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公共政策论文

2022-04-19

2012年，从持续不断的网络反腐到气氛热烈的“网络问政”，从北京暴雨中的微博救援到网民齐赞“八项规定”，借助于各类新老媒介和表达渠道，人们介入各类热点事件的速度更快，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攀升，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渐强。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网络反腐公共政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网络反腐公共政策论文篇1：

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的研究综述

【摘要】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网络反腐的利弊以及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建设路径等问题上。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然而，研究的整体质量还不高，提出的对策措施过于宏观、趋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网络反腐；制度化

1.引言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随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反腐新途径，既有过人之处，也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通过科学有效的制度化建设，将网络反腐引入制度化的轨道，从而充分发挥网络监督对廉政建设的积极作用，是网络反腐研究的根本目的。本文对近年来学界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分析，概括总结了该方面的研究状况，以期对下一阶段的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2.对相关文章的分析

为了使研究者对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的研究现状有一个大体的认识，我们在中国知网选择了全部学科领域，以2008年1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为检索时间段，以网络反腐并含制度化建设为主题关键字，总共搜索到37篇文献，并从发表年份、下载频次和被引频次等方面对文章进行了分析。

2.1 论文发表的时间与数量统计

2008年到2010年，对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的研究较少，2011年，相关研究剧增，2012年又有回落。这一数量趋势表明，时政要闻对网络反腐研究有着重要影響。不仅论文数量随着现象热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出现峰值，但随着媒体热点的转移，次年论文数量即大幅回落。由此可见，网络反腐的相关研究跟风现象比较严重，且由于时间较短，研究深度不够。总之，将研究长期化和体系化，将是下一阶段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2.2 对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研究理论工具的综述

目前，学者在对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的研究中主要应用了以下三种理论工具：

（1）公民参与理论

公民参与，就是公民（个体公民或民间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家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产生影响。公民参与最主要的领域是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此外，也包括公共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公民参与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网络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力量，也是公民参与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便捷的途径。

（2）服务型政府理论

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由德国行政法学者厄斯特·福斯多夫首先提出来的。在我国，随着改革深入，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网络监督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子政务的大力推行，网民互动模式的广泛推广都是服务型政府的体现。

（3）责任政府理论

责任政府是一种全新的行政法理念，是政府部门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向人民负责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责的高度统一。行政问责制是责任政府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

2.3 对网络反腐概念界定的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网络反腐”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一些学者的论文甚至没有讨论和界定这一核心概念便直入正文，但仍有部分学者尝试对其进行定义：

惠保德指出，网络反腐是制度反腐结合民间智慧和网络技术的一种新型反腐模式①；

郑州大学孙颖认为网络监督的监督主体是所有网民，监督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和所有的公共权力②；

杨蕾认为：“网络反腐指的是借助网络等新媒体高科技平台进行反腐败的各种实践活动，它是我国近年兴起的一种网上廉政建设方式和行为，是新时期信息化浪潮迅速推进与公民主体意识高度觉醒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③”

总之，以上概念分别从网络反腐的主体、目的、方式与对象上对其加以定义。但是，在时空方面却缺乏相关陈述。在后继研究中，可以考虑对网络反腐所处的社会环境作进一步研究。

2.4 对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必要性研究的综述

网络反腐日益成为了打击腐败的重要力量和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但由于缺少制度规范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受到削弱。因此，学者们从以下两方面阐述了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

2.4.1 对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的综述

孙颖阐述了网络反腐的意义：“随着网络的兴起，网络监督向人们展示了其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网络监督的主体权回归了社会公众，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提高了他们的民主参与意识。”②

韩恒指出，我国网民利用网络参与政治的热情不断提高，网络正逐步成为我国公众监督政府及公职人员行为的重要手段，成为反腐败的重要载体。④

总之，在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方面，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为：促进民主参与、加强社会监督、打击政治腐败。

2.4.2 对网络反腐局限的研究的综述

目前，学者已经意识到网络反腐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局限，以下是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中的观点：

