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公共管理论文

[摘要]20世纪90年代网络化治理理论开始兴起，该理论最早由美国人提出。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治理实践和理论基础，并在社会的发展中得到运用和推广。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政府治理模式，其管理实践包括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社区、公民等的参与。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网络治理公共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论文 篇1：

网络化治理公共管理现代发展的新趋势

摘要：网络化治理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理论界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相对来说都各有代表各有侧重。随着时代的發展变迁，民主、自由等意识进一步的深入人心，公共管理也必将有更多的内含延伸和引入。文章就网络化治理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基本体系框架，简要探讨了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网络化治理；公共管理；发展趋势

1网络化治理定义

网络化治理是指由多方组织或公司参与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其中，多方组织既包括民间非盈利组织、民办企业，也包括政府主导的公办企业或政府主体。网络化治理模式最为公共管理新兴的一种治理模式，最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距今已有较为久远的发展历史，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经过了长足的发展进步，相对来说已经是一个较为完善的治理体系了。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其实质更多是控制资源配置，但现有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则是将政府主导的性质弱化，更多采取扁平化的管理策略，参与的组织、企业等也更为广泛，主要目的是协调资源。传统治理模式的衰微，以及新型治理模式的产生与发展，都和时代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当代权利分散、界限模糊等时代特征，新型的治理模式的兴起便成为一种必然。

2网络化治理的理论依据

2.1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由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该理论反对了由政府单一主导公共治理的观点，认为政府不应当在公共治理中具有绝对权威性，其主要职责，应当在建立公共准则和确定主要目标和发展方向上。该观点认为，由社会主体自发形成的组织，能更好地承担相应的执行任务，且多中心的层级安排，更能有效地分散权利实现区域管辖。在此情况下，民主独立得以彰显，既有利于消除各个相互独立的组织之间的间隙与隔膜，又有利于将其对立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多中心治理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对边组织力量的互动和合作，在交流实践中将理论和现实结为一体，从总体上看，是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良好框架。

2.2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理论最早由约瑟夫·毕塞特在1980年提出，经过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以及罗尔斯等人的修缮与补充，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络化治理理论依据，对于20世纪网络化治理理论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是奠定了网络化治理理论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协商民主理论来看，网络化治理更强调其民主、平等、自由等原则，也就是在民主协商理论下，各方组织权利都并非完全占据主导的强势地位，而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对于社会公共治理问题提供一个较为中立、客观的解决办法，通过多方协商沟通，最终形成相应的解决办法。协商民主理论更加符合当代民主的发展方向，更体现了当代的自由意识，但是要注意的是，协商民主理论仍旧需要避免金钱或权利在协商过程中的滥用，一旦失去公平要件，协商民主将最终演化为某一单个组织力量的独裁，这样是绝对不利于网络化公共治理的发展的。

2.3政策网络理论

政策网络理论是最早兴起于网络化治理理论中的理论依据之一。当时许多研究者认为，政策网络理论的研究应当遵循区别于传统市场治理的模式的路径，应该更加强调结果导向。即，将治理的目标定义为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构。也就是，在参与治理主体多样化的情况下，由于成员彼此之间的优势或掣肘，最终形成良好的治理环境，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这一理论，连接了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将三者囊括进网络化治理理论的框架体系中来，对于后续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且，其包含的信息共享等一系列协调机制，也为新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更多选择依据。

2.4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指利用社会资本作为支撑，是一种建立在多边互动以及相互信任关系上的各组织层级之间的公共治理网络体系。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在提高组织企业间相互帮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且其不仅能在经济领域降低交易的成本，也可以为政府等提供社会治理的一部分成本。该理论强调，信任以及公民在社会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于联系。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网络建设，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比如互惠互利等，在社会资本的帮助下，更好地对公共治理问题予以解决。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社会资本理论对于网络化公共治理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于研究未来的发展路径来说，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3构成网络化治理的基本要件

