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

论腐败（共6篇）

篇1：论腐败

论腐败

目录

一、腐败的定义：·······································1

二、腐败的形成过程：（个人看法）························ 2

三、反腐败主要方式：（个人看法）························ 4

四、防止腐败措施：····································· 5

背景：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严厉清查四风问题，释放反腐信号。

2014年，中央增加3个中央巡视组，开展3轮巡视。对2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常规巡视，对19个部门和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专项巡视。查出大量腐败问题，查处了大批腐败官员。2015年党的反腐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在军队中查处了若干腐败军官，保证了解放军的战斗力。

一、腐败的定义：

指官员在职位上作风不正，行为不正当引起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由作风不正进而产生的结党营私、寻私枉法、颠倒黑白等各种犯罪。也可利用出身背景，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熟人关系进行贪污枉法，吃喝享乐。腐败有遗传倾向，历来就有。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百姓利益。包括经济犯罪、政治犯罪、作风犯罪主要问题。——《百度百科》

二、腐败的形成过程：（个人看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处于一清二白的落后状态，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号召下，人民勤劳苦干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经历了旧中国的苦难历程，人民痛恨腐败，党和国家更是严厉处理腐败问题，因此出现了人民淳朴，道德风尚，互相帮持，团结力量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象。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份子，去实现社会理想。此时不是不存在腐败问题，而是很少的。例如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件。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先后实施“改革”和“开放”政策。对国内实行土地承包制和公司股份制。对外开放经济特区放开对外贸易。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物质文明丰富了很多。

物质固然丰富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腐败问题，而且三十年来被查处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冰山一角。在改革开放中，很多人都失守了，原因总结有三吧。1．体制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例如中储粮竟然大面积陈粮换新粮。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令人为之震惊，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天下粮仓》。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此外，一些人们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上行下效，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普遍。例如山西腐败是坍塌型，过半官员贪污，太原两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落马。县官落马竟然平调邻县继续贪污，无不说明了腐败之严重，处罚力度之小，监察管理不到位。如若在上个世纪落马高官，小官巨腐理应枪毙，不然不足以平民愤，但是现在却是另一番景象，据调查70%多的落马官员受到减刑处理，多的高达一半以上，严重超出国家刑事法律规定的最高减刑不超刑期一半。

3．部分领导干部贪图享乐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领导干部。有时候，坚持原则、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拉帮结派、弄虚作假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丧失，进而产生一系列的腐败问题，带坏了社会风气，例如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办事，走后门，送礼现象非常严重。

三、反腐败主要方式：（个人看法）1网络反腐

由于门槛低、成本低，人人可以参与，也就决定了参与者素质的良莠不齐。网络曝光可以瞬间引起大众的关注，如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在事故现场微笑而被关注，后查出其存款超1600万元。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言论，招网友曝其口衔1500元一条的“南京九五至尊”香烟。例如对于案件的曝光，可以极大的推动政府部门办事透明度和效率，是案件得到公平处理。同时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要合理的利用。2 情妇反腐

是情妇在一些反腐事件中的作用。在2014年曝光的一些情妇检举官员事件中，涉案的官员都在情人的举报中受到查处，而网络上日记门、情妇日记门等都曾经成为被网民热议的事件，因此，人们用“情妇反腐”这个词来形容情妇在这些反腐事件中的作用。另外，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全国各地被查处的官员中95%都有情妇，但因情妇举报而导致的官员下马事件却屈指可数。例如2013年，刘铁男被查事件中，情妇反腐再度引起网民关注。3 举报 由于中央表现出很大的反腐决心，反腐力度逐步加大。人民群众获得极大地信心，积极地参与到反腐中，积极举报身边的腐败行为，严厉打击犯罪行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信访举报是群众参与和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因为对举报人的隐私保护，很多的举报人可以说是英雄吧，都是不会被曝光的，因此不举例说明了。但是北京中央信访办每天都是有很多人排队举报不法行为，他们的行为是可称赞的，希望党和国家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总是认为他们是刁民吧。

四、防止腐败措施： 1法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习近平当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重要讲话。

作为民主社会，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各方面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行。法制是腐败的牢笼，法制是和谐社会的前提。2思想道德建设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考察山东时指出

上个世纪我们的革命前辈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前行，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领导人艰苦朴素的带领下，科学家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顽强奋斗，不计个人得失为祖国贡献青春。现在社会中我们要大力发扬这种精神。例如习近平主席要 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后记: 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

作为大学生，对人生和社会充满理想，对贪官和腐败深恶痛绝，应了解公众参与反腐败的有效渠道，积极反对生活中的腐败问题，不要被社会这个大染缸而污染，迷失了自己。要积极发挥自己的正能量，去影响别人，如果没一个人做好自己，相信我们的社会会更美好。

篇2：论腐败

贪污贿赂犯罪是社会腐败现象的严重表现之一。同贪污贿赂犯罪作斗争，实质上是一场特殊领域内的政治斗争。近年来，这种犯罪现象十分猖獗，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无视法律，不计后果，顶风作案，严重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个案例。

