败事情由“暗箱操作”、“权力黑洞”产生的，或只有圈内的少数亲信知道，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的屏障，权力寻租，索贿受贿，权力达到了最大的使用值，腐败现象产生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换，大搞裙带关系，“亲友团”控制一方。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家族网、人情网，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近几年来被揪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胡建学、李嘉廷等都是由于集中了过分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他们大权独揽，权倾一日，威震一方，胡作非为，贪污受贿，权权交易，以权谋私，以权猎色，贪图享乐，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例如，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就是一个腐败分子，收受邹某某等9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我们国家中不断滋生的腐败现象，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湛江特大走私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烟台“11.24”特大海滩事故，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甚至长江三峡工程，长江大堤抛石护堤工程，这样百年大计的“生命”工程，竟然有偷工减料严重事件，使工程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腐败现象正吞噬着党和国家健全的肌体，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毒害了人们的心灵，污染了社会风气，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腐败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它是寄生在国家健全肌体上的毒瘤。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利剑向腐败现象进行不懈怠地斗争。

二、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

首先，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理想信念和法制教育，引导大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真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

应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发生，应建设各个环节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操作程序，制止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对重大决策，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决定和公开办事的原则，增强权力行使的透明度，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同时，应加强财务管理，实行财务委派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严格财务监控，坚决取缔小金库，从源头上铲除滋生粮食腐败的温床。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向腐败分子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狠抓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和威慑力。反腐倡廉纯洁了党的队伍，健全了党的肌体，受到了人民的拍手称快的赞扬，提高了党的威性。但是这没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铲除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控制，只有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同时，转变政府职能，由行政命令、审批向协调、中介、服务职能转变。

一个个被揪出的腐败分子，他们不是先天就具有“腐败因子”，他们大都有一个艰苦的成长过程，有一个艰难的奋斗史，有绚烂多彩的创业史，他们也曾有许多璀璨耀眼的光环，他们为什么由一个“明星”、“功臣”脱变为一个令人唾弃的腐败分子呢？也许你可以说，封建残余思想，特权思想，资产阶级的享受思想等，不一而足，为什么一沓钞票、一根金条、一座洋房、一句许诺，一个情人，就把他们拉下水了呢？为什么不从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上铲除其根源呢，腐败分子“腐败”后才被制裁，对个人和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都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如从“源头控制”，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和制约机制，科学地调控权力的运行，那可以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因此，我们反腐败要从根本上、制度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土壤，建立一个健全的权力产生机制、权力运行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权力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产生、运行的规范，对权力行使的制约，对权力滥用的监督。使腐败现象失去滋生的温床，把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加大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体制，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增加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

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他切中肯綮地指出：“克服特权思想，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

我们从根本上反腐防腐，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要从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入手：

① 建立完善的完备、科学的人事任免制度，公开竞争，择优录取，精选优秀人才。任人唯贤、唯能，杜绝任人唯亲，跑官、要官的行为。建立完善公平、公开、民主选拔、选举公务员、官员制度，使德才兼备的英才脱颖而出。建立完善公务员的考试、考核、奖惩、晋升制度，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

② 建立完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权。杜绝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的温床，监督和防犯行政审批中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

③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生活保障制度。高薪虽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但提高了腐败的成本。举个例子，我们给公务员一辆“奥迪”，行贿者给一辆“夏利”，肯定不会产生腐败。高薪养廉目前不现实。高薪与经济状况是相关联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不可能有很高的高薪。另外，高薪的标准是什么，说不清。公务员的收入是与地方财政相联系的，而现在各地方的财政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势必导致薪水的不平衡，这种差异是暂时无法消除的。当然，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是可以实行“高薪”的，以后的趋势也会是“高薪养廉”。

④ 建立完善信息的保密与公开制度，增加对决策的监督和决策的透明度。

⑤ 建立完善公务员、官员轮换、回避、任期制度。

⑥ 建立完善民主评议制度。

⑦ 建立完善群众检举、监督制度。

⑧ 建立完善财产登记、申报制度。

⑨ 建立完善重大事项的公开制度。

⑩ 建立完善弹劾、罢免制度。

增加政治的民主性和决策的透明性，切实保证人民的参政、议政权、监督权，并切实以上制度的贯彻实施，必然有效地防范、遏制腐败。正本才能清源，“欲流其远者，必浚其泉源，欲求草木之长者，必因其根本”。从制度上保证不能腐败。把腐败现象消灭、抑制在萌芽状态，决不使其滋生、蔓延。

