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理性

网络公共理性（精选九篇）

网络公共理性 篇1

作为社会舆情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延伸, 高校网络舆情特指特殊的信息传播者-学生网民, 通过网站、即时通讯工具、微博、个人空间、新闻跟帖等网络互动渠道, 围绕着国内外重大热点问题、校内外突发性与偶发性事件以及与大学生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舆论信息所表达的倾向性较强的意见、情绪与态度的总和。

从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成长流程来看, 它主要可以区分为如下几个重要阶段:第一, 网络舆情的引发阶段。社会焦点、时政热点以及校园生活中牵涉到大学生利益的共同话题乍一呈现在网络空间时, 相关个人可能会首先发表看法与议论。但其他人基于这一共同信息源的阅读、关注、回应、收藏甚至是评论, 会使这一话题成为一种整体概念并初步酝酿于多数人的群体意识之中。第二, 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在引发期离散的信源和传播主体并不一定会在海量的信息网络中受到广泛关注, 而随着话题讨论的不断深入, 观点和意见可能出现裂变, 众多具有倾向性的观念也可能已经开始了复杂的较量、冲突与融合。尤其是讨论触及到集体情绪时, 参与人数的不断扩充极易形成“羊群效应”, 离散的信息源也演化为集中的讨论热潮, 高校的网络舆情由此便形成并发展了。第三, 网络舆情的传播与转化阶段。一个经过了发展阶段的信息源, 它的网上舆论的社会影响力已经形成。这个时候一直缄默的传统媒体及网络意见领袖们可能会介入其中, 而即时通讯工具 (腾讯QQ、易信、微信、微博、米聊等) 的出现使这一过程又显现出交叉循环糅合的特性。这一反馈与互动过程会使一些大学生网民的观点与态度产生巨大强化, 从而将群体社会心理中对公共话题的关注传播开来, 继而转化为影响较大的舆论流并最终走向行动或纳入政策议程。

二、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公共理性建构的必要性

20世纪后半期以来, 新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相互激荡并不断迸发出各自的社会观点与政见。作为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 “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 开始映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公共理性的理念和理想是基于现代民主社会中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而提出的。它既尊重由社会利益分化而引起的各种合理性完备性学说同时又依系于后者才能达成普遍的“重叠共识”。根据罗尔斯所展开的政治建构主义预设, “公民们对公共理性限制的尊重, 是某些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与之相应的义务所要求的, 或是这样做将会增进某些重要的价值, 或者同时让人们明白这两点。” (1) 对公共利益、公共领域、公共精神、公共责任以及公共行动的特殊要求使公共理性这一政治价值目标在建构一种公平合作的社会体系时能够得到理性而合理的公民同侪的支持, 而这些要求恰恰也构成了现代政治共同体对公民个体的合理期待。从公共领域中公民的视域来看, 公共理性的实质即探讨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应如何在公共问题上进行推理和辩论。网络舆情是公众意见在网络传播渠道这一虚拟的特殊公共领域中的反映, 而高校网络舆情则是互联网空间中的大学生网民基于公共事务所进行的表达与辩论的总称。这部分舆情主体同时也是有着独立的思维意识、现实性价值取向、个性化行为方式和外显性感性情绪的群体, 他们对舆情最为关注且更具有表达意愿, 对刺激性新鲜事物的追求和网络环境相结合极易引发网络舆情事件。从以往高校网络舆情的动态演变过程来看, 负面信息的传播和不满情绪的宣泄往往成为挑起社会矛盾的诱发性因素, 而在这些事件的前后, 公共理性的阙如更使得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舆情引导变得扑朔迷离。

1. 重视公共理性的建构是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性的重要任务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进, 移动互联网与Web2.0模式下的互联网应用已经使丰富的信息和网络资源全面覆盖并融入高校大学生舆情这一思想阵地。“在网络上, 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2) 在网络社会中, 大学生群体是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 独立的思维意识、个性的行为方式与现实的价值取向使他们更乐于用富有热情且感性化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另外, 资讯的多元与分散性也使网络舆情变得良莠不齐, 在强烈的探索欲背后却是信息选择与判断能力的匮乏, 各种不良信息的侵蚀很容易将虚拟社区中的舆情转化为现实情境中的集体事件。因此,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承认大学生个体理性认知的同时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为一种观念建构, 公共理性的理想是在多元化价值取向的互动中所寻求的理性共识, 它鼓励公共领域中的个体在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公共论坛中进行讨论与协商时利用个体的理性认知完成推理。在当前形势下, 注重公共理性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使大学生在直面公共利益时重新凝聚起普遍共识并促进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目标的实现。

2. 重视公共理性的建构是提高社会公信力与政治认同的现实需求

在网络的信息传播渠道中, 公众视野在不断被拓宽的同时自身的价值观也极易受到不良网络文化的侵袭而发生扭曲, 虚拟世界中的复杂辩论往往会有意或无意的扩大负面舆情的声势。此时, 匿名的“意见领袖”与“网络大V”们在大多数缺乏辨别信息真伪能力的网民面前便开始充当起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的角色。如果此时的公权力仍采用封闭性的、选择性的信息传播方式, 就会使大学生群体急于了解事件真相的期望无法得到满足, 公权力的公信力无疑将受到质疑与挑战。特别是学生管理问题、高校腐败问题、学术造假问题等与高校师生密切相关的信用危机出现时, 信息披露与沟通的梗塞, 很可能加剧隔阂、损害社会公信力并削弱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然而, 这也并非意味着公信力的提升再无可能。面对大学生群体中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事实,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承认个体合理且理性的认知的同时推崇公共理性教育。因为这一教育是运用理性来寻求共识的特殊教育, 它关于公共辩论与公共行为的批判标准使人们在推理的同时与他人一道共享着判断。加强对大学生这方面的培养将有利于提升他们在平等对话、公共讨论、推理判断和政策审议等方面的素养, 这对于社会信任机制的发展以及国家公共治理方式的认同提供了社会意识层面的前提和保障。

3. 重视公共理性的建构是实现社会和谐目标的前提性基础

社会环境是网络舆论的客体之一, 环境的变化也使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舆论情况呈现出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局面。尤其在进入新世纪后, 在内部舆论场中, 社会阶层分化程度日益加深、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不良社会现象与问题接踵而至;在外部舆论场中, 世界局势剧变, 信息网络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些现实世界的舆论场影响到敏感度极高的网民时, 网络舆情对环境变化的反映便开始萌动了。通过互联网, 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国际动态实现了意识层面的聚集与互动并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因此, 网络舆情既是社会动态的晴雨表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展示台, 它一方面反馈着民众的真实需求, 另一方面又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事件的发生及变化的导火索。而以公共理性理想的建构为前提所进行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对于大学生而言无疑是通过虚拟社会的路径履行了道德责任, 公共理性的理想所力图建构的“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是承认异质性与矛盾性的。不仅如此, 这样一个基于弥合社会矛盾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合作体系恰恰也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4. 重视公共理性的建构是维护高校稳定的迫切要求

互联网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语言习惯、思维表达的汇聚点, 同时它也是社会舆论圈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中的延伸。从近年来的现实来看, 众多的网络舆情都是现实生活中公共事件的网络反映。不仅如此, 在由校园社会和大学生利益所引发的各类网络舆情事件 (如甘肃会宁千人群体性事件、九江学院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等) 中, 公共事件与负面信息之间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交互性, 而互联网所拥有的强大的舆论制造能力和动员组织功能往往助推着事件向恶性方向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4年5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12月, 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56亿, 占青少年总体的71.8%。其中, 从在学状态分布来看, 大学生群体的占比已达到14.4%。 (3) 面对如此规模的极具“极化倾向”的特殊群体, 公共理性的理想自然地肩负起对情绪化与非理性舆情进行引导的重任。公共理性指引下的公共行动的内在动力是多重因素的有机结合, 它所强调的行动逻辑是在尊重个体理性前提下的再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此外, 这还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它更容易将大学生的冲动与热情转化为公共生活中集体行动的力量, 它对于校园政治生活的稳定、师生思想情绪的稳定、师生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意义重大。

三、公共理性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

1. 以公共理性精神为规导, 强化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的价值观念认同

从互联网走出技术垄断并成为普通大众可供选择的交往方式开始, 网络道德和违法活动问题也便开始不断呈现了。虚拟化与数字化的网络环境、互动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网络交往方式、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的网络主体是网络社会中人们之间进行的交往时空间的特征, 而传统的社会规范在这一新的技术革命下则不断受到冲击:紊乱的道德认知、冷漠的道德情感和不断弱化的道德意识使大学生在面对失范的道德行为甚至是网络违法活动时变得习以为常。因此, 在一个舆情事件出现以后, 对实现自我的价值世界的引导及价值观念的重塑恰恰是与公共理性精神的价值规律作用相契合的。在当今中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是最宝贵的公共理性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本内容都为大学生心理意识和政治认知提供了“重叠共识”的基础。它指引着公共政治文化并使各种非完备性的价值体系在公共议题上达成一种合乎理性的平衡。不仅如此, 在网络空间道德关系的经常性冲突中, 这一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也可以使道德意志品格和道德意识仍处于成长阶段的大学生网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同时, 他们也将逐渐习得, 只有在资源共享、相互合作与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的引导下才能在无限扩展的道德关系中审慎选择网络行为, 只有在承认共同体利益的情境下才能协力设置公众议程。

2. 以公共理性精神为目标, 推进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主体建设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主体不同于舆论引导的主体, 它是一个包括党团组织主体、辅导员主体、教师主体、学生干部主体以及学生自主体等在内的多样性的主体系统。在道德主体的自主性不断提升的网络社会中, 舆情引导这一系统工程只有在各主体间密切配合并紧紧围绕着学生公共理性精神建设这一目标而展开时才能牢牢把握住舆论的主动权。为此, 必须整合舆情引导中的所有道德资源与教育力量并在公共意识、公共人格、公共知识、公共美德等公共理性精神所内蕴的实践体系内实现协同创新。在网络舆情引导的管理组织系统方面, 应以民主平等为前提, 通过启发、引导、激励、宽容与积极合作的形式培养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改善大学生参与实践的校园环境, 丰富学生的线下社会生活, 让学生个体在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中提升公共意识;引导学生主体在认清自身主体地位的同时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结构关系并学会尊重和肯定他人的主体性。在网络舆情引导的施教者方面, 通过公共知识的传播使学生主体成为秉承公共价值、践行公共伦理并习惯于运用公共思维进行反思的行为主体。在平等互助的自主式教育的方式下, 努力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间的有机衔接, 通过《网络伦理学》《网络治理学》等课程建设使网络规范在大学生网民中获得价值认同;引导学生在网际关系、网络言行、网络活动中坚守公共的“底线伦理”, 使大学生网民学会用“慎独”的方式提升自身的网络自律能力。

