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改革变迁

高考制度改革变迁（共6篇）

篇1：高考制度改革变迁

县级财政制度的历史变迁与改革思路

马昊

摘要：建国60 年来，县级财政制度变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3 年以前以“财政包干”为主；1994 年以后比照中央与省级的分税制实行了分税的模式；2003 农业税制度改革以后开始实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体制调整。我们在考察县级财政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提出了县级财政制度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县级财政；财政体制；分税制；省直管县；乡财县管

县级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和最稳定的政府级次，它在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以及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地方财政运行的总体情况看，县级财政是具有财政运行能力的最低政府级次，处于财政收入的最初端和财政支出的最末端。本文考察了建国后我国县级财政制度历史变迁的三个阶段，分析了县级财政制度在各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今后县级财政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分税制以前县级财政体制的演变：1953-1993 年

1953 年之前，县一级还没有建立较为独立的财政，列入省财政内，县级政府仅可以随同国家公粮征收不超过15%的地方税附加。［1］（P108）1953 年，县级财政正式独立，随后县级财政体制伴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演变而发展变化。分税制之前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53-1978）：“统收统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建国以后，地方政府有不断扩大财力和财权的需要。1953年成立了县一级财政，此时的县级财政虽有一定的收入和支出的范围，但总体说，县级财政十分薄弱。1958 年中央对地方财政实行了放权改革，县级财政有了明确的收入来源，县一级的财政实力有所增强。1959 年中央开始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年的财政改革的基本方针，一直执行到1970 年，这期间县级财政的管理体制基本没有大的变化。1971 年财政部实施了“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节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收支包干政策，该项政策扩大了县级财政收支的范围。1975 年，中央提出“收入按固定比例分成，超收部分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对保证县级财政的必要支出起了较好的作用。1976-1979 再次实行了“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保留了县级财政在固定比例分成时的既得利益。

2.第二阶段（1980—1983）：“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

1980 年，国务院确立了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主要做法是以1979 年的收入数为基数，收入大于支出的，多余部分按比例上缴；支出大于收入的，不足部分由中央从工商税收中确定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剂；个别地方仍不足的，中央给予定额补助。1980 年的财政体制是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设计的，它第一次承认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这是走向分级财政体制的重要一步。［2］（P41）

3.第三阶段（1983-1993）：“财政包干”的财政体制

1983 年实行了“划分税种、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财政分权的思想。改革后县级政府的固定收入有：县级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得税、农牧业税；集市交易税；契税；县级包干企业收入、县级经营的粮食、供销、外贸企业的亏损；尚未开征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等。支出方面包括：县级基本建设支出；县级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支援农业支出；维护建设费以及地方的农林水利事业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行政管理支出等。1988 年实行了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6 种不同的财政包干体制。各省和各县政府采取逐个谈判、逐个落实的办法相应在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财政的包干。

“财政包干”的体制一直执行到1993 年。

二、分税制改革以后的县级财政制度：1994-2002 年

1.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的省级以下财政体制简介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从制度上规范了中央和省级的财政关系、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但分税制改革对于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没有明确规定。在省及以下政府之间，上一级政府尽可能的上收财权，下放事权。分税制改革后，按照集中财力的方式，省以下财政体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的模式。一是分税加共享；二是分税加增量提成；三是分税加共享和增量提成；四是分税加增长分成。但无论何种模式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了县级财政困难的局面。［3］（P83）

2.1994 年分税制改革对县级财政的影响

（1）分税制改革后，县级财政更加困难

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各级政府财力发生变化。其一，从中央到县乡财政中，层级最低的县乡支出比重达30%，高于省级和地级财政的比重。其二，分税制改革降低了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由此产生了地方财政的收不抵支，必须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尤其是县乡财政的收入下降较大，从1993 年的29.2%下降到2002 年的18.7%，说明分税制对县乡财政的影响最大。［4］其三，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系数最低（不足0.5），财政缺口达一半以上，财政最为困难。乡镇财政的自给能力系数从1995 年以后下降迅速，2002 年已经不到0.8，财政基本不能自给。

（2）分税制改革后，县级财政的资源配置和资源运行效率低下

具体而言，县级财政资源配置与资源运行效率的低下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政府间财权、事权划分不清。省地级财政与县级财政、县级财政与乡镇财政经常产生分歧与争执，互相推委责任，效率低下。第二，县级财政本身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比如县级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投入和科研及推广的投入相对不足，比如基础教育特别使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第三，各项制度改革没有到位。在中央与省、地一级，纷纷实行了公共支出绩效管理改革，例如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项目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改革。而大部分的县级财政依旧沿袭传统的财政管理模式，没有任何大的创新举措，结果是县级财政资源的运作效率不高，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农业税取消后的县级财政制度：2003-2009 年

1.取消农业税对县级财政的影响

2003 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各省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6 年，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取消了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农民彻底告别了几千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农业税的取消是我国财政制度的又一重大的变革，对农村的财政制度，对基层财政体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农业税的取消加重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县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通常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国税收入；二是地税收入；三是财政部门收取的农业税费部分。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业税一般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30%以上，个别县达到70-80%。取消农业税后，必然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更加困难，更加依赖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所以，取消农业税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在总体的财力中，上级财政补助的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已经从“吃饭财政”沦为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5］更何况，取消农业税的改革成本决不仅仅是那600 亿元的农业税，而至少是维持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实际运行所需要的来自农村和农民的那部分资金（这些资金以前以农民负担的形式筹集，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也一并取消了）。按照财政部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的统计，这些资金的数额应在1800 亿元左右，是农业税的3 倍。所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600 亿元，只相当于农村公共服务所需要资金的1/3，其余的2/3 就没有着落了。［6］