2007年4月，被告人黄江利用其担任南丹县物价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以解决单位办公经费紧张为借口，向南丹县某公司提出赞助要求，该公司赞助10000元给南丹县物价局。4月22日，黄江到公司提取现金10000元。随后，到南丹县某汽车修理厂虚开1张面额为9999元的修理费发票并补贴1元钱现金，拿给南丹县某公司冲帐。2007年2月9日、3月16日，黄江分别三次拿各种开支发票叫本单位工作人员代签，由他自己在审批意见栏上签同意开支并到单位财务报帐，得款共计44849元据为已有。案发后，黄江主动退赃人民币30000元。南丹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构成贪污罪，存在自首情节。遂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黄江不服提起上诉。河池中院经审理后判决，撤销南丹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上诉人黄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责令上诉人退赔人民币43059元。

贪污腐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人类自诞生了社会形式之后，权力也伴随了出现。然而，自从有了权力的存在便从此与腐败结下了不懈之缘。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的基因存在。人类贪婪的天性一旦沾上不受约束的权力，势必像一头出笼的猛兽，危害无穷。这就是现今许多官员腐败的主要原因。剖析众多的贪污腐败案件不难发现，涉案者多手握重权。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把权力当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又由于他们身居要职，以致下级监督不敢、同级监督太软、上级监督太远。权力监督的缺位，成为一些领导干部腐败堕落的主要原因。只有把权力关进“铁笼子”，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建立高效廉洁的权力运行体系。当今世界，腐败已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弊端，而是各国、各地区共同面临的、急需治理的重要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其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而我国应该结合自身，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制定严厉打击和有效预防的措施。反腐败的机制或对策主要取决于四个要素：其一，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及其法律制度的完善；其二，公职人员的素质；其三，监督制约机制；其四，公正适宜的外部环境，主要是社会系统为主体的公共秩序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上四个要素，以“法”贯之，通过法律来引导、确立和保障。中国古代反腐败主要表现在监察、惩戒、教育和预防四个方面，而以惩戒为主。例如历代王朝大都坚持以严刑峻法整肃吏治，惩治贪官；坚持设立专门的御史（监察）机关和监察制度，监督、约束官吏的腐败行为；注意教育官吏具有恤民忧国、清正廉洁、修身律己的职业道德，坚持选拔或罢免官吏以是否清正廉明为主要标准；注意实行官员回避制度，注意增俸养廉。腐败行为是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宗旨，同我们国家的性质根本相背离的，是党和政府坚决反对和打击的。我们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惩治与预防，采取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对策，对遏制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颁布了《刑法》、《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有关法规，制定了严厉的刑事惩罚措施；建立了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侦查的执法机关，1988年又在检察院下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建立了反腐纠纪的监察、监督机构及其制度，建立了公众举报制度，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力量和舆论监督的作用，等等。但是，腐败犯罪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有多方面的原因，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不是采取

一、两项措施，经过三年两载就能解决的。因此，我们应该把腐败犯罪放在一个社会、历史大背景之下去考察研究，采取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道德的等多方面的策略手段，综合治理，要总结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力求建立一个广泛的、有效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的社会机制。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有宏观社会原因，又有微观社会原因，它又是一种个人行为，还包括个人的生理、心理因素，特别是世界观等方面的原因。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病症’。所以，我们必须从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和发展起来，主张者甚众。但是，仅此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借鉴，而且要创新。要通过调查总结过去的和现有的反腐倡廉的新鲜活泼的经验教训，总结、借鉴现有的东、西方理论来创新，其根本目的是发展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

篇3：论腐败与法制监督

从我国多年打击腐败现象的经验来看, 产生腐败的根源主要是:教育不扎实, 制度不健全, 监督不得力, 惩治不严厉。国家对地方部分官员个人腐败现象和问题难以监管, 国家在监督腐败的方面力度不够, 不能对所有官员进行管控。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党性原则方面:

一些国家干部没有很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不能按党的组织原则处理党政事务, 不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工作纪律, 不受群众的监督, 脱离了群众。

2、行政决策方面:

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在地区经济发展、项目审批方面在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采取“一言堂”, 导致决策失误;没有听取下属以及群众的建议, 违纪违法现象和案件时有发生, 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3、人事安排方面:

有的领导干部在提拔任用干部、考试录用公务员、国家事业工作人员方面以权谋私, 索贿受贿, 买官卖官, 任人唯亲, 在工作中靠关系、走后门, 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

4、经济方面:

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 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 涉及到项目、资金方面, 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近几年的案件呈现数额大、涉及广、职务高、团伙化犯案的趋势发展。

5、公款消费方面:

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动用财政资金, 大兴土木、建设办公楼、利用公款大吃大喝, 请客送礼, 行贿受贿, 拉拢关系, 借会议、考察、培训等各种名义, 经常公款境外旅游、公款高额消费。

6、生活作风方面:

有的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糜烂, 赌博、包“二奶”、养情人, 天天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物欲膨胀, 导致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其实这些方面生活腐败是导致行贿受贿、索贿受贿, 产生贪污腐败问题的实质根源。

在社会现实生活中, 一些领导干部带头搞小腐败的已是司空见惯。腐败者自我感觉良好, 对于自己的腐败觉得理所应当, 社会上的风气也让大家觉得谁捞钱谁就是有能力, 腐败渐渐被视为很正常, 不正之风日趋严重, 人的思想道德、社会风范水准被严重歪曲, 小腐败助长了大腐败, 腐败现象在中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影响, 让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慢慢的失去了信心。