3.1治理主体

综合以上所有和网络化治理相关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网络化治理的主体，无外乎是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相比传统理论来说，网络化治理囊括了更多公民的成分，以及在权利的倾斜上也做出了明显有利于民主、自由的让步。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多元化的社会，在各个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组织或企业，往往拥有这个领域较多的信息条件，对其来说就是其拥有资源的独特优势。为了发挥出公共治理最大限度的效用，联系多个领域的信息就成了必要手段。也就是，在对于多边信息需求的基础上，网络化治理必然更多地要求更加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参与。但是网络化治理仍然强调，不管参与的主体有多少，其本身的权利属性如何，在网络化治理的整体体系中，各方的权利应当是平等的，其独立性应当受到基本的保障。由于网络化意味着多元、延伸与非等级，不仅是政府还是企业，组织还是公民，都平等享有公共治理的权利，因此对于治理主体来说，其本质内含就在于更加多元以及权利分散。

3.2治理工具

在网络化治理这一模式下，主要的治理工具已经从原本的规范和强制性工具变成了激励、沟通和契约等引导性工具。这一点从第一点治理主体的转变就可以看出，由于治理主体更多融入了民间组织甚至私人机构、个人等，在权利保障机制上，已经不再有过去政府主导时那么强大的公权力保障了，相比较来说，失去了原本的规范力和强制力，反而使得公共治理更加人性化，且新兴的激励措施、沟通渠道和契约式的管理办法，更加尊重公民个人，在双方力量发生对冲的时候，也更容易规避风险，达成共识。这一引导性的工具，可以说是网络化治理的代表体现之一。通过政府灵活驾驭各种工具的能力，将各个组织有机地结合为一体，还有民、公、商多边协调互助等模式，将更多地鼓励企业或私人资本投入到公共治理中来，这一点对于社会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住房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3.3治理机制

治理机制主要有二，一是信任机制。即依托于各方势力的相互信任，通过良好的交流沟通与协商，最终推动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减少效率损失，最终实现良好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二是互动机制，即各方势力一定要有所沟通交流，在互相帮扶中，发挥各自在各自领域的信息、资源优势，最终通过互动机制获得各个主体原本无法获取的真实信息或隐藏信息，最终做出正确决断。

4结论

其实综上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化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无非围绕着民主二字展开。由于更加民主，主体需求将更加多元，治理上也会更加侧重民主和效率，重视社会价值。在资源的整合利用上，各个主体的加入必将减少不必要的效率损失，从而最终带动网络化公共治理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姜晓萍，田昭.网络化治理在中国的行政生态环境缺陷与改善途径[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5-12.

[2]田华文.从政策网络到网络化治理：一组概念辨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2）：49-56.

[3]秦上人，郁建兴.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走向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J].南京社会科学，2017（1）：87-93.

作者简介：周权（1984—），女，汉族，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作者：周权 冯松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论文 篇2：

网络化治理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网络化治理理论开始兴起，该理论最早由美国人提出。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治理实践和理论基础，并在社会的发展中得到运用和推广。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政府治理模式，其管理实践包括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社区、公民等的参与。本文主要探讨政府在网络化治理中的公共危机管理，政府在对公共危机有一个充分认识的同时，吸取网络化治理相关经验，懂得利用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功能，发挥他们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共同构建公共危机管理的防范机制。

[关键词] 政府；网络化治理；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8. 13. 087

0 引 言

斯托克和斯莫茨关于网络化治理理论的研究认为，网络化治理中的各类社会组织可以在信任、沟通和协调的基础上与政府一起整合社会资源，政府并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美国斯蒂芬·戈德史密斯等所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对公共管理新形态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探索性研究[1]。

国内对网络化治理的研究相对滞后，张康之、俞可平、林尚立等学者和专家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网络化治理需要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以及治理方式的多样化，这些都为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发展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网络化治理下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海恩斯沃斯认为危机管理是政府用于预防并谋求确认社会危机的一种管理职能，是协调动员组织资源的战略管理。史蒂文·芬克将危机管理分为危机防范、危机处理和危机总结三个阶段。但是政府的危机管理是关于整个社会公共危机的管理，对公共危机的预防、处理和总结并不只是政府一个组织的责任。网络化治理下的社会管理，是一种多中心社会主体的协调管理，那么研究网络化治理下的公共危机管理就很有必要了。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政府管理理念要求政府的管理应当是为社会服务，那么网络化治理下的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涉及的相关概念需要做一个明确的界定。

