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简报（共8篇）
篇1：城管执法简报
为了进一步保障市民出行和生活环境，XXXX区城市管理局于XXXX年11月28日起，开展了出店、占道经营专项整治，防止占道经营现象反弹。
1、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引导作用。除在全区主干道利用宣传车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外，还组织执法人员给沿街商贩做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
2、每周组织两次大规模的集中整治行动，实行错时上下班巡查守点制度，定人定点职守等措施进行整治。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做好服务，帮助业主收拾摊点，但对不听劝阻的摊点进行坚决取缔。
3、与相关部门协调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占道摊点进场入市经营。
4、街办中队派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值守和疏堵结合的办法，对蔬菜市场门前加强管控，严禁商贩占道、出店销售。
至今我局组织直属中队和街办中队进行了8次集中整治整治，共清理占道经营37户，出店经营29户，维护了良好的市民生活环境。
篇2：城管执法简报
一是在辖区内广泛普及重阳节知识，充分利用沿街商户LED平台普及重阳节知识，传递温馨祝福，营造良好氛围。
二是开展走访慰问，不忘曾经为城管事业奉献青春和汗水的“老城管人”，了解退休干部职工生活情况，带去党和政府的.关怀，用实际行动为他们排忧解难。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城市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三是开展市容秩序和环境卫生治理，切实提升城市面貌，打造整洁、优美的节日环境。
篇3：论城管执法
一、城市小商贩存在的意义与问题
城管执法的主要对象是小商贩。其经营项目主要是蔬菜、水果、简单日用品以及其它简单的手工业等。小商贩这个群体主要由下岗职工、无生活保障的人、城镇周边农民等构成。他们基本上都是不能支付高额的城镇生活成本而又必须在城镇寻找出路的弱势群体。有些商贩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经常会做一些缺斤少两、掺杂掺假、占道经营、乱抛垃圾等等违法行为。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卖瓜果的商贩溜进小区,用高音喇叭不分时段的叫卖,并且随手乱扔果皮废弃物;还有一些拾荒者在住宅区内乱翻垃圾桶,在拿走想要的东西之后,扔下一片狼藉扬长而去等等,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如果不对其加以约束,城镇的环境保护工作永远也赶不上他们破坏的速度。
二、城管执法人员及政府体制的原因
2.1相关法律保障机制、体制不健全
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城管执法的专门法规,仅有《行政处罚法》中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城管执法的法律效力和法律地位明显不足,城管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它不仅面临着执法相对人的质疑,而且在与其他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相比较其他政府部门序列的成熟有序,城管部门的管理体制至今仍然没有全国统一的模式。这就使城管执法方式简单化、粗暴化,增大了城管暴力执法发生的几率。城管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因此屡受争议。
2.2执法人员的素质普遍低下
新形势下对执法队伍的素质要求在提高,而我们的执法队伍构成复杂,其中一部分执法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并且有些执法人员公仆心不强,作风不正派。城管执法人员是代表政府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然而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尤其是影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遵循法定的程序。执法无程序或程序被简化掉的现象造成双方地位不平等,这也严重损害了城管执法队伍的形象。
俗话说一巴掌拍不响,既然城管人员和小商贩之间的冲突节节不断,虽然现在各媒体与网络上大部分都把矛头指向了城管人员,都在进行口诛笔伐,但是这样就能说明那些城市小商贩与个体户就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吗。
三、城管执法背后的矛盾分析
表面风光,可实际城管的日子并不好过。对于城镇的环境卫生,领导指示必须要搞好,那么城管就必须执行到位,否则就要失业;城镇居民说要搞好,也必须搞好,否则被人家曝光会被人家骂。可是,城管的管理对象多是城镇生活边缘人,在城里活下去是其底线,对他们进行处罚或强制,不但“执法效益”差而且人身危险性高。立法缺失导致城管在处理这样一个理不直气不壮的尴尬状况。一旦遇到阻力怎么办?那就只能诉诸暴力。一本真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城管秘籍”就是典型代表。
和谐的综合执法,需要的是城镇当中两种利益的代表坐下来,寻找双赢的方法,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这种利益划分进行法定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换做哪一个部门行使综合执法权,其表现也会如同城管一样。至于执法环节,不论是城管还是其他执法机关,都应该是“软”以“硬”为表现,才能达到行政目的和手段的平衡。
城管究竟该怎样走出目前的困境?如何改善与小贩的对立态势?如何改变市民的看法?我认为该从自身查找原因,转变工作思路,真心实意为百姓着想,城管的任务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认真从每一件小事的每一个细节做起,才是摆在每个城管人面前的唯一出路。
篇4：古代“城管”如何执法？
古代城管都是些什么人？
古代的城管队员叫法不少，或称“胥”，或称“卒”，还有称“市吏”、“监市”等等。但在事实上，古代并没有现代城管局这样的专职机构，自然也无城管队员一说。古代城管的身份比较复杂，既有军人城管，也有警察城管。当然更多的是行政人员来当城管，如汉唐时相当于现代首都所在城市市长的“京兆尹”，其重要工作之一不是招商引资、增加GDP，而是城管执法。
古代早期城管常由士兵充当。这是因为，城市的出现原本就是军事防御的需要，由军人把守。这么说来，武汉出现“武装城管”并非什么新生事物，而是一种“返古”现象。
让“当兵的”来当城管，其实也是古代的常见现象。如在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朝廷便设有相当于现代街道城管队的“街道司”，并相应成立了由500名兵士组成的执法队伍，以保持开封的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
明代的北京，由相当于今北京卫戍区或武装警察部队的“五城兵马司”来承担现代城管局的大部分职能。《明史·职官志三》记载：“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
清代的北京，还专设了“督理街道衙门”，其部分职能也与现代城管局比较接近，主要负责外城的街道管理、民房修建等，破坏公用设施、侵占下水道等不良行为，都是督理街道衙门的执法对象。