（2）导致了县级财政不均衡的状况更加突出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的农业税对本地的经济贡献率也不相同，农业税在地方税收的份额也不同。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1%，因此，这些地区完全有能力自行解决由于取消农业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的缺口。但是，农业为主的县来说，情况完全不同。越是农业税多的地区，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越是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取消了作为主体税种的农业税以后，和发达地区的财政差距会越来越大。

（3）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加上县级财力有限，县域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短缺。表现在：第一，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不足，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第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严重短缺，影响农村经济的长期和持续发展。第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几乎没有享受到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7］

2.近几年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三奖一补”：中央对县乡财政的体制调整2005 年以来，中央财政专门安排资金实施“三奖一补”政策，力图通过这一政策逐步缓解县乡财政的困难。［8］“三奖一补”政策一方面加强了财政体系内部各个财政层级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高端财政和基层财政之间的信息沟通；另一方面，通过“以奖代补”政策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在基层财政解困过程之中形成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的良性互动，充分调动基层财政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积极性，避免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和使用上的“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

（2）“省直管县”：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创新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相对于“市管县”财政体制而言的。建国初期，我国省以下财政体制主要实行的是“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随着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地改市”的实行，“市管县”成为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主流模式。近年来，全国部分省市又从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角度出发，重新探索回归“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试图通过财政体制的扁平化进而带动行政体制的扁平化，形成分级分税在省以下的实质性贯彻。比较典型的省份是浙江，近年吉林、湖北、湖南、安徽等也实行了类似的试点。“省管县”的财政体制的核心是财政体制由省直接结算到县，各项财政拨款补助也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地级市和县之间是并行关系，没有直接的财政业务关系。从各地试点的情况来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使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降低了行政运行的成本，缓解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3）“乡财县管”：基层财政内部的体制调整

“乡财县管”是为了配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而推出的在基层财政内部的一项改革举措。主要的内容包括：一是预算共编，县级财政部门提出乡镇预算安排的指导意见并报同级政府批准；二是账户统设，取消乡镇财政的总预算会计，由县财政会计核算中心代理其业务；三是收入统管，乡镇财政的预算内外收入全部纳入县财政管理；四是集中收付，乡镇财政的各项收入统一上缴国库，县财政会计核算中心统一安排乡镇资金的拨付顺序。此外，改革中基本坚持“三权”不变，即乡镇预算管理权不变；乡镇财政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仍然归乡镇财政；财务审批权不变，仍由乡镇政府审批。“乡财县管”的改革，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行为，强化了乡镇依法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严格控制了乡镇财政供养人员的不合理膨胀，防范和化解了乡镇债务风险，维护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

3.对近几年县级财政体制改革的简要评价

上述改革对缓解县级财政的困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奖一补”政策一方面加强了财政体系内部各个财政层级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充分调动县级财政优化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积极性。“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降低了行政运行的成本，切实缓解了县乡财政的困难。

但现实表明，当前县级财政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三奖一补”仅仅是一项政策性的改革，并没有长效机制，因而也只能是“缓解”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县级财政的困难。“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也仅仅涉及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对诸如县级财政收入制度、县级财政支出制度、县级财政预算制度等并无涉及，因而改革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

四、我国县级财政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长远考虑，今后我国县级财政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完善县级财政制度，使其逐步向规范化的公共财政制度靠近，更好地实现新时期县级财政的职能。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明确界定县级财政的事权，培育新的主体税种，下放税权并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县级财政债务制度和预算制度的建设。

1.明确划分县级财政的事权、调整支出范围

（1）明确县级财政的职能，逐步划清县级政府的事权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原则确定中长期县级政府职能调整的方向，应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将县级地方财政的主要职能转移到保证地方政府区域性公共职能发挥，为辖区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上来。

（2）要依据县级政府职能，调整支出范围

县级财政要逐步退出一般建设性领域，逐步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逐步整理行政性经费的供给范围，减少行政管理费；结合新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的实施，对事业单位划分不同类型，具体确定不同的财政资金的供给政策；在退出一般竞争性生产领域的同时，要加大对能源、交通、农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基础设施的投资。

（3）要注重县级财政支出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改革

从决策的角度看，要制定并遵守民主的支出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从执行的过程看，要不断完善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政府采购等改革。

2.培植县级财政税源、确定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

（1）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培植县级财政的税源

要改善县级财政状况，完善县级财政收入制度，就要提高人均GDP 水平。各县市的经济基础，发展条件不同、在推进一、二、三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立足县域经济比较优势，有所侧重。要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带动县城经济工业化；以县城城区为中心，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比重，重点扶持一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

（2）逐步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确定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

要逐步实行城乡税制一体化，可探讨对农业流转收入开征增值税，对城乡、内外统一开征土地使用税。将房产税和城镇房地产等合并为物业税（不动产税），并创造条件开征社会保障税、环保税、教育税和遗产及赠与税。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范围及征管权限。县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不动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地增值税、遗产及赠与税、教育税和契税”等流动性较低、信息要求较细、适宜由基层掌握的税种以及其他国税、省税以外的较小税种。

（3）加强县级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县级政府部门要积极配合中央开展的清理分流预算外的资金工作，各县不得越权设立不合理的基金（收费）项目。在县级财政全面推行预算内、外财务统管，实行预算外资金的决算管理，逐步尽可能地将预算外收入纳入政府预算内的统一管理，实现最终取消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

3.规范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1）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县域公共服务水平

上级政府有责任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补充公共支出标准范围内的财政缺口，保证县级政府的公共职能。要实行标准的转移支付制度，均衡各地的财力。在转移支付的结构和项目安排上，根据政府和地区间不平衡的实际，合理确定转移支付项目、资金比例、计算方法和指标体系。