3. 以公共理性能力为前提, 健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工作制度

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工作可能涉及到领导体制、队伍保障、教育引导、危机处理、工作反馈等问题。而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一整套健全且完善的工作制度的建构对常态化的干预引导工作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 建立网络信息员与网络评论员制度。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基本力量, 信息员和评论员对大学生网民思想动态的掌握与引导作用显著。为更好地化解矛盾、宣传思想并维护社会稳定, 网络信息时代的背景对他们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较高的政治素质与思想水平、熟练的网络业务技能、极具亲和力的文字表达能力、宽广的知识面领域等都是在选、育、留、用这方面的人才时所必须关注的要素。除此之外, 在专门关注校园论坛、微博并捕捉学生的舆情信息时还应特别注意大学生网民公共认知与公共思维能力的培育。作为网络中的普通公众, 信息员与评论员特别需要在尊重学生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构建当代大学生全面的主体性:让他们学会如何才能在繁杂纷纭的信息流中鉴别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让他们学会在尊重公平的前提下分享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另一方面, 建立舆情信息的调查与科学分析制度。通过每周舆情简报、优秀案例评选、问卷调研、个案访谈等形式摸清舆情动向与问题本质, 通过账号管理的登记备案、实名认证工作提升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公共交往能力——参与、沟通、辩论、协商与自我调适的公共品行将使大学生网民具备明辨网络社会中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等一系列模糊性问题的能力。

4. 以公共理性精神的渗透为切入点, 拓展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流程中的方法体系

从生成逻辑来看, 高校网络舆情与传统媒体言论一样, 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生命周期。然而, 在受众的广泛性及信息的权威性等方面, 极具自主性、低控制性的网络媒体则略逊一筹。对于事实的歪曲与曲解、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攻击、各种非理性的偏激言论的传播等都对研究高校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并探索出舆情引导的切入点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 在网络舆情的引发阶段, 重视在公共领域中的议程设置。在新闻事件的报道或相关话题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里以文章、帖子、回复、图像、视频等要素出现时, 要注意运用舆情监测分析系统或人工方式进行及时的信息采集与监测。根据正式议程的发生机理 (正式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 主动设置一些议程, 将学生群体中酝酿中的话题转移到公共议题上来, 培养青年学生在公共领域中的信息环保意识。第二, 在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需要在尊重公共利益并肩负公共责任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的意见互动。在话题的不断升级甚至是裂变的情况下, 公共舆情的压力会成倍加大。这时, 议程的设置者们则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在网站、论坛、校园BBS、官方微平台上做出及时的正面回复。不仅如此, 对于网站、ISP、ICP中有害的信息源应及时切断并通过动态跟踪和滚动播报的方式实现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化。第三, 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与转化阶段, 着重培养以公共精神开展公共行动。在这一阶段, 舆情已经形成并且在传统媒体和意见领袖的介入下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此时, 应注重舆情在公众议程与正式议程这两个不同场域中的沟通与自我调适, 而对大学生网民所进行的舆情引导的重点也应转向以公共精神为前提的反思性的公共行动。

注释

11[美]罗尔斯著.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232.

22[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205.

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篇2

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张 洋

《 人民日报 》(2012年07月18日17 版)

□较强的公共精神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公民的公共精神需要现代的公共理性加以规约和引导

公共精神，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的维护。它是一种公民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资本，较强的公共精神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为公共精神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打破了以往的单位体制和身份界限，公民自主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在农村，农民为维护公共秩序自发地组织了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得以强化；还有一些公民基于各种需要，创建和发展了一批社会组织，诸如消费者协会、业主委员会、社会工作协会等，以维护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些都具有自主性，公民的公共精神由此得到了培育。

公民公共精神的发展过程，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近些年来，公共权力的配置开始由政府一极向政府与社会分享权力转变；公共权力的运作开始由单一的自上而下运用转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运用。在政府与社会之间，互惠与合作的治理模式正在形成，这种治理模式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政府效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得到提高。

公共精神与民主政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也对公共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相对于这种要求而言，目前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依旧较弱。

不少人认为，政治是国家的事，老百姓参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于是，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私事，最终对公共事务熟视无睹。这是公民公共精神缺失的最直接、最普遍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民对公共精神滥用或者错用。由于社会上商业化浪潮的冲击，公民的公共精神难免会掺杂进经济因素，甚至被一些特殊的利益所误导，而这些非理性可能就会篡改公共精神应有的公共性。这一点在一些事件上得到了印证，如近年来频发的不理智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谣言，将非理性的公共精神发挥到极致。这不仅无益于谣言的控制，反而使谣言进一步扩散，公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由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公共精神需要现代的公共理性加以规约和引导。

公民是社会中人，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实现公民个人权利的基础，而一个健康社会的形成也需要每个公民贡献力量。因此，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参与公共事务，促进公共利益，关心国家命运，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应尽的职责。

责任意识是前提，法治意识是关键。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民主不是无序的政治游戏，而是安定团结的政治生活，因为民主也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法治建设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保障，而法治意识也应成为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等行为的导向。为此，公民应懂得法律、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抵制有悖于民主政治发展的违法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意识和精神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的，也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就能够得到的，而是需要公共生活的实践。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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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公共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行使密不可分。为此，政府要着力完善制度安排，优化治理结构，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之中。在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公民寄托了情感，付出了心血，得到了尊重，也在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比如，在投票选举中懂得了程序民主的意义；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学会了协商民主的精髓；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体会到公共生活的价值。

长此下去，公民就会像关心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社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在不断的互动与合作中达成民主政治发展的共识，并且在这种共识下开展有序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说，这是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唯有如此，公共精神才可以获得持久的生长力量。

网络公共理性 篇3

关键词：公共管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

“完全可以设想，在远古的原始社会，还早在国家(政府)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为了生活、生存而集体活动时起，公共管理便开始萌芽，继续发展，从古到今，源远流长”。作为一种理论的公共管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形成，但作为一种实践的公共管理则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公共管理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图景。“自有国家以来，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模式发生了三次根本性转换：从统治型模式到管理型模式再到服务型模式。”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源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由此以观之，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也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理性分为两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价值理性基于某种价值信仰之上，强调终极的价值关怀。在价值理性的导引下，只要认为自己选定的行为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意义，为了实现这种价值，人们一般不考虑行为的手段和后果。简言之，价值理性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某种固有价值的信守和承诺，这种信守和承诺源于人对自身价值以及“主体间性”的某种程度的自觉把握，为了坚持这些基于自觉意识基础上的固有价值，人们只选择那些有助于实现或增进固有价值的行为方式，而放弃那些可以有效地实现目标，但可能会损害固有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尽管他们意识到这种选择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和成就。所谓工具理性则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工具理性一般把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行为取向的依据，它通常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各种可能的目的加以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工具理性将“合目的性”放在优先地位，它选择行为的依据是能否有效地实现和达到既定的目标与成就。概而言之，工具理性就是人们为了实现某种既定的目标，理性地创造、选择和使用工具，只要这种选择有利于达成目标和取得成果，尽管这种选择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固有价值。当然，工具理性并非完全不考虑价值，只是在选择以何种方式实现目标时，工具理性优先注重行为的现实可行性，其次才考虑价值关照，因为“在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目的和后果之间作出决定，又可以是以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的：这时，行为只有在其手段上是目的合乎理性的。”

韦伯提醒人们：“从价值合理性观点上看，纯粹工具合理性是实质上的非理性，因为对于一个具有一致自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来说，最合理性的手段选择不能不具有终极价值、意义或理想的成分。所以，价值合理性反而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合理性反而是实质非理性的。”工具理性追求目标的达成，价值理性追求固有价值的承诺，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对立，“纯粹”的价值理性或“纯粹”的工具理性几乎不会存在。价值理性总是要诉诸于一定的工具理性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而工具理性从目标设定到手段选择都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它们之间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前提和动力。人生活在社会中，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行为，必然有某种内在的价值动力，只有在一定的价值理性的驱使下，人们才会设定目标、采取行动，目标的设定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前提和价值动力。而在争取成果、比较行为方式、进行工具选择时，必然离不开主体的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没有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是“无源之水”，任何工具理性都必然以某种价值理性作为前提和动力。其次，价值理性有助于工具理性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工具理性一般将“合目的性”放在优先地位，它意味着人们在选择行为方式和手段时，道德因素、固有价值等被置于次要地位，当价值和目的之间发生冲突时，“目的合理性”可以无视和牺牲价值关怀，工具理性具有背离价值的道德倾向。工具理性无限发展的结果便是不择手段，它可能会无视法律、道德，甚至人的生命，从而使一个社会丧失基本的信仰、价值、和伦理道德。要防止和矫正工具理性的“异化”倾向，就必然要诉诸于价值理性的价值关怀，用价值理性自觉地调适工具理性的非理性倾向，使其在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同时，不失应有的人文和价值关怀，离开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是盲目的。再次，工具理性是实现价值理性的基本依托。价值理性所追求的固有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工具理性才能得以实现。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人们往往只考虑选定行为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考虑实现这种价值和意义的手段和后果，这就使价值理性如同工具理性一样，也潜在地含有某种程度的“异化”倾向：或者是坚持一种价值目标却以损害另一种价值目标为代价，使价值理性走向“公共性”的反面；或者是无法实现预定的价值目标。工具理性能够将价值理性所信守的固有价值转化为行为目标或所要追求的成果，通过合理性的行为选择，将经转化的价值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各种手段及其附带后果、各种可能的目的加以比较，从而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找到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这有利于固有价值目标的实现。没有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是空洞的，只有建立于一定工具理性之上的价值理性才能成为现实的价值，离开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就是“无果之花”。

二、“公共性”价值理性：

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诞生的动因

公共管理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在于它的公共性、管理本质的服务性和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共治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表征公共部门

尤其是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它与一般管理活动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公共性是产生公共管理活动、推动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价值基础，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目标。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是其合法性上，这就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权力是受公众委托的权力，因而是受公众制约的权力。其次，表现在其所管理的对象是公共事务，也就是和每个公民的利益相关的事务，而不是与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相关的事务。第三，表现在公共管理的内容应该体现对公民的服务。第四，表现在公共决策过程应该是公民与政府之间互动的过程。第五，表现在面对政府，每个公民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

