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精选6篇）

篇1：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思想论析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特定的背景之下。1980年代正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时，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迫切需要实施，因此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应需要而产生。在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仍有很深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几个重要思想作深入论析。

一“权力制约、民主监督”思想

“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思想在邓小平制度建设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总结我党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通过制度建设与完善来构建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传统的政治传统的政治体制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很多现象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专权专断。一是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既集中于几个领导。三是家长制现象。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陈旧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和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四是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社会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五是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是封建社会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传统体制弊端的形成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第二，由于我们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明确的规定。第三，传统政治体制容易导致个人专权，以言代法，领导者为了维护个人地位和权威，必然限制公民权利，导致官僚主义等特权现象的产生，从而妨碍了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四，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二、制度改革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挫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领导人的素质还是制度因素？邓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领袖个人的因素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漏洞。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 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 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党，当它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强化全党的制度意识，把制度建设放到重要地位，以健全的制度确保党的执政功能和执政成效，防止党的成员腐败，这个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上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队伍庞大、责任重大，制度问题在党执政过程中一直是影响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具有健全的制度，是党内生活是否正常，整个国家能否沿着民主法制道路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具有强烈的制度意识，是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保持本色、为民执政、廉洁执政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应对严峻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正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全球化趋势愈益凸显、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剧烈。而国际竞争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较量。这样一种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着力改变传统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适应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内涵，从体制与制度层面与世界文明大趋势接轨，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党能否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强烈的制度意识完成好这一时代课题，直接关系到党能否有坚强的能力应对世界局势，能否在国际格局新变化中把握发展趋势、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乃至执政合法性的延续。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党的执政效应的迫切需求。我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在前进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其中尤其突出体现在就业、教育、住房、看病、养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和突出体现在利益差距、社会公平、大众参与、公共危机、官员腐败等方面的民主问题，构成对党的执政效应的严峻考验。在初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生与民主将愈益凸现，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新期待。能否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好民生与民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效应亦即人民大众对党的信任度。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推进民主建设，都迫切要求加大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社会民主制度，不断增强以健全的制度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应对危机、促进和谐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发展的新走向、新趋势。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扼制腐败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人民群众最为不满和担忧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这不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隐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要靠教育、靠严惩，更要靠制度、靠法治，归根到底必须从制度改革与建设做起，从强化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做起。从客观条件来说，某些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消除，严重滋生和助长了擅权专权、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从主观因素来说，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最终原因无不是制度意识淡薄甚至毫无制度意识的结果。许多事实警示我们：制度缺失是滋生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制度意识淡薄是一些人走向腐败的起点。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的重中之重。

三、“任人唯贤”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他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

他认为，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当时存在三种思想障碍：第一，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也很年轻，经验也不多，即使现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也没有什么经验。一些年轻同志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邓小平提出了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针对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以上便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几个重要思想，这篇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以它为纲。它发表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制度建设成就显著，“ 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得到转变，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完善;权力结构日趋合理，机构设置科学，运转逐渐高效 富有活力;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不断显现 正如俄罗斯学者叶列娜 波多利科在深入研究了“中国通过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而惊人地快速发展与复兴 ”后，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再次肩负起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综观30 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我们清晰地发现这些具体的构想和目标 措施无不渗透着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文献高超的政治智慧 实践证明，它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三十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过去有用，它对我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21 世纪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切要求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应充分发挥其为社会提供制度服务和实现制度变革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继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2]《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第338页。

[3]初阳 :《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J].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 期。

篇2：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国企改革策略探讨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邓小平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一直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企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全面亏损，到目前不但扭转亏损局面，而且给国家税收、百姓就业以及各种社会公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支柱性力量。然而由于历史改革红利的慢慢耗尽，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也集中爆发，改革已进入深水期，如何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充分发挥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战略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论述，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更加有利于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从而加快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一、邓小平同志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论述极大地创新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着眼于搞好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等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一是实行政企分开、两权分离，扩大企业自主权，强化政企权责。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必须打破原有计划经济政企不分的体制性障碍。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1]（P160），1986年12月，邓小平在《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中有进一步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1]（P192）这一论述极大地打破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问题上的思想束缚。

二是组建企业集团，实行企业联合。企业的联合重组可以大大提高竞争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专业分工合理的基础上，一个国 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实现、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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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

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建立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各行业企业普遍比较分散，规模小。邓小平认为：“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质量上不去，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搞？”“企业形成了集团，就形成了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中国也可以搞搞自己的‘托拉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P192～193）。

