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

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精选6篇）

篇1：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

王希宁：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中国教育学会中育国际汉语甘肃教育基地甘肃兰州730000）内容提要：草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它的快速发展对于改善整个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现代畜牧业、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促进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认为，加快我国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步伐，以草原生态旅游业为主，促发关联产业是少数民族牧区实现稳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关键词：少数民族牧区草原旅游资源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草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天然草原近60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的41.7%，其中75%的草原位于西北部半干旱地区，绝大部分草原分布在西北部的几个省和自治区，如甘肃、内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就草原资源的数量而言，中国是继澳大利亚之后的世界第二草原大国。对于我国而言，草原既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是我国牧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牧区）保障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促进农牧民增收的前提条件。

少数民族牧区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所致，加上后发条件的严重不足，已成为我国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落后地区。因此，科学、合理地发展草原生态旅游业对实现农牧民增收、促进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生态旅游及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

旅游业是由向旅游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娱乐、休闲和服务组成的，是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最大产业；以旅游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包括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脱贫致富，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功能。

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旅游组织（WTO）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爱米〃麦考尔女士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的庆祝活动上指出‚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入境旅游进入黄金时代。她说,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旅游业持续的快速发展超出了世人的预料，2002年,中国接待国际游客的总数已超过了所有亚洲国家,中国将于2020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同时，中国还将成为世界10大旅游客源地之一，名列世界第四，占世界份额的6.2%。‛（1）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热点，也是也是旅游产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将加入生态旅游的行列。据有关方面估算，生态旅游年均增长率为20%-25%，是旅游产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据有关资料考证，‚‘生态旅游’一词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生态旅游特别顾问H〃Ceballos 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提出的，其含义不仅是指所有观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览的景物不应受到损失。世界银行环境部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下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使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2）同时，为了在世界各地积极推广生态旅游，联合国把2002年命名为‚生态旅游年‛。作为联合国‚生态旅游年‛的活动计划之一，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于2002年5月19日—22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上来自132个国家的公有、私有及非政府部门的1000多名代表就生态旅游发展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建议。联合国‚生态旅游年‛以及围绕主题年的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推动各国政府、生态旅游的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更好合作，为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3）

我国学者马聪玲认为‚按开展生态旅游的类型划分，我国目前著名的生态旅游景区可以分为以下九大类：（1）山岳生态景区——以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山等为代表。（2）湖泊生态景区——以长白山天池、肇庆星湖、青海的青海湖等为代表。（3）森林生态景区——以吉林长白山、湖北神农架、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等为代表。（4）草原生态景区——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等为代表。

（5）海洋生态景区——以广西北海及海南文昌的红树林海岸等为代表。（6）观鸟生态景区——以江西鄱阳湖越冬候鸟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等为代表。（7）冰雪生态旅游区——以云南丽江玉龙雪山、吉林延边长白山等为代表。（8）漂流生态景区—— 以湖北神农架等为代表。（9）徒步探险生态景区——以西藏珠穆朗玛峰、罗布泊沙漠、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为代表。（4）

被誉为‚地球衣被‛的草原资源是人类的福祉。伴随着生态旅游的持续升温与快速发展，草原将会成为中国生态旅游的主体。草原生态旅游是以大面积草原为基础，生物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人为景观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旅游生态系统。它在全世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正是世界旅游业的热点。

二、少数民族牧区草原资源开发与利用状况分析

我国牧区范围主要分布在祖国大陆的北部、西北部及西南部分地区，总面积为426.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4.4%。涉及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14个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牧区及半农半牧区。

就甘肃省而言，现有37440万亩草原（包括天然草原牧场和荒山、草坡、人工草地等），草原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6.6%，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6%，次于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居全国第五位，其中可利用面积约有1607.16万公顷，合24107.41万亩。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场资源分布如下：甘南州有3848万亩的优质牧草，构成了亚洲最大的最好的牧场；天祝县有草原776万亩；肃南县有草地1853.5万亩；阿克塞县草原面积1479万亩；肃北县有可利用草场4187万亩。以甘南州的草原资源为例：甘南州是甘肃省的主要牧区之一，牧业是全州的支柱产业，约占农业总产值的68.46%。全州土地总面积为5812.14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53%；耕地面积为181.49万亩，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3.12%；草地面积4084.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0.28%，草地畜牧业成为本州长的主导产业，持续稳定的发展甘南州的草地畜牧业，对振兴甘南州的民族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甘南州草地资源的基本特征；规模大，600亩以上的连片草原面积有3758.30万亩，占全州草原面积的80%以上；可利用草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94.20%；牧草种类多，生长良好，覆盖度达85%以上，放牧性强。（5）

少数民族牧区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因其地理位臵和自然条件的优越性而赋予它独特的资源于环境优势，庞大、辽阔的草原资源已成为少数民族牧区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这些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虽经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与重点开发，但在草原产业开发过程中仍存在着以下的困难和问题。

（1）草原管理体制不畅。我国少数民族牧区大部分地方实行了以草原公有、分户承包为主要内容的草原承包制。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有一半的草原没有承包到户，管、建、用的责权利关系尚未得到协调和统一，这部分草原仍然处于吃‚大锅饭‛状态，建设和管理非常困难，生态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2）草原资源开发潜力不足。由于历史原因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加上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的牧民们对于草原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认识不足，使得少数民族牧区草原资源的开发起步相对较晚，开发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分散，可持续开发与保护的能力，有很多草原甚至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隐患。

（3）对于草原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科学宣传与营销。由于少数民族牧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后劲不足，在草原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不具备宣传促销能力,宣传促销十分困难,知名度不高。而且由于对资源开发潜力较大的草原生态旅游景区景点的投入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较差，虽然不断有新的旅游景点加入到竞争的行列中，但是市场没有同步扩大，这就造成了景点景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4）对于草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缺乏科学、合理规划。由于对草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总体上尚处于粗放型、探索阶段，配套设施不完善。在草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缺乏科学、系统性的规划，对草原资源的价值研究不够，在规划和开发的指导思想上认识不足，缺乏人文与生态相结合的资源开发意识，缺乏对草原资源特性上的深刻认识，从而影响了牧区草原资源开发步伐。

发展少数民族牧区特色经济，是振兴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因此，在少数民族牧区，应当以特色资源——草原资源为基础，以特色产品——旅游产品为核心，在草原资源开发过程中，以项目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始终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的原则，努力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三、促进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策略

在美丽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旅游业已成为带动农牧民转产增收的新途径‛，‚草原旅游业成为锡盟特色产业和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为例，该旗提出要以建设‚草原生态旅游城镇‛为目标，加快培育旅游产业，突出草原生态特色，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品牌开发。‛（6）

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少数民族纯牧区县——玛曲县为例：玛曲县位于黄河的上游，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县。黄河首曲草原列为国家级十大生态功能保护区之一。目前，旅游业已是玛曲县继畜牧业、黄金产业之后的第三大产业。为了把‚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王发祥地‛、‚亚洲一号天然草场‛三大特色旅游品牌发展壮大，玛曲县确定了今后旅游业发展十二条目标任务。（7）据调查，该县旅游业从1998年起步，经过6年的发展，游客人数从2.1万人次增加到6.74万人次，特别是近几年来玛曲观光旅游的海内外游客每年以1万～