“公共性”源于公共生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一部公共管理发展史自始至终同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分不开的。”自有了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共生活领域，就产生了“公共性”。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经常面临着来自自然的各种威胁——食物不足、自然灾害、族群战争、野兽的侵袭等等。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以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与发展。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便形成了“公共性”的价值追求：对公共生存状态改善的向往、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希冀与维护、对公正地分配公共产品的正义要求等。这种对原始“公共性”的价值追求，导致公共管理事务不断增加。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不断增加的公共事务，以及不时出现的冲突乃至战争等都呼唤着“公共性”的实现和维护。在这种状态下，为了追求“公共性”的固有价值，防止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使自身受到伤害，组织起来的人们便诉诸工具理性：通过“契约”的方式，将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交由一部分人来负责和处理，“通过协议，同别的人联合成一个社会，以便每个人都能享有舒适、安全和安稳的生活，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并且有更大的力量抵御外来侵略。无论是有多少人，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不会损害其他人的自由，其他人仍能像以前一样享有自然状态的自由。”追求“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催生了公共管理的形成——“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模式由此产生(之所以将其称为“原始民主型”，一方面是相对于现代民主而言，以使之区别于现代民主服务型的公共管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确实具有原生原发性，而不是否定它在民主管理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给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意义)。

“政府产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目标、公共服务以及创造具有工艺精神的意识形态等。”在公共管理形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原始“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工具理性在公共管理的行为方式中共同发挥作用，它们使前国家和政府管理时代的公共管理机构基本能够沿着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的“公共性”价值轨道运行，我们从古希腊城邦民主体制中能够看到“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的一些基本特征。

三、工具理性的异化：“统治型”公共管理的建立

“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形成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公共领域持续扩大，公共管理事务不断增多，与之伴生的必然是公共管理“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和“专业化”，这导致公共管理“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并最终发展成“原始民主型”政治国家。“原始民主型”政治国家形成后，“公共性”的价值理性要求它要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发展、着眼于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实现以上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就需要诉诸一定的工具和技术，工具理性借助于“公共性”的价值外衣使自己得到了张扬。“在工具理性张扬的同时，也就是价值理性的衰落”，在社会普遍的效率追求面前，原始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开始让位于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使公共管理将“合目的性”放在优先地位，追求管理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掌握公共管理权力的一部分人利用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使自己在阶级分化中得以“胜出”，并最终将“原始民主型”政治国家攫取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进行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统治工具。当由公民构成的“政治共同体”被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国家”所取代时，“原始民主型”国家的公共性不断丧失，公共利益被所谓“国家利益”所取代，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相对抗；另一方面，公共观被功利主义哲学所取代，“公共被降格为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为其最大化的利益而竞争，而政府则称为仲裁者。”这些对公共的狭隘的或不当的理解，制约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它使公共行政要么走向统治行政，要么成为不知目标趋向的管理技术和方法的集合。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异化倾向使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发生了两次质变：一是由实现和维护“公共性”价值的工具异化为追求公共管理效率的工具，二是由追求公共管理价值和效率的“公工具”异化为维护统治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的“私工具”，“统治型”公共管理由此建立：工具理性背离了“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本质，基于价值理性基础之上的公共管理“机构”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代表统治阶级阶级利益的暴力机器——“理性化导致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统治型”公共管理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强制性，它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阶级统治的政治秩序是它的核心价值。“从此，人类在漫漫长夜中，一直在少数人的统治下生活，民主、自由被专制和奴役所取代。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的公共管理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统治，是一种统治行政。它以统治者为中心，以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维护阶级统治为主要任务，以专制为运行体制基础，以统治者的任意专断为管理方式。统治行政范式突出的是政府的阶级统治功能。”

四、价值理性的觉醒与复归：“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确立

工具理性的扩张不仅催生了“统治型”公共管理的产生，而且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早发国家的工业现代化。这一时期，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公共管理行为方式选择之中的关系经历了三次转换：价值理性持续衰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阶段；价值理性初步觉醒、工具理性开始自我反思阶段；价值理性的复归与工具理性的理性化阶段。

首先是价值理性的持续衰落和工具理性的持续扩张阶段。“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之后，作为公共管理工具的国家变成了统治阶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专制暴力机器的威制下，统治者可以任意专断，他们利用手中异化的国家机器将本集团的价值判断变成公共价值判断，国家和政府的统治功能代替了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民主、公正、平等等“公共性”几乎泯灭，国家彻底沦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统治型”公共管理走向极致。

其次是价值理性的初步觉醒和工具理性的自我反思阶段。随着“统治型”公共管理走向极

端，工具理性也走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导致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悄悄地酝酿和发生了一场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追求更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发展和确立。新兴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触及旧专制统治集团的利益，阶级统治的价值理性促使旧统治集团诉诸于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机器来压制和打击新兴资产阶级集团的成长。为了给新的生产方式开辟道路，新兴集团开始通过启蒙运动的方式，将本阶级的价值诉求披上“公共性”的价值外衣，向社会宣扬自由、公正、平等、民主、博爱、效率的价值理念。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性”价值理性开始苏醒(虽然此时它不过是资产阶级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工具而已)。新兴资产阶级集团夺取政权之后，在空前的物质诱惑面前，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工具理性得到了极大释放，“公共性”价值理性再次被抛诸脑后，工具理性仍然占公共管理行为方式选择的统治地位并开始走向极端。在它的作用下，新兴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再次陷入“统治型”公共管理的藩篱，沦为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然而，启蒙运动所唤醒的公共性价值理性开始不断地对工具理性提出了批评和挑战，社会开始对工具理性主导的“统治型”公共管理进行反思。

第三是价值理性的复归与工具理性的理性化阶段。在对工具理性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认识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片面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受到了质疑，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的“公共性”价值诉求再次走进了公共管理的视野，价值理性开始苏醒与复归，源于工具理性的“统治型”公共管理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合法性，“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必然要对“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然而，价值理性的复归并不意味着工具理性的完全衰落，工具理性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和“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具有互补性和兼容性。离开了工具理性对效率和效益的考量，价值理性不计手段和后果的倾向很难独自承担建立公共管理新模式的重任。为了实现“公共性”的价值目标，价值理性在更高层次上再次诉诸工具理性，并对现代民主型公共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行政在此被作为执行国家意志的工具)、作为行政的工具的官僚制理论、以及倡导效率的科学管理理论。价值理性的初步觉醒与复归和工具理性在价值诉求上的“理性化”使“管理型”公共管理得以确立。“近代民主制度的确立使它不可能再采取赤裸裸的统治行政方式，而是采取民主和法治的管理方式，从而使管理拥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政治统治色彩趋于淡化。……这是一种建立在法理型基础上的公共管理，即官僚制行政……可以把这一行政模式称为管理行政。它以政府为中心，以经济效率等工具理性为主要价值取向，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为主要任务，以民主、法治为运行体制基础，以法治为管理方式。管理行政范式突出的是政府的管理功能。”

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互动与融合：

“服务型”公共管理的初步形成

基于政治行政二分、官僚制理论和科学管理原理之上的“管理型”公共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本质，但它仍然将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追求。通过代议制、行政中立、官僚制等，“管理型”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高效率的价值目标，但它追求手段的合理性，将公共管理看成一种纯粹的技术工具，强调管理技术和效率，强调程序和规则，忽视了被管理者的情感和需求，忽视了组织成员的创新精神。民主、公正、回应性等公共性本质在“效率”主导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将效率确立为公共行政的核心目标，过度地宣扬了一种工具理性，但是忽视了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正因如此，它遭到了持续的批评。

对传统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批评最为激烈和深刻的当属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对“管理型”公共管理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为，对管理效率的片面追求侵害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观，他们主张通过政府再造以实现社会公共管理的公平和正义。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民主行政的价值理性却仍然没有挣脱工具理性的牢笼，它主张企业化政府，将公民视为“顾客”，带有显而易见的市场化倾向。这不仅带有浓郁的工具理性色彩，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对公共管理公共性本质的贬损。

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将公民视为顾客，并给“顾客”以最满意服务，这给进一步思考公共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启迪。在批评新公共管理运动存在价值倾向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新公共服务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结合，认为应把传统的对效率和业绩的关注转移到公共性、民主性、参与性和回应性上来。相对于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要求应该将公共管理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并要求公共管理人员应该“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新公共服务认为，公共管理应该要在实现公共服务使命的基础上提高服务质量，强调公民理念，关注公民的愿望、要求和利益，重视公民参与和公共责任等。

新公共服务既关注体现公共管理公共性本质要求的人民主权、公共利益、公民权利、个人价值、自由平等、社会公正、社会责任、公民参与、回应性等多元价值，又希望通过企业化的全面质量管理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体现了公共性本质要求的价值理性和目的导向的工具理性的初步融合，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同作用下，“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正在形成。“服务行政范式是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而兴起的一种管理范式。它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宗旨，以公民为本位或中心，以管理就是服务为理念，以人文关怀、民主、法治、公平、责任等价值为运行基础，以多元参与、合作共治为服务形式。服务行政突出的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更能体现出政府的本质特征。”“服务型”公共管理强调采用私人部门的质量管理思想实现公共部分的公共服务使命，关注提高服务质量和产出价值，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责任制。这一模式虽不成熟，但极具潜力。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是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产物，但公共管理形成之后，其内含的工具理性又必然会侵蚀价值理性的人文关怀，价值理性地位的旁落导致了公共管理本身的异化——从最初的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工具异化为“利维坦”式的怪物，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然而，随着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公共性公共精神的回归，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理性必然会觉醒，片面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也必然会回归到关怀公共性价值的价值理性上来。“公共管理作为一种表征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的管理活动，它与一般管理有本质性区别，不能把它纳入一般管理范畴。从概念的内涵角度说，这就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它集中在公共管理主体即公共部门的‘公共性’，管理手段即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价值观即公平、正义的‘公共性’，管理目标即公共利益的‘公共性’等四个方面。”公共管理的本质要求在于管理主体、管理手段、价值观和管理目标的“公共性”，这内在地要求公共管理在关注效率的同时，必须注重价值追求。新公共服务力图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结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服务型”公共管理的蓝图。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同作用下，未来公共管理在实现和完善“服务型”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也许将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与和谐统一，走向一种“民主的专治”：既强调价值理性，关注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本质，又讲究工具理性，追求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实现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更加正义、更具效率、更讲求透明性、回应性和责任性的公共管理，这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和谐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管理“公共性”本质的应有之义。

经济理性下的“公共性”思考 篇4

一、经济理性的自发扩张性

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精神, 它自信无需借助传统的权威, 仅靠理性原则就可以建立公平、公正、自由的现代性规范, 并创造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然而, 从历史实践来看, 以理性原则为内在逻辑机制的现代性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公平、公正、自由的价值期许, 反而导致了公共性的缺失或公共性的焦灼。由此而生成的现代性“反思的继续”, 就表现为恢复与重建公共性以之作为理想旨归的价值世界。