（2）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财政困难县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在因素的选择和权重的设定上，要充分考虑中西部地区及其县级财政的困难问题，努力促进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省级财政在分配中央拨给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时，不仅要更多地让利于基层，而且要做到辖区内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把解决县级财政的困难问题作为稳定基层政权和完善财政体制的战略任务，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缓解县级财政困境。

4.加强县级债务制度的建设

（1）加强县级债务管理的基础制度建设

要进行政府会计和预算基础的改革，考虑在政府会计与预算中分阶段引入权责发生制，以全面反映债务风险信息。要编制财政风险预算，以此来预测财政风险的发展趋势和财政的可持续性。要建立完整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编制和公布政府广义的资产负债表。

（2）尽快建立并完善县级政府债务管理的各项制度

首先，要建立严格的债务投资决策责任制，明确项目负责人应承担的管理和偿债责任。其次，要建立健全县级政府担保机制。对于市场竞争性项目，要采取借款单位与贷款机构借贷直对的方式，财政不予担保。第三，要建立县级财政偿债机制。县级财政部门建立财政偿债基金，专项用于各种县级政府债务的偿还，以保证财政偿债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要尽快建立县级政府债务风险的预警系统。尽快研究确定科学合理的债务监控指标体系，以保证县级政府债务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

5.强化县级财政的预算自主权、提升预算管理法制化水平

（1）要强化县级政府的预算自主权

首先，县级政府的预算自主权是指它的预算编制独立于上级政府的预算。其次，县级政府应该具有相应的税收自主权，以自主增减调整自身的预算规模，至少应该具有部分地方税的自主决策和税率调整的权力。再次，县级政府的预算中的收入和支出要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上级政府避免对下级政府的“财政管制”。最后，县级财政预算的自主权，包括自身有权根据需要按照优先次序使用财源，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安排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2）规范预算体制，提升预算管理法制化水平

规范预算体制的关键是在人大与政府之间、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以及财政部门内部之间合理配置预算职能，从法律上形成预算编制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分离的预算管理和制衡机制。因此，必须加快政府预算法、税收征管法、转移支付法等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从法律的高度对政府预算的性质、原则、管理体制、部门与机构间的职能、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等进行科学界定，以立法的形式构建民主理财的管理体制，把预算分配决定权和调整权真正赋予人民代表大会。

参考文献：

［1］ 宋新中.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2］ 阎坤.中国县乡财政体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走向共赢的中国多级财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4］ 王士如.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价值冲突与契合［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19.［5］ 张晓山.浅析后农业税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改革和发展［J］.农村经济，2006，（3）：3-7.［6］ 陈纪瑜，袁锦.财政制度创新推动循环经济发展［J］.求索，2009，（1）：37.［7］ 贾鸿.制度创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财政的必然选择［J］.经济探讨，2006，（6）：21-24.［8］ 苏明，张立承.我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J］.地方财政研，2006，（8）：4-9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0.5

篇2：高考制度改革变迁

会计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这些将制约着会计人员的价值观、道德规范、信念，对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任何经济、法律的政策和做法都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会计的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这些将制约着会计人员的价值观、道德规范、信念，对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日益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正式融入国际大环境，对会计制度改革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社会文化与会计制度的关系

1.社会文化决定会计模式

美国会计学家霍夫斯蒂德(Hofstede)提出了关于文化模式划分的一种范式，认为一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主要包括4个维度：(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2)权力距离大小;(3)不确定性规避程度的强弱;(4)阳刚/阴柔。简单地说，个人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更倾向于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权力距离是在机构和组织中，等级制度和权利的不公平分配所能够被接受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是社会对模糊和不确定的未来感到不安的程度;阳刚(相对于阴柔)是区分性别功能和强调业绩与看得见的成就，而漠视关系与关怀。

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就有不同的会计模式。在个人主义盛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弱、权力距离较小、阳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会计管理强调职业导向，行业自律，较少依靠法规、政策，政府的作用有限;会计准则强调灵活性和可选择性;会计职业地位较高，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财务信息披露偏向于透明公开;会计处理方法强调真实公允，例如美国。集体主义盛行，对不明朗因素反应较强，权力距离较大，崇尚阴柔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会计模式强调立法管理，会计职业规模小，地位相对较低，偏向保密，对外则提供尽量少的信息，偏向保守，稳健性成为企业的基本原则，例如德国。

2.社会文化的变迁改变会计模式

篇3：高考录取率的变迁与高教课堂改革

关键词：高考录取率,教学模式,学业评价

自恢复高考近四十年以来, 我国的高考录取率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就意味着进入高校接受教育的学生群体与以往大不相同。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高教改革取得长足进展, 但仍存在许多与此变化不相适应的短板, 尤其在高教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 迫切需要进一步突破。

一、历年来高考录取率的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 百废待兴, 高等教育很不发达, 当年的高校毕业生仅有2.1万人。 1952年, 教育部决定所有高校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当年共录取新生6.6万人。 此后, 我国的高等教育缓慢发展, 一路坎坷。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高等教育的发展才逐步步入正轨。 自1977年以来, 截止到2015年, 历年参加高考的报名人数与录取比例的变化如下图所示。

恢复高考初期, 高考录取率不到5%, 之后缓慢上升。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 高考录取率基本都保持在30%以下。 上世纪80年代出于缓解高考阅卷、 录取的压力, 实行高考预考制度, 上图中该阶段显示的录取率实际是虚高的。 而实际上, 出于高考录取率的压力, 高中的入学是经历一定比例的选拔考试的。 接受过中学教育的适龄青年, 只有少部分能够跨入大学校门。 也可以说, 那时候的大学教育基本上属于“精英教育”。20世纪末, 我国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 高等教育进入 “膨胀发展期”。 相应地, 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 自2010年以后, 高考录取率基本稳定在70%以上, 于是有了“高考不及格, 也能上本科”的说法。 实际上, 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不再是针对经历高考筛选的小部分学生的教育, 真正转变成为针对大部分适龄青年的“大众教育”。

