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改革的政治学论文

摘要：2017年高考政治试卷形式与以往相比发生较大变化，保持总体稳定、实现局部突破成为高考政治命题的新动向；寓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于真实的试题情境之中，突出价值引领、实践导向和思维强化取向，是2017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鲜明特色，由此开拓了高考思政命题的新境界。针对高考命题出现的新变化，教师应开展有效教学及备考的创新性教研，以教研应万变，以创新抢先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高考制度改革的政治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考制度改革的政治学论文 篇1：

从选科过程透视高考改革背景下中学生涯教育的重点

〔摘要〕北京市高考改革方案的突出特征是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化选择和个性化发展的机会。生涯规划教育被认为是落实学生选择权的最可靠的途径。选科过程完整是生涯规划教育的重要环节，完整地展示了中学生认识自我、探索环境、实现生涯决策的全过程，浓缩了生涯规划教育的重点。因此，北京十二中将选科过程作为生涯教育的切入点，调查学生科目选择的意向和特征，分析影响学生科目选择的因素，总结学生在选择中存在的问题，为高考改革背景下的生涯教育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生涯教育；选科；高考改革

〔

一、研究背景

2014 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帷幕。2016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及教育部等部委相关配套文件精神，组织制定了《北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深化统一高考考试科目改革，从2020年起，参加本科院校招生录取的考生的高考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统一高考成绩和考生选考的三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性考试科目成绩构成。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不分文理科，每门科目满分150分，总分450分。选考科目是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中选择三门，每门科目满分100分，总分满分值为750分，作为高等院校录取的基本依据。从理论上讲，“6选3”的选考模式下，学生的选择会出现20种学科组合，为学生依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认知特长、专业方向自行选择学习科目，尤其是为选择横跨不同学习范畴的科目组合提供了保障。文理科目兼修，有助于消除文理分科带来的二元化弊端，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的整体性得到保障，自身素质也将得到多元化的发展。

同时，改革普通本科院校招生录取模式，高等院校可根据办学特色和定位，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中，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但最多不超过三门，提前向社会公布。考生满足选考科目其中任何一门，即符合报考条件。对于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高等院校，考生在报考该校时无科目限制。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学校和专业双重录取的考试招生机制能在更大限度上把选择权交给学生，有助于其发现专业倾向，合理规划学习及发展方向，从而激发其学习兴趣，挖掘学习潜能，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

高考新政策的突出特征是赋予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性，给予学生自主选择和个性化发展的机会。生涯规划教育被认为是落实学生选择权的最可靠的途径，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6选3”的科目选择过程，完整地展示了中学生认识自我、探索环境、实现生涯决策的全过程，浓缩了生涯规划教育的重点。选科中暴露的问題也即高中生生涯规划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反映了中学生涯规划的薄弱点。因此，北京十二中将选科过程作为切入点，透视高考改革背景下生涯教育的重点。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采用自编问卷《北京市普通高中选科能力调查问卷》，参考了高考改革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调查中学生的选科特点，分析影响选科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高考改革背景下学生对生涯规划教育的新需求。

（二）抽样设计

采用分层取样和整群取样的方法，兼顾文理学科和各个能力层次和不同的班级特点，选取我校2015级（5个班）和2016级（5个班）高中生及2017级（4个班）准高中生参与“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选课调查”。调查使用纸笔测验的形式，时间为30分钟，由老师按照标准的指导语统一指导填写，强调此次调查为针对2020年新高考的模拟调查，不会影响到目前的学习和考试，请学生根据自身高中学习的经验，真实有效作答。

三、研究结果

（一）基本情况

此次共抽取493人参与调查，其中男生206人，约占总人数的42%，女生287人，约占总人数的58%。2015级169人（男生68人，女生101人），2016级190人（男生75人，女生115人），2017级134人（男生63人，女生71人），男女比例基本符合我校实际情况。按照学生对成绩的自我评价的结果，成绩优秀者占总人数的10%左右，成绩较好和不理想的各占总人数约25%，成绩中等的占总人数的40%左右，兼顾各个能力层次的学生，保证结果的代表性。

除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外，学生最喜欢的三科，按照选择人数排名如图1所示。2015级学生对各科的喜好相对均衡，相对来说，2017级学生对于不同的学科的爱好差异较大。这一结果为后续分析提供了依据。

