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2022-04-30

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本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近年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区市为提高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水平，不断追赶超越东部地区作出了持续的努力与充分的推进。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篇1：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机制研究

【摘要】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去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机制是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途径。本文从社会资本与社会稳定间的关系出发，将社会资本的影响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分析，提出了从改善社会资本环境、加快地域经济发展、推进文化交流整合、引导宗教信仰发展等四个方面积极构建社会稳定机制。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稳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机制构建

社会稳定在当代中国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没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就不会有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更不会有全国的社会稳定。当前，维护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社会资本理论在强调人与人之间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中所追求的协作、和谐与社会稳定的目标相融合。中国传统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民族特征（宗教）对于其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机制是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途径。

一、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新经济社会学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新兴且发展十分迅猛的理论。最早独立使用社会资本的是汉尼芬（Hanifan），他用其来说明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同对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Goleman）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论述意大利民间团体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人际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感之类的一些特征，他们能促进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协同合作、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协调社会互动提高社会效率。1995年，美籍日本人福山（Fukuyama）在《信任，创造社会财富与经济繁荣》一书中提出，社会资本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它们包括诚实、互惠和信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视社会资本是一种自觉形成的社会规则。它体现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中，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它只有建立在民间团体和组织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才可能是稳定的。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解释，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大都是从社会关系这一角度来进行阐述的，都包含了社会资本的几个关键核心点：社会团体、信任、社会规则、协同合作。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西部少数地区民族文化、道德伦理、宗教观念及民族和谐基础之上，蕴含于西部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之中的。该社会资本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它的形成与发展根植于西部少数民族特有的生存、生产和社会形态，与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观念、道德伦理、民族经济等因素息息相关，不仅关系到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的发展，而且关系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步、生态环境的保护、民族的平等团结以及国家的政治安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个民族因其特有的民族特点而区分为不同民族群体并呈现一定的民族差异。这些民族差异表现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而这些迥然各异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之间极易发生冲突，政府部门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会导致冲突加剧。因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往往涉及到整个民族或许多民族，有时一个地区发生的民族社会问题，可能对其他地区同一民族都产生影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社会稳定学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或治理社会不稳定的关键是消弱或者消除社会人群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斗争。而社会资本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信任、协作、互惠、规范与网络关系可以消除、弱化人群利益矛盾和冲突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因此，通过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途径研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社会资本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作用

1、对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1）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改善。首先，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个体居民利用它作为纽带或介质可以集中大量的物质资源。其次，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支持性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化解居民生产和生活风险，起到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环境恶劣、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体居民抵御灾害能力十分有限。社会资本可以小范围地解决互助、贫困以及医疗、教育支助等问题。最后，社会网络可以为居民就业提供信息来源，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

（2）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行为不断规范、群体间关系逐步协调。首先，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规范居民行为、促进合作，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作为社会资本的互惠规范是对互惠的一种规制和约束。互惠规范可以促进互利主义道德观念在群体中的普及和发展，从而有效抑止自我主义和利己主义道德观念。因此，基于信任和规范的社会资本有助于规约人们的行为，达成相互的沟通、理解和合作，并在重复博弈中形成固有的惯例、规范和遵规行动，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其次，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协调不同价值观和利益冲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存在着较强的利益冲突和信念冲突。而不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诉求和沟通途径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民间组织和中介机构等社会资本网络可成为民众的发泄渠道，可有效减少、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和信念冲突，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相处融洽。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越有利于公共精神的形成。同时，公民参与网络最终会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和社会信仰。这种价值观和社会信仰的认同，能够指导和调节个体和群体的行为。由网络中形成的社会资本使各少数民族间更加融洽地相处，凝聚力明显地增强，从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4）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宗教信念、民族习俗可以有效解决政府和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民族地区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政府调控机制又不能够延伸到各个地区。对于政府和市场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有效的社会资本，如宗教信念、民族习俗等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宗教具有庞大的组织机构，通过一个共同的宗教信念把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们聚集起来，遵守共同的市场规则，共同参与各种市场经济的活动，从而实现其良好的引导作用。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习惯，通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对市场经济有利方面的民族习俗社会资本积极发挥、利用来发展本地区的经济以提高社会稳定因素。

