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精选6篇）

篇1：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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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张 洋

《 人民日报 》(2012年07月18日17 版)

□较强的公共精神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公民的公共精神需要现代的公共理性加以规约和引导

公共精神，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的维护。它是一种公民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资本，较强的公共精神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为公共精神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打破了以往的单位体制和身份界限，公民自主行为能力明显增强。在农村，农民为维护公共秩序自发地组织了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在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得以强化；还有一些公民基于各种需要，创建和发展了一批社会组织，诸如消费者协会、业主委员会、社会工作协会等，以维护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些都具有自主性，公民的公共精神由此得到了培育。

公民公共精神的发展过程，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近些年来，公共权力的配置开始由政府一极向政府与社会分享权力转变；公共权力的运作开始由单一的自上而下运用转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运用。在政府与社会之间，互惠与合作的治理模式正在形成，这种治理模式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政府效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得到提高。

公共精神与民主政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也对公共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相对于这种要求而言，目前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依旧较弱。

不少人认为，政治是国家的事，老百姓参不参与没有多大关系。于是，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私事，最终对公共事务熟视无睹。这是公民公共精神缺失的最直接、最普遍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民对公共精神滥用或者错用。由于社会上商业化浪潮的冲击，公民的公共精神难免会掺杂进经济因素，甚至被一些特殊的利益所误导，而这些非理性可能就会篡改公共精神应有的公共性。这一点在一些事件上得到了印证，如近年来频发的不理智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谣言，将非理性的公共精神发挥到极致。这不仅无益于谣言的控制，反而使谣言进一步扩散，公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由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公共精神需要现代的公共理性加以规约和引导。

公民是社会中人，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实现公民个人权利的基础，而一个健康社会的形成也需要每个公民贡献力量。因此，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参与公共事务，促进公共利益，关心国家命运，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应尽的职责。

责任意识是前提，法治意识是关键。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民主不是无序的政治游戏，而是安定团结的政治生活，因为民主也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法治建设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保障，而法治意识也应成为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享受权利、履行义务等行为的导向。为此，公民应懂得法律、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抵制有悖于民主政治发展的违法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意识和精神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的，也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就能够得到的，而是需要公共生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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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公共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行使密不可分。为此，政府要着力完善制度安排，优化治理结构，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之中。在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公民寄托了情感，付出了心血，得到了尊重，也在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比如，在投票选举中懂得了程序民主的意义；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学会了协商民主的精髓；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体会到公共生活的价值。

长此下去，公民就会像关心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社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在不断的互动与合作中达成民主政治发展的共识，并且在这种共识下开展有序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说，这是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唯有如此，公共精神才可以获得持久的生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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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政治参与是公民为表达或维护利益而进行的、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与过程，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本质要求，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实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最大限度地去实现民主，就必须正确引导公民理性政治参与。

一．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动因

政治参与需要激情，但又不能为情感左右；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需要公民理性选择和依法独立判断，只有理性的政治参与，才能真正促进国家稳定发展。因此在引导公民在政治参与时，要提倡依据法律和个人价值判断把握个人行为，不为一时的情感影响，不盲目追寻自己不需要的目标，自主、理性地把握自己的表决权、参与权。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动因要体现在基层民主自治过程之中、体现在重大公共决策的征求意见之中、体现在各种竞争性选举之中。

二、引导公民多层次的政治参与方式

公民政治参与形式，既与国家制度供给直接相关，也与公民参与能力与技巧相关，既与政治文化紧密相连，也与科技发展水平相连。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与新方式正是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以及“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断具体的背景下进行的。要支持个体参与与群体参与并存、现实参与与虚拟参与同在、基层参与与高端参与共进、建设性参与与批判性参与相融的局面。逐步引导基层选民由扮演投票者向自荐参与竞选转变；由只知打市长热线反映情况，到熟悉利用网络反映更多人的呼声转变；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自觉利用网络监督公共权力运行转变等等；要多建立像城市业主委员会、农民理事会等 “草根组织”，为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平台。

三、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容走向深度

公民政治参与内容不断深化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政府相信；二是公民理性参与所表达出来的能力与想法。要积极引导公民参与地方各级人大的容许公民旁听的各种会议，参加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开展的“献计献策”活动。在事关公民切身利益的法律讨论中，要引导公民表达有建设性的意见。近几年“两会”期间，千万网民在网上参与国是，大量网民在网上针砭时弊，张扬正义，越来越多公民的网上虚拟行为走向政治参与的现实前台，凸现出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民参与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四、引导公民政治参与的目的实质化

虽然在我国，政治参与由象征向实质的转变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但其方向不可更改！公民参与不仅是体现民主形式的需要，更重要的民主实质的内在要求。在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民主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公民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过程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必受人民制约”原则的外化；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是公共权力运行中的最大边界，也是公共权力运行中忠诚老实的最好屏障。基层民主运行中显现出来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力量，最能说明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向作用，对国家制度建设产生了不少示范效应。

篇3：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作为社会舆情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延伸, 高校网络舆情特指特殊的信息传播者-学生网民, 通过网站、即时通讯工具、微博、个人空间、新闻跟帖等网络互动渠道, 围绕着国内外重大热点问题、校内外突发性与偶发性事件以及与大学生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舆论信息所表达的倾向性较强的意见、情绪与态度的总和。

