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案例分析

城管案例分析（共8篇）

篇1：城管案例分析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每一名城管执法人员都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贯彻落实，按照局党委的统一部署，在前一阶段的学习实践活动中，通过理论学习、讨论交流和撰写体会等形式，我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理解更全面、深刻，触动很大，把本人工作实际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发现存在一些突出具体问题，并从自己内心深处反思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理论学习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到全面、系统。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学习时缺乏认真思考，只从字面上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深刻认识思想精髓，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得不深不透。

2、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较少。不能充分了解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众的困难，以致在工作上有时缺乏针对性。在实际现实事务中，缺乏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和掌握，在知人、知事、知情上还有一定差距。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少、指导一线行政执法工作不够细致。虽然自己能够经常带着问题深入开展工作，但很少象“解剖麻雀”一样取得详尽一手资料。

3、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不完全适应。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自己忙于事务，自觉学习时间少，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在工作应用中掌握得不够全面，尤其是对“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学习得还不够深入。从客观上总是强调工作忙、任务重，没有处理好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造成自身理论知识跟不上形势发展，没能很好地把学习理论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结合起来。以至工作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情况。

4、对工作地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行政执法(城市管理)工作被有些部门和有此人认为是“不合法的存在”，工作可做可不做，可紧可慢，对社会经济发展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社会畸视程度很高，总认为我们能按上极要求完成任务就行，不给领导找什么麻烦就好。由于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上进心和工作积极性受到压抑，直接影响了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受了委屈，得不到群众的理解与认可，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存在一些情绪，从而影响了日常执法工作的积极开展。

二、对存在问题的根源分析：

对存在的以上问题，认真分析其产生的根源，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够，缺乏科学发展的理念。主要表现在：

1、学习不够系统、不够全面、深入。原因是：一是学习态度有所偏向，总认为所学理论知识是务虚的，离自己的实际工作、生活太远，学不学没什么，影响不大，另外，以前也学了不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觉得自己有了一定的认识，满足于一知半解，没有必要再深入系统地学习掌握。二是忽视了理论学习，只注重了自己感兴趣东西的学习，只顾钻研与自己相关的一些案例、事件、经验教训，而理论知识却不愿看，不想学。

三是学习方法不合理，效果不大理想。工作事情杂乱，不能合理地、系统地安排自己的学习，而是忽冷忽热，想起来了、用到了，就拿起书看两天，事一多，就放下不学了，或是学了一半，觉得内容差不多，又换另一本书看两天，不能持之以恒。有时自己也在学，也在读书、看报，但往往注意力不集中，走马观花，看后没有什么收获，过一段时间就忘了。在学用结合上，也没能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工作，指导生活，指导学习。四是学习时间不能保证。认为上班时间业务多，没时间也静不下心来学习，下班时间忙了一天了，应该休息一下，业余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不能花太多时间去学习。

2、工作过于强调杂、乱、忙，只求完成任务，没有完全做到深入细致,工作方式方法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到统筹兼顾。工作中，推进工作、抓落实方面，注重时效要求，忽视了稳中求进，注重了充分准备，忽视了不可预见性，注重了正面影响，忽视了负面作用。原因是：

重实效，轻调研。现实执法工作中，认为已宣传，已解释，也警告，对方就应该服从管理，只要求服从管理，不换位思考;只强调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不考虑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另认为每一项工作都有队员可完成，自己打打电话，多督促检查几次就可以了，不必每项工作都亲历亲为，缺乏深入实践，一线资料相对不全。

重安排，轻要求。在工作安排上，强调每项工作都要有新的提高、要用发展观念对待。但在具体落实上，没有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去衡量。即使有个别队员工作落实不太好，也多是考虑他们的困难因素，自己主观上替他们解脱，人为地降低了工作标准。

篇2：城管案例分析

在平时工作中，存在“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想;对领导交待的工作，只满足于一般的完成，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只要服从好领导的安排，工作不出现失误就足够了，一不考虑有突出的工作业绩，二不考虑升迁，有着很浓的平庸度日思想.。

二是理论学习不足，能力发展迟缓

在本职工作中，虽然依靠本身所学知识和前期积累的经验能够满足目前的工作需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理论知识的不足与能力发展的需要这一矛盾会变的十分明显，如果不加强理论学习，不注重能力的发展，那么自己将会遭到社会的淘汰。

以上是在“创建”工作中的自我剖析，正因为以上问题的存在，使得工作看起来忙碌，实则低质低效，为彻底改变实际局面，我将从自我抓起，从现在开始做到以下努力：

一、迅速进入工作角色，从现在起要正视自己，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做一名合格的城市管理协管人员，加强全局意识，学会站在全局角度考虑本职工作事务。

二、打消平庸无为的念头，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细致考虑全局问题，多为领导分忧，努力做到不怕做错事，就怕没事做。

三、加强文化知识和理论知识的学习，时刻牢记学习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只有加强了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协管人员，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总之 ，经过自我剖析，让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在任何岗位都要尽心尽力，无论做任何工作都要端正态度，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加强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工作质量，保证单位的先进和高效，永葆群众的满意。

篇3：公众参与视角的城管执法机制分析

一、城管执法的困境

城管执法,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是我国基层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 其主要内容是对城市环境卫生、规划、道路交通、经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治理与查处, 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保障城市社会的良好秩序。应该说作为伴随我国城市发展治理需要而形成的城管执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 城管执法过程中却存在诸多矛盾, 导致城管执法困境重重。

1. 城管执法目的与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矛盾

城管执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占道经营的无证摊贩进行综合治理, 以保障城市整体环境卫生及秩序。而其中多数的无证摊贩, 主要是伴随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而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员、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调整而带来的下岗、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他们由于贫困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原因缺乏自我保障能力因而被称为弱势群体。他们迫于生存需要, 不得不从事成本、技术、程序等从业要求相对较低的街头摊点经营, “贩夫走卒, 引车卖浆, 古已有之, 论证了这一职业的历史合法性;弱势群体、不偷盗、不抢劫、不伤害他人, 描绘了这一职业的伦理合法性”。[2]若城管取缔无证经营摊贩的经营, 就等于掐断了其主收入来源, 若城管不作为, 放任其违法经营, 就有损公共利益及工作职责。“要么弱势群体丢饭碗, 要么城管执法者丢饭碗”[3], 因此, 城管执法目的与弱势群体生存之间难以有效平衡。

2. 城管执法事实与媒体妖魔化报道的矛盾

“城管执法系统只要有处理夜市摊这一职责, 我们城管挨骂就难以避免, 形象也难以翻身。”[4]城管执法在维护城市社会公共秩序的困境中声名日下, 成为暴力、扰民、欺压良善的代名词, 研究表明, 在新浪网新闻专题网页关于“城管”的报道中, 负面新闻报道占了50%。[5]“城管来了”“城管无敌”“城管挡不住”等妖魔化城管的新词层出不穷。腾讯网在“你如何看待中国城管”调查中, 更是使用了“一群暴力狂、没人性的家伙”来形容中国的城管, 而调查结果显示60%的腾讯网友表示认同。[6]

