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社会问题之我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我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之我见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中。这一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障，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问题，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点。
关键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经济体制分配制度新农村建设 正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紧密相连的基本问题而展开，内涵十分丰富。而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要正确认识当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新概括，全面理解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含义及其主体地位，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国民经济实力十分薄弱，现代工业很少。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建设，建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迅速有效的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各种条件。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对我国经济体制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已经为公有制结构为主体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所替代。根据实践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实践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与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区别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2.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还不高，发展还很不平衡，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形成。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恶性通货膨胀，摆脱贫困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著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日
益频繁，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需求日益变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 。要从根本上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成为必须探索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领导我国各族人民经过14年的探索，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商品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的发展起来，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有效的认识也不断认识，越来越感到国民经济发展要“速度快”,还要质量和效益“高”。提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为前提的，也是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但并不意味着发展速度问题无足轻重。我们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着力在“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不断引发新的创新浪潮，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科技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
力竞争的焦点。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加注重自主创新，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加快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要做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为此，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而把祖国建设成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美好家园，既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
第二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我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印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中国特色个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也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模式。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知识的积累，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
首先，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自新中国建立就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20多年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在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认为1978年召开的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自此之后，我们沿着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秉承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
其次，我们应当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我们逐歩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确立了社会主义巿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政治制度上，我们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然而，我国现阶段并且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面临着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等问题。我们仍旧需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比如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悬殊、西方资本主义围剿、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民众信仰缺失等等。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民众信仰缺失问题。正是因为民众缺乏坚定的信仰，才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人民群众中间存进几种影响力较大的信仰，比如马克思主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马克思主义在党员群体中已经深入人心。然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很好的教化作用。大部分群众信仰不坚定，容易受到升官发财等腐朽思想侵蚀，因而道德伦理缺失，做人做事找不到平衡点，造就了他们无止境地贪婪，最终引发恶果。部分人甚至打着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恣意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故意把一些歪风邪气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公谋私，损公肥私。因此，现阶段，我们应该肃清这种败类，净化社会风气，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理念。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关键时期。未来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一帆风顺，它必将面临诸多问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一如既往地帮助中国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并且会在新的环境与新的发展之路上再放异彩，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篇：中国城投公司发展问题之我见