2、对社会稳定的消极作用

（1）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西部许多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大跨度的社会形态转变，大多数地区从自给半自给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巨大的社会制度变迁造就了十分突显且影响深远的社会资本时差现象。直接表现为这些地区在完成社会制度形态的转变后，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的农业性特征并未得到扭转，甚至由于文化的保守性使之更加强化。社会资本中的消极因素长期固化，使得经济增长速率缓慢。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等发达地区，东西部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

（2）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宗教信仰集中地，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东巴教、毕摩教等都集中在这里，宗教文化成为西部少数民族社会资本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它在西部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已成为人们思想文化的中核，渗透到教育、生活和传统习俗的各个领域。而宗教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显而易见，如藏传佛教重来世轻今生、重精神寄托轻物质消费的价值观极大限制了扩大再生产；伊斯兰教教旨导致的宗教冲突对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宗教文化天然形成的封闭、自我循环的文化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着异质文化的冲击，极易造成人们思想的僵化，不利于构建积极的社会资本，在极端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极为不利的社会安全问题。

（3）西部少数民族亲缘体系弊端的存在，制约着社会稳定。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人际交往主要局限在家庭内部，再逐渐扩大到亲戚邻里。亲缘信任体系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封闭的、狭隘的信任体系，会阻止家族成员接受外部环境的有益影响，会引发对非群体成员的不信任、褊狭甚至仇恨和暴力。一旦民族情感或民族意识被触发，往往会表现得异常强烈，极易引发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最终导致社会信任程度下降。因此，存在严重弊端的亲缘信任体系的封闭运行与日益强化，不仅弱化了社会资本的聚合能力，阻滞了社会资本要素的流动步伐，而且给以尊重法律、崇尚制度、平等自由、追求和谐为支撑的新型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产生了严重制约。

（4）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消极心理和文化负作用于社会稳定。文化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文化的贫困会导致经济的贫困。人类学家刘易斯首先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并分析到：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中国民族地区的文化总体上讲是一种贫困文化，民众价值观品位低、小农意识强，思想比较封闭、守旧，平均主义的消极心理严重。同时，民族地区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汇聚地。这些不同的文化，一方面产生了影响社会发展的保守心理、自卑心理、狭隘的地域认同意识等等，另一方面产生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平均主义心理、单一民族认同心理、民族偏见心理、民族歧视心理、民族分离心理等消极心理。各个文化之间缺乏相互联系性和相互依赖性，不但很难沟通，而且比较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平衡、收入差距和各种矛盾被不断放大，激发民众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影响着社会稳定。

三、社会资本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

1、改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环境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作为其社会共同体所特有，对维护民族认同与团结，促进民族壮大与发展至关重要。改善西部少数民族社会资本环境作为促进社会资本进步的重要手段，必须改变大汉族主义思想和漠视少数民族发展的倾向，纠正对少数民族的扶持仅仅限于给钱、给物等接济行为的狭隘认知。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人口意愿和保证民族地区社会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切实将以人为本、保护为主作为西部少数民族发展最基本的定位，将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和提升作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采取坚决的措施，创造良好的环境，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如通过广播宣传、电视教育、开会论证、座谈交流以及加强沟通等方式，全力营造尊重知识、科学民主、敢于创新的社会环境，营造出健康、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资本环境，培养出融合区域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科技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于一体的文化生态系统。

2、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是维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穷造成的。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相对封闭和历史发展的原因，西部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边远山区及贫困地区，基本游离于现代社会文明之外。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民族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严重失衡，差距越拉越大，民族地区民众难免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心存压抑和不满。在这种情形下，经济问题容易转化为社会问题。要从制度上向西部各族人民的利益倾斜，经济发展能保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富有成效，从而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既有利于民族社会的均衡和平衡的调整，也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稳步增长，保持民族地区的经济稳定。