从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成长流程来看, 它主要可以区分为如下几个重要阶段:第一, 网络舆情的引发阶段。社会焦点、时政热点以及校园生活中牵涉到大学生利益的共同话题乍一呈现在网络空间时, 相关个人可能会首先发表看法与议论。但其他人基于这一共同信息源的阅读、关注、回应、收藏甚至是评论, 会使这一话题成为一种整体概念并初步酝酿于多数人的群体意识之中。第二, 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在引发期离散的信源和传播主体并不一定会在海量的信息网络中受到广泛关注, 而随着话题讨论的不断深入, 观点和意见可能出现裂变, 众多具有倾向性的观念也可能已经开始了复杂的较量、冲突与融合。尤其是讨论触及到集体情绪时, 参与人数的不断扩充极易形成“羊群效应”, 离散的信息源也演化为集中的讨论热潮, 高校的网络舆情由此便形成并发展了。第三, 网络舆情的传播与转化阶段。一个经过了发展阶段的信息源, 它的网上舆论的社会影响力已经形成。这个时候一直缄默的传统媒体及网络意见领袖们可能会介入其中, 而即时通讯工具 (腾讯QQ、易信、微信、微博、米聊等) 的出现使这一过程又显现出交叉循环糅合的特性。这一反馈与互动过程会使一些大学生网民的观点与态度产生巨大强化, 从而将群体社会心理中对公共话题的关注传播开来, 继而转化为影响较大的舆论流并最终走向行动或纳入政策议程。

二、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公共理性建构的必要性

20世纪后半期以来, 新保守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相互激荡并不断迸发出各自的社会观点与政见。作为其中的重要观点之一, “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 开始映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公共理性的理念和理想是基于现代民主社会中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而提出的。它既尊重由社会利益分化而引起的各种合理性完备性学说同时又依系于后者才能达成普遍的“重叠共识”。根据罗尔斯所展开的政治建构主义预设, “公民们对公共理性限制的尊重, 是某些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与之相应的义务所要求的, 或是这样做将会增进某些重要的价值, 或者同时让人们明白这两点。” (1) 对公共利益、公共领域、公共精神、公共责任以及公共行动的特殊要求使公共理性这一政治价值目标在建构一种公平合作的社会体系时能够得到理性而合理的公民同侪的支持, 而这些要求恰恰也构成了现代政治共同体对公民个体的合理期待。从公共领域中公民的视域来看, 公共理性的实质即探讨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应如何在公共问题上进行推理和辩论。网络舆情是公众意见在网络传播渠道这一虚拟的特殊公共领域中的反映, 而高校网络舆情则是互联网空间中的大学生网民基于公共事务所进行的表达与辩论的总称。这部分舆情主体同时也是有着独立的思维意识、现实性价值取向、个性化行为方式和外显性感性情绪的群体, 他们对舆情最为关注且更具有表达意愿, 对刺激性新鲜事物的追求和网络环境相结合极易引发网络舆情事件。从以往高校网络舆情的动态演变过程来看, 负面信息的传播和不满情绪的宣泄往往成为挑起社会矛盾的诱发性因素, 而在这些事件的前后, 公共理性的阙如更使得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舆情引导变得扑朔迷离。

1. 重视公共理性的建构是提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性的重要任务

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进, 移动互联网与Web2.0模式下的互联网应用已经使丰富的信息和网络资源全面覆盖并融入高校大学生舆情这一思想阵地。“在网络上, 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 (2) 在网络社会中, 大学生群体是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 独立的思维意识、个性的行为方式与现实的价值取向使他们更乐于用富有热情且感性化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另外, 资讯的多元与分散性也使网络舆情变得良莠不齐, 在强烈的探索欲背后却是信息选择与判断能力的匮乏, 各种不良信息的侵蚀很容易将虚拟社区中的舆情转化为现实情境中的集体事件。因此,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承认大学生个体理性认知的同时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为一种观念建构, 公共理性的理想是在多元化价值取向的互动中所寻求的理性共识, 它鼓励公共领域中的个体在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公共论坛中进行讨论与协商时利用个体的理性认知完成推理。在当前形势下, 注重公共理性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使大学生在直面公共利益时重新凝聚起普遍共识并促进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目标的实现。

2. 重视公共理性的建构是提高社会公信力与政治认同的现实需求

在网络的信息传播渠道中, 公众视野在不断被拓宽的同时自身的价值观也极易受到不良网络文化的侵袭而发生扭曲, 虚拟世界中的复杂辩论往往会有意或无意的扩大负面舆情的声势。此时, 匿名的“意见领袖”与“网络大V”们在大多数缺乏辨别信息真伪能力的网民面前便开始充当起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的角色。如果此时的公权力仍采用封闭性的、选择性的信息传播方式, 就会使大学生群体急于了解事件真相的期望无法得到满足, 公权力的公信力无疑将受到质疑与挑战。特别是学生管理问题、高校腐败问题、学术造假问题等与高校师生密切相关的信用危机出现时, 信息披露与沟通的梗塞, 很可能加剧隔阂、损害社会公信力并削弱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然而, 这也并非意味着公信力的提升再无可能。面对大学生群体中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的事实,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承认个体合理且理性的认知的同时推崇公共理性教育。因为这一教育是运用理性来寻求共识的特殊教育, 它关于公共辩论与公共行为的批判标准使人们在推理的同时与他人一道共享着判断。加强对大学生这方面的培养将有利于提升他们在平等对话、公共讨论、推理判断和政策审议等方面的素养, 这对于社会信任机制的发展以及国家公共治理方式的认同提供了社会意识层面的前提和保障。