三是实行民主管理，改革企业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按劳分配，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形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不良风潮。为充分发挥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总之，只能按劳，不能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3]（P288）他的这番论述对于解决平均主义“大锅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是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加强企业党建工作。这是推 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 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指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可能损害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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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2]（P270）对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邓小平指出“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2]（P340）他还就解决党委包揽一切的做法，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民主管理做好企业党委的工作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五是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改造国有企业。他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2]（P129）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企业必须重视企业科技人员和职工的作用及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2]（P130）与此相适应，在1978年听取鞍钢技术改造问题汇报时强调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形成合理有效的技术进步机制。在1985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1]（P108）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为推动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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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这正是抓住了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内在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上一轮改革红利正在逐渐减弱。国有企业一些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问题突出暴露出来，例如企业行政化、权责不清，机构臃肿、效益低下，管理粗放、浪费惊人，垄断资源、排斥竞争等等一系列深层次弊端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继续向纵深发展的羁绊。这些羁绊如果不尽快清除，我国经济可能走进死胡同。

（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破除国企垄断，激发市场活力的迫切需求。当前国企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领域过多，正在侵蚀其他经济体的的利益和活力[4]。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越来越严重，正在使得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消退，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活力不振。国企特别是垄断型国企利用其垄断地位，不断控制价格，上游侵占产业链条顶端利润，下游推高商品价格。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整顿国有企业腐败，是贯彻党的廉政建设的有力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监管的缺失造成的腐败也是触目惊心的，刺痛了了公众的神经，伤害了国企在公众中的形象。另外国企董事会和高管人员的离谱高薪和内部员工大大超过社会收入水平的高收入，容易引发社会公众巨大的对立情绪和严重不满。[4]

（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企效益，是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承担着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有企业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在先天的优势基础上创造最大化的社会价值，将是造成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严重损坏了市场公平环境。所以如何不断提高国企效益，才能不断夯实国民经济基础。

三、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策略探讨

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期、攻坚期，国企改革也将是一项长期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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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消国企官员行政级别势在必行.余丰慧.经济参考报.2013.10

统性工程，结合国有企业现状可以考虑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一）、降低民企等非公有企业行业准入门槛，分类实施，打破国企垄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这一决定的提出又将是民企等非公有企业的历史机遇。

首先要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按照企业的性质、功能国有企业主要可以分为公益性国有垄断企业、适度经营性国有垄断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在改革推进过程中要分类实施，在竞争性国有企业中的改革可以先试先行，同时要防止公益类国企“过度市场化”。另外在鼓励民营等非公有企业进入国企的同时要加大对非公有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

力度，民营企业基础差、体量小，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如“累进投票制”等，确实保障民营企业进入国企后的话语权和自主权。

（二）、探索央企拆分、实施分类监管。

国有企业规模巨大，涉及面广、体系复杂，所以实施国企分类监管的核心是厘清政策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对于可拆分的领域，可以从能源、资源、基础设施等行业做起。石油、电网、铁路等领域的国企应该聚焦主营业务，如油气采集业务可以垄断，管道业务和终端的加油站其实可以尝试逐步放开；铁路的投资、建设、运营可以拆分；电网的输电和配电应该分开。

例如最近热议的383改革方案对能源领域改革着墨颇多，其中对企业直接震动最大的无疑是“将石油天然气管网业务从上中下游一体化经营的油气企业中分离出来，组建若干家油气管网公司，并建立对油气管网的政府监管制度”这一建议。其分拆目标直指中石油。方案如何具体有效落实，这就需要全面系统的统筹了。

（三）、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市场作用，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指出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的整体上市，完善市资本场对国有资本的监管。鼓励民营等非公有资本入股和增持国有资产，实现国有资产证券的多

元化。目前，在钢铁、建材、有色冶炼、船舶制造等行业的国企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这正是这些国企重组或上市的有利时机，也是民企参与的绝好机遇。

同时充分利用好股权激励、期权激励等措施，扩大职工持股比例，让股权和期权的形式在国企中探索推广，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发挥好“优先股”“黄金股”等资本市场工具，在为非公有资本腾出市场空间的同时保证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

（四）、废除国企官员行政制度，明确国企市场职责。

自古以来，从中到外政商之间，从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中，也从来不存在与权力彻底切割的“纯粹”的自由市场。因此世界各国为了保证公平的市场环境，都建立了自身相对成熟的制度和实践。目前我国国企仍然按照行政机构套用行政级别，这就导致了国企高管既按照市场化的标准拿着天价年薪，又按照行政级别套用行政待遇。