时伟提到，网络反腐存在着侵犯他人隐私、恶意诽谤、影响司法公正等众多问题。⑤

肖榕从另一角度指出，目前网络反腐仍存在网民言论非理性、网民言论代表性不足、网民意见权威性不够、网络管制法规不健全等问题。⑥

总之，在网络反腐的局限性方面，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为：侵犯个人隐私并干扰司法公正、情绪化严重易受误导、言论代表性不足、监督不到位和难以查实。

2.5 对网络反腐制度化建设措施的综述

关于制度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学界目前主要观点包括：

董建新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机关的队伍建设，构建网民参与党政干部问责的平台，拓展网民问责渠道，建立网络举报长效机制。⑦

杜创国，刘静静提出以下特色对策，第一，立法、司法、执法机关加大职能整合力度，必须进一步强化纪检部门的决定性定位；第二，规范反腐网络建设，保障“虚拟社区”步入法制化，纪检部门要规范反腐网络建设；第三，建立健全腐败发现及快速反应机制。⑧

刘国军从技术角度出发认为有效对策应该如下：第一，加强网络舆论监督平台建设；第二，建立健全網络舆论收集研判机制和网络舆情分析系统；第三，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理性引导机制；第四，加快网络监督机制创新；第五，进行网络伦理道德建设。

以上措施可以概括为：在立法方面出台保护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在行政与执法方面建立相关规则制度、事项处理规范以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在民众与社会方面则通过宣传教育以培养监督者的责任意识，提高整体素质，多管齐下以推行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提高其监督质量。不过，这些建议多为宏观建议，缺乏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故网络反腐的进一步研究应当关注如何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以上宏观建议。

3.结论

在目前的研究中，学界普遍注意到网络反腐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快捷高效、覆盖广泛的优势，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一个新的监督平台；另一方面也存在言论情绪化、虚假信息泛滥、侵犯他人隐私、网络言论不具代表性等问题。因此，由政府发挥主导功能，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通过制度化建设，使网络反腐迈上正规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发挥其积极作用，规避其负面作用，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好互动也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然而，目前关于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研究仍然存在研究时间短暂、研究深度与广度不足、建议空泛等问题。因此，下一阶段的研究应当注意研究长期化和对上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体系化，并进一步探究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相关理论推动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建设。

注释：

①惠保德.网络反腐法制化探析[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v.26；No.13203：24-27.

②孙颖.我国网络监督的功能研究[D].郑州大学，2012.

③杨蕾.论网络社会下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创新[J].河南社会科学，2011，v.19；No.11101：44-47.

④韩恒.网络公共舆论的生成与影响机制——兼论网络反腐的内在机理[J].河南社会科学，2011，v.19； No.11202：52-57.

⑤时伟.规范网络反腐，创新倡廉渠道[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1，v.2；No.804：28-31.

⑥肖榕.公民网络言论反腐功能研究[J].犯罪研究，2011， No.18906：20-27.

⑦董建新.网民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对策[J].中州学刊，2011，No.18101：21-25.

⑧杜创国，刘静静.构建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机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No.8901：160-162.

参考文献

[1]辛志永.浅谈新时期网络反腐的现状及展望[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2，No.14312：77-78.

[2]马立智.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制度化现状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v.26；No.15406：77-80.

[3]冯磊.地方政府公务员“庸”的治理研究[D].南京大学， 2012.

[4]刘力锐.我国公众反腐的渠道变革与创新：基于政治营销的视角[J].领导科学，2012，No.49005：36-38.

[5]李斌，张轶炳.论网络反腐的有效性和规范性[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No.37902：41-46.

[6]韩健伟.我国网络反腐问题及政府对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1.

[7]时伟，孙丽丽.规范网络反腐创新倡廉渠道[J].理论月刊，2011，No.35406：107-109.

[8]朱坤.新形势下推进网络反腐的几点思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v.13；No.6703：67-68.

[9]谭超.网络反腐的制度化研究[D].郑州大学，2011.