三、依法行政是反腐败的关键

我们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与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没有切实实行依法行政的重要关系。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干些专横非法的事。好大喜功，好阿谀奉承，好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唯我独尊，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目无组织，目无党纪国法，权力欲膨胀，特权思想严重，办事缺乏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凡事由长官一人说了算，写条子、打招呼、办事缺少公开性、透明性，搞“暗箱操作”，导致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腐败现象就产生了。

邓小平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解放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他指出了我们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缺少法治理念，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如果领导的品德存在问题的话，腐败现象就随之产生了。

我们必须运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制约权力、防治腐败。邓小平在反腐倡廉问题上，提出了用法制手段。在廉政问题上，他讲到“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做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现在实行依法治国，重要的是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制约权力。（1）依法配置权力资源。建立稳定的合理的权力制度，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范围和责任制度，使国家机关权限分工、权力取得规范化、法律化。（2）依法制约权力主体。使权力行使者受到制度和法制的规范和约束，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轮岗制、民主评议制、选举制。邓小平指出：“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的。”（3）依法监督权力的运行。依法建立权力运行的监控制约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审议、质询等方式监控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专权。（4）依法监督矫正权力的滥用。对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者，通过弹劾、罢免、撤销、制裁的方式来矫正权力的滥用。邓小平指出：要健全领导制度、规范权力制约活动，“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设置罢免制度，他指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

依法行政是保证我们办事的公开性、公正性、民主性，有效地防范腐败的产生的关键。官吏的任免、选举、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项目的招标、投标等必须按照正当的行政程序、法律程序进行，向社会公开，增加公众参与性，保障公民的参政权、知性权、监督权。防止官员的专断擅断，防止“暗箱操作”，防止程序不公可能产生的腐败现象。

四、加强司法监督是反腐败的后盾

以严厉法律的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慑于法律的威严使欲贪污腐败者不敢贪。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发挥党纪国法的特殊预防功能。不仅对涉嫌犯罪者要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经商等违反党纪政纪者也要从严惩处，决不姑息。应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全面的清理检查，可采取公告形式，督促投案自首，鼓励检举揭发，从而震慑犯罪分子，纯洁干部队伍，坚决堵住腐败这一黑洞。

五、加强社会监督是反腐败的保障

权力的运行受到社会的监督，可以有效防止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专权擅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社会监督包括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司法监督等。发挥第“三只眼”的作用，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权力的运行需要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制约权力、抵制腐败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权力制约的内在依据在于权力源泉的人民性。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人民有权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防止权力的滥用、专横、跋扈，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腐败的核心问题，表现为权力的腐败，而决策又是权力的核心源泉，加强对决策权的监督，制约，又是反腐倡廉的有力举措。

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到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应发挥从大、纪委、行政监察、司法、新闻、舆论及人民群众等对各级各部门政府决策的监督作用，建立环境与发展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

监督的主体可分：①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②国务院对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地方政府对其各职能部门的监督。③人大及其常委政协会对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④人民群众的监督、检举。⑤新闻媒体的关注、监督、评价、批评。

监督的方式有（1）来信来访，（2）批评、建议，（3）检举、揭发、举报，（4）公众听证会，（5）控告，（6）审诉

决策监督是行政监督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对决策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科学性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国家权力机关及领导的决策行为的合法性、科学性、公正性、清廉性的监督。决策中，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反映群众的呼声，是否符合整体利益、长远利益。

群众监督是促使政府和官员清正廉明、高效的有效手段和措施，是政府和官员行为的一面镜子，充分发挥监督手段有效防范、遏制、揭露腐败现象。全国的67%的反腐案例都是群众揭发检举的，群众监督在反腐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一些违法现象进行曝光，起了很好敲山震虎的作用，产生很好的社会效果。许多报刊在反映社会的光明面的同时，也敢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起了鞭策、监督作用。

不庸讳言，我们的监督存在不力的一面，广州市就“对该市领导干部廉政监督是否有力”进行调查，认为监督不力的占67.4%。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很多：（1）不敢监督：腐败分子建立了庞大的关系网、势力网、权大势众，根深叶茂，怕“斗”不过，怕打击报复。（2）不能监督，群众不知情，没有真凭实据，监督无门。（3）不愿监督。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4）不会监督。不知用法律手段，采取正当程序检举、监督腐败，只是发牢骚，闹情绪。