（二）选课情况

1.科目选择的特点

学生对于“假如你参加6选3高考，即除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外，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科中选择3科作为高考科目，你的选课意向分别是什么”的回答结果，与前题最喜欢的学科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初步证明，学生对于科目的爱好程度，对于选科会有影响。

对比三个年级的学生的选科结果，发现2015级选择的结果最平衡，各个学科的选择人数比例差异不大，且与2016级的选科结果差异并不明显，选择地理和化学的人数最多，选择生物和政治的人最少，物理、历史的选择人数中等。但是，2017级的学生在不同学科上的人数有很大差异，选择人数最多的物理和选择人数最少的政治学科差异高达60%，选择化学和生物学科的人数大量增加，选择地理和政治学科的人数减少。总的来说，2017级学生更加倾向于选择物理、化学、生物这些传统理科作为高考科目，表现出传统的理科倾向，而且选择的人数比例远高于选择政治、历史、地理学科的人数比例。

通过交叉分析发现，学生选科受到性别的影响。男生选择物理（73%）、化学（68%）、地理（53%）的人数比例最高，女生选择化学（68%）、物理（52%）、生物（51%）、地理（51%）的人数比例最高。学生的选科结果与能力层次也有关系，成绩优秀的群体绝大多数倾向于选择化学、物理、生物三门传统理科，成绩较好和中等的群体，较多选择化学、物理、地理，成绩不理想的群体则会选择化学、地理、历史。由此可见，打破文理分科的局面，有助于学生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科目。

三个科目的组合的结果中，2015级选择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地理-物理-化学的人数最多，约占总人数的51%，有三个组合选择人数低于1%。2016级选择地理-物理-化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占总人数的52%，有两个选择人数低于1%。2017级选择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物理-化学、历史-物理-化学的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7%，有5个组合低于1%。2017级选择科目更加集中，选择包含传统理科项目的学科组合更多，文科项目中更喜欢选择历史作为搭配学科。

“上述高考科目的选择，你的确信程度如何”这一的问题的调查结果反映出，2017级，也就是面临新高考改革的第一批学生在做出选择时确信程度明显较低。

2.影响选科的因素的分析

在影响学生选择科目的因素中，包含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学生的选择既要考虑个人的现状，也要考虑未来的发展。总的来说，影响选择的主要因素在于个人因素（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后学好该学科的信心、现在该学科的成绩优势），其次是考虑到升学和就业等社会因素（对以后生活有用、填报大学专业时选择面更广、与大学想学的专业相关），最后考虑到学校因素和家庭因素。总的来说，中学生具备一定的独立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

具体分析不同意向时发现，在选择第一意向学科的时候，学生无论选择哪一学科都会依次保证自己的兴趣、优势、潜力，紧接着会考虑与将来报考专业和就业、生活的相关性；选择第二、三意向学科的时候，大多数学科还是优先保证兴趣，但对以后学习该学科的信心优先于现有在该学科上的成绩优势，同时也开始考虑将来大学的专业选择和生活就业前景，最明显的差异是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该学科在填报大学专业和学校时的作用。在第三意向上，家长的建议的影响开始显现，同时学校的影响也开始凸显，主要表现为学校该科目的教学成效显著成为选择该科目的原因，还有一些选择上的权衡，例如，选择该学科的人数不多、压力小等。

3.专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当要求学生在普通高等院校所设专业大类中，根据意向程度选择前3项时，对理学（45.48%）、经济学（39.44%）、医学（34.57%）的選择人数最多。选择人数最少两项是哲学（10.67%）和农学（3.487%）。具体分析发现，第一意向的专业人数选择差异最大，理学、经济学、医学的选择人数明显多于其他学科，第二、三意向的学科呈现均衡选择的趋势。

将科目选择和专业选择结果进行交叉分析，结果发现还存在一定量的学科-专业选择不匹配的现象。例如，典型的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的学科组合的学生也会选择理学和工学；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的学科组合的学生也会选择艺术、哲学、教育学等专业。由于高等院校招生选考科目范围还未公布，目前难以预测学科组合与专业之间的匹配程度，但是学科选择上应有一定的预见性，避免明显的失误带来选择上的偏差。

对于三个意向专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专业选择上，学生会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将现状和将来有机结合起来。例如，选择经济学专业多数出于发展前景好，社会地位高、待遇好、就业形势好等因素。第一意向专业的选择多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从小以来的理想这两个因素，其次考虑自己在该专业上的学习能力，考虑个人的因素多于社会因素。第二、三意向专业的选择，学生开始越来越多考虑专业的发展前景、社会地位、就业形势等，个人因素的比重相对下降。