[10]王锐.不断推进党内监督体系建设[J].当代社科视野，2011，No.38204：10-15.

[11]芦俊珠.民间网络反腐现状之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1.

[12]赖胜兰.网络舆论监督的困境和发展对策[D].暨南大学，2011.

[13]刘晔，杨蕾.关于建立“官民联动”网络监督新模式的探讨[J].河南社会科学，2011，v.19；No.11202：57-60.

作者简介：

张孟歌（1992—），女，辽宁沈阳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聂长芳（1993—），女，河北邢台人，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作者：张孟歌　聂长芳

网络反腐公共政策论文篇2：

你表达了吗？

2012年，从持续不断的网络反腐到气氛热烈的“网络问政”，从北京暴雨中的微博救援到网民齐赞“八项规定”，借助于各类新老媒介和表达渠道，人们介入各类热点事件的速度更快，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攀升，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渐强。

在民意洪流中是否有你的“微言细语”？这些微力量又将如何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意如何更多地从网上走到网下，用机制维护表达自由，释放民意“正能量”？

大众麦克风时代：表达现“井喷”

“围观是我们做网民的责任，签到发言是我本人的兴趣。”在南京一家高校工作的小陈是名副其实的“微博控”，已有三年“微龄”的他，每日频繁刷屏，随时写上几句，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写微博一是记录自己生命的足迹，二是希望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哪怕没有任何影响，我也要说出自己的内心话。”小陈说。

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年，中国网民数量突破５亿，其中微博用户接近３亿，微博使用率突破５０％，超过４２％的世界平均使用水平。很多网民像小陈一样，每天通过微博、论坛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

移动互联和微博等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让“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然到来，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普及，表达欲高涨。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网络舆情分析，今年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显著提升，网络民意推动现实社会前行的力量日渐强大。以网络反腐颇具代表性，从“表哥”杨达才到“房叔”蔡彬再到不雅视频的主角雷政富……这些官员的落马，很大程度上源于网络举报及其引发的民意力量。

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民生事业的促进也意义深远。2012年2月底，上海市民秦岭通过微博发布了关于“癌症晚期父亲就医辗转无医院收治”的信息，引起上海市主要领导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不久，上海就出台了改善癌症晚期病人临终关怀服务的制度化措施。

2012年７月，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一场降雨。灾害袭来时，人们通过微博守望相助；灾害结束后，一场关于城市公共安全的大讨论随即展开，推动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在大众麦克风时代，网络舆论场风云激荡，围绕热点话题和热点事件，各类意见汇集后很容易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影响现实社会。”中国传媒大学媒介评议与舆论引导研究中心主任唐远清说。

打破传统话语格局：喜中亦有忧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是国内最早专门从事民意调查的机构之一。中心执行总监王文俊告诉记者，刚成立时每年的民调项目只有十几个，近几年则直线攀升，仅今年就有100多个民意调查课题。

“我们调查对象代表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刚开始时大家都不太敢说，近几年参与度提升很快，表达更大胆，建议更深入。”王文俊说。

上海交大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谢耘耕教授曾专门研究过公民的网络表达与公共管理，他分析指出，热衷表达是公民意识觉醒的标志，日益活跃的民意表达不仅改变了公民传统政治参与的理念，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而且对于完善政府公共管理、促进民主政治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国内一些公共事件解决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议程设置’模式，即网络（BBS、微博、博客等）提出议题——传统媒体关注——全社会参与——政府行为的模式。”谢耘耕认为，“公众的民意表达越活跃，将对公民社会发育起到‘催熟剂’的作用。”

不过，不尽如人意之处也依然存在。一些民意表达中出现的“碎片化”、“情绪化”等现象也令人担忧。中国网络传播协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双龙说，以近期火热的网络反腐为例，一方面应当高度肯定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看到，网络反腐中不少是靠“猎奇”和“泄恨”博人眼球，缺乏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有的甚至存在虚假和夸大。