到了晚清，西方的一套城管制度被引入中国，由警察承担起了现代城管的工作。如中国历史上首个警察机构天津警察厅，除了负责当地社会治安外，管理市容市貌、交通、市场秩序等，都是其分内工作。
周代占道经营要挨鞭子
“城管打人”这类暴力执法，成了现代城管的一大诟病，也是社会批评的焦点。在古代的不少时期，“城管打人”更不鲜见。
城市起源的另一版本说法，是交易市场的兴起，因此古代城管很多时候是“市管员”，或者说古代的市管员就是今天的城管队员，这与今天城管要禁止占道经营是一样的。古代城管可以带着有攻击性的执法器具上岗，如在周代，城管在岗时都得带着鞭子或兵杖，遇到乱停乱放、占道经营不服从管理这类事，往往执鞭抽打，挥杖追赶。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中“司市”条称，“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鞭子大家都知道，“度”可能有的读者不是太明白，这种“度”又叫“殳”，系古代一种兵杖，用竹子或木板做成，有棱无刃，长约一丈二尺长，其威慑力与今天的警棍是一样的，虽然一下子打不死，但却也致死，因此颇具威慑力。
其中的“胥”条说得更明白：“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袭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如果说“司市”是城管(市管)大队长，这里的“胥”则是城管队员，或市管员。换成今天的话来理解，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管理员在岗时间，要拿着鞭子巡视，对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随时可以抓起来；对违法者进行鞭打的同时，还可以追加处罚。
古代“城管”怎么管？
在古代，现代城管中的两大难题——占道经营和违章搭建，同样十分突出，且历代不绝。古代城管也为此伤透脑筋，不得不经常发“处罚通知”。
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和今天如出一辙，不少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非要在门面(正铺)外多占一块(偏铺)。在李显(唐中宗)当皇帝时的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朝廷不得不以敕令的形式，发布了一则当时的最高“城管通知”：两京市场上各行业，凡自有正铺者，不得在铺前再建造偏铺。
宋代称占道经营为“侵街”，为了防止侵街行为的发生，宋代城管想出了一个法子，在沿街要道旁立“表木”，标记出范围。这与现代街道画线一样，一旦超出就要被制止，当时的“城管队”会经常检查是否有人侵街。
在古代也存在“执法大检查”。如在北宋，宋真宗赵恒便曾下诏开封府，要求开封的“城管队”拆毁京城的违章建筑。其继任者宋仁宗赵祯，也曾作过同样的指示：限开封府在一月之内，将侵街的官邸民舍全部拆毁。
到明清，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占道、违建更突出。在清末，天津警察厅便发布了在今天应该是城管局发布的《整顿路政办法四条》：其中两条是：马路街衢旁各商铺有安设风挡、占用边道者，应即一律拆退；铁铺、石铺、木器铺及洋广杂货等铺，在门前堆积什物材料，占用官路者，应即一律让出。天津警察厅的通知中，可以看出清末天津的市容有多么乱。
古代“城管”到底有多厉害？
城市管理光凭嘴说是不行的，中国古人为此想出了不少管理手段，如上文提到的周代“执鞭度”、宋朝立“表木”。其中，最值得为现代城管借鉴的是“城管立法”，而非罚款了事。
唐代在城管立法方面是颇为成熟的，为后世效仿。《唐律》规定：“距府十丈无市，商于舍外半丈，监市职治之”，即摆摊设点至少要远离政府办公地30米，也不能离民房太近，要在1米5以外，由监市负责督管。对占道经营有严厉的惩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挨打后，还恢复原状。
《宋刑统》也有类似的规定，“侵巷街阡陌”条：“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
宋仁宗在搞城管方面颇有创意，他在要求开封府官员强拆违章的同时，特别指示相当于现代司法机关法院的左、右军巡院，配合“开封城管”行动，“惩治侵街者”。
明太祖朱元璋治国以狠著称，明朝的城管也不含糊。据《明会典》，在京城，“凡侵占道路，而起盖房屋，及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复旧”；对往街上丢垃圾、放污水的，“其穿墙而出污秽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
另外，明代对破坏公共设施、不按规定行车，以及在禁区内摆摊设点、取土作坯、随地大小便等行为，也一律“问罪”，涉事者要被强行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即所谓“枷号一个月发落”。撒泡尿也要遭受这么大的罪，这样的城管手段不可谓不狠！
（据《北京晚报》）
篇5：广州城管第一季度执法工作简报
开展节后市容环境整治工作
为保障春节过后的市容环境秩序，加强市容市貌方面的规范管理，防止“六乱”回潮，减少建筑废弃物污染路面、破坏环境的情况，分局制定了《节后市容环境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加大了市容秩序整治力度，对违章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宗、制止一宗、整改一宗。下一步，分局将严格按照相关职能继续做好城管执法各方面的监管、督办和查处工作。
重力整治花城广场“六乱”现象
20春节前后，分局认真落实委有关花城广场市容环境整治工作的要求，“早计划、早安排”，严密组织，重力整治，较好地完成了春节期间花城广场的市容环境保障任务。
从2月6日开始，分局每天专门安排1个中队的执法力量到花城广场进行巡查整治，对巡查中发现的乱拉挂、乱摆卖、乱丢垃圾等问题立即进行整治，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同时将整治情况向花城广场巡查督导指挥部通报，使问题得到有效的跟进和监控，防止问题反复出现。春节放假期间，花城广场游客大量增加，市容环境保障任务加重，分局根据这一情况及时调整部署，每天安排2个中队到花城广场巡查整治，确保整治效果得到延续巩固。期间，分局领导多次到花城广场现场检查，并和广场巡查督导指挥部沟通协调，针对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整改措施，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在整治过程中，分局执法人员始终坚持文明执法，对流动商贩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法，直到他们服从管理，自觉停止摆卖。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春节期间的花城广场环境优美、整洁有序。
开展建筑废弃物专项整治
为规范建筑废弃物排放和运输管理秩序，根据委工作安排，分局制定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从3月15日开始先后与市余泥处开展联合执法行动3次，期间抽查工地12个、泥头车23台，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当即移交属地执法力量处理，如在3月19日晚的夜间整治当中，向沙河执法队移交了查处的超载泥头车1宗、无准运标识的车辆1宗，目前正在处理中。
严密监控金融城工地
每天安排值班中队对金融城工地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和监控。尽管由于执法权限的约束暂未新立案，但分局依靠现有手段，提前介入工地管理工作，对工地管理人员提出要求、做好登记、建立管理台账，充分做好预防，全面加强了对金融城起步区的监管力度，有效改善了金融城的环境秩序。