二、反腐倡廉, 法制监督是解决领导干部不能腐败的根本问题

腐败的根源在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实践证明, 不受监督的权力极容易被滥用, 而权力的滥用必然会导致一些干部的腐败行为。因此, 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加强对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监督, 是防止滥用权力、遏制腐败的关键。客观地评价, 我国目前的监督体系在形式上说是相当健全的, 但在监督的具体实施方面, 各种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到位。因此, 构建一个有权威、有效力、能够制约住权力滥用的监督与制约机制, 是当前反腐斗争的重中之重。

第一, 对纪检监督机关领导机制进行改革, 实行垂直领导, 保证监督权的独立性, 加大对同级和下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力度。我国目前纪检监察部门实行的是双重领导机制, 即接受同级党委领导, 又受上级纪委领导。由于纪委的工资福利、人员编制归同级政府管辖, 纪检机关的干部任免归同级党委管辖, 这样, 纪检监察部门对同级政府、党委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即使对于下级机关的监督和制约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使监督和制约作用显得软弱无力。如果纪检监督机关采用垂直领导机制, 使纪委监督权独立, 不受同级党政机关的干扰, 监督的威慑力大增。同级和下级机关党政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就不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在根源上防止和遏制了权力的滥用。

第二, 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具有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职能, 而许多职务犯罪案件与地方党政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目前检察机关的财政来源、人事任免的事务均归当地党政领导管理的体制下, 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发挥的不是十分明显, 这与法治社会“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是相违背的。从我国已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 案件的线索基本上是由人民群众举报后, 我们的检察机关才介入调查, 并未像国外一样由检察官主动出击, 大多数采取“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 显得十分被动。据资料表明, 国外一些检察官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析哪些官员有可能贪污受贿, 然后千方百计找到犯罪事实, 反映了他们高度灵活, 工作主动, 职权独立, 行动自由的特点, 这很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第三, 加强人民群众监督, 制定人民群众监督法。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领导的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 人民群众是看得很清楚的。近几年我国纪检和检察部门处理的绝大多数大案要案, 都是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后, 纪检部门顺着群众提供的线索, 才将一些违纪干部的腐败行为进行处理。所以, 加强人民群众监督, 对于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防止腐败是必不可少的。因此, 应该全社会中进行法律教育的普及, 增强群众的权力监督意识, 积极参与监督。当前应该以立法的形式确实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行使, 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利益。这也是实行“依法治国”战略之根本。

第四, 重视新闻舆论监督, 制定新闻监督法。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督:它通过新闻媒体对腐败分子进行曝光, 将其罪恶的行径公之于众, 起到全民公审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加强新闻监督, 有必要制定新闻监督法。让新闻媒体依法监督, 使其有一定的自由权。只有这样, 才能加大监督力度和发挥它们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摘要：在现在与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我们不单单要对领导干部加强教育, 倡导廉洁奉公、该尽快建立健全人民群众监督举报腐败新机制和体系, 在人民群众合法的监督下, 国家的反腐工作、党风廉政建设才会取得明显的效果。

关键词：腐败:法制监督:完善

参考文献

[1]王菊芳.法制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J].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02) .

[2]陈有莉, 邓增学.从法制层面预防和遏制腐败[J].攀登, 2007 (05) .

[3]温云峰.论制度建设在反腐败中的核心作用[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5, 3 (8) .

[4]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篇4：论腐败现象的权力监督

摘要：在论述了权力监督的重要功能、主体和主要对象之后，分别从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工会监督、舆论监督这四个角度分析了腐败的权力监督方式。

关键词：腐败；权力监督；监督方式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公共权力非法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发生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危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加速，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产生腐败现象的一个主要动力就在于权力过剩。权力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用来为掌权者个人或小集体谋私利。权力的两重性表明，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潜在的可能性。权力的腐败是对权力的滥用。要防止权力的蜕变和腐败，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1监督的主体和主要对象

1.1监督的主体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只是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意味着全体人民都是监督的主体，都有权行使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权力行为的监督。

1.2监督的主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作了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把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作为主要监督对象，是由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以及我党提高执法能力的要求决定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领导活动中居主导地位，是关键角色，起决定性作用，他们是保证党和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的关键。因此，对他们加以监督，防止他们腐败变质是权力监督的重点。

2监督的主要方式

2.1党内监督

第一，认真执行党内各项监督制度。

强化党内监督，必须认真执行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规章和法规，全面加强实行党内各项监督制度。

第二，充分履行纪委监督职能。

党章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对同级党委及成员实行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因此，各级党组织，党员以及党的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各级纪委要充分有效地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和职责，认真履行监督职能。

第三，加强巡视监督。

巡视是我们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巡视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经常性的监督，从而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执行民主集中制、党风廉政责任制和廉洁自律、干部选拔任用、重要项目或工程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2群众监督

第一，要着眼于培养和提高群众作为监督主体的素质。因为监督主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监督成效的好坏。人民群众由于受教育程度等情况的差异，各自的素质不一，要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必须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

第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执政理念，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及时纠正自身问题和错误。

第三，落实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积极推行政务(厂务)公开，对涉及“权、钱、人”以及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能公开的要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2.3工会监督

第一，增强职工主人翁意识，尊重职工主人翁地位，工会要代表和反映职工的意愿，维护职工的利益，在企业领导体制中保证他们选出的代表以所有者和主人翁的身份出现，激发职工参与监督的热情。

