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精选8篇）

篇1：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现实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未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中心课题。时代主题的转换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就其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而言，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着先导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特别是革命导师思考社会主义的方法，都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依据。邓小平正是抓住了革命导师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发展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论述，结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都要求我们：要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实践，二是人民群众迫切的理论需要。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除了上述之外，邓小平理论体系还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国防建设等。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 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全党越来越认识到，它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并在党章中规定这一理论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指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把这一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在于：

一、它是党的指导思想。

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旗帜。

四、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五、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

六、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民族复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走向21世纪的时代精神，国胆民魂。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党、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一、它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探索达到成熟的标志。

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成长道路上达到成熟的标志。

三、邓小平理论初步结束了“左”的思想路线对我党事业的干扰和侵害。

四、邓小平理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否定了唯上唯书唯形式主义而不唯实的学风。

五、邓小平理论对于传统文化、民族特性的改造与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

六、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国际共运的新时代。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 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发展的新阶段。

篇2：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从中央到地方被深入的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这与它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密不可分的。“以人为本”具有身后的唯物史观意蕴，同时，在落实“以人为本”时，又必须考虑到现实问题，要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来解决问题。

[关键词]以人为本；唯物史观；人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237-01

一、“以人为本”的由来

不少人认为，“以人为本”提法源于西方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我国古代只有过“以民为本”的提法。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以人为本”提法起源于我国古代。

在我国古书中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前725年前后-前645年）。管仲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西汉刘向编成、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我查到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我国古文献中，除了管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之外，大多是讲“民为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谷染传》）、“闻这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谊《新书、大政上》），“国以民为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李世民《民可畏论》），等等。这些说法很容易给后人一个错觉，误以为我国历史上只有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而不像西方历史那样有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

我们党当今提出的“以人为本”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提出的。

早在1843年卡尔・马克思完成自己阶级立场、世界观和政治观转变之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鲜明地提出“人的解放”问题，指明“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里所说的“人的解放”不仅指现实的人，而且指个体的具体的人，这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之处。马克思主张的以人为本，首先是以工人为本，以穷人为本，最终达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达到每个人都解放。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而讲到：“社会是人同自然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还阐明了人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实践的人本主义的生成，共产主义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本主义。换言之，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达到以人为本。

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鲜明地指出：在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是说共产主义的以人为本最终要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达到每个人都解放，都能全面自由发展，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也就是要从“以众人为本”达到“以每个人为本”。

三、“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意蕴

“以人为本”思想从三个维度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一是进一步彰显了唯物史观的价值维度；二是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发展理念；三是深化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揭示“以人为本”思想深厚的唯物史观意蕴，对于我们从更深层面把握科学发展观，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以人为本”彰显了唯物史观的价值维度

马克思主义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过程中，始终诉诸深厚的人文价值关怀。而对人的关注更是贯穿了马克思哲学探求的始终，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价值维度和基本品格。

我们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系指：“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情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办”，并狠下决心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二）以人为本拓展了唯物史观发展的理念

“以人为本”把对发展的正确理解作为人的解放的前提。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求以及立足现实实践并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上，坚持并发展唯物史观的发展理念来实现的。

篇3：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物流产业研究的理论价值

1. 拓展物流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物流学作为新兴的应用性学科,其学科地位要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必须形成自己独有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一个成熟的产业,首先要求理论的成熟,而一个新兴的产业,在成熟的过程中,理论也自然是成长性的。物流学科的发展体现了这种成长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物流学科书籍林林总总,出了不少,总的来说对物流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本文针对中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针对物流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需要,想从理论上作些思考和探索,力求对推进物流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出一点微力。

2. 是拓展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充实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

物流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除了具有一般产业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物流产业是依托于“物”的流动过程建立起来并为“物”的流动过程服务的复杂产业系统,具有复合性、聚合性和概念性的特征,其边界跨越多个产业,且内容构成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体产业,而后者正是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此外物流产业输出的是具有不同品质构成的物流服务,物流服务千差万别,完全相同的物流服务几乎不存在,即物流服务具有异质性的特点,而产业经济学的分析基础是以同质产品为研究对象的微观经济理论。物流产业要进一步推进,必须加强对物流产业基本知识、基本运行规律的研究,因此,加强对物流产业经济的研究,既是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的需要。至今还没有一部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性的、全面综合系统研究物流产业经济发展规律的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不多见,目前大部分学术著作和论文仅停留在对物流及物流技术等有关问题的研究,物流产业理论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