3. 重视公共理性的建构是实现社会和谐目标的前提性基础

社会环境是网络舆论的客体之一, 环境的变化也使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舆论情况呈现出多重因素相互影响的局面。尤其在进入新世纪后, 在内部舆论场中, 社会阶层分化程度日益加深、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不良社会现象与问题接踵而至;在外部舆论场中, 世界局势剧变, 信息网络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些现实世界的舆论场影响到敏感度极高的网民时, 网络舆情对环境变化的反映便开始萌动了。通过互联网, 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国际动态实现了意识层面的聚集与互动并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因此, 网络舆情既是社会动态的晴雨表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展示台, 它一方面反馈着民众的真实需求, 另一方面又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事件的发生及变化的导火索。而以公共理性理想的建构为前提所进行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对于大学生而言无疑是通过虚拟社会的路径履行了道德责任, 公共理性的理想所力图建构的“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是承认异质性与矛盾性的。不仅如此, 这样一个基于弥合社会矛盾的公平正义的社会合作体系恰恰也正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4. 重视公共理性的建构是维护高校稳定的迫切要求

互联网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语言习惯、思维表达的汇聚点, 同时它也是社会舆论圈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中的延伸。从近年来的现实来看, 众多的网络舆情都是现实生活中公共事件的网络反映。不仅如此, 在由校园社会和大学生利益所引发的各类网络舆情事件 (如甘肃会宁千人群体性事件、九江学院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等) 中, 公共事件与负面信息之间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交互性, 而互联网所拥有的强大的舆论制造能力和动员组织功能往往助推着事件向恶性方向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014年5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 截至2013年12月, 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56亿, 占青少年总体的71.8%。其中, 从在学状态分布来看, 大学生群体的占比已达到14.4%。 (3) 面对如此规模的极具“极化倾向”的特殊群体, 公共理性的理想自然地肩负起对情绪化与非理性舆情进行引导的重任。公共理性指引下的公共行动的内在动力是多重因素的有机结合, 它所强调的行动逻辑是在尊重个体理性前提下的再组织化的集体行动;此外, 这还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性激励机制”, 它更容易将大学生的冲动与热情转化为公共生活中集体行动的力量, 它对于校园政治生活的稳定、师生思想情绪的稳定、师生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意义重大。

三、公共理性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

1. 以公共理性精神为规导, 强化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的价值观念认同

从互联网走出技术垄断并成为普通大众可供选择的交往方式开始, 网络道德和违法活动问题也便开始不断呈现了。虚拟化与数字化的网络环境、互动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网络交往方式、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的网络主体是网络社会中人们之间进行的交往时空间的特征, 而传统的社会规范在这一新的技术革命下则不断受到冲击:紊乱的道德认知、冷漠的道德情感和不断弱化的道德意识使大学生在面对失范的道德行为甚至是网络违法活动时变得习以为常。因此, 在一个舆情事件出现以后, 对实现自我的价值世界的引导及价值观念的重塑恰恰是与公共理性精神的价值规律作用相契合的。在当今中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是最宝贵的公共理性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本内容都为大学生心理意识和政治认知提供了“重叠共识”的基础。它指引着公共政治文化并使各种非完备性的价值体系在公共议题上达成一种合乎理性的平衡。不仅如此, 在网络空间道德关系的经常性冲突中, 这一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也可以使道德意志品格和道德意识仍处于成长阶段的大学生网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同时, 他们也将逐渐习得, 只有在资源共享、相互合作与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的引导下才能在无限扩展的道德关系中审慎选择网络行为, 只有在承认共同体利益的情境下才能协力设置公众议程。

2. 以公共理性精神为目标, 推进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主体建设

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主体不同于舆论引导的主体, 它是一个包括党团组织主体、辅导员主体、教师主体、学生干部主体以及学生自主体等在内的多样性的主体系统。在道德主体的自主性不断提升的网络社会中, 舆情引导这一系统工程只有在各主体间密切配合并紧紧围绕着学生公共理性精神建设这一目标而展开时才能牢牢把握住舆论的主动权。为此, 必须整合舆情引导中的所有道德资源与教育力量并在公共意识、公共人格、公共知识、公共美德等公共理性精神所内蕴的实践体系内实现协同创新。在网络舆情引导的管理组织系统方面, 应以民主平等为前提, 通过启发、引导、激励、宽容与积极合作的形式培养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改善大学生参与实践的校园环境, 丰富学生的线下社会生活, 让学生个体在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中提升公共意识;引导学生主体在认清自身主体地位的同时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结构关系并学会尊重和肯定他人的主体性。在网络舆情引导的施教者方面, 通过公共知识的传播使学生主体成为秉承公共价值、践行公共伦理并习惯于运用公共思维进行反思的行为主体。在平等互助的自主式教育的方式下, 努力实现“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间的有机衔接, 通过《网络伦理学》《网络治理学》等课程建设使网络规范在大学生网民中获得价值认同;引导学生在网际关系、网络言行、网络活动中坚守公共的“底线伦理”, 使大学生网民学会用“慎独”的方式提升自身的网络自律能力。