我们的监督制度有待于完善，要切实保护监督人的合法权益，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公开性，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决策的公众参与性，让群众监督、防范腐败。陈毅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加强监督，使腐败分子处于天网恢恢之中。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回(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诸君如何跳出历史兴衰存亡的周期率支配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监督，人民监督政府，政府不敢懈怠，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但长久以来，民主监督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督弱乏力、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就会产生权力滥用，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在新时期下，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断完善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人事任免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切实实行依法行政、增加决策的民主性、透明度、保障人民的参政权、监督权，使腐败现象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主要参考书目：《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

篇2：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

加强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洞察了各种腐败现象及其危害，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任务、形势和特点，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吸收了国外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反腐倡廉的原则、方针和措施，形成了完整的反腐倡廉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七年之际，深人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共产党的宗旨来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⑴显然，贪污腐败是同党和人民政府的性质、宗旨、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历来要求共产党的干部，必须自觉地同封建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必须作到廉洁奉公，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邓小平继续和发扬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把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邓小平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⑵针对“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⑶这一事实，一再告诫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检验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标准。他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违背了党的宗旨，严重脱离群众而又不能坚决改正，就一定会被人民抛弃。腐败现象从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群众利益，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反腐败是人民的心愿和利益所在。为此，他要求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几件使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⑷强调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只有坚决反腐倡廉，才能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在实处。

二、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高度论述反腐倡廉的紧迫性

毛泽东对党内腐败的危害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指出腐败现象是反动阶级的“最好帮手”，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社会基础”。解放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客观上是要把反腐败“当作一件大事来处理”，强调反腐败是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党和国家是否变色的战略问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和加强廉政建设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邓小平根据不同的情况，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全面剖析了腐败现象的根源，指出，一方面，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⑸，加上十几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⑹，二是新旧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病日益暴露，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⑺而且有的同志对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此，改革开放过程中会不断滋生腐败现象，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邓小平认为，当前的腐败现象无论从形式还是从性质，无论是从范围还是从数量，无论从手段

还是从危害来看，同五六十年代比，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⑻。由于在短期内不可能立即彻底改变和消除它赖以滋长的环境和土壤，我们反对腐败的斗争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的，指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⑼。邓小平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不严重注意反腐败问题，“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⑽，告诫我们，如果“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次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⑾

三、加强党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

毛泽东把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武器，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和防止腐化堕落现象的产生，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为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⑿强调要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办法。”⒀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艰苦奋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把反对腐败现象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重点。邓小平强调必须恢复和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关键是要搞好党风。”⒁，因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⒂。要求“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⒃只有“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四、实行民主、健全法制是消除腐败的有效方式

毛泽东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应把我们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要求党政干部要遵守法制，运用法律坚决、持久、不留情面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思想，摒弃了毛泽东依靠群众搞政治运动的作法，提出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建设。鉴于过去“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搞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但住往导致运动的扩大化，打击面过大，象“三反”、“五反”那样，易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人，是不可取的。所以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间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间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⒅明确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⒆提出通过法制建设，严明法律制度，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把反腐倡廉纳人法制的轨道，纳入群众的监督，逐步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机制，就可以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无处逃遁。并要求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⒇这是小平同志对我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反腐倡廉的新思路。

五、强调领导千部要带头自律，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是毛泽东廉政思想与实践的一大特色。在反腐败的斗争中，他十分重视从领导抓起，从自己做起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领导机关是领导干部和反腐败的重点，多次强调要“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谆谆告诫我们，要预防那些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要求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的思想，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作反腐倡廉的带头人。邓小平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21）特别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22）。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明确指出：“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23）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把廉洁自律与严惩腐败相结合，“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24）邓小平还指出，“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25)

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环境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一方面，在社会实践中，社会环境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为在社会实践中改变着社会环境。因此，要搞好反腐倡廉，就必须搞好社会实践，造就良好的社会环境。毛泽东历来强调党的干部要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既要注重抓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抓好经济建设，他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女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26）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27）这既是推进社会健康文明发展和抵制、消除腐败现象的总方针，也是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的需要。在不同的场合里，邓小平多次提出“两手抓”的思想，而且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因为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为反腐倡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只有坚持反腐倡廉，才能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了一条能有效地抑制腐败的重要途径，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思路，新办法。当前，只要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武器，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就一定会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真正抓紧大有希望”（28），切实端正党风，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注：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

⑿、⒀、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1097、148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5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57页。

⑶、⑸、⑺、⑻、⑽、⒁、⒂、⒃、⒅、（21）《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第402、336、327、216、403、46、177、229—230、333、177、215、230、125页。