在不断加深对物流活动基本规律研究、认识的基础上,从物流产业经济这个高度指导和推进物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对物流产业的研究主要把握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物流产业产生、发展过程。二是物流产业组织,主要为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物流产业组织形态、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规律等。三是物流产业结构,主要研究物流产业内部各产业要素之间的关系、物流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等。四是物流产业关联度。运用产业经济学的产业关联分析工具,研究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相互关系、提出物流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五是物流产业发展环境支持。通过系统研究物流产业发展所需的环境支持,了解物流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及作用途径,从而为物流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六是物流产业政策。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指导,特别是作为新兴产业的物流产业,更需要系统配套的物流产业政策的指导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倾斜支持。七是物流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八是中外物流产业比较研究。研究不同国家物流产业发展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产业发展经验、教训和启迪。九是一些其他问题或交叉性问题。从产业经济理论角度来作更深层次的研究,目前成果较少。为此,本文想在有关方面有一个推进。

二、现实的呼唤:需要物流产业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支撑

1. 物流产业地位的确立对物流产业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已逐渐成为各级政府乃至社会大众关注的目标。2001年国家经贸委、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六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第一部明确物流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新兴支柱产业之一的正式条文。2009年初,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物流产业赫然在列。这次物流产业的调整和振兴方案的规划出台,对物流产业的发展应该起到一个奠基石的作用,整个物流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目前,全国已有北京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或将物流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进行培育与发展;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或将物流产业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或将物流产业列为第三产业中的先导产业。这都充分说明各地看到了发展物流产业的前景,这将对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扩大就业等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深入研究物流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对于制定物流产业现代化,优化物流产业结构,推动物流产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通过加强对物流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在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创新,从而为物流产业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理

2. 物流产业发展的实践对物流产业经济研究的呼唤。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物流产业发展十分迅速,物流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物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科学的“物流产业观”,严重地影响物流建设速度、规模、结构和运行效益;物流服务配套设备、设施陈旧和落后,缺乏配套扶持政策;物流服务行业原则和标准落后,造成成本高,服务效果差,发展受阻;物流产业中的税收问题突出。这些都成了制约物流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而这其中许多问题是由于缺乏对物流产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如物流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物流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

3. 适应物流产业发展的特殊性的需要。

物流产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具有自身的产业特性。如物流产业具有很强的依托性和产业关联强度,它的发展涉及许多部门和行业。物流产业发展必须与其他产业发展相协调,物流产业政策必须与社会发展政策相协调,必须与其他的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套,只有把物流产业政策纳入国家总体产业政策体系中去,才能寻求有关方面的支持,才能使物流产业持续地发展。因而,向物流投入倾斜的财政金融投资政策等,政策的配套对物流产业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4. 制定科学物流产业政策的需要。

物流产业政策是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物流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有其理论根源,人们对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认识,就会产生不同的政策主张,导致不同的实施后果。中国目前对物流产业发展和物流企业运作的同时有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邮政局,甚至包括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参与和管理。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有关各方对物流产业的认识和所实施的管理必然采取不同的视角,也可能具有部门利益的背景,它们在面对物流产业政策的制定时,必然会基于不同的视角。因此,从理论上正确分析各种经济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对物流产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切实掌握物流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及时地制定出科学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和措施,在当前显得特别必要,当然物流产业政策涉及范围很广,如物流产业政策导向、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宏观政策等,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总之,从理论和实际来研究物流产业意义重大,它将对中国物流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邓伟根.产业经济及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3]凌有生,高峰.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浅论我国物流业的发展[J].物流技术,2004,(7):10-12.

[4]傅成红.从物流本质论我国物流产业发展[J].商场现代化,2007,(1):122-123.