1.5万人次的速度递增。2003年底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到674万元，占全县GDP的2.1%。其中2004年1至8月期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6.9%，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568万元。旅游业迅速带动第三产业，已成为该县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实现了旅游‚富县‛的目标。（8）

因此看来，草原生态旅游业已成为少数民族牧区增长最快的产业或支柱性产业，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已是势在必行。根据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与草原旅游资源利用状况，在遵循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前提下，应当采取以下策略来促进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持续发展，重视协调的策略。以西部大开发为机遇，以少数民族牧区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确保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投入相对于其它产业优先增长的基础上，积极协调旅游业与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丰富的草原生态旅游资源发展本地区经济，另一方面要重视对草原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推进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科技的协调，坚持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相关因素的持续协调发展。

2、政府调控，市场调节的策略。充分发挥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等方面对草原生态旅游业消费需求及信息反馈的灵活性与积极性，积极调动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政府应在少数民族牧区的主要旅游景区（如夏河拉卜楞寺、天祝华藏寺等）建立草原生态旅游区，制定和实施草原生态旅游业经营者、服务业经营者、旅游者共同遵守的政策与法规，利用行政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

3、积极参与，广泛合作的策略。在草原生态旅游资源的项目开发与管理上应当采取政府管理为主，企业参与和商业化运作，吸引牧民广泛参与的原则。根据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统一开拓市场、接待游客、统一制定收费价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同时还应该积极加强旅游业尤其是草原生态旅游业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的力度、深度，积极引导旅游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寻求多种合作和多样参与，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进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4、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策略。旅游业作为一种综合性产业，具有创汇创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各种资源综合利用、吸纳社会就业和促进对外开放交流等多种功能与作用，具有关联范围广、市场扩张力强、聚合生产要素灵活等

特点。各级人民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强化管理，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要集中必要的人力与物力、财力资源，把发展草原生态旅游业作为促进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发展产业和重点投资领域，以全面推进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总之。对于少数民族牧区而言，草原依旧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草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将会为少数民族牧区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草原生态旅游业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在于青山绿水、雪山草地，独特的草原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如何遵循生态平衡规律，合理利用草原资源，保护好这些宝贵的自然、文化资源，让它始终保持着原有的内涵、秀美景观、淳朴民俗，是实现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充要条件。

篇2：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

摘 要：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研讨会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会议旨在对30年来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进行总结，讨论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的学术认识，推动中国牧区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中国牧区人类学；草原生态；人文价值；研讨会综述

2011年12月2日至4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四川民族研究所、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琼州学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论题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与此同时，年轻学者也围绕会议主题借“青年研究生论坛”这一平台展开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

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中南民族大学许宪隆教授、石河子大学刘贡南教授分别做了简短的致辞，会议由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主持。

一、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草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成果之一，是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我国草原生态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这个区域内居住着43个少数民族，历史上由19个民族以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这些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在草原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各个民族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一整套文化体系与环境知识。这些草原民族的生态知识与人文价值对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多元文化有机共生，各民族和谐相处都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恢复以来，已有许多研究草原生态与文化的成果面世，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中国草原地区正经历剧烈的变化，生态环境如何保护，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草原文明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推动相关领域的讨论与交流，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联合举办“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对30年来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进行总结，讨论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的学术认识，推动中国牧区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二、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崔延虎教授做了题为“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简略回顾与思考”的演讲，他在研习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简略描述了国内近30年来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后指出，由于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地区之一，历史上从事游牧的族群和人群众多，在20世纪后半叶，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游牧整体上处于衰退过程，但是仍有数百万游牧民存在，游牧人类学研究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他同时也指出，在过去30年间，由于牧区生态环境、社会和文化发生的急剧变迁，从人类学视角研究游牧和牧区社会的成果，大部分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何从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问题和提出如何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点与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学术指向有着惊人的一致。藉此，他指出过去30年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术指向：第一，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解释；第二，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状态的人类学认识和分析；第三，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牧民生计系统和文化诸方面现实问题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对策贡献。上述三个学术指向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其他两个指向相比，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人类学本体描述和解释，显得相对薄弱。最为明显的是目前还没有产生类似西方人类学家写就的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标志性民族志作品，这与中国境内历史悠远绵长的游牧传统和数千年以来存在着众多的游牧群体的现实不相适应。由此提出今后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重点，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许宪隆教授做了题为“共生互补：农牧空间与关系的再研究”的演讲，他认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对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缺一不可。不同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磨合中产生了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且自成体系的文化。我国自古以来以长城为界形成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和以畜草为基础的游牧文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农牧业基本是并存的，但这两种不同经济和文化类型体系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拉锯”关系。农业和牧业生存空间的大小会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而发生变化。但无论怎样，在经济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农牧业是相互依存的。但近30年来，牧区除了受到农业的冲击外，以大型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也开始向牧区深处延伸。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资本力量也开始在牧区扩散，如很多企业从传统的实业加工生产开始转向对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与投资。对于牧区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他运用“共生互补”的理念来重新构建良性的牧业与农业、工业关系，以保持牧区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麻国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的当代思考”，他是在田野调查与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针对内蒙古不同区域草原生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来讨论人文因素与草原生态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草原，带来了“农随人进”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向牧业的渗透，导致了区域性草原生计模式的转型，成为后来草原生态失衡的历史人文因素。1950年之后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大农业思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草原生态的变迁。而上述变迁说到底主要体现在农牧矛盾这一传统的问题焦点上。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矿业资本向草原的延伸，从本质上改变了草原的生态和人文格局，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面对不断变化的草原生态，以草原生态保护为核心的限牧、禁牧等政策，又引发了新的定居化或大迁徙运动。当相当多的牧民离开“有根”的草原，进入到一种全新的“无根”社会之后，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失衡。在一些地方，很多牧民从心理上、精神上呼唤着草原生态的回归。由此，从草原生态、人文生态和心态秩序来讨论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和人文发展，说明“文明”和“进步”的观念是如

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效应研究”项目是由福特基金资助，他对工矿开发热潮给牧民生活以及传统文化、传统社区带来的冲击与各种影响和效应进行了汇报。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阿拉坦宝力格教授做了关于“论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表述及其文化背景”的演讲，他认为：对牧区或牧民（包括游牧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在国际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欧、美、中、日、蒙等国家的多名人类学家对非洲、中东、中亚、蒙古、中国的牧区或游牧民族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与深刻的理论探讨。但这些以往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对中国的牧区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今，中国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力求实现牧区又好又快发展。在这个时期对以往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梳理并探索新的方法与理论意义重大。因此，他主要对中、英、日、蒙等国的草原牧区研究理论与文字表述进行整理与比较，再结合他近10年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中国北方草原牧区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进行的研究理论与表述，剖析体现于其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索更客观的人类学草原牧区研究理论视角。

