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责任保险论文

摘要：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伴随着现代公司全面发展催生而来的多元文化格局、多重价值观念和多种利益需求在诸多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独有的特点，在价值实现上具有多元化，存在除外条款的相关规定；在分摊问题上特点突出，其涉及合同各方主体主观性较强，可能产生保险欺诈行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董事责任保险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董事责任保险论文 篇1：

诘问与正名：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功能之责难与回应

[摘要]有学者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能会诱发董事和高级职员的道德风险并对董事责任的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事实上，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道德风险的引发以及董事责任功能的冲击并不是绝对的，可以利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技术手段来降低和减少其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道德风险；惩罚；预防

※本文系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华政经济法学(S30902)的建设成果；华东政法大学2008年度科研资助项目(08HZK002)的阶段性成果。

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产生之初，一些学者认为，虽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分散董事和高级职员的经营责任风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其运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一方面，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能会诱发董事和高级职员的道德风险，降低其在日常工作中的责任心和注意程度，并助长疏忽、过失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能会对董事责任的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造成一定的冲击，从而削弱董事责任对不法行为的谴责、非难以及制裁功能，并以此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上述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仅仅以此来否定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价值并不恰当。下文中，笔者将就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与道德风险以及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功能的冲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一、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与道德风险

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人在投保后，减少对保险事故的预防措施，从而使损失发生的概率上升，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同时降低了保险市场的效率。有学者认为，在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后，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导致其放松警惕，在工作中出现疏忽和懈怠，并抱有侥幸或过分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或者扩大损失的程度，因此，拒绝引进董事责任保险。

事实上，在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是普遍存在的。笔者认为，当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道德风险的发生，但这种影响并非绝对的，可以利用相关制度和技术手段来降低道德风险。

(一)规定免赔额

在保险实务中，财产保险合同中通常设有免赔额的规定。所谓免赔额是指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约定，对于属于保险人责任范围的一定限度之内的损失，保险人可以免于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通过免赔额的规定，可以促使被保险人谨慎管理和运用自己投保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具体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利用免赔额来防范道德风险。例如，保险人可以和投保公司约定10万元的免赔额，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董事和高级职员的损害赔偿责任小于或等于10万元，保险人就无须承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必须用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此时，考虑到自己可能负担的经济损失，董事和高级职员就不会因为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而放松警惕，相反将会一如既往勤勉、认真的工作。

(二)实行差别董事责任保险费率

通常情况下，保险人在接受投保的时候，会询问参加保险的董事和高级职员有无索赔记录，对于那些曾经被提起索赔诉讼的董事和高级职员，保险人可以适当地提高保险费率。董事和高级职员被提起索赔诉讼的次数越多、数额越大，其所购买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费率也就越高。虽然大部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费都是由投保公司支付的，但是如果由于董事和高级职员的索赔记录增多导致公司的保险费开支不断增加，公司也会对这部分董事和高级职员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例如，可能会在其薪酬中扣除一定比例的数额。此外，在某些公司中，董事责任保险费是由公司与董事共同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保险事故的多次发生导致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则董事负担的保险费的数额也会相应增加。在特殊情况下，对于那些索赔记录非常多的董事和高级职员，保险人可以限定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承保金额，甚至可以拒绝承保。上述措施都在无形中给董事和高级职员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发展和完善经理人市场

在一个完善、发达的经理人市场中，同时会存在着严密的经理人评价体系，使董事和高级职员明确地认识到对其自身价值的再评估过程，并以此激励其努力工作。事实上，在完善、发达的经理人市场中，董事和高级职员的名誉对其而言至关重要。董事和高级职员被第三人提起索赔诉讼并经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会直接影响到其在经理人市场中的评估价格。对于那些曾经被提起索赔诉讼并经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董事和高级职员而言，即使他们拥有出色的工作能力，也很少会有公司聘用他们。由此可见，通过发展和完善经理人市场，并借助严密的经理人评价体系，可以促使董事和高级职员爱惜自己的名誉进而减少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