伴随着高考录取率的这一巨大变化, 意味着高等教育面对的学生群体业已发生很大的改变。 进入大学校园的, 不再是过去那些经历了千军万马的“拼杀”,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得心应手的“好学生”, 而是综合素质表现各向异性的复杂群体。 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由以前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 更科学地因材施教, 是对高等教育改革提出的关键命题之一。

二、高教改革存在的偏差

近几十年来, 我国的高教改革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包括精品课程建设、慕课的迅速发展等;以多媒体教学及网络教学平台为主要特征的教学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 多数课程告别“黑板+粉笔”的单一教学模式。 但是, 在这些 “高大上”教改内容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 关于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以及学生学业评价方面的变革, 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根据教改现状, 我们认为, 以下两方面的改革亟待加强:

(一) 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目前课堂教学仍然是高校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环节。 有效的课堂教学应当是基于教师与学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提升。 在此过程中, 学生通过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获得知识、提升修养, 进而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然而, 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 大多数教师的课堂教学仍被“满堂灌”和教师“独角戏”充盈, 教师按预定的授课计划讲完预定的内容完成教学任务, 学生的能力培养、综合素质的提高无从表现。

应当指出的是, 很多高校教学管理部门的管理模式, 以及自上而下的教学评估, 进一步强化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独角戏”的角色定位。 开学之初, 要检查每位教师制订的授课计划、教案、讲义及ppt课件等一大堆教学文件;课程结束, 还需要提交授课工作志、成绩单、试卷分析、装订试卷等。 这就意味着, 教师在授课之前, 应当设计好每堂课的程序, 将学生假定为没有差别的听众, 授课程式化、标准化、教条化。 至于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习能力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提高, 则有意无意之间被忽视。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在改善和优化教学环境的同时, 无可避免地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突出的是, 智能手机的普及, 大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教室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 如上所述, 伴随着高考录取率的提高, 多数学生在中学阶段并未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 而智能手机则无疑为他们消磨课堂时间提供了绝佳的途径。 过度滥用甚至沉溺于手机游戏、网络、短信等手机功能, 并因此而危害工作、 学习等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 手机依赖实际上是一种“行为成瘾”, 直接冲击高校课堂教学活动, 进一步加剧“教”与“学”的分离。

尽管已经有了许多关于案例式教学、问题引导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改革的尝试, 但依然暴露出课堂教学环节中学生主体地位不突出, 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 教改效果难以显现的突出问题[2,3]。 课堂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关键的配套措施之一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方式的变革。 而这一点, 往往成为目前高校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瓶颈问题。

(二) 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模式改革

学生的学业评价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是影响高教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 学生的学业评价是指通过测验与评价衡量学生个体在教学过程中取得的学习成果。 从高校学生学业评价的目标看, 应定位于育人而非选材, 强调检查诊断学生的学习状况而非仅仅是区分名次。 因此, 高校学业成绩考核应具有两大基本属性:一是工具属性, 即考核是手段而非目的;二是改善属性, 即考核工作应围绕学习活动开展, 纠正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现代教育评价概念由最初的Measurement发展演变为Evaluation和Assessment, 学生学业考核评价的功能由最初的证明性评价 (Prove) 向改善性评价 (Improve) 转变。 但是, 目前多数高校对学生的学业评价存在考核内容的片面性和考核方式的单一性等问题, 导致学业评价应有功能的缺失, 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考核的管理功能, 忽视促学习功能。 为了追求高效的、 一致性的管理, 高校学生考核成绩往往成为甄选优秀、 评定奖学金等活动的主要依据。 偏差的考核定位营造了“为考而学”的课堂教学氛围, 导致学习中恶性竞争、缺乏团队合作意识以致考场作弊等现象屡禁不绝。 为了强调考试内容的规范化和一致性, 考试模式多采取“一学期一门考, 一份试卷定成绩”的做法。 教学管理部分在督促教师制订课程试卷库方面乐此不疲, 并原则上限定期末考试成绩不低于特定比例的做法, 进一步限制学业评价的过程性。 这种评价模式忽视学生学习基础的差异, 无益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 形成学习的内在驱动力, 更谈不上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这种相对单一内容的考核评价, 随着入学学生群体的变化, 尤其是大部分二本院校借由交流培养招生范围扩展到全国, 考核的僵硬性与学生群体的复杂性形成愈发尖锐的矛盾。

其次, 削弱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应有的主体地位。 现行的学业成绩考核机制, 学生基本没有话语权, 教学反馈过程欠缺。 无论是学生平日成绩的评价, 还是试卷成绩的确定, 往往成为教师的单边裁决。 这就使得课堂教学过程中原本应存在的教师与学生平等互动关系严重失衡, 加剧课堂教学过程中“教”与 “学”的分离。 因此, 尽管很多人尝试案例法、问题引导法及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的改革, 但没有学业成绩评价模式的变革, 最终的效果大多不尽如人意。 只有从全新的视角重新定位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身份与角色, 并将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学生学业成绩评价模式的变革有机统一, 突破固有的教学管理惯习和思维模式, 才能有效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4,5]。

三、结语

近几十年来,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人们改革的共识。 高教改革在引入现代技术教育手段方面突飞猛进, 网络精品课程建设、慕课及高校多媒体建设的发展, 极大地优化了高教课堂的教学环境。 然而, 在基于受教群体变化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方面, 仍存在很大的短板。 尽管很多课程除了知识目标之外, 基本上都设定了特定的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但如何通过课堂教学实现这些目标, 以及如何有效考核, 有待进一步落到实处。 针对大学生的实际学情, 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教学参与度,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有赖于更进一步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及与其相适应的学业评价方式的变革。

参考文献

[1]向海霞, 王焱军, 赵星悦, 等.反思高校课堂教学-由大学生课堂手机依赖现象引发的思考.教育教学论坛, 2015 (16) :205-206.