1.1 公共危机的含义及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是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导致社会秩序变化和社会行为失范，从而形成对公共生活的严重损害，需要政府和领导干部紧急应对并加以及时有效处理的社会状态[2]。公共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六种，分别是因公共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疾病传播，火灾、风暴、地震、洪水在内的自然灾害，以及公共交通安全事故、恶性刑事案件、恐怖事件和自然环境的恶化[3]。

公共危机管理是指政府在社会运行过程中面临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紧要关头，必须做出非程序化决策的管理活动。在这一管理过程中，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与社会公众和其他公共组织进行协调互动、充分合作，以此来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目的和进行灾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工作。

1.2 网络化治理与网络化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政府除按照传统自上而下的组织层级结构建立纵向的集权和分权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关系，加强与社会第三部门的合作。依靠种种非政府组织行为主体建立起横向的网络关系，将公共权力分配给各网络成员，来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4]。在網络化治理过程中，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性质截然不同的组织与零散的商业过程嵌入到同一个网络中，这是网络化治理有效运转的关键所在。

网络化治理模式，就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社会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共生于一个治理网络中的组织模式。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下，政府对公共危机的管理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首先，由于自然的不可抗力和社会利益分歧产生的矛盾，以及目前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未知和自然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加上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和突发性特征，政府对公共危机的管理必须提上政府议程，予以足够的重视。其次，对公共危机的认识和管理不能盲目照搬照套，需要秉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因地制宜。最后，政府需要明确的是，公共危机管理不只是政府的职责，更涉及全社会，需要动员和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在政府的主导下，合作共治。

2 网络化治理模式的相关经验

网络化治理模式在国外的实践主要是体现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共治，在国内主要是体现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

2.1 杭州西湖区社区网络化治理体系实践

2016年6月杭州西湖区荣获“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据了解，该区在治理中结合区实际情况，以最基层的村社为阵地，将政府、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居民以及辖区单位等各种社区治理力量和资源整合起来，打造一套集服务网、自治网、协作网与信息网为一体的网络治理体系，用于解决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普遍问题。

通过厘清社区职责，探索将政府31项行政性事务收归街道，首推社区公共服务分类机制，首创ISO 9001社区公共服务标准等多项举措，使社区服务流程从“自上而下”到“网络化连接”转变，构建社区服务网。

开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的途径，搭建居民参与平台，引导群众和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形成富有活力的社区自治网。

在具体的治理中，整合政府、居民、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和力量，依托搭建好的服务和自治网络，实现社区合作共享的协作网。

在线上统筹公共服务、物业服务、商业服务和公共资源，通过数据、应用、流程、管理四个整合，实现社会服务管理网的全面升级。全力推进“智连线、慧生活”智能社区平台建设，形成“互联网+社区民生服务”模式。

2.2 西湖区社区网络化治理启示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建立与社会非政府组织的良好沟通平台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尊重它们在网络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政府可以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树立亲民的政府形象，以此提高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5]。

同时根据各社会组织的性质和专长，将各网络主体的任务分工明确阐述，让社会公众知道在危机发生时应该如何求助、向谁求助，知道自己可以在危机发生时可以得到哪些帮助，以及危机发生后自己的生活会有哪些保障。在网络化治理的共同目标之下，网络主体要各管其事，集思广益、各司其职，集中精力解决社会公众最关心的生活问题。

3 网络化治理模式下公共危机应对防范机制[6]的构建

综上，公共危机的管理不能单纯盲目地依靠政府组织的权威影响力加以解决，还需要制定相当合理有序的运行机制。

3.1 厘清政府职责，做好网络成员的功能定位

在公共危机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中，政府部门首先要有明确分工，将权力合理分配给各个部门，由各个部门去完成各项治理任务。然后由政府各个部门将公共危机管理提上政府议程，组建专门的公共危机应对防范小组，邀请专家做好危机的预测工作，为这种非程序化决策问题设置专门的程序化應对机制。