3、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整合

西部少数民族社会资本的某些历史积淀已成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痼疾，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不断推进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整合。民族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其民族特色产品和民族文化，民族特色产品在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因此，必须把打造优势民族文化产业作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在加强保护原有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推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民族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工艺、建筑、风情、服饰、饮食等文化艺术品牌，创造更多更好符合市场需要、满足群众需求的民族文化产品，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经济优势。充分利用发达地区文化溢出效应和知识经济浪潮的优势，以交通、通讯、媒体等现代传播手段和工具推动文化交流与互动，不遗余力地促进西部少数民族社会资本与国内外先进文化的借鉴与融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产生新的社会资本因子。加大西部民族地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力度，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积极参与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多边合作。

4、引导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相适应

宗教问题是一个敏感性问题，能否引导宗教与我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对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引导宗教不是要求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国家的社会制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宗教活动、宗教团体及宗教组织的有关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必须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民族地区宗教林立，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恶势力”蠢蠢欲动，宗教成了境内外敌对分子颠覆和分裂国家的主要工具。必须加快宗教立法，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击。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支持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引导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党和政府积极的引导，同时也需要宗教界自身不断努力。此外，要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

【参考文献】

[1] 黄锐：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7（6）.

[2] 姚福喜、徐尚昆：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进展[J].全球视野，2008（5）.

[3] 王晓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演化的探析[J].生产力研究，2005（6）.

[4] 赵曦、成卓：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建设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12）.

[5] 辛文卿：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联分析[J].前沿，2010（23）.

[6] 谢俊春：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及其实现途径[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1）.

[7] 高永久：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思考[J].兰州大学学报，2003（3）.

[8] 周立军：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政治与社会，2010（6）.

[9] 吴永刚：宗教问题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11）.

[10] 何高娃：论民族政策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11）.

（责任编辑：林志红）

作者：付泳李珂孙玉伟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篇2：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态势调查及路径探析

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与本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近年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区市为提高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水平，不断追赶超越东部地区作出了持续的努力与充分的推进。

中国经济社会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正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格局，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勾勒出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宏伟蓝图。正如全会公报中所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要注重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1]以此为基本遵循，认识和理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现代化其核心内涵也必然是人的现代化。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以人为核心的

社会现代化评判标准

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系统讨论“现代化”问题，对现代化的认识以及标准的界定在不断精细化、具体化。最早的现代化标准集中于从人口、商业服务、环境、教育、管理等社会领域来考虑。从社会学视域定义现代化，它是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转变过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变化。[2]美国的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从人的角度论述了人的现代化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他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人的现代化，就是要造就“具有现代知识、现代观念和现代行为方式的科学化的人。”这是未来社会所达到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人的思想观念是人的心理态度或价值观念形态，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价值信仰和态度。它包括人的价值、认同程度、态度、思想等，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起着提高人的素质和引导人行为的作用，它相对稳定和不易改变。[3]

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进行判断和预测，其核心与本质就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人的现代化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观念、素质、行为以及与人有关的制度的变化。依据英格尔斯的观点，如果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看，实现人的现代化，就是推进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包括人的素质能力、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现代转型。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我国整体发展格局中仍相对落后，社会现代化水平尤其是人的现代化水平与东部发达省份地区存在一定差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整体素质、行为方式和生产生活观念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社会现代化的判断与评价既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发展成果的客观测度，也是审视和检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问题及风险的必要途径。

本文立足于西部不同省区市发展特征与现实状况，以社会现代化的内涵为理论基础，围绕人的现代化，依据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借鉴东部发达省份地区社会现代化评价的相关成果，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评判标准，操作化为人的素质现代化，行为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三个二级指标以及具体的三十个三级指标（每十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每万人拥有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机构数;第三产业人员占比，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每万人接受创业服务人数;城市污水处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社会服务综合指数等）的判断指标体系，并以东部的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三个省份2018年的平均值作为达到一定现代化程度的参考值。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

静态与动态综合判断与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部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及东部三省2014-2018年的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进行综合判断与分析，得到2018年6省区社会现代化静态综合得分排序依次为：浙江、江苏、广东、宁夏、内蒙古和广西。2014-2018年6省区社会现代化动态综合得分排序无变化，依次为：浙江、江苏、广东、宁夏、内蒙古和广西，静态得分与动态得分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