篇4：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要：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脱贫致富过程中，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在贫富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透辟分析了我们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明确指出了消灭贫穷的必要性、战略步骤和根本途径，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赶超先富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辩证贫富观。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无论是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还是对于改善和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贫富观；贫穷；共同富裕；两极分化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1—0001—06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指路人。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认真总结和吸取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透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明确指出了消灭贫穷的必要性、战略步骤和根本途径，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点，先富带动后富、后富赶超先富的辩证贫富观和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无论是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还是对于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其物质生活方面而言，是一个不断地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繁荣的过程。所谓贫富观，就是人们对于贫富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包括对贫富差距出现原因的解释、对贫富差距合理性的评价、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办法以及贫富群体心理调节的途径等。邓小平的贫富观特别是邓小平关于贫穷问题的思想观点，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应该说还是非常重视贫困问题的。在1955年10月4日～11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从巩固工农联盟的视角强调了帮助农民消除贫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告诫全党，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然而，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贫困问题上陷入认识的误区：一方面强调要消灭贫穷，认为落后就要挨打，对贫穷落后表示担忧，另一方面又赞赏“一穷二白”，以穷为荣，认为穷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越穷越好。正是由于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至于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认真总结和反思了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在贫富观上的偏差和失误，深入分析和论述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贫困现象的复杂原因、消灭贫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根本途径。

针对毛泽东晚年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的偏颇和“文革”中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错误观点，邓小平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些观点“简直荒谬得很”，“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并谴责说：“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

鉴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赞赏贫穷、以穷为荣的浪漫主义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做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的严重影响，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社会历史根源、消除贫穷的长期性和紧迫性以及根本途径。在邓小平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社会主义的中国确实还很穷。我们“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那么，为什么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呢?邓小平认为，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上。“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这是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现象长期存在，脱贫解困任重道远的物质经济根源。二是因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这是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的社会政治原因。而“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因此，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长期贫困，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就必须向贫穷宣战，“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消灭贫穷的根本途径是改革开放。只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保守转变到对外开放，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总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真正消灭贫穷。

二、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

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指出：

“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E43698。邓小平是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指路人，被国外学者和媒体誉为“中国现代化之父”。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纠正了毛泽东对富裕问题认识的失误，把建设富强国家确立为新时期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实现了在贫富观认识上的革命性变革。

与对待贫穷的矛盾态度相呼应，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富裕也表现出自相抵牾的复杂心态。他一方面对富表现出深深的期盼，另一方面又对富表现出深深的担忧，采取打压态度。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和1956年2月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的插话中，毛泽东希望通过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但又觉得“富了不行”。他认为，“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她就不需要革命了”。“富了，事情就不妙，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农村的富裕中农装穷而不敢冒尖大加赞赏，认为这“很好”，“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对“农民也以穷为荣，以富为丑”，他认为“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已经在政治上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正是由于毛泽东担忧富了就要出问题，对先富起来的人采取打压政策，“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使人们闻富色变、视富为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治贫致富的过程中，纠正了毛泽东对富的片面认识，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建设富强国家为战略目标，以“三步走”为战略步骤，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战略重点，以“先富带动后富”为战略途径的共同富裕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致富不是罪过”，“勤劳致富是正当的”，而思想僵化、安于贫困落后、不思进取才是罪过。因此，他号召人们一定要解放思想，从“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并反复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根据邓小平这一观点，党的十三大报告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富强国家规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目标之一。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核心。

其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分“三步走”。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既是一个大国(人多，土地面积大)，又是一个小国(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不能通过“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一蹴而就的。为此，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以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50美元为基数，到80年代末翻一番，达到500美元，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确定的“三步走”战略步骤，为我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再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大政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共同富裕并非毫无差别的同等富裕，亦非步调一致的同步富裕，而是包含着富裕程度差别的共同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波浪式前进、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当然，“先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是共同富裕。“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论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必须选准突破口，抓住重点和难点。在与外宾谈论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问题时，邓小平多次指出，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观点，对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为中国人民的脱贫致富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生活”。

三、贫富差距拉大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社会主义要消除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取向，但在其具体实现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先后和程度上的差异。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是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一项重大课题。邓小平在带领我国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过程中，以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为镜鉴，坚决破除平均主义，同时又正视贫富差距，采取切实举措避免两极分化，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贫富差距过大的。在1959年12月—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然而，由于过分担心产生个人主义，在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这台天平上的两端，“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平均主义盛行，结果虽然避免了个人主义泛滥和两极分化的出现，却导致了共同贫穷和共同落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当作财富，以毛泽东为鉴，彻底破除平均主义，同时又坚决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基于只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