作为中枢核心系统的政府还要解决各网络成员的定位问题。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的志愿公益活动较多，因此能迅速地号召志愿者和动员社会力量，对危机事件的反应程度就比较灵敏、及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思考得也更为深入和全面；私营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为了更好地进行独立的经济运行，对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就显得更为熟练和灵活，在日常的网络化治理中就可以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社区拥有着贴近基层民众、贴近现实生活和贴近危机现场的区位优势，在日常的危机宣传、危机教育、危机预防和危机监控等实际应急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公众是危机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对危机事件的预防能力和应对水平是决定危机事件应对效果的重要因素，公民的参与不仅可以增加他们对危机事件真相的了解，消除不必要的恐慌，还可以增加他们的危机意识[7]，增强应对危机事件的力量，降低危机事件的管理成本。政府能准确界定好各网络成员的功能定位，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就基本可以形成一个大致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如图1所示。

3.2 构建公共危机的应对机制

政府要为网络化治理模式设定近期和中长期的共同目标。然后将任务划分为不同的小任务分派给各成员，由各成员自己根据自身的组织发展战略拟定自己的与共同目标相一致的小目标。当政府将网络参与各方集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每个参与方的个人志向都必须既与彼此的目标相一致，也要与更广泛的目标相一致，才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提供有效、及时的公共服务。

而要真正落实这种有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可以必要地引入行政机构中的绩效管理，将各组织成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绩效与责任挂钩，形成类似于行政组织机构中的“问责制度”。以此来落实网络成员的“责任清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给予相应的薪酬和奖惩。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做到了风险共担，将原先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提供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非政府组织，以此缓解政府的财政负担和社会风险。

但是网络内部的责任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制度和任务分工来维持，因为网络的正常运转绝大部分需要靠组织成员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更多来源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彼此高度信任的关系，政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和协调合作伙伴之间的价值观念。政府要在充分尊重各网络成员文化差异的同时，要注意寻找文化差异中的共同价值理念，并以此为依据，积极调整并引导网络成员树立新的价值观念和目标。这样不仅能够增强网络成员间的向心力，还可以减少管理成本，并最终形成一套稳定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美]戈德史密斯.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孙迎春，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侯书生，孙思. 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维护[M].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

[3]詹中原. 公共危机管理之知识网络分析：以台湾9·21地震为例[J]. 公共管理研究，2007（00）：175-189.

[4]陈振明. 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M].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刘乃仲，贺剑. 政府危机管理的新视角——通过组织传播加强危机管理的若干思考[J]. 前沿，2005（9）：162-164.

[6]顾光海，刘丹丹. 前瞻性行政问责制的建构分析[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10（2）：133-136.

[7]贾斌昌. 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J].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27（2）：98-101.

作者：韩宝徽 杨剑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论文 篇3：

自检与争锋:关于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的述评

摘要：网络文化产业管理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管理既是网络文化产业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化解网络文化生态危机、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必然选择。从现有研究来看，对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研究是缺位的，只能从网络文化视野中探究管理踪迹。而且，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研究存在两极争锋，主要表现在管理主体、管理对象、法律等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

关键词：网络文化产业；网络文化产业管理；自检；争锋

文献标识码：A

一、网络文化产业管理命题的重要性

网络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与公众对网络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当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不能得到有效而健全的规则而不能实现健康发展的时候，网络文化产业管理就成为发展的一种必然诉求。

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管理是网络文化产业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网络文化产业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需要与相应的引导、管理、扶持和调控组成的公共管理体系相配套。但我国原有管理体系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带有计划体制痕迹。其管理的价值出发点、功能以及文化资源分配公平性和公正性与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网络文化产业动态特性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其应有的对网络文化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的调整，对网络文化市场的规范与管理，对国内网络文化产业的保护性效能就无法有效发挥，阻碍了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根据网络文化产业特性与其发展需要和发展态势，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体系至关重要。