从静态分析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的浙江、江苏、广东三省排名稳居前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整体表现良好，其中宁夏综合和各分项指标评判得分、排序相对靠前。2018年宁夏的观念现代化水平居于前列，其中宁夏2018年污水处理率95.5%，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为20.38%，均处于西部较高水平，说明宁夏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现代化综合评分虽然稳定但也较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草原牧区疾病丛生，地方病、传染病猖獗，蒙古族人口平均寿命低至19.6岁。随着七十年来医疗卫生机构迅速发展壮大，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族人口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目前预期寿命已提高至75.8岁。广西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和其他各省市区有一定差距。广西每万人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量低于1项，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低于1800元，文化投入支出比重较低。广西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改革开放起步晚，发展慢，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大。2018年广西每万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低于21人，人员就业结构有待优化;恩格尔系数高于28%，居民总体生活水平有待提高。

从动态分析结果来看，2014-2018年间，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現代化综合得分较高，排序靠前且稳定，这说明三个省份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水平在6省区市当中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发展态势良好。广西社会现代化综合评分较低，位列6省市末尾且发展较为缓慢，该地区社会现代化水平仍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其发展态势仍有充分展开的空间。从变化趋势看，2014-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现代化发展较为理想，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水平的综合得分稳中有进，发展的稳定性、韧性明显增强。2014-2018年间，宁夏回族自治区主要指标变化均呈现向好发展的趋势。宁夏全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尤其是加大民生问题改造。2014-2018年间，宁夏每十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从2255人增加至2379人;每万人拥有公共卫生机构床位数由49.14张增长至59.59张;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从1416.4元迅速增加至2139.5元;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17.9平方米增长至19.17平方米;社会宽容程度的评判得分也从5.75分增加至7.34分。可以看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宁夏正努力建设一个居民素质更高、生活更加丰富、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有保障的现代化社会。

总体分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水平同东部发达地区仍有一定差距，随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战略方针的实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水平整体呈现出稳定和上升趋势，且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从静态分析结果来看，例如素质现代化维度，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得分最高的宁夏与东部得分最高的浙江省差距仍较大，这和东部地区开放较早有关。东部地区长期的发展积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才和技术优势，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高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与开发经费在GDP的比重较高;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水平发展的稳定性方面，东部的江苏、浙江、广东省发展始终稳定在较高水平。在发展的动态趋势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宁夏发展态势较好，五年间发展稳步向前，而广西和内蒙古发展的波动则较大。综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近年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区市为提高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水平，不断追赶超越东部地区也作出了持续的努力与充分的推进。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以人为核心的

社会现代化实现路径

（一）切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贯彻新发展理念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实力得到显著提升，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在2020年突破一百万亿元，发展前景良好。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但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落后的经济状况仍旧是制约总体发展水平的短板之一。因此应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的指导，将“协调”作为衡量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此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单一的产业结构与有限的国内外市场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充分利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且多样的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延长产业链从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同时提升产品的管控，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积极引入国内外制造业相关的先进技术，减少制造业对环境造成的负担，坚持绿色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寻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坚持高质量的发展模式，從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的发展困境。

（二）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不同于我国东部地区密集的人口特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理面积广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因此不利于形成类似于东部地区高度集约的城市群。人口分布分散意味着城市群需要较强的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从而吸纳不同的人群向城市聚集，以实现城镇化的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应当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提升重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强不同城市之间的沟通合作，从而提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力。城镇化并不意味着单独发展城市，而是建立在城乡协调基础上的综合发展。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工农城乡关系，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既要有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又要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促使乡村人口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以推进城乡和区域实现协调发展、融合发展。

（三）加强教育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相结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推动教育现代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途径。与东部发达省份地区相比，现阶段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仍较为低下，教育理念较为落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联系与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教育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动力不足。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人的生活理念和行为方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应加速推进教育市场化进程，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生活网络和生活资源的扩展与教育相结合，通过增加教育投入，调整教育结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整体教育水平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方式朝着更为先进的方向发展，进而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素质、行为和观念的现代化发展。同时，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和人民思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还应及时调整教育的理念、方式和策略，加快发展“互联网+教育”，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使教育能够及时回应人民生产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2020年10月26日.

[2]洪银兴.社会主义现代化读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第4页.

[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区域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400页.