第二，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凡属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应有职工代表参与，凡关系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要召开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和表决，实行民主管理，接受职工监督，使职工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三，营造民主监督的浓厚氛围。认真受理、及时核查职工群众举报反映的各种问题，鼓励职工通过评议、批评、控告、检举、揭发、申诉等方式制止权力的滥用，保护自身的权力，为职工营造民主监督的浓厚氛围。

2.4舆论监督

第一，在坚持党管媒体的前提下赋予媒体一定的独立性，有利于媒体排除地方政府干扰，坚持原则，公正报道，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第二，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新闻舆论部门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予以公开曝光、揭露，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篇5：论腐败

【内容提要】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的形式也不断变化。为了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当前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特征。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误区，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腐败现象的表现特征，厘清反腐败的认识误区并加以正确引导。

【关 键 词】腐败/表现特征/反腐倡廉/认识误区

腐败是全球公敌，反腐倡廉是世界各国政党、政府和民众的共同事业。科学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是建立在正确把握腐败发展趋势和科学研判反腐败形势的基础上的。当前，随着各国对于反腐败的日益关注，腐败形式也不断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腐败形式的变化有时会使反腐败工作更加艰巨，甚至时显被动。正缘于此，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对反腐败的错误认识和判断，需要作出厘清并予以正确引导。

一、当前腐败的表现特征

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腐败者为规避被惩治和逃脱法律责任，不断变换腐败形式，使当前的腐败现象呈现以下十个特征。

其一，群体化。目前，不少地方的犯罪分子结伙营私，许多案件往往都是因查处一个腐败分子而“拔出萝卜带出泥”。串案、窝案犬牙交织错综复杂，是这几年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果将这种群体化案件加以简单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地区性群体化腐败，如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的落马牵出腐败窝案，“从湖南省委《关于李大伦案初步调查报告》获悉：除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外，郴州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杨秀善，以及20多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1]。二是单位性群体化腐败，如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55人被立案调查。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党组成员，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几乎所有高、中层干部都“全军覆没”[2]。三是家庭性群体腐败，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中，妻子田雅芝与马德共同受贿7笔共370余万元。[3]四是综合性群体腐败，如“广东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4]。

其二，高位化。《财经》杂志2010年第22期曾刊文分析了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5]就年龄阶段看，在这些高官中既有意气风发的中年，也有垂垂老矣的暮年；就罪名而言，既有常见的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也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就出身而言，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出身平常人家，也有少数是高干之后；就涉案金额而言，他们犯罪多因涉案金额巨大，巨额财产来路不明，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陈同海案)；就生活作风而言，他们中近半数人生活腐化，包养情妇或有婚外恋情。这一高官腐败样本涵盖了除西藏、内蒙古之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要害部门的许多重要职位，包括党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13名，另有解放军系统高级将领1人。

其三，落势化。腐败的落势化是指腐败逐步由中高层向基层渗透，由领导干部向非领导干部渗透的趋势。近年来，腐败落势化使一些“官场小人物”成为“贪腐的硕鼠”，由腐败舞台的配角变成主角，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的原村干部刘怀寅就是其一。检察机关认为，刘怀寅利用职务便利，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928.6万元、美元3.1万元、日元20万元，犯罪事实清楚，已经构成严重的受贿罪。[6]再如，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副科级)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 293万元，且横行当地多年，刁难、凌辱，甚至殴打不顺从他的干部群众，成为一大“官霸”[7]。根据《南方周末》统计，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8]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官员腐败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甚至出现了一些村官利用土地转让搞腐败的情况。

其四，低龄化。2009年香港《文汇报》指出，官员腐败开始由“59岁现象”演变成“35岁现象”，原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李真被“双规”时年仅38岁。经查，李真从1990年11月担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始到2000年3月接受审查止，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868.04万元、礼金48万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19.95万元，收受450余件贵重物品，价值115.1万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 051.09万元。[9]针对这一形势，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程文浩指出，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在孩子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应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每个时期都该进行相关教育，对于大学生也应在走出校园前进行一次警示教育，让他们平安度过26岁、29岁、59岁，最终实现自己的完美人生。林喆认为，腐败低龄化是干部年轻化的伴随现象。年龄、学历与腐败或抗腐败能力并不成正比。一方面，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能保证权力的廉洁性；另一方面，也并非干部年轻、学历高就会导致腐败率的提高。即使是年轻的、高学历的干部队伍，依然需要加强廉政建设教育。

其五，期权化。期权本是建立在期货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将“期权”引进到“有权人”和“有钱人”进行的权钱交易中，是基于腐败发展的新态势。腐败的期权化是权力场上的“期货交易”，这种交易不是当场兑现，而是为多年以后，甚至退休以后，再连本带利收取好处。这种期权化的体现是多样的，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也可以是在位时为企业牟利，等退休以后再通过到企业“打工”享受权力的回报，利用自己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来换取企业的股权，甚至还可以将这种股权转让给自己的下一代，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10]期权化腐败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反腐斗争的威慑力。因为当社会进入制度反腐阶段后，监督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体系化，腐败分子也不得不考虑腐败成本。为了增强腐败的保险系数，不得不改变当场兑现的方式，而改成“期权”交易。期权化腐败没有改变腐败的本质，而是使腐败更大地呈现出隐匿性和时空跨度性，伤害的是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的利益和官员的廉洁，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和整饬。