网络民意究竟有多少“真民意”也令人深思。日前电影《王的盛宴》导演工作室自曝因遭受恶意差评，雇佣水军“以水治水”，给自己的电影“刷好评”。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网络水军炮制虚假民意的热烈讨论。

“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网络民意往往泥沙俱下，甚至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下被人操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研究员李彪认为，“网络民意只是部分民意的体现，不能代表全部民意。”

宽容表达加强自律：释放“正能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有关专家认为，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表达热潮，首要做的是宽容民意，方能听到真民意。此外，还需在民意表达的制度化、开放性、多渠道上下功夫。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表示，2012年中国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和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一些牢骚性、批评性、探讨性的言论，大家都能比较顺畅地言说，令人欣慰。这说明，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公众正在往贴近民意、尊重民意的方向上一起使劲。但要进一步广开民意发声渠道，还需加强制度建设和落实。”

童之伟等人认为，首先要重视民意表达，积极搭建网络问政、网络问计和各类民意调查的平台，收集社情民意，推动现实工作。今年全国政务微博突飞猛进，特别是十八大期间“国务院公报”正式上线，显示出从中央到地方注意信息公开，重视获取民意的积极姿态。在新媒体时代，这一做法应该加以推广和完善。

其次，网上的喧嚣表达也折射出线下民意表达渠道的不通畅。如何建立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的民意咨询机制，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联系群众、上通下达的作用，对他们发挥作用做出更充分的制度性安排，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都是亟待破解的课题。

相关专家还指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每个网民也需要责任和担当，理性表达方能还民意以真实。公民和一些民意调查机构应加强自律，在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和意见表达时，应多些客观独立思考和建设性意见，少些盲目跟风的“哄客”行为。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完善针对网络虚拟世界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恶意诽谤或者“炮制民意谋利益”的网络不端行为，净化网络环境，真正释放民意的“正能量”。

编辑／李朝瑞

作者：杨玉华杨金志俞菀

网络反腐公共政策论文篇3：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角下网络监督的非理性隐忧及其化解

摘要：“微博反腐”是网络监督的一种形式。本文从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近年来一系列“微博反腐”案件中转发与评论的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微博反腐”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外部监督方式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非理性的隐患。其原因在于：微博自身及使用人群的特点，中国长期制度化监督的不足与民意的积存，集群行为的特点以及公众政治知识与民主能力和意识的欠缺。因此，通过建立和实施体制内外有效对接的制度化监督机制，规范民主程序，保障公众民主权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重建社会价值体系等措施，可以消解网络监督非理性隐忧，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体制外监督方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网络监督；微博反腐；非理性

收稿日期：2014-03-30

作者简介：崔恒（1981—），男，山东济南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民族廉政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张晓瑜（1992—），女，湖南怀化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用和普及，网络监督已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外部监督方式。网络监督以其独有的优势添补了传统外部监督的不足，与内部监督相互配合，推动了我国廉洁政府建设。然而，网络监督过程中时而表现出来的非理性行为使人们对网络监督的效用以及可能带来的更复杂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担忧。在网络监督中，微博以其使用便捷、信息交流高速等特点被迅速用作监督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一种新型网络媒体。近年来，多起腐败案件的查处都是首先由微博揭露出来的。本文对近年来一系列的“微博反腐”案件进行实证了研究，分析了网络监督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而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视角提出消解网络监督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的方法，寄希望于使网络真正成为理性而有效的行政监督方式。

一、网络监督的非理性现状：语言与心理的分析

网络监督作为外部监督的一种形式属于政治参与范畴。理性政治参与是对政治参与理想状态的期许。理性政治参与究竟是何种状态，关涉到人们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解。理性与非理性是含义错综复杂的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政治学领域，理性与非理性的含义也十分复杂。卢卡奇将非理性主义与希特勒主义联系起来，认为非理性主义“具有统一的反动社会的基础”，是残暴的反动政治的哲学基础；[1]近代以来，以洛克等为代表的政治理性主义与传统神学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公共行政中官僚制的理性表现为对高效率行政的追求。而政治参与中的理性意指何种状态呢？