4.开放性调查结果

根据学生在校的学习体会，开放性地收集学生对于选考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对结果进行关键词的提取，整理结果如下。

（1）对改革能否减负持迟疑态度。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直通高考，且文理不分科，意味着学生考试压力提前，高考战线可能从高三一年拉长为高中三年；考试次数增多增加了备考负担，对于第一次考试发挥失常的学生来说，意味着第二次考试还将承担更大的心理负担。

（2）对影响选科的因素不够了解。在选择的过程中，学生最重要的依据应是自己的兴趣和优势，尤其是在每个学科上的优势。除了认识自己之外，学生还亟须了解高中阶段每一学科的内容和难度，了解大学专业和高中学科的匹配关系，了解大学专业设置和未来的就业环境。

（3）各个因素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自己的兴趣和优势的矛盾如何处理，各个学科均衡之下如何取舍，个人意愿与家长意愿的冲突时如何选择，个人现状与未来发展之间冲突时如何解决，也是学生关注的问题。

（4）如何避免选择偏差带来的影响。学生根据自身经验，提出了在选科上可能会出现的偏差，例如，文理分科思维定式会使一部分学生依旧选择全文或全理的组合，选科之后会使偏科现象加剧，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引时盲目选择。

（5）如何保持稳定的心态。学生也十分关注选科前后的心理状况，作为改革后的第一批学生，对新形势的焦虑，各学科不知道选什么时的迷茫和纠结，选科过程中受同伴的影响而从众，选科之后信心不足时动摇甚至反悔等问题，都需要专业的引导。

（6）教学工作如何调整。有一部分学生提出，选科之后会对教学工作产生影响，例如走班教学的效率如何保障，不同选科组合考试评价标准如何统一，考前复习如何组织等，以及高考和会考的考试标准如何做区分等问题。

四、生涯规划教育的重点

（一）学生自主选择能力有待提高

高考改革的本意是通过高考改革引导学生了解自己、关注社会，科学地寻找未来学业方向。然而，学业指导、生涯规划指导的缺失，使得学生难以处理选科中的各种矛盾和偏差。开放性调查中很多学生直接反饋不知道选什么，希望校方及任课教师能提供选科指导，帮助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及擅长的学科。

（二）选考理念尚不清晰

由于受传统能力测验观的长期影响，多数情况下，学生接受的是以语言能力、数理逻辑能力为核心的单一的智力评价排序体系，最终，学生也往往以考试成绩作为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评价的重要来源。学生应学习多元智能理论的理念，了解自己，认识自我，充分地挖掘和开发潜能，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的生涯发展道路。同时，学生在行使选择权的过程也应注意，由于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将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学生和家长会把容易获取高分数的学科确定为高考科目，因而应避免功利心态可能导致选科集中的现象，以保证改革培养学生兴趣专长的目标得以落实。

（三）学生学习状态尚未实现转型

选科模式会给学校教育教学的组织形式带来巨大冲击，走班教学、小班研讨、个性课表、导师制度等会应运而生，彻底改变学生以往被动的学习状态，这就要求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为自己寻求个性化、科学化的学习方式。但是，有部分学生选科是为了选择而选择，还未充分意识到兴趣和自我效能感带来的学习的内驱力，长期被动化、制度性的学习生活也使得学生缺乏明确的学习规划和自主的学习能力，学生的学习状态还未发生转变。

（四）学生会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

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权的高考改革，使得长期处在被安排、被规定学业生活中的学生出现了选择焦虑。因改革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会使很多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茫然与焦虑，强大的不确定感让他们对未来产生恐惧和担心，学生选科前后的心理状况也会出现较大起伏，需要心理调适过程。

五、对生涯教育的启发

日本学者松井范惇认为学生为顺利实现“自由选择”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有足够多的可能选择的项目；第二，选择者具有选择最佳项目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校应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与之相适应的选择空间，学生自身也应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提高自主选择能力[1]。