马克斯·韦伯把人类行动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行动、传统行动。其中, 经济行为就是以判断是否满足与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前提条件的一种目的合理性行动。经济行为的模塑过程当然离不开经济交往这种物质活动。“自由竞争、等价交换、物尽其值”成为经济交往中再简单不过的直观规则。商品内部交换活动的公正性也由此形成。这本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需要而在经济领域发生的行为。应当说, 物质交往活动本身不足以导致经济行为的滥觞。而一旦这种商品内部虚幻的公正性不满足其自身限度, 超出其应用领域时, 它的扩张性、危害性便暴露无疑了。经济行为不再作为结果与过程出现, 而是被当作原则来对待, 当作人们的行动准则、行动前提, 并将这种行动原则扩张到人类其它行为当中, 如价值行为、情感行为等。一切人类行动当中仿佛都渗透了经济行为因素, 使人类行动虚幻地表现为为了物质利益而进行的功利行动。

应当说, 经济行为所谓的合理性源自于理性精神, 它需要这种理性原则为其提供存在依据和合理性基础。但现在经济理性却凭借自身强烈的利益追求不断越出其界限与范围, 回过头来掏空这种母体的合理性;它置道德、伦理于不顾, 把它虚幻的公平与公正原则强行带入公共领域, 强行将自己的规则作为人类一切交往行为的规则, 并以此对人类的价值性追求进行评判;它将人类行为还原为金钱的交易、利益的量化、条件的互换, 认为人类所谓的利益归根到底不过是物质所带来的追求与满足, 而完全抹煞人类情感、精神的需求与满足;它强化人类动物般的自然属性, 而无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关怀的社会属性。经济理性的无情侵蚀造成了公共性价值内核的裂变。经济内部虚幻的公正性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之间造成了严重的对立与冲突, 公共性的价值内核——公平遭到了现实的冲击与崩溃。一时间, 人们对公共性所代表的公平表示怀疑, 公共性受到了责难。

二、经济理性带来公共性的当代失语

这时, 公共性不再以代表公平的原则性理念与评判标准的面目出现, 却成了一种资源争夺的竞争性目标。在现实中, 它的话语就是, 谁掌握了公共性, 谁就具有了代表性, 谁就可以以此为手段, 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问题——谁是公共性的实践主体, 换言之, 谁来践行公共性?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甚至垄断地位的阶层必定要将这种优势固定下来, 以形成对其来说长期、稳定、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于是, 经济行为影响制度的形成、变革也不再是令人感到唐突和陌生的事情。

对于经济内部公正性的虚幻性及其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这是黑格尔在思辨哲学的视域中就已经认识到了的。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 (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 , 它反而从精神中产生它, 并把它提高到技能和财富上, 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1]这点概括是非常深刻的。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的市民社会所带来的并不是私人交换过程中权力的中立化。相反, 在资产阶级契约关系的自由形式下, 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在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工人之间得到强化。凭着自由竞争的有效机制, 私人领域为个人获得财产提供了平等的机会——雇佣工人把他的劳动力当作唯一的商品用于交换, 而资产者相互之间则是作为商品所有者通过交换商品而进行交往。这种在双方看来都公平的规则, 其实只在其各自平行的领域内通行, 也就是层内公平, 而一旦对比起来, 层级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就变得非常激烈与突出了。尽管凭籍才智、勤劳和幸运有朝一日能够获得财富与地位, 但无产者仍不是资产者, 他们只是和别人一样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但他们本身不允许参与立法, 而资产者顺理成章的便成为具有立法权的主体。他们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归结为人自身拥有的生存能力的多寡的这种自然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 完全否认阶级、阶层不平等造成的差异。这时, 公共性的践行者不再是理论意义上具有批判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公众了, 而沦落为表征自我利益的资产者了。这样, 无产者就被排除在了具有政治批判意识的公众之外, 并且从表面上看还不损害公共性的原则。

“这里就显露出来, 尽管财富过剩, 市民社会总是不够富足的, 这就是说, 它所占有而属于它所有的财产, 如果用来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 总是不够的。”[2]这也就说明, 从经济理性出发的社会自身产生不出公平。经济的自我扩张与自由与民主的实现并不具有同步性。

三、经济理性下公共性的真实建构

在经济话语处于霸权的情境下, 如何恢复那种被异化的交往方式, 如何在对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建构真实的公共性, 这都需要我们自觉地将理论视线纳入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当中。吉登斯认为, “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现代经济秩序, 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3]马克思理论的特点在于突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理解现代性当中的作用。马克思从现实物质生活条件出发, 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形成阶级对抗, 为什么劳动会产生异化, 为什么劳动的解放也带来人类的解放等等。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整提出公共性概念, 但是他以改变现实世界为历史使命、以谋求人类最终解放为公共价值追求的实践运动与实践理想无不为公共性理论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看来, 交往活动是以生产力作为发展前提的, 也就是说它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发展, 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 就必然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 也就是说, 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 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 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 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普遍交往产生的原因。离开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人与人之间普遍交往也无法建立。“一方面, 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 (普遍竞争) , 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 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 包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其一,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普遍交往的产生。其二, 在这种普遍交往中, 人由具体的个人变为普遍的个人。也就是说, 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并扩大了人们的普遍交往。但是马克思又说, “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 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 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也绝对是经验的事实。”[5]这表明, 随着普遍交往的扩大, 人们受异己力量支配也愈强。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是指以自然关系为基础, 以满足人们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需求为目标的全面性的、自主性的交往。它是马克思语境下真实的交往活动。它既是人们全面交往的方式, 也是人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人既是一种物质存在, 也是一种精神存在, 两者的完整统一, 也就是人成其为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人的自我实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但社会往往不以此为前提。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过程同人分裂为私人与公众的过程是一致的, 人的精神与物质也处在对立之中。现实的物质基础就始终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存在。于是, 以“资本本位”为基础的交往方式便成了“普遍交往”的不真实的虚幻形式。普遍交往虚化为以金钱、货币为代表符号的, “联系仅限于交换”的异化的交往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以自然关系为基础的全面性交往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往方式中, 都被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关系所取代。

为了与真实的普遍交往相区别, 不妨把这种虚幻形式称之为“物质交往活动”。马克思看到了这种“物质交往活动”产生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物质交往活动, “地产怎么能够像在今天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 根据现有不同的条件而发展呢?或者贸易 (它只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交换) 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 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 逍遥于环球之上, 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6]现象的背后必定有真正的动因。没有物质背后的现实社会基础, 经济是产生不出所谓的强大效应的。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透过现象看到了隐藏经济背后的真正的历史动因。这就是异化劳动带来的普遍交往的虚幻性。

我们将问题的表象层层抽剥, 进行本质的还原, 就会发现所有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产生异化劳动的分工上。这也就更加证明了马克思的伟大之处, 因为不管怎样努力, 我们始终无法回避与绕开“分工”——这一洞悉近代全部社会与历史问题的钥匙。

“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 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 也就是说, 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 也就是说, 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自发的, 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 这种力量驱使着人, 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7]我们无法消灭劳动, 但是我们可以逐步消灭异化这种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211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245

[3].安东尼·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71

[4].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29

[5].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31~32

[6].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30

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报道的理性思考 篇5

突发性公共事件, 事发突然, 瞬息万变, 处置是否及时妥当, 是对决策者的一个重要考验。如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非典疫情, 前期由于新闻媒体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真相, 导致谣言四起, 后来党和政府正确对待疫情, 利用新闻媒体将真相公布于众, 唤起了民众对疫情防控知识的了解和支持, 控制了疫情。

2008年3月份, 西藏拉萨发生暴乱事件时, 国外一些反华势力歪曲事实真相, 混淆视听, 妄图给中国政府在世界上造成不良影响。中央电视台国际中文频道在暴乱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播出了新华社记者采制的电视纪录片《拉萨暴乱事件真相》, 通过大量的典型事例揭露藏独分子的分裂祖国的丑恶嘴脸。由于该部纪录片采用了大量的现场声和同期声, 让海内外观众了解了暴乱事件的真相。

突发性公共事件直接影响公众利益, 因此备受关注。处置得当, 可以化不利为有利;处置失当, 将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对国家和执政党的形象造成冲击。新闻媒体在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中, 应该坚持实事求是, 给观众以知情权。

2007年春节当天, 庄河市昌盛小区突然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当场死亡一人。由于小区爆炸现场紧邻庄河市委, 一时间谣言四起, 甚至有人传言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爆炸案, 目标是庄河市委。

爆炸引起了庄河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 有关部门一方面调查事故原因, 一方面安置小区居民。

经过调查, 造成这起爆炸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居民使用液化气不当而引发的。但由于庄河市政府直接出面处理昌盛小区爆炸案, 引起了小区居民的误解, 许多居民甚至错误地认为小区爆炸市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 许多受灾群众在爆炸发生之后, 集体上访要求政府赔偿他们的损失。

我们在报道这一事件中, 实事求是地向观众报道了小区爆炸真相, 而后重点围绕小区爆炸案的责任问题采访了法律方面的专家, 得出的结论是酿成这起爆炸的居民应该承担赔偿及相关责任。

由于这期节目的采访制作有理有据, 节目播出后, 在观众中间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许多谣言不攻自破, 上访的居民再也没有到市政府上访请愿, 而是开始运用法律手段来为自己讨还公道。

透过这起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 我们得出如下体会。

一是作为新闻媒体在突发性公共事件报道上, 应该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科学、准确地报道事件经过, 还观众知情权。

新闻部门是传播信息的窗口, 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 可以直接影响到突发性公共事件处理。如果作为新闻部门一味地掩盖事实真相, 不敢公开地面对观众, 就会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可乘之机, 给社会造成恐慌。作为新闻部门在处理此类事件时, 要审时度势, 不能一味地追求轰动效应。

我们在报道昌盛小区爆炸事件时, 淡化了爆炸所带来的恐怖场面, 对事实真相不瞒报、不虚报。然后, 利用大量的篇幅对百姓进行安全教育, 让观众在收看节目时受到教育。

二是要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 加强沟通与协作, 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发挥新闻媒体在处置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舆论作用。

新闻是最新事实的报道, 新闻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真实、准确, 讲究时效。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 从政府本身的角度来讲, 往往希望扩散的范围越小越好。但往往事与愿违, 政府越是封锁消息, 消息传播得就越快, 越离奇, 使小事酿成大事, 小灾酿成大灾。