[2]焦蒲.翻转课堂教学的困惑及思考.教育科学论坛, 2015 (6) :10-11.

[3]赵兴龙.翻转教学的先进性与局限性.中国教育学刊, 2013 (4) :65-68.

[4]刘宗柱.主持人型翻转课堂实现学业成绩的多元化评价.考试周刊, 2016 (25) :162-163.

篇4：我国高校后勤改革的制度变迁

摘要：本文以制度变迁的视角，分析了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进程。并认为高校应该克服路径依赖，进行积极的路径探索，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改革模式。

关键词：强制性变迁诱导性变迁路径依赖改革模式

1高校后勤的制度性非均衡

制度变迁(Institution change)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根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当一种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就需要制度变迁。这里的均衡与非均衡都是一种状态，制度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这种均衡与非均衡表现在供求、结构性和利益性这几个方面，对于我国高校的后勤体系来说，它现在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所以就会必然的带来制度的变迁。

我国高等学校的后勤体系，像其他事业单位一样，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遵循着计划经济的规律被接管和改造，从而逐步形成的高等学校后勤保障体系。这就是：“高校后勤保障的运行完全靠政府的财政支撑，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后勤服务部门，专门负责为本校的教学、科研和师生生活服务，后勤部门的经费由学校行政划拨，采用无偿供给和无偿服务的事业性、福利性运行机制，高校后勤在本质上是单一的行政事业服务工作。”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国高等学校后勤保障一直采用这种运行方式运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按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建立起来的高校后勤保障体系愈来愈不堪重负，高校后勤设施的落后和薄弱成为制约我国高校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显然，无论是从供求关系还是从结构分析和利益分析来看，它已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另外一种新的制度来转换或者替代。

2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路径依赖

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两种典型的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一种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一种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林毅夫先生认为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变迁。

纵观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后勤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社会化，1999年至2002年先后召开了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四次会议，可见这期间的改革是由政府启动和推行的，每一个环节无一不渗透着政府的指导性意见，因此，这段期间的改革是以强制性的变迁为主。

我们发现，从2002年至今，国家对高校后勤改革没有出台过相关指导性的政策，也不再组织召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许多高校也采取观望的态度，致使改革有停滞不前的趋势，高校的后勤改革似乎陷入了低潮。

这纵然与强制性变迁本身存在的缺陷有关，但是从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我们认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道格拉斯·诺思认为，路径依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说，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起来之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化轨迹将允许组织在不确定性环境下选择最大化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并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无效规则，有效保护产权，以引致长期经济增长。另一种情况是说，一旦起始阶段带来了报酬递增的制度，而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是为了社会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因此会维护现有制度，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持续下去。这就是说在制度变迁中，这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非绩效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低效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这就为我们各个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低潮现状做了一个理论的解释。在改革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旧的后勤管理的观念会时时地影响着我们的改革者。这主要表现在高校后勤管理的人事制度和后勤实体的组织性质上。第一，对于后勤体系中有行政编制的人员安置问题的处理。有些学校为了保持学校的稳定，会保留这些有人员的行政编制，这就会使他们不愿意与学校脱离，而反对后勤实体与高校分离，成为改革的一种阻碍，影响了新制度的实施。有些不保留这些人员编制的学校，又不能有效的安置和消化这些人员，同样的他们也会在使新制度无法有效实施。第二，后勤实体的组织性质不明确。高校后勤社会化要求后勤实体按照现代的企业制度组建运行，而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高校后勤所服务的老师和学生，尤其是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要求它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这就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要想克服这种路径依赖，最主要的是要转变观念并且进行更为积极的路径探索。加强思想观念的创新，作为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重要理论基石。道格拉斯·诺思认为，作为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各种习惯、准则和规范等各种意识形态是有促使交易双方决策过程简化，从而节省交易费用的功能。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果符合文理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同时他在研究中发现，由于既存的文化、传统、信仰体系等因素的制约，社会制度演进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路径依赖”。因此，我们认为在后勤改革中，加强宣传，加强理论创新，加强学校领导、师生、家长、后勤职工对后勤改革的观念认同，显得非常重要。思想观念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不是通过强制力能解决的，因此，通过加强宣传，为制度变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沿着发展的新路径顺利前进。

3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那么，作为高等学校本身，目前具体要怎样面对这个制度变迁呢?在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进程中，高校首先要树立改革的思想观念，认清改革的目标，使高校后勤改革从强制性变迁的主导中逐渐转变为诱致性变迁，使高校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从而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密切配合，达到了优势互补，使改革能够前进，制度变迁能够达到新的均衡。第二，在改革的进程中，各个高校探索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后勤社会化的模式、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联合、服务实体模式，其中社会化模式是通过高校将后勤服务的基础设施、生活服务项目、管理运作等等交由社会和企业来承担，分离出新的后勤经济实体，以政府和社会为服务主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进社会服务企业或力量为学校服务，以减少学校对后勤服务的投资，利用社会力量公开竞争，投标。高校之间联合办后勤，成立后勤集团，实行企业化的

管理。学校要根据企业与事业分开、科学管理的原则，使后勤集团逐步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走向社会，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实体。服务实体模式是由高校自身成立后勤集团或者是组建后勤实体，使得后勤实体与高校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行政命令改为平等的签约形式。这需要后勤系统要有独立的运作体系，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且能够利用多元化的社会资源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