3. 以公共理性能力为前提, 健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工作制度

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工作可能涉及到领导体制、队伍保障、教育引导、危机处理、工作反馈等问题。而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一整套健全且完善的工作制度的建构对常态化的干预引导工作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 建立网络信息员与网络评论员制度。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基本力量, 信息员和评论员对大学生网民思想动态的掌握与引导作用显著。为更好地化解矛盾、宣传思想并维护社会稳定, 网络信息时代的背景对他们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较高的政治素质与思想水平、熟练的网络业务技能、极具亲和力的文字表达能力、宽广的知识面领域等都是在选、育、留、用这方面的人才时所必须关注的要素。除此之外, 在专门关注校园论坛、微博并捕捉学生的舆情信息时还应特别注意大学生网民公共认知与公共思维能力的培育。作为网络中的普通公众, 信息员与评论员特别需要在尊重学生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构建当代大学生全面的主体性:让他们学会如何才能在繁杂纷纭的信息流中鉴别真假、善恶、美丑、是非;让他们学会在尊重公平的前提下分享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另一方面, 建立舆情信息的调查与科学分析制度。通过每周舆情简报、优秀案例评选、问卷调研、个案访谈等形式摸清舆情动向与问题本质, 通过账号管理的登记备案、实名认证工作提升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公共交往能力——参与、沟通、辩论、协商与自我调适的公共品行将使大学生网民具备明辨网络社会中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等一系列模糊性问题的能力。

4. 以公共理性精神的渗透为切入点, 拓展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流程中的方法体系

从生成逻辑来看, 高校网络舆情与传统媒体言论一样, 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生命周期。然而, 在受众的广泛性及信息的权威性等方面, 极具自主性、低控制性的网络媒体则略逊一筹。对于事实的歪曲与曲解、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攻击、各种非理性的偏激言论的传播等都对研究高校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并探索出舆情引导的切入点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 在网络舆情的引发阶段, 重视在公共领域中的议程设置。在新闻事件的报道或相关话题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里以文章、帖子、回复、图像、视频等要素出现时, 要注意运用舆情监测分析系统或人工方式进行及时的信息采集与监测。根据正式议程的发生机理 (正式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 主动设置一些议程, 将学生群体中酝酿中的话题转移到公共议题上来, 培养青年学生在公共领域中的信息环保意识。第二, 在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需要在尊重公共利益并肩负公共责任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的意见互动。在话题的不断升级甚至是裂变的情况下, 公共舆情的压力会成倍加大。这时, 议程的设置者们则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在网站、论坛、校园BBS、官方微平台上做出及时的正面回复。不仅如此, 对于网站、ISP、ICP中有害的信息源应及时切断并通过动态跟踪和滚动播报的方式实现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化。第三, 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与转化阶段, 着重培养以公共精神开展公共行动。在这一阶段, 舆情已经形成并且在传统媒体和意见领袖的介入下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此时, 应注重舆情在公众议程与正式议程这两个不同场域中的沟通与自我调适, 而对大学生网民所进行的舆情引导的重点也应转向以公共精神为前提的反思性的公共行动。

注释

11[美]罗尔斯著.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232.

22[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译.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205.

篇4：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关键词：公共理性；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2）08-0008-04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推进、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基本契约精神的深入人心，传统社会交往的封闭性与孤立性被逐渐打破，社会成员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拓展。然而，在利益与价值多元化的格局下，如何有效地解决公共生活中共同面临的挑战、协调多方立场、奠定共识的价值基础、寻求共赢与互惠亦成为当前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公共理性日渐成为培养公民意识、建构公共生活、达致多元共识的关键范畴。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具有和谐的人格、和谐的价值观念与和谐的行为方式。公民的良好素质以及一定水准的公民品德和公共精神是现代民主制度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1]，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谐运作不可或缺的主体性条件。公共理性的观念在最深层面上具体地规定着基本的道德与政治价值，这些价值用以决定宪政民主制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需要用公共理性理念引领公民教育。问题是，如何理解公共理性的内涵及特征？公共理性对于公民教育的规约和引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在公共理性规导下开展公民教育？本文尝试从政治学公共理性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以期为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公共理性释义及特征

公共理性伴随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而提出，并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展开其内涵，霍布斯、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对公共理性范畴都曾有论述。康德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中，把理性的运用区分为“理性的公共运用（public use of reason）”和“理性的私人运用（private use of reason）”，认为“理性的公共运用就是任何一个学者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所谓私人的运用，指的则是一个人在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职务上对其理性的运用”。[2]罗尔斯基于为当代多元民主社会建构稳定哲学基础和寻求政治性正义观念，对公共理性进行了重要的继承性阐释：公共理性是指各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正的、可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可见，在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是一组文化多元论前提下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所达成的有关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是关于价值的一种推理方式，这种政治价值是由自由与平等的公民所共享的。[3]“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4]概言之，公共理性既是一种公民理念，又是作为立宪民主政体理想的规导性理念。