三、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乌日陶克套胡教授对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进行了比较；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那顺巴依尔教授做了“草原在‘不落的太阳’之下：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的变迁”的发言，他指出：游牧归根到底是基于一种以轮流放牧的方式利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的生产方式。游牧文化所产生、传播的地域一般都是难以耕种的，具有土壤相对贫瘠、降雨量偏少、无霜期较短等特点。游牧民族在面积广阔的土地上，随季节的变化而游牧，以“将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生活其他所需”。所以，广阔的土地是游牧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游牧文化的宇宙观中，大（土）地是以女性的，而且往往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的；上苍为男性，被人格化为父亲。在游牧社会，土地（草场）是共有的，尽管牧民在一定的范围里自由迁徙和放牧。牧民将土地作为整体来理解，在民歌、史诗等民间叙述中，土地以nutag（故土）、gajar us（水土）、gulumt gajar（灶火-地）、gajar oron（地区）等概念被表述，并且母亲（eh）一词组成eh nutag/eh oron（故土/乡、祖国）等衍生词。内蒙古随着移民、开垦、商业等现象的增多，一些地区的土地使用方式和土地关系从清朝后期开始发生较大的变更。但是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观念直到新中国成立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乌兰夫实施“三不两利”政策，内蒙古牧区解放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但从合作化运动开始，内蒙古牧区经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运动，土地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传统模式，牧民土地观念也越来越带有精确化、功利化的“现代”色彩。他基于嘎查案例，对解放以后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概念的变迁做了梳理和阐释。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的马威博士做了题为“论作为‘文化空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建设为例”的发言，她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例，运用列菲弗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人开创的“文化空间”理论，分析现代化背景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遭遇的“工具性理性与价值

琼州学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的查干珊登博士做了“土地占有与狩猎民族的社会分化——以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为例”的发言，她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鄂伦春自治旗所做的田野调查，探讨政府为实现鄂伦春族的多种经营政策所推行“土地开发”政策与猎民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分化和职业分化两个方面讨论了鄂伦春族猎民社会分化的过程。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汪丹博士后做了题为“高原上的财富：白马藏族的生计变迁与牧业现状”的发言，她通过对白马藏人在生计实践中的生命体验与自主选择的分析，勾勒出白马藏族60年间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周亚成教授做了“游牧文化的转型及其方向——以新疆游牧民族为例”的发言，她指出游牧文化的特点在于流动性与开放性、自然性与经验性、互动性与权威性，她认为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保护是游牧文化转型的基础，在继承传统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变革、创新，从而实现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互渗和互动。

新疆石河子大学的聂爱文教授做了题为“食物、信仰及其游牧知识体系：新疆哈萨克族餐桌上的羊”的发言，她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探讨了新疆哈萨克族食羊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礼仪和禁忌，并分析其成因，认为从哈萨克族的食羊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哈萨克族的价值观、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还能体验到游牧民对于羊这一食物的深厚感情和复杂的象征体系。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古丽夏·托依肯娜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新疆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及特点”的发言，她通过近年来的社会调查对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及历史变迁进行比较研究，获得了新疆哈萨克社会宗教存在状况的一些基本认识。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祥军博士做了题为“阿尔泰山哈萨克游牧民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研究”的发言，他指出哈萨克人正是以四季移动的方式经过与草原长期相互适应后，生成了一套适应草原环境的游牧生态观和环境行为。这种植根于哈萨克游牧民对草原全面认识基础之上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对于维系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马海寿博士做了题为“绿洲生态与新月社区回族生计方式研究”的发言，他从新疆天山北坡绿洲上一个典型的回族村落（新月社区）作为田野个案，以民族学、人类学思路探析回族生计方式的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四、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研究员做了题为“产权变革与青藏高原草原可持续管理——四川省红原县的案例研究”的发言，她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产权排他性，进而在草原使用权私有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管理。她通过对四川红原县的研究，指出青藏高原的草原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其产权非常复杂，应尽量尊重传统社会的管理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王晓毅研究员做了题为“干旱的社会成因和适应”的发言，根据他在内蒙古什克腾旗的研究发现：第一，水资源减少的不仅仅是降水减少，也同时是水资源利用，特别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竞争性利用所导致的；第二，牧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缩小和草场的破碎化强化了草场的不合理利用，从而降低了牧民适应干旱的能力；第三，以购买牧草为主要手段的适应干旱的措施导致牧民大量借贷，并使他们陷入贫困。但是，牧民适应措施所带来的启示是重要的：第一，通过社会的合作以弱化干旱社会成因的影响；第二，有效的措施需要低成本和富有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杜发春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牧区生态移民的现状分析和政策导向”的发言，他主要就牧区生态移民的主要政策、地方实践、生态移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导向进行了探讨。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夏循祥博士后做了题为“倒置与遮蔽：生态文明观之下的生态移民政策”的发言，他认为：第一，移民是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而不是单纯地减少某一类人群的活动；第二，移民最大的目标应该是恢复生态或者抑制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而不是扶贫或者经济增长；第三，生态移民追求的是现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这一代人的利益为主。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讷木和吉日嘎拉教授做了题为“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与财富分配”的发言，他以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两个牧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工矿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前提下的牧区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他指出牧区GDP含金量并不是历来就低。也就是说，矿产资源大量开发之前的GDP含金量反而高，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而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居民分配到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少。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苏德斯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审视草原地区矿产开发效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牧区为例”，他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四个牧业旗为例，就草原地区地下资源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效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矿产开发业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部分改善了社会基础设施，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矿产开发所带来的发展及其成果，过分集中于相关企业的利润或特定群体的收入水平之提高上，而不是更多地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和改善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荀丽丽博士做了题为“再造‘自然’：内蒙古草原生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发言，她立足于一个位于内蒙古中西部边境的荒漠化草原社区，综合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视角，探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形态在这一特定的生态区域内的建构与生长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复杂的生态后果、社会后果和道德意涵。她指出，在国家主义、市场主义和技术主义所面临的环境治理的困境中，赋予地方社区以更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是中国生态脆弱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余晓燕博士做了题为“干旱下的集约化风险与应对——内蒙古贡格尔的案例”的发言，她认为，一方面，散户圈养作为当地的集约化生产形态，其抗灾能力是有边界的，此边界就取决于散户圈养制度是内在设计；另一方面，牧民调试生产过程的文化资源又部分地来自于他们的传统生产经验，这就肯定了主体能动性之下调和传统与现代牧业生产方式的有限可能。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乌尼尔博士做了题为“几点困惑与思考”的发言，她认为政府高层和学者，基层政府、学者和牧民，政府与牧民，学者与学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从而提出我们是保护文化还是拯救自己？并对牧民合作进行了梳理，探讨牧区成员共同的社会情感问题。