自3月4日周伟平副主任主持召开金融城工作会议后，分局按照会议要求部署分管中队对金融城工地的建设情况进行了摸查和动态监控。通过近期的监控来看，金融城工地的无序施工状态得到有效遏制，8个工地中仍在施工的工地有4个：穗荣公司地块、绿地公司地块(有证)、邦杰公司地块以及平安不动产公司地块，仍在进行建筑废弃物排放的工地有2个：绿地公司地块和平安不动产公司地块。详细情况已以情况报告及附表的形式上报行政执法处。
下一步，分局将继续加强对金融城起步区施工工地的日常管控力度，并继续督促区分局对尚未立案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协同属地中队开展广利路“六乱”专项整治行动
年2月28日分局收到市人大转来的关于天河区广利路“六乱”扰民的群众投诉件后，根据委领导批示精神和群众事情“马上就办”的指导思想，分局迅速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具体情况如下：广利路属天河南街的天河村，全长约700米，沿街商铺共89家(其中33家为饮食店档)，是天河区内一条有名的“食街”。近十年来，该地的露天烧烤和占道经营扰民现象投诉不断，街道及执法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规范，都很难得到彻底根治。从3月6日开始，分局与天河南街执法中队一道开展了大规模的集中联合整治：一是划定整治范围，集中力量查处占道经营、乱摆乱卖等“六乱”违法行为;二是每天除专门安排一个中队对广利路进行日常巡查外，还在夜间10：00至次日凌晨2:00这个宵夜旺盛的时间段，进行守点;三是对属地进行督办，并密切跟进工作进展。整个行动期间，共治理乱摆卖50宗、超门窗占道经营2宗、占道桌台13套，拆除占道帐篷6个、违章搭建厨房1处、非法铺设的经营用的.台阶20余米。天河村内食肆的占道扰民、油烟扰民现象得到根本性治理。
开展执法工作交叉检查
为掌握城市管理的真实情况和薄弱环节，分局从2015年3月25日开始，按照委要求对越秀、白云、花都、从化开展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交叉检查。期间，分局领导带队、机关人员参与、六个中队同时出动，对违法建设、乱摆卖、余泥撒漏、违法户外广告招牌的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检查登记。目前摸查违法建设99宗、建筑面积21.9万平方米(白云区64宗、12.9万平方米，花都区22宗、3.4万平方米，从化市13宗、5.5万平方米)，违法户外广告64宗，乱摆卖聚集点23个，余泥撒漏2处。
支援黄埔分局进行波罗诞执勤任务
3月30日，分局领导带队，出动执法人员30人次、车辆3台次，从早上8:30-下午18:00支援黄埔执法分局对南海神庙波罗诞进行“六乱”守点整治。
及时办理信访案件
共办理信访复查案件10宗，做到及时办理、按时回复。如接到黄埔区港湾路存在乱摆卖、乱搭建的投诉后，分局即进行督办并持续跟进属地的整治情况，目前该处乱搭建的遮阳布已被拆除，占道经营和乱摆卖情况得到清理。3月27日接到关于沙河街白云酒店涉嫌违法建设的投诉件后，立即安排中队到现场核查情况，了解属地工作。经查，该处未发现拆除重建的情况，沙河执法队向我分局提供了该楼房地产权证号(证号：3281888)，施工许可证(证号为：44010608290101、440106201408290201)。该楼房地产权证显示，天河区先烈东路东街6号建基面积751平方米，建筑面积共3282平方米，其中一至五层建筑面积2666.03平方米，六层616平方米属于临时建筑或不能确定权属建筑(已罚款处理)。该楼一至五层装修2666.03平方米及外墙装修有天河区建水局发出的施工许可证批准。
篇6：城管执法简报
[摘要]城管，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所需要的产物，其执法的方式一直为社会所诟病。当前，城管执法的困境是综合执法权缺乏法律依据，城管的组织缺乏法律定位。要解决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就必须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定位城市的属性，即城市的归属。如果承认城里人作为城市既得利益者是城市唯一的主人，那么城管作为城市管理的工具，就必须充当城里人利益的保卫者。如果城市所有权归属于城市现存的人，那么城管就必须变成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平衡者。显然，我们需要的是后者，需要的是和谐的综合执法。
[关键词]城管；执法；矛盾根源
现实当中城管与无证商贩之间就如同猫鼠关系。在笔者调查的多起典型案例中，不论是城管还是无证商贩都出现了伤亡。按照波斯纳的新经济法学方法分析，这样战斗对社会来说非常不划算。因为即便城管打赢了，国家很可能按照国家赔偿法来救济相对人；而相对人打赢了，国家可能要按照公务员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为城管队员定为公伤。不管怎么样都要这些纳税人来为这个结果埋单。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城管执法难道就是两种方式———要么打人，要么被打，要理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冲突双方分别进行利益分析。
一、城市小商贩存在的意义与问题
城管执法的主要对象是小商贩。其经营项目主要是蔬菜、水果、简单日用品以及其他简单的手工业等，例如：工作族的早餐、网虫的夜宵、价廉的农副产品等。这些生活必需品极大的方便了城市人民生活，也缓解了就业压力。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依然少不了小商贩的足迹。所以说城市小商贩的顽强生命力本身就说明了其符合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
小商贩这个群体主要由下岗职工、城市无生活保障人、进城农民等构成。他们基本上都是不能支付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而又必须在城市寻找出路的弱势群体。有些商贩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经常会做一些缺斤短两、掺杂掺假、占道经营、乱抛垃圾等等违法行为。农药超标的蔬菜、药物催熟的水果、注水的猪肉基本上都是从这些流动商贩送到居民餐桌上的。狭隘的利益观、较低的文化水平、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让很多人根本无视公共利益。我们经常能看到人行天桥上，三米宽的路上，两排商贩各占一米，有时候中间还要放上一个招徕顾客的音响；一些卖瓜果的商贩溜进小区，用高音喇叭不分时段的叫卖，并且随手乱抛果皮废弃物；还有一些拾荒者在住宅区内乱翻垃圾桶，在拿走想要的东西之后，扔下一片狼藉扬长而去等等，这样案例数不胜数。如果不对其加以约束，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永远也赶不上他们破坏的速度。
二、城管的概况
(一)城管的发展历史及作用