作为一个实体性概念和蕴涵丰富方法论意义的范畴，公共理性包含一系列价值体系和思维逻辑，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理解：[5]其一，作为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包含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效率等一系列重大的公共價值与公共意识，它是国家公共管理的价值系统。在实践中公共理性力求实现各价值之间的基本平衡与整体兼顾。公共理性既是公共生活智慧，是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又是现代宪政法治社会的一种精神原则。其二，作为公共伦理的公共理性。从本质上讲，公共理性就是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公民义务理性。公共理性代表着巧于公共妥协、善于公共宽容、勇于履行公共义务、敢于承担公共责任等一系列公共美德、公民社会团体德性和政府伦理。其三，作为公共思维的公共理性。以公共理性的思维进行公共活动，使公共理性在政治推理方面对形而上的理想和形而下的利益进行限制。公共理性主张对公共问题进行推理时的思维是体现公共性、客观性、非线性、总体性与共赢性的思维。其四，作为公共逻辑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逻辑过程要求把人民主权的至上性与政府治权的公共性和理性化统一起来，体现公共逻辑的逻辑相洽性、完整一致性与科学客观性。其五，作为公共调适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内在地蕴涵着沟通、协调、妥协、宽容、参与、自主、调适、责任、对自我的适度怀疑与对他者的信任、健全的权利义务感等一系列公共调适能力。这需要公民、公民社会具备一定的参与公共生活的素质和能力，又需要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法制保障。

公共理性何以解决多元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这与公共理性自身的一些特征有关。公共理性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公共理性是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的有机统一。公共理性首先是作为民主制度下参与公共协商的公民所具有的一种理性能力，具有理性的一般特征。这是因为公共理性是在公民的个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依赖于公民个人的理性能力，主要包括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公共理性还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能力。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是关于公共的善及其实现的制度创设的理性。公共理性驱使公民必须依据公共利益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准备倾听和接受他人的意见，与他人进行公平合作的能力就是公共理性作为一种道德能力的体现。这种美德有助于使有关公共问题的理性讨论成为可能。（2）公共理性主要关注公共利益的生成和分配。公共理性的核心是“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利益的协调性，即强调公共权力以增进公共福利为价值目标，实现以尊重和促进私人利益为基础的公共利益”[6]。一般而言，公共利益具有非排他性和社会共享性。这种利益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或大部分成员所共有，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有享受这种利益的权利。同时，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性。这是因为“公共利益所具有的数量不能像私人利益那样被划分，不能由个人按照他们的偏爱多要一点或少要一点”[7]。由于公共理性是涉及整个社会或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关乎所有公民的公共话题，它所寻求的是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这也就要求人们在不断满足自身需求、不断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达到对“公共生活准则”的认同，充分遵守公共理性原则。（3）公共理性主张通过公共协商达成多元共识。公共理性是公民在处理社会政治生活、决定他们基本的社会合作形式时的一种实践理性，主张行为主体共同放弃极端的政治偏见，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获取的过程，需要通过调动公民对共同体的存在和健全发展的价值感知而强化公共理性的生成。各行为主体通过公平协商与讨论以实现某种宽容或妥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自身的理性立场，而是当他人提出充分的理性根据来证明自身的立场时，也能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可见，公共理性将在对多元性的尊重中展示某种共识，从而有助于在多元需求间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

二、公共理性作为公民教育的规导

“公共理性观念缘起于宪政民主制中民主公民资格的概念”[8]，公民在公共政治活动中遵循作为一种政治建构论的公共理性的要求和限制，并且对自身政治行动做出合法性和正当性证明。由此，可以倡导在公共理性的规约和引导下开展公民教育，以培育公共生活的主体。公共理性对公民教育的规导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理解：

1. 在价值论层面，公共理性为公民教育进行基本的价值定位。公共理性所蕴含的理念、伦理和逻辑，对于公民教育起着根本性的指引作用。这是因为公民教育是向社会公民群体提供基本的知识技能和公共价值观念的教育，其重点是对社会生活中基本公共价值与知识、对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与公共美德的养成。公共理性是处理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以此为规导，公民教育应促成公共领域理性化发展公共事务，培育具有公民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特别是宽容精神与合作意识，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9]具体而言，对于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人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如何平等地参与社会合作、如何看待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等公共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都需要公民教育对公共理性的理念与价值进行发现与传承，以公共协商的形式解决分歧与冲突，最终达成共赢的局面。

2. 在认识论层面，公共理性为公民教育提供公共的逻辑思维。公民教育应该对公民的公共思维、公共意识、公共认知与表达方式等方面，发挥基础性的塑造与引导作用。公共理性指导下的公民教育往往从改变对自我、对人性、对知识的看法入手，寻求更加公允的思维视野，不断更新知识与调适价值差异，以公共理性的逻辑思考来审视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而进行具有连续性、包容性与人文性的公民教育。