五、青年研究生论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刘明做了题为“移民搬迁与文化适应：以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牧业文化为例”的发言，他主要针对帕米尔高原地区塔吉克族的移民搬迁引起的牧业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第一，在移民搬迁过程中，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应给予更多关注；第二，学界由于对移民搬迁中的“人为因素”长期忽视，导致我们对当地移民搬迁者“自力”的忽视；第三，移民搬迁和文化适应是一个“现代化”“城镇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对于移民来说，最痛苦和挣扎的是在时空转换过程中的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罗意做了题为“阿勒泰哈萨克族放牧空间变化与游牧生计变迁——以富蕴县吐尔洪乡为例”的发言，通过哈萨克族放牧空间的变化与游牧生计的变迁，他分析和反思当前牧区的发展路径与理念，并针对放牧空间变化与游牧生计变迁引发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侯豫新做了题为“现代旅游业影响下的游牧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新疆图瓦人为研究个案”的发言，他主要聚焦于处于现代旅游业影响下的图瓦游牧人群的社会文化变迁，探讨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与环境的变迁问题。他指出，当前喀纳斯旅游业的开发应当向“文化生态旅游型”转型，旅游业的开发应当基于图瓦人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展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昆做了题为“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现状及其反思”的发言，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现代思想观念的渗透和影响，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开始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时代，积极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寓予的人与自然共荣共存、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内涵的生态伦理知识，探索其对当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深刻价值，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艳波做了题为“在稳定生计与不平衡的环境之间——内蒙某牧业嘎查牧民的日常畜牧业经营”的发言，她认为畜牧业生产受限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家庭生产生活需求，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决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他们在波动的环境中追求稳定的生计，草原政策需要重视牧民生计的这种嵌入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周涛做了题为“气候变化及其对青藏高原牧区的影响——以西藏林芝县的个案为例”的发言，他主要探讨了藏族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气候变化对畜群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当地牧场资源利用和社会运作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气候变化对高原牧区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牧民应对的措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弹性。除了人类学的研究外，还需借鉴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范明明做了题为“游牧民定居对于干旱半干旱牧区社会—生态系统影响研究——以新疆精河游牧民定居点为案例”的发言，她指出：第一，定居后，该地区从天然放牧转向了半农半牧放牧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移民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二，定居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牧户的生活水平，但是却依赖于牧草资源压力的外部转移与对于限制性水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她认为应从更大的时间与空间尺度上评价游牧民定居工程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包红丽做了题为“定居牧民的家庭经营与精神生活——以萨如拉塔拉嘎查牧民调查为例”的发言，她主要探讨了牧民定居的过程以及精神生活的变化，从而反映牧区在牧民人文生态、心态、自然生态三者的结合。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萨谬·巴斯做了关于“‘草原之外’——关于草原人类学资料的探讨”的发言，他认为在中国进行草原人类学研究的本土或外地人类学家，大部分都围绕着生态、人与自然等环境问题、功能主义的解释和民俗研究。他提出通过资料对游牧社会构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认识。

篇3：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

一、新疆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新疆可以此为依托,促进生态旅游的保护利用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新疆等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保持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总量迈上了新台阶,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凭借新疆生态旅游的先天优势条件,生态旅游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参与,以山地生态旅游、草原生态旅游、沙漠生态旅游、绿洲生态旅游、湿地生态旅游等形式多样的生态旅游项目层出不穷,促进新疆生态旅游进入新阶段。

但纵观新疆生态旅游开发现状,其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较多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新疆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当前生态旅游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全面分析。

二、新疆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新疆生态旅游在开发过程中由于缺乏生态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生态景观保护意识,过度追求旅游带来的经济价值,淡化了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对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全面管理,盲目开发,导致旅游资源退化、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纵观新疆生态旅游的开发历程及现状,可发现当前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生态旅游的理念认识不足

在以生态旅游为核心的旅游区,需坚持人与自然核心的理念,在开发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虽然近年来一些景区如喀纳斯风景区、天池风景区等已取得较快发展,部分景区为了满足或迎合游客,在旅游区内修建了大量宾馆,用众多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景观代替了具有多种生态功能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开发者对生态旅游理念的认识不足[1]。

(二)盲目开发,社会公众参与性不强

一些景区或生态区在开发时,未就开发的可行性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和深入剖析,快速进入开发阶段,导致其整体性受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遭到损害,生态环境风险加剧,同时造成景观污损。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参与性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公众的参与积极性。

(三)高层次生态旅游管理人员匮乏

高层次生态旅游管理人员匮乏是当前制约新疆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与旅游人才培养与其他省份相比滞后性较明显,从事生态旅游的人员文化水平较低、学历层次较低,高层次旅游管理人员严重不足,没有形成旅游人才培养梯队。人才不足及较低的素质与快速发展的乡村旅游业不相匹配,业已成为其发展的瓶颈[2]。

三、新疆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不断强化生态旅游理念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准则,并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生态环境,采取生态友好方式进行生态体验、生态教育、生态认知并获得心身愉悦的旅游方式[2]。在开发过程中,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这需要不断加强宣传教育,强化生态理念。

(二)统筹协调,促进多方参与

科学、合理、全面深入研究是解决盲目开发的关键要素。发展生态旅游需要充分强化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和当地民众等方面的积极性,积极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政府应适时对旅游企业进行免税、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政策倾斜,通过各种渠道促使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人力资源培养,全面提升旅游人才素质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人力资源数量不足、结构差异化现象严重,是制约该地区生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适应旅游学科发展规律和旅游业发展需求,扩大旅游专业招生规模,改革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旅游人才培养质量。新疆少数民族地区要以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旅游培训学院为依托,不断创新其人才培育模式,积极推动新疆旅游教育发展;要与旅游行业和企业开展全方位合作,制订互通的教学计划,实施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安排,建立高层次旅游人力资源联合培养基地,不断提升旅游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着眼生态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学科交叉,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3]。

结语

新疆要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生态保护为核心,保护、开发、利用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同时,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切实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新疆生态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宁呈旭.新疆生态旅游发展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13.

[2]于春玉,刘阿丽.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J].绿色科技,2011,(1):112-114.

篇4：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

关键词：中国牧区人类学；草原生态；人文价值；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28-06

2011年12月2日至4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四川民族研究所、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琼州学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论题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与此同时，年轻学者也围绕会议主题借“青年研究生论坛”这一平台展开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

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中南民族大学许宪隆教授、石河子大学刘贡南教授分别做了简短的致辞，会议由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主持。