追根溯源，城管的前身其实属于环卫部门。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曾经将临安(今杭州)称誉为“世界最富丽华贵的城市”。而那个时候，古临安因为城市人口聚居而产生大量的垃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府就开始招募专人进行清除；清末，警察机关负责对城市清洁管理工作，具体包括清理街道、收运垃圾、整顿厕所等。近代(1929年前后)，当时的各地政府还颁布了有关清洁卫生的管理条例，并开始设立专门的城市环卫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各城市即建立环卫管理机构。此后，环卫部门的隶属发生频繁变动，分别归属过公安、卫生、供销等部门。1980年起，城市的环境工作改由城市建设系统管理。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严重影响城市公用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但当时的政府相关部门执法权力重叠，职责边界不清，执法过程中经常出现重复处罚与执法疲软的弊病。要尽快扭转“一群大盖帽管不了一个破草帽”的局面，还市民一个清洁优美的城市环境，就必须设置一个及时高效的新职能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消除了达成这个目标的法律障碍。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最早启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点。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全国相继成立城管部门。
我们必须客观的承认，由于执法力量的集中，增强了执法威力，市民投诉和媒体关注的很多老大难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市容市貌日新月异。可见，从发展历史和工作成果上看，城管存在也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善花有时会结出恶果？两个必要的城市发展主体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冲突？要解开这个迷，必须从矛盾关系上进行分析。
(二)城管执法的困境 1.综合执法权缺乏法律依据
城管经常要与综合执法联系在一起，但我国法律一直没有正式界定综合执法权。综合执法的权限到底有多大，通过对各个地方情况的统计，大致可以锁定以下七方面：一是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依法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二是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方面，依法处罚破坏园林设施即苗木行为；三是公安交通管理方面，依法处罚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外的违法占道行为；四是市政管理方面，依法处罚违法占道行为；五是城市规划管理方面，依法强制拆除与处罚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六是工商行政管理方面，依法处罚占用道路的无照经营行为或未在指定地点经营并影响市容等违法行为；七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权。可见，综合执法权涉及环保、公安、交通、城建、工商等各个工作部门，基本上集中了一个地方政府所有主要的执法权。
但是，由于综合执法权不但范围大而且还没有相关的程序法规定，这样就导致综合执法变成城管部门的“自留地”。在处罚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城管的自由裁量成为主流，而在做出处罚决定之后，又缺乏有力的救济途径，立法的真空是恣意行为的罪魁祸首。试想一下，没有约束的庞大权力，就相当于一个没有方向盘的重型卡车在市区中高速横行。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城管部门的一辆执法车，突然被深圳市某街道的城管执法车卡死。两名市执法队员当场亮出执法证，对方称他们假冒。言语不和之间，后者对前者拳打脚踢。事发后相关领导赶到派出所协调处理，连连声称：“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如此的嚣张，城管连自己人都打，那么还有谁来管城管。
2.城管的组织缺乏法律定位
既然城管集中行使的职权是多元的，这就必然牵扯到一个实务的问题———行政主体在实施职权的过程中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目前我国宪法和行政组织法根本没有对城管部门的地位加以确认。因此，各地方城管的组织模式十分混乱，通常为以下几种：一是由地方政府直属领导的独立工作部门；二是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领导和协调的独立执法主体；三是与环卫管理部门合署办公同属市和区两级政府领导。
实际上全国范围的城管组织方式远不止这些。例如从决定主体上看，省级政府、甚至市或县级政府都可以自行设立城管；在级别上看，乡、县、区、市都有自己的城管建制(但中央政府则没有)；从身份上看，有的城管组织有行政主体资格，但有的则属于地方政府工作机构。组织上的混乱导致监管和救济方面的困难，自然会滋生暴力性的执法方式。
二、城管执法背后的矛盾分析
表面风光，可实际城管的日子并不好过。对于城市的市容环境卫生，领导指示必须要搞好，那么城管就必须要执行到位，否则就要失业；城市居民说要搞好，也必须搞好，否则被人家曝光会被人家骂。可是，城管的管理对象多数都是城市生活边缘人，在城里活下去是其底线，对他们进行处罚或强制，不但“执法效益”差而且人身危险性高。同时，因为其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只要小商贩问城管一句：“哪条法律规定你可以罚我”，这就足以对城管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按照公法的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立法缺失导致城管处在这样一个理不直气不壮的尴尬状况。一旦遇到阻力怎么办？那就只能诉诸暴力。在全国城管(执法)局长联席会议上，执行会长、秘书长罗亚蒙说“全国几十万城管人员大体分为两派”。一边是崇拜权力威力的鹰派，一边是强调温和执法的“鸽派”。“鹰派”往往认为：相对人不老实，对批评教育不是态度蛮横就是阳奉阴违，不用强硬手段无法执法。为了强化执法威力，鹰派不但提高“硬件”采购———开始装备有盔甲、盾牌、防割手套等装备，还从“软件”上进行升级。一本真名为《城管执法操作实务》的“城管秘籍”就是典型代表。作为某些城市城管执法的培训教材，此书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其中列举了怎样巧用、妙用暴力来对付抗法者。例如“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鸽派则认为，打骂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激化矛盾，要从人心入手，要尽一切可能要非暴力的方式执法。例如，在四川省遂宁市一位女城管劝告乱停车的人，不料这人从车上下来后就给了女城管一记耳光。女城管队员始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实际上鹰派也好鸽派也罢，这种单纯的执法方式区分只是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矛盾。“打人、掀摊、罚款、没收”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2008年昆明市西山区城管清理占道经营，发现一名中年女贩占道经营，立即没收了其全部用具。该妇女立刻倒在机动车道上，不说不动长达一小时，城管人员见状只好送还三轮车。可在烈日下，该妇女还是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城管人员只好撑伞为她遮阳。可见，暴力执法的后果不是激起相对人的“硬”反抗就是向这位大姐一样的“软”反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也不能解决问题。重庆市出现所谓的妈妈城管，即聘用一些四十岁左右的妇女对违法商贩苦劝。她们顶风冒雨，挨骂甚至挨打是家常便饭。结果怎样？不但执法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执法队员由几十个人变成一个。