生涯教育同样需要以学校课程作为主要载体，开课形式可以必修课和选修课为主，同时将自主规划的生涯理念渗透到学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课程内容应尽量化抽象为具体，课程形式应尽可能多样化，课程目标应包含认识自我认识课程、自主管理课程、环境探索课程。自我认识课程指导学生认识自己的能力、兴趣、性格、价值观等，不仅传授自我认识的知识和技能，也传递积极认识自我的理念，帮助学生构建完整而统一的自我认识。自主管理课程目标在于传授学生在目标、时间、人际、学业等方面的管理技巧，是以传授方法为主导的课程。学生接受此类指导，可以在以后面临类似问题时，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和冲突。环境探索课程下，为学生提供体验服务，包括对大学专业的了解、社会实践、岗位实习、行业专家讲座、优秀毕业生交流、杰出生涯人物访谈等形式，让学生全方位体验外部环境，在头脑中形成初步的生涯方向。

每一位教师都是学生生涯道路上的引路人，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一定的生涯教育职责，教师应转变观念，探索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将学生的学习能力、选择能力、探究能力等都纳入考核标准。同时，也应提高学业指导的能力，引导学生了解大学学科门类和社会职业门类并尝试自主规划职业生涯，帮助学生了解高校专业设置和专业发展前景。

学校还可以广泛引进校外资源，充分开发家长资源，为生涯规划教育搭建资源平台，向家长和社会宣传生涯规划教育的意义、内容、方法等，使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到学生的生涯规划教育中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涯教育环境。

综上所述，生涯规划教育作为中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必将逐渐从局部的、片面的试验性教育演变为学校教育的常态，更好地帮助高中生架起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一道生涯彩虹。

参考文献

[1]陈巍.中国大学生职业可能自我研究述评[J].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4， 2（9）： 12-15.

作者：李婷婷

高考制度改革的政治学论文 篇2：

以教研应万变 以创新抢先机

摘 要：2017年高考政治试卷形式与以往相比发生较大变化，保持总体稳定、实现局部突破成为高考政治命题的新动向；寓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于真实的试题情境之中，突出价值引领、实践导向和思维强化取向，是2017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鲜明特色，由此开拓了高考思政命题的新境界。针对高考命题出现的新变化，教师应开展有效教学及备考的创新性教研，以教研应万变，以创新抢先机。

关键词：高考政治；新动向；新境界；教研；创新

2017年高考刚刚结束，研究高考新变化，把握高考新动向，迈入高考新境界，提出备考新举措，发挥高考引领教学的功能，对即将到来的新学期教学，尤其是新高三备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高考全国Ⅱ卷文综政治试题，对此作些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试卷形式保持总体稳定、实现局部突破是2017年高考政治命题的新动向

试卷形式是试卷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有承载试卷内容、服务考试意图的重要作用，一般包括试卷结构、试题类型、分值配比、总体阅读量等。理论上讲，形式由内容决定，要体现并服务于内容；形式因内容的需要可以多样和多变。在我们这个改革创新的时代，试卷内容和考试意图需要反映社会变革和时代要求，需要与时俱进。在此情况下，试卷形式随之出现必要的、适当的调整和变化，该是命题应有现象。

以近三年高考全国Ⅱ卷文综政治试题为例，每年试卷形式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在其不同方面总有一些新变化，诸如替换不同题型，或者微调分值配比等。就试卷结构看，2015年有所调整，2017年则是局部突破。

2015年高考的政治试题，文化生活的选择题，由第19题变为第20题，相应的原是哲学的第20题变为第19题；综合题第38题两个问题的编排顺序也打破了2012年至2014年新课标全国卷先经济学问题后政治学问题的惯例，变为先政治学问题而后经济学问题。

2017年高考，文化生活选择题由过去多年仅一道变为第19、20两道题，相应的哲学客观题由原来四道变为三道；综合题则一改自2010年始有新课标全国卷以来，只有第38、39两道、五个问题，变为第38、39、40三道、六个问题。其中，第38题两个问题全为经济生活内容，第39题是一个政治生活问题，又回到先经济学问题后政治学问题的次序。

2017年高考政治试卷结构特别是综合题发生的较大变化，给人们对未来高考试卷形式以想象空间，总体稳定、局部突破或成未来高考政治命题的新借鉴。

二、价值引领、实践导向和思维强化取向开拓了高考政治命题的新境界

寓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于真实的试题情境之中，是2017年高考政治命题的鲜明特色。例如第12题以全球手机市场竞争激烈情况下，中国某企业通过自主研发芯片等核心部件实现逆势增长的材料为背景，第39题以中国取得的重大科技成就和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为试题情境，都在引导考生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双创”的国家认同，倡导树立创新精神。甚至在第21题通过袁隆平对攻关品种“广湘24S/R900”失败的坦然接受，启发学生要重视实践、培养科学精神和对创新应有包容的态度。再如第19题的红色文化和第20题的优秀传统文化，让考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性。又如第22题关于五大发展理念和第23题关于红军长征、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材料，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大势，增强道路认同和自信，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等等。这些材料情境和问题的选取和设置，充分体现并发挥了试题引导教学、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