其六，隐蔽化。所谓腐败的隐蔽化是指腐败隐藏较深，不易被发现，也很难留下作案痕迹的趋势。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监督力量的增强、监督体系的完善，腐败将越来越趋于隐蔽化。如果从历史原因分析，腐败的隐蔽化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如潜规则、圈子文化等方面有关。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会影响制度的执行，消解现有制度的有效性，如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圈子文化则主要影响到选人用人的公正性与公平性。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比较鲜活地刻画出圈子文化的负面性：“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腐败隐蔽化也是腐败者善于伪装的结果，不少腐败者被发现前拥有很多荣誉，这无形中成为他们腐败的挡箭牌。《人民论坛》曾刊文指出，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平均潜伏期在2至3年，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达到了5至6年。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11]

其七，新型化。目前，我国出现腐败的新型化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与新兴领域相伴随的腐败。由于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博彩、慈善等方面制度跟进不足，反腐败的具体举措还不甚完备，导致在这些领域涌现出一些新型腐败案件。而2011年出现的郭美美、卢美美事件，更是一度将慈善腐败推上了风口浪尖。二是与异性相关的腐败案件增多。性贿赂已不鲜见，包养情夫与情妇似乎成为另一种“常态”。2009年7月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在东莞指出：“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12]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也曾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都曾包养情人，而被天门人戏称为“梁山寨主”的张二江无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10]三是与封建迷信相关联的腐败。目前一些官员不仅不信马列信鬼神，还通过信仰鬼神的外衣搞出腐败的新品种。比如，有些官员看风水是商人来买单，并且利用风水来巧妙地促人脉、拉人缘，承上启下，左右逢源，形成了一张紧密的政商勾结的关系网。

其八，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郑州晚报》刊文指出，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 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 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 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 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 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 6亿元。[13]《投资者报》2011年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段内，铁道部先后有刘志军、罗金保、张曙光、邵力平、林奋强、马俊飞、杜厚智、苏顺虎8位高官因腐败落马，职务最高的是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据估计刘志军在位期间收受贿赂数以亿计！问题还不仅仅是他们贪污了多少，还在于还有多少没有查出的数额。[14]

其九，国际化。全球化给腐败的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有些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共同犯罪；有些腐败分子利用国际法律的差异性搞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些腐败分子则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境外交易后将赃款赃物滞存境外；更有甚者“适应”全球化发展之需将身家老小输送到国外，自己成为一名“裸官”。这些“裸官”有的将国内捞到的钱财存入国外账户，有的自己也弄到国外的绿卡，还有的创造出外考察机会，直接滞留国外不归。根据2009年《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为推动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于2005年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3年批准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中国已与3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加入含有司法协助、引渡等内容的28项多边公约。中国还可以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开展包括引渡在内的国际司法合作。

其十，渗透化。目前，腐败的渗透性有不断向更广泛领域蔓延之趋势。一是从易腐领域向其他领域渗透。腐败需要条件，它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是权力的滥用导致的必然结果。传统上，权力主要与党政机制相联系，腐败多指发生在党政领域的权力滥用。而当前，腐败不仅仅局限于党政领域，企事业单位也渐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高校与医疗领域也出现了重大腐败案件。二是从手握权力者向无权者渗透，2010年山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指出一些腐败现象从资金密集、权力集中的领域和部门向所谓的“清水衙门”渗透；2011年广东省纪委书记**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同样强调了这一观点。学者林喆也曾结合腐败的落势化趋势指出，中国的腐败不仅存在由高层向基层渗透的趋势，还存在由领导干部向非领导干部渗透的趋势。三是从行为领域向思想领域渗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文中指出，腐败与腐败催生的潜规则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当腐败久治不愈时就会转化为一种人人都要去适应的生活方式。一旦腐败成为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它便影响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发展。[15]

二、反腐败的认识误区

应当讲，腐败之所以出现形式变化和呈现新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及其成效。但目前，一些民众在反腐败认识方面还存在的若干误区却也亟须澄清和正确导引。

认识误区一：只闻雷声，不见雨下。有人认为，腐败的主体是拥有权力的人，反腐败就是触动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作为反腐败的主体只是为了平息民怨，喊喊号子，不会在自己身上真正开刀。实际上，这种判断的逻辑前提并不正确。一方面反腐败的主体不仅仅是当权者，而是全体民众，腐败侵蚀的是民众利益，所有人都有资格而且理应成为反腐败主体；另一方面，共产党是执政为民的党，她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不应去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中，我们一直坚守腐败与共产党的性质不相容的理论认知，在实践中也从来没有姑息过腐败分子。从理论上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曾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展现了我们党与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16]从实践上看，在抗战时期，我们曾将逼婚杀人的八路军将领黄克功绳之以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又将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战功的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在新时期反腐力度更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2010年，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从51.9%提高到70.6%；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17]。

认识误区二：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有人认为，共产党人反腐败只是做做样子，抓出几个小官当作替罪羊来制裁一下，大贪官根本就不敢碰。这种认识明显带有片面性。从政策阐释方面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对待腐败的立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在党的十七大上他再次强调：“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16]从现实做法方面看，十六大以来我们从未分什么苍蝇还是老虎，总是查出一个处理一个。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进入司法程序的省部级官员有35人。而1998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是19人；1993年至1997年则为7人。最近的2008年及2009年则分别为4人和8人，在这个五年未到中点之时，已有1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5]另据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 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所有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是坚定的，反腐斗争并没有设定边界。