篇3：论邓小平的干部选任思想

一、大胆启用人才,破除论资排辈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很有胆识的领导人,他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方面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改革开放,同样,他在选拔和任用干部方面,也奉行大胆尝试的原则——大胆启用人才,破除论资排辈。他指出,论资排辈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在启用人才上“非常大胆”的优点,用“合格”的人才,不要认为论资排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有更加先进的正确领导,对于早已被资本主义摒弃的论资排辈思想,更不应该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我们的干部队伍要以德才为重,而不是资历为先。

此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资历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标准中占据很大比例。例如1949年11月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委在《关于继续贯彻大胆大量培养与提拔干部的指示》中提到:“必须全面掌握德、才、资兼顾的干部政策,同时又要照顾形势发展的需要。”可见,资历是干部选任的重要尺度之一。而邓小平认为,资历只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时期由于国情限制所实行的一种临时的干部政策,并不适用于所有时期和所有对象。在特殊时期,论资排辈可以作为在德才兼备的标准下的“适当的照顾”,是一种迁就和妥协,“但不能永远迁就下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家需要大量优秀干部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论资排辈将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排除在外,不利于党员干部的培育和成长,不利于党的组织建设,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进一步指明了优化党的领导机制的必要性和完善国家领导制度的紧迫性。他指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要破除论资排辈的“经验论”,“打破框框”,这才是党的“百年大计”。也就是说,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应该应注重德才兼备,大胆任用政治上可靠、业务能力强的人才,凭实绩论功过,以贡献定取舍,破除了按资历一级级升迁的论资排辈的思想障碍。

二、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

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化”方针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的细化和延伸。党的十二大把“四化”方针作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写进了党章。

革命化是“四化”方针的前提与核心。没有革命化,干部队伍建设就没有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指出:“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牺牲精神的班。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革命化就是指干部的政治倾向、政治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化的具体内容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历史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我们党的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带领人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因此,这一时期革命化的要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坚定的信心,对党忠诚;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敢于斗争的决心与信心。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革命化的内容是服从党的领导,早日完成三大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这一时期革命化的内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有一心为公的事业观,有勤政廉政的权力观,有公正平等的法治观。干部的革命化,关键是看在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能否做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能否做到以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能否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年轻化是“四化”的根基和保障,旨在为干部队伍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忽视年轻化,干部队伍建设将成为一潭死水,失去生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朝气。邓小平在《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敏锐地指明应推行军队干部年轻化。他指出:“干部年轻化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带有方针性质的问题。干部中经常要有新的血液,要有新的接班人,要让比较年轻一点的、政治思想好的共产主义者来接班。”他认为,许多人当干部、做大事是始于青年时期的,青年干部虽然斗争考验和领导经验“少一点”,但年轻人“思维敏捷、精力旺盛”,而且“最少包袱,敢想敢干”,能快速掌握知识、积累经验。只要敢于把青年干部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很快就能适应岗位需要。干部队伍年轻化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是党的永葆先进性的源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生生不息的重要保证。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知识化、专业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要保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邓小平认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干部队伍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基本保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重要前提,所以,“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做出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指出:“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干部队伍不仅要“革命化”,更要有“真才实学”,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要善于学习、勤于学习,做到“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要致力于组织一个有专业水准的领导班子。党目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干部数量不足,而在于干部“不对路”,专业人才太少,“干部构成不合理”。缺少专业知识,缺乏学习热情,即使有服务人民的积极性,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也会陷入老套路,“蛮干盲干”、“不对路子”,结果也是事倍功半,适得其反,甚至于误入歧途、背道而驰。所以,在今后的干部选任上,“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建设起一支宏大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邓小平总结道:“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因此,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能力上的危机感、紧迫感,努力提高各方面知识素养下,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在专业化和知识化方面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三、“能上能下”的任用思想

在干部选任的实践中,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干部队伍中发现了能上不能下的隐患,并积极呼吁消除这一弊端。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组织工作会议作《执政党的干部问题》讲话,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多年来的干部政策“副作用很大”,是“包下来”,是“能上不能下”的。“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在干部的能上能下问题上也应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在这一方面理应比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政党做得更好。干部要能上能下,既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改变能上不能下的现状,让“降级”和“退格”形成机制、化作常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与责任意识。邓小平形象地比喻:“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国情等原因,形成了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错误思维定式。上,是为人民多尽一份义务、多担一份责任,建立权责对等的权力机制;下,一方面是为了让更有才干的人更充分地施展其工作能力,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本人在一个更适当的职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总而言之,邓小平的干部选任思想,对于我们从革命时期“临时的”、“形势所迫的”、“差强人意”的干部队伍建设制度发展到今天有法可依、日臻完善的制度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摘要：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干部选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干部,选拔任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8,22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1,444,264,262,326.