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功能的冲击

责任保险产生以来，许多人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缺陷不断提出批评，并认为，责任保险的开办，有助长疏忽、过失行为甚至鼓励犯罪行为的作用。[1]事实上，责任保险的存在确实对民事责任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影响，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责任保险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责任保险的实施，增强了被保险人的赔偿能力，有助于受害第三人向被保险人提起赔偿诉讼，并可以借助诉讼获得切实、有效的赔偿。因此，责任保险有助于增强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并有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填补损害的基本目的。责任保险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可能对侵权责任的功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具体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一些学者反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主要理由就是其可能会对董事责任功能造成巨大的冲击，进而弱化董事和高级职员的责任意识，并助长董事和高级职员滥用职权和中饱私囊的不法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应当看到的是，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可能具有十全十美的功能，均会存在制度上的缺陷，甚至有些缺陷，是任何法律制度都无法避免的。[2]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确实对董事责任功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应将这种影响片面夸大。下文中，笔者将针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功能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一)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惩罚功能的冲击

在董事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侵犯了公司以及股东、债权人、公司雇员、消费者等利益相关主体①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应当向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损害赔偿责任体现了法律对过错行为的谴责和非难，同时也具有制裁过错行为人的功能。但是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出现使得董事所在的公司只需要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在董事对公司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时，就可以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表面上看来，加害人利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逃脱了其原本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首先，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法的主导思想已经从损害转移(loss shifting)过渡为损害分散(loss spreading)，即从单纯注重惩罚侵权人向充分保护受害人转化。现代侵权损害赔偿法的核心思想，认为损害可先加以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由创造危险活动的主体负担，再经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机能，或责任保险加以分散，由多数人承担。[3]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受害人保护机制的不断完善，侵权人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和数额都在不断增大。如果没有责任保险制度的辅助，即使法院判决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侵权人的赔偿能力有限，受害人实际上也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这对受害人的保护极为不利。

其次，按照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董事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实施不当行为造成公司和第三人损害的时候，由保险人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都要承担保险责任。各国保险法通常都规定，在侵权人故意造成第三人损害时，保险人享有抗辩权，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例如，我国《保险法》第28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一般会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规定，如果董事故意实施了违法行为、欺诈行为以及不诚实行为，并对公司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由此可见，在董事故意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责任保险人不会代替其向受害人赔付保险金，仍然由侵权人对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侵权行为法对董事主观恶意的惩罚功能并没有受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影响。

最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一般都约定了保险金额，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时，应当以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为限。因此，保险人是否对董事的全部赔偿责任负责，取决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具体约定。此外，在保险实务中，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通常规定了“免赔额”，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董事不能请求保险人赔偿全部损失，而必须自行承担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固定或比例金额。这样一来，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只对“免赔额”以外的部分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对于“免赔额”，董事必须自己承担。此时，董事责任的惩罚功能仍然在发挥作用，并没有因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而受到减损。

(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预防功能的冲击

有学者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使董事和高级职员无须自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转由保险人向遭受损害的公司和利益相关主体赔偿保险金，这样一来，董事责任对加害行为的预防和抑制功能就大打折扣，甚至根本无法实现了。事实上，上述观点仅从表面论证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预防功能的影响。经过深入思考之后，不难发现上述观点的缺陷。

首先，如上文所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不仅规定了赔偿限额，而且在董事和高级职员故意造成公司以及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主体损害的时候，保险人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因此，通常情况下，即使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当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实施了不当行为并造成利益相关主体损害的时候，如果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被保险人仍然要承担一定数额的赔偿责任。通过该部分赔偿责任的承担，仍然能够对董事和高级职员起到一定的惩治和警戒作用，并进而预防和抑制加害行为的再次发生。

其次，任何法律制度(包括刑法或行政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其预防功能都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侵权行为法自不例外，其影响因素甚多，如行为人是否知悉法律的存在，或认识其行为的危害性；行为人纵有此种认识有时亦难改变其行为，难免错估危害发生的可能性，低估损害赔偿责任的严重性，而怠于防范。[3]更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对于防止损害的发生并不特别有效。因为只有在造成损害后才会有赔偿的发生，逃避侵权责任过失(negligence)的案件大量存在。”[4]由此可见，即使现行的董事责任制度也无法彻底预防和抑制董事和高级职员的不当行为的发生，又何必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过分苛责呢?