各个高校要结合其所在地区的经济条件，高校大部分学生生源所在地的经济情况，根据高校自身的后勤建设情况等等，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地选择适合自己学校的改革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它通过后勤社会化的途径，引进江苏电信来出资安装，将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的网络和电话系统进行了改进，并且交由江苏电信进行管理。另外，高校之间的校际联合办后勤也逐步发展起来，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金融学院五院校组建了东方大学城后勤服务集团，集团下设了物资供应、餐饮服务、教育超市等分公司。这些高校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综上所述，高校后勤是高等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他从属于教学和科研等事业，但是它的存在对教学和科研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高等学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是高等学校改革的重要方面，从一定层面上来说，如果高校不能建立起一个精简高效、费用适中、保障有力的后勤体系，就会对高等教育改革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我们认为，在继续推进改革的进程中，要继续发挥政府的强制性变迁的作用，政府要给高校更实际的指导。高校也要充分发挥调动自身的积极性，最主要的是要转变观念，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选择适合自身的改革模式，使后勤改革沿着既定的路径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并迅速自我优化。这样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密切配合，优势互补，逐渐的推动高校后勤改革步入一个新的进程，从而使制度变迁能够达到新的均衡。

参考文献：

[1]朱寿标，曾祥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历程和现状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7.(05)：66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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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生恒，庄凤娟.后勤社会化引导高校改革软着陆[J]行政人事管理.2000.(4)：15—16.

篇5：高考制度改革变迁

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要求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重申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任务。

当前，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原则、目标已经确定，需要将它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由于高考制度的高利害性、高风险性，每一项具体措施都“牵一发动全身”，利弊互见，十分复杂。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通过社会参与、公开讨论，凝聚改革共识。为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出深入推进高考改革方案的建议，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一、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形成的，其特点是国家包办高等教育，对高校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对学生实行免费，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教育需要适应市场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经济升级、国际竞争对各类人才的需求，适应人的多样化发展的需求，适应大规模人口流动的需求。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供求关系比较宽松，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的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74.3%，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高考制度改革。

高考制度改革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要有利于高校科学选拔人才，二是要有利于促进中学的素质教育，三是维护社会公平，三者不可偏废。形成分类考试、多元评价的考试制度，双向选择和自主录取的招生制度，既有利于高校的人才选拔，也有利于促进中学的素质教育，两者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担心腐败而拒绝改革，需要建立“以改革促进改革”的新思维，通过程序公正、信息公开、具有公信力的制度建设，促进高校落实自主权的改革。

高考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它导致了中小学智育至上、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弊端，严重妨碍了青少年的人格养成、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损害了他们的想象力、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了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近20年的高考改革，主要围绕考试科目。实践已经证明，单纯的考试科目改革无法改变单纯追求分数的总分评价模式。目前的改革思

路是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考挂钩，将等级化的高中学业成绩折合为高考总分。这一过程比较复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由各省分别实施，覆盖整个高中阶段，评价的科学性、成绩的可比性、考试的公平性都存在一定问题。

高考制度改革的思路需要改变。刻板的总分录取模式源于招考录一体、集中录取的招生录取制度。世界主要国家多实行统一的入学考试;但是，考试成绩只是基本标准。由高校、院系根据对人才的不同需要，形成多元化的招生标准和自主录取机制，才是破除“唯分数论”的关键。我们需要从“招考分离”开始，以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重点，形成高校自主招生、高校和学生双向多选的招生录取制度，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

二、改革高校入学考试制度

1.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我国现有16个省市实行高考自行命题，这是在2003年之后为分担全国统一命题风险和适应高中课程改革而实行的。大规模考试应当遵循简单易行、科学和高效的原则，具有国际化视野。建议高考恢复全国统一命题考试。这也是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基本措施。

将来在出现多个竞争性的专业考试机构之后，可由高校自主选择参加某一机构命题的考试。

2.国家统一高考的方式和内容

国家统一高考分为“基本学习能力测试”(考试1)和“指定科目考试”(考试2)两种。

(1)基本学习能力考试(考试1)

基本学习能力考试考查学生进入高校学习所必备的能力。按照高中课程改革的要求，主要考察学生概括、推理、判断、探究等基础性能力。内容包括阅读、写作、数学、外语。考试时间3小时左右。

(2)指定科目考试(考试2)

指定科目考试(考试2)是高校针对不同学科专业提出的加试科目，一般不多于2门。目前可在高中的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政治、物理、生物、化学、信息技术、体育、艺术等科目中选择。每门考试时间一个半小时。

伴随高中课程多样化的实践，考试科目可更加丰富，形成可供高校和学生选择的考试形式和内容，以突显学生的专长和满足高校选拔学生的需要。

在条件成熟之后，基本学能考试和指定科目考试可一年举办数次，成绩有效期三年。对多次考试的成绩进行可比性技术处理。

3.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按照国家制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高中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教育阶段，不是大学预科，不是高考补习班。因此，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不宜与选拔性的高考评价相混淆，采用等级制评价，由全省统一实施。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学生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依据;作为高职院校入学的学业成绩依据;作为普通高校考试招生评价的参考。

4.英语等科目实行一年多次考试

英语实行机考和社会化考试的条件最为成熟，可实行一年2次考试，保留成绩2年，对多次考试的成绩进行可比性技术处理。

制定统一的国家英语水平考试标准，整合目前各不衔接的多种考试标准。不同高校和学科可根据需要对考生提出不同的英语要求。

三、改革招生录取制度

《教育规划纲要》已经确立高考制度改革实行“招考分离”的原则。只有实现招考分离，才能从根本上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增加人才评价的多样性，提高人才选拔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1.实行“招考分离”

国家教育考试中心作为专业化考试机构，负责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

省级招办转变职能，考试报名的责任交给考试中心，制定具体招生政策、评价考生的权力还给高校，取消控制学生志愿和投档的权力。在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后，成为为高校和考生服务、管理和监督的机构，通过网络系统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保障高考安全和考试公平。