作者简介

高鹏西北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作者：高鹏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论文篇3：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摘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在整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系统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决定着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操作系统运行的成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选取必须遵行相关性、全面性、重点性、操作性等四大基本原则;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分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宗教认同和风俗习惯认同五个方面，共四级指标，合计60个指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采用“中阈值” 法。

〔关键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

〔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系统是通过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现状、走势的分析与预测，从而对其运行中出现的失调、失序、失范、失误等问题及早发出警报的一套制度和方法。它在结构上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和政治稳定预警操作系统两大部分构成。其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指标体系中能够反映该地区政治稳定状态的各种因素的数值系统，它在整个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系统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决定着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操作系统运行的成败。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预警指标的选择与指标体系的设计是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系统的一项核心工作，必须遵行下列四大基本原则：

（一）相关性原则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性”原则是指，在具体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时，必须在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具体因素中去选择，任何无关指标均不应出现在预警指标体系中。

（二）全面性原则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全面性”原则是指，在具体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时，必须囊括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全部因素，不应忽略任何“微小”因素。笔者非常赞成学者肖飞的观点，他认为：“在目前完整科学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我们还可先设立若干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特别密切关联的社会指标作为预警参照的核心指标。”〔1〕尽管他针对的是我国的社会稳定预警指标系统，但和我国整体国情一样，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存在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每个地区、每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影响因子均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力求构建一个通用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是十分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先设立若干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有特别密切关联的预警指标作为预警参照的核心指标，即民族类、政治类、经济类、宗教类和生活习俗类五大类指标系统。

（三）重点性原则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重点性”原则是指，在具体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时，虽然必须囊括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全部因素，不应忽略任何“微小”因素，但在具体选择时却必须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

中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已经设计出的一系列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中无不遵循“重点性”原则。学者宋林飞1989年提出“早期社会风险预警指标”，其中涉及四类不同指标：（1）痛苦指标;（2）腐败指标;（3）贫富指标;（4）不安指标。1995年宋林飞又根据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与国际环境五个领域对这些指标进行补充和修改，进一步将社会预警指标丰富化、严谨化。1999 年，鉴于定量化的困难，他直接利用各部门的公开与内部统计指标，又将社会风险监测与报警指标分七大类、40个指标：（1）收入稳定性;（2）贫富分化;（3）失业;（4）通货膨胀;（5）腐败;（6）社会治安;（7）突发事件。〔2〕

（四）操作性原则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操作性”原则是指，在具体构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时，必须注意所选指标的可操作性：一是指该指标的可量化性;二是指该指标的可测得性。因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能够表达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信息的、反映政治敏感和热点问题的大量单项指标所构成的指标集合，即“指标体系”。理论上要求每一个单项指标能够清晰地标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系统运行某一方面的状况是否正常，是否达到或超过了可能威胁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的临界阈值;要求指标体系能够从整体上对民族地区政治系统运行是否稳定和安全做出把握和判断。同时，还必须通过对指标之间函数关系的定量识别，力求使每一个指标能够以精确的数量来进行计算、表达和操作，对一些定性的指标进行规范化、权重化处理，使其定量化，从而大大增强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另外，还需要确定指标的差别规则，尤其是要判别指标的初值、等级、分类规则、临界阈值等，以达到对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状况的等级进行划分的要求。〔3〕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结构分布根据上述四大基本原则，我们设计了“三级叠加，逐层收敛，系统耦合，设定阈值，规范权重，统一排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总体层、系统层、指数层三级结构。其中，总体层表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的总体水平与态势。系统层表达支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与安全的五大基本子系统的水平与能力。它由具有内部逻辑自洽关系和函数关系的五个子系统组成，即民族类、政治类、经济类、宗教类和生活习俗类五大类指标系统。指数层表达每一个子系统的状态、行为和变化等的原因和动力，共计由 60个指数构成。〔4〕

具体而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分为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经济认同、宗教认同和风俗习惯认同五个方面，共60个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1个，二级指标5个，三级指标15个，四级指标39个。