实践导向和思维强化取向是2017年高考政治命题的另一鲜明特色。如第38题，以我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为背景，要求考生在深入理解改革的起因和作用的基础上，思考玉米价格的变化对玉米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进而提出应对玉米种植户收入下降的具体措施。很明显，此题直接针对学生的生活观察和社会实践，以多角度和开放性的设问，加强对学生思维品质的考查，引导考生具备较高的公共参与素养和一定的理性分析能力。再如第13题关于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第14题关于亚太地区贸易依存网络图对比，第15题关于央企改革，第16题关于“村章乡管”，第17题关于设立雄安新区，第18题关于民族节，均是面向世情国情和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引导学生注重实践，关注现实。特别是第39题关于政府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真实情境，直接提出“政府、人大和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履职的特点这些每个公民应设身处地思考的问题，突出体现了试题的实践导向和对学生分析、综合、评价和创造等思维品质的考查取向。

也正是由于价值引领、实践导向和思维强化取向开拓了高考政治命题的新境界，使2017年高考政治试卷较好地考查了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核心价值。

三、开展有效教学及备考的创新性教研应成为应变抢先的新举措

2017年高考政治命題的新动向和新境界，会使任何脱离实践和形而上学的死教书、教死书倾向，或死读书、读死书行为，在这样的考试中败下阵来。作为教师，要有做“先生”的担当，必须开展有效教学及备考的创新性教研，既要研究“稳”，又要研究“变”；既要研究新动向，又要研究新境界；既要研究既有事实和未来趋向，更要在适应和应对上走在前面，即必须创新。我们必须以教研应万变，以创新抢先机，把开展有效教学及备考的创新性教研作为应变抢先的新举措。

有效教学是在符合时代和个体积极价值建构的前提下其效率在一定时空内不低于平均水准的教学，是学生通过自主的、探索性的、研究性的学习发展创新思维。高中有效备考是以较少的时空资源投入达到足以应对高考的要求，是有效教学中以高考为导向、与高考紧密对接的部分。一般来说，有效备考必是有效教学，有效备考是有效教学的重要标志。

开展有效教学及备考，必须进行创新性教研，使教研与创新相统一。创新要以教研为主渠道，教研要以创新为主基调。教研和创新都要以“一体四层四翼”的高考评价体系为基准，充分尊重高考导向教学的功能。当前，笔者认为主要应做好三方面工作：

首先，师生要研究“四层”，即：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从而弄清高考到底“考什么”，学生到底要“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以及“怎样达成学习目标”。因此，既要研究“四层”的内容，更要探索创新“四层”的贯彻方法，设计达成预期目标的优化方案。

其次，师生要研究“四翼”，即：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从而弄清高考到底“怎么考”，学生到底要“怎样应考”“要做哪些适应性准备”，以及“怎样实现考试的正常发挥”。因此，既要研究“四翼”的内涵，更要探索“四翼”的着力点和突破处，寻求学生正常应对的有效路径。

最后，教师要教研，学生要学研，师生都要立足实践，主动创新。师生始终以创新思维来教、来学、来备考，从而密切关注变化发展的国情世情和生活现实，敏锐把握时政动向和时代脉搏，善于提出新思考、新问题，做出合理有益的新分析、新评价和新结论。

多年来，笔者一直自觉开展有效教学及备考的创新性教研，不但使笔者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获得提高，更重要的是笔者的学生获益良多。请看下面这道题：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26分）

当下，一些综艺节目或因缺乏原创意识，不断引进国外模式的内容，或因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调侃崇高精神和追捧西方生活方式等，让受众对中国综艺节目失去信心。2017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热播，为当下综艺节目注入一股清流，其探索和创新值得学习和借鉴。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把民族文化作为综艺的原创点再好不過，也是无可取代的。《中国诗词大会》就是通过展示优秀文化内容，重拾国人文化自信，与受众心灵相通，让受众拥有文化归属感。

增加新媒体互动形式。《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全程运用移动端推动节目多屏传播与互动，节目播出的同时受众可用手机与场上选手同步答题。观众也可在网络互动社区讨论诗词，表达观点，增加受众的参与感。朋友圈还有人晒出答题成绩，进一步加强了节目的知名度。