2.高校实行多元和综合评价

不同类型高校(包括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可根据自身办学理念和学科专业的要求，自主确定采用的考试类型、成绩门槛和其它评价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录取标准，不再单纯以总分决定录取。政府进行宏观指导，逐步形成以下主要考试评价类型：

(1)高职专科院校：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 + 职业适应性面试

(2)地方本科院校：基本学习能力考试(考试1)+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

(3)高水平大学：基本学习能力考试(考试1)+ 指定科目考试(考试2)+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 + 高校自主面试

现行的推荐保送、特长生、加分录取、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等都可纳入高校多元综合评价模式，由高校自主确定使用。

3.高校依法自主招生

配合自主招生改革，高校必须改革招生机制和程序，建设具有公信力的招生录取制度。学校成立有社会人士和家长代表参加的招生委员会，制定《招生章程》和《招生违规处理办法》，对院系招生工作进行监督和问责。招生和录取工作由教师组成的院系招生工作组负责。高校按照办学定位、不同系科专业的要求，向社会公开评价指标、评分标准和录取程序。招生录取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包括采用录像等手段记录录取过程。公开考生各项评价指标的得分，对每位录取的学生出具录取报告，对不予录取的考生给予书面答复。

4.考生与高校“双向多选”的录取模式

通过建立“高校招生录取网络服务平台”，实行考生与高校之间直接、双向、多次选择的录取模式。其步骤是：

高校公布各专业的招生门槛条件。考生完成选择的考试后，在网络平台向多所高校提出申请，填写考试成绩和其他证明材料，经地方招生部门审核确认。考生与高校多次双向选择、网络拟合，考生在网上形成的不同序列中排队，必要时高校可要求考生参加面试。一名考生可同时获得多份录取通知再进行确认。高校根据生源充足状况进行第二轮、第三轮录取。

5.取消高校录取批次

借鉴部分省(市)的做法，首先合并本科录取第二、第三批次。随着网络录取平台的扩大，完全取消统一录取批次，促进不同特色和定位的高校公平竞争。

四、高考制度改革的实施

1.明确不同主体的改革责任

新一轮招生录取制度改革，高校是最重要的改革主体。要围绕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建立新的招生录取体制和机制。

主管部门与确定试点的高校签订协议，明确权责，国家要在招生计划、财政等方面予以支持。同时加强监督审查和问责机制，保障改革顺利进行。

各省要负责健全本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建立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制度，配合试点高校进行招生改革。

2.渐进式的改革策略

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宜采取“放开两头、吸引中间、逐步过渡”的策略。从目前的“985”大学和民办本科高校开始，逐步吸引其他学校参加。

3.改革的时间表

2015年 在试行自主招生的高校中，采取自愿申报的方式，确定新一轮招生录取制度改革试点高校。试点高校将目前5%的自主招生比例，改为学校或部分学院100%实行自主招生改革。鼓励上海纽约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新设院校的自主招生与之并轨。民办本科高校也可以自愿申请参加。试点高校自主招生时间可适当提前，以保证没有被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有通过传统方式录取的机会。

所有省份合并二本、三本的录取批次。

上海作为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公布上海市2017年高考科目改革方案(适用于2014年入学的学生)。

各省初步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并与高职院校招生挂钩。2016年 建成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招生录取网络服务平台。

2017年 所有在上海招生的高校向社会公布采用学能测试成绩招生的办法。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公布全国统一高考科目改革方案，并于2020年实施。

2020年 力争所有部委所属大学、50%的地方本科高校(包括民办高校)实现基于学能测试的完全自主招生，大多数高职院校实现依据高中学业水平成绩招生。

五、高考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

1.从快制定《教育考试法》

明确政府、高校、专业考试机构、考生在国家考试中的权责，对考试招生中的违法行为依法严惩，依法治教。

2.建立弱势学生补偿计划

部属高水平大学实行“统一测试、自主招生”后，不再有分省招生计划。从各地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出发，国家制定宏观政策引导和激励研究型大学的行为改善，明确规定国立大学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作为高校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高水平大学应公布每年录取新生的城乡、地域、阶层、性别、民族结构，促进教育公平。

整合目前正在实行的具有补偿性的农村连片贫困地区定向生、免费师范生、高考加分等招生政策，实施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寒门计划”，补偿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

3.引入竞争机制，促进考试机构专业化建设

篇6：论科举考试制度与高考制度改革

浦阳初中韩英

摘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古代有科举制度，当代有高考制度。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以考试方式进行的选官制度，历经隋朝的起源、唐朝的完善、宋朝的改革、明代的鼎盛，最终在清代走向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之久，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现代高考制度是选拔多方面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为了当官，它也给当今社会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本文从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的含义、产生背景、影响来比较古代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通过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其内涵是公开考试，竞争择优录取人才。高考是考生选择大学和进入大学的资格标准，是国家考试之一。是由国家统一组织调度，国家或省专门组织命题，统一时间考试。古代科举制度与当代高考制度均产生了不同影响。

古代科举制度含义：古代科举制度是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士制度。

古代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即公元605年，到1905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隋文帝分科举人奠定了科举考试的制度基础，而隋炀帝始置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至于武则天创设武举，则使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完备。这样，隋文帝、隋炀帝和武则天便成为中国考试思想发展史上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古代科举制度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1.科举制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加强并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

由于科举制采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吏，而且坚持“自由报考，统一考试，公开张榜，择优录取”的原则，使政权在一定意义上向全社会开放，从而根本打破了之前数百年来世族门阀垄断仕途、把持国家大权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2.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和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

科举制不再唯门第、财产是问，而是通过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来选拔官吏，这就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才能之士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平台和机会，客观上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上下流动创造了条件，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可以说，科举制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这种流动，有利于统治阶层不断吐故纳新，实现新陈代谢，从而保持较强的生机和活力。