这样的执法，尊严何在？实践结果说明，仅从执法方式上变化，不论是妈妈城管抑或女子城管都是隔靴搔痒。暴力执法的根本问题不是在于执法手段，而是法律的缺位。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没有城管也一样可以保证整洁城市环境。它们的诀窍就是依靠健全的法制。日本于1958年专门制订了《轻犯罪法》，并于1983年修正，其中规定了34项轻犯罪行为，例如公共场所对人动粗和恶语相向，破坏公共照明灯，妨碍水上交通，丢弃对人有危险的动物，插队，妨碍安静，暴露身体，学位、职务、资格等弄虚作假，乞讨，偷窥，吐痰和随地大小便，随便丢弃鸟兽死尸和污染物，妨碍别人通行等，以上触犯者可被拘留并被处以罚款。既然是犯罪行为自然由警察处理。日本警察根本不会暴力执法，因为相关的行政法律足以约束其行为。一旦升格为犯罪行为，就意味一旦受到处罚就要留有案底，违法的成本徒增。最令我们头疼城市“牛皮癣”也曾经在日本泛滥。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围剿游击队方式，而是，一方面通过《轻犯罪法》绝对禁止乱贴乱画，另一方面定期通过免费公告粘贴牌和小广告装订成印刷品的方式在社区发布。这么做既满足小业主的需求、也保护了城市环境、还保证了资源集中回收，可以说一举三得。可见，不文明行为本来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通过令人信服的法律强制，加上人性化的疏导，“一手硬，一手软”让日本国民的素质堪称楷模。
既然立法能够实现执法主体地位明确、职责清晰、监督有力、救济有效，那么我国法律为什么不对综合执法权和城管地位加以规制呢？其原因在于各方主体间存在巨大的利益鸿沟。这种矛盾与其说是小商贩与城管间的矛盾不如说是城市外来人与城市居民间的矛盾，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生存权与发展权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小商贩为代表的城市边缘人要活命；一方面是以城管所代表的城市要向更发达阶段前进；一方面，是外来人要生存，一方面是城市人要面子。
当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城乡发展差距会不断拉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于是两种利益诉求发生了更加激烈的碰撞。要解决城管与小商贩的矛盾，就必须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定位城市的属性，即城市的归属。如果承认城里人作为城市既得利益者是城市唯一的主人，那么城管作为城市管理的工具，就必须充当城里人利益的保卫者。如果城市所有权归属于城市现存的人，那么城管就必须变成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平衡者。从法理与宪法上分析，答案很明显，生存权当然是优位的，一个人不论来自哪里都是中华人共和国公民，城市不可能是某一些利益阶层的专有物，外来人当然可以堂堂正正的在城市生活。但问题是城乡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有限的城市资源不可能为每个外来人都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例如，建立免收摊位费的农贸市场完全能够缓解城管执法压力。但同一个城市地块，如果建设大写字楼、大饭店、大商场等能够提升城市硬件设施，从而改善城市人生活质量，同时还可以增加税收。反之，如果我们真的建立免费农贸市场还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即城市周边的农村人口甚至临近城市周边的农村人口会大量涌入这个城市(因为很显然城里的生活要比农村优越)。到那时，有多少城市地块能够满足这么多外来人口？正是这种生存和发展尖锐的冲突直接影响了立法。立法机关迟迟不对城管进行法律定位，实际上也就是默许了城市的优先发展策略。所以，从根本上说，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不单单是城管一个部门的过错，各级人大、各级政府、外来人、城里人都有责任。
和谐的综合执法，需要的是城市当中两种利益的代表坐下来，寻找双赢的方法，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这种利益划分进行法定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换做哪一个部门行使综合执法权，其表现也会如同城管一样。至于执法环节，不论是城管还其他执法机关，都应该是“软硬”兼施。所谓“硬”，即执法的目标是刚性的，不能随意妥协或更改。同时，针对小商贩的不同行为区别对待：对于严重违法、屡教不改的要依据相关法律从严处罚决不姑息；所谓“软”，即对于初次违法、轻微违法的相对人要批评教育为主财产处罚为辅。执法的“软”与“硬”要相辅相承，“软”以“硬”为前提，“硬”以“软”为表现，才能达到行政目的和手段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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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的具体定义
法律是一种公平的规则，即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它以正义为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的保证实施为手段。法律需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社会和谐。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所以，法律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随着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而演变，最终它也将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法律的概念古时指律令或刑法。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机关保证执行的行为准则。
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化产物，从人类社会早期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习惯法的产生，到国家的诞生，诉讼与审判的出现，再到权利和义务的区别开来，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法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一成不变的是：法律是被国家赋予的强制性社会规范。
2、法律的其他解释
基本的法律：
一般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它的实际作用与宪法实际上相同。「基本法律」所意味是不永久并权宜之针，在没有实施宪法下达到有法维持宪政秩序之效果。
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法律，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最基本的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属于“基本法律”的层次。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也叫“一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的“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宪法》第67条)。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决议和决定，如果其内容属于规范性规定，而不是一般宣言或委任令之类的文件，也视为狭义的法律。它一般包括宪法，民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