此外，还搭建3600平方米演播室绚丽水舞台，让观众在波光粼粼意境中倾听诗意人生；应用超炫大屏幕设备与诗词完美融合，视觉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设计“飞花令”环节，再现古人诗词之趣；展示各个阶层选手的故事，引发共鸣，温暖屏幕内外的平凡之心；等等。

（1）结合材料，运用“树立创新意识”的有关知识，说明《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得以热播的原因。（12分）

（2）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结合材料，运用文化传承的知识，谈谈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分）

（3）（略）

仔细看这道材料分析题，你会发现它与2017年高考全国Ⅰ卷40题相对比，材料情境相同，此题第（2）题与全国Ⅰ卷40题第（1）题的问题实质和分值（10分）比较接近；此题第（1）题与2017年高考全国Ⅱ卷40题第（1）题相比较，所考查理论、问题角度和分值（12分）亦比较接近。

这道题来自2017年赤峰市松山区3·20统一模拟考试文科综合试卷，为笔者原创。这种准确把握高考脉动，甚至预拟高考真题的情况，在笔者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好的一次。笔者为什么能这样呢？恐怕关键在于自己一直坚持教研引领教学、创新驱动备考的科学策略。实践证明，开展有效教学及备考的创新性教研，以教研应万变，以创新抢先机，是成功应对高考政治命题新变化的有效举措。[[□][◢]]

作者：梁士魁

高考制度改革的政治学论文 篇3：

精英理论视角下的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分析

摘 要：高考是我国最重要的考试之一，而高考招生政策中的加分政策则是备考的一大风向标，影响着广大考生和家庭的许多重要选择。运用精英理论，对目前中国高考加分政策进行了分析，尝试探讨了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的权力精英主体的构成与政策制定的方式以及精英们在面对不同受益群体而制定不同加分政策的价值偏好，最后进行了简要评价和总结。

关键词：精英理论；高考加分政策；阶级流动

在我国，高考和高校的招生录取政策一直以来就是个热点话题，高考具有高利害性，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令广大师生和家庭不得不倾心关注。高校招生政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报名、资格审核、考试、录取、违纪处理等等，在这些政策中，最易引起公众热议的还是高考加分政策。

1 政策简介

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既有国家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从国家层面上讲，教育部每年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是指导各地高考招录工作的权威文件，从地方层面上讲，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亦拥有制订当地加分政策的部分权力。2017年2月，教育部发布有关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的新规，主要内容为：2015年1月1日前在高中已获得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事迹者、奥赛获奖者、科技类竞赛获奖者、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者、二级运动员统测合格者的，可适当增加分数投档；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获大军区以上级别荣誉的退役军人，可增加20分投档；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及烈士子女，可在高校投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

2 精英理论

精英政治理论肇始于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fredo Pareto）。二戰以后，精英理论逐渐吸引了西方学者的目光，其中，美国学者对此尤其重视，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代表人物有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和哈蒙·齊格勒（Harmon Zeigler）等。精英理论后来也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具。精英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社会少数精英价值偏好的体现，按照是否掌控公共权力，社会被分成两类人，只有掌握公共权力的一小部分人能够决定社会价值的分配，而剩下的大多数只能选择跟随与服从。在很大程度上，精英认为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态度是不那么积极的、是相对冷漠的，而且信息获取的渠道和速度都有限，因此，公众的情感在更多情况下被精英所控制，而精英的偏好却罕受公众影响。精英理论认为在任何国家或者社会中，权力分配始终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平衡的，从未存在有哪一个政府能够确保所有民众都能平等且有效地参与所有政策的制定，而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掌权的少数精英则可以坐拥大权，掌控国家公共政策的走向。

但要说明的是，虽然精英与公众的立场往往是不尽相同的，但是这并不表示二者就处于严格的水火不容般的对立之中，也不是说精英永远都占尽天机而公众则要持续牺牲自身利益。相反，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统治基础，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会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促进社会发展，也会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适度地将民众的意见纳入考虑范围。

3 政策分析

3.1 高考加分政策中的决策者

在我国，公共权力由党和人大所掌控，党是决策的中枢，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政府的责任机制为行政首长负责制，这就奠定了我国精英决策模式在体制上的基础。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少数的人大代表由多数的人民选举产生，所以从决策权力的最终执行来看，我国的决策模式也可以归于精英决策模式之下，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也不例外。