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管理是顺应社会发展、应对全球化挑战、化解网络文化生态危机、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必然选择。从国内来看，网络文化产业建设和管理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胡锦涛提出“要以创新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并提出网络文化建设的五项要求；文化部于2007年5月举办了“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论坛，掀起了讨论热潮。从国际趋势来看，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纷纷出台政策法规以保护和扶植本国网络文化产业免受外来强势文化冲击，这几乎成为保护、发展本国网络文化产业的潮流。我国近些年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和支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相关应对全球化的引导、管理、保护以及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相一致的、消除非安全性的網络文化产业管理体系却处于滞后状态，给初级阶段的网络文化产业带来巨大挑战。

二、自检：网络文化视野中探究管理踪迹

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安全、文化学等多维视角。从国内现有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相关研究来看，1996年就已出现“网络文化”研究命题，但有关网络文化管理命题的研究却是从2002年开始，且主要是从网博会分析管理思路。由于当时网络文化产业刚刚起步，许多问题还未暴露出来，所以研究不免侧重对网络文化的剖析。

信息技术的发展成就了网络“从高贵走向平民化”的历程。而目前对于网络文化的研究总起来看，其路径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作为一门科学技术来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程人员。如王瑞华、Kevin Kelly(1995)、JohnPerry(1995)、匡文波(1999)、Yeung KT(2005)等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从技术角度研究网络文化。二是作为具体应用和管理方面的研究，表现为网络作为一种科学的成果转化为政治经济的工具，如民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的新手段等，如Gore.A(1995)，Whittle(1997)的研究。最后是社会文化学意义上的研究，侧重技术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及由此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如Birkerts(1995)，Sale(1999)，Manuel.Castells(2001)，

Barnett GA(2005)的研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网络文化的探讨涉及网络文化释义以及与民族传统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学校教育、道德、科技、法律、思维方式及人的主体性等方面的研究，并体现出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但也存在不足，大部分文章侧重对网络本身的技术性认识，而忽略文化属性的重要性；并存在两种极端，即对网络文化的过度乐观和吹捧以及过度悲观和抵触，缺乏客观的评价和分析，而且研究的应对性强而主动性弱等。此外，虽然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加速，但有关理论研究却很少：从内容来看，一是关于网络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二是对网络文化产业阶段的探讨；三是关于网络文化产业特性和功能的研究，如Rheingold(1993)、Sherry.Turkle(1995)、匡文波(1999)、傅治平(2001)等；四是对网络文化产业负效应的探究；五是关于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探讨，如David(2000)、刘绪义(2005)等的研究。

三、争锋：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的两极观点

网络文化产业的产业属性使网络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成为一支有影响的产业力量；而其文化属性的淡化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并由此成为不断强化管理的缘由。就我国现有研究来看，涉及法律法规视角、管理主体视角、管理对象视角等等。

(一)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法律法规问题

从网络文化产业管理对法律法规的诉求来看，网络文化产业立法缺位、分散，立法可操作性差，侵权事情频繁发生。具体来看，网上著作权、专利权的保护问题，网上信息审查、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网上纠纷的管辖权问题，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及网上言论自由和隐私权问题等有待法律规范。而网络合同的法律问题，网络文化产业运营中侵犯人格权的法律问题，网络文化产业市场中不正当竞争以及网络犯罪等法律问题等也亟须立法解决。此外，网络游戏产业的虚拟物品产权属性、游戏分级制度等都有待完善；而对“私服”、“外挂”等侵权现象的打击，还停留在援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相关条文进行专项治理的阶段，缺少明确司法界定。

从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内容来看，一方面，包括关于规范网络文化主体的法律，关于规范网络文化行为的法律，关于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秩序的法律，关于规范宏观调控的法律，关于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关于对外开放、涉外安全的法律。另一方面，存在立法内容缺乏统一性，内容交叉问题，同一行为有多个行政处罚，规章与行政法规相抵触，处罚幅度不一致以及行政审批部门多头和审批事项繁杂等问题，不利于管理开展。

从网络法规的完善策略来看，建立完善配套且操作性强的网络文化法律体系是网络文化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的必要前提。诸学者指出，要完善网络

文化产业立法，需确保网络立法有一般法律的强制性，更要有激励性。内容上涉及网络资源法律规定，网络内容信息服务规范，著作权、隐私权、专利权等。此外还有审查监管青少年保护的法律，修改相应单行法与刑法条文加入网络犯罪规定等。此外，陶善耕(2002)提出要确定网络文化法律体系的科学框架，即其关于规范网络文化主体的法律，关于规范网络文化行为的法律，关于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秩序的法律，关于规范宏观调控的法律，关于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法律，关于规范对外开放、涉外安全的法律等等。

(二)政府是不是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主体?