一、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草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成果之一，是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我国草原生态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这个区域内居住着43个少数民族，历史上由19个民族以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这些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在草原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各个民族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一整套文化体系与环境知识。这些草原民族的生态知识与人文价值对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多元文化有机共生，各民族和谐相处都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恢复以来，已有许多研究草原生态与文化的成果面世，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中国草原地区正经历剧烈的变化，生态环境如何保护，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草原文明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推动相关领域的讨论与交流，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联合举办“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对30年来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进行总结，讨论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的学术认识，推动中国牧区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二、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崔延虎教授做了题为“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简略回顾与思考”的演讲，他在研习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简略描述了国内近30年来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后指出，由于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地区之一，历史上从事游牧的族群和人群众多，在20世纪后半叶，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游牧整体上处于衰退过程，但是仍有数百万游牧民存在，游牧人类学研究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他同时也指出，在过去30年间，由于牧区生态环境、社会和文化发生的急剧变迁，从人类学视角研究游牧和牧区社会的成果，大部分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何从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问题和提出如何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点与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学术指向有着惊人的一致。藉此，他指出过去30年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术指向：第一，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解释；第二，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状态的人类学认识和分析；第三，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牧民生计系统和文化诸方面现实问题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对策贡献。上述三个学术指向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其他两个指向相比，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人类学本体描述和解释，显得相对薄弱。最为明显的是目前还没有产生类似西方人类学家写就的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标志性民族志作品，这与中国境内历史悠远绵长的游牧传统和数千年以来存在着众多的游牧群体的现实不相适应。由此提出今后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重点，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许宪隆教授做了题为“共生互补：农牧空间与关系的再研究”的演讲，他认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对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缺一不可。不同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磨合中产生了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且自成体系的文化。我国自古以来以长城为界形成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和以畜草为基础的游牧文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农牧业基本是并存的，但这两种不同经济和文化类型体系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拉锯”关系。农业和牧业生存空间的大小会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而发生变化。但无论怎样，在经济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农牧业是相互依存的。但近30年来，牧区除了受到农业的冲击外，以大型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也开始向牧区深处延伸。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资本力量也开始在牧区扩散，如很多企业从传统的实业加工生产开始转向对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与投资。对于牧区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他运用“共生互补”的理念来重新构建良性的牧业与农业、工业关系，以保持牧区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麻国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的当代思考”，他是在田野调查与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针对内蒙古不同区域草原生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来讨论人文因素与草原生态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草原，带来了“农随人进”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向牧业的渗透，导致了区域性草原生计模式的转型，成为后来草原生态失衡的历史人文因素。1950年之后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大农业思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草原生态的变迁。而上述变迁说到底主要体现在农牧矛盾这一传统的问题焦点上。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矿业资本向草原的延伸，从本质上改变了草原的生态和人文格局，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面对不断变化的草原生态，以草原生态保护为核心的限牧、禁牧等政策，又引发了新的定居化或大迁徙运动。当相当多的牧民离开“有根”的草原，进入到一种全新的“无根”社会之后，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失衡。在一些地方，很多牧民从心理上、精神上呼唤着草原生态的回归。由此，从草原生态、人文生态和心态秩序来讨论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和人文发展，说明“文明”和“进步”的观念是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表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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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效应研究”项目是由福特基金资助，他对工矿开发热潮给牧民生活以及传统文化、传统社区带来的冲击与各种影响和效应进行了汇报。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阿拉坦宝力格教授做了关于“论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表述及其文化背景”的演讲，他认为：对牧区或牧民（包括游牧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在国际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欧、美、中、日、蒙等国家的多名人类学家对非洲、中东、中亚、蒙古、中国的牧区或游牧民族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与深刻的理论探讨。但这些以往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对中国的牧区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今，中国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力求实现牧区又好又快发展。在这个时期对以往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梳理并探索新的方法与理论意义重大。因此，他主要对中、英、日、蒙等国的草原牧区研究理论与文字表述进行整理与比较，再结合他近10年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中国北方草原牧区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进行的研究理论与表述，剖析体现于其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索更客观的人类学草原牧区研究理论视角。

三、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乌日陶克套胡教授对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进行了比较；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那顺巴依尔教授做了“草原在‘不落的太阳’之下：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的变迁”的发言，他指出：游牧归根到底是基于一种以轮流放牧的方式利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的生产方式。游牧文化所产生、传播的地域一般都是难以耕种的，具有土壤相对贫瘠、降雨量偏少、无霜期较短等特点。游牧民族在面积广阔的土地上，随季节的变化而游牧，以“将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生活其他所需”。所以，广阔的土地是游牧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游牧文化的宇宙观中，大（土）地是以女性的，而且往往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的；上苍为男性，被人格化为父亲。在游牧社会，土地（草场）是共有的，尽管牧民在一定的范围里自由迁徙和放牧。牧民将土地作为整体来理解，在民歌、史诗等民间叙述中，土地以nutag（故土）、gajar us（水土）、gulumt gajar（灶火-地）、gajar oron（地区）等概念被表述，并且母亲（eh）一词组成eh nutag/eh oron（故土/乡、祖国）等衍生词。内蒙古随着移民、开垦、商业等现象的增多，一些地区的土地使用方式和土地关系从清朝后期开始发生较大的变更。但是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观念直到新中国成立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乌兰夫实施“三不两利”政策，内蒙古牧区解放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但从合作化运动开始，内蒙古牧区经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运动，土地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传统模式，牧民土地观念也越来越带有精确化、功利化的“现代”色彩。他基于嘎查案例，对解放以后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概念的变迁做了梳理和阐释。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的马威博士做了题为“论作为‘文化空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建设为例”的发言，她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例，运用列菲弗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人开创的“文化空间”理论，分析现代化背景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遭遇的“工具性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性与客体性”、“差异性与均质性”三组必然矛盾，并提出一些解决思路。

琼州学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的查干珊登博士做了“土地占有与狩猎民族的社会分化——以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为例”的发言，她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鄂伦春自治旗所做的田野调查，探讨政府为实现鄂伦春族的多种经营政策所推行“土地开发”政策与猎民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分化和职业分化两个方面讨论了鄂伦春族猎民社会分化的过程。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汪丹博士后做了题为“高原上的财富：白马藏族的生计变迁与牧业现状”的发言，她通过对白马藏人在生计实践中的生命体验与自主选择的分析，勾勒出白马藏族60年间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周亚成教授做了“游牧文化的转型及其方向——以新疆游牧民族为例”的发言，她指出游牧文化的特点在于流动性与开放性、自然性与经验性、互动性与权威性，她认为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保护是游牧文化转型的基础，在继承传统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变革、创新，从而实现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互渗和互动。