中国城投公司发展问题之我见 由于运营时间、市场化程度以及创新意识的不同，我国的城投公司发展运作良莠不齐，一部分公司已建立多元化融资体制，步入良性循环道路，而一部分城投公司则举债建设，入不敷出，濒临破产的边缘。尤其是城市投资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城市中，城投公司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误区和困难。对新建的城投公司而言，也面临老城投公司曾经面临的问题，如何借鉴外地成功经验，理顺与政府的关系，解决资金矛盾，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尽快缩短"阵痛期"，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作贡献， 是城投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城投公司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投公司未按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行，管理模式滞后。在城投公司成立之初，有些城市政府还无法摆脱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表现为：项目建设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重建设、轻经营，重形象、轻管理，在财政体制上统收统支，资金高度集中。支出大包大揽，不论大小项目，都必须按计划本子执行，即使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经费追加或调整都必须经过计划的调整，周期较长。一方面城市建设项目过分依赖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财政投下去的资金又没人监管，用款单位资金投资效益较差，没有形成可以进行资本流动的循环投资的体制，阻碍了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
(二)城投公司与相关主管部门职能交叉，阻滞了城投公司建立多元化运作的进程。由于计划经济模式直接参与城市经营活动，为调动所谓的各方积极性，多方筹措资金，往往政府仍按把城建基础设施工程交给多个部门负责，这在短时间内保证了工程资金和进度，但从长远看，它所带来的资金分散、人力分散、管理分散却不利于城投公司开展资本化运作、吸纳民间资金、盘活城建存量、内外举债等多元化融资的尝试。有些城投公司作为资金和资产运营的主体，与财政、城建、水务、市政、房产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发生了矛盾。城建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分散，资金、人力的分散，管理职能的交叉，使城投公司必须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的缓慢的原始积累过程，而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庞大的资产，高起点地探索多元化融资体制，阻滞了城投公司建立多元化运作体制的进程。
(三)城投公司对原有国有资产的产权流动、资产变现运作乏力，缺乏经验。 经过长期投入，历史形成的城建存量资产(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相关的延伸资本),在城市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过去政府或主管部门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实际上这部分国有资产没有明确的业主，往往造成建设时热火朝天，建成后管理薄弱、无人管理，需要大量的城建维护补贴。城投公司对这一部分已形成的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力进行资产运行方面，尚末取得好的经
2验。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用企业上市、转让、重组等手段来加快国有资产的产权流动，实现资产变现、融筹资金和转嫁风险等方面的工作尚未起步。
(四)城投公司融资渠道单一，缺乏偿债机制，负债率逐年增高。由政府投入的城建资产运营权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引起城投公司融资功能不够完善，对外融资多以银行的长短期商业贷款等负债方式进行。一方面由于一些城建项目收益不高，引起银行慎贷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城投公司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债务偿还难以保障。 有些城市的城投公司最近几年还贷本息逐年增高，项目建设可用资金比例己降至50%以下，且缺乏很好的债务偿还机制。一些城市的城投公司实际上是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的“借债公司”。因此，继续靠负债融资不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建设资金的需要，而且城投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威胁。
二、解决措施及对策
(一)城投公司组建运行必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城投公司应根据《公司法》和现化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激励和投资、经营管理约束机制。以资产为纽带，与各城建企业形成母子公司关系，通过控股或参股形式参与所属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经营，培育收益性项目，取得相应分配利益，产生城投公司的资金流入，保持公司的可持续融资能力，从而形成企业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
3制。有些拟建设的经营性项目，可以由城投公司拿出部分资金，联合对项目有兴趣的其它社会资本组成项目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对外融资和进行项目运营。项目建成后，视项目的市场发展潜力，既可以继续经营，也可以拍卖转让，以取得资产的更大增值。
(二)整合部门资源，集约管理，解决职能混淆问题。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的城投公司，应将计划经济条件下各部门分散投资、分散管理的政府行为，转变为控股公司集融资、投资、建设和经营相结合集约管理的企业行为，彻底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经营责权不明，政企不分,职能混淆问题。城投公司在城建资金运作的方式上，应按照城建项目收益性、准收益性、非收益性等不同性质，采取不同方式。公益性、准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主要由政府投资，并通过城投公司行使投资职能，不足部分由城投公司筹集运作，政府的财政城建资金及土地收益，过桥过路费可作为偿还债务的保证;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可由城投公司作为项目发起人，吸引多元投资，也可由其他投资方投资建设，这可使让城投公司从繁琐的日常管理性事务中脱离出来，像某一旧城区拆迁项目，就可委托开发公司或其他项目公司操作。
(三)创新国有资产营运机制，加大资本运作的力度。城投公司作为城建资金的运行主体、城建资产的运营主体、
4城建项目的运作主体，对原有城建国有资产，可以由政府收回产权，明确投资主体，授权城投公司代表政府进行经营，使得城投公司可以通过资本这个纽带，以出资人身份直接参与经营管理或委托管理，充分运用改组、转让、租赁等资本运作手段，建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约束机制，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 通过对资本价值形态的转化，即通过股权市场的流动、收购、兼并、重组、控股、交易、转让、租赁、拍卖等途径，将潜在的资本转化为活资本，通过资本层面的运作实现资本价值的升值。
(四)多渠道融资，建立稳定的偿债机制。根据项目的属性采取不同的筹资形式，经营性项目具有经营利润，可以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其融资、建设、管理及运营可由投资方自行决策，所享受的权益也应归投资方所有;准经营性项目有收费机制和现金流入，但附带部分公益性，则主要采取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形式，可辅之于政府贴息等优惠政策;而非经营性项目主要产生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理论上讲，应主要依靠政府性投入解决其建设资金，但现有财力往往无法满足投资需求，城投公司可通过资本市场、收费收入、资产变现等渠道筹措，也可适当举债，但举债额度与保障资金必须保持合适的比例。同时建立债务预警系统，通过偿债保障率、投资充足率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来测定债务风险程度，并划出相应的风险区间。对目前债务进行梳理
5和分析，确定偿还的方式。城市政府可以相对集中城维税、公用事业附加、土地出让收入、城建专项收费和一定比例的财政拨款，一部分作为城建发展基金，用作非经营性城建设施的养护经费，另一部分用作城建非经营性项目的贷款和债务的还本付息基金，以及准经营性项目的贷款、债券贴息基金。通过财政对城建发展专项资金列收列支，定期划拨城投公司(或城建基金管理办公室)，委托其进行运作，使城投公司获得稳定的资金流入量。而对于经营性城建项目，在加大收费与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其建设和运营资金应通过市场化运作来解决。对于政府投资形成的非经营性城建设施，可以由授权管理的城投公司实行养护定额和质量公开招标，以提高养护的投资效益。养护经费由财政按招标后确定的标准从城建发展专项基金中足额划拨给城投公司，并从招标节余的养护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委托管理单位工作经费。 通过以上多渠道融资，建立稳定的偿债机制，逐步降低负债率使城投公司走上良性可持续发展之路。6
第四篇：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我见