在城管人员依法取缔、查处无证经营摊贩的执法过程中, 特别是在执法方式有欠妥当、发生语言或肢体冲突时, 其弱势角色容易获得民众的同情和舆论的支持, 城管执法被认为侵害了弱势群体的权益, 利用了弱势群体的“无知”来对他们进行暴力执法、人身伤害、人格侮辱。由此, 城管柔性执法尝试被质疑“作秀”, 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取消城管”的呼声, 城管执法可谓两难。而事实上, 这些弱势群体, 在很多情况下并非真正的弱势“被害者”, 公众通过媒体及舆论形成的认知在很多情况下存在偏差。

二、公众参与是突破城管执法困境的重要机制

公众参与一般指公民个人或组织通过合法的方式及程序就涉及自身或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提供信息、意见、建议, 以保障政府立法、决策及执行的公正、科学、合理的活动。城管执法的公众参与, 也就是执法主体允许并通过完善的参与机制。促进社会公众及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城管执法过程中。其目的在于促进科学执法、文明执法, 通过城管与公众的有效合作提高城管执法效果。总体来看, 公众参与应当是目前解决上述城管执法困境的有效途径。

首先, 公众参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城管与无证摊贩的直接生存矛盾, 促进城管执法决策的科学化。在涉及无证摊贩经营的执法处理中, 邀请摊贩代表及相关公众提供执法意见和建议, 对执法决定进行公示, 发挥公众在基层城市管理中的积极作用, 在执法中尊重公众的合理利益诉求, 变堵为疏, 引导无证摊贩分流或综合整治, 从而实现双方的共存。

其次, 公众参与能够对城管执法进行监督, 能够约束城管的暴力执法行为, 督促城管队员依法、文明执法, 促进地方政府的依法决策。此外, 公众参与也提供了公众了解城管执法事实的契机, 能够纠正城管妖魔化的舆论认知, 构建良性的执法互动关系。

三、城管执法中公众参与的困境

近年来, 城管执法中有些城市开展了多样化的公众参与实践。如北京市的城管进社区、“假日文明行动”“市民体验城管执法”等活动[7],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看, 城管执法过程中公众的参与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1. 公众参与城管执法的主动性不足

目前, 公众对城管执法的自主参与意识、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欠缺。公众的参与主要局限在影响自身利益的事件中, “与我无关”“于我有利”的价值选择倾向根深蒂固, 制约了公众对自身城管执法主体地位的认知。陈柏峰在研究中曾提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小伙子打电话说车道被摆摊的占了, 还把他的车刮了, 要求城管过去取缔;城管过去后, 一个老太太出来与城管争执, 说取缔了市场她买菜不方便。而这个老太太正是那位小伙子的母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公众的公共素质、公共责任意识的缺乏。城管执法在为“沉默的大多数”群众服务, 却很少得到公众的支持。[1]公众的城管执法参与表现出了负面的对抗性、参与行为被舆论左右的状况, 也就是公众的参与意识的扭曲。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主要是因为目前公众群体自身的文化素质、职业条件及对现代公众参与认知的缺乏。

2. 公众参与城管执法的可能性有限

目前, 城管执法从体制上来看, 仍然是传统的以行政执法机关为单一主体的行政执法模式。这种国家对社会高度控制的执法体制难以适应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管理对象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因此, 城管执法也必然需要多元化的管理机制, 尤其需要引入多元化的管理主体。而执法部门在城管执法中并未真正意识到或重视公众这一管理主体的重要作用, 执法决策及权力仍然完全掌握在执法部门手中, 而缺少明确的公众作为城市管理执法主体参与城管执法的权力、范围、程序等方面的制度依据。

一方面城管执法本身缺少制度保障, 基本处于“借法执法”的状态, 其所借主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强调执法处罚, 从理念上来说与城管执法的城市管理服务性质有本质区别, 也并未就公众参与做出相关的解释。另一方面, 各地城管部门, 如浙江、四川、上海、深圳、南京等地已相继出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以上海《城管条例》为例, 该条例在完善城管执法体制方面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但并没有提及公众的执法参与, 仅就执法公开、监督、评议等能够吸纳一定的社会参与的相关机制进行了硬性规定。南京市在《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中较早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执法的相关机制, 包括公众参与的方式、组织机制等。深圳制定了综合执法公众评议制度, “公众评议团”将参与决策。[8]总体来看, 诸多地方的执法实践也有一定的公众参与创新尝试。但我国尚缺少国家层面的、统一的、规范化的公众参与执法依据, 执法部门对公众参与的重视仍然不足, 公众参与城管执法的制度依据匮乏。

3. 公众参与城管执法的有效性不足

公众参与城管执法的内容缺乏深度、广度, 参与效果不理想。公众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就占道经营、乱停乱放等问题在表面上的反映、提出举报, 在不了解城管执法规范、缺少信息来源的情况下, 对于如何进行科学执法、执法标准及长效化治理等深层次问题, 缺少实质性的执法决策参与, 而单纯的反映问题、举报本质上仍然是将执法决策授权给了城管执法人员, 破解城管执法困境的有效性难以实现。此外, 无证摊贩与城管人员的执法互动过程, 事实上也是其参与城管执法的过程, 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关人, 无证摊贩群体的参与在多数情况下采取了直接促成矛盾激化的暴力对抗方式, 而非更加有效的协商、对话、沟通、群体利益表达等参与方式, 与城管执法人员及执法处罚的没收、罚款等方式也有必然联系。因此, 公众参与城管执法的效果也必然难以保证。

四、以公众参与破解城管执法困境

公众参与城管执法过程对于解决城管执法困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应当采取措施促进公众参与城管执法。其中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可能性与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公众自身综合素质、城管执法的参与机制设计及公众对城管执法过程的全面认知和了解。

1. 加强公众参与引导, 提高公众参与的主动性

公众参与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政府部门应强化教育体系, 通过社会化的教育方式, 宣传公共责任精神、价值理念, 通过提升公众的文化价值认知来提高其参与意识。应当通过科学的引导和参与精神的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自身的公共素质, 促进公众参与态度的正向发展。城管执法部门应转变执法理念, 重视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公众舆论对城管执法的影响, 将公众作为执法主体的一部分, 采取措施促进与公众的互动, 强化舆论对公众的正面引导, 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从而提高公众对自身参与主体地位的认知, 促进其执法参与。

2. 完善公众参与制度设计, 增强公众参与的可能性

公众参与城管执法需要一定的参与机制来保障其参与的可能性, 参与机制可以是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等不同形式。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对于保障参与权利、促进公众参与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 在城管执法的制度设计中, 应当建立志愿服务、意见征集、专题听证、社会协商、专家咨询、社会监督等各项制度, 同时努力推进制度创新, 构建激励公众参与、保障公众参与权利的制度化参与体系。[7]此外应当认识到非制度化参与在促进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及增加参与契机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 城管执法部门应尽可能创建多种非制度化的参与平台和途径, 扩大与公众沟通和信息共享的形式和契机, 可以通过新闻热线、网络论坛或组织“进学校、进单位、进工地、进商户、进社区”等活动。鼓励并引导公众参与到城管执法过程, 增进公众对城管执法过程的认知和了解, 从而形成公正客观评价城管执法的良好基础。