新疆石河子大学的聂爱文教授做了题为“食物、信仰及其游牧知识体系：新疆哈萨克族餐桌上的羊”的发言，她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探讨了新疆哈萨克族食羊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礼仪和禁忌，并分析其成因，认为从哈萨克族的食羊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哈萨克族的价值观、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还能体验到游牧民对于羊这一食物的深厚感情和复杂的象征体系。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古丽夏·托依肯娜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新疆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及特点”的发言，她通过近年来的社会调查对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及历史变迁进行比较研究，获得了新疆哈萨克社会宗教存在状况的一些基本认识。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祥军博士做了题为“阿尔泰山哈萨克游牧民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研究”的发言，他指出哈萨克人正是以四季移动的方式经过与草原长期相互适应后，生成了一套适应草原环境的游牧生态观和环境行为。这种植根于哈萨克游牧民对草原全面认识基础之上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对于维系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马海寿博士做了题为“绿洲生态与新月社区回族生计方式研究”的发言，他从新疆天山北坡绿洲上一个典型的回族村落（新月社区）作为田野个案，以民族学、人类学思路探析回族生计方式的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四、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研究员做了题为“产权变革与青藏高原草原可持续管理——四川省红原县的案例研究”的发言，她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产权排他性，进而在草原使用权私有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管理。她通过对四川红原县的研究，指出青藏高原的草原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其产权非常复杂，应尽量尊重传统社会的管理能力，通过藏族社区和国家协商，建立适当的共管机制，才能促进可持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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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王晓毅研究员做了题为“干旱的社会成因和适应”的发言，根据他在内蒙古什克腾旗的研究发现：第一，水资源减少的不仅仅是降水减少，也同时是水资源利用，特别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竞争性利用所导致的；第二，牧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缩小和草场的破碎化强化了草场的不合理利用，从而降低了牧民适应干旱的能力；第三，以购买牧草为主要手段的适应干旱的措施导致牧民大量借贷，并使他们陷入贫困。但是，牧民适应措施所带来的启示是重要的：第一，通过社会的合作以弱化干旱社会成因的影响；第二，有效的措施需要低成本和富有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杜发春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牧区生态移民的现状分析和政策导向”的发言，他主要就牧区生态移民的主要政策、地方实践、生态移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导向进行了探讨。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夏循祥博士后做了题为“倒置与遮蔽：生态文明观之下的生态移民政策”的发言，他认为：第一，移民是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而不是单纯地减少某一类人群的活动；第二，移民最大的目标应该是恢复生态或者抑制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而不是扶贫或者经济增长；第三，生态移民追求的是现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这一代人的利益为主。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讷木和吉日嘎拉教授做了题为“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与财富分配”的发言，他以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两个牧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工矿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前提下的牧区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他指出牧区GDP含金量并不是历来就低。也就是说，矿产资源大量开发之前的GDP含金量反而高，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而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居民分配到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少。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苏德斯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审视草原地区矿产开发效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牧区为例”，他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四个牧业旗为例，就草原地区地下资源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效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矿产开发业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部分改善了社会基础设施，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矿产开发所带来的发展及其成果，过分集中于相关企业的利润或特定群体的收入水平之提高上，而不是更多地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和改善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荀丽丽博士做了题为“再造‘自然’：内蒙古草原生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发言，她立足于一个位于内蒙古中西部边境的荒漠化草原社区，综合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的视角，探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形态在这一特定的生态区域内的建构与生长过程及其所带来的复杂的生态后果、社会后果和道德意涵。她指出，在国家主义、市场主义和技术主义所面临的环境治理的困境中，赋予地方社区以更多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是中国生态脆弱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余晓燕博士做了题为“干旱下的集约化风险与应对——内蒙古贡格尔的案例”的发言，她认为，一方面，散户圈养作为当地的集约化生产形态，其抗灾能力是有边界的，此边界就取决于散户圈养制度是内在设计；另一方面，牧民调试生产过程的文化资源又部分地来自于他们的传统生产经验，这就肯定了主体能动性之下调和传统与现代牧业生产方式的有限可能。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乌尼尔博士做了题为“几点困惑与思考”的发言，她认为政府高层和学者，基层政府、学者和牧民，政府与牧民，学者与学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从而提出我们是保护文化还是拯救自己？并对牧民合作进行了梳理，探讨牧区成员共同的社会情感问题。

五、青年研究生论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刘明做了题为“移民搬迁与文化适应：以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牧业文化为例”的发言，他主要针对帕米尔高原地区塔吉克族的移民搬迁引起的牧业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第一，在移民搬迁过程中，民族文化的适应策略应给予更多关注；第二，学界由于对移民搬迁中的“人为因素”长期忽视，导致我们对当地移民搬迁者“自力”的忽视；第三，移民搬迁和文化适应是一个“现代化”“城镇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对于移民来说，最痛苦和挣扎的是在时空转换过程中的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罗意做了题为“阿勒泰哈萨克族放牧空间变化与游牧生计变迁——以富蕴县吐尔洪乡为例”的发言，通过哈萨克族放牧空间的变化与游牧生计的变迁，他分析和反思当前牧区的发展路径与理念，并针对放牧空间变化与游牧生计变迁引发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侯豫新做了题为“现代旅游业影响下的游牧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以新疆图瓦人为研究个案”的发言，他主要聚焦于处于现代旅游业影响下的图瓦游牧人群的社会文化变迁，探讨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与环境的变迁问题。他指出，当前喀纳斯旅游业的开发应当向“文化生态旅游型”转型，旅游业的开发应当基于图瓦人传统文化的保护而展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昆做了题为“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现状及其反思”的发言，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现代思想观念的渗透和影响，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开始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时代，积极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寓予的人与自然共荣共存、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内涵的生态伦理知识，探索其对当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深刻价值，已经显得非常必要。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李艳波做了题为“在稳定生计与不平衡的环境之间——内蒙某牧业嘎查牧民的日常畜牧业经营”的发言，她认为畜牧业生产受限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家庭生产生活需求，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决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他们在波动的环境中追求稳定的生计，草原政策需要重视牧民生计的这种嵌入性和综合性的特征。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周涛做了题为“气候变化及其对青藏高原牧区的影响——以西藏林芝县的个案为例”的发言，他主要探讨了藏族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气候变化对畜群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当地牧场资源利用和社会运作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气候变化对高原牧区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牧民应对的措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弹性。除了人类学的研究外，还需借鉴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nlc202309011315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范明明做了题为“游牧民定居对于干旱半干旱牧区社会—生态系统影响研究——以新疆精河游牧民定居点为案例”的发言，她指出：第一，定居后，该地区从天然放牧转向了半农半牧放牧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移民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二，定居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牧户的生活水平，但是却依赖于牧草资源压力的外部转移与对于限制性水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她认为应从更大的时间与空间尺度上评价游牧民定居工程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包红丽做了题为“定居牧民的家庭经营与精神生活——以萨如拉塔拉嘎查牧民调查为例”的发言，她主要探讨了牧民定居的过程以及精神生活的变化，从而反映牧区在牧民人文生态、心态、自然生态三者的结合。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萨谬·巴斯做了关于“‘草原之外’——关于草原人类学资料的探讨”的发言，他认为在中国进行草原人类学研究的本土或外地人类学家，大部分都围绕着生态、人与自然等环境问题、功能主义的解释和民俗研究。他提出通过资料对游牧社会构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认识。

此外，福特基金会的白爱莲女士、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的哈斯朝鲁局长、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旗委书记乌力吉、阿拉善荒漠与草原生态研究所的乌尼孟和等也参加了本次会议，并和与会者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与沟通。通过本次“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从事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及年轻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对话。闭幕式上，麻国庆教授和崔延虎教授等专家、学者分别对此次研讨会给予评价，并共同期待将来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为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责任编辑：刘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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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Literature from “Grassland Ecology and Humanitic Valu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for 30 Years” Conference

LIU 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China）

Abstract：

Sponsor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nd Shihezi University of Xinjiang， the conference entitled “Grassland Ecology and Humanistic Valu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for 30 Years” was held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Scholars made academic dialogues in topics of “Theory and Experienc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Grassland Ecology and Society， Culture” and “Grassland Ecology and Pasto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ference was to make a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and to promote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pastor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grassland ecology； humanistic value； review

篇5：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

内蒙古牧区草原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内蒙古牧区经济在草场建设、畜业建设、畜产品流通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为此,应对畜牧业经济进行创新;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兴牧;健全服务机制,促进畜牧业产业化;加强宣传教育,加大人力资源投资.