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把市场化的国企仍然按照行政机关对待，使得企政不分，职责不清，企业不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要求运行。这种做法使得国企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容易背靠国家这棵大树而沾沾自喜，没有创新竞争发展动力。同时更加容易使得国企高管钻研为官哲学，只求不出错不求有大业绩，滋生保稳升官的病态市场经营观。所以逐步探索废除国企官员行政制是国企改革一大重点课题。

四、必须坚定不移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经过历史以来的的改革和探索，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但国有企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必须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篇3：简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经济思想

一、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

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的思想无疑是最先进最突出的。当时邓小平提出一些观点及思想都曾经受到各方的质疑与阻挠, 但是正是邓小平对这些思想的坚持才有效果。经济特区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用地”, 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 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经济特区的成功与否直接的关系到了中国今后现代化的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否能够成功。

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的提出, 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一步步的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引发了思想大解放, 给中国的发展前途道路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前景。在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 开动脑筋,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思路, 并且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 一部分企业, 一部分工人农民, 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生活先好起来”的新的分配政策。现在看来, 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 对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时的环境和现在是不可比拟的, 现在是很开放的环境, 而当时的思想很受束缚, 加上当时长期受着“左”的思想的束缚, 可见邓小平当时环境下提出解放思想的困难和艰辛以及其远见。

1979年7月15日, 经邓小平的提议, 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了广东, 福建两省关于创办特区的请示, 同意了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赋予了地方更多的自主权。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思想, 使得新的收入分配制度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邓小平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贡献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始终站在时代和全人类的高度去理解这个世界, 邓小平准确判断了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时代, 并顺应中国现代化的建设, 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理论, 这些理论的提出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准确的指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我们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要“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 “这样的发展才能过硬”, 这一系列理论深刻的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能够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 并且准确的预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经过客观的中国国情的分析, 逐步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 这就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第一步, 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 从1990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 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 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计划的现实的方针策略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增长, 人们生活的质量提高。

邓小平认为,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力不仅决定社会的性质, 而且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邓小平强调“归根结底, 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 “改革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 “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条理清晰, 有步骤的诸葛实现, 这就为中国可持续的发展寻找到了一条根本途径。

同时, 邓小平还着眼于长远利益的考虑, 强调中国“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 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两个文明都搞好, 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又一次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对于教育问题和人才问题也是十分的关注的, 反复强调“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 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这些成为了日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邓小平的市场思想

邓小平对于市场的思想, 起源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反思。计划经济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期实行了这一政策, 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恢复了生产的能力, 但是计划经济很大的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有很严重的弊端,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制度权利过于集中, 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否则不利于发挥国家, 地方, 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 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对市场的理解有个更清晰地发展, 他认识到了市场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同时也深刻的体会到了发展市场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市场, 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它不姓“资”同时也不姓“社”。正是邓小平对市场的态度和坚持, 才有了现在中国不断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 才有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一潭死水变成了充满活力经历旺盛的海洋。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使得中国的发展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逐步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这些在现在已经充分证明了当初邓小平思想的正确性。试想, 如果没有邓小平, 没有改革开放, 那么现在的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正是邓小平坚持自己的发展思路, 才有了今天中国发展的结果, 邓小平的思想我们会一直传承的学习下去, 方向已经指明了, 并且中国现在经历过全球经济危机后, 发展模式进一步得到了全球的认可。

摘要：邓小平的思想对中国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成就和发展空间, 我们要学习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经济特区

参考文献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2版, 第142页, 第152页

[2]《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与发展) (厦门卷) ,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23页

[3]吴友发:论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J].江汉论坛, 2003, (3)

[4]张旭东:邓小平“发展阶段论”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J].重庆大学学报, 1999, (2)

篇4：试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思想；主要内容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渐进的改革思想，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一、改革的性质和地位

对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深入理解和实践这一科学论断，既能提高我们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重要的是能使我们毫不动摇地把握住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渐进过程，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一个极其伟大而又复杂的新生事物，它的成长同样也要有着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改革正是使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根本途径。改革与革命的性质是不同的，革命的本意是用暴力的方式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意味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改革显然不是这样，它是属于社会改良的范畴，改革所针对的是社会的具体体制层面，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邓小平曾指出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好的，只是目前还不太完善，我们要改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体制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端，也就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要求，适时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使其更加完善，最大效能地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关于改革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这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的统治，从根本上打破了旧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而改革也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它各方面的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从而实现解放和生产力。所以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其次，是从解放生产力，消除生产力发展障碍这个意义而言的。邓小平站在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革命。