3. 在方法论层面，公共理性为公民教育提供评估指标。以公共理性为价值标准对公民教育进行评价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一，从受教育的公民群众来看，可以从公民对教育理念的认同、观念的持续性及实践状况等维度进行测评，这种测评就是将教育作为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对其信度与效度进行衡量。对于公民的公民资格意识、国家意识、法制观念、政党认同等具有“公共性”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公共理性所蕴含的基本价值进行考量。其二，从公民教育的施教者来看，也需要公共理性的指引。在实施公民教育时，公共理性要求教育者首先把自己当作受教育者，思考因何而教、为何而教、如何去教等基本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公民教育的顺利开展、实施和预期效果的取得。[10]

三、公共理性规导下公民教育的实践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变革的转型时期，培育社会公共理性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培育社会公共理性需要奠基，需要对每个公民的公民价值理念包括公民的道德与伦理、社会责任、公民对公共危机的态度等进行全民的公民教育，开展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公民教育实践。具体而言，需要重点强调以下几种实践路径：

1. 积极开展公民文化建设，培育现代公民理性。公共理性是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公民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就是进行公共理性指引下的公民教育。因此，培育公共理性需要大力开展公民文化建设和教育引导。进行公民文化建设，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使公民养成参与、自治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习惯；指导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评价，提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理性能力，增强公民的公共责任感和公共生活能力；引导公民树立私利与公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规则等问题上的理性协调、宽容精神等。公民意识是公共理性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公民教育中还应注重公民意识的养成，特别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意识、民主法治意识、自由平等意识、道德诚信意识等，逐渐养成良好的责任感、义务感和公共精神。总之，具有公共理性精神的公民文化建设和公民教育，就是要逐渐培养一种以负责的忠诚为基础而非以盲目的服从为基础的、合乎宪法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文化。[11]

2. 健全公民教育结构体系，实现公民教育体系协同化。开展公共理性指导下的公民教育是一项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础工程，而完善有序的公民教育结构体系则是推进这项社会基础工程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的公民教育基本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的、包括各级党委、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等机构参与的体系。然而，许多承担政治社会化职能的机构仍存在诸多问题。普遍情况是，各组织机构对公民教育的内容、方法的认识不一致、不协调，没有形成合力，致使公民教育实效不尽如人意。而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公共理性引领规约价值的忽视以及对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关系的误解。因此，有必要重新树立将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进行统分结合、实现两者矛盾的统一和转化的思想认识。在这种理论创新和认识转变的前提下，重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公民意识的影响不容忽视；各种民间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影响公民的政治倾向；大众传媒更是塑造公民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工具。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协调公民教育中的组织网络，实现公民教育结构的体系化、网络化和协同化，从而提高公民教育的实效。

3. 创造良好的公民教育环境，强化公民教育的制度理性。公共理性为宪政民主制度提供规范性基础，而制度是价值获得稳定的体现与保障。制度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对社会而言具有整合性，对自身而言具有约束与监督，能够平衡治理自身与治理社会的能力，建设有兼容度和延展性的社会政治制度，体现制度精神规范力量与教育作用。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亦需要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制度理性作保障。没有良好的环境，公民教育本身取得的成效也会被来自环境的消极因素抵消。因此，当前，我们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在公民家庭内部建立平等的关系，在学校中使用互动教育方式，给学生以参与的权利和机会；大力培育公民社会，使人们在公民社会中形成积极的公民意识；注重创造公民的政治参与环境，提供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此外，还需发展公民教育的硬件环境，如建造并免费开放大量的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等设施作为公民教育的场所。

4. 实现公民教育手段多元化，培育公共理性化的公民教育行为模式。公共理性化的公民教育行为模式应该体现公共理性理念与制度的价值规导，增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持续性，注重公民教育的信度与效度建设。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公民教育实践由学校的政治教育主导，政治教育的知识单一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主要作用在于强化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政治动员。以政治教育代替公民教育易造成青少年的政治冷漠、非理性政治参与等公民教育异化等问题。因此，应该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种社会文化思潮影响并存，学生思想观念具有的复杂性、变化性等特点，反对教条式的说教，灵活地采用模拟经验、社区服务学习、聚焦问题等多元化的途径和方式，强调参与学习，让学生在积极参与现实公共问题和有意义的社会事务中逐渐培养公民意识和公共理性，实现个体独立自由精神与意识形态统一的平衡，以达到公共理性化公民教育实践的预期成效。

“公共理性的观念属于秩序良好之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这种理性的形式与内容——其为公民所理解的方式及其对于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阐释如何——是民主观念自身的组成部分。”[12]作为一种具有规范性质的理想类型，公共理性在本质上归属于现代民主的理念系统。公共理性亦是处理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规限个人生活的最高道德原则。公共理性的发展意味着个体对他人道德价值的取向是宽容和尊重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个体之间信任、真诚的社会合作。因此，在公共理性的引领和规制下开展公民教育，通过公共理性批判和反思，尊重和宽容个人的道德选择自由，引导未来的公民自主地判断和选择，帮助公民形成理性品质，培育公民在公共领域中基于共享知识资源的基础上各种价值的交流和尊重的传统，对于构建自由、民主、文明和公正的和谐社会意义非同寻常。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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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2](美)约翰·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再探[A].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C].时和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6,5,1.

[4](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25-226.

[5]施雪华.公共理性:不是什么和是什么[J].学习与探索,2008(2):60-67.

[6]史云贵.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7(6):66-70.

[7](英)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一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39.