3. 推动城管执法公开, 提升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快推进执法公开, 保证执法工作的公正、透明、可监督, 创造公众有效参与的良好条件, 通过完善决策及执行程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确立城管执法的全方位公开工作程序, 实行事前执法建议征集、事中执法决策执行、事后执法行为评议的贯穿执法过程的信息公开及共享机制。以保证公众能科学合理地通过决策建议及意见监督等方式参与城管执法过程, 实现城管执法的伦理及行政价值的平衡, 充分发挥参与机制对化解执法困境的积极作用。

摘要：公众参与是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机制, 在城管执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 城管执法存在诸多困境, 特别是城管执法目的与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城管执法事实与媒体妖魔化报道的矛盾突出。促进公众参与城管执法过程是破解上述矛盾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城管执法中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可能性及有效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因此, 有必要加强公众参与引导, 完善公众参与制度设计, 推动城管执法公开以促进公众的城管执法参与, 破解城管执法困境。

关键词：城管执法,执法困境,公众参与,参与主动性,参与可能性,参与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陈柏峰.城管执法冲突的社会情境——以《城管来了》为文本展开[J].法学家, 2013 (06) :15-32.

[2]张英民.立法调整、执法改革抑或公众参与——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核心思路辨析[J].行政法学研究, 2012 (02) :87-95.

[3]陈楠, 卜炜玮, 尹妍.城管执法冲突的三方感知与对策建议——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J].社会工作, 2012 (09) :79-82.

[4]陈益刊.一位硕士城管的自述[J].人民文摘, 2013 (06) :30-31.

[5]张蕊“.城管”媒体形象分析——以新浪网的相关报道为例[J].新闻世界, 2011 (09) :202-203.

[6]中国城管是否被传媒妖魔化[N].人民网, http://legal.people.com.cn/GB/16017761.html.

[7]车克欣.城管执法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城管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 (04) :61-64.

[8]谭慎“.公众评议”开启城管执法“和谐之路”.http://www.sccsbbs.com/a/fazhi/45586.html.

[9]邵任薇.中国城市管理中的公众参与[J].现代城市研究, 2003 (02) :7-12.

篇4：城管案例分析

关键词：数字城管；智慧城管；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299

现代化城市的迅速发展，导致一系列的城市规划和运行失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整个城市的有序发展。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正在努力探究，试图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更加适应当今信息化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近年来，我国主要城市也进行了一些城市管理模式的尝试，从前期数字城市管理模式，再到目前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人们对城市管理的思考逐渐完善与发展[1]。

1 数字城管

1.1 数字城管的含义。数字城管，即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指运用移动通信技术以及信息化手段，通过对整个城市的所有的城市管理数据和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处理，以提高城市管理的信息化与现代化水平。其工作原理是将每个城市元素都纳入城市信息管理系统之中，这些元素包括；路灯、井盖、邮筒以及电话亭等等，例如某街道上的一个路灯不亮了，无须拨打投诉电话，只需要运用GPS定位系统进行追踪，城市管理部门就会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城市管理的效率大大提高。

1.2 数字城管的实施历程

（1）我国数字城管的首次尝试。2003年，网络化城管的课题首先在北京东城区开展研究，2004年10月正式上线运行，这是我国信息化城市管理模式的首次尝试。经过一年左右的运行，东城区信息化城管项目得到了广泛的高度评价，2005年7月，被国家建设部正式命名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2）确定首批试点城市。随之，国家组织在全国主要城市进行推广，并且确定了杭州、扬州、上海长宁、上海卢湾、深圳、武汉江汉区、烟台、成都以及南京鼓楼等十个试点城市（城区）。2005年8月，国家建设部颁布了“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该系统是由东城区政府和数字城管课题人员共同编制而成。2005年9月，南京鼓楼区数字城管系统率先投入运行，这也标志着数字城管的全面推广拉开了帷幕。

（3）数字城管的全面开展。2006年3月，国家建设部公布了第二批数字城管试点城市，包括郑州、诸暨以及台州等17个城市。随之，同年4月，杭州与扬州数字城管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试点工作顺利开展，试点城市的良性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同年建设部颁布了42号函，确定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广数字城管，包括一些具备综合条件的县级市。

2 从数字城管到智慧城管

2.1 数字城管的存在问题。随着我国数字城管的模式不断推行，一些阻碍城市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1）总体管理意识薄弱。由于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根深蒂固，主管数字城管项目的领导没有足够的重视。数字城管关键在于城市或者城区的政府行政机关的建设，并且最重要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切实保证实施，在信息系统搜集到城市元素出现问题的时候，要立即采取对策解决问题，为城市居民排忧解难。但是，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政府领导对数字城管认识不到位，一贯只有重视城市经济发展的思想，而忽视了城市管理的信息化，虽然在体制上确认了数字城管项目，但是实际操作没有落实，政府领导的不重视也直接导致了相关部门的执行力不够，阻碍了数字城管的发展[2]。

（2）数字城管建设水平有差距。虽然数字城管在多个城市或者城区进行了试点，但是各个城市的发展状况各不相同，特别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信息化管理的认识本身就比较缺乏，在实现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城市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及我国的国情，而且还需要根据城市自身的特色，来进行数字城管模式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各个城市的数字城管建设水平良莠不齐，而且同一城市或者城区的各个部门之间信息化发展程度也存在差距，不利于数字城管的全面推广。

（3）全面推广重效率、轻质量。我国数字城管的城市管理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但是许多城市在实行过程中，专注于信息化管理平台、硬件设施的建设，甚至是通过不断地新建与扩建显示数字城管的蓬勃发展，没有真正将其用于实际的城市管理活动中，信息化城市管理的使用效果不明显。

2.2 智慧城管的兴起。数字城管的局限性日益暴露，随着物联网以及云计算等新兴的信息化技术逐渐发展，智慧城管应运而生。

（1）智慧城管的含义。智慧城管是指通过新兴的信息化技术，包括物联网、信息融合、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手段，进行城市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并且进行城市管理的新模式，智慧城管与数字城管相比，具有更大的优势。

（2）智慧城市的特点。智慧城市是智慧城管的前提条件，智慧城管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城市也是在数字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总体看来，智慧城市具有全面物联、充分整合、协同运作与激励创新的主要特点，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下，才有可能发展智慧城市管理模式。

3 智慧城管的意义

智慧城管能够自动获取信息，监督管理活动更加细致入微，城市管理职能更加多样化，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更加智能化，同时赋予人性化的执法手段，在城市资源整合方面更加全面具体，可以说，智慧城管在极大程度上对数字城管进行了改良与发展。