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的认识，邓小平的着力点主要集中于打破教条主义的禁锢，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号召人们向贫困宣战，向现代化进军。在1984年2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等重要讲话中，他深入分析了平均主义的严重弊端，反复强调改革要首先打破平均主义，“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当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贫富差距快速显现并且超出原先的估计以后，他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到防止两极分化上。在1990年12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等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的目的、原则以及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就走了邪路了。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强调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并且告诫全党“在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引者注)”。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邓小平对贫富差距拉大这一类的问题愈益关注。在1993年9月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要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防止两极分化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是异常坚定和明确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仅深刻阐述了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和防止两极分化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而且还指出了现实的制度保证和具体的办法措施。邓小平认为，避免贫富差距过和两极分化，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至于在具体体制和政策层面如何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援贫困地区的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采取这些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决不是搞摊派或鼓励吃“大锅饭”。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和设想与改革开放前“左”的政策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

四、邓小平贫富观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贫富观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在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总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何长期存在贫穷、如何消灭贫穷和避免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把对贫富及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等问题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新世纪新阶段，认真研究邓小平的贫富思想，树立正确的贫富观，无论是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还是对于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有助于我们理性对待贫困，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现象存在的长期性和脱贫解困的艰巨性。改革开放30年来，经过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反贫困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000多万。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全球脱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的贡献率达到67％，甚至被巴克莱财富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排名为去年全球最富裕国家的第7位。然而，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大幅度跃升，但人均只有2000多美元，仍居世界后列，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村除列入低保的2000多万贫困人口外，还有几千万人处于低水平温饱状态，列入城市低保范围的贫困人口也有2000多万人；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各方面还有不少困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贫解困任重道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的本质特征，不值得骄傲和自豪，但贫穷也不是什么耻辱和罪过，以穷为荣、安于贫穷、不思进取才是罪过。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以邓小平的贫富观为指导，理性地认识和对待贫穷，发奋努力，才能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其次，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富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富民政策，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富人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据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已有(以美元计算的)百万富翁34.5万人，排在日本后面位居亚洲第二名；从2006年到2007年，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从15人猛增到108人，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然而，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和浙江等少数省市。同时，由于近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仇富”心理和情绪也在不断滋长，一些人对富人存有着偏见，认为是富人夺占了大多数人的财富，他们惟利是图、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这对于富人群体来说显然是很不公平的。不可否认，我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确有少数是通过不正当途径或非法运作暴富的，但应当承认大多数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和贫穷不是罪过一样，致富也不是罪过，对财富永不满足的贪婪和不择手段的追求才是罪过。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是贫穷，而是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大肆渲染“仇富”心理、情绪，散布“为富

不仁论”，是极其有害的。要正确制定出和坚决执行切实可行的富民政策，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必须认真研究和始终坚持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树立正确的富裕观，理性对待财富以及先富起来的群体。

最后，深入研究邓小平的贫富观，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贫富差距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24亿元升为24.66万亿元，增长67倍，人均GDP则由381元升为18 665元，增长4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 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然而，也必须看到，经济总量和平均数往往掩盖着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收入与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从1978到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曾因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一度缩小，但仍从2.57:1攀升到3.33:1。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近年来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反映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也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仅30年，我国就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客观地说，这一态势已经超出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估计。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不能简单地到《邓小平文选》中去寻找标准答案，而必须以邓小平的贫富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认真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治贫致富的“中国经验”，正确认识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既不能“劫富济贫”，让先富起来的人心存疑虑，不敢露富或移资国外，更不能“劫贫济富”，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马太效应”日益彰显；既不能否认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任其肆意扩大，也不能炒作“基尼系数”，加剧社会对立。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太小，穷人太穷，公平与效率失衡。“仇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仇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加大个人收入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低、扩中、调高、打非(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早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目标。

篇5：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并用五句话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高度概括，即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高度概括不仅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刻把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也赋予了科学发展观在指导我国21世纪发展中的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这一概括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使这一科学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党的十七大报告，其主题始终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关键词。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成就的深刻总结。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其本身是开放和不断发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形成时期。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各种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我们究竟应该谋求什么样的发展、发展的目的和本质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尖锐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如果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会造成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且必然会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无序和扭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思想，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针对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已经出现和可能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明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这种发展的核心必须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发展的目的与本质、手段与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使我们党的治国方针更加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具有更科学的指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显然，深刻认识和领会十七大报告赋予科学发展观的这一理论地位，对于我们党今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以此指导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次，这一概括将科学发展观界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正确方向。

