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制约与反腐败

第一篇：论权力制约与反腐败

加强监督制约权力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加强监督制约权力 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国务院今天下午召开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二中全会、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总结过去五年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部署2008年的工作。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回良玉、张德江、王岐山，国务委员刘延东、梁光烈、戴秉国出席会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应邀出席会议。

温家宝指出，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这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温家宝要求，今年在制度建设方面要重点做好五项工作：

一、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制度。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专家咨询、集体决策，完善社会公示与听证、决策评估、合法性审查等制度，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立健全决策后评价、反馈纠偏和决策责任追究等制度，坚决制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

二、规范重要领域权力运行制度。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完善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对“小金库”问题进行专项治理。推进公共资

源交易制度改革，公共资源都要通过公开透明和竞争方式交易，对国有土地和矿产资源使用权出让情况要开展专项清理和检查。深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完善资本运营、采购销售、收入分配等管理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完善行政执法管理制度。要继续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性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管理。坚决纠正利用行政执法权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四、健全政务公开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拓展政务公开的领域和内容，增强行政收费、公务消费、政府重大投资工程预决算等财政管理领域的透明度，推动教育、医疗、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继续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五、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要把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行为作为问责重点。对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温家宝强调，惩治腐败要一手抓制度建设，防患于未然;一手抓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决不手软。要始终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以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办官

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商业贿赂案件。对土地管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失职渎职问题，要坚决追究责任，并查处背后隐藏的腐败问题。要依法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赃款赃物追缴和缉捕追逃力度，决不让他们逍遥法外。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了深刻阐述。其内函丰富,，针对性、指导性强，是我们党加强对权力监督工作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概括。结合工作实际，就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谈一下个人的学习体会。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特别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对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引起了高度重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建立了一套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在内的监督体系和机制。这是我们党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和条件。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监督工作与新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仍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其突出问题是认识存在误区，制度不够配套，监督方式和措施落后，监督力度不大，监督合力不够等。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牢牢把握的重要环节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从掌权人获得权力的那一刻开始，真正把监督贯穿于对权力的授予、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权力运行的结果和全过程，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链条。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问题比较宽泛。针对监督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认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前应特别注重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提高认识。主要是进行强化监督意识的教育，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强化教育应重点把握三点：一是加强权力观的教育。使被监督者充分认识到，权力来自人民，是社会分工的一种体现，根本不存在特珠党员和特殊阶层。权力需要监督，谁掌握权力，谁就要受到监督;权力越大，越要受到监督。二是正确处理好监督与信任的关系。监督和信任是统一的，不言监督的信任是轻信，放弃监督的信任是纵容。监督不是找麻烦、唱反调，更不是不信任，监督恰恰是为了信任的牢靠和持续。三是监督和爱护的关系。监督是拒腐防变的关键，是对干部关心和爱护的最好体现。通过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监督意识，提高各级干部主动监督和心甘情愿地接受监督的意识。这是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健全制度。这是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根本保证。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应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抓好建章立制，做到“有规可依”，重点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权力运行容易失控的关键问题，针对重点领域和新兴行业的薄弱环节，针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建立健全制度。另

一方面，着力抓好制度的落实，做到“有规必依”。严格执行各项规定，运用有关法规制度规范领导干部的言行，防止权力滥用。

关口前移。关口前移，应该移至权力生成的源头，并对整个权力的运行过程进行全面监督，真正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主要应把握四点：一是要将预防的关口前移。就是要从深化体制改革入手，坚持民主、公开、效能和从严的原则，解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进行体制创新，在权力的生成和运行中加强防范，真正达到源头治腐的目的。二是在查处案件上要关口前移。我们坚持以查处大案要案为重点的思路是对的，必续坚持下去。但是在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对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违纪行为也要进行查处，尤其是要查处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这样，能够使各级领导干部从小事做起，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三是将检查的关口前移。要改变事后监督、事情成了“风”才想抓的状况，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检查，注意抓苗头、抓倾向，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事态扩散。四是监督机构的工作要关口前移。现在一些群众对腐败问题有的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有的已经麻木，见怪不怪;有的害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在这种情况下，监督部门要变坐等上访为主动下访，变坐等案源为主动出击。