（一）民族类预警源：民族认同指标体系

民族认同机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基石，它奠定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血缘基础。学者郑威认为，一个具体的民族或族群无疑是另一个重要的表述单位和认同依据，与所谓“民族—国家”的政治性单位表述并不一致，它不仅通过诸多可量化的指标，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自然生态、共同的经济方式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因素“客观”地确认边界，同时，它更需要在各种复杂的族群关系互动中，自主选择在特定语境中最符合族群利益的价值认同。〔5〕

我国学者郝时远先生则认为：“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是多要素的，即往往同时包括民族归属感、语言同一、宗教信仰一致和习俗相同等。”〔6〕我国学者徐晓旭认为，民族认同不仅是一个认同“自我” （self）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与“他者” （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区分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认同就是一个民族如何看待“自我—他者”的问题，如何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分界限的问题。〔7〕

而西方学者巴斯则认为，民族认同的最重要价值与族群内部的活动联系在一起。〔8〕

因此，在民族认同指标体系中，我们设计了3个三级指标：民族国家认同指标、民族关系认同指标和民族自身发展认同指标，3个三级指标又分别包括7个四级指标，其具体结构如下：

1.民族国家认同指数：

（1）国家认同指数

（2）文化认同指数

（3）语言认同指数

2.民族关系认同指数

（1）民族平等性认同指数

（2）民族互助性认同指数

3.民族自身发展认同指数

（1）民族独立性认同指数

（2）民族自强性认同指数

（二）政治类预警源：政治认同指标体系

政治认同机制是五大认同机制的核心，它奠定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制度基础。政治认同机制主要有三大认同客体：一是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二是政治过程合理性认同;三是政治效果公平性认同。

事实上近期埃及政治转型出现的问题就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政治认同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及其认同客体的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富认为：“要解决埃及长期积累下的一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不但需要时间，在相当程度上还需要能够凝聚整个公民社会的意志。” 〔9〕

而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总体上趋于稳定的政治发展也是很好的范例。日本《外交学者》2013年6月14日发表作者署名为唐文方（音），标题为《在中国，政府为人民？》的文章指出：“我们参与的一个全国性面访调查发现，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极高。根据对随机访问的3763名中国人的调查，民众对北京的平均支持率约为8分（满分是10分）。这一数字也与近来的其他调查相一致。”〔10〕

因此，在政治认同指标体系中，我们设计了3个三级指标：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标、政治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标和政治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3个三级指标又分别包括8个四级指标，其具体结构如下：

1.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数

（1）政治制度认同指数

（2）主流政治文化认同指数

2.政治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数

（1）治理精英选择认同指数

（2）精英决策认同指数

（3）政治廉明认同指数

（4）政治参与认同指数

3.政治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数

（1）历史公平性认同指数

（2）非民族差异公平性认同指数

（三）经济类预警源：经济认同指标体系

经济认同机制是五大认同机制的核心，它奠定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基础。经济认同机制主要有三大认同客体：一是经济制度合法性认同;二是经济过程合理性认同;三是经济效果公平性认同。

事实上，近期埃及政治转型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经济认同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及其认同客体的内容。李国富认为：“穆尔西没有兑现他在大选时许下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会认为，换一个总统，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11〕

美国中东研究所分析师阿纳尼认为，在严重对立的政治生态中，穆尔西没有以积极对话姿态回应反对声音。〔12〕

的确，穆尔西上台后，针对埃及社会的长期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承诺一度让民众抱有期望。然而，大部分目标一年后没能实现。〔13〕因此，一年多来，民众发现经济形势没有改善，生活负担甚至更加沉重，于是再次来到解放广场，反对他们曾经拥戴的穆尔西。〔14〕

同样，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如“瓮安事件”、“府谷事件”、“惠州事件”、 “普洱孟连事件”等等也是经济认同在政治稳定中不能发挥有效功能的典型案例。从贵州、陕西、云南到广东、上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如果我们把上述问题归结到“一些人”身上、归结为“工作方法”问题，这是十分危险的。

中国大陆资深评论人士王龙认为：“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15〕

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郑方辉教授认为，公众幸福指数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强正相关，经济越发达地区幸福指数越高;幸福指数受公众背景因素影响明显，收入高等对幸福指数产生正向作用。〔16〕

因此，在经济认同指标体系中，我们设计了3个三级指标：经济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标、经济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标和经济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3个三级指标又分别包括10个四级指标，其具体结构如下：