认识误区三：乐见贪腐，助力发展。有人认为，腐败有正面作用，甚至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甚至有人会举出现实中的例子，说明腐败的“正面”作用。所以，对待腐败不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否则，将视点放在治腐方面，可能会因惩治腐败而导致经济滑坡。比如前些年很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上都奉行一种理念，就是哪怕你为了争取100万元投资而花掉了90万元，那么这10万元差额也是你的大功！事实上，腐败有益论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腐败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若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使用、消费和增值，必然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对资源的合理分配、经济秩序和国家政策的正确实施，都会产生极大危害。其次，它就像一颗毒瘤，腐蚀国家民主政治的肌体，侵害公民的基本权益，阻碍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再次，它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严重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果将腐败作为润滑剂，可能会导致社会上出现笑贫不笑贪的情况。最后，看待腐败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不应局限于某一地域，诚如上面例子所言，某一地域可能会因腐败而获得推进发展的政策倾向，但它本身并没有创造财富，只是转移了财富，并且这种非公正性的转移还可能是以牺牲外地的利益达到的，所以，从整体上看它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由此可见，腐败绝不是现代化的润滑剂，而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认识误区四：越反越多，前腐后继。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虽然致力于反腐斗争，但成效不大，而且是越反越多，前腐后继。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其错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成效不大，或者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或者犯了戴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的错误。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就是没有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没有看到事物的主流；所谓戴有色眼镜看事物，就是没有从事物本身出发，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满足主观的欲望和要求。从现实看，有些人批评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不力，效果不佳，除了认识能力有问题之外，也不能否认有些人抱有深藏不露的其他意图。二是说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的结果是越反越腐，同样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所谓腐败越来越多，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我们党反腐斗争的力度越来越大，揪出的腐败分子自然也越来越多；其次是腐败与反腐的宣传更加透明，信息化、网络化、扁平化的传播进程使更多的腐败呈现在我们面前。另外，从逻辑上分析，越反越腐也经不起推敲：难道说不反腐败反而更加清廉了吗？从实际上看，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成效还是十分显著的。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曾指出：200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数以平均每年5%左右的速度下降。检察机关收到的群众举报也是呈逐年稳步下降趋势。[18]这说明我国反腐倡廉取得了明显成效，腐败得到了相当明显的遏制。

认识误区五：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有人认为，目前我国的腐败已经不是什么表皮之疾，而是深入骨髓，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这种判断当然是错误的。就目前而言，我们党的绝大部分干部仍然是好干部，虽然有些党员干部不符合党员标准，甚至成为腐败分子，但是他们毕竟只是部分，而且是很少的一部分。警惕这部分腐败分子影响其他党员，绝不能言过其实。我们反腐败主要是针对极少数腐败分子，是为了保护党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腐败就要反腐败，从世界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真正反腐倡廉的国度都不会因为其反腐败而衰亡；相反，如果面对国内腐败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则可能导致国家衰亡。腐败犹如国家生命机体中的毒瘤，如果不及时切除这一毒瘤，它便会迅速扩散蔓延到整个生命机体之中，并且危害到机体的安全。警惕腐败的衍生和发展，必须将反腐败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诚如毛泽东指出的，反腐败“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9]。正是基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党一直将反腐倡廉当成重要任务来抓。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都难以完全规避腐败。如果一个政党和国家对腐败现象采取放任自流和纵容包庇的态度，最终就会使自己陷入腐败泥沼，导致亡党亡国；如果始终把反腐败当作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这个政党和国家就必将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认识误区六：无为而治，自然消除。有些人认为，腐败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规律性，尊重其规律就应当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将老子的无为理论异化、泛化了。从历史上看，这种思想确实存在过，但不仅未治好腐败，反而推进了腐败的进一步发展。据说，刘邦建立汉王朝后，曾废除监察御史制度，从而放任了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惠帝时，曹参为相，更不求有为，朝廷大臣及地方官吏有事禀报，他一律“饮以醇酒”，直至其“醉后而去，终莫得开说”，如此“以为常”。因此，汉惠帝在地方监察上采取补救措施不仅未能扭转当时吏治日趋败坏的倾向，甚至出现了监察御史与地方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现象。于是，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派遣丞相史出巡，试图在监察御史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以丞相史的监察来改变吏治状况。可是，丞相史的监察是临时性的，在监察御史的经常性监察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临时性监察很难改变整个局面。因此，到汉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面对这种状况，景帝束手无策，只是下了一道诏令说，地方长吏要奉公守职，渎职违法者，“丞相以闻，请其罪”[20]。但是，没有具体的措施，只靠一纸诏令根本不可能改善吏治，吏治败坏对西汉统治的威胁日益严重。所以，面对当前的腐败形势思索反腐倡廉策略，必须走出这种无为而治的误区，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加强监督力度，发动群众力量，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来达到激浊扬清的目的。