广义的法律：是指法的整体，包括法律、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及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规章）。
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三权分立的国家，由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行政命令仅对该行政机关之公务员有拘束力，除法规命令外，原则上行政机关所制订之行政规则对于人民均不发生拘束力。而限制人民自由权利之法律必须由人民所选举之立法机关制定之（即后者，狭义的法律）。
3、相关法律名词
法系
法系是指对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或体系的分类标准。根据各国法律的渊源，存在样式和运作方式，法系可以分成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两种。两者主要区别在法律渊源，法官权限，诉讼程序方面。
法律制度
篇7：城管执法局2014执法人员学习
为加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适应城市管理执法不断发展的新形势，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学习培训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方略为指导，全面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围绕县政府政府加快推进依法行政的部署，加强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知识学习，进一步增强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城管执法形象，努力建设一支公正、廉洁、高效、文明的城管执法队伍。
二、学习目标
（一）城管法制教育深入开展，实现普法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显著提高，形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氛围。
（二）行政执法人员全年法律法规学习培训不少于15天（包括日常工作中的自学、讲座、案件研讨和集中培训时间），全体执法人员受训覆盖面达100%。
（三）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业务能力、执法效能进一步提高，法治理念、服务意识、履责能力进一步增强，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做到公正、规范、文明。
三、工作任务
（一）认真抓好普法依法治理教育。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六五”普法读本、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安排好学习和辅导。
（二）举办执法队员集中培训班。根据工作需要并结合新的形势要求，全年组织举办针对性的集中法律法规培训班2次，并组织相关知识考试。
（三）抓好在职自学。规定执法人员、法制工作人员的自学时间和内容，定期检查学习笔记；积极鼓励行政执法人员积极参加法律专业学历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
（四）积极组织参加有关培训班。根据工作需要和上级有关要求，积极组织参加组织选调及本系统举办的相关培训班、进修班。
四、组织实施
（一）普法依法治理教育
1、时 间：自2014年3月至2014年12月。
2、内 容：城管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法规、政策规定等。
3、参加人员：局属各单位执法人员、机关各科室工作人员
4、组织形式：由局法制督查科牵头组织局属各单位、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并要求认真做好学习笔记以备检查。
（二）举办法律文书制作讲座
1、时 间：2014年上半年
2、内 容：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法律文书制作
3、参加人员：局属各单位、城管执法业务骨干
4、组织形式：由局法制督查科牵头，局分管领导组织实施
（三）举办执法队员集中培训班
1、时 间：2014年下半年
2、内 容：城管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政策等
3、参加人员：局属各单位（科）室、行政执法人员
4、组织形式：由局法制督查科牵头，局分管领导组织实施
（四）在职自学
1、时间要求：执法队员及机关工作人员每月自学法律法规知识时间不少于6学时；
2、学习内容：以与本职岗位相关的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及其他新知识为主；
（五）组织参加有关培训班
根据有关城管执法方面的培训信息，组织选派执法人员、法制工作人员参加有关培训班。同时适时组织执法人员、法制工作人员赴外考察学习，进一步提升城管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六）组织法律法规知识考试
举办执法队员集中培训班，组织参训人员以考察依法行政基本理论、法律法规知识（包括本市发布实施的城管执法方面规范性文件）、局机关各项管理制度为内容的闭卷考试，考试结果存入个人档案并与行政执法证年检挂钩。
篇8：城管暴力执法原因探析
1 城管暴力执法的危害
1.1 城管暴力执法对执法者的危害
(1) 城管暴力执法如果产生暴力冲突, 势必两败俱伤, 客观上会造成执法人员的身体伤害或其他财产损失。
(2) 城管执法者是公权力的代表, 他们的执法行为直接关系政府形象, 甚至影响和谐的“民政”关系。虽然在暴力执法过程中, 执法者看似高高在上, 是施害一方, 对自身并不会造成危害, 但是其执法行为并非个人行为, 而是职务行为, 他们的素质和执法效果代表的是政府公信力、政府亲和力、政府和群众的和谐鱼水关系。再者, 暴力执法, 以暴制暴, 暴力冲突事件频繁曝光, 不管是施暴还是受暴, 损害的都是政府形象。
(3) 城管暴力执法导致执法难度加大, 成本增加。一些地方政府动用财政资金给城管执法人员配备了俨若防暴警察的保护装备, 北京、上海等地的城管甚至对无证商贩进行“监控”。这些举措都额外增加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加大了纳税人的负担, 最终拖累了普通老百姓。
1.2 城管暴力执法对被执法者的危害
(1) 被执法者通常是社会弱势群体, 他们因无法正常工作或经济拮据而被迫摆地摊, 客观上造成了城市秩序的混乱, 但主观上并没有主动触犯法律的故意, 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是城管暴力执法采取罚款、没收商品等行为, 仅有的一点生计财产受损, 势必会直接危及到个人及家庭的生存。
(2)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当被执法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受到威胁时, 势必不管不顾甚至暴力抗法, 出现流血事件, 也会对被执法者的身体造成伤害。