在日常思维和语言中，非理性在不同的领域似乎有着某些达成共识的含义。如在哲学领域，非理性或被认为是思维和逻辑的混乱，或被认为是强调世界发展的偶然性和无序性；在经济学领域，非理性被认为是不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社会学领域，非理性被视为去个性化，缺少理智判断，逻辑简单，易于从众的群氓表现等。有学者在梳理了存在论、认识论和行为方式等意义上的非理性含义后指出：“总起来说，非理性是指人们在信念上不相信现实会逐渐趋向合理的目标，也不信赖人类主体的理智、认识能力和道德良知，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运作归根到底是受盲目的冲动操纵的。”“至少，人们知道非理性是与本能、冲动、狂热、盲目、荒谬和感性相联系的。”[2]据此，盲目、冲动、暴力、逻辑简单、理智欠缺、容易冲动、违背法律与制度等成为描述政治参与领域非理性表现的词汇。在一系列“微博反腐”案件中，的确充斥着上述类型的言行。如散播谣言，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侵犯隐私，妨碍司法公正，语言粗俗，缺乏理智判断等。本文将此类言行视为网络监督非理性的表现。

网络监督究竟是一种对现行监督制度予以弥补的监督手段，还是在公众的民主意识与能力欠缺而又迫切希望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下，被一种新型技术简单拖拽进政治生活的非理性行为？在利用微博揭露和追责腐败行为时，网民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非理性行为？这些非理性行为是否严重到足以抵消微博作为体制外监督方式的积极效用？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原因为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针对相关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想象不能补充缺少的事实。[3]

语言是人类心理的反映，心理是行为的内在动因。在虚拟社区中，语言更成为心理与思想体现的主要媒介，反映着人们潜在的行为可能。在虚拟社区中，很难对通过微博揭露腐败行为与跟踪评论者进行心理与行为的实际观察。只能通过其在微博中发表的语言判断其心理活动与潜在行为的可能。通过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相关案件的评论进行比较，可以从一个角度研判网络监督中非理性言行存在的程度。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舆情网联合发布的《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年，在广受关注的15起真实的“微博反腐”案件中，通过微博举报的共有6起，占40%。在其余9起案件中，微博虽然没有直接作为举报平台，但其巨大转发量对案情的推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很多腐败案件在人民监督网等网站发布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一旦被放到微博后便迅速引起重大反响。本文选取上述15起案件中的典型案例，基于语言与心理分析的思路，对典型案件的微博转发及评论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本文分别对相关的腐败案件在新浪、腾讯微博的前5000条评论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可以将所有评论归结为以下几类，每项在所有评论中所占比重如下：对被举报者外貌的评论达27%；支持举报者的比例为20%；认为案件有阴谋的比例为17%；评论内容涉黄，低俗，存在暴力倾向的语言为23%；认为当官好的评论占到10%：表示中国反腐力量薄弱的仅为2%；认为腐败与反腐都应该是体制问题的评论仅为0.5%；要求政府公开立案调查的评论为0.5%。（见表1）

据此本文认为：

第一，网络监督中的非理性言行的确占相当大的比重。评价相貌、涉黄等评论属于典型的非理性评论内容。评论中对被举报者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论几乎占到所有评论的30%之多，涉黄、低俗评论所占比例高达23%，甚至对“艳照”等反腐案件的很多评论是对被举报者性能力的嘲讽和猜测。这两项加起来占所有评论的55%。这些评论显然是非理性的谩骂，充其量是发泄不满，呈现多数暴力的形态，这绝非理性政治参与的表现。

第二，对事件、反腐处于无知和价值观扭曲的评论也占有一定比例。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评论说“当官就是好”，如有评论说：“当官就是好，美女如云。”对此回应者也甚多。还有部分跟贴和转发的评论仅仅是单纯的支持或者反对爆料该事件者。这几类评论的比例之和达到47%。