大多观点指出，政府是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主体。政府在网络文化管理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已探索出一套基本的网络管理办法。因而，加强对网络文化的引导、规范和管理，加强行政监管等成为确保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政府作为主体在网络文化产业管理方面涉及几对关系的处理。一是管理与建设的关系，即政府在对网络使用实行科学管理和法规约束的同时，还应积极推动并重点加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设。二是管理中“统”与“放”的关系，科学地确定“统”和“放”的尺度，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三是管理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网络文化产品安全的保障者，网络经济的调控者，网络文化产业外部性的消除者以及网络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最后是管理中“堵”与“疏”的关系。

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政府作为主体管理网络文化产业暴露出诸多弊端。特别是多头管理体制产生管理断层、管理缺位、相互推诿等问题，导致一些程序上的管理无能和地方市场的无序，扩大了网络文化的负面效应，而且，政府对网络文化业的管理与网络文化产业本身的高速发展严重脱节。因而，学者们建议应对其“放松管制”，通过社区重建，通过诉讼进行管制，简化管制程序，在借助市场自身力量的基础上，用更少的公共投入来获得更富成效的结果。还有学者指出，政府不是现有网络文化产业的管理主体，而是网络在自我进行管理。政府既然不是管理主体，一方面可以考虑将世贸组织管理模式应用到网络管理上，即在“网络管理让每一个人、团体在公正、平等的网络环境里自由生存”假设下，建立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政府”，进行分层次管辖。另一方面，网博会给网络文化产业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应从总体上创建中国网络文化产业的主体架构，创立中国网络文化行业的示范标准，创新中国网络文化事业发展的理念。可见，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在研究中已有所体现。

(三)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对象是谁

从网络文化产业管理对象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吧的管理。

是否对网络音乐进行管理?一种观点支持网络音乐的规范和管理，肯定我国对网络音乐的管理政策——重点是支持原创，并严格音乐市场的准入和建立进口审查制度。另一种观点反对政府对网络音乐进行管理，而且这种观点占据主流，认为“文化部门管理网络音乐是一厢情愿之举”：首先，网络真正的主人是网民，大部分网络音乐是网友自主上传的，是非经营性的；其次，网络原创音乐不能以一个标准或者预先设定“格调低下”来衡量，鼓励优秀网络原创音乐；再次，还有作者提出“网络音乐管理应顾及草根需求”的观点，把工作重点放在防止盗版、非法链接等侵权行为上，网络音乐有其自生自灭的自然规律。

如何管理网络游戏和动漫产业?就网络游戏管理的必要性来看，网络游戏中充斥色情、赌博、暴力、迷信及危害国家安全等不健康内容，而未经审查的境外网络游戏产品通过互联网传播和销售，走私、盗版泛滥，亟须政策法规的规范。此外，“私服”、“外挂”等非法经营行为突出，网络游戏对缺乏自制能力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重大影响。从管理过程中的问题来看，社会舆论对网络游戏产业的认识有偏差，对网络游戏市场存在的问题有夸大化或者忽略化等两种极端认识。前者导致负面舆论大，其管理思路是转变观念，改善产业发展的舆论环境，实施民族游戏精品工程；后者是网络游戏管理的政策法规出台严重滞后。因而，从网络游戏管理策略研究来看：一是要建立系统的网络游戏管理分级标准，健全网络游戏准入制度和审核制度；二是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保护应提上日程，采用融合公法和私法的单独立法模式，并在技术与管理层面建立网络游戏行业自治管理组织；三是要加强对网络游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版权法、专利法以及网游侵权认定规则与认定方法等，建构完善我国网游侵权责任体系；四是加强对网络游戏市场的管理，规范网络游戏企业行为。