认识误区七：社会反腐，有利无弊。有些人认为，随着民主化的推进和民众监督意识的觉醒，反腐倡廉建设应充分发挥民众的作用，强调社会反腐的优势。的确，近年来我国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越来越重视民众的力量，社会反腐的成效也越来越大。但是，反腐倡廉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推进。按照国家反腐倡廉的整体思路，在反腐倡廉方面更应注重系统化，通过加强反腐倡廉体系建设来全面提升反腐成效。再者，社会反腐虽卓有成效，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一方面，针对社会反腐的主体民众而言，由于自身素养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腐败的隐蔽性问题等，民众往往对腐败形势、腐败原因认识不清晰，不少民众不会主动参与到反腐倡廉中来，而很多参与者往往是因为腐败影响到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腐败是影响社会整体利益和廉洁社会建设的，反腐倡廉不能受制于个人利益的狭隘视角。另一方面，针对社会反腐的手段而言，主要通过来信、来访、网络举报等方式，这些手段用得好对于反腐倡廉有积极作用，用得不好则可能适得其反。比如，利用虚拟的网络举报，可能造成很多人的围观和跟帖，而一涉及反腐倡廉问题，网络反应可能会相当激烈，这不仅给纪委检察机关很大压力，也可能影响司法公正问题。所以，社会反腐只是反腐倡廉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不通过提升政务透明度和提高民众素养，不通过健全权力制约和反腐倡廉体制建设，这种手段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认识误区八：沉疴猛药，药到病除。有人认为，我国的腐败形势十分严峻，犹如一个人得了百年沉疴，必须用猛药才能改变病状。当前腐败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是分析这一形势应当将腐败与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全面、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之。消除腐败应针对严峻的腐败形势，还要结合腐败产生和消亡的规律。腐败是与私有制度密切相关的，私有制度或私有观念是腐败滋生的最深层次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存在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腐败就有可能存在甚至泛滥。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分析，在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我们既不能搞一大二公三纯，完全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度，更不可能消除与私有制度密切相关的私有观念。同时，腐败也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权力本身由权力主体掌管，而权力主体素养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当前也不可能使每位权力主体都成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或者先公后私的人，虽然我们不停歇这方面的追求。基于这样的条件，我们推进反腐败斗争，应当竭力避免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反腐败可以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大范围、全方位的推进反腐败运动达到以大乱求大治的目的；二是认为反腐败可以快刀斩乱麻，甚至不去区分腐败类型、腐败程度。腐败确实如同病症一样，人们常讲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的过程是人体机能逐步恢复的过程，由于人的肌体细胞在疾病中受到了损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保障才能完全康复，同样，治理腐败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畅想沉疴猛药、药到病除的疗法，只是美好的愿望罢了。

总之，我国目前反腐败的形势是严峻的。但客观地讲，我国反腐败的成效也呈现系统治理的良好态势。所以，全面地评判腐败形势，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腐败与反腐败两个方面，必须要坚持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地分析腐败与反腐败的现状、发展趋势、存在问题与解决方略，必须要反对盲目乐观与悲观失望两种极端的思想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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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论司法腐败及其治理[范文]

【摘要】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司法的廉洁与公正是全社会的希望所在，也是建设法制国家的必备条件之一。司法公正，国家法制才能具有权威，社会才能稳定，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司法腐败，则毁灭了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终救济手段，理无处说，冤无处伸，从而使人民丧失对国家、对法律的信任，人心背离，社会动荡。在我国，司法腐败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问题，实际上，自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司法活动，司法腐败就伴随左右。消除司法腐败，净化社会环境和司法环境，维护与创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进一步建立健全制约机制和强化监督职能已是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司法腐败、公平正义、治理对策

腐败的泛滥，对政权的稳固、执政党的地位的维系、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维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所有的腐败中，司法腐败是对民众法治信心打击最大的腐败，对社会公平正义危害最为严重的腐败。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受到非法侵犯后得以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一环。公正是司法的灵魂，而司法腐败正是违背了司法的根本要求。

一、司法腐败的含义及概念分析

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谋求或保护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利用司法职权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情交易、权色交易，以至司法不法，司法不廉，司法不公，从而损害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本质是司法权的异化和司法权的滥用。

对司法腐败的透析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是表象层次。司法腐败表现为枉法裁判，不顾事实，扭曲事实，无视法律，曲解法律，袒护一方，施冤一方，久拖不决，决而不公；也表现为司法权的滥用，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索贿受贿；还表现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想方设法偏袒本地，千方百计为难外地，明里司法协助，暗里设障拆台。一言以蔽之，司法不法，司法不廉，司法不公即为司法腐败。

第二个层次表现为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地方化、工具化与功利化。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就法院而言，包括审判机构的设置，审判机构与党委政府人大的关系，法官的进出、审判机构内部组成单元之间的关系、审判程序的启动、运行与终结等环节，基本上是以行政命令一以贯之的，或者说就是行政模式的翻版。与这种司法权力行使的行政化现象相伴生的，是司法权的官僚化。官僚化作为一个中性概念，是指将进入官僚体系中每个人的法定权利、责任和义务，排定职务高低顺序，从而建立起依据命令与服从关系进行权力运作的一种方式，是当代行政权的典型特征之一。司法权的工具化主要是指司法权对法律之外的权力与权威的依附性。司法权是自足性权力，它的权力来自于法律。如果司法权接受来自法律之外的权力与权威的命令而行动，就变成了这种权力的奴隶和工具了。司法权的功利化是司法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新趋势，其典型形式是凭借司法权从事创收活动，是否受案以有无利益可图为标准；案件如何裁判以当事人意思的多少为标准；审理案件的快慢，以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关系的亲疏为标准。在司法人员的财源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下，司法权地方化日益严重。而使个别司法机关沦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在地方设立的司法机关。