严肃法纪。反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纪防线，即惩处。惩处是腐败行为付出的必然代价。惩处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腐败的成本。要通过严肃法纪，使那些搞腐败的人恐惧其名誉、地位的丧失，恐惧其经济利益的丧失，恐惧其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丧失，形成有权者对权力不敢滥用的心理约束。当前应重点把握四点：一是要把措施抓实，反腐倡廉搞了十几年，有些要求不应还停留在“不准”、“禁止”上面。事实上仅靠这些笼统要求是很难奏效的，要有严厉措施。二是要加强诫勉警示，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纪律观念。三是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越是特殊人物，越要严格要求，执纪要越严肃。四是要加大发现的机率。如果搞腐败的人多数得不到查处，查处的只是少数，就会有更多人效仿。要严格依纪依法惩处，如果失之于宽，也不能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

突出重点。主要是突出党内监督这个重点。加强党内监督，突出“一把手”的监督，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要从制度抓起，从“一把手”做起。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要把民主集中制具体化、制度化，建立具体的规章制度，确保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二是要加强上级对下级组织的监督。在目前一些地方党内政治生活不够正常，同级监督很难到位的情况下，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尤为重要。三是要加大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力度。前提是下级要有知情权，要公开，公开群众才能知情。在人事、财务、物资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在重要工作部署和安排上，要公开透明，让群众知晓。同时，也要赋予群众质询权和参与权，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才能便于群众监督。

落实责任。主要是处理好各负其责与负总责任的关系。落实责任，关键是深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搞好责任追究。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是十六大通过的党章赋予纪检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健全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方面，纪检机关同样负有组织协调职责。应在党委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研究，充分发挥各种协调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和各级各部门的作用， 进一步健全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并注意各个环节的配合，加强薄弱环

节。真正建立起多层次、多途径、立体式的监督网络，确保监督工作落实，增强监督合力和整体效能。

当前亟待抓好的几项监督工作

审计监督。这里主要指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把监督机制引入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之中，从而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从制度上开辟了一条反腐倡廉的有效途径。同时，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研究经济责任审计和党风廉政监督如何更好地结合起来的有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效益。

舆论监督。报纸、刊物、电视、广播等宣传工具对权力运行所进行的监督，起着其他监督无法取代的作用。因此，在坚持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应适当加大公开揭露滥用权力问题的力度，及时反映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以便督促有关方面总结教训，改进工作。

市场化措施的监督。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经营性土地出租转让招标拍卖、产权交易等市场化措施，注重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收到了一定效果。但由于这方面的措施尚不规范，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有的造成新的部门和行业垄断，有的暗箱操作后，才拿到阳光下运作，很容易滋生新的腐败，群众反响很大。对此，应着重加强研究。

巡视监督。建立巡视制度，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解决监督乏力的重要措施。巡视监督的关键是深入发现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听取汇报、一般查看、开会座谈质询等方式上，否则难以对被巡视者产生强有力的监督作用。巡视监督的重点应放在市 (州)党政机关领导班子上。对省直部门的巡视监督，可由派驻纪检组(纪委)负责。对不设派驻机构的部门，也可以有重点的组织巡视。

“一把手”监督。“一把手”在班子内处于核心地位，拍板定案起关键作用。这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容易形成“一把手”“一言堂"的问题。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实行权力分解，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一支笔”审批监督。“一支笔”审批，本无可厚非，这是为加强财务集中管理，采取的一种集体研究、统一审批的监控方式。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和单位把“一支笔”变成了一个人说了算，常常造成失误，也会给某些人以权谋私搞腐败提供条件。对这方面的问题应当着重研究。

申报监督。是指领导干部向上级党委、纪委申报与其领导地位和职务影响有关的重大事项，主动接受组织监督。实行重大事项申报制度，是坚持关口前移，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防范的有效措施。

加大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抓好体制和制度创新，今年1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加强对腐败多发易发部位和领域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在实践中断建立和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好地用来为人民谋取利益。