最后，虽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董事责任预防功能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削弱这种影响。例如，保险人在接受公司的投保时，会详细询问参加保险的董事和高级职员以前有无索赔记录，对于那些有索赔记录或者索赔记录较多的董事和高级职员，保险公司会增加保险合同的免赔额或减少保险金额。这样一来，在发生保险事故的时候，这部分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数额要远远高于那些没有索赔记录的董事和高级职员。通过采取类似的措施，可以减小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预防功能的冲击。

综上所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对董事责任功能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因此就片面夸大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对董事责任功能的冲击。事实上，借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可以将利益相关主体遭受的损失转移给保险人，这样进一步提升了董事责任填补损害的功能。与此同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免除了利益相关主体原本要经历的漫长而昂贵的侵

权诉讼的痛苦，使其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由此成为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有益补充，并成为实现公司社会责任的辅助工具。

[注 释]

①“利益相关主体”一词的英文为stakeholders，最早出现在1963年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小组(SRI)的内部文稿中，是指那些没有其支持，组织就无法生存的群体，包括股东、债权人、公司雇员、顾客、供货商等。有人将它译为“相关利益者”、“利害关系人”或“利害相关者”。

[参考文献]

[1]王 友，王元京，谢卫东.中国保险实务全书[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1492.

[2]邹海林.责任保险与民事责任的互动[EB/OL]. http：//www.privatelaw.com.cn/new2004/shtml/20040518-165741.html， 2007-6-11.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8，10.

[4]Ivar Strahl， Tort Liability and Insurance， Scandinavian Studies inLaw， 1959， Volume 3， p.212.

Interrogation and Nominal Rectification： Censure and Response to the Function of Directors’and

Officers’Liability Insurance Contract

Sun Hongtao

(Economic Law Depart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Key words：directors’liability； insurance contract； moral hazard； punish； prevent

(责任编辑：张静一)

作者：孙宏涛

董事责任保险论文 篇2：

竞争经济下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之变革研究

摘 要：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伴随着现代公司全面发展催生而来的多元文化格局、多重价值观念和多种利益需求在诸多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独有的特点，在价值实现上具有多元化，存在除外条款的相关规定；在分摊问题上特点突出，其涉及合同各方主体主观性较强，可能产生保险欺诈行为。这一系列独有特点对我国实现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协调，促进我国公司运营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 键 词：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除外条款；修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１－２０

作者简介：仇晓光（１９８１—），男，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法、金融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０年度吉林财经大学校级项目，项目编号１０ＸＢ１６；２０１１年度吉林省教育厅项目重点社科项目，项目编号：吉教科文合字［２０１１］第１３２号。

一、董事责任保险意蕴重析

董事责任保险，全称为“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董事责任保险是指由公司或公司与董事、高级职员共同出资购买的，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单独或共同实施的过失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而被追究其个人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该董事和高级职员进行抗辩所支出的有关法律费用并代其偿付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广义的董事责任保险除上述内容外，还规定包含公司补偿保险，即规定保险人应当负责赔偿公司根据董事责任和费用补偿制度对有关董事和高级职员做出的补偿。［１］

我们认为，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所有的意义和作用中，分散董事责任风险、使董事抵制不当指责是最主要的。而广义的董事责任保险中包含“保险人应负责赔偿公司根据董事责任和费用补偿制度对有关董事和高级职员做出的补偿”的规定，在该种情形下，董事和高级职员的风险和责任已由个人转移给了给予其补偿的公司，因此，该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承保的不是董事或高级职员的个人责任，而是转变成了承保对公司的补偿给付责任，这就违背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和初衷，故该种对公司的补偿根本不具有可保性，董事责任保险中不应包括公司对董事和高级职员做出的补偿。因此，本文所述的董事责任保险是狭义的董事责任保险。

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功能性分析

（一）董事责任保险实现价值多元化

⒈有利于分散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的经营责任风险。由于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与“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盛行，现代公司的价值取向伴随着社会综合全面发展催生而来的多元文化格局、多重价值观念和多种利益需求已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董事和高级职员的义务和责任便亟急需强化，民事责任制度也急需健全。西方许多国家通过设计出一系列防范制度来分散董事和高级职员过重的责任，其中包括董事责任免除制度、董事费用补偿制度和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等。其中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能够使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正常经营决策时无后顾之忧，鼓励他们大胆经营、开拓创新，充分调动相关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２］集中精力为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而非纠缠于诉讼和责任承担的阴影中，实现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价值多元化。