1.3 城管暴力执法对社会的危害
(1) 城管暴力执法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和谐。暴力执法的直接后果就是暴力抗法。一旦被媒体曝光, 老百姓趋向同情弱者, 怨声载道, 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造谣生事, 对社会和谐发展不利。
(2) 少数城管执法人员置法律法规于不顾, 执法方式简单粗暴, 不注意方式方法和技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暴力执法者置“规矩”于执法之外, 漠视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损害法律尊严, 容易引发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感, 进而影响法律的权威,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2 城管暴力执法的原因分析
2.1 从执法者角度进行分析
(1) 法律意识不强。
城管执法者本应是城市管理的法律执行者, 但部分城管人员自身对法律规定不甚了解, 法律精神不能准确吃透, 甚至个别执法者本身就是法盲, 城管执法时简单粗暴, “依法治国”的理念不能得到有效贯彻, “执法犯法”现象就难免发生。
(2) 文化水平不高, 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城管执法者代表政府形象、城市形象, 理应是高素质人群, 不仅要求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 更应具备过硬的执法专业素质, 并且得到专业培训才能上岗执法。但总有个别执法人员浑水摸鱼, 玩忽职守, 亵渎工作岗位, 让整个城管执法队伍蒙羞。
(3) 缺乏服务意识。
“为人民服务”是广大公务人员的出发点和归宿, 城管执法人员站在社会的基层, 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穷苦老百姓, 更应该体现党的关怀才对。但部分暴力执法者把自己当做官老爷、衙门, 潜意识里滋生“官僚主义”, 对被执法者不屑一顾, 缺乏服务意识。
(4) 缺乏“人本”意识。
任何事情最终都要落脚到人来执行, 城管执法也不例外, 甚至要求更高, 因为他们的执法对象也是人。城管执法人员理应怀着一种悲悯大众的情怀, 体现国家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但个别执法人员往往远离初衷, 城管执法被催生成他们恣意行为、高高在上的魔杖, 对被执法者最基本的人权尊重都省掉。
(5) 执法程序不规范。
一旦执法人员有“官本位”思想, 执法行为就会出现偏颇, 有失公正。如执法时二话不说暴力掀摊、人都离开现场集体追赶致被执法者财产受损、罚款时不开罚单、非法没收财产, 更有徇私枉法者私分没收财产等行为, 都严重违反了城管执法的合理程序。
2.2 从被执法者角度进行分析
(1) 被执法者行为违法违规。
生存的压力迫使被执法者们知法犯法, 经常在城市主干道、商场周围违法占道、违规摆摊。谁都想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一个固定的生意, 但由于没钱交商铺费, 很多人选择跟城管打游击战,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城管来了就走, 城管走了再来。城市的旮旯角落对市容影响较小, 执法力度相对较小, 暴力冲突也不易发生, 但他们不能去, 哪里人多他们就去哪里。被执法者的流动性和反复性造成了执法者耐性不足, 脾气火爆, 一触即发, 暴力执法越演越烈。
(2) 被执法者社会地位低, 容易被歧视。
社会上流传一段话:工商管富人, 公安管犯人, 城管管穷人。城管执法的对象主要是城市的弱势群体、穷人, 他们没钱没权没势, 常规形态上不容易被重视甚至歧视, 如果执法者缺乏基本的尊重礼仪, 执法行为很容易过激, 最终导致暴力执法。
(3) 个别被执法者素质差。
他们在被正常执法时往往故意虚张声势, 引来围观, 一旦被曝光就会招致不明就里的人们对城管更多的反感和误解。而别有用心的被执法者也正是利用人们在社会上形成的这种偏见, 来对抗城管正常执法。一旦对抗升级, 就演变成暴力执法。暴力执法一旦曝光, 又加重人们对这一行业的鄙视和猜测。如此往复,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链。
2.3 从社会角度分析
(1) 社会舆论压力大。
随着“城管打人”、“城管暴力执法”事件的频繁曝光, 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偏见:城管执法不规范。一旦有暴力执法事件曝光, 容易被放大和夸张。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暴力执法事件一旦被着力渲染, 容易占据人们对城管执法的主体印象, 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误解, 让人们忽视了大部分城管执法行为都是合法合理的, 是好的行为, 只有个别嚣张分子、害群之马破坏了正常的执法秩序。人一旦形成一种偏见, 根深蒂固, 很难改变, 城管执法人员的合理执法行为也就很难得到配合, 不被理解和尊重。而这种思维一旦形成, 容易让人们抗拒正常执法, 甚至鄙视这个职业, 客观上加重了城管合法合理执法的难度。社会上流传一个笑话:一女当街被抢, 大呼“救命啊, 抢劫”, 街上行人无一人上前帮忙, 抢匪从容逃走。回家后老公教老婆一个对付劫匪的方法。数日后, 女又遇劫, 只见此女马上往地上一躺, 大呼“城管打人啦!”。几十精壮小伙, 蹒跚大爷太婆全部赶了过来, 义愤填膺, 磨拳擦掌, 把抢匪团团围住。劫匪欲哭无泪。笑话虽然夸张, 在一定程度上却说明了城管暴力执法在社会上形成的舆论影响。
(2) 城管体制存在缺陷, 城管人员身份尴尬。
国家法律要求任何一个行政机关享有的职权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授权, 然而, 各地城管局的权力大多仅来源于所属政府的决定, 甚至仅是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 明显与法治的基本原则相悖。目前城管都是地方性的执法机构, 大多数人不在公务员编制之内, 一般还聘有部分“协管员”。另外, 目前城管部门执法所涉及的内容, 几乎都可找到对口的职能管理部门。一位城管局长表示, 目前城管的职能涉及市容环卫、规划管理、交通秩序、工商管理、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等十几个方面, 统算起来不下100项具体内容。权限界定本身就复杂混乱, 而执法的依据, 又散布在20多部各种法律和法规之中。由于城管执法的复杂性, 目前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法规, 少数省市近年来出台了相关法规, 但其科学性、认同度、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显然, 在城管执法的许多领域, 权属多头, 但出现问题时总把城管推上第一线。这使城管经常站在公众和舆论指责的风口浪尖。
3 规范城管行政执法的几点建议
3.1 转变理念, 以人为本, 由“城市管理”向“城市服务”转变