第二篇：公共权力没有公共制约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构成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就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公共权力没有公共制约所造成的。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手中的权力就是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是很大的，然而，对其制约和监督机制却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是由“内外有别机制”所决定的。所谓“内外有别机制”就是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的权力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角落，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单位，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干部和群众，这就是外。反过来，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是不能干预“集体领导和集体决定”这个党内事务的，这就是内。内和外是不对称的，权力和制约监督机制是不对称的。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的权力是不能被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制约的。权力没有制约就必然产生腐败，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虽然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能够制约和监督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但是，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的权力不是向上级作用的，而是向其下属地方作用的。这样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不能直接感觉到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权力的作用，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制约和监督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再加上“内外有别机制”，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是不能干预“集体领导和集体决定”这个党内事务的，结果形成了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的权力没有制约和监督机制，这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啊?

当地方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觉悟高、党性强、具有先进性的时候，就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任何问题。当地方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觉悟不高、党性不强、没有先进性甚至腐败的时候，就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从而就出现问题，结果成为腐败分子。我们不能只靠地方党委书记或党委成员个人的觉悟和先进性来保持廉政，我们应该通过改革体制用体制和机制的相互作用来制约权力，使其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

第三篇：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摘 要】近年来，关于构建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过程中，会受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本文从对公共权力概念的分析入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 监督;综述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360-01

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根据公众意志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的支配力量，其行使主体是执政党、政府以及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公共权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其运行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公共利益。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无节制的堕落。在我国，尽管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已获得根本改造，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人的自私性以及封建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公权私用、滥用和腐败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出现。因而，加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十分必要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历来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进入到21世纪后，关于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公共权力的概念

关于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观点是：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实现某一目的的能力。公共权力也可以理解为公权利，是为管理公共事务而设定的。人类作为群居动物，需要组织起来适应自然环境，因而需要处理许多公共事务，也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使命是维护和促进私权。但公共权力自产生起，就与私权利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尽管对抗的范围、方式各不相同。而且这种对抗性是天然的，不可化解的。试图以公共权力基本目的公共性来否认或者掩盖其与私权利的对抗性是徒劳的。因为公共权力本源自私权利，是私权利的让渡;同时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私权利的限制。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种种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产生腐败，寻租等行为，对私权利构成侵犯，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

二、公共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其理论上的系统化始于孟德斯鸠，实际应用始于美国建国宪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使其在分工的基础上互相制约。

在这一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科学配置权力，并使不同权力之间能够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杨长青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要适度分解权力.构建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具体而言，他认为可以通过“分解‘一把手’过分集中的权力”、“限制领导干部兼职”、“理顺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地方党委和人大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来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同时他认为还应“建立垂直的监督领导体制”、“理顺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关系”来“要强化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以权力制约权力。 “只有从权力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在此建立一个稳定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制约权力”才能有效地控制权力。 “强化权力制约的关键是实现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完善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需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构设置和权力制约监督”，加强“各级权力机关相互间的制约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司法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吴振钧提出要对权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要在横向上做好“党政合理分权”、“政企合理分权”、“政事合理分权”、“国家机关合理分权”四个方面的工作，同时也要在纵向上使“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科学合理，运行有效”。

三、公共权力的法律制约与监督机制

在强调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方面，杨长青认为“制约领导干部权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法制。” “依法行政，用法律约束行政主体”、“完善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的法律。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和“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三种途径来加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喻中强调行政诉讼在权力制约与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实现行政诉讼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的三种方案：提高行政诉讼级别的“小改”方案，由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派出法庭”的“中改”方案，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的“大改”方案。董长春认为“应当在以法律制度明确权力活动领域的基础上，完成对公共权力私人性的制约。”他针对制约权力提出了三点措施：“以法律明确权力的活动领域”、“以法律确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就是“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作到依法行权，依法行政。”为了能够达到用法律控制权力的目的，他认为“要设置三道互相衔接的严密防线”，即“行为前的法律控制”、“行为过程中的法律控制”和“行为后的法律控制”。通过这三道防线，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制约。姜明安认为，“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因此，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成为目前学者们研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四篇：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