4 智慧城管的发展策略

4.1 全面物联，拓宽管理。将整个城市的公共管理设施纳入全面的物联网系统中，各个城市元素通过智能传感设备互相连接，形成一个智能化的“互联”的城市管理系统[3]。由此，智慧城管可以监管城市的公共建筑、环境管理和治安监控以及城市管理活动中涉及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拓宽了城市管理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了城市管理的内容，能够充分利用视频识别与物联网等高新科技，进行能为智能化的全面感知和识别，能够实现城市管理服务和对象的高度整合，为城市管理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4.2 充分整合、深化协同。在全面物联网的系统之下，智慧城管可以收集城市管理数据，这些海量数据能够实现在不同的城市管理部门直接的交流与共享，城市数据经过不同部门的分析与处理，为城市管理提供更加全面的协调服务，政府部门和居民之间能够更好的配合城市管理的工作，逐渐形成城市协同治理、政府协同办公以及面向市民、面向区域的协同管理。

4.3 坚持民本、公众参与。智慧城管的最终目标是服务广大市民，促进城市的全面发展。因此，智慧城管需要设立各类在线服务平台，给与市民一个全方位的服务与交流的空间，在城市管理中，政府要大力倡导公众参与，坚持“以人为本”的民主观念，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民，才能最大程度上提高城市管理的水平，最终推动城市的良性发展。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最初尝试的数字城管，推动了城市管理模式的改革，使得城市管理模式变得主动、精细、综合而现代化、网络化，但是数字城管并没有深入解决传统城市管理模式中的存在问题。然而，智慧城管在整体上全面地体现了智慧城市整合、民主、创新与智能化等理念，更加适应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宋刚，邬伦.创新2.0视野下的智慧城市[J].城市发展研究，2012（09）：53-60.

[2]吴坚.基于数字城管的智慧城管建设初探[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14（01）：83-88.

[3]房立洲.“云时代”智慧城管的发展维度与理想模型[J].上海城市管理，2012（04）：12-16.

作者简介：张沈莘（1979.09-），本科，网络工程师，通信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城管、视频监控和信息化项目管理。

篇5：城管执法案例

在处理少数民族无证经营和沿街设点摆卖等事件方面，某地坪地街道执法队充分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稳妥处置各种民族关系。街道闹市区域有数家少数民族人员经营的面馆，有的未办理相关营业执照，有的营业执照已过期，但一直从事着非法经营。2008年，该队多次组织人员上门向其解释有关法律法规，帮助其分析无证经营的弊害。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于理的不断教育引导，使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放弃违法经营行为，并到相关部门办理了合法证照。家住地新街市场的居民萧某在提起去年该队处理少数民族沿街摆卖事件时，竖起了大拇指，连连表示赞许。去年的一段时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总有几名身着回族服饰的人员，在市场街边设摊摆卖，他们占道设摊，既影响市容，又严重妨碍交通秩序，周边商家和市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出于人性化执法，该队首先组织队员分班多次对其进行劝说教育，同时向周围群众宣传占道设摊摆卖的危害性和城市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劝阻群众不要去购买他们的商品；其次积极向上级负责处理民族关系的同志请教，充分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避免执法过程中和他们发生误解造成冲突；此外在执法过程强调依法行政，做到文明执法与严格执法相结合。经过采取多方面有效措施，几名回族青年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写下保证书，承诺今后将服从管理并改正违法行为。市民族委员会领导到坪地街道调研时，还对该队成功处置该宗群体性少数民族乱设摊问题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问：该案例中，城管执法人员遵守了哪些原则？

答：本案例中，城管执法人员遵守了政治性原则和教育原则。

首先，面对信仰和习惯的差异，体谅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困难，积极向上级负责处理民族关系的同志请教，充分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避免执法过程中和他们发生误解造成冲突。在执法过程中突出尊重、团结和帮扶，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这是一种有着良好政治素养的体现，有效地避免了矛盾的出现和升级。

于此同时，面对相对人的轻微违法行为，该执法队奉行教育在先的原则，通过教育方式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轻微违法问题，让相对人自己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很好的促进了城市的管理工作。

案例二：教育引导为先锋，促乱摆卖人员“持照”经营

为解决乱摆卖经常反弹的问题，某地布吉街道执法队树立了“疏堵结合、重在引导”的执法理念，高度重视处罚前的教育引导。在每次执法行动前，布吉执法队都组织人员先向摆卖者发出《告知书》、《整改通知书》或发出书面警告等充满善意的文书，规劝当事人自行整改，自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对接受规劝、自纠自改的，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仅2008年一年，该队就发出此类文书15300余份。在执法人员的充分告知、耐心疏导下，大多数从事乱摆卖的当事人都能支持配合执法工作，大大缓解了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的矛盾。对于，少数依然违法乱摆卖的当事人，在屡次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依法予以了惩处。

在对违章摊贩教育引导、严格执法的同时，布吉街道执法队还对乱摆卖人员坚持有情执法。对于部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乱摆卖从业人员，布吉街道执法队主动出谋划策，引导其从事合法经营活动，帮其寻找合适店铺，并联系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最终促成了大量曾经的乱摆卖人员实现了“持照“经营。同时主动联系辖区内几个大的菜市场，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引进一批从事蔬菜水果经营的摆卖者，使部分乱摆卖人员进入合法市场。对于部分经济条件较差，无力从事固定店面经营或者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乱摆摊人员，该队有关部门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乱摆卖疏导点，在不影响市容的情况下，允许摊贩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规范经营。在一系列“人性化”的疏导措施实施后，布吉街道的乱摆卖清理整治压力大大缓解，部分主要路段的市容环境得到明显好转。

请问该案例体现了哪些原则？

答：案例中很好的体现了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和管理和服务相结合原则。

本案例中，布吉街道城管执法队面对街道中存在的违法行为，首先发出了《告知书》、《整改通知书》或发出书面警告等充满善意的文书，对当事人予以教育和规劝，并受到了不错的社会效果。同时，对于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予以了惩罚。很好的贯彻了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原则。

在对违章商贩教育、惩处的同时，还很好的贯彻管理和服务相结合原则，积极为乱摆卖的从业人员出谋划策，引导其从事合法经营活动，并联系商铺等，促成违法经营者持照合法经营，变违法从业人员为合法从业人员，使得执法环境大大改善，起到了很好的管理效果。案例三：单位占用道路无照经营案

某年，春节将临，烟花爆竹生意火暴。西湖文化用品商店没有申办许可，擅自销售烟花爆竹。为了掩人耳目，派出3名营业员占用西湖文化用品商店对面银河路108路公交终点站候车廊外人行道8平方米，摆设摊点进行占路营销。烟花爆竹商品一旦脱销，就派营业员回店取货补充。接连三天，销售额高达三万元，净利润六千多元。