3.科举制度造就了全民向学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

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学、位、识有机结合，这就意味着在科举制度下，士人要入仕、要取得功名利禄就必须参加科考，而要参加科考就必须读书。这种全民向学的社会风气，无疑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此外，由于读书人中除少部分入仕从政外，绝大多数仍滞留在民间，于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便成为在民间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传播者，这也极大促进了古代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我们可以看看唐代，那个时候正是科举制度建立不久，尚且处在完善的阶段，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GDP排名第一的国家，但是在此之前的隋末还是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经济总体上的排名却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二）科举制度的负面影响

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由最初的维护统治选举人才的良好初衷，成为八股文束缚人身的工具，科举制度又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造成教育目的的异化，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由于科举不考科技而专考儒学，造成人们的观念上，“四书五经”成为学问的全部，自然科学技术则被视为无足轻重及至与传统利益相悖逆的东西。造成现实中科技问题与科考、与功名毫无关系，因而对科技关注和感兴趣的人极少，大多数读书人整天关注和学习的就是科考要考的儒家经典。最终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科技的逐渐落后。

2.科举制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由于科举主要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严重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明清又实行八股取士，使读书人的视野更加狭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了范进式的腐儒庸才。

3.科举制度的功利性及政治化，造成了很多家庭悲剧。

很多读书人，特别是底层的穷苦书生，为了读书入仕，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更有甚者，新科及第，受不良风气影响，抛妻弃子，另立新欢。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科举制度在其中多少起了些推动作用。另外，到了清朝以后，官场舞弊日益严重，科举渐渐变得政治化，成了一些高官以权谋私的工具。

总之，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对我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我认为其积极作用应远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的。科举制度历经如此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其本身并没有多少缺陷，之所以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它所处的社会制度及社会环境决定的。科举制度对今天行政官员的选拔制度依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

（一）当代高考制度的积极影响：

1.高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在高考的考场上，无论是富人家的子弟，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无论是有权有势的学生，还是贫贱低微的学生，无论是发达地区的学生，还是贫困山区的学生，面对高考的考卷，他们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用同一个标准，公平地展开了竞争。分数线这个简单单一的标准，让无数的孩子享受到了真正的平等，也有无数的人，通过高考，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正是高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一个父辈可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孩子，通过高考就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来可能进入国家机关，成为一个有较高收入、较高社会地位的人。

2.高考打破了社会特权的世袭与垄断，缩小了社会阶层的差距。

在国家对高校毕业生实行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那些年月里，考上大学就等于是有了铁饭碗，分数线上下的人命运将是何等不同啊！现在国家虽然不分配了，高校毕业几乎等于失业。按说人们不会再热衷于考大学了，可是其实不然，在激烈地白热化的就业竞争中，学历高的，名牌大学的毕竟更有竞争优势，君不见文凭学历的竞争又开始向研究生、博士发展。如果用研究生的升学率来评估高校的话，大学一定会像中小学一样把应试教育发展到极致。高考的唯一优势就在于用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来为国家公平公正地大规模地选拔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本来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办法可能有很多，但都不如高考简单易操作，几张

考卷而已。任何一种选拔，只要人们想公平公正，首选必然是考试。在这个因为官员腐败而引发的社会诚信全面崩溃的时代，高考似乎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二）当代高考制度的消极影响：

1.它直接造成了“应试教育”，从而造成了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学生被培养成没有创新精神的考试机器，只重视选拔与甄别功能而不重视全面提高公民素质。

全中国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在老师和家长的强迫下为了一学期数次的考试而学习。门门功课都要学好，每次考试都在向满分努力，这样一来，学生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教材和与考试有关的教辅资料上。很少有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孩子自主探索的机会被作业和考试完全地剥夺了。从六七岁入学到十八九岁高中毕业，人生极为珍贵地十二年岁月，没有培养起任何探究和钻研的习惯，只学会了读死书,不掌握任何研究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没有对任何一个领域产生真正地兴趣，没有任何主动学习的欲望。这样的人以后是不可能成为人才的。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所有在某个方面，某个领域有建树的人才，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培养起来的兴趣和良好习惯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到了二十岁还没有独立尝试过研究一个问题的人，将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到了二十岁还没有品读过文学经典的人，将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大作家，这就是为什么当代那些有名的作家几乎都不是大学毕业生，而大学专门学习文学的人却写不出一部作品的原因。

学校教育，按照预设的统一的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迫使所有的孩子都在按一个模式发展，从根本上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现在的高中，在每个班里都有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每天从早晨上第一节课开始，直到晚上十点下晚自习，一直无所事事地坐在课堂上徒劳地等待，没有学习任何东西，没有一点点长进和收获。那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听讲，不学习呢？原因很简单，对于课堂上老师所讲的东西他们已经无力接受，既听不懂，看书也看不懂，他们没有学习高中课程的能力，更为严重地是，他们没有任何学习地欲望或者想法。这样的学生为数不少，可能比每年考上重点名牌大学的学生还要多。但没有人看到他们的存在，对他们和家长而言，也别无选择。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给这些孩子提供适合他们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他们虽然无力学习现有的课程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是“废人”，事实上，他们走上社会以后还是各行各业的合格地劳动者，可惜地是他们在学校里浪费了不少时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总地来说就是学校教育方式不适合这一部分学生的学习造成地，也许从一年级开始，他们就是“差生”“学困生”。我们的教育在成就了一部分人的同时，毁掉了另一部分人。

综上所诉：当代高考制度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不过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的过程。我们的经济在最近的三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一些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的发展需要，并且非常不合理。

我们需要整饬国人的思想，梳理自己的头脑中的思想渣滓，让我们全新的面对历史，面对科举，其实科举不像是我们所谴责的那么不堪，至少我们现在可以仔细研究当代的教育，其实并不和科举差了几分，相反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甚至比我们在应试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更具有创造性，创新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