1.经济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数

（1）所有制制度认同指数

（2）分配制度认同指数

2.经济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数

（1）产业政策认同指数

（2）就业政策认同指数

（3）社会保障政策认同指数

（4）商品流通政策认同指数

（5）消费政策认同指数

（6）税收政策认同指数

3.经济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数

（1）历史公平性认同指数

（2）非民族差异公平性认同指数

（四）宗教类预警源：宗教认同指标体系

宗教认同机制是五大认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奠定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宗教认同机制主要有三大认同客体：一是宗教权威性认同;二是宗教合理性认同;三是宗教平等性认同。

事实上近期埃及政治转型中出现的“宗教路线之争”问题也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宗教认同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认同客体的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李国富认为，宗教 “路线之争”分裂埃及，“以穆尔西及其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与以“全国拯救阵线”为代表的世俗自由派的对立由来已久。〔17〕学者刘辉也认为，阿拉伯主义认同是宗教、民族、文化的混合物，宗教是核心部分。〔18〕而事实上近几年来我国新疆、西藏、四川等民族地区出现的政治动乱事件，大多以宗教冲突的形式出现。

因此，在宗教认同指标体系中，我们设计了3个三级指标：宗教权威性认同指标、宗教合理性认同指标和宗教平等性认同指标，3个三级指标又分别包括8个四级指标，其具体结构如下：

1.宗教权威性认同指数

（1）宗教合宪性认同指数

（2）宗教规范性认同指数

2.宗教合理性认同指数

（1）宗教群体性认同指数

（2）宗教禁忌性认同指数

（3）宗教道德性认同指数

3.宗教平等性认同指数

（1）民族内部宗教信仰自由认同指数

（2）其他民族宗教信仰认同指数

（3）其他民族无意伤害宗教信仰的容忍度认同指数

（五）生活习俗类预警源：生活习俗认同指标体系

民族风俗习惯认同机制则是五大认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润滑剂。民族风俗习惯认同机制主要有三大认同客体：一是生活习俗权威性认同;二是生活习俗合理性认同;三是生活习俗平等性认同。

因此，在生活习俗认同指标体系中，我们设计了3个三级指标：生活习俗权威性认同指标、生活习俗合理性认同指标和生活习俗平等性认同指标，3个三级指标又分别包括6个四级指标，其具体结构如下：

1.生活习俗权威性认同指数

（1）生活习俗规范性认同指数

（2）生活习俗集体性认同指数

2.生活习俗合理性认同指数

（1）生活习俗周期性认同指数

（2）禁忌性生活习俗认同指数

3.生活习俗平等性认同指数

（1）其他民族无意伤害生活习俗的容忍度认同指数

（2）其他民族生活习俗认同指数

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分布（一）预警指标体系权重指数分布的常用方法

在任何预警系统中，一旦预警指标体系确定下来，就必须解决各级指标的量化问题，即确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分布。这一点得到学者鲍宗豪的认同。〔19〕而在确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分布方面，对指数的使用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小阈值，即0.1-1;二是中阈值，即1-10;三是大阈值，即10-100。需要指出的是，三种权重指数方法各有优缺点：小阈值的优点是精确度高，但其缺点是一旦预警指标较复杂且层级较多时，其量化的难度较大。因此小阈值往往适合于预警指标比较简单的预警指标系统。而大阈值的优点则是能应对预警指标较复杂且层级较多的复杂预警指标系统，但其缺点是精确度往往较低，各种预警状态之间的差别往往无法体现透彻。而中阈值的优缺点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预警理论研究中，小阈值和大阈值的使用往往比较普遍。阎耀军在构建社会稳定预警指标系统时，认为，“社会稳定的程度（SHWD）在定量化评估看来，它是0-1之间的一个数值。”〔20〕而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广东公众幸福指数测量报告》则采用大阈值显示。该报告显示，2012年度广东全省21个地市幸福指数均值为61.94，比2011年度（61.31）和2010年度（60.79）有所提高，但得分仍偏低。〔21〕