精英群体作为我国成长速度最快的一个群体之一，主要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所组成。这三种精英团体并非严格独立，更多时候其边界是重合的，比如说政治精英也可能拥有大量知识财富。精英群体能够在社会公众舆论的形成流动过程中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他们的价值偏好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在政策制定层面上的权力精英主要是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政策执行层面上则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官员。这些权力精英在制定高考加分政策时，不是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先对我国的实际教育国情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理性地提出相对系统的政策建议，整理出多个备择方案，然后反复地对备择政策方案进行分析论证和修改，高考加分政策的每一项规章和办法，都经历了权力精英们的精心决策过程，他们牢牢把握住了政策制定的主动性和决定权。在这一过程中，精英与大众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的角度来考虑，并不需要也不能使占人口多数的普通民众都全部参与到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精英理论认为，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态度是不那么积极的、是相对冷漠的，而且信息获取的渠道和速度都有限，这样一来，公众的情感更多地受到精英的控制，而精英的想法和态度却很少受到公众情感的影响；教育部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在制定高考加分政策时，虽然声称开展了广泛调研，吸纳了民意，但是实事求是地从我国当前的公众政治参与水平来看，相比于群众受到权力精英群体的影响，权力精英受群众影响的程度和可能性都要小得多。

3.2 高考加分政策中的精英构成与流动

在讨论精英理论时必须厘清的一个概念就是统治阶级，这跟之前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所了解的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统治阶级是指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进而在政治上也获得统治地位的特定阶级；而精英理论中的统治阶级则是指依靠财富、知识、血统、宗教等因素而获得更多决策权力的精英阶层。这些少数的权力精英并不是多数无权大众的代表，他们依靠物质财富、信息资讯、知识技能等资源来获得和巩固更多权力，同时又以所掌控的权力进一步帮助自己获取更多资源。不难发现，近年来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就是一个较典型的例证，党政干部代表多、企业主、经理人员代表多已经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有研究数据显示，在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中，公务员代表均占到代表总数五分之二以上，而根据第八次全国私企抽样调查，过半受访企业主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到2013年两会，人大代表的结构比例失重的现象又再次吸引了公众视线。2013年两会代表中83人身价超十亿美元，而当年我国城市工薪族的平均年薪还不到七千美元。我国高考加分政策中权力精英主要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这些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大多也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资源的社会精英。

精英理论认为，精英的流动非常重要，精英的起落以及精英和大众的交替轮换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和社会安定。此处的流动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精英间流动，第二种是社会底层群众与精英间的流动，这种永恒的交替变换和流动的过程即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某一精英阶层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如一潭死水缺少正常的流动，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局势不稳和社会动荡，引发暴力与革命这种激进的强制流动形式。但在我国的环境下讨论精英理论，要注意这样一种特殊性：因为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不管做决策的是哪一种精英，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因此不会出现一类精英被另一类取代这样的根本性变化。精英之所以能称之为精英，是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有强大优势，比如知识、财富、人脉资源等，那么如果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想要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可能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要认可精英的价值观并能够为之不懈奋斗，我们所讨论的高考政策，是我国实现“社会底层群众—权力精英层”流动、防止阶层固化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通过高考，普通底层大众能够有机会改善自身现状，向上进入到资源和权力的中层，小部分成功实现阶层流动，晋升为新的精英，所以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于我国的权力精英是极为重要的，是保持社会平衡和正常运转的基本因素，理当得到其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精英模型也為公共政策的渐进性做了说明。由于精英们要立足于维持社会现状的前提，并不希望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共政策作为他们价值观的体现，其变化自然也是循序渐进的。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也是如此，不管是对于高考加分项目的增减，还是高考加分的幅度，都不断有新的政策来进行修改和补充，但基本都属于微调的范畴，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3.3 高考加分政策中精英的价值偏好

正由于精英阶层不是稳定不变而是存在“今朝为权力精英明日则失掉权力”的可能性，所以精英要在彼此间展开竞争以争取人民的选票，才能持续获得政治权力。就好比如果某个高考加分政策出现大的纰漏或错误，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那么这一届领导班子很可能要下台，由另一批精英接手进行政策的调整。精英理论认为，尽管精英的价值偏好与普通大众的价值偏好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这不代表他们永远都只遵循自己的理念，精英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仍然会仔细考量底层大众对于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毕竟民众的支持和社会的正常稳定运转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基础，是他们获取资源的来源。