三是调查要细致, 分析问题要客观、公正。

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 宣传报道不能操之过急, 要缜密分析, 科学做出判断, 不能人云亦云。经验不足的记者在采访中往往没有对事件进行科学分析, 就武断作出结论, 明明是一般事件, 在报道中却说成重大或特大事件, 给事件处理造成被动局面。因此, 记者报道突发性公共事件, 在没有准确掌握事实的基础上, 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在这方面, 美国的丹·拉瑟作出了典范。1963年11月22日,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拉瑟在第一条报道中仅仅用了17个字, “肯尼迪总统今天中午在达拉斯遇刺身亡”。至于是什么原因遇刺、是谁刺杀了总统, 都留在了后续报道中。拉瑟因出色报道肯尼迪遇刺事件而声名远扬, 从此, 拉瑟一直站在全球和美国国内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现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资深记者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 在其主持的CBS王牌新闻调查节目《60分钟》中, 未经严格核实, 轻率地抛出一份批评布什在国民警卫队服兵役期间享受特权的文件, “误导”观众对布什从军经历的怀疑。后来, 这份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 迫使拉瑟提前引退。

网络公共理性 篇6

公共体育设施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一,是市民锻炼身体、缓解压力的理想休闲地。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体育设施正向免费开放的方向发展。此免费开放实属利民之举。但与此同时,转变了经营管理模式的免费体育设施,如何解决免费开放带来的诸多问题,寻求公益和效益的平衡点,真正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协调发展?这是每个体育工作者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围绕免费开放公共体育设施的关键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与理性思考。

1 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开放的成因

公共体育设施由来已久,但对其实行免费开放的呼声却在近几年才日渐高涨,究其形成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1 人们运动休闲的意识在逐步提高 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运动休闲的意识在逐步提高,可以这样说休闲时代即将到来。

1.2 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锻炼需要和稀少的体育锻炼场地及高昂的锻炼费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实施和奥运会的举办,更是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意识,在有些人中间,体育锻炼不仅成为了大家聊天的谈资,还成为了一种时尚。可以这样说,目前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锻炼需要和稀少的体育锻炼场地及高昂的锻炼费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2]。公共体育设施实行免费开放,必将吸引更多的人走进体育场馆,参与锻炼,使体育活动的人群更加广泛,达到更好的体育教育和宣传效果。

1.3 人们的空余休闲时间越来越多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劳动效率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人们的空余休闲时间越来越多。这样,人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去参与体育锻炼,而现实是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稀少的活动场地,且有许多政府投资建设的体育设施都闲置荒废,这不合理的现状和人们越来越多的空余时间都促使了公共体育设施的免费开放。

1.4 公共体育设施自身发展的需要 在国外服务公众,依靠公众,是体育设施生存和发展的有效途径,公共体育设施被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就说明体育锻炼逐渐深入人心,就意味着其存在的价值越高。但不可否认,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的一些公共体育设施仍然存在着“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局面,虽然各级各地主管部门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但效果甚微。长此以往不仅造成国家体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影响其在公众中的形象,也会使公共建体育设施建设被当地政府和民众忽视,影响其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对此类公共体育设施与其长期被冷落陷于恶性循环的境地,不如实行免费开放,从树立其形象人手,逐步探索走出困境的途径。同时也能更好地体现公共设施的公益性、非营利性及公众的参与性这些最基本的原则。

2 免费开放所暴露的一些问题

据笔者实地查访,在设施免费开放这段时间以来,所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日益成为阻碍此项改革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

2.1 面临着管理经费不足、入不敷出的压力

公共体育设施管理部门普遍面临着管理经费不足、入不敷出的压力。许多负责人都坦言:虽然从理论上说,设施免费开放可以吸引更多人群,提高资源利用率,也可以利用其他方面的经营收入来弥补其免费开放的损失。但是,实际上收入的减少很难弥补,并会引发其他的困难[3]。特别是在城市政府对体育设施管理所投入的资金很有限的情况下,设施养护的资金缺口就更难弥补。

2.2 卫生、安全环境和设施维护水平的急剧下降

由于一些参加锻炼的市民的素质不高,保护设施的意识不强,锻炼市民的增多和随意出入都给公共体育设施的保护及管理等带来了很大压力,导致卫生、安全环境和设施维护水平的急剧下降。因此,有不少市民对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开放也持保留意见。笔者曾访问过一些每天到家附近体育活动中心里锻炼的老人,他们说:这里免费开放,很容易成为外来三无人员的聚居地,便容易发生治安案件,影响到他们锻炼的安全感。与其那样,还不如收点费。另一些民众也认为,公共体育设施象征性地收取一定的费用弥补日常开销也是必要的、合理的,有利于为民众创造更加安全优美的体育活动环境。当然也有不少高收入人群明确指出:应该收费,现在这样的免费措施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正常体育锻炼,并且明显感觉到锻炼环境和服务水平已经不如以前。

2.3 体育场馆的收入水平降低,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

体育场馆的收入水平降低,必然要精简压缩现有工作人员,于是就涉及到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由于场馆内大量的中老年职工社会保险问题未解决,一下子丢了饭碗自谋生路的确存在着诸多困难,弄得不好还会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另外,在免费体育场馆行列迅速壮大的同时,私营的收费体育设施也在不断增加,并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状况,于是有一些已经走上“免费”之路的公共体育设施也开始“打道回府”,重新走上收费的道路或者以各种借口拒绝对外免费开放。免费体育场馆“叫座不叫好”的现状,使得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管理体制的改革举步维艰。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开放行不行?免费开放所带来的困难又该如何解决?目前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还没有相关的法规和行政决策出台,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

3 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措施

1.对于资金问题,必须要转变管理机制,实行社会化管理,降低免费开放体育场馆的管理成本。免费开放公共体育设施所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一部分是由于仍沿用旧的管理方式所致,所拨费用不是养护设施,而且在养人头上,为改变养人不养事的现状,必须把公共体育设施实行社会化管理,社会化管理是高科技时代的管理模式,它融合各种资源要素,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能有效地控制管理成本[4]。还有,一些体育场馆可以引进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弥补资金不足。免费公共体育设施作为造福市民的公益性设施,政府财政支持是基本的,但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市场融资方式,比如:拍卖冠名权与大集团联姻,用所得费用弥补其财力的不足,当然所有权仍然是国有,以拍卖冠名权方式筹集资金,促使自身发展,在国外发达国家已早有先例。政府还可以发行彩票,或成立慈善基金会,广泛宣传,吸收社会财力,为公共体育设施筹措资金。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对于体育场馆现有职工的劳保和退休福利等问题,应当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从参加社会保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积极寻求配套解决的途径。

2.针对少部分民众不爱惜体育设施和不保护环境的问题,还要多从体育设施主管部门自身找原因,是否以人为本,为市民的锻炼服务,是否建立了服务齐全的设施,让和谐尽显且方便市民,做到既美化锻炼环境,又不与市民争空间和时间,让市民在良好的环境中强健体魄,提纯心智[5]。另外,成立志愿者队伍,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随着市民身体锻炼意识的增强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正日益注重生活环境质量,市民爱护设施的意识也有所提高,体育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市民的爱护意识成立志愿者队伍,参与公共体育设施日常管理,尤其是节假日的协同管理,这对遏止少部分市民的不文明行为将是非常有效的教育手段。当然,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还可以引进高科技手段加强管理免费开放公共体育设施是社会大发展的产物,必须有高科技的手段加强监管,才能促进其发展,可以引进一些智能监控设备,确保夜间治安或隐蔽处的安全管理,这样设备的使用,既可以降低成本,节约人力物力,又能提高生产效率。当然,当今社会的管理理论认为,在先进的生产方式中,人是决定的因素。为改变目前免费开放的这种窘状,必须建立精干高效的专业管理者队伍,只有管理人才的高素质,才能实现管理的高素质。可以这样认为,随着以后市民和管理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免费开放体育设施所带来的问题会逐渐解决的。

3.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开放是实现全民健身的重要举措之一。从理论角度分析,公共体育设施是“准公共产品”,应依循“用者自负”原则。《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指出,公共产品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国防等。第二类公共产品的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具有排他性,如公共桥梁、公共游泳池等。有人将这类物品称为俱乐部产品。第三类公共产品指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如公共渔场、牧场等,被称为共同资源。俱乐部产品和共同资源产品通称为“准公共产品”,其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目增加到某一个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的情况,而不是像纯公共产品,增加一个人的消费,边际成本为零。准公共产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所以将公共体育设施定位于“准公共产品”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专家的广泛认同。近年来通过实践证明,公共体育设施免费不仅取决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还与其自身的性质有关。所以就目前我国的国情来讲,推进体育设施免费开放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能一刀切,只能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分批分期地实现。笔者对现有的公共体育设施进行认真梳理,列出了两类体育设施。第1类是专类体育设施,如游泳馆、网球馆、高尔夫球场、羽毛球场等等。因为其容纳量比较小,并且维护成本高,所以目前来讲这类体育设施不宜免费开放;第二类是容量比较大,且维护成本不高的体育设施,如操场、室外篮球场、足球场等等,这类公共体育设施的免费开放,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市民的健身需要。当然,对于公共体育设施,有些也要采取限时开放的策略。这样既能降低管理和维护成本,也能消除许多不必要的安全隐患。

4 总结

免费开放公共体育设施是个趋势,不但因为它是以“公”字开头,更是因为它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体现。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也都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对于目前免费开放给自身管理带来的诸多难题,有待政府和管理者共同探讨,而最终的目的是让市民更好地享受高质量的体育锻炼服务。公共体育场所不仅是为公众提供了一处锻炼身体的场所,而且更是市民舒缓生活和工作压力、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载体。因此,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开放,就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管理者既要致力于建设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更应该要为大众倾力打造一个锻炼、休闲的家园。当然,对于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管理等问题,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从免费开放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和锻炼市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不断探索并采取新形势下管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才能真正实现免费开放体育设施的公益价值。

摘要：本文从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开放的成因、实践及其所暴露的问题、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开放的对策思考等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免费开放公共体育设施是个趋势,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实际来讲,免费开放要有选择、有步骤地进行。

关键词：公共,体育设施,免费,开放,体育锻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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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玉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2):198-199.

[3]陈瑜,王龙飞.我国近三届全运会场馆经营管理运作状况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3):84-87.

[4]刘波,邹玉玲.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谈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效益目标定位[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6,(5):65-68.