作 者：包凤兰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刊 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年，卷(期)：200332(3)分类号：F127.8关键词：内蒙古牧区 存在问题 发展对策

篇6：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研究

我国旅游消费的蓬勃兴起，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样也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坐落于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是我国的第二大少数民族地区，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旅游资源相当丰富，特别适合发展旅游产业，其发展无论是对贵州还是对国家来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概述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3931.12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452万人，占38.98%，其中苗、[1]侗、布依、水、瑶、彝、土家、仡佬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种之多。在贵州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

种民族的民俗文化交相辉映，构成一个绚丽的民族文化艺术长廊。古朴淳厚、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与贵州优美的自然风光相映衬，多层面地呈现出当地旅游资源的丰富多彩。“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大

[2]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就是多彩贵州民族风情的真实写照。

1980年7月，贵州省正式接待了第一个来到贵州的旅行团——港澳师生联运团。从此之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发展自己的旅游业，但发展较缓，速度较慢[3]。十一五以来贵州更加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规划和发展，并出台了《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为贵州旅游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特别是加快国际化、市场化进程，加快与世界旅游经济的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省在旅游方面硕果累累，也为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008年，全省旅游业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发展和谐旅游”为主题，以政策推动、恢复启动、精品带动、市场拉动和“满意”行动为主线，以市场恢复为重点，采取市场化运作，集约化经营，突出我省少数民族旅游项目建设，培育少数民族旅游市场主体，提升发展质量，实现了平稳增长

[4]。

经过近30年的战略实施和艰苦努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全省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已达3000余个，近20万人受益，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从而为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具备发展旅游业的各种资源优势，具体来说包括五点。

2.1 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

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少数民族节日有1000多个，规模较大的有苗族、布依族的“四月八”、布依族的“六月六”、彝族的“火把节”、水族的“端节”、瑶族的“盘古王节”等。“四月八”是苗族人民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怀念祖先、纪念英雄的日子。这一天，他们载歌载舞，以表示对祖先、英雄的景仰和凭吊。布依族“六月六”，是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布依族青年男女在各自约定的地点，白天在歌场上对唱，晚上还到布依村寨里继续对唱，用这种方式表达彼此爱慕之情。“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有的在农历六月初六前后过节，有的在六月二十四日前后过节。节日期间，彝族群众身穿盛装，高举火把，到田间驱除害虫。同时还燃篝火、开晚会，举行赛歌、摔跤、斗牛、敬酒等活动。

2.2 纯朴热情的民族礼俗

贵州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交活动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礼俗，表现了他们热情好客、团结和睦、理智文明的美德。例如苗族是一个十分好客的民族，有“一家客人全寨亲”的风俗；侗家人所讲究的“酒满敬人，茶满送人”等；更有意思的要数各少数民族的婚俗，如苗族的”游方”和“跳场”、瑶族的 “凿壁谈婚”和“埋蛋择婿”、布依族的“丢花包”等。

2.3 狂放热烈的民族歌舞

多民族聚集的贵州，是一个歌舞的海洋。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苗族群众，既有高亢激昂、热情奔放的“飞歌”，也有低回委婉、优美抒情的“游方”，更有质朴庄重的“古歌”和“酒歌”；侗族“大歌”一领众和，高、低声部合唱，歌声宏亮，反映出侗族人民坚强、豪迈的性格；三都一带的水族亦是 1

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常以“摆起白来成山丘，唱起歌来似水流”来赞誉自己的民族。总之，贵州各个

[5]民族都有自己独具风格的歌舞，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

2.4 艳丽多姿的民族服饰

贵州少数民族的服饰至少有上百种，不仅款式丰富多彩，制作技艺精巧，而且内涵深邃广博，堪称“无字史书”。男装一般都比较简单，而女装则多种多样。女装一般又有便装和盛装之分，便装比较简单，没有花饰或花饰很少，是平时穿用的。盛装花饰很多，非常精美，特别富于传统的民族色彩，鲜艳多姿，只有在新婚、节日、集会、走亲访友时才穿。少数民族妇女特别是苗族妇女盛装的制作很费功夫，一般是先分块挑、绣，然后再连缀成套，或是将已作好的各种图案部件分别贴在各个部位。

2.5 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位于隆起的四川盆地与广西盆地之间，属于高原山区。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是古往今来民族交往、结集的大走廊。贵州少数民族大抵渊于古代的百濮、氏羌族系，包括彝族、土家族、羌族，其物质文化特点是且牧且耕、农牧并重；南蛮族系包括苗族、瑶族、畲族，其物质文化特点是“赶山吃饭”的狩猎及山地农耕型；百越族系包括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其物质文化特点是稻作文化型。大山阻隔，交通不便，造成民间的自然隔离，不仅民族之间有不同的文化特点，而且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往往也因为支系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存在差异，形成相当大的差别，由此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意义

贵州是一个内陆省份，工业不发达，却拥有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料，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民族风情丰富多彩的地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1 增加资金积累和经济收入

旅游业是一种投资少、见效快、创汇多、收益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可以为建设积累资金、支持地区经济发展，还有助于在一定范围内拓宽货币回笼渠道，加快货币回龙速度，扩大货币回笼量，因此能够加快资金周转，从而增加资金积累。

旅游者前来旅游，必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消费，从而促进我省各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因而能够提高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收入水平，增加经济的收入。

3.2 为当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经济产业，涉及到社会许多相关产业，包括交通、建筑、通讯、贸易、餐饮服务、文化娱乐等产业。其发展可以增加各区域内的人流、物流、资金和信息的流动，因此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加拿大学者的系统模型理论，旅游业收入每增加3万美元，就将增加1个直接就业机会和2.5个间接就业机会。世界旅游组织研究报告也指出，旅游业每增加一个从业人员，相关行业就增加5个就业机会。

3.3 提高当地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生活习惯的完善

由于大量本地居民从事旅游业或相关行业，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旅游业发展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大量旅游者的来访和城市市民的大量出游，开拓了眼界，丰富了地理、文史和风俗民情等知识，带来了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了对生活的要求。旅游业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城市居民素质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旅游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发展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对弘扬民族文化、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和完善健康的生活习惯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3.4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国家旅游局2006年的旅游宣传主题为“2006中国乡村游”。并且提出了“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的鲜明口号。这为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更为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机遇。在开发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同时，将会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积极进行“村村通”道路建设和旅游区内道路建设，以及村社环境整治活动。以少数民族风情为主的乡村旅游对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农民向非农领域转化，加快了传统的农村种植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