[9]金生鈜.德性与教化[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310.

[10]施雪华,黄建洪.公共理性,公民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6(6):42-46.

[11]曹景文.公共理性与社会和谐[J].理论与现代化,2008(6):55-58.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97）

篇5：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论基于公民美德和个人权利的公共精神

在当今行政伦理学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探讨中,公共精神是一个深受重视的`议题.公共精神在长期的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作为政治参与美德的公共精神和注重保护个人权利的公共精神之间存在张力,现代公共精神必须在两者间取得协调.

作 者：宋作宇 SONG Zuo-yu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北京,100872刊 名：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9(2)分类号：B822.1关键词：公共精神 个人权利 公民参与

篇6：理性引导公民公共精神

1 善治必须以公共精神为支撑

公共精神生活历来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公共精神生活的状况, 反映着一个社会的开化程度、发展水平和整合能力, 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否凝聚人心, 使社会大众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保持公共精神生活的和谐和有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和稳定都是极为重要的。

自20世纪以来, 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两难困境。与此相应, 政府的治理理念和价值取向开始转向“善治”。所谓善治, 概括地说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它是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对公共事务的互动合作管理, 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促互进关系, 是两者的最佳状态[2]。善治不仅体现在要塑造新的机制使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权力受到有效限制, 而且还要塑造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合作关系。

“公共精神的基本功用在于:它为行政体系的存在和权威提供了合法化依据”[3]。在一定程度上, 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于行政价值精神与公共精神的统一, 来源于二者之间的趋同程度。对于构建有限政府的善治理念来说, 公共精神是其必不可少的价值支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考察这两者之间的统一。

首先, 构建有限政府的善治理念意味着从“无限行政”向“责任行政”的转变。我国历来是一个笃信政府能力和强势政府优势作用的国度, 长期封建社会政治与行政文化传统产生的负面影响, 使“大政府”、“全能政府”、“事事由政府包办”的观念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势。在传统体制下, 政府集多种权力于一身, 行政权力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却鲜少考虑行政的后果, 公众也没有就自身利益向政府提出要求的充分权利, 也难以对政府的服务质量提出质疑, 这就使公共行政面临严重的“责任危机”。公共精神在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中产生, 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让渡, 因此, 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的公共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必须突出其公共性, 强调公共利益和负责任。所以, 适应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行政改革, 在界定政府职能、重新配置权力的同时, 更要唤醒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责任意识, 使政府从一切包办的格局中退出, 不再扮演全能的角色。政府应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树立经营者的“成本—收益”责任意识, 把竞争性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 让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多元并存、竞争发展, 让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在多元供给者之间有选择的权利。政府应该建立和健全以行政目标责任和行政救济责任为主要内容的行政责任制度。同时, 公民纳税意识的觉醒也必然呼唤政府树立“顾客至上”的责任意识, “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 因此政府为公民服务是一种责任而绝非恩赐。

其次, 构建有限政府的善治理念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 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等多元价值。公民社会与国家 (政府) 之间不存在“零和”对立, 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共强共生的关系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的公共行政放弃仅把公民看作管理对象的错误观念, 改变传统行政中单一的“命令—服从”模式。公共精神强调以社会、公民为依归, 这必然要求政府将公民看作平等合作的伙伴, 实现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 重视公民的行政参与权, 发展参与式行政。政府应该使公共行政过程中的暗箱变得透明起来, 实行政务公开, 建立相应的行政咨询、行政监督、行政分权制度, 把政务公开纳入法制化轨道。政府应该更注意倾听公民对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意见, 要建立重大决策的公众论证、提议、民意表决制度, 在发展公众参与公共行政的进程中注意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积极寻求公民对公共政策的认同和内化。公民在公共行政民主过程中, 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和自主权利的实现, 加深对政府工作的认识, 体谅其难处并有效地实施监督, 这样可以建立起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使公民产生对公共决策和公共权威的认同, 使公共行政得以顺利开展。

第三, 在有限政府的善治理念中, 行政主体的行政实践是自觉的、能动的, 行政实践往往表现出前瞻性和先导性, 合理、健全的行政实践往往在各类社会问题潜伏状态下就已经科学地预测到其出现的可能性, 并将其消弥于萌芽状态。公共精神以社会和公民的需求为基本的价值诉求, 以此为精神支柱的政府实践应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适应, 政府应该积极地去体察、了解、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 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应当围绕民众具体问题的解决, 一切政策都应当回应民众的需求。在公共精神的这种导向作用下, 政府应本着服务、负责的精神, 积极努力不断创新, 使政府管理更加科学合理。

最后, 在善治视野下, 有限政府的塑造, 对社会群体之间的新型的互动合作关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 为了处理各社会群体的相互冲突, 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组织和管理机构就要提出种种政治主张, 设置种种程序。而这些主张和程序只有同社会各方都认同的公共精神相一致, 才能够得以顺利地贯彻和实施。

2 对当代公共精神治理缺失的反思

公共精神生活的和谐、协调和有序, 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地达到的。事实上, 由于人们精神需求的多维性、价值标准的多样性、价值选择的多向性以及在认知、情感、趣味、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 一定社会中人们的精神交往时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它们往往会使公共精神生活产生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波动、震荡甚至混乱。