网络公共理性 篇7

新常态的到来意味着我国经济转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近年来,为促进节能减排,各地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力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由此也带来了低效劳动群体被市场边缘化、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低位徘徊的窘况。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财政增收的压力持续上升,投资依赖型发展路径受到挑战,公共财政如何通过增加劳动收入打破消费不足僵局,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 劳动收入低位徘徊已成为经济转型的明显约束。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是通过深化市场改革提升产业发展效率,最终目标是人民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十八大”后改革进程明显提速,通过重拳反腐和简政放权加速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和成立亚投行等加快“走出去”步伐,通过国企重组与资本混合释放市场活力,通过“互联网+”战略力促产业创新。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成效显著,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增速大幅加快,经济下滑趋势有所减缓,2015年GDP增速稳定在7%上下的水平,经济发展显现出逐步筑底企稳迹象。然而,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有合理的需求结构相配合,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还在继续累积,市场创新的体制性障碍仍有待进一步破题,而这些问题背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局——劳动收入增长的约束。

尽管在目前的统计条件下精确测算劳动收入还有一定困难,但无论是官方抽样调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工资收入,还是企业资金流量表反映的劳动收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李稻葵等(2015)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是消费率同向变化的主要动力。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保持低位徘徊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出口和投资,当出口受到外需不足抑制时,投资成了经济增长的唯一推动力。但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增加势必带来产能累积,供求失衡大幅度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企业在生存压力面前难以将创新动力转化为现实行动,大量过剩产能成为产业升级道路上的巨大阻力。

2. 劳动增收需要公共财政发挥积极再分配功能。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下滑的原因探讨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之一,人均产出、二元经济结构、就业压力、三次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都被作为解释变量加以讨论,而且大多数结论都能互相印证。问题在于,不论是何种原因导致劳动收入下滑,这些因素都是在我国既有资源分布和体制背景下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长期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格局所致,而当下劳动力收入偏低已经反过来成为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优势的阻力,因果关系转向决定了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有外部力量介入,公共财政应当积极发挥宏观调控和再分配功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当种种客观原因导致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进而影响到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时候,对劳动增收的内在需求实际上也就形成了对公共财政的现实依赖。

3. 公共财政在本质上具有平衡收入的内在要求。

通过财政体制变革和财政政策实施增加劳动收入不仅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要求,而且在理论上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公共选择理论因倡导理性逻辑的一致性而招来对政府行为的诸多质疑,但公共权力在事实上承受的舆论压力明显高于个体权力,这成为干预主义者反击的有力武器之一,在普遍性的民主化改革浪潮和随时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面前,公共理性仍将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眼里,财政仍然是平衡社会公共需求的必要手段,当劳动收入增加成为经济转型的公共需求而市场力量无能为力时,财政调节理所当然地成为理性的选择。

财政介入经济调节和社会治理既是经济平稳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要求。在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就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过程争论不休时,关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却基本是达成共识的,即通过财富创造和消费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这才是支持公共理性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财政的本质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今劳动收入增长不能与财富创造速度同步,已经让相当一部分人的幸福指数开始下滑,对劳动收入的测量和成因分析应当让位于对理性财政与劳动收入关系的探讨,即公共财政通过哪些路径才能有效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这也正是本文的立足点所在。

二、理性财政收入与劳动者境况改善

改革开放37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15%,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幅扩张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对于改善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全体居民生活状况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增速已连续三年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政策变化与劳动者境况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如何操作才是理性选择需要仔细分析。

1.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静态的国民收入包括政府财政收入、企业(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三部分,且三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滑时期正是财政收入和资本收入占比上升的时期。但从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考察,财政收入增加构成政府主导下市场改革的前提条件,不仅为资本增收扫除障碍,而且通过国民收入整体增加为劳动增收拓展了空间。这种通过财政收入快增间接带动劳动增收的路径建立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这种路径的作用机理在新常态下已经被打破。

经济减速后要继续保持财政收入高增长只能扩大财政分配比例,即提高税率和费率,这在经济学上被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其结果可能是经济下行通道被放大。在资强劳弱的大格局下,经济上行周期劳动者受益有限,而经济下行周期劳动者则受损惨重,财政直接增收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和劳动收入雪上加霜,不仅难以保障劳动收入的增加,劳动者甚至还面临失业的风险。

为规避上述风险,政府还可通过举债增收并配合支出扩张的办法来稳定经济增速,尽管不少自由主义者借李嘉图等价定理反对政府借钱干预经济,但事实上,政府发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不少国家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超过100%。2014年末,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余额达到9.6万亿元,合并地方政府债务后的债务总量估计占到GDP的一半左右。按照国际警戒线标准,我国政府债务还有增长空间,举债增支也就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稳定经济进而增加劳动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重点则是地方债的规范和改革。

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问题可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带来的间接增收需要较长时间,如何平稳度过阵痛期对政府和民众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二是需要慎重考虑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高福利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希腊债务危机则是一个极端的警醒;三是财政扩张需面对“国进民退”和改革回潮的质疑,退出时机选择不当可能导致市场活力下降,影响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2. 财政整体性减收面临着很大风险。

在不改变现有约束条件的前提下,财政减收将产生积极的让利于民的效果,假定其对于劳动收入的直接带动系数保持稳定,财政减少的部分按照原来的比例在企业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这与不少学者提出的“化税为薪”的思路基本一致。但这种方式往往使得高收入群体从中受益更明显,而低收入群体则受益有限,其结果会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被拉大,进而引发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滑的风险,导致收入增加的部分更多转化成储蓄而非消费。

财政减收作为另一种扩张性政策,还能通过企业投资增加间接带动劳动增收,但这种效应与政府投资乘数一样会产生时滞,政策需要实施一段时期才能看到效果,而且在经济不景气时企业投资系数往往也会有所下降。自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低位徘徊,尤其是制造业PMI连续下滑,2015年个别月份已降至50以下,表明市场整体投资意愿偏弱。在这种背景下,财政减收很难真正撬动市场投资,企业少缴纳的税额更多地被用于弥补亏损甚至预防性储蓄,而劳动收入增长的空间非常小。进一步讲,与个人支出相比,财政支出具有一定刚性,财政整体性减收会给财政支出带来持续性压力,为保持适度财政支出规模,举债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其影响与前文的分析相同。

3. 财政针对性减收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财政针对性或结构性减收或许是相对现实的促进劳动增收的办法,减收领域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针对中低收入劳动者的税费调减,如调减个人所得税,调减小规模投资者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等;二是针对中小生产经营单位的税费调减,如针对初创业者的税费减免、中小企业的经营性收入税费减免等。财政结构性减收不仅不会带来太大的财政压力,而且能在经济降速大背景下有效稳定劳动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从直接针对中低收入者的税费调减来看,我国逐级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原本就体现出平衡收入分配结构的原则,且设有明确的免征额度。自2011年9月1日起,中国内地个税免征额已上调至3500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针对工薪收入的个税缴纳人群仅有两千多万人,继续上调的空间很小。此外,出于劳动增收目的的针对性减税与出于税制结构优化的结构性减税存在一定的差别,依据工业化进程中税制结构变动的国际经验,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以体现结果公平为原则的直接税比重有提升趋势,而以体现效率为原则的间接税比重将趋于下降,继续调减个税与此改革方向也存在冲突。

整体来看,真正有利于劳动收入增加的现实路径是针对初创业者和中小经营单位的结构性税费调减。在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近年来针对初创业者的工商登记手续在不断简化,相关的税费减免力度也在明显增大,未来有必要根据收入水平进一步增大支持力度,确保大众创业能够真正惠及百姓增收。此外,试点多年的“营改增”工作也已全面实施,但在服务行业整体税费下降的同时仍有部分中小企业税费上升,没有完整会计账册的小微企业无法享受增值税抵扣带来的税负减轻,未来应有针对性地出台其他财政扶持政策。

三、理性财政支出、劳动参与及分享

在财政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的方式同样对劳动收入存在着重要影响。财政支出方式通常分为消费性购买支出、投资性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三大类,购买性支出遵循市场等价交换规则,对资源流动方向和配置效率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并间接影响不同地区和行业的收入水平,为节约公共成本和避免造成市场扭曲,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购买大多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因而出于劳动收入保护目的的财政支出更多属于转移性支出的范畴。

1. 财政支出结构要与国民收入结构同步优化。

按照发达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财政用于民生改善的转移性支出比重相应增大,而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则会明显减少。美国公共财政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在整个20世纪扩大了五倍,由7%增加至40%以上,而用于经济发展的支出比例则由30%左右压缩至不足15%。因此,财政支出要能有效优化我国国民收入结构,首先要对自身支出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压缩财政管理支出的份额,合理确定国防支出和政府投资的比例,为更多民生支出腾出空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比重长期呈上升趋势,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5%增加至近年来的20%左右,大大超过市场化国家平均6%~8%的水平,各级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任务十分艰巨。

财政的公共属性决定了财政支出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需要综合考虑人口、就业、劳动参与等因素,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引导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方向。实践表明,即便很好地进行了产权分离改革并引入了现代管理制度,国有企业也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为国有企业设定“做大做强”的目标本身就值得慎重考虑。国企改革必须在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下进行,有必要把积极吸纳就业困难群体、增加劳动收入分配比重、引导社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指标纳入考核的范畴。

2. 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改善劳动者状况。

除国际通行的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法律保护以外,公共财政还可通过转移性支出的方式帮助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境况,但补贴的方式和力度仍是一个带有争议性的话题。最简单的操作就是划定收入标准线,对低于标准的群体直接进行财政转移补贴,使其基本的生存支出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只要收入统计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种有针对性的收入直补方式能有效覆盖困难群体,但马尔萨斯眼中的低收入群体同时存在理性和道义缺陷,他们可能更关注补贴本身而不是对补贴的使用,如果补贴不能有效转化为消费,其生活质量改善程度便是有限的。不仅如此,直接补贴方式还存在效果单一的不足,难以发挥产业调控和市场管理等其他方面的效应,专项补贴在各国的应用更为广泛。

扩大消费需求的财政补贴政策大致有两类:一是作为特定人群消费支付凭证的消费券形式,如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针对大学生的教育消费券、针对困难家庭的食品消费券,各级工会组织针对转移农民工的培训券等;二是针对特定消费行为的补助支付形式,如家电下乡补贴、汽车下乡补贴、租房补贴、粮油补贴、交通补贴等,实际上类似于一种隐形的消费券,只是不能单独使用,消费者还需要自付一部分费用,称之为打折券也许更为贴切。如果不考虑政府财力的支撑,用于扩大消费的财政补贴直接效果通常都比较明显,但政策设计不合理有可能造成一些潜在问题:一是发放数量过大有可能引发局部的物价波动或产业扭曲;二是有可能形成透支消费,造成补贴取消后消费大幅滑落的现象;三是补贴比例不当可能将真正困难家庭排除在外。