第三，对反腐仅有经验性的、直观的感性认识，缺乏理性认知。如有人评论说“反腐力量薄弱”和“事件被夸大”。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不雅视频背后有阴谋，有网友表示“举报人也非好东西，官商勾结不成，狗咬狗”；也有小部分人表示无奈地认为：“网络反腐还是靠小三暴露，英雄难过美人关”；“发现就处理，不发现就不处理，很不公平，这世界有几个男人经得住美色勾引”。这几类评论占所有评论的19%。

虽然第二、第三两类评论不像低俗、暴力语言那样属于典型的非理性参与言行，然而，持此类评论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微博所揭露的事件缺乏正确的认知和态度，缺乏正确看待和评价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将虚拟空间的事件转换到现实中，持此类评论者似乎很难给予正确的评价。他们比较容易受到错误言论的引导，有可能成为现实生活中非理性参与的潜在群体。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所有评论似乎都偏离了正确的价值观，对事件及其主角采取嘲弄的语气，对事件持质疑和猜测的态度的原因就在于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渠道不畅通。

第四，理性强调应该加强制度化反腐的比例极少。要求政府立案侦查和强调腐败与反腐皆是制度问题的观点代表理性的观点，仅占1%。有网友表示“制度不改，打倒一个雷政富还有千千万万个雷政富”。这类理性声音所占比重极小。

由此可见，在虚拟空间的“微博反腐”中，的确存在大量的非理性的言行。那么在现实社会中，情况又会如何呢？回到现实社会，就相同案件，对300名18至60岁的不同职业、学历、收入及网络使用情况的公众采取了问卷调查和当面访谈的调研方法。结果发现非理性言论的存在程度大大降低。而同时发现匿名问卷和当面访谈的结果又有所不同。在当面访谈的实验组中，恶语重伤、语言涉黄的比例仅占5.1%；认为政府应该介入调查，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进行反腐的比例高达44.7%；评论中出现价值观偏移，对事件认识模糊的占到50.2%。在匿名问卷调查的实验组中，上述三类的比例分别为22.9%、39.8%和37.3%。

可见，在虚拟空间中人们的行为与现实中的行为的确存在差异，微博监督的非理性言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通过对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的比较笔者发现，即使在现实社会，随着人们所面对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程度也存在差异。如匿名状态比面对面交流人们表现出的非理性言行多。在隐匿身份的虚拟社会和在现实社会中隐匿身份的情况下，人们非理性行为的程度相差不是很大。根据群体理论，人们在群体状态下比较容易受传染而表现出非理性行为，而现实中问卷和访谈都是在个人处于单独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可能也是现实社会中人们较少表现出非理性言行的原因。由此，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忧“微博反腐”中大量爆发的非理性言行，甚至由于“晕轮效应”认为非理性言行只会在虚拟空间中产生。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些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土壤，会导致无论在虚拟空间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只要有一定时机，非理性行为就会表现出来。

二、“微博反腐”过程中非理性言行产生的原因

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微博反腐”过程中的确存在比较严重的非理性言行。在利用微博进行网络监督的过程中，需要防止出现溢出效应，将非理性情绪从虚拟空间带到现实社会中。因为一旦不良情绪和非理性行为“走出网络，回归现实”，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危害。[4]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也存在非理性行为与土壤，而在网络环境中，非理性行为的产生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第一，微博自身的特点是“微博反腐”过程中非理性言行产生的原因之一。2009年，微博被评价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我国微博的一大特点就是“强烈关注时事”。由普通网民临时客串的“报道者”，有效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赶在了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布第一手的信息，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5]主要特点体现在，一是微博进入门槛低。只需在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注册微博账号就可进入微博这一平台，分享和交流信息。二是信息传播面广。据新浪微博2013年的统计，2013年2月份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达3亿，其中活跃用户占9%。三是信息传播速度快且形象。之所以叫做“微博客”就在于它的即时性，通过简短几个字或几句话迅速地分享信息，且可以附加照片、视频，增加了形象性。四是微博具有身份隐匿性，目前大多数网站在注册微博时无需实名认证。由此，人们在微博上的言论可以突破传统媒体受到的形形色色的管制，也就是说，在微博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