摘 要：在30余年的改革中，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不断规范，党内监督机制逐渐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趋于健全，这是评估当前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运行现状应当考虑的基本事实。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合理分解权力方面，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同级之间的监督方面，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诸环节上，依然存在亟需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权力制约;权力监督;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1-0084-06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1]29是在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方面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总原则，也是完善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总方向，而较为准确地评估当前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运行现状则是基点。文章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试图描绘出这一运行现状的大致轮廓。

一、相关文件的基本梳理

文章所选取的有关党内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文件，从形式上看，这些相关文件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有关机关制定的党内法规(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规范性文件(决定、决议、意见、通知)等。从内容上看，这些相关文件主要是关于保障党员权利、地方和基层党组织选举、地方和基层党委会工作机制、纪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内权力分解、巡视制度、违规惩处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权力运行公开以及规范权力使用等内容。从时间上看，文章主要选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相关文件作为分析对象。从空间上看，这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既有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的，也有地方党委和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的。

二、党内权力制约机制的现状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结构划分，按照“三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以及与党员的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六种模式。

模式一所示的权力结构类似于美国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二所示的权力结构类似于英国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间的“议会至上”关系。这两种权力结构模式均不是当前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和运行现状的体现。这两种权力结构模式的运行基础有两个。其一，党代会经常性发挥作用。至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好处，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得很透彻，它“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

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2]233。其二，同级党委会与纪委会之间是平行关系。权力对等方可谈论权力制约。现实情况是，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书记、副书记的人选需“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3]18。在这种体制下，纪委会对同级党委会的制约效果较弱。

模式三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之前这段时期内的党内权力结构情况。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关系方面，根据中央在1996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的相关规定，“全委会在党代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会的决议;常委会在全委会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全委会的决议”[4]196，可以看出几年开会一次的党代会对党委会的制约较弱，而党委会对党代会的制约较强。在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上，党代会对同级纪委会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几年一次进行的选举纪委全体会议，而纪委会对同级党代会的制约则主要表现为根据党委会的意见监督和检查党代会代表的遵守党章及党内纪律的情况，因此党代会与纪委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较弱。在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章程》对纪律检查体制的相关规定，例如纪委委员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5]，导致党委会对同级纪委会的制约较强，而纪委会对同级党委会的制约较弱。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党委会的权力过于集中。

模式四反映了十八大之后的党内权力结构情况。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县(市、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1]52;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纪委领导体制作出新的调整，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6]，逐渐形成“新双重领导体制”。这两项改革内容的直接影响是党代会和纪委会对党委会的制约增强。

模式五不仅体现了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而且突出了党员的主体地位。这种权力结构模式是建立在以下几个条件之上的。第一，党员权利得到保障，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得以确立，即保障党员权利不仅要有实体性的内容，而且要有程序性的规则;第二，至少在一定层级(县、市、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第三，党代会、党委会、纪委会成员互不重合，“党代会的代表中，无论是谁，只要当选为党的执行机构或纪检机构成员，在其任职期间就自动失去党代表资格”[7]。

模式六体现的是权力运行公开透明。这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的理想运行方式，它实现了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推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总目标。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权力运行结果公开透明，这就要求加大推进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的广度和力度。公开本身并非工作内容的全部，让群众看得懂、看得明白才是关键。其二，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这比前者更为重要。权力运行过程公开是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的关键。脱离权力运行过程而谈群众监督，其监督质量会降低。无论是推动权力运行结果公开还是过程公开，多样化的、畅通的监督渠道是前提。其三，群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对于事关本地区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全局问题，必须邀请群众或代表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群众参与制定政策，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能够有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再者，伴随群众参与而增加的理性成分，会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三、党内监督机制的现状

根据时间维度，可以将党内监督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根据空间维度，可以将党内监督划分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同级之间的监督。兼顾时空维度，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当前党内监督机制的运行现状。

(一)事前监督

各结构性的权力内部也有次结构，比如执行权中的决策权、职能部门的决策权、监督权中的执行权等，这类权力属于机制性和职能性的权力。权力类别不同，事前监督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对于结构性的权力而言，事前监督主要解决如何授权的问题;对于机制性和职能性的权力而言，事前监督主要解决如何选拔任用干部和制定权力运行规范的问题。