南区城管监察大队组织“春雷一号 ”行动，在网格化专项整治无证占路设摊普查时，现场查获正在占路无照经营的烟花爆竹摊，在场促销的营业员许红承认：“今天销售8600元，现场还有5400元的商品，仓库设在店里，估计还有5000元左右价值的烟花爆竹，是否有占路许可证，销售烟花许可证，我们不清楚。”监察员老朱当场拍照2张，小沈、小王给营业员制作《陈述笔录》，并由3名候车乘客作证人证言《询问笔录》。然后由许红带路，小王、小沈紧随前去西湖文化用品商店。钱经理承认没办占路和销售烟花许可证，营销总收入三万八千多元，所有没卖完的商品都在车站摊点，店内仓库无存货，拒绝让城管执法部门进店检查，理由是按规定城管的执法职权仅限于道路无证设摊。同时申辩说销售的烟花中含有“节庆对联”，属于文化用品，爆竹占销售额不大，4天不超过5000元。小王、小沈要求钱经理再去占路无照经营现场核实情况，遭到拒绝，但钱经理对《现场检查笔录》的真实性表示确认，签名见证。

南区城管监察大队队长赶到现场，会同监察员一起调查取证，依据该市《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五）项认定西湖文具用品商店虽有工商营业执照，但其无证占路销售烟花爆竹，确属“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擅自从事应当取得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方可以从事的经营活动的违法经营行为。”同时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九条、第十条之规定，当场下达并送达《扣押决定书》，扣押涉案与无照经营行为有关的票据两本，帐册一本，现场查获未售烟花爆竹各五箱（未启封）散存烟花20盒，爆竹30枚。出具扣押物品清单，交由钱经理签认后，开车载着扣押物品回队。

经四天研究，查核帐册，南区城管监察大队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无照经营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无照经营行为规模较大，社会危害严重的，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照经营行为危害人体健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没收专门用于从事无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材料、产品（商品）等财物，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确认西湖文化用品商店没取得占路许可证，烟花爆竹销售许可，擅自占用道路在公交始末站公众集聚场所违法销售伪劣烟花爆竹（有公安、技监管理部门检测鉴定为证），持续四天，违法所得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元，另有未售同类烟花爆竹价值六千八百四十元。其无照经营行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安全，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西湖文化用品商店给予没收违法所得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元及已扣押的全部违法烟花爆竹物品，并处罚五万元。同时责令立即停止占用道路无照经营的违法

行为。

就此案例，请问本案中南区城管监察大队违反了哪些制度？

答：南区城管监察大队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违反了听证原则的告知程序。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政的权利。”本案拟对行政相对人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罚款五万元，符合法定听证条件，依法应当公开、及时告知，而不应当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尽管《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当场向行政相对人及时传达了行政机关将予行政处罚的同样意思表示，但却变相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应有的要求听证权利。

篇6：城管案例

昨晚10时许，记者接到热线电话称，昆明北仓村大量群众和城管队员发生冲突。随后，记者赶到位于北市区银河大道旁北仓村事发现场时，多辆警车及城管的车停放在周围。数百人围着一辆微型货车大叫“打人的城管人员就在车里”“凶手出来„„”随后，警察拉起了警戒线。不时有石块、砖块从人群中飞出，砸在微型货车上。现场警察试图制止但没有效果。记者从一名官方人士处得知，昨晚7时许城管在执法时导致一名老人受伤，但在民众的传言中，变成了“城管打死人”，于是导致了大范围冲突事件发生。

现场多辆执法车被掀翻

11时许，围观人员越来越多，有十多名身穿制服手持盾牌的人，进入警戒线后围住微型车，车门打开后，记者看到，有3名城管队员从车上下来，其中一名为女性。

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不能让他们走！”随后，大量石块便飞向城管队员。记者看到，一名城管队员头部流血，在同事搀扶下，准备上车离开。突然，一群人冲过来试图拦截城管队员离开，接着，几名身着制服的人转身与一中年男子发生冲突，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有人大叫“城管打人了！”随后有人拿着约1.5米长的棍子开始砸车玻璃。穿着制服的人开始从银河大道由北向南方向“撤退”。记者看到，约有100余人一边追赶一边扔石块，其中还有几名是年轻女子。一辆警车被人掀翻在银河大道上。

一名手持盾牌的人，跑得慢了点，被十多人打翻在地。“不要打了，再打他就要死了。”其中一人说。随后见人群分开，有两人将被打者搀扶着离开现场。

记者再次回到北仓村时，有4辆写有“综合执法”及“五华城管”等字样的车被掀翻，其中一辆在燃烧。随后赶到的消防官兵将火扑灭。

随后，警方对该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并有数十名警察及城管队员聚集在路上。一辆警车不停地在广播中向围观者喊话，让他们离开现场。

今日凌晨1时40分许，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十人戴着手铐，被警察从巷子里押出来，上了警车。而20来名身穿制服的执法队员也撤离了现场。

1时50分许，拖车将其中一辆被掀翻的车拉离现场。

2时30分许，又有多名身穿制服的执法队员赶到现场。同城某媒体一名记者在混乱中被打伤。现场警方及城管负责人拒绝回答记者问题。

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态已得到初步控制，大批警察撤离现场。昆明警方表示，将积极处理此事。目前，正在做进一步调查。

医院受伤老人神秘难寻

昨晚11时40分许，记者通过其他渠道得知，受伤的老人大约50岁左右，后被送到解放军533医院外一科接受治疗。随后，记者立即赶到533医院外一科，值班医生称，他们没有收治在事故中受伤的老人。

在医院外三科，一女医生称，听说有个受伤的老人，但不知道在哪个科室。在该院就诊室里，一名值班男医生向记者透露，该伤者好像是四川人，在两个小时前，有一批警察来医院，声称来找一名受伤的老人，“后来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另一位值班医生则称，该医院急诊室确实接到一名受伤的患者，但不知道转到哪个科室去了。

本报记者马宏波 程艺辉摄(云南信息报)

唐钧：城管难题的出路，从管制到服务

http:// 2007年06月13日06:22 大洋网-广州日报

城管难题的出路，在于城管定性的根本性转变：从管制走向服务。但上海“解禁路边摊”的改革“在掌声中缓行”的现实，又说明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城管部门一家之力能为之，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

——唐 钧（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

日前苏州又爆出城管问题。一市民因乱摆卖被查，因不满200元最高额罚款，从城管局三楼跳下摔成重伤；事前城管有无言语刺激和紧急施救，成为双方分歧。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与百姓暴力抗法，已成为媒体的热门主题和社会的焦点议题，形成了“城管部门经常出问题——出了问题难以解决——旧问题尚未处理，新问题又出现”的恶性循环。城管难题，症结关乎社会之痛，难在单凭城管一家无力彻底解决，路在政府管理回归公共服务之途。

城管难题的症结，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城管部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队员素质的良莠不齐，部分队员的执法不规范，言语不文明等等。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对象的问题。突出表现在：部分商贩知法犯法，屡教不改，态度恶劣，行为极端等等。第三个层次是社会保障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极少数公民极度缺乏生活资料的保障，敢于铤而走险，敢于暴力抗法等。