这些特点使微博不仅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便捷的揭露腐败案件的方式，信息传播速度极快、极广以及信息的形象化容易刺激人们的感官神经，激起人们内心的冲动，而且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微博使更多人敢于揭露腐败行为，但却增加了随意性和不负责任的可能。

第二，微博使用人群及其心理是造成微博监督存在非理性言行的又一原因。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国内微博用户从年龄上看，10岁-39岁的用户总访问量占81.68%，总页面浏览量占85.84%；从学历上看，高中学历以下用户占74.88%；从收入上看，5000元以下的占92.2%。其中，无收入群体人数最多，达9183.5万人，学生用户是微博用户中最大的群体。据新浪微博2012年用户数据分析显示，其用户中“80后”占55%，“90后”及“00后”占37%。微博是近几年来新兴的网络媒体，微博使用群体分布还不均衡，尚未发展成一种为各年龄、职业、学历和阶层所接受和使用的媒体，更没有被视为一种常规反腐工具。很多腐败案件通过微博予以揭露是出于偶然或正式制度渠道不够畅通之时的无奈选择。有网络数据统计显示，通过微博宣泄个人情绪的比例高达70%-80%，而关注和思考热点时事的比例却相对较低。从微博关注的对象来看，大多数是现实中的朋友或者虚拟社区中的熟人，因此，类似反腐一类的公共事件除部分人外，并非是微博用户主要关注的兴趣点。因此，微博充其量只起到快速扩散新闻的作用。这也是对“微博反腐”过程中表现出的非理性行为表示不必过多担忧的原因。

第三，外部监督途径与效用的缺失是微博监督过程中非理性言行产生的另一原因。对政府的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个人、社会团体与大众媒体等的监督行为。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监督与反腐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外部监督作用不强。外部监督乏力导致公众对制度化监督缺乏信心，一旦出现一种能够便捷、隐匿地“监督”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工具，公众就会“迫不及待”地加以利用。从而导致了片面依靠网络这种反腐与监督方式，形成虚拟空间的非理性行言行，有时候不免会干扰制度化监督的进程。外部监督乏力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普通公众缺乏监督能力。即使给予他们微博这种监督方式，普通公众也难以理性地运用。在近年来网络反腐中出现的大量不雅照片和低俗的评论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第四，公众不满意见的积压也是微博监督过程中非理性言行产生的原因。不可否认，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存在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公众对政府及某些公务人员的不满。在缺乏顺畅沟通渠道的情况下，这些不满和意见长期得不到表达，一旦有了表达渠道，公众往往会采取过激的、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心中的不满情绪。

第五，“微博反腐”过程中网民的非理性表现是集群行为的必然结果。“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6]它包括人们成群向银行去挤兑；剧场里火警之声大作，观众仓惶逃脱；在一部分人中兴起的某种一时的爱好；群体发财之梦；充满敌忾且又无组织的示威行动；暴乱；群体行为；服饰的流行以及宗教的狂热等。[7]“其实，象时狂、恐慌、谣言和流言这类常发生在公众中的社会心理现象也说明，公众确实有可能是非理性的。”[8]同时，“某些社会群体是由潜在的非理性冲动赋予活力的”。[9]今天集群行为不仅发生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在虚拟社会中。“微博反腐”的“政治狂欢”与学者所描述的集群行为的非理性表现极像。

第六，公众缺乏一定的政治知识，缺乏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的知识基础。对政治知识的了解不仅是对事实政治等新闻的知晓，更是对政治学相关知识的了解。比较而言，我国公众对相应政治知识的欠缺会导致公众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表现出非理性行为，即网络监督仅从个人感性及直觉的理解出发。

第七，我国公众的民主政治意识和能力较为欠缺，没有形成民主的性格。民主的性格是懂得尊重、爱、妥协与宽容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是在民主实践过程中逐渐培育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公众的民主政治意识的培育和能力的提高有待加强。这也是在政治参与中公众表现出暴力、低俗非理性言行的原因。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角下网络监督非理性隐忧的消解