网吧管理放松还是加强?现在的网吧管理问题重重，没有专为网吧而设的法律、法规和专门的惩处执法机构，网吧日常管理、监督、检查缺乏，而管制机关追求私益的现象明显，存在管制权力失控与法律缺失问题。此外，网吧违法接纳未成年人、超时经营、电脑终端台数及场地面积未达标準、网吧经营场所设置在中小学周边200米之内等问题也比较严重。因此，加强对网吧的“立法监管”，严格网吧准入制度，建立入场登记制度，明确营业时间及年龄限制的规定，并设立网监处来制定网吧分级管理制度，落实网吧资讯监控的规定。此外，还有作者提出要在网吧安装“网络文化管理系统”，以方便对连锁网吧的管理。也有学者指出，庞大的管制体系给网吧经营者带来沉重负担，限制了产业繁荣，应“放松管制”，通过社区重建，用更少的公共投入来获得更富成效的结果。

(四)网络文化管理与文化安全研究的契合点

文化安全既指他国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防止他国思想与价值观的渗透与侵蚀，更指国内非安全文化产品或服务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儿童少年健康成长所带来的内在威胁因素。

网络文化时代文化安全增生。当前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给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带来新问题：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有意识地传播其价值观及意识形态，我国表现出对西方思维方式无意识的认同，催生着文化霸权主义日益膨胀，严重威胁着我国文化安全；另一方面，网络文化产业本身的异化带来安全问题，特别是其信息共享性、虚拟性、无中心性甚至反社会性，使得网络文化内容缺乏严格监管，肆意传播，给青少年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网络时代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涉猎的内容看，主要是网络语言层面的安全问题、网络传播技术层面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挑战、网络信息内容健康性的不确定性、政务型信息内容的泄密、网络文化市场主导权被他国掌握等所引发的安全危机。此外，网络文化失衡导致网络犯罪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计算机黑客和网上诈骗、网上金融盗窃、计算机病毒的制作传播、侵犯版权和恐怖行为等的出现，也给我国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网络时代文化安全性的提升。网络文化产业管理，既要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没的规律。首先，政府部门需加强网络信息内容的监管，提高全民网络文化安全意识。其次，要“构建开放的、主动的、有效的网络文化安全应急体系”，设置网络文化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从应急体系、评价标准等方面，有效维护网络文化信息的安全，构建和谐、有序、健康的网络文化安全环境。再次，正确处理“扬”与“弃”的关系，即不要为抵御外来文化而闭关自守，也不要在网络时代“媚外”，而是利用网络平台弘扬中华文化，丰富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充分发挥网络文化产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中的积极作用。

四、现有研究的几点述评

现有文献是从网络文化研究中来窥见网络文化产业管理问题的，其研究的综合性还不足。首先，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学者偏重网络文化管理的对策性研究，而对问题本身的基础理论建构缺乏，未能对网络文化产业形成标准而统一的概念，也没有提出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具体内容体系，更未建构起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整体框架，而且在网络文化产业管理依据、管理原则、方法、网络文化产业管理模式及其运转等问题上也未能涉足，导致理论上存在许多误区和盲点，而在实践和政策层面上则表现为许多禁区和障碍。其次，定性研究多，而案例研究、定量研究缺乏，且务虚性研究较多，实用性、操作性不强。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网络文化管理学科特点决定了定量研究难度大，另一方面与现有研究学者的知识结构背景有关。作为一门新学科，应该是信息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再次，研究主题偏重法律层面、政府层面，以及与网络文化管理相关联的问题，如学校教育、图书馆建设、部队教育等与网络文化管理的关系研究，而就网络文化产业的运营商、开发商、行业组织整个产业链条以及社会力量如何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治理的问题缺乏深入剖析。

实际上，我国已经为网络文化建设定下了一个战略性的基调，即“建设”网络文化，这也就成为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管理的指导性原则。由此，对网络文化产业的管理既是一次包含对网络文化产业规制的放松过程，也是对网络文化产业的重构和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过程，即网络文化产业管理是“放松与重构”、“治理与建设”的同行。

作者：解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