研究城管难题，要从这三个层次整体思考。城管难题的症结，实质上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社会管理队伍的执法之痛，社会公民的抗法之痛，社会保障的瑕疵之痛。

对此，各地的城管主管部门在管理上也纷纷改革创新，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寻求解决之道。比如，加强城管执法的法制化，对于某些城管队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依法处置。城管执法时要求态度礼貌，言行文明，把工作方式从“强硬”执法逐步转变为“柔性”管理。而且，运用高新科技，辅助执法。城管的处置环节引入先进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管理，应用手机、摄像、拍照等高科技设备，明察秋毫，精确定位，留存证据，全程监控。

这些举措提升了城管队伍的素质，完善了执法环节，部分解决了城管难题。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仅仅是城管部门的出路，并非城管难题的出路。

城管执法的定性，从根本上说，通过对违章乱纪行为的直接管制，为社会提供间接的公共服务。城管执法的功能，从本质上是服务社会。

而城管执法的对象，多数是需要社会关注和政府援助的贫困群体，从本质上是最需要公共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城管的直接管制，是否会堵塞其中极少数贫困公民的生存之路，而违背服务全社会的初衷？在此，城管难题中社会之痛的矛盾凸显出来。这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理念冲突所导致的城市管理的体制僵局。

因此，城管难题的出路，在于城管定性的根本性转变：从管制走向服务。上海“解禁路边摊”的思路符合该出路的走向；但上海改革“在掌声中缓行”的现实，又说明要实现这一转变，并非城管部门一家之力能为之，而是需要多部门配合的政府整体行为。

一方面，城管部门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转变观念，明确城管职能的根本定性是服务而非斗争；逐步从“惩治”到“规诫”，从“驱赶”到“说服”，从“清除”到“引导”。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调整思路，做好社会保障工作；逐步从“清理”到“管理”，从“处理”到“帮扶”，从“整治”到“保障”。

城管难题的症结是“社会之痛”；城管和政府相关部门需体察“切肤之感”；管制之路既然坎坷多舛，服务之途恰好回归本源。

篇7：城管系统党性分析材料

通过再学党章，重温入党誓词，对照党章关于党员的八条义务和胡锦涛关于党员的六条基本要求，我感到自己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纪律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与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党性修养不够。党性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人生的永恒主题。对照党员标准和先进典型人物，我觉得自己党性修养不够，是最大的不足：

1、论修养不够。主要是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够，学习的主动性不强，往往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深学弄懂、学以致用不够;学习的自觉性不够，满足于浅尝辄止。尤其是在完整、准确的理解和学习理论原着及精神实质上没有下功夫。 2、思想道德修养不够。自己虽然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但在具体工作中，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为群众、为同事办事做得不够;在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修养方面，还做得不够。树立和倡导共产党**文明新风、助人为乐，做得不够。

3、作风修养不够。工作中，作风不够踏实，有时有些浮躁;工作的主动性不强;艰苦奋斗的作风做的不够，有时不够节约、待人接物不够谦虚。

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不牢。工作中，时刻为学生服务、为同事服务的公仆意识比较淡化。没有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深刻内涵理解不深，谨记不牢。

第三，业务钻研不够。工作不够细致，满足于完成交办的任务，遇到困难，不善于思考，不善于创新。对业务知识的学习钻研不够，缺乏一种强烈的敬业精神、开拓创新精神。认为自己已有的一些业务知识可以完成教学任务，缺乏刻苦钻研、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学习缺乏计划性，学习比较盲目。自己没有一整套学习业务知识的计划，所以在工作、学习中比较盲目。还缺乏创新精神，对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很依顺，不太动脑筋去创新尝试，不够大胆，害怕失败。

第四，坚持学习不够自觉。学习抓得不紧，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尤其是在理论学习上不够深入，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就学得多一点，与本职工作联系不紧的就学得少一点，甚至很少涉猎，学习上存在实用主义的倾向，不善于带着问题学习，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第五，组织纪律观念不强。在政治纪律方面，自己要求是严格的，从不随便发表政治言论。一切服从组织，保守机密。在生活纪律方面，能够遵守学校要求。但在工作纪律方面，有时候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不够自觉，有懒散现象。 第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在工作中不能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

通过系统的学习，深刻反省，分析评议，对照党员的先进性标准，剖析思想根源，我觉得我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以下这些因素造成的：

一是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了自身党性的锻炼。平时政治理论学习，学得不深，抓得不紧，没有把握精神实质。在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比较欠缺，思想改造不够。

二是对宗旨意识理解不深，公仆意识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但在实际工作中，仅仅满足于做好眼前的工作，对其他方面很少去想去做。为同事服务的意识不很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做人民公仆的意识淡薄，关心整体不够。

三是敬业精神不强，满足于完成工作。日常工作中，满足于一般性地教学任务。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交一件事办一件事，工作没有创新，教学没有新思路。遇到困难，思想上有畏难情绪，工作有些缩手缩脚。

四是对组织纪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由于对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党章》理解不深，掌握不牢。

五是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认识不到位。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保证，是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没有按共产党员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总认为只要自己老实做人、认真做事、与人为善，就可以了，而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认识比较片面、模糊，怕开展批评影响团结。

三、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通过查摆问题，寻找原因，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针对自身的问题和不足，在以后的工作、学习当中，我要以这次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整改。 第一，加强党性修养锻炼。党性是一个政党本质属性的集中表现。共产党员要时刻加强党性修养锻炼。共产党的党性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为基础。

篇8：城管案例分析

既往的研究已经证实,受媒体的特征以及刻板印象形成机制的双重影响,媒体反映刻板印象不可避免。在职业刻板印象范畴,媒体从业人员受既有认知的影响,又受限于职业特性及迎合受众等要求,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化的操作倾向十分明显。

本文从暴力执法、暴力抗法以及徇私渎职这三个城管负面性新闻的典型出发,选取三篇报道进行话语分析,阐述媒体在采写负面性质的、与城管相关的事件的时候所采用的报道方式,并且通过这种研究来探寻媒体从业人员隐藏在报道背后的意识和态度。

这三篇报道的选取依据如下:以网站搜索得到的新闻报道总数的多少,也即国内各媒体对事件关注度的高低,确定数量相对较多的报道为研究的样本。经过筛选,这三个样本确定为:2008年湖北天门市魏文华拍摄城管与村民冲突被围殴致死事件;2009 年辽宁沈阳摆摊商贩夏俊峰刺死两城管事件;2011 年重庆城管为父母护摊驱赶其他摊贩事件。

上述三个样本都得到了国内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有的样本还有数家媒体持续跟踪报道并配发评论。此外,因为得到媒体的集中报道,并且这些事件本身的争议性也很强,最终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

一、主题结构

主题结构在新闻话语中占据关键地位,它是对整个新闻报道所要讲述的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话语分析认为,主题通过概括化的宏观规则确定主旨、纲要和最重要的信息,最终得出文本意义;而宏观规则(macrorules)则有语义转换规则和语义组织规则两种形式。[2]