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我见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并在同时保证了人民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但它还不完善，所以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来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了亟待解决的事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和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根本意愿、根本利益的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我国必须在此基础上坚持和完善这条发展道路，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在坚持这条发展的道路上，必须坚持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坚持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如季羡林老先生所说“要从宏观上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能一味否定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道路，我们要坚持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要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和多党制。二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所在。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方面：
一、必须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到以人为本，必须从根本上保证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二、完善政治制度的建设，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求进要求我们的改革发展要脚踏实地、稳步向前推进，在世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我们就能够继续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前进，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我见
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它贯穿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中，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中国文化可谓是无处不在，所以要真正说清它是不可能的。本文仅从我所熟悉的苏州评弹这一视角来窥探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它所具有的民族性。
一、历史性
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但真正意义的苏州评弹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苏州被誉为天堂，天下人无不乐居苏州，致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而历代统治者视苏州为取之不竭的聚宝盆，其税粮总数、亩平均赋税、人口平均赋税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0倍，而且也高出江南地区其它府县。在重赋与人口双重压力下，苏州人并不采取极端的行动，而是重理性、求变通，善于在夹缝中找到舒展自己才能的天地，寄情于诗书歌吟之间。在特定历史环境的作用下，催生了评弹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
评弹从形成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地区扩散。这是由评弹的艺术形式和内涵所决定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从走码头的现象中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小农性和保守的特点。因为长期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大都安于现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所以评弹艺人不得不走码头，换场地。不求大变动，只求安逸、稳定生活的这种思想任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人的价值观念，江南地区可能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深而相对的缺乏闯劲。
“内行中人称说书的为„吃开口饭‟，注定走江湖的命运，不能常驻一处。不过说书的走码头，仅是南抵嘉兴，北达武进，以此一小小地域为限，因过远之处听不懂苏白，去亦徒然。”苏白也就是苏州话，或称吴语，主要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是除官话方言(北方话)以外的第二大汉语方言。虽同处江南，但各地语言实际上仍有较大差别。南京的方言就属官话，而同为吴语的宁波话与“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也是大相径庭。文化的传播是受地域尤其是语言的限制的，所以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戏剧艺术形式。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经历着朝代的更迭，地域的不断划分，形成了本地区的语音语调，代代流传、加工改造。不同地区的方言彰显着各地地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似水长流、吴侬软语的评弹深藏着苏州人的心态，流淌着苏州人的心曲，叙说着苏州人的机敏、睿智、沉稳和变通。
江南水网密布，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评话艺人只须醒木和折扇，弹词艺书人则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评弹的演出场地也极简单，村落集市的茶馆设一桌一椅(或二椅)即可开讲。评弹码头有大中小之分，艺人也相应分为苏州响档、码头响档和普通说书人。由于旧时民间艺术没有地位，当时评弹艺人、书场、听众的资料稀阙。如评话艺人唐耿良初出道
时，曾坐手摇船到阳澄湖边的小渔村泗泾说书，当地“只有肉店、豆腐店、南货店、馄饨店、铁匠铺、茶馆等几家小店”。其中的茶馆也就是书场，每天的听众也就三四十人。又如，浙江吴兴县双林镇“是一个极小的乡镇码头，并无其他娱乐，只有书场数处，乃唯一之游艺场所，故镇民大都爱嗜评弹。时间变了，现代社会各种娱乐因素混杂，到处都是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有多少人还会静下心去听听评弹的声音。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苏州评弹能否翻开新的历史篇章，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否走上新的历史舞台还需经过历史的考验，时代的需求和人们的选择。
二、民族性
苏州评弹具有雅俗共赏的文化内涵。一是评弹脚本多源于市民文学。明清以来的苏州是市民文学最为繁兴之地，评话、弹词大多取材于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陈瑞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二是台上的说书人与台下的听众有面对面的交流，说书人会在听众的眼神、表情及对书情的反应中感受到是否有需改进之处。苏州市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儒雅的风度，他们会对说书人书艺的高下、书情的合理与否提出批评，有时甚至是苛求，从而使评弹艺术日趋精致。雅俗共赏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伯牙、子期的一曲高山流水，幽远悠长， 情意深长，极具古典之音，高雅之韵。江苏民歌《茉莉花》 ，用那甜甜的温柔的女声，唱出了这一方水土的美丽与善良;北 京老胡同里，那一声声质朴厚重的叫卖，喊 着来自民间独特的唱段;老狼一曲《同桌的 你》 ，用简单自然的音符，唤醒了人们在青 春时曾有的幻想。 这是世俗之乐， 通俗之美。 高雅的或是通俗的，都有其美好之处，雅有俗之 美，俗有雅之韵。雅俗共赏的民族文化内涵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也是它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晚清以来，评弹才大举进入上海。开埠后，经济的繁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需求大增，各种曲艺活动盛行。同时太平天国战乱形成了对江南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为了躲避江南地区的苏州等核心地区的战乱，大批逃难的士绅进入上海的租界地。这些新移民，来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故土、故人，于是聆听以吴语演唱的评弹成为他们寄托乡思的最好去所。进入兼为茶馆的书场、品茗聆听说书人的吴浓软语说噱弹唱，江南人忘却了离愁别绪，取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所以，文化是民族的象征，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加深民族认同感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个大国不仅要经济实力过硬，而且文化软实力也要同步提升。
从苏州评弹的角度来看的中国文化可能有些片面，但我们也些许看清了它的一些特征。历史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中国文化，必能在历史的洗礼中历久弥新，彰显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