二、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在改革中，经济体制是改革的重点。因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当代中国来说是最基本最急迫的任务。

20世纪70年代未，中国开启了改革的历史进程。改革首先在农村拉开序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生产力直到70年代还是发展的相当缓慢，大部分农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更谈不上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的很好保障，长此以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改革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

1、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核心问题。而改革前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尽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相当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的各种弊端日益显现。因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2、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而不能简单地以公有化的程度作为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把经济搞活”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出发，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邓小平多次强调，“公有制占主体”，“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高，发展还很不平衡。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同时也有利于利用各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因此要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邓小平这一思想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昌盛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而针对原有经济体制中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邓小平首先揭露了平均主义的危害。他指出平均主义严重束缚了劳动者和企业的积极性，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其次邓小平对按劳分配的性质做了明确的阐述。强调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示，按劳分配的标准和依据应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它符合中国的国情，保证了人民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但它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还很不完善，针对日益显现出来的各种体制弊端。邓小平提出了要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1、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邓小平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就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做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

1986年，邓小平在同波兰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同年，在会见日本首相时谈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近期目标：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三个期目标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我国目前政治体制中突出的顽疾。

总之，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就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必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2、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把实行党政分开，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第二、进一步下放权力。邓小平把下放权力，解决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规定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第三、是精简机构。 邓小平称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第四、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第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六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三）文化体制改革思想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始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来做保障。由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程，因而决定了文化体制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针对文化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一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体制改革。强调改革是一项全面的工程，没有文化生产领域的体制改革，我们的改革事业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改革文化生产体制不仅能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还能在源头上提升文化事业的品味，这不仅是改革全面性的客观要求，而且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二是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我国文化事业的管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必然。

同时，为了保证上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方针。第一、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第二、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方针。第三、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的方针。第四、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方针。有了这些正确的方针路线地，我们才能科学地处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服务。

可以说，邓小平改革思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而且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在20世纪的改革进程，在实践中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更需要深刻领会和坚决贯彻邓小平改革思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１］张传鹤．邓小平改革思想新探．[J]．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1）

［２］李永芳．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论述．[J]．重庆社会科学．2008（06）

篇5：论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 徐会展 ]——(2004-12-8)/ 已阅15195次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 徐会展

内容提要：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党的治国方略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民主；法制；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党和国家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建成有中国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其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是发展问题，即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发展经济的首要保障，便是民主法制建设，即创造一个稳定、健康、有序、向上的社会环境。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一、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文革”后，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文革”后濒于崩溃的经济和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了毛泽东的经验，并深刻总结了毛泽东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重于其它建设，注重制度建设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践中，邓小平渐认识到，法制是加强和巩固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从而把民主与法制结合到一起，开创了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邓小平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研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时，我们不能抛开他早期的民主政治思想。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民主的含义是“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党派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斗争。”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显然这种民主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有秩序的政治竞争（邓小平这时称为“政治斗争”）的民主，是以权利平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式民主。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是，邓小平极力反对“以党治国”。他分析说：假如说中国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体现。”可见邓小平很早便认识到了“以党治国”观念的错误与危害性。这也促使了邓小平对民主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认识后，邓小平终于在“文革”后确立了其民主思想的中心地位。

邓小平先是提出了重视民主建设的问题。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了一些，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

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在邓小平的主张下，三中全会明确了一个根本认识，即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民主问题提出后，接着便是怎样保障民主实施的问题。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2月31日邓小平在其著明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论述指出了我国在今后一个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还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在人治的条件下，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而这些是很不好的。因此，“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着些。” 1980年1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从而明确指出了发展民主与法制是我们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同年8 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 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昵？”“斯大林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中指出：“要继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许有任何动摇。”这些表明，邓小平已深刻地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性，并坚定了实行法制的决心。

邓小平还重视法制的效果,关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1980年,他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法制观念与人们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年青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素质太差。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他的这一全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理论指导了全国普法运动的开展,并日渐显出成效。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成立了政法委员会,普法领导小组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形成了“打”,“防”结合的整治社会治安格局,保证了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邓小平还意识到了在法制进程中人才过设的重性。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谈话时指出:“法律院校要扩大,要发展。``````我们从建国以来就对办法律学院注意。在一些国家，大学毕业以后还要学习法律专科。经济发达国家领导人当中，很多人是学过法律的。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所以要大力扩大，发展法律院校。”邓小平还指出：“搞经济建设、搞教育、搞科学、搞政法等等，应该说，我们的专业人才太缺乏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具有志业知识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的，懂得法律的，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思想，是新时期，新世纪适应改革形势对整个干部队伍的根本要求。遵循这个要求政法队伍出现 了一大批严格执法、公正廉洁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人民律师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这些为我们完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的决议》中，邓小平指出：“必