篇4：论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

一、邓小平制度反腐思想的提出实现了反腐理论的第一次飞跃

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我们党在执政后要接受监督、加强自身建设的论点深表赞同，认为“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他十分注意观察党内腐败现象的苗头，及时敲警钟。

由于在正确分析和认识腐败产生的根源时明白了权力反腐败的方法不可取，邓小平断定，相对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是惩治腐败的治本之策。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解决制度问题，主要在于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按党纪国法办事，并辅之以坚定、有力的监督检查制度。按照党纪国法办事，就是要做到“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制度反腐的意义、内涵和方法，完善了制度反腐的理论体系，从而实现了反腐败理论的重大飞跃。

二、邓小平“执政党反腐败斗争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的思想实现了反腐败理论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在如何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反腐败“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反腐败思想，强调坚持思想教育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他认为，腐败现象本质上源于剥削制度，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腐败现象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要从根本上下工夫反腐败，就必须坚持经常性的教育，认为这对全党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增强遵纪守法观念，提高反腐倡廉意识，自觉抵制各种腐败思想的侵蚀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坚持教育反腐的同时，他特别突出而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要靠制度、靠法制的思想，提出了靠法制、靠制度反对腐败和进行廉政建设的新思路，形成了把思想教育与法制、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反腐败战略。

他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反腐败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他认为，法制建设具有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真正做到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彻底解决特权和违法乱纪问题。邓小平同志主张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明确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强调要“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一是加大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和预防腐败的力度。最近中央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的一系列办法，表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抓住了源头和重点，但是这方面改革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不可低估。选人用人方面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选人用人方面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是扩大民主，使各方面优秀人才通过民主的公开的竞争脱颖而出，使一切干部的选拔任用都通过制度化运作置于阳光之下。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切实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公信度和对领导干部党风廉政的制约力。二是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预防腐败的力度。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从源头上防止权力对市场的渗透，是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创新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活力制度与体制的生命力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断完善、充分发挥政治制度活力与优势的强大动力。当前，腐败现象的制度根源和制度反腐败的重要性必要性，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一次严肃地提到我们党的面前。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总之，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其反腐倡廉思想的价值取向对我们今天的开展反腐败斗争启发很大，对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发展，意义深远。

篇5：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邓小平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深刻地揭示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经济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慰想政治保证与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作出科学的论断和精辟的论述，深刻地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真知灼见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对新时期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而全面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探索了“老祖宗没说过的”“新话”，他不仅把前人没有说到的或者没有说清楚的，说到了或说清楚了，同时还把前人说得不对的或已不符合时代的，扬弃纠正了和说对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前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未总结和解决的问题，给以科学的总结和解决了。如提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各项工作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开拓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用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集中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特点。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时代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主要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可以考虑将形成过程分为这样几个具有时代特征的阶段：一是60

年代：邓小平早在60

年代初，就说过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识，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理论：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才是好改策。二是拨乱反正时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倡导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人凡是”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三是全面改革发展时期：即＋二大以后．经过十三大，1989

年政治**，到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四是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升，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依据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分析世界经沐发展历史的新情况、新特点，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并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的突破和发展。

邓小平在以上不同时期，都从不同深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问题作了大量理论阐述，反映了党的中心工作及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表现了邓小平经济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强烈的创造性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总是强调“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要求“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本人更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探索者、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提出不搞无谓争论的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胆尝试，“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论断…

…

无一不体现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创新精神。

四、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原则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的科学分析，以及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冷静观察，也是对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他特别强调“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其他一切任务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它。但这绝不是可以不要四项基本原则，相反，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强调经济建设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指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要求全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邓小平同志不仅首先提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在实践中始终一贯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原则，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坚持速度、效益、比例有机结合的原则，坚持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等等，邓小平经济思想视野宏伟，博大精深，仅举数例，足以看出其经济思想的原则性。

五、邓小平经济思想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具

有人民性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人民群众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党和国家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应是人民群众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和体现，都应代表群众的心声，都应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意志的愿望。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强调要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建设有由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党和国家无论宏观政策还是微观决策，都要充分地高力度地反映和代表群众的意愿，人民的利益，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支持不支持”作为根据，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经济思想来自于人民群众，又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正说明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六、邓小平经济思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开放性