分析样本不难发现,媒体习惯于置换词语或转换语义来拟定新闻报道的标题,从而表达和暗示主题。标题是对整个报道文本的概括性的总结,通过标题建构主题结构,可以轻易地制造强烈的反差,并通过这种反差效果吸引受众的关注。

在辽宁沈阳摆摊商贩夏俊峰刺死两城管事件中,通过新闻标题的拟定便可知悉,事件的主题是“城管暴力执法,殴打摊贩,小贩自卫刺死城管”。记者在提炼主题的过程中,对执法者暴力执法行为和执法对象暴力抗法行为的处理,容易让受众产生因果联系,将小贩的暴力抗法归因于城管的暴力执法,进而形成“处于弱势一方的小贩不堪忍受暴力而奋起自卫反击处于强势一方的城管执法人员”的印象,造成强烈反差,以此获取受众的关注。很显然的,在城管与小贩关系紧张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城管执法更应该追求公正、文明、规范,而如果确实存在执法者利用公权暴力殴打执法对象,势必会掀起舆论对执法对象的同情和对执法者的谴责。而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或者出于对媒体公信力的信任,或者出于猎奇的心理,受众是很难觉察到媒体转换语义前后的不同之处。

但实际上,不管是从法院的判决书,还是从夏俊峰妻子张晶以及证人吕春梅、尚海涛的证词都可以看出,记者在行文时应该准确地描述冲突双方在现场发生“争执”,而不应该用小贩“遭殴”、“自卫”等字眼来进行置换。倘若媒体报道的主题为城管与小贩发生争执被刺死,那么,事件的争议程度可能就不会有小贩遭殴刺死城管的剧烈,对城管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大地降低。

重庆城管为父母护摊驱赶其他摊贩事件中,媒体运用宏观规则中语义组织规则制造主题的反差效果。

宏观规则有删略(deletion)、概括(generalilation)和组构(constrution)三种方式。本次事件,新闻报道的话语主题是“城管执法人员利用公权为亲人服务”。其中,标题中的“城管”、“父母”两个词语便采用了宏观规则里的概括和删略的方式进行相应处理。事实上,细读新闻报道的文本可以发现,所谓的城管执法人员,只是城管综合执法大队的一名协勤,而小贩夫妇也只是这名协勤的干爸干妈。但是,媒体在对报道主题进行提炼时,完全无视这些更为具体、细节化的内容,概括性地贴上“城管”、“城管父母”的标签。这就迎合了大众对城管的刻板印象,报道迅速吸引受众的眼球并引来一片质疑声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新闻图式

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新闻话语具有固定图式,媒体利用图式能更有效地制作新闻、传递信息。话语分析认为,理论上新闻图式范畴包括标题、导语、主要事件、后果、环境、以前事件、历史、口头反应、预测和评价。[3]受实际情况限制,有的图式范畴可能不会出现,有的图式范畴则可能出现数次。对新闻图式的选择和排序反映了制作新闻背后隐含的意图和态度。

分析本文所选择的三个样本,新闻图式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背景和评论部分,这两部分甚至常常取代主要事件成为图式的主体。细读文本,不难发现,三个研究样本的以前事件、事件背景与口头反应在新闻报道中占据较多的篇幅。而以前事件与事件背景可以概括为背景,相关人士的口头反应则属于评论的范畴。

魏文华拍摄城管与村民冲突被围殴致死事件中,新闻报道的呈现重点便是评论。报道中,小到村民、魏文华的同事,大到天门市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以及城市管理执法局、网民等,都发表了意见。此外,记者还在事件背景下了功夫,比如魏文华的社会角色、天门市城管局局长另外一起打人事件以及引起冲突的垃圾填埋的来龙去脉等;在重庆城管为父母护摊驱赶其他摊贩事件中,记者核实城管是协勤、小贩是干爸干妈的情况被一笔带过,而着重关注护摊以及护摊之后的情况,此外,网友对此不满的声音也是媒体报道的重点;在辽宁沈阳摆摊商贩夏俊峰刺死两城管事件中,夏俊峰的人生经历、与妻子张晶的身份和处境更是成为媒体竞相挖掘的重点。在判决前后,媒体又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夏家与遇害城管家属的关系以及遇害城管的过往经历。对事件的评价,除了小贩的同行、城管的同事外,也如上两个研究样本一样,不断提及网友的观点和意见。

综合以上对研究样本新闻图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媒体在报道负面性的城管新闻时,通常并不把事件本身当做报道的重点,而是热衷于挖掘猎奇性的、反常性的新闻主题。在涉及城管的报道中,乐于展现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大篇幅的文章描述城管与小贩产生冲突的整个过程。而且,媒体非常善于利用标题的制作等方式抓住网民的眼球,利用舆论对事件的关注掀起争议,通过碰撞截然不同的正反观点,进一步把事件推向高潮。

三、话语生成

新闻报道中,记者接到爆料后赶赴事发现场,往往会错过亲身目击事实发生的部分过程,在这一部分事实的还原时便会大量引用他人的说法。这些人,既有事件当事人也有事件旁观者,他们以叙述或者评价事件的方式,生成了新闻话语。

重庆城管为父母护摊驱赶其他摊贩事件中,报道转述了主要当事人杨某及其“干妈”、相关责任人城管部门负责人、其他旁观者(其他小贩、网民)的言论,其中杨某、杨某干妈叙述事件,网民评论事件,而城管部门负责人及其他小贩则兼有两种角色;魏文华拍摄城管与村民冲突被围殴致死事件中,报道转述了主要当事人魏文华同事王述堂、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天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相关责任人城管局负责人、其他旁观者(村民李某、天门市委书记、网民)的言论,其中,王述堂、李某、医生和刑警大队长叙述事实,天门市委书记和网民评论事实,城管局负责人则两种角色兼有;小贩夏俊峰刺死两城管事件中,报道转述了主要当事人夏俊峰、城管局司机张伟、相关责任人沈河执法分局孙副局长、当事人家属张晶、其他旁观者(风雨坛街道城管科田兴红科长、其他小贩、网民)的言论,其中,夏俊峰、张伟叙述事件,网民评论事件,孙副局长、张晶和田兴红科长及其他小贩既叙述又评论事件。

综合以上,媒体在涉及负面性的城管新闻报道时,新闻来源有如下特点:第一,由城管执法人员、小贩及其社会关系链条上的相关人员,尤其是小贩所属的群体叙述事件,即相关性;第二,采访城管执法局及其余相关政府部门,由其负责人评论事件,即权威性;第三,展现各方,特别是网络上的观点,也即争议性。新闻话语生成的上述三个特点使得报道中的冲突纠纷显得真实可靠、观点又具说服力,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将媒体的隐含态度和看法于无形中传递给了受众,操纵着他们对报道对象的印象。