3.5促进当地文化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

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旅游业，不但可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为贵州少数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和谐交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现代旅游，实质是一种地区间的文化交流。随着民族旅游的兴起，可以有效地改变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所处的文化封闭状态，使之经常性地与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不会使当地的文化发生变化，反而会更加有效地保护当地文化的传承。通过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团结进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4.1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而且独特，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纯朴热情的民族礼俗、狂放热烈的民族歌舞、艳丽多姿的民族服饰以及独特的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宣传不力、资金短缺，缺乏旅游管理专业人员等一系列原因，使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至今仍处于起步阶级，需要回忆发展步伐，向综合化、多样化、精品化、集群化方向发展。“十一五”期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总收入实现年均25%以上增长，2010年，旅游总收入将达800亿元以上。虽然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这并不是跟我们的资源利用成正比的，我们应该能够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

4.2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就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目前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来分析，凸显存在着5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4.2.1 缺少旅游精品

尽管我省近年来的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是总体来说我省基本上没有精品旅游路线。我省的入境旅游消费者大多是单次游客，我们的景区之所以留不住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能让游客满意的“精品”。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纪念品虽然具有一定的地方民族特色，但是品种太少，而且大同小异、品位较低、质量较差；产品制作工艺粗糙、档次低且很少有收藏价值，由此造成的旅游纪念品收入所占整个旅游总收入的比重较轻。

4.2.2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

旅游设施简单，公共设施、通讯设施建设薄弱，娱乐设施建设单一，配套设施不完善多种因素严重制约了旅游的“游兴”和降低旅游经济效益的产生。在我省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车辆过于陈旧，舒适感差、车况不好，旅游路途辛劳，公共设施薄弱，如上厕所难、打电话难、洗澡难等问题普遍存在，缺乏完善的配套设施，部分地区对旅客的最基本“食、住、行”要求都难以满足，造成游客除了必要的旅途花费和游览时间外，不愿多滞留景区。

4.2.3 宣传力度不够

近几年来，虽然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开展了多次旅游推介活动，例如“爽爽的贵阳”、“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安顺（龙宫）油菜花旅游节、台江施洞龙舟节等，但就其资源与知名度相比，其宣传力度显然是不够的，造成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仍处于“地处深

[6]山少人知”的状态。

4.2.4 盲目开发和缺乏保护

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划，有些地区为了发展经济，盲目开发，不惜牺牲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环境的破坏为惨重的代价，造成了“先开发，后治理”的传统开发方式，最终经济没有搞上去，反而得花费更多的人力、财力来做好治理工作，可以说是得不偿失。

4.2.5 缺乏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管理水平较低，缺乏经营管理服务人才，尤其缺乏旅游规划、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景点导游、宾馆服务员等旅游岗位服务人员的素质不高，适应不了旅游新兴产业发展新需要。旅游业的发展速度、除了靠党委、政府重视，加大投入之外，亦决定于管理水平的高低。

所谓旅游管理，就是包括对旅游景区的保护、开发和建设。组织旅游推介促销，建立培养导游队证，推动服务；行业的发展和服务质量的提高等等。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针对以上我省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在发展中呈现出来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资源优势，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对策。

5.1打造旅游精品并不断增加旅游产品的附加值

随着现代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单纯观赏性的游览式旅游已远远不能完全满足游客求新奇的心态，动态的、参与性的游览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贵州少数民族节庆丰富多样，形式各异，有很好的开发基础，可以在这些基础上加大开发力度，利用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节庆资源，着重发掘、提炼和开发以民族歌舞、民族体育、民族节庆、民风民俗、民族饮食文化、民族宗教、民族建筑等活动内容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以形成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系列和一批精品民族文化旅游路线，增加旅游产

[7]品的附加值。

5.2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要加快旅游公路的建设步伐，公路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注重旅游公路建设，有利于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打破区域界限，联合组织策划别具一格的旅游活动，举办推介会、旅游艺术节等形式展现旅游形象，吸引招徕国内外游客，开拓市场，促进市场互动；其次再建设与旅游业发展有关的各

[8]项基础设施，例如满足吃、住、购、娱和乐的各项设施。

5.3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来加大宣传力度

5.3.1应用新媒体网络来宣传

宣传贵州民族地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工程，在时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下，我们应大力开发应用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的网络新媒体，这样才能打破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受地域限制的弊端。因此，贵州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大建网站，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来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5.3.2 借用品牌媒体来宣传

贵州民族地区应巧借品牌媒体来宣传自己。例如：黔东南州得到国家旅游局的支持，邀请加拿大新时代电视台“时代杂志摄制组”、加拿大星岛日报、加拿大“至尊假期”旅游公司等三家经营中国旅游产品的旅行社于2007年7月19日到隆里古城考察并拍摄专题片，目标直指加大黔东南的民族文化旅游在海外的宣传力度和影响。这些著名媒体由于权威性高、受众面、影响力大，让贵州民族地区以少数

[9]民族原生态文化中心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从而大大提高贵州民族地区的知名度。

5.3.3 巧借歌舞产品来宣传自己

贵州民族地区还要巧妙借用歌舞来宣传自己——让这些原生态艺术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出现在千万观众面前，就等于是将自己推在千万观众朋友们的面前。例如：“行云流水”的苗族飞歌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这两种原生态的艺术形式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中屡放光芒；“苗族歌后”阿幼朵，她不但在青歌赛中获得佳绩，还光荣地做为少数民族代表去维也纳金色大厅一展歌喉，让外国朋友欣赏到苗族飞歌的魅力。

5.4 正确处理好民族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一方面要树立和采取保护地方文物资料的意识和手段，使少数民族群众能辩证的对待自身的传统生活方式，防止民俗被同化和庸俗化；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

5.4.1 在开发中保护

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群体一致认同，经过世世代代传承、淘汰而得以保留，至今仍为本民族共同遵守的行为范式、价值体系、民间信仰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旅游开发中迅速，但由于认识还很不到位，许多旅游经营者还是把片面追求旅游规模、争取游客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破坏性开发。例如，一些珍贵文物因过度开发而遭破坏，一些传统风俗也因被过度舞台化、艺术化

而失去了原有韵味和风貌。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民族文化生态十分脆弱，一旦遭到破坏或毁灭，就再也不可能重现。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民族旅游时，一定要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5.4.2在保护中开发

诚然，民族旅游开发给民族文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坚决反对以“保护民族文化”为名来限制民族旅游业发展的行为。保护不是保守，更不是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因为这与社会经济发展主流相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不相符。采用封闭式、隔离式的保护违背了少数民族人民追求富裕和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其本质是阻止民族文化的进步。总之，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性开发”的道路[10]。

5.5 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人才的培训力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我省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以旅游业为新兴产业的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最缺乏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思路和人才，我们可以采取送出去和请进来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为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界造就一批文化素质高，专业知识强的管理、导游及服务人才，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结束语

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于贵州来说，想要更好的发展好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我们必须要深入了解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的特色，充分发挥各民族地区的旅游优势，并根据这些优势更好的发展其地区经济。同时我们还要预见在旅游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早做出相应的措施，尽量避免其发生，影响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长远发展，从而更好的为“多彩贵州”创造出一番新的旅游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