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的权重指数，我们采用“中阈值” 法。这是因为一方面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的精确度要求较高，必须准确地预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的发展变化状况，很显然“大阈值” 法无法满足此要求;另一方面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系统十分复杂，又分为三个层级，显然“小阈值”法无法满足各级指标的量化要求。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的权重指数分布

1.一级指标，即综合指标（ZZWD）为0-10。

2.二级指标，即分类指标（ZZWD2）：民族类分类指标为 0-3;政治类分类指标为 0-2;经济类分类指标为 0-2;宗教类分类指标为 0-2;生活习俗类分类指标为 0-1。

3.三级指标，即监测指标（ZZWD3）：

（1）民族类监测指标：民族国家认同指标为0-1.5;民族关系认同指标为0-1;民族自身发展认同指标为0-0.5。

（2）政治类监测指标：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标为0-1 ;政治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标为0-0.8 ;政治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2。

（3）经济类监测指标：经济制度合法性认同指标为0-1;经济过程合理性认同指标为0-0.8;经济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2。

（4）宗教类监测指标：宗教权威性认同指标为0-0.8;宗教合理性认同指标为0-0.6;宗教平等性认同指标为0-0.6。

（5）生活习俗类监测指标：生活习俗权威性认同指标为0-0.4;生活习俗合理性认同指标为0-0.4;生活习俗平等性认同指标为0-0.2。

4.四级指标，即量化指标（ZZWD4）：

（1）民族类量化指标：民族国家认同指标为0-0.5;民族文化认同指标为0-0.5;民族语言认同指标为0-0.5;民族平等性认同指标为0-0.5;民族互助性认同指标为0-0.5;民族独立性认同指标为0-0.3;民族自强性认同指标为0-0.2。

（2）政治类量化指标：政治制度认同指标为0-0.5;主流政治文化认同指标为0-0.5;治理精英选择认同指标为0-0.2;精英决策认同指标为0-0.2;政治廉明认同指标为0-0.2;政治参与认同指标为0-0.2;政治效果历史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1;政治效果非民族差异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1。

（3）经济类量化指标：所有制制度认同指标为0-0.5;分配制度认同指标为0-0.5;产业政策认同指标为0-0.1;就业政策认同指标为0-0.1;社会保障政策认同指标为0-0.2;商品流通政策认同指标为0-0.1;消费政策认同指标为0-0.1;税收政策认同指标为0-0.2;经济效果历史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1;经济效果非民族差异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1。

（4）宗教类量化指标：宗教合宪性认同指标为0-0.4;宗教规范性认同指标为0-0.4;宗教群体性认同指标为0-0.2;宗教禁忌性认同指标为0-0.2;宗教道德性认同指标为0-0.2;民族内部宗教信仰自由认同指标为0-0.2;其他民族宗教信仰认同指标为0-0.2;其他民族无意伤害宗教信仰的容忍度认同指标为0-0.2。

（5）生活习俗类量化指标：生活习俗规范性认同指标为0-0.2;生活习俗集体性认同指标为0-0.2;生活习俗周期性认同指标为0-0.2;禁忌性生活习俗认同指标为0-0.2;其他民族无意伤害生活习俗的容忍度认同指标为0-0.1;其他民族生活习俗认同指标为0-0.1。

上述权重指数分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区别重点指标指数和非重点指标指数。在五个二级分类指标中，突出民族类分类指标，其权重为 0-3;适当压低生活习俗类分类指标，其权重为 0-1;其余指标权重均为0-2。

二是突出民族地区特色指标指数。其中宗教指标指数意义重大，其权重为0-2。同时注意历史、地域指标指数，在政治、经济类指标中均考虑了相关权重，如政治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2，经济效果公平性认同指标为0-0.2。

三是各级指标指数均为加权平均数，即一级指标指数为二级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数;二级指标指数为三级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数;三级指标指数为四级指标指数的加权平均数;

总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就是要通过运用德尔菲技术调查的形式和层次分析法，让相关领域的官员、专家、记者以及一线专门管理人员参与意见征询，进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指标体系理论框架的论证和指标遴选工作，并赋予各个指标以相应的分值和权重分配。然后进行综合分值计算，并在预先确定政治稳定预警的等级区间分值范围的基础上，最终确定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预警的具体等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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