司法腐败的第三个层次表现为司法权的异化。司法权有六种特性：其一，被动性，即司法只可被动行使，所以提前介入、送法上门都是有违其性质的。其二，程序性，即司法只服从于法律而不服从与指挥，对司法权只能行使监督而不能进行领导。法官如果按照领导意图办案，接受上级指挥，他就不是法的守护神，而变成斗士了。对法官来说，唯一能使他们服从的东西就是法律，而不是无论什么人的意图或命令。其四，中立性，即司法权只判断是或不是。法官如果帮助民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那他此时就成了该方的代理人了。而这种情况下难以保证司法的中立与公正。其五，审查性，即司法权有权判决立法的不法与执法的不法。立法的不法与立法权限内是难以得到纠正的，执法的不法又总是受到行政权的袒护，惟有司法的合宪性及合法性审查与判决才可除去这两个痼疾。其六，终极性，即司法权是国家最后的权力，是法治的最后一道防波堤。司法权的终极性体现于它对各种制度的最终保障上，如果司法不能遏止违法，则这个国家就不再有秩序可言了。一切违背司法权上述六种特性要求的现象与行为，皆为司法腐败。

因此，要理性、冷静地看待司法腐败。不能因为司法领域几人违法犯罪，就认为整个法官群体、整个司法机关都有问题，甚至比其他领域更严重;不能因为少数人司法腐败，就否定司法改革的成果，走回头路，以为司法腐败是司法独立所致，认为不要法官专业化职业化，违背司法规律，搞司法民粹主义，矫枉过正。但是，司法腐败也给我们以警示，中国正处于从人治、半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法律制度对于市场经济、政治体制、公民社会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法治作用的增强，人民对司法的要求和需求必然越来越高，这就对我们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治理司法腐败的对策

司法腐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它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这决定了清除和治理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全党、全社会、全体人民积极参与，形成一种齐抓共管、标本兼治的工作格局。要根治司法腐败问题，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司法人员素质

要预防司法腐败，首先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好司法人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预防司法腐败的首要和基础性工作，是解决好司法人员思想根源的重要途径。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人将手中权力加以商品化，淡化了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必须坚持和加强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广大司法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他们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司法腐败斗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强化廉洁奉公、廉洁执法的公仆意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立身为人之道，是当官为政之本。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思想和素质，对于防止和抑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有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使广大司法人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要建立司法人员的选拔和定期培训制度，加强对司法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水平，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司法人员的新要求，从整体上不断提升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司法人员的素质高，就能够廉洁自律，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而司法人员的素质低，即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二）完善制度和体制

1、加强立法工作，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司法公正提供法律依据。立法存在的弹性，在实践中会给司法人员过多的自由裁量，使得相同的事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因此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司法解释，增强法律实施的同一性，使执法者和违法者都明了触犯了什么法，就应当给予或受到何种处罚以及处罚到何种程度是公正的统一标准。这有利于消除执法不严、不公的漏洞，防止司法人员利用法律上的空子来进行腐败活动。社会的变化以及司法实践中发现和产生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应该及时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而对一些重要法律的修订也应当定期进行，从而使法律适应现代化司法工作的需要。

2、加大依法治腐力度，各级司法机关对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司法腐败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做遏制腐败的主力军，对那些贪污、收贿数额巨大的腐败分子，该杀要杀，绝不手软。

3、司法机关内部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权力的合理配置、分解、限制。公开司法人员的职权责任范围、办案程序、纪律要求、办案结果以及公众举报的措施和程序等，增加司法活动的透明度。

4、目前，司法人员的工资待遇相对偏低，这就造成了司法人员的消极情绪，挫伤了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使命感和积极性。因此，各有关部门应当借鉴国外高薪养廉的办法，提高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地位，切实改善司法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给司法人员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工作生活环境，切实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司法人员不想贪、不愿贪，减少腐败的发生。

5、在我国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全面树立法制观念已成当务之急。必须大力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的守法意识和法律水平，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法治要求的法律价值观念、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行为模式，培养崇尚法律的信念、法律至上的观念和依法办事的习惯，能使得广大司法人员能严格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减少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发生，同时也可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认知能力，使其能自觉守法，遇到需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时不向司法人员送礼行贿和请吃、请喝、请玩，避免和减少司法腐败的发生。

6、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干涉，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出发，保持司法工作其应有的独立性。一是在财政方面，实行独立预算，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和干涉。在经费上有了保障，创收和三乱等现象就可得到有效遏制，司法机关大胆、独立、公正的执法就有了更多的保障，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二是在人事制度方面，改变目前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委任或罢免司法行政人员的现状，消除仅凭地方领导意志和好恶决定后报人大任命的做法，确保司法机关在录用、选任上的自由权，从而可以对司法人员的个人品格、工作业绩、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整体考核，不断提高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健全监督机制

使监督法制化，相关法律应对监督者的地位、权限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充实监督力量，完善监督程序，加强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强化党政、人大、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让监督日常化健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机制，推行有效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办案责任制等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推进政治民主，加强人民群众对司法权力的监督，为人民群众的监督创造条件，发动群众敢于向腐败行为作斗争，要积极疏通和拓宽群众举报渠道，建立健全党内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让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排除各种干扰，允许新闻媒体进行深度报导，增加司法工作的透明度。

总之，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司法权利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让司法腐败无藏身之处。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