出于产业扶持目标的财政补贴政策与劳动增收的关系较为复杂,最终效果取决于劳动的参与程度和市场的反应。种粮补贴在我国实施多年,对于稳定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国际经验和许多学者的理论分析看,政府生产资料价格的调控必须配套进行,否则农民很难真正从中受益。新兴行业补贴有利于扩大就业,这可以看作是对劳动的间接保护,但新兴产业往往需要的是高技能人才,普通劳动者收益有限。至于覆盖面相对较大的住房补贴,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刺激效果是显著的,但不少劳动者似乎变成了高房价的受损者。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财政究竟如何真正成为劳动增收的有力保障,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理性财政的基本要求是公共性,只有不断深化市场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现代财政体系,才能构筑起有效提高劳动收入的机制,塑造劳动者稳定收入的市场环境,真正达到劳动增收的目的。

1. 政府改革是劳动增收的前提。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保护所有劳动者的利益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形势变化导致劳动增收受到抑制的背景下,政府首先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深化自身改革,构建起适应新的市场需求的财政体系,在促进宏观经济稳步转型的同时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

(1)发展理念应逐步从经济建设向民生改善转变。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过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是为改善民生积蓄力量,财政资金也更多地向经济建设倾斜。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让民众公平公正地分享发展成果日渐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未来要积极转变发展理念,把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创新驱动和内需拉动,把居民增收作为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的重要任务,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2)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其核心是政府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旧是劳动持续增收的制约因素之一,尤其在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从衣、食等低层次生存性消费向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等更高层次的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转变的背景下,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仍有一定差距。完善社会治理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均等化为重点,加快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 构建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的机制。

提高劳动收入是一项事关民众福祉的长期任务,不能仅仅依靠财政的临时性救济和补偿措施,必须进行系统化设计,建立起能够促进劳动就业和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方面,收入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合理回报,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效率是劳动增收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加快劳动保护的法规建设和体制改革,增强劳动自我保护的能力,确保劳动者公平参与市场活动和分享发展成果。

(1)建立多样化的劳动力培训的长效机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市场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劳动收入与劳动者素质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要通过财政有针对性的扶持构建起多元化的劳动力培训机制。正规教育要立足于人的持续发展,在劳动者思想品德、社会适应、学习创新等领域下工夫;各级工会和人力部门要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带有普遍需求的就业技能培训,同时要对非正规就业者加大教育培训的帮扶力度;财政部门要通过税收调节引导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专项培训。

(2)从制度层面切实加强对劳工的权益保护。为降低资本运营成本,分权财政下的地方政府长期对劳工保护持放松态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动报酬占比的持续下降,并因此积累了系列社会矛盾而反作用于生产过程,对市场秩序的负效应已经不容忽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大幅提升,让劳动者在更好的环境中体面工作并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的需求日渐增强,改善劳动收入偏低的局面需要在立法层面和其他制度建设层面加强对劳工的权益保护,明确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主和劳动者各自的职责和权益,改进企业的用工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积极加强监管,确保劳动相关法律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切实减少劳动权益受侵害的事件。

3. 营造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的环境。

劳动增收困局是改革途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政府部门要积极利用财政手段营造全社会尊重劳动和保护劳动者的氛围。

(1)通过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激发劳动者潜能。经济发展是劳动增收的基础,要让全体居民获得稳定的收入,还有赖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未来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加大改革力度,让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让劳动者努力工作、积极创新,促使经济发展逐渐归于内需拉动的健康轨道。要着力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取消各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约束,保护私有产权,放手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交换,激发非公经济的活力和大众创业的热情,避免制度性就业和增收抑制的路径依赖。

(2)通过完善社保制度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大发展严重依赖于投资的驱动,为获得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工薪阶层在自我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也被迫容忍了社会保障缺失的窘况,承受着市场化带来的更高的教育、医疗、住宅价格,进而造成储蓄不断上升和消费率长期低位徘徊的局面。真正实现劳动增收和生活质量同步改善,最终还须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同步推进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改革,以国有资本收益和公共资源收益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在增强公平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稳步提高保障水平,从根本上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的建构 篇8

一、公共理性与服务型的特征

理性 (reason) 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对客体的一种能动性的反映, 是行为的主体认识自然、社会及其协调、整合自然、社会和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功能。林毓先生认为:“理性” (reason) 是人生来就有的一种能力, 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理性。换言之，“‘理性’是一种使我们了解真理的本领”。这种理性是有限理的，即有限理性。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始，人们习惯上把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是指从理性出发，寻求理想的工具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采用最有效的手段以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

所谓“服务型政府”, 它是在公民本位, 社会本位观念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 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为民、便民、人民拥有的政府。

二、公共理性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

综上所述, “公共理性”旨在要求公共管理主体在公共决策和管理等一系列活动中, 都应在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之下进行。这种理性是代表民意的, 是公共的, 是各种利益集团在和平的气氛下, 通过讨价还价, 最后在协商一致和“妥协”的情况的约定意识。而服务型政以“向人民学习, 为人民服务, 请人民评判, 让人民满意”为行动指南。

三、我国政管理在公共理府在政府决策和性上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制度的根深蒂固, 现代民主意识还未形成气候, 官管民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成为统治的工具, 权力的执行者一直把民众 (特别是中下层民众) 看成是管制的对象，一切事宜政府说了算, 而人民也对此乐此不疲，甘心做奴隶，不愿改变现状。政府工作人员不知道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 许多领导更是喜欢独断专行, 搞一言堂，上行下效，官僚风气甚严。再加上政府缺乏政务公开, 决策和管理不透明, 没有完善的群众参与决策、管理、监督、评估的机制, 而大众传媒又被控制得过死, 歌功颂德几乎成了其基本职能。

四、以公共理性为指导构建服务型政府

公共理性要求政府决策和管理都应是在各利益团体的“正和博弈”中, 通过讨价还价，在互相“妥协”下达成一致并在民主监督之下完成，这对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具有重大的启示。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转变政府工作人员观念，树立公共理性意识

要构建服务型政府, 首先要转变两种观念:一种是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形成的“官管民”的思想。正如马基雅为里说的那样:“世界上除了庸人还是庸人”。而要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鼓励民众积极参与行政管理, 并在其过程中起到监督和绩效评估的作用;针对精英主义的政治统治思想, 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宣传让政府工作人员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 首先是一名普通的公民, 然后才是政府官员, 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 作为人民的公仆, 应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 而不能高高在上, 蔑视大众，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要和群众商量, 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群众的监督。而群众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智慧和权利, 热情地参与行政管理。

2、以公共理性为指导，再造政府流程

把公共理性引入政府流程再造中, 在吸收和创造性运用现在企业制度的基础上, 以“公共需求”为导向, 对传统的流程进行彻底的改造, 使之更具有与社会特别是人民大众更具有互动性, 在流程设计上应尽量实现“并联式”服务, 设立“政府超市”优化和完善电子政务，使政府的各项管理更透明, 更阳光, 公民办事更快捷, 方便, 增加民众对行政管理的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3、以公共理性为指南，加强制度建设

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政府的制度设计是其统治有条不紊的保障。我们认为, 必须在公共性的指引下, 用制度的方式规范约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 并让公众, 大众传媒监督自己的行政管理活动.例如可以建立和完善听政制度、问责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等等, 并坚决贯彻执行。

4、进一步发挥公众和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

群众是政府的的镜子，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对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有着试金石的作用。在我们建构新型务性政府的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公众和媒的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中间人”的的作用，促使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并此保护好公众的利益。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由于封建传统观念和官僚制度的影响，会遇到重重阻碍，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新问题和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统筹城乡服务型政府的建构, 在继承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实践中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完善。

摘要：“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主体与所处社会之间实现的高度沟通并获得社会高度认同的观念和价值, 对我国建构新型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在公共理性指导下建构服务型政府, 有利于我国政府的决策和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 能够提高人民的参与性和满意度。

关键词：公共理性,博弈,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方华文译. (陕西)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网络公共理性 篇9

一、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制度主要借鉴的是苏联的高等学校制度，是高度计划经济的产物。专业设置的标准主要是按国家的行业部门进行分类，其主要目标是培养各行各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这时的专业设置具有很强的行业针对性和政府控制性。1961年，中共中央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第九条规定，各直属高校专业的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和退出主要依据的是这项草案以及1963年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和《高等学校绝密机密专业目录》两项决议。“文化大革命”后历经10年的修订，1989年4月4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暂行规定》。其中第四章第15条明确指出：专业设置的审批工作要严肃认真。对违反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将视具体情况，令其限期整顿、调整、停止招生直至撤销该专业。这三种情形包括：虚报条件筹建或正式设立专业的;超越审批权限擅自设立专业招生的;不按规定备案的。1998年，国家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第七章第37条中指出：对违反本规定私自设置和调整专业的，教育部和学校主管部门可视具体情况，令其限期整顿、调整直至撤销该专业。在1999年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第七章第30条指出：对违反本规定擅自设置和调整专业的，或办学条件达不到专业设置标准、教学质量差、毕业生长期供过于求的，教育部或学校主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顿、调整，情节严重的可撤销该专业。2011年10月11日，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六章第26条中指出，高校的专业设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质量低下，师资、开设课程等低于标准;明显不适应社会需求，就业率过低，教育部或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应责令有关高校限期整改，问题严重的，暂停该专业招生。同年11月22日，教育部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又明确指出，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高校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从以上条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我国高校专业退出的规定一直是本科专业设置规定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同的是，随着社会以及高校自身的发展，这项规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前期，关于高校专业退出的规定强调的是国家、政府的控制，那么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随着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日益凸显，随着国家把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归还给高等学校和地方政府，高等学校专业退出逐渐和社会需求、和毕业生就业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等学校的本科人才培养必须以满足适合社会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为基本目标，脱离了社会需求谈论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改革，是不现实的[1]。因此，用毕业生的就业率作为决定高校具体专业是否退出的指标之一，一方面起到了连接高等学校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可以从公共政策的视角进行分析。

二、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的合理性解读

自20世纪公共政策在美国兴起以来，关于公共政策的定义就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过程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2]据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所进行的权威性分配,即通过政策实施,让一部分人享用一些资源而排斥另外一些人对该资源的享用[3]。我国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4]。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界定公共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认为公共政策是与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从事的活动。其目标是为了维护公共社会利益，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合理性。我国现行的高校专业退出机制，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它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具有政策引导性。