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的强大武器。”在他亲自指导、主持起草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强调：“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他更是突出地把“高度民主、法制完备”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加以阐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法治思想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国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焉，有了很大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江泽民指出：“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市场经营活动的运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规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范办事，这些都 是市场的内在要求。”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1992年12月，江泽民又讲，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来保障市场经济的运和，把市场经济纳入法制轨道。1995年，江泽民指出，党既要领导宪法、法律的制订，又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就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同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

此后，在对“依法治国”内涵的不断深化理解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科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纲领，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变为一项全新的基本国策。1998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这项内容载入宪法，这标志着全新的依法治国思想的确立，我国完成了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依法治国”思想的战略指导地位确立后，我国进入了落实和完善这一基本国策的新阶段。全社会对法治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重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如既往的更加重视立法工作，各级具有立法权限的地方人大及政府也积极参与法制建设工作，并加强了对立法工作的管理监督，保证了立法质量，制定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法律法规。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主张，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是对法治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特别是重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立法保障工作。把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决心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为惠及全民的法治，更加明确了我国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为科学法治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人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完

善和全新发展。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论述，指明了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上宪法和法律，客体是国家事务，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并使其具有极大的权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使用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而不再使用此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概念。“法治”与“法制”一字之差，但其本质涵义差别极大。“法治”即法学界所说的“水治”，须以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为基础，与“人治”相对立，是一种独立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体现着法律至上的精神观念；而“法制”则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即法学界所说的“刀制”，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既一国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法治”则为动态概念，即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反映现代法治的内涵和价值标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均正式使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准确表述。一字之改，反映了对邓小平法制理论的发展和观念的提升。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这就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内。为了牢牢把握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心是依法治官、治权、治理国家机器的本质，《十五计划纲要》要求“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依法治国”概念加 以具体化的阐释。“依法治国”思想最终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针对十五大以来德治弱化的情况，以及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执行难”和“钻法律的空子”等问题，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德治”的主张。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法、治建设，属于政法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以德治国”的提出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完善和补充。首先，立法需要以道德为基础。法律道德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认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也应是先进的道 德规范。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信仰，从而获得顺利实施的可能。其次，执法也需要以道德为基础，公正、准确地把握立法的宗旨，合理、恰当、及时地裁决办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素质。执法者的道德素质低下，就可能滥用权力，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提高执法者的道德素质是保证法律的效力、公正的重要途径。第三，守法更需要以道德为基础。一个法治社会，守法应当是法律实施的基本的、大量的形式，外在的法律规范只有在转化为大多数人内在自觉时，才能达到法的自觉遵守。道德素质高可以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尊严。道德素质低就可能不自觉守法，逃避法律监督.在社会调节手段、社会关系调整方式上，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结合的好，则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结合的不好，法律就失去了道德基础，道德失去了法律的支持，就会事倍功半，不以达到预期效果。

篇6：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

邓小平法治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发展，党的十五大运用邓小平理论，对历史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的高度，作为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党的治国方略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实现法治国家是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特别是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一系列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有关依法治国理论，指明了在现阶段进行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有民主与人权原则；平等原则；维护法律的权威原则；权力监督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原则。邓小平法治的思想为我国进行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实现法治的目标，明确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民主本质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现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权原则，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大会，制定宪法、法律和法规，选举和决定国家公职人员，并通过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现代民主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公民的民主权利、国家的民主体制、政治运作的民主程序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工作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以后，我们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来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的实现，完善民主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邓小平指出：“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全部内容都要运作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使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邓小平讲：“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另外还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

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到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日程上来。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结束了由人治而导向的个人迷信和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不稳定状态，并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法治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离不开党的领导。关键问题是如何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在党和法的关系上，曾经存在着“以党治国”的观念，这是忽视民主的表现之一。为此，早在四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他更明确地说：“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逐步做到“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强调，要理顺党组织、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理顺中央、地方与基层之间的关系，理顺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理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远瞩的战略性。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人权，而实行依法治国就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主要在于领导人同，通过国家机关制定适应和社会发展和人民意愿的法律、法规，又领导人民监督、保证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各政党和人民群众依据已制定的、现行的法律、法规从事各项活动。党的政策和主张要来自由人民群众并要通过国家机关进一步集思广义，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检验而转化为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法律、法规，通过组织国家机关实施法律，并通过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也就是通过法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民方制度化、法律化，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