当前，地方各级党代会、党委会和纪委会的选举，主要依据《关于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的暂行办法》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规定了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以及党委和纪委常务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和产生方式，为“三会”选举提供了具有较强操作性的规则和程序。但是无论是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还是纪委委员候选人，均是由上届党委常委会提出建议名单，其基本程序是：常委会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党委组织部门考察――常委会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代表团讨论酝酿确定候选人――党代会进行选举。可以看出，党员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最后两个环节，在其他环节，尤其是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环节，党员或党员代表的参与成分较少，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若当选的党委、纪委委员在任职期内有违犯党的纪律或国家法律的行为，如何对其追究责任?这是改革和完善地方层面党内授权机制绕不过去的两个问题。

相比较而言，党的基层组织的选举，尤其是在党委会、纪委会候选人的确定环节，党员的参与成分较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上届委员会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确定”。[4]210但是，在党委会和纪委会书记、副书记的选举环节，党员的参与成分不够。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为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中央先后制定了县(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新五条规定”、“补充规定”以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自律“四条规定”，成为当时党员干部从政行为的基本规范。进入新世纪，中央在总结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制定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等三部党内法规。这三部法规对党员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以及基层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做出明确规定，成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基本行为规范。

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授权环节，还是在选拔任用干部和规范权力使用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实体性规定内容较多，而具体操作性规则较少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党内事前监督机制是比较健全的。

(二)事中监督

事中监督，即指权力运行中的监督。无论是对结构性权力的监督，还是对机制性和职能性权力的监督，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同级监督。

1.自下而上的监督

自下而上的监督，主要指党员监督。党员监督的前提是保障党员权利。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2]21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党员的权利不断得到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这集中体现在1995年开始试行的、2004年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下称《权利保障条例》)。《权利保障条例》专列六条对党员享有的知情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等予以详细说明。这是考察党员监督现状所要考虑的基本事实。但是，与事前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类似，保障党员权利的部分条款常常缺少程序性的规则，甚至是实际操作与相关规定有偏差。比如，在保障党员选举权方面，一方面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要由党员或代表通过充分酝酿讨论提出”[4]37，另一方面规定“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上一届党委会提出候选人”[4]210。

2.同级之间的监督

当前，党内同级之间的监督主要有两种形式：同级纪委会对党委会的监督和党委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

从纪委领导体制上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3]18;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的选举，须经同级党的委员会通过，而且上届党委常委会有权确定纪委会委员候选人的建议名单。从纪委工作机制上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各级纪委会在检查案件过程中“要把处理特别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中的问题和处理的结果，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3]18，当发现同级党委会委员有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时，纪委会“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3]18。综合考察纪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可以看出纪委会对同级党委的制约和监督不充分。

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制度，凡属职责范围内的重大问题，任何个人或少数人均无权裁决，而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常委内部有明确的分工。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在重大问题的决策环节，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与其他班子成员均为“一人一票”，但是在这环节之前，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权限较大，这是因为“常委会会议的议题由书记确定，或由书记委托副书记确定”[4]199。带来的问题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其他班子成员的监督较强，而其他班子成员对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效果取决于主要负责人的自觉性。在分工负责制下，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各负一责、各管一片。由于担心监督、批评过度会得罪其他成员，致使自己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因此在具体的监督中班子成员往往缺少思想交锋，倾向于“点到为止”或“浅尝辄止”。

第五篇：关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思考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我们党和政府近年来一直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更是亿万中国人民最关注的制度建设和社会问题之一。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有效与否，不仅事关民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和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执行的关键性，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曲折历程，深刻反思其历

史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一、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的回顾