我们注意到，在以上所引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概括中，前面四句话，在以往党的文件中都有过表述，而最后一句话将科学发展观界定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则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这一新的提法，突出强调了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坚持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看到，只有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才能妥善处理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各项重大关系，把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纳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从而破解我国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引领和保证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十七大报告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词之差，却正是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的本质体现。

篇6：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化和发展，它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更进一步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所谓中国实际，是指处在一定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的中国基本国情、社会实践和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又使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的各项建设带来了显著的成就，现阶段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形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取得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新中国的建设之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正是我党领导人的正确指导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起来并促进了我国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中指出了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各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案，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如何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指导，同时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胡锦涛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在当前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起到了显著的指导作用和促进作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代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国家和民族自豪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民族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增强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增强了人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充分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充分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现阶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才能使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和谐的发展环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利于和谐社会中各种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使人们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才能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利于增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巩固执政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原则，现阶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这样我党才能在和谐社会中不断加强先进性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和构建和

篇7：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这条道路和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目标追求，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是引领、激励我们团结奋斗的巨大精神力量。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要随之而不断发展。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它的现实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的政治信仰，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巨大的指导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面面向未来、引领发展的旗帜，是一面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现出无可置疑的真理性、科学性，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和回答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它不但回答和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具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它一经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篇8：论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2014年12月中旬, 习主席在江苏调研时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回答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 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方针。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意义

第一, 党建设的新方向。无数事实说明了, 只要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存在, 滋生这些的土壤没有彻底铲除, 党的建设就要大家参与:时时管、人人管、认认真真管, 实实在在严。如何重新构建和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除了客观的种种因素外, 主观上, 重新树立信念也是十分艰巨的, 因为目前党内, 一些党员干部没有心存敬畏, 罔顾法律和人民意志;不能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丧失道德底线。要改变这些, 是一个长期的和艰苦的过程。

全面从严治党为党建指明新的方向, 全面从严治党始终贯彻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内容不同, 我们党会结合具体时期特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断对全面从严治党有新要求, 新内容, 新方向。

第二, 全面指导党的建设。一方面, 党建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的思想建设。我们党建党以来一以贯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武装全党, 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中, 直至达到共产主义, 党的思想建设犹如党建工作的灵魂, 永不变。另一方面,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尤为重要。当下,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全方位反腐倡廉, 为我们党的不断开拓创新提供和谐的政治环境。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是总结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 形成党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党内法规、条例、规则, 并狠抓贯彻落实。唯有如此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才能规范党员行为, 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

第三, 使党在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上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以来的一直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 思想建党的首当其冲的要求就是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信念。因为只有在理想信念坚定了的条件下, 行动上自觉践行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 每位共产党员才能发自内心的始终如一对党忠诚。只有理想信念坚定, 每位党员才能在各种考验和诱惑面前不为所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需有机统一, 为党建提供理论支撑。制度治党使党的建设具有规范性、稳定性、长期性, 从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意义

第一, 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保障。1921年建党以来, 我们党一直保持优良作风, 才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一直和党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建党95年来, 我们党积累了一些问题, 在大众传媒的传播下, 这些问题被人民群众所知, 严重损害了党一直以来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光辉形象。全面从严治党的力度集中在全面整顿党员的作风建设上, 表现为反腐败斗争。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在反腐斗争中始终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通过无数事实, 让人民群众重拾对党的信心。

第二, 党纪律的强大后盾。1921年7月1日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 社会建设中形成了完整和严明的纪律和规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军队取得各种战争的胜利, 就是靠有高度凝聚力和铁的纪律的组织。党员要学习党章, 践行党章, 按规律办事。在按规律办事时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不要搞形式注意, 在工作中追求表面上的“严”, 实际破坏民主集中制, 层层加码;二是克服主观的自以为是、自由散漫、为所欲为的工作态度。这些都是违反党章和党纪律的表现。

第三, 民心所向, 使水载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全面从严治党的最终目的是得到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 在信任的基础上, 对党的拥护和支持。党在做每一项决议, 实施每项方案都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 以时代为准绳, 这些是判断党的先进性的基本标准。让人民群众看到我们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是我党战斗力之所在;反腐倡廉上从严治党, 就是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体会到, 我们党反腐的信心和决心, 坚持公平正义, 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总之, 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最终归宿都是人民群众, 都是以人民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全面从严治党效果的根本标准,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 中国共产党才能更好的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才能在光辉旗帜的带领下, 奔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