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中国公共精神的特征是很难用静态的话语来描述。发展变化和由发展变化而引起的多样化及其多样化中的主流声音, 构成了它的基本内容。就发展变化而言, 它从80年代末期高度的政治关注转变为90年代初的经济狂潮;而“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到精神生活中来”。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样性, 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采取双层经营体制, 国有企业向市场经济转型, 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个人谋职很大程度上也由市场支配等等。这些变化客观上带来了地方保护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本位主义。

同时, 当代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进, 影响着全球范围内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同时也对我国公共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 我国的公共精神生活管理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一方面,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洪流并借助于信息社会的各种技术手段, 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纷至沓来, 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受到冲击;另一方面, 在部分国民意识深处积存的一些前资本主义的观念、特别是封建观念仍阴魂不散, 反倒在全球化时代的信息社会里借尸还魂, 甚至还生出像法轮功之类的精神怪胎, 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把社会公共精神生活搞得乌烟瘴气[4]。

我国行政管管理的现状离“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政府方面看, 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存在低效率、低质量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垄断性等问题, 无法形成政府服务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的外部竞争压力, 导致官本位观念盛行, 公共权力异化, 暗箱操作、滥用自由裁量权, 滋生各种腐败行为。从公民角度看, 对政府依赖心理重, 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比较薄弱, 公民组织力量弱小, 而且整个公民社会的力量还比较弱等问题。这两个方面成为中国走向善治的障碍。

善治实际就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 它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公民是否具有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利。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中, 公共行政活动是多数人无法参与的。因此, 人们的社会“公共需要”微乎其微, 人们的“公共意识”也极其微弱, 人们普遍缺乏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怀, 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所谓“公共精神”的培养了。在这种民众普遍的政治冷漠的情境下, 政府逐渐地丧失理解和满足公民的需求和欲望的能力, 由此进一步拉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最终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因此, 在善治理念下, 为了推动民主行政建设, 必须强调公共精神, 提倡公民参与, 使得公民对公共事务积极而深入的主动介入。

公民既是公共行政主体, 又是公共行政作用的对象, 如果公民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 他们就能够真正地承担起维护和捍卫宪政尊严与价值的公民责任, 就能够自觉而积极地监督政府的行为, 促使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实现[5]。公民的公共精神主要有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公正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协作意识、法制意识等内容。具备公共精神的公民, 能自觉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公共活动, 具有关心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积极态度和精神风貌以及相应的行动能力。

3 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生活的治理途径探求

公共精神的增长虽然是一个必然的、客观的过程, 但要保持公共精神生活的和谐、协调和有序, 就必须对公共精神生活进行有效调控, 即必须加强对公共精神生活的治理。公共精神生活的管理贵在科学、重在实效,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提升社会的法治化程度, 加强公共伦理的培育

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善治理念下公民精神生活治理中, 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 都要以法律作为其基本保障。同时, 各项法律和制度是建立在尊重民主、自由、人权的基础上的。只有遵守法律,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才能有序进行, 否则, 各行其是便会混乱。

当然, 只靠法治是不够的, 还必须辅之以伦理道德, 使二者相辅而行。公共伦理与私人人格美德是不同的, 尽管私人的人格美德可以使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时表现出优良的品质, 但私人的人格美德归根到底只是一种人性和人伦的角色美德, 而公共伦理却具有特定的社会公共性, 是全体公民形成共同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内在凝聚力, 是一个社会公共精神的核心。

3.2 加强全民族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平等的主体,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赋予一种社会责任, 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破坏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 任何人都应该有责任去维护大家公认的道德原则。国家、社会要通过学校、媒体等宣传机构来逐渐地引导和培养公民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主要有两方面内涵:一方面, 公民意识的核心是主体意识———道德主体意识和法律关系的主体意识。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主要承担者都是公民, 道德的实施、法律的适用都需要公民意识的高扬。另一方面, 公民意识是德法兼治的平台。现代社会是一个“公德主导”的时代。“公德”不同于“私德”, 一是由于它是“社会人”所应当具有的道德, 其基本要求不只是出于仁爱之心, 而主要是出于对他人合法利益和人格的尊重, 也就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并突出表现为对规范和调节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公共规则”的尊重;二是由于它所依据的是普遍主义的原则, 要求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必须无例外的遵循公共生活的规则, 履行与自己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这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发达的产物, 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 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6]。

3.3 构建公民参与的社会网络

通过壮大公益性民间组织, 强化公民社区自组织化程度, 使公民从公共事务参与中获得公共生活的道德体验。在西方国家, 志愿性团体、社区公益活动与公共事务参与是公民公共社会生活的重要平台。这种公民参与的、水平式社会网络构成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这种网络越稠密, 公民们就越能够激发起公共精神。民间组织与公民的组织化的社区生活以人人互相关心的感情纽带, 力图把人从市场条件下封闭的孤立主体转化为一个同周围世界相互关联的互动主体, 从而可能成为市场关系中个体的精神家园。公民通过在各类组织中开展志愿活动, 相互作用和相互带动, 逐步会形成共同的心理趋向及行为模式, 从而在平等、互惠、信任与自律中促成公共精神的生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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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贵红, 周乐秋.论构建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05, 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