⒉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由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订立使公司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减少了后顾之忧，能够作为一项福利和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吸引和留住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进而充实公司的管理队伍，提高公司的经营决策水平，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根据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保险人可以对投保的公司和被保险的董事、高级职员进行独立的外部监督，从而对被保险董事和高级职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纠正和制裁其行为的不当性，进而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３］

⒊有利于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公司在以盈利为经营目的同时，还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应当保护公司、股东、消费者、债权人、公司竞争者等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而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设计使董事和高级职员承担个人责任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在董事或高级职员作为商自然人而赔付能力有限，不足以保障利益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时，由保险公司这一强大的商法人代为保障，从而使董事或高级职员难以负担的数额巨大的诉讼费用和赔偿费用由保险公司来负担，不仅实现了保险公司对社会的责任，也实现了投保公司对社会的责任。

⒋有利于扩大保险业的业务范围。相对于其他保险品种，董事责任保险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４］近年来，当一个公司的事务出现问题时，有关董事和高级职员所需承担的责任也持续增加，这就为董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有关规定董事责任和义务的法律法规也层出不穷，因此董事责任保险的市场需求较大，且保费较高，从而成为一些大型保险公司的重要利益来源，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承保的范围和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进而更加扩大了保险业的业务范围。

（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除外条款的效益

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并非董事和高级职员实施的所有行为所引发的赔偿责任都在被保险之列，对于其中的某些赔偿责任，保险人可以依据法定或约定的除外条款拒绝承担保险责任。［５］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的承保范围看似十分广泛，但由于保险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除外条款和除外责任来从诸多方面限制其赔偿责任，降低其承保的风险，［６］并且随着该制度的不断发展，除外条款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使得董事或高级职员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下所得到的保障大打折扣，也使得人们本来对董事责任保险的预期效果难以实现。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也该看到，除外条款的相关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董事因无所顾及而实施的不当行为，保障其在合理范围内行事，从而预防了由于董事滥用董事责任保险逃避责任所引发的道德危机。

由于除外条款的种类和范围不断地扩大，其具体分类很难划分，故我们将其划分为三大类：⑴不具有可保性的责任。由于某些行为违背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故此类行为所导致的责任不具有可保性。其中包括：董事或高级职员违反法律的行为和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非基于董事或高级职员的身份实施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对投保前已知的风险所承担的责任等。⑵可由其他保险合同承保的责任。由于董事责任保险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分散董事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的风险，针对的是在正常情况下应由董事个人自身承担的责任，若董事的行为所导致的责任已被其他保险合同承保，则丧失了董事责任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仍对该责任进行承保则可能导致董事获得双重保险，这样就会违背社会公平，并且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应将该种风险责任列入除外条款，其中常见的有：董事造成的人身伤害责任，基于环境污染而承担的责任等。⑶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其他除外责任。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双方可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来共同协商制定除法定除外条款外的其他除外条款。

（三）分摊问题上的实践功效

⒈保费的分摊。一般理论认为董事责任保险的费用由公司或公司和董事共同承担。这种相对宽泛的规定便引发了对三个问题的探讨：首先，保险费由公司承担是否合理。有的学者认为，公司为其董事或高级职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行为违背了公司设立的基本目的，会导致公司资产非法流出，［７］使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受损，因而不能认为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并且等于中小股东参与买单，可能上演成受害者赔偿受害者，在公司诉讼、股东派生诉讼中将导致逻辑悖论的产生，［８］且随着除外责任的不断扩大，董事责任保险能够化解的风险有限，故不论从其经营目的、公司自身利益出发还是从投资—收益的角度讲，［９］公司都不应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责任保险。我们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作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过失责任风险分散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励优秀人才进入公司，勇于开拓创新，激发董事和高级职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且由公司为董事个人购买责任保险亦可作为一种无形收益来作为公司付给董事的报酬。［１０］因此，综合考虑来看，公司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是合情合理的。其次，董事是否应合理分摊保险费。在董事不分摊保险费具有一定的漏洞，在该种情况下，可能为董事的鲁莽决策埋下隐患，从而导致道德风险。［１１］因此，应当借鉴英美法的相关规定，董事必须适当分担部分保费，这样不仅可以抑制被保险人投机行为，也符合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设计的初衷。最后，董事是否可自行投保。现行的法律没有对董事自行投保董事责任保险的问题进行明确规定。我们认为，董事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机制，董事为分散自身的责任而投保在法理上是可行的。我国《保险法》第１２条规定：“被保险人是指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是被保险人”，这就为董事的责任投保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从实践来看，由于董事责任保险的保费与其薪酬相比相对较高，其可行性还有待探讨。

