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的法治意义

一、反腐的综述

十八大以后, “习李”新政以崭新的姿态亮相国民, 这个全面掌舵未来中国改革大业的团队显示了空前的超高规格, 而单独设置纪检改革专项小组, 则更是显示中央反腐之决心与力度, 可见“习李”已将反腐作为事关中共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央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希望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 管理国家事务、社会活动、国家秩序, 让各种权力都纳入法治的轨道, 不应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其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二、法治的综述

法治, 应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 以依法办事为核心, 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以此反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人治”的观点。经历了宗教神学的黑暗时代后, 法治的观念也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但是我们不能单纯认为法治就很完美。首先, 法治的前提和目标是民主;再次, 法治所要看到的就是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而制定的法律本身又是良好的法律;最后, 从法治是优于人治的角度讲, 法治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纳入法治的运行轨道, 任何人不享有特权, 腐败者必然收到追究, 平等的给予处罚。它把“硬权力”和“软权力”都纳入自己管辖的范围, 切实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三、反腐的意义

(一) 反腐加强人权保障

人权, 是指自然人作为在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权利, 具有不可剥夺性、不可转让性、不可侵害性, 是人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权利, 非经任何法律所能赋予, 非经任何法律所能剥夺, 因其有坚固的法理基础人权被世界各国普遍承认并为之尊重和保护, 也是宪法的一项基本的原则。各国由于历史、文化、政党的原因对人权的理解各有不同, 我国认为人权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国家强力打击腐败就是通过法治的方式更好的保障人权。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经济人”的概念, 即在市场自由的环境下平等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人在社会中生活总是以一种自私的方式存在, 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可能会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因此应该有一个度来权衡利益的实现。法律的出现就提供了这个度的标尺, 作为人的利益价值的分界。腐败无疑逾越了这个分界, 在实现自己的利益的前提下, 破坏了社会公共利益, 把人民群众共有的利益归于自己所享有, 作为社会的毒瘤而存在。在法律规定这样的度以后, 每一个政权机关团体, 社会组织, 公民个人都要按照这个分界来行事。事实上, 国家权力是每个公民让渡出来的个人权利的集中, 所以对法律的遵守最重要的是强调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的遵守, 反腐的重中之重就是预防公权力的腐败, 预防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 真正保障公民的人权。

(二) 反腐推进宪政的实现

所谓宪政其实质就是政治运作法律化, 使国家政权的各项活动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 以宪法的形式将所取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 以宪法为基础, 以民主政治为核心, 以法治为保障, 以保障人权为其最终的价值目标。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反腐的针对性较强, 依法执政的前提就是依宪执政, 就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有效的限制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 公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找到根据, 以达到有法律依据的状态。反腐作为宪政的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更深层次的是培养一种思维和方式。

(三) 反腐直接体现公平正义

自古以来人们对公平正义都有某种精神上的寄托, 一切成员都平等的对待, 不因其身份、地位、学历等其他因素进行特殊对待, 而反腐体现的正义包括分配正义、制度正义、社会正义、诉讼正义。

1. 反腐直接体现分配正义

现行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在此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初次分配注重公平与效率, 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分配正义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目前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两级分化是越来越严重, 从2013年的数据统计来看, 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4·0, 两级分化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 若因为公平的竞争造成人与人经济地位上的差异, 法律是认可的;但是腐败是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强行的将人民让渡出来的权利唯自己的私利而用, 这就是法律所禁止的。所以在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必须加大反腐的力度, 以实现社会的分配正义。

2. 反腐要求制度正义

创立廉洁政府是全社会的共同向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的前辈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很多都跳跃着智慧的光芒, 但是腐败这颗毒瘤依然存在。早期的反腐主要是依靠官员自律, 当政者品德高尚, 为官清廉, 则腐败少有。但如果为政者是奸邪小人、唯利是图, 则往往腐败不绝。然而事实证明单独依靠为政者的个人品德和觉悟而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还要有与之匹配的监督制度的出现, 才能为廉政保驾护航, 因此才有了制度正义提出的必要。

事物运行都有其规律, 权力的运作也是如此, 为了让廉洁政府的有序推进, 必须建立一整套的监督机制, 只有这样为政者在实施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也要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倾向与以法导廉、以法促廉。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也要求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法律监督方式, 使权力运行都被纳入法治的监督之下, 让法治为这样的制度正义而开辟道路。

3. 反腐要求诉讼正义

诉讼正义涉及程序法方面的制度, 要求在追诉过程中侦查机关、检查机关、审判机关之间的制度构架衔接适当, 切实保证犯罪嫌疑人在被追诉过程中以辩护权为核心与具有强大追诉能力的公权力对抗, 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司法作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 应该保障权力落到实处, 这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也更是保护公众的权益。诉讼正义就是要求腐败者必然受到追诉, 逃不过法律之网;同时要保护未腐败者不受法律的追究, 禁止以诬告陷害的方式使廉洁的国家工作人员受到追究。

四、反腐的法治意义

(一) 培养法治思维

思维模式影响行为模式, 如果各个主体, 即国家、集体组织、个人等都能在法治思维的控制下行为, 以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准数, 那么法治国家的实现指日可待。当执政者在享有某种公众让渡出来的权力时, 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制, 防止权力的滥用, 用有权必有责的思维强化反腐治权。另一方面, 提升公民个人的法律素质, 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同时也是对国家和集体权利的保护。设想一下, 所有关于贪污腐败的案件都一股脑的交由检查机关办理, 该机构的时间和精力肯定是不够的, 根本不能确保反腐的顺利推进, 因此要提倡全民反腐, 由社会的主体—公民来作为权力运行的真正监督者。

(二) 反腐促进法治建设

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制就是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一反腐促进立法的完善, 十八届四中以来, 凡是重大改革都必须有法律依据, 因此在过去的反腐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在反腐过程中有法律的依据。第二反腐要求执法严格, 古语有云“天下之事, 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相较于立法而言, 执法就更显得重要。要求执法者在执法过程要公平的对待行为人, 还要严格依照法律的途经规范自己的行为, 越权和违法都要受到追究。第三反腐促使全民守法, 要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全民的依法治国, 使依法治国融入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极发挥法的引导、指引、教育的作用, 表明国家对腐败的态度, 表明政府反腐之决心。最后, 反腐需要司法的保障。司法作为保障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 使腐败分子收到法律的追究, 保护无罪之人免受法律的制裁, 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摘要：反腐和法治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个廉洁政府的建立必然推行法治即依法治国, 而为了建立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又必须加大对自身的反腐力度保证依法执政。本文从宏观上探讨了反腐与法治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以法治来保障政府廉政建设。反腐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宪政、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同时在法治下的反腐可以培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促进法治建设。

关键词：反腐,法治,人权,宪政,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