目前全国性高考加分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照顾性加分，受益对象为特定群體子女，如少数民族等；第二类是鼓励性的加分，即各类竞赛优胜者和特长生等受益。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两类加分政策中体现出来的精英价值偏好。

3.3.1 照顾性加分

精英在制定政策时会倾向于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然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来看，少数民族等群体并不处于优势的精英地位，精英们为何在高考加分政策中仍然注重照顾此类大众的利益呢？这可能是因为照顾性加分符合保护弱势、维护正义的原则，少数民族群体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原因，在经济发展中一直都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其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机会也就相对更少。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我们应该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这些“社会最不利”成员的发展，允许少数民族考生享受一定的高考加分，是有利于维护社会安稳、促进民族大团结的好政策，因此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烈士们为了民族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抛头颅、洒热血，忠肝义胆令人敬佩，在升学方面给予其子女一些照顾性加分的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同时也有利于弘扬社会正义，培育爱国精神。港澳台和华侨学生如果选择在内地参加高考、与内地的广大学子一同竞争的话，其在语言、文化和培养方式等方面是处于劣势的，对这些群体加分是对其劣势的一种弥补，也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增强凝聚力。这些政策的出台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许权力精英们并不能由于这些照顾性政策直接获益，但是从长远来看，精英们有责任维护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基础的必要举措。

3.3.2 鼓励性加分

对评优和竞赛优胜者进行鼓励性加分这个政策的本意是为了激励我国青少年积极参与创新学术活动和体育竞技运动，激发年轻一代的创造性和活力，对优秀学生、思政突出者的加分也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性高考加分政策是面向全民的，出发点也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然而从实际的政策执行效果来看，精英在此政策下的获利实际是更多的，精英阶层的子女在加分政策下优势更加突出。据对北理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加分总人数中，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子女超六成，在评优和竞赛加分类总人数中，这类子女更是占到七成以上；而加分群体中的农工子女仅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这其中多数还是依靠少数民族身份来获得加分的。人内在的天赋和资质实际上都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究其原因，精英们拥有更好的软硬件资源，在同等天赋下，精英在对其子女的培养方式多样化和培养质量提升上都有更好的条件，因此其子女在学术科技和文艺体育等方面的角逐中自然占据上风。

4 结语

通过运用精英理论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决定政策出台的是权力精英。在各项高考加分政策的拟定、修改和颁布过程中，最终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决策机构。也就是说，公共政策制定更多是听取权力精英的看法而不是底层民众的声音。面对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我们应该要进一步提高对怎样增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第二，高考加分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虽然做出最终决策的是政治精英，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策走向。如2014年全国多地出现高考加分泛滥和资格造假等现象，引起争议和民愤，教育部不得不出台新意见，要求减少和规范考试加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政策扭曲与腐败现象，引起民众强烈不满时，精英们也会相应地对政策进行调整和修改。由此可见，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不能只考虑精英群体的价值理念和革新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当前是网络信息时代，人们有着更为便捷的诉求表达渠道，大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和能力都在不断提高，因此更不能忽视这些人的诉求和力量，更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总之，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中，我们无法否认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在民众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如果能够让精英处在社会的控制之下，并能让他们的价值观念逐渐与人民意旨相契合的话，民主依然是可以实现的。合理的管理制度，良好的人民监督和正确的行政伦理约束应该起到更好的效果，作为社会精英的政策制定者也应更多地听取民意，在政策共识的基础上，出台更多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的好政策。

参考文献

[1]杨东平. 关于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思考[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26（1）：21-2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Z].2017-2-13.

[3]彭志国，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J]. 公共管理评论，2004，（1）：213-215.

[4]谢静. 精英模型公共政策分析中媒体作用的反思[J]. 安徽行政学院学报， 2011，2（6）：64-67.

[5]赵夫鑫， 李文卿. 精英决策模式起源及其合理性探析[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0（4）：32-34.

[6]史卫民，郭巍青，刘智.中国选举进展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EB/OL].http：//finance. sina.com. cn/roll/20090325/22532751378.shtml，2009.03.

[8]曾琼. 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政治社会学两种基本理论模式述评[J].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2004， 20（2）：1-3.

[9]王怡超. 高考加分政策的公平性研究[J]. 才智， 2011（1）：278.

[10]杨东平. 高考加分政策研究报告[R].//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组专题调研报告汇编（下）[G].北京：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2011.

作者：张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