⒉对抗辩费用、和解费用以及赔偿责任的分摊。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赔偿责任的分摊有下列规则：合理相关性规则，即只要相关的抗辩费用和赔偿责任与第三人针对被保险的董事或高级职员因保险合同而承担的责任所提起的诉讼有合理相关性，则抗辩费用和赔偿责任就由保险公司全部承担；相对风险规则，即以参加保险的董事或高级职员在该行为中面临的责任风险来决定赔偿责任和相关费用的分摊；超额和解规则，即只有在未参加保险的当事人的行为或第三人因向被保险人提出非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承包范围的请求的行为扩大了赔偿责任或其他相关费用时，才由保险人对赔偿责任和相关费用进行分摊。［１２］上述三原则，各有利弊，至于如何适用，应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进行选择。我们认为，在责任分摊的问题上，被保险人应与保险人尽量达成和解，并且在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尽量选择适用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原则。因为保险公司为商法人，而公司的董事或高级职员为商自然人，无论从自身力量、抗风险能力、专业水准上商法人都要远远高于商自然人，当发生冲突时，本着法理上“天平偏向弱者”［１３］（ｐ４）和保护弱当事人的原则，如果让商自然人来承担本应由商法人承担或应由二者共同承担的责任无疑太过沉重，同时使股东、债权人、投资者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１４］

（四）各方当事人利益影响的评介

⒈保险人可通过保险合同的除外条款等来约定承保的范围（除外条款包括法定和约定两种形式）；在保险合同中对“重要事件”的界定上，保险人的主观性较强，且判断标准各异，如：谨慎保险人标准、影响程度标准。［１５］这直接影响了保险人的承保范围以及保险费率的高低。

⒉对于投保人，首先，可选择索赔型责任保险或是事故型责任保险。①其次，根据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定义，投保人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公司和董事共同担当，而法律在保费的分担上并未明确规定，故在保费的分摊上有很大的自主空间。最后，由于市场上提供该种业务的保险公司很多，投保人可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对其最有利的公司进行投保。

⒊被保险人的行为中包含的主观因素对判定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被保险人的不当行为可能由故意或过失引起，若将其故意的不法行为包含在承保范围之内，势必导致被保险人滥用董事责任保险，逃避责任，为所欲为，诱发道德危机，损害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１６］据此，对董事因故意违反法定职责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所引起的诉讼，必须排除在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之外。

三、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缺陷的修补

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如果董事与其行为侵害的第三人为了避免或尽快摆脱无聊的诉讼或仲裁纠缠而采取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则董事在该种情行下是否丧失请求保险人予以赔偿的权利？如果丧失，则表明该保险合同只能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问题时才能得到适用，这有悖于解决纠纷的基本原则，而如果不丧失请求赔偿的权利，则可能造成董事与有请求权的第三人恶意串通，由董事赔偿其超过实际损失的数额，而保险人又难以界定，并且和解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董事的行为为不当行为且需承担过失责任，从而骗取超额保险金的问题。我们认为，各国法律应对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就董事与第三人未经诉讼或其他方式明确赔偿额的问题做出明确具体规定，防止欺诈行为的发生。