新中国党和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却又不断遭受挫折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起来的。有学者总结指出：“党的历史上比较重视监督有两个时期：一是延安时期，一是五十年代初。”在延安时期，出于全民抗战的需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党十分重视民主，重视监督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党外人士对党的监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虚心接受人民群众意见的精神和态度。党对党外人士的许多批评意见十分重视并尽可能采纳。如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意见，黄炎培与毛泽东一起探讨中国历史的兴衰周期率，毛泽东提出了民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党持续执政兴旺的观点等。他特别强调，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说明当时党已认识到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和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视。所以，延安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原则，明显的是为了从制度上实行民主党派和党外群众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督和制约。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更是建立了一套代表机关的监督制度，议会有广泛的监督权。此外，还建立了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更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人民的罢免权。尽管这些制度受当时战争任务的影响，不能充分实施，但如此重视监督和制约制度的建设，的确是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的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

建国后，党依然比较重视监督制度，到1957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重视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又一重要时期。其主要表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制度，体现了民主监督和对权力制约的政体特征。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临时国家权力机关中，各种社会力量既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管理，又相互监督和制约。除此之外，党还比较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对党的监督作用。1950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当时存在的一些党的领导者随着地位、威信的提高，不能接受群众对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从而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倾向，为此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报纸等形式，对党和国家实行监督批评。

与此同时，国家对行政监察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也是较为重视的。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设立的人民监察委员会是当时政府的四大委员会之一，专门负责监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和正确履行职责。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使党内监督制度得到加强。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国家监督制度上的滞后问题。随着1954年宪法的颁布，人民代表大会取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的监督和制约地位有所下降。同时，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使它的监督有效性受到限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对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的一次十分有益的理论探索。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从四个主要方面全面论述了加强对国家工作监督的四个方面：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到的处分。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形势突变，党的这些加强监督的主张没能付诸实施。1957年开始以后的几年发生的几件大事使监督被大大削弱，在一些领域甚至不存在了。一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错误，在客观上导致了堵塞人民群众言论、关闭社会监督渠道的错误;二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开始实行的“政社合一”，在不断加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把权力集中于党委，使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得不到发挥，且司法机关分工配合、互相制约的理论也受到批判;三是1959年国家监察部被撤销，监察权归党的监察机关，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监察体系;四是1958年后各

项权力向党委集中，导致党内监督功能也日趋退化，“一言堂”、“家长制”盛行，党内监督近乎消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健全，党和国家的各种监督制度逐步得到恢复。首先，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和宪法监督原则在宪法上得到确立。其次，司法监督和行政监察制度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86年恢复设立

国家监察部。再次，迅速健全和完善了党内纪律检查制度。最后，社会监督被中央重视并反映在1982年宪法规范中。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权力的正确行使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经受着种种考验，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因为经济的中介而变得敏感而明朗。权力制约与监督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因为权力的滥用不单是造成国家社会和公民财产的损失，更会威胁和损害千千万万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权力监督和制约就成为党必须下大力气彻底从制度上解决的问题。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党第一次对“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这一问题进行全面阐释，标志着我党对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理论上的创新和认识上的飞跃，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指明了方向。

二、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的反思

(一)经验和教训

1.在思想理论上，长期以来对权力本质认识不足。党的历史上尽管有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比较重视监督的思想和行动，但理论上的探讨十分欠缺，这种监督只是应付时局、为完成巩固根据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和政权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只要形势稍一好转，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便退居其次。归纳起来，在思想理论上主要有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制度的问题。长期以来，党对监督的“支持”功能和“工具”作用过分强调，而忽视了监督本身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石是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便是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管理、监督一切国家权力机关和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见过：没有人民监督罢免权，无产阶级国家的工作人员官僚化和脱离人民的倾向就不可避免。二是对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思想的一概否定导致对权力本质认识上的不足。诚然，西方分权与制衡的权力分配和运行模式从本质上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且这种模式并不能完全防止权力滥用，但也要看到，这种分权，按恩格斯所说，“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我们既要反对以“三权分立”为国家权力分配的盲目迷信、崇拜的思想，但也不能否认在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方面进行适当分工和互相监督是符合管理好国家这一目的。而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改造西方这一理论，把仅靠国家机关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扩展到既强调不同机关间的互相监督，更强调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2.建立稳定、权威的监督制度是搞好监督的关键。列宁主张：监督机构必须是有高度权威和地位的，必须是完全独立行使职权的，监督人员必须有可靠的职务保障。我们在过去没有按这一理论指导制度建设。长期以来，监督机关地位不高，机构不独立，权威性低，缺乏明确的宪法保障。对监督制度的建设随时局的变化而变化，随少数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特别是监督始终没有指向最高权力机关及握有最高权力的人，这既导致监督制度的人治性，也导致了各级监察的乏力。按照权力的一般定律，权力越大，越应受到全方面的监督，否则，监督就流于形式化和空泛。