党的十七大以来, 大力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城管执法对象是人, 是社会的经济弱势群体, 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 更需要得到政府的关照, 因此城管执法应树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据国家统计局《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经济社会发展回顾系列报告之七: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的数据, 从1996年到2020年, 将有近3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 平均每年超过2000万人口进入城市。人是城市生活的缔造者, 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 对城市的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温家宝总理对民生的关注, 应该作为城市管理的指导, 城管人员应当摒弃“官本位”执法观念,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思想, 变“城市管理”为“城市服务”。
3.2 提高人员素质, 树立公众形象
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城管执法的质量和城管队伍在社会上的公众形象, 根据“内因起决定作用”的哲学思想, 规范城管执法根本上应从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着手。首先要提高道德素质, 使城管人员真正理解“人人平等”的含义, 执法中切实关心人民疾苦。其次是提高政治素质, 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习, 利用固定学习日和完成外业任务的业余时间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市区二级相关会议精神和市区局下发的有关指示, 使每名队员脑海里都要有政治、懂政治、讲政治, 紧紧团结在中队支部和局党委的领导下。最后是加强理论学习, 使执法人员切实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提高管理和执法水平等专业素质能力。只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减少直至销声匿迹, 才能逐步增强城管队伍的整体水平, 在社会上树立起正面阳光的公众形象。
3.3 规范行政执法程序, 文明执法
搞好文明执法, 有助于执法队伍焕发出新面貌, 适应日益繁重复杂的执法任务和执法环境的要求, 促进规范执法、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工作的不断发展。群众深恶痛绝执法人员动不动就“打、砸、抢、掀、抓、吼、骂”, 群众与执法人员成了极端对立的关系, 只有执法人员摒弃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 对被执法人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即使有执法冲突事件曝光, 只要城管人员合理合法执法, 才能博取正义人民的同情, 树立起城管文明执法的光辉形象。规范行政执法程序, 要处理好严格执法与文明执法的关系、执法与服务的关系, 既要严格执法, 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把文明用语和法律法规的运用完美结合, 做到文明执法, 不仅要严格遵守实体法, 而且还要严格遵守程序法, 礼貌执法, 减少同相对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 增进相互理解, 努力成为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城管执法队伍。城管执法机关要确定一套具体且有操作性的行政执法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 如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应该遵循的实施步骤:表明身份, 指出违法事实, 说明处罚理由和依据, 告知当事人权利,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制作笔录, 填写处罚决定书, 交付处罚决定书, 备案。
3.4 加强城管体制建设, 促进体制和谐
当前不少地方对城管实行归口管理, 城市管理的职能空前扩大, 但城管队伍的素质建设大大落后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不像公安民警、交警的管理那样与时俱进。权力的扩大如果没有相应约束权力的机制, 就会被少数害群之马用来满足私欲和地方保护主义者用来维护地方的小利益而损害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规范城管体制建设重点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有机统一全国城管执法的机构设置, 成立国家城市管理执法局和省级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二是设立城管执法专业警察队伍。三是加紧制定城管执法综合性法律法规。四是城市管理独立规划, 规定政府公共财政每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城市管理事业。2012年5月, 十堰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正式挂牌, 负责城市管理及综合执法以及指导各区、街办开展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随后, 市区两级城市管理体制机制也进行了调整, 各区成立了城管机构, 组建了城管执法队伍, 这意味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新格局基本形成。新设立的十堰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执法职能上可以用“7+3”来概括。“7”是指新增加建设、规划、环保、工商、公安、食品监督、交通运输部门部分执法职能, “3”是指市政园林部门原有的市政、绿化、环境卫生方面执法职能。要真正保证城管编制符合国家体制规定。
3.5 加强沟通, 构建和谐鱼水关系
社会上存在一种复杂的“城管生态”:地方政府要城市的“面子”, 城管部门和执法队员要守住自己的“位子”, 而小店主、摊贩和“摩的”司机, 要顾自己的“肚子”。关系看似对立, 实则是缺乏沟通和交流, 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难处相互得不得理解和尊重, 直接导致暴力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城管执法人员应加强对被执法者的思想教育, 联系群众, 加强沟通, 平等协商, 互利共赢。群众情绪发泄找到了出口, 即使财产受损, 也会配合城管执法人员规整城市秩序的、据《长沙晚报》讯:2011年7月4日, 芙蓉区城管大队东岸乡中队和在东岸乡双杨路两旁摆早点摊的7名流动摊贩举行“圆桌会议”, 通过心平气和的交心, 在一块闲置地上规范一个早市, 流动摊点全部进早市经营, 最终圆满解决问题。
3.6 疏导为主, 创新执法模式
(1) 疏导结合, 统一规划。
统筹兼顾城市的“面子”与百姓的“肚子”, 围追堵截不如疏导管理。城管执法人员应优先考虑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适度降低行业管理的门槛, 预留相应的市政、服务配套设施, 建立一批摊位费便宜或不收摊位费的公益性市场, 实行分梯级管理, 将为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政绩的重要标准来对待。
(2) 创新执法方式。
通过与园林、市政、公用事业、公安、规划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等多种有效方式, 提高执法效能。
(3) 预防为主, 管理为辅, 惩治为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