如何做到既能发挥微博在反腐与监督中的优势与作用，又能消除虚拟空间的非理性带来的隐患，防止现实中的“全民政治热”和群氓政治的扩展，需要从制度到文化再到技术的一整套改革措施与方法。其中技术性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在科学技术方面，如网络媒体进行自我管理和政府对之适当监管，对某些过激、低俗言论进行屏蔽。在法律技术上，完善法律法规，对涉嫌侵犯隐私等侵权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和有效侦查与审理。在舆论技术上，不断对公众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总之，要消除网络监督过程中的非理性隐患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合作的改革过程。将网络监督视为公众参与的一种形式，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范畴，因此，本文仅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如下消除网络监督中非理性言行的对策。

第一，从“运动反腐”走向制度化反腐，使内外监督渠道实现有效对接，协调发展。网络监督是伴随着我国加大反腐力度而大规模展开的。因此，需要尽快建立或畅通制度化反腐渠道。在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拓宽除互联网以外其它的公众监督渠道，比如通过信访和社会团体反映公众的意见。同时要尽快制定针对微博等网络监督形式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监督行为，使监督进入常态化、制度化，形成内外部协调发展的监督机制。要建立透明化政府，在广泛吸纳民意，听取公众意见的同时，及时向公众传递政府运作的真实过程；对腐败案件及时查处并及时公布，尽量减少无根据的猜测，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内外部监督的有效沟通和对接。

第二，从形式民主走向程序民主，保障公众民主权利，提升公众的政治效能感。公众在“微博反腐”中表现出来的非理性行为与公众参与的低效能感密切相关。一旦发现参与的机会则呈现出盲目的、“井喷式”参与的特点。因此，要逐渐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更重要的是使公众的意见能够得到切实的表达和尊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利益能够得到保障。使公众树立起理性参与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能够不过激、不偏执、不抵触、不失望；才会在各种公众参与过程中表现出理性行为。

第三，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培育公众民主参政的意识与能力。社会民主是与国家民主相对而言的，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指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基层组织、社会团体中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指人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参与决定和执行的权利。我国社会民主发展薄弱，不仅使公众缺乏民主参与的意识与能力，而且对人们性格与行为方式的养成也具有消极影响。因此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不仅能够使公众逐渐形成参与的习惯，而且能够逐渐培养公众的公共理性，形成民主的性格。

第四，提升公众的政治知识水平。政治知识是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政治结构、公共政策、政治权威、政治事件的认知。[10]政治知识是公众理解和参与的知识储备和前提条件。只有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才能够理性地参与。目前我国公众的政治知识水平还仅停留在对某些热点时事的一知半解上，片面的了解与缺乏认知的知识，必然导致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言语与行为的非理性。因此，提升公众的政治知识水平是实现理性公众参与的文化条件。

第五，重建社会价值是网络理性反腐的精神依托。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公众在微博上进行网络监督时也不得损及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以及人格权等。在各类“微博反腐”的评论中，损坏他人名誉，诋毁他人人格，明显存在价值观扭曲的言论司空见惯。这即是涂尔干提出的社会价值失范的表现。因此，无论是通过新兴网络媒体进行反腐，还是使制度化反腐渠道发挥有效作用都需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既要使公务人员转变官僚主义的价值观念，又要使公众具有公民道德；珍惜公民的权利，懂得遵守和履行公民的义务。

【参考文献】

[1]（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M].王玖兴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8.

[2]韩震.重建理性主义[M].北京出版社，1998.53-5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人民出版社，1994.246.

[4]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01）.

[5]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 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55.

[6]（美）波普诺.社会学（下册）[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566-567.

[7]（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216.

[8]周晓虹.集群行为：理性与非理性之辨[J].社会科学研究，1994，（05）.

[9]（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M].张旅平译.三联书店，2002.

[10]林嘉诚.政治心理形成与政治参与行为[M].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9.

（责任编辑：牟春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