3.要高度重视监督制度的法律化。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十分重视监督工作，但由于没有及时将其上升到国家意志即法律的层面加以固定下来，使监督制度难以一以贯之和有效实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党和国家尽管也强调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但由于没有将这些监督及时地加以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不仅公民的监督权不能依法真正享有和行使，而且权力的运行失范，最终酿成“文革”这样的社会苦果。

所以，监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政府真正为民和社会真正持久稳定的重要机制。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一个国家在权力受到较好监督和制约的时期，便是和平发展的祥和时期;相反，如果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最终为少数人所控制，便造成擅权专断、腐败横行、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哪里有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哪里就会存在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那里的人民都会成为专制和暴政的对象。人类历史反复证明的权力定律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和完善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才可能对党和国家及领导人权力的运行方向、活动方式起调节、控制和制约作用，或在事先防止可能引起的失误，或在出现失误之后尽快纠正错误、减少损失。

(二)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几点思考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沉溺于历史而不思改进也是对现实和将来的不负责任。民主法治的社会不是保证不犯错误，而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和尽量避免错误。回顾新中国在权力制约与监督曾走过的曲折之路，现在和今后在权力制约与监督方面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

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如前所述，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曲折历程从根本上讲，是政治体制不顺造成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如何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以党代政证明权力制约与监督易走形式和落空，那么只有党政分开才是解开监督乏力症结的关键。当然，党政分开是在不削弱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党主要进行政治原则、政治方面和重大决策的领导，对政府一切行为进行全方位适时的监督，以保证政府的行为按宪法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去公正、高效地办事。党的监督可以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党的组织活动和党的纪律对国家机关的党员干部实行监督;二是通过各级党委直接对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实行监督;三是通过密切各级党委和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权利行使的情况，及时将民意与党的意志协同起来，并及时提醒政府改进工作中的缺点，从而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透明化。

2.借鉴和改造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经验。在西方，无论是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理论探索，还是制度实践都有几千年的历史，近代以来更是日趋完善和有效，当然它也存在着排斥广大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弊端。但西方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经验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人类社会权力科学和实践方面的一些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于吸取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加以适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改造，从而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对于西方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和实践，我们决不能照搬，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生吞活剥，只能带来水土不服，造成社会动荡、混乱纷争的恶果，但对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的某些科学性成份和制度有效性的内在机理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思考。这种研究和思考必须坚守的前提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遵奉这个前提下，进行权力分工的有效性和互相制约性的理论创新、制度设计及运作规范。这样，将所有的由人民委托出去的国家机关的权力都纳入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体系之中。

3.抓住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重点和突破口。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已经在官方和民间即全社会形成共识，现在关键是从哪里入手进行制度体系的建设。分析我国几十年来直至目前权力制约与监督乏力的情况，突出的困难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并切实执行;二是各国家权力机关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因“首长负责制”而形成理论上的矛盾和实践上的“雷区”;三是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监督本质上的缺位。而突破口在于对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建构和实践运作，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要防止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就必须借助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健全，规范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做任何与职务相关的事情特别是重大决策都要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明确和坚决追究失职、渎职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当前，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突破口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一把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如果对“一把手”的权力能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那么对所有握有一定权力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就迎刃而解了。而要实现这一突破，关键是两点：一是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层能否首先从自身开始，并在党政系统中以党纪和法律法规形式推开;二是能否允许新闻媒体参与进来，代表全体人民时刻行使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有撒开人民充分进行权力制约与监督之网，对权力制约与监督才能真正实现，否则既不可能，更不可信，也更难持久和彻底。

总之，自新中国建立几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在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问题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进一步通过以法律制度建构为核心健全我国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