公共政策作为执政党、国家或政府的公共管理的工具或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5]。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针对由社会利益矛盾而引发出来的公共社会问题，去确立一定的行为准则，利用这些准则去调整有限社会资源的配置，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能够依据某种目标前进，从而引导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是一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业，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教育的质量，决定着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优化，进而决定着整体国力的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基本上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的，高等学校对于政府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体现在高校的专业设置上就是专业和国家行业部门一一对应，在专业退出上也是政府说了算。1998年颁布实施的高等教育法和高校专业设置规定把高校专业设置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归还给了高校和地方政府。但是，一方面，从对传统的集权文化强的路径依赖转变为重视自身独立主体地位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弊端，高校虽然有了一定的决定专业去留的自由，但自身的自律机制以及社会的监管机制却并没有随之有效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由于自我约束机制和自我定位意识的缺乏，为了追求所谓的规模效益，往往会不顾自身实际状况而大量设置专业。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控制质量，规范高校办学行为，政府对高校专业退出机制进行一定程度的宏观控制对于我国高校专业设置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导向和约束作用的，对保障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非常必要。

2. 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具有问题指向性。

从公共政策的目标取向看,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解决某一或某些社会公共问题,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性。一般来讲，问题可以分为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和政策问题。其中社会问题的外延最为广泛，当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或影响较大时，社会问题就成为公共问题;当公共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至于政府把其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公共问题就成为了政策问题。国家对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规章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高校的规模、数量和毕业生人数有了飞速的发展。但与此相伴而生的一方面是一年比一年严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另一方面却是一些行业招不到急需的人才的困境。这种结构性失业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这种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高校在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过程中自主意识和特色意识的缺乏，对人才市场的判断缺乏必要的理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专业设置上的趋同。有学者在对我国2008年本科院校专业设置统计中发现，有86%的院校设有英语专业，有81%的院校设置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1]35。这种专业上的趋同不仅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造成了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困难。现阶段教育部提出的关于高校专业设置预警、退出机制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高校因专业设置趋同，质量良莠不齐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这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3. 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具有公共利益性。

日本公共政策学者药师寺泰藏认为：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6]。也是就说，公共政策所维护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利益,不是实现个人或少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大部分人或大多数团体的利益诉求。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摩擦、冲突、矛盾和对抗。社会契约论告诉我们，同质的、原子式的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将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霍布斯丛林”。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利用公共政策这一工具，平衡好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以及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实际上涉及很多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是不一致的。从高校的角度出发，设置大量的学科可以带来大量的显性或隐性的收益。正如李岚清同志在其教育访谈录中指出：为了成为综合性大学，一些专业性高校增设的新学科、新专业往往是自己的弱势学科专业，它们各自都想向综合性高校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本来就紧张的教育经费由于资源上的不合理配置和新的重复建设而显得越发拮据。不论走到哪里，“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几乎成了永恒的主题[7]。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对重复设置专业所需资源的大量投入意味着对于其他专业投入的减少。这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降低，同时也会导致高校培养同一专业人才数量的供大于求，造成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资源的浪费和结构性失业这两种现象造成的后果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是一种损失。因此，国家制定的专业退出机制从全局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协调和平衡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的作用，具有公共利益性。

三、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的局限性解读

社会问题之不同于自然问题在于它是关于人的问题，因此，任何公共政策都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全能的。它在解决或试图解决一些政策问题的同时，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同样也不例外。

1. 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本身的价值冲突性。

著名学者伊斯冬(Easton)从社会的权利关系视角出发,认为政策的本质就在于它能否定一些人的某些权利而使另外的人得到它。换言之，一项政策,无论是为一个社会、一个小社团或其他组织，都“包含一系列价值分配的决定和行动”[8]。也就是说政策从来就不是价值中立的，权利利益冲突贯穿于政策的始终。从理论方面来讲，高校专业设置一般来讲有三种逻辑：一是学科逻辑，即专业设置建立在知识本身的发展上;二是社会需求逻辑，即专业设置与社会行业无缝对接;三是个人发展逻辑，即专业设置要服务于受教育者的个体发展需要。高等教育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三种逻辑，在很多时候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充满了价值冲突的。从实践方面来讲，只要有利益、利益集团和多元利益主体存在,价值冲突就是一个永恒的社会主题。作为公共政策的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它的价值冲突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高校专业退出机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政府、社会、高校、相关教师和学生。这些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一致也不可能一致的，有的时候甚至互相冲突的。尤其是高校，对于任何一个专业的退出，他都需要解决所退出专业的人员流向问题，资金问题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此，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价值冲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及目标群体自身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或政策的理解。虽然政策的公共性要求政策主体站在公共立场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任何的利益主体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文本解释者，任何政策都或多或少打上了决策者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追求的烙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持精英教育观的一些学者激烈地批判把专业退出和就业率挂起钩来，为什么有的学者又热烈地拥护这项政策的出台。

2. 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执行过程的价值偏离性。

当公共政策进入实施阶段后,价值选择的主动权就落在了执行者手上，影响并最终决定政策的运行方向的是公共政策执行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在执行阶段，如果执行者和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公共政策的价值偏离性自然产生。教育部颁布的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其出发点是为了约束高校设置专业的盲目性，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上日益突出的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是为了提高高校专业设置的质量，鼓励高校办出自身的特色。但是，我们知道，当政策进入实施阶段以后，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往往会使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从而造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价值偏离。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由于高校经费对于国家拨款依然具有强大的依赖性，相当一部分高校为了达到60%的就业指标，会利用各种途径，如在就业率上对校内的院系进行排队，院系则把学生的“就业率”和教师的奖金挂钩，教师就会动用各种关系，伪造就业证明。近几年的高校毕业生的“假就业”、“被就业”就是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偏离的体现。

3．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在问题解决上的部分性与暂时性。

社会问题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的。但是，认为一项公共政策可以一劳永逸地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现实的。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只能部分地、暂时地解决它所针对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可支配资源在社会总量上的有限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因而政策所针对的问题,只能是部分解决而不可能全部解决;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价值主体的参与，本身也会引发“新”问题,而产生所谓的政策的负面影响。这些新的问题，有些是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忽视的，有的是由于执行过程的价值偏离所凸显的。我国对于高校专业退出的规定，历经四次修订，如果说前期关于专业退出的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政府对高校的完全控制的问题，后期规定的重心就转移到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教育质量上来了。这些发展变化中的规定说明了公共政策在解决问题上所具有的部分性和暂时性的特征。

四、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的路径突破

1. 大力发展第三方评估。

一般来讲，世界各国的专业指导政策可以分为指令性、指导性和统计性三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专业设置政策从政府指令性向政府指导性倾斜，逐渐的把专业设置的权利交给了地方政府和高校。然而，60年间几次专业设置的改革，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现象。此外，在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制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进”多“退”少，或者基本上是有“进”无“退”。这固然是由于地方政府和高校对自身利益的过分强调所造成的;另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因为我国高校专业设置政策缺乏统计性的数据，缺乏体制外的第三方机构对于地方政府和高校专业设置的有效的监督所造成的。在美国,各高校接受区域性教育评估机构的专业评估和院校评估,评估信息对公众开放,未通过评估或成绩不理想的专业自然招收不到学生而自行萎缩。英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评估机构最突出的代表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简称QAA)，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它负责全国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评估，评估的结果和国家的财政资助等紧密相连。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第三方评估力量的缺乏对于高校专业退出机制的重要性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在政府对高等教育“放权让力”的改革过程中，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自主权的下放因为并没有形成与其相应的监督和引导机制所导致的问题将会非常的严重。因此，现阶段大力发展第三方评估应该成为我国高校专业退出机制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

2. 后续政策的跟进。

在对公共政策特性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价值偏离，新的问题和政策的负面效应会逐渐呈现，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召唤着后续政策的跟进。我国专业设置政策往往是一项规定刚一出台，新的规定马上就在酝酿之中。这也部分解释了政策的连续性的价值。从一定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都不是完美的，后续政策往往是对前置政策的“救失”。因此，对于高校专业设置退出机制的完善，要求政策的制定者、政策的执行者、社会各界密切关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反馈机制，及时获得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制定迅速及时的后续政策，从而尽量使公共政策本身的价值得以实现，局限性得以及时纠正。

3．提高高校的自律性和主动性。

经济学认为人是经济的主体，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专业设置的一窝蜂实际上就是高校经营者在个体利益驱动下的“经济人”本质的体现。学科专业设置上的趋同现象，一方面在于高校的经营者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希望通过大量的专业设置获得相应的政府拨款，由办学规模的扩大彰显自己的政绩;另一方面在于高等学校定位意识缺乏、特色观念淡薄。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我国高校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被动地听从于政府的计划安排，独立意识、主动性较差，而这种主动意识的丧失进而导致了高校自身定位意识和自律能力的缺乏。我们知道，高等教育机构不同于经济机构的地方在于它的教育性和发展性，它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同时也是社会的灯塔。当然，高校明确自身的定位不是要高校回到精英教育时代的象牙塔，在高等教育日益走向社会中心的今天，回到象牙塔显然已无可能。笔者认为，在市场化的今天，一方面，高校要明确自身定位，具有一定的自律意识;另一方面，高校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主动地适应市场，引领社会的发展。这种适应是主动的，具有前瞻性的，是主体价值判断和自主选择基础上的适应，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围着政府和市场团团转。

4. 重视课程在专业中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的我国大学只有院系设置，没有专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培养国民建设的人才，学习苏联经验，我国大学突出强调了专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这种对专业的强调，按照专业进行人才培养的模式依然影响着我国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专业，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才培养实体，是我国高校招生、教学、资源分配以及进行就业指导的根本依据。对专业的突出强调往往忽视了构成专业的最重要的载体———课程的价值。也就是说，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现出“实专业”和“虚课程”的特征。这种对专业的过分强调所产生的后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模式下，人才批量生产，一个系或一个专业的毕业生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他们组成4年不变的一个班级，选择大体相同的课程,各门课程接受同一个教师的授课，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进校时各具差异，经过4年的培养，他们获得了同样的知识结构，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商品，缺乏个性化[9]。美国的本科教育恰恰走了相反的道路，他们轻专业而重课程，强调课程自由选择与专业的自主组合，通过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和就业市场的信息灵活地选修一定的课程，从而使学生的知识组合与专业配置更具弹性与灵活性,实现了使高校和学生能够主动地适应变动不居的就业市场的人才要求。在一个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就业市场变幻无常的时代里，笔者认为，高等教育要从对专业的重视转移到对课程的重视上。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主动的跟上社会、市场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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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詹姆森.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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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1.

[6][日]药师寺泰藏.公共政策[M].张丹,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2.

[7]李岚清教育访谈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83.

[8]谢少华.政策本质初探[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