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对保险人的告知义务。［１７］就董事责任保险而言，其包括董事受他人请求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然而，信息不对称并非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如果保险人事先知道其承保的责任的发生，而和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人串通，利用保险期间和诉讼时效的时间差实施欺诈。不仅如此，董事通常与公司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由于公司运行本身存在经营风险，因此其应独立承担责任，然而由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存在，就有可能发生董事与公司串通，将本应由公司承担的部分责任分担给董事，而董事又通过责任保险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能够由弱变强、由备受质疑到世界普及是由于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能够不断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和现实环境，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独有特点。然而，一种制度模式必须有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生存环境，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对于我国毕竟属于“舶来品”，其适用还须依赖于本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法治等诸多因素的支持和配合，否则，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必然会在我国这一特定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情景系统中受到阻碍甚至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功能。但我们可以通过实现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平衡来促进我国公司经营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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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张明远．董事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研究［ＥＢ／ＯＬ］．中国民商法律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ｃｏｍ．ｃｎ／，２００２－０８－０８；周玉华．最新保险法条文释义与案例解析［Ｍ］．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９．４．

（责任编辑：张雅光）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Ｑｉｕ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Ｘｕｌ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ｒ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ｎｉｑｕ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ｒａｕｄ．Ｔｈｉ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ｅｐａｉｒ

作者：仇晓光 单旭龙

董事责任保险论文 篇3：

浅析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摘 要 董事责任保险（又称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盛行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近两年才被引入我国。本文主要探究狭义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关键词 董事责任保险 合同 当事人

董事责任保险（又称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盛行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近两年才被引入我国。2002年1月，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合作推出了中国第一个“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不当行为给公司和第三人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广义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还包含公司补偿保险合同。豍本文主要探究狭义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与保险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直接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

一、保险人

从保险法律关系来看，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主体之一，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支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是指具有从事财产保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

二、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要求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如果公司董事为自己的利益订立合同，则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应为公司董事。在此种情况下，作为投保人的董事为了化解有可能遭遇的责任风险，分散责任损失，而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来获得保险保障，应无异议。依据职业责任保险相关理论的规定，职业责任保险合同一般是由被保险人所在的单位与保险人签订。董事责任保险是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因此，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也应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与保险人订立，这也没有异议。不过在董事责任保险的实践中，对于保险费能否由公司支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支付。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个人支付。这两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关于由公司支付保险费是否违反董事利益相反交易的规则。利益相反交易原则是指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违反其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为谋取个人利益，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豎

有人认为，从法律上的利益相反交易规则的利益相反对象行为来看，董事责任保险是为了董事利益而设立的一种保险。为了签这一保险，董事与公司之间达成一个意向，而这一意向的达成就可以看做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有人认为，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来看，公司将董事作为保险人来缔结保险合同，当然也应该由公司来承担费用。我认为，违反利益相反原则的前提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使公司利益受损。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表面上看是公司利益受损（损失保险费金额）。细分析一下，当董事在经营决策过程因为过失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董事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董事个人的财产时有限的无法弥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此时损失最大的是公司。若公司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来分散责任损失，对公司来说是受益的，并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再者，由公司支付少额的保险费，可以保证公司拥有充足的董事人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可以放心的去为公司最大利益积极行为，不用害怕因为判断失误、市场形势的变化等正常的商业风险而导致公司蒙受损失。如果没有董事责任保险，则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会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营管理方式以防范风险的发生，最终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所以我认为由公司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并没有违反利益相反交易规则。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管理准则》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可见，我国法律允许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因此上市公司董事可以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但是非上市公司是否可以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我认为，董事责任作为完善董事责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董事而言同样具有必要性。本质上看，保险合同属于民商事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可以依据双方的意思表示订立保险合同。由此可推知，既然法律没有禁止非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行为，那么非上市公司就有权依据自己的意思，为了公司的利益，替其董事购买该保险产品，并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当然，在公司没有给公司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情况下，为了分散自己的职业风险，公司董事也可以自行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此时，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为被保险董事本人。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分散董事责任的新兴的法律制度。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作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基础，其当事人应该包括保险人与投保人（董事、公司）。通过分析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有利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作者：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研究生）

注释：

豍孙宏涛：《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之主体：公司作为投保人之正当性解读》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6月

豎刘莎；《董事责任保险研究 》大连海事 硕士论文

参考文献：

[1]刘芳蕾：《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JM）学位论文

[2]李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8年第一版

作者：王艾芬　高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