四、微观建构

微观建构指的是选择词语、句式和叙事视角进行建构事实的过程。

(一)选择词组

受众总是被新闻工作者所倡导的客观性原则误导,坚信只要新闻话语叙述的是事实,并对其不作任何评论,这样的新闻便是客观的、公正的。[4]事实上,尽管在新闻报道中不会看到具有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的词组,但记者引述看法以及选择词组仍然能够表明态度。例如,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的新闻报道中,记者重点引述了风雨坛街道城管科田兴红科长的说法,“在他多年的城管执法中,早期也都是‘打砸抢’,但多年怎么打也打不‘黄’,还经常发生队员被打或打伤人的事”;描述夏俊峰血案则写到,“张晶夫妇也注意到这边的动静,但还没来得及商量,仅仅半月过后,在一场‘游击战’中,血案就发生了”。记者用“打砸抢”、“游击战”形容城管的执法行为以及小贩对执法的反应,虽然词组并非直接出自记者之口,却间接反映记者塑造城管形象时所持有的态度。

(二)选择句式

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微观建构时,可以筛选词组隐藏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同样的,也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句式来实现目的。不同于语法结构,从信息结构的角度看,一个完整的句子由话题(topic)与说明(comment)组成。话题的作用是表达信息,说明则对话题进行信息补充,同样隐含了新闻报道背后的态度。在城管赶走小贩只让父母摆摊事件中,记者以对话的形式采访了当事人杨某。在一问一答的对话中,记者的提问是“话题”,即已知信息,而杨某的回答则是“说明”,也即新知信息,这种形式,可以增强受众对真实性的认可。但是,分析后发现,“话题”带有预设性,记者在已知杨某是协勤的情况下仍然以对方为“城管”身份进行提问,随后又不顾杨某的再三否认,用其他小贩、商业城工作人员的看法反复强调“护摊”事件,使得采访过程一直按照记者预设的途径前行,再加上传播中存在“近因效应”,受众自然会对城管形成“劝诫其他小贩离开以便让自己父母摆摊”的违法渎职形象。

(三)选择视角

叙事视角(narrative perspective)指写作者观察和构建故事的角度,“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总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内描述出来,要挑选一个观察点,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角度,无论所涉及的是‘真实’的历史真实,还是虚构的事件”。[5]在提供观察事实的角度的同时,叙事视角也提供了隐含在视角背后的态度和立场。

全知视角全盘掌握客观的场景和人物的主观意识,掌握事件中任何一个人物的过去与未来;限知视角是通过某些人物的视角进行有限的观察,把了解到的部分事实当作整体对待;内视角指通过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相应的,外视角则指用旁观者的眼光叙事。当然,一篇新闻报道并非只能采用一种叙事视角,某种视角可能不被使用,也有可能会被轮流使用。

以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事件为例,题为《小贩自卫刺死两名城管,无目击证人自卫成孤证》的报道,文章一开始运用限知视角和外视角巧妙地通过法院的判决书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回顾,强调了小贩夏俊峰杀人与城管殴打、与执法对象发生冲突与纠纷之间的联系,随后又运用内视角让夏俊峰本人及妻子张晶叙述事件,表现风雨坛街道城管科田兴红科长和其他小贩、网民等各方对事件及人物夏俊峰的评论。紧接着,报道用外视角对小贩夫妇、被害城管的背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随后笔锋一转,又通过内视角对杀人小贩与遇害城管家属的心理状态进行了重现。

从报道变换使用的叙事视角不难看出记者所隐藏的主观意识和态度:第一,媒体运用限知视角重点叙述小贩及其家属对刺死城管这一事件的陈述和辩解,而遇害城管家属的声音得不到反映,只是描述了家属“神情恍惚”,家庭陷入悲痛之中;第二,媒体运用内视角采访了遇害城管社会关系链的相关人员,但是展现的说法却只是对执法者暴力执法、殴打执法对象的再一次确认,例如风雨坛街道城管科田兴红科长的“打砸抢”、“游击战”的说法;第三,在外视角和限知视角中,媒体又突出了小贩在冲突中切掉了自己的指头等事实,展现了一种被逼绝望的心理。综合以上,记者在报道中将小贩刺死城管的原因主观化,刻板印象化城管粗暴执法的形象,暗示小贩此举是遭到殴打后心理出现波动的行为,而其他深层次的原因被淡化、被忽视。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知,媒体对城管形象的建构存在负面化、污名化与猎奇化的现象。

从宏观角度看,媒体从业人员在污名效应的作用下,进行城管的相关报道时,总是通过删略、概括和组构等宏观规则对建构主题结构的核心词句进行语义的转换和组织,将原本责任对等甚至是由执法对象暴力抗法等不当作为引起的冲突或纠纷事件的原因归咎在身处媒体污名之下的城管执法人员身上。另外,媒体从业人员还会通过对新闻图式的几个固定范畴进行有目的地选择和使用,创造出一个与真实城管形象类似但是又只具有负面特征的“相似物”,并将其作为“真实形象”传递给受众。从微观角度看,媒体通过对词组、句式和视角的选择,再现城管形象时极其自然地包含了负面化的特征,而无视与这种负面特征相悖的其他特征。

那么,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如何在报道过程中保持客观与公正,避免掉入刻板印象的陷阱,构建与反映与现实相符的城管形象?

首先,媒体应强调社会公器功能,提高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在报道方式上对议题分布与文本内容进行平衡,避免将城管执法人员与其执法对象归类为强弱对比的两方,并出于迎合受众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和羊群效应等方面的考虑而不顾事实展现城管负面形象。具体说来,在报道倾向性上,在展现有关城管负面报道的同时,也要关注城管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事件;在报道议题方面,不能一味地将城管辱骂殴打执法对象等粗暴行为引发的执法冲突和纠纷当成关注的焦点和重点,除了关注执法人员失职渎职等执法不力和不作为以及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之外,也要有适量的正常执法与制度建设等方面正面报道;在报道切入视角方面,除了以城管执法人员暴力粗鲁执法为切入点外,也应该对执法对象违法在先、暴力抗法等不当作为进行适当的交代。

其次,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克服偏向负面的“固定的成见”,在再现某个特定群体的形象时要力求突破刻板印象的限制,关注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力戒主观地根据自己的认知喜好,利用宏观及微观的手段创造一个真实世界的类似物。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制度设立之初,媒体在报道以及受众在接受关于城管的媒介形象时,是客观真实的。直到该制度全面推进阶段,随着部门的设立和执法范围的扩大,城管的职权并没有增强,因而暴力执法行为的不断出现,媒体和受众受到冲击,开始对城管产生厌恶并逐渐形成城管暴力野蛮的认知,进而将个体或局部的负面行为和特征,替代整个群体。因此,媒体从业人员在进行涉及城管的报道写作时,尤其应该从具体事实出发,避免选择具有歧视性和预设性的词组、句式,选择正确的叙事视角,尽量避免对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冲突或纠纷细节和过程的描写,多探讨冲突或纠纷发生的原因以及缓解两者紧张关系的办法。注意体现媒体对冲突双方的人文关怀,减少塑造形象时有模式化的刻板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