针对“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况的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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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必须抓住时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广泛地置身于国际竞争舞台。邓小平同志将对外开放看作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他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

年到70

年不会变。”即使70

年后，我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只能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开放陛，还表现在旗帜鲜明地与“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划清了界限。他坚定地指出，对外开放伤害不了我们，因为“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抵制和洲争．"

七、邓小平经济思想注意分类指导，提出不同要求，具有层次性和战略性

八、邓小平经济思想出自对民族振兴的贵任感，对经济发展目标执着追求，具有坚定性

邓小平同志始终身体力行，孜孜以求，锐意改革，勇于探索，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地上台阶。他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强调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豪迈地说：“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坚持“把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强调要坚持一百年不动

摇，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只有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一百年不动摇，才能使我们经受住风浪，站稳脚跟，顶住各种压力，克服各种困难，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九、邓小平经济思想是他求真思想品格的反映，具有实践性

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作为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思维原则和决策原则，把实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判断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因而，他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首先在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然后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认为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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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特定的背景之下。1980年代正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时，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迫切需要实施，因此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应需要而产生。在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仍有很深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几个重要思想作深入论析。

一“权力制约、民主监督”思想

“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思想在邓小平制度建设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总结我党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通过制度建设与完善来构建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传统的政治传统的政治体制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很多现象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专权专断。一是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既集中于几个领导。三是家长制现象。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陈旧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和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四是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社会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五是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是封建社会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传统体制弊端的形成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第二，由于我们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明确的规定。第三，传统政治体制容易导致个人专权，以言代法，领导者为了维护个人地位和权威，必然限制公民权利，导致官僚主义等特权现象的产生，从而妨碍了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四，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二、制度改革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挫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领导人的素质还是制度因素？邓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领袖个人的因素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漏洞。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 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 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党，当它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强化全党的制度意识，把制度建设放到重要地位，以健全的制度确保党的执政功能和执政成效，防止党的成员腐败，这个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上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队伍庞大、责任重大，制度问题在党执政过程中一直是影响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具有健全的制度，是党内生活是否正常，整个国家能否沿着民主法制道路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具有强烈的制度意识，是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保持本色、为民执政、廉洁执政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应对严峻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正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全球化趋势愈益凸显、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剧烈。而国际竞争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较量。这样一种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着力改变传统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适应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内涵，从体制与制度层面与世界文明大趋势接轨，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党能否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强烈的制度意识完成好这一时代课题，直接关系到党能否有坚强的能力应对世界局势，能否在国际格局新变化中把握发展趋势、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乃至执政合法性的延续。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党的执政效应的迫切需求。我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在前进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其中尤其突出体现在就业、教育、住房、看病、养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和突出体现在利益差距、社会公平、大众参与、公共危机、官员腐败等方面的民主问题，构成对党的执政效应的严峻考验。在初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生与民主将愈益凸现，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新期待。能否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好民生与民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效应亦即人民大众对党的信任度。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推进民主建设，都迫切要求加大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社会民主制度，不断增强以健全的制度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应对危机、促进和谐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发展的新走向、新趋势。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扼制腐败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人民群众最为不满和担忧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这不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隐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要靠教育、靠严惩，更要靠制度、靠法治，归根到底必须从制度改革与建设做起，从强化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做起。从客观条件来说，某些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消除，严重滋生和助长了擅权专权、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从主观因素来说，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最终原因无不是制度意识淡薄甚至毫无制度意识的结果。许多事实警示我们：制度缺失是滋生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制度意识淡薄是一些人走向腐败的起点。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的重中之重。

三、“任人唯贤”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他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

他认为，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当时存在三种思想障碍：第一，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也很年轻，经验也不多，即使现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也没有什么经验。一些年轻同志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邓小平提出了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针对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以上便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几个重要思想，这篇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以它为纲。它发表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制度建设成就显著，“ 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得到转变，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完善;权力结构日趋合理，机构设置科学，运转逐渐高效 富有活力;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不断显现 正如俄罗斯学者叶列娜 波多利科在深入研究了“中国通过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而惊人地快速发展与复兴 ”后，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再次肩负起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综观30 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我们清晰地发现这些具体的构想和目标 措施无不渗透着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文献高超的政治智慧 实践证明，它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三十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过去有用，它对我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21 世纪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切要求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应充分发挥其为社会提供制度服务和实现制度变革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继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2]《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