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教有关法律问题探讨论文

2022-05-01

摘要要建立文明法治的国度，加强中小学法治教育，培养青少年法治精神是必然之举。重庆市南岸区从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三大问题入手，激活多方教育力量，建立中小学法治教育立体体系，共育学生法治素养，让法治精神光耀青少年生命世界。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依法治教有关法律问题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依法治教有关法律问题探讨论文篇1：

高校学生管理常见法律问题及应对措施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学生法律意识的日趋增强，高校学生管理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对高校学生管理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从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管理者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的培养、管理制度的建设、正当程序的运行等多方面入手，提出了一些解决高校法律问题、保障和维护学生权益的思路和对策。

关键词：

高校学生管理；法律问题；应对措施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院校中的法律关系变得日益复杂，高校与学生之间相关的法律问题日益突出，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很多法律问题。本文主要对高校学生管理中常见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律问题研究来保障和促进高校学生管理的规范化和合法化，一方面提高高校学生管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充分保障高校学生们各项权利，共建和谐校园。

1高校学生管理常见法律问题

1.1高校学生管理处分权滥用

处分权是高校学生管理中的一项重要权能，它是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有效规范学生日常行为的基本制度。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和教育部2005年以部长令的形式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中都赋予了高校的管理处分权，然而这两部法律对高校处分行为的相关规定仍然过于笼统、操作行不强。《规定》虽然对处分种类和程序做了规定，但高校在实际运用中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受到明确法律约束的程度不够强。举例说明《规定》第54条中列举了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七种情形，但其中的“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性质恶劣”、“屡次”、“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在实践中该如何认定、认定的标准是什么都具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因此高校在处分违纪学生中时常有处分权滥用、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现象。常见的有：有的高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或是毕业前如果所受处分没能解除的不能未得到学位证、毕业前没有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或校内同等级别的英语考试也要延缓毕业、大学生考试严重作弊将被开除等等。

1.2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法律责任不明晰

高校学生人数的增多使学生伤害事故近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纠纷的最大的难点是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从国内外司法实践看，在处理学生伤害事故时大多数国家主要适用侵权法，所以在法律层面上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涉及到某些条文规定。但是上述法规的相关规定笼统、零散、操作性不强、仍有探讨研究的空间和有明确细化的必要。此外，在学生伤害事故中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直接与高校要承担的民事责任等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由于立法层面上法律规定的笼统、模糊、分散导致目前法学界对此存有不同的争议，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案例中，立法依据、判决结果也各有不同。

1.3高校学生的财产权、名誉权、隐私权得不到保障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个人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占有”。在高校学生管理中，侵犯学生财产权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随意开门检查学生宿舍并没收学生宿舍的违规电器、强制要求新生购买基本生活用具、变相要求学生购买不必要或高于市场价的教材、对借阅图书超期的学生罚款、过于限制学生对学生宿舍、教学仪器、教学设备、教学大楼、图书资料的使用等等。名誉权、隐私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人权，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将学生考试成绩公之于众，将学生的处分决定公开张贴，泄露学生家庭地址、家长姓名等私人信息、高校管理人员在学生不在宿舍时随意开门对学生寝室进行突击检查等等都是对学生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侵犯。

1.4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被忽视

正当程序，通常又称为程序正义，是英美法系重要的法律传统和法治观念，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宪法原则，被视为“看得见的正义”。在行政法领域中，正当程序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的步骤、方式、顺序和时限构成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以保证所做出的行为公开、公正、公平”。由于受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的影响，在高校学生管理活动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正当程序原则被严重忽视的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在：有的高校在制定校内规章制度方面就缺少比较严格的程序规定，有的高校在处分规定中虽然也制订了处分的程序，但在实际操作中完全剥夺了学生应当享有告知权、申辩权、听证权、申诉权等程序性权利。很少有人会告诉学生他们究竟享有哪些权利、告知权和申诉权该怎样行使，使高校的学生处分非常随意，有些学生甚至只是被告知你受到什么了处分，没有给学生申辩的机会，学生也没写什么书面材料和正式签字就被处分了，事后学校也没告知学生的救济制度。

2解决高校学生管理常见法律问题的应对措施

要解决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的法律问题，实现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必须从法律管理制度的建设、管理者法律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学生管理程序规范化等方面着手，提出了一些解决高校法律问题、保障和维护学生权益的思路和对策。

2.1完善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飞速发展和法制化理念的不断深入，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已不能适用新的学生管理的需要，时代的发展要求完善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2013年9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就《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表明了我国已经意识到健全和完善一系列教育法规的迫切性。加强学生管理立法方面的内容建设，建立完备的高校学生管理法律制度，出台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学生管理法律体系进一步充实、细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及时有效解决高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制定《学生管理组织法》、《考试法》、《校园安全法》等。

2.2加强教育管理理念的转变，促进管理者法律意识的提高

我国高校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高校行政主体的角色不断弱化，近年来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高校更多是以教育培养人才的为主，管理为辅。因此高校管理者要更多的去除行政化色彩，切实改变过去行政方式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学生服务、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关心和尊重学生，建立服务型高校。

高校管理者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素养的养成是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关键。现代的法治精神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和社会应有健全的良法，二是良法在现实社会中能得到切实的执行。目前我国对于高校的学生管理法律法规虽然不够健全，但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问题的关键是管理者能否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学生管理工作当中。高校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必需不打折扣的真正加以落实，而不是当作可有可无的随意执行。高校应当加强和深化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法治的精神，在研究问题、开展工作时，时刻保持对法律意识的敏感性，依法治校，依法治教。

2.3建立健全学生管理过程的程序公正制度

程序公正在学生管理中主要是指在处分权适用过程中，要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以公正合理的程序制约高校管理过程的自由随意。可以从有四个方面的要来规范：一是事先明示，高校事先必须以学校法规制度的形式明示禁止学生从事类似行为。二是告知程序，高校在做出处分决定之前要告知当事人处分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应该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等相关权利。做出处分决定之后，也应当依法定的程序将处分决定告知受处分的学生，同时告知其相应的救济权利。三是依据明确、证据确凿，学校在做出处分决定时，必须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并且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学生的行为符合处分的条件。四是允许申辩，处分前必须给受处分学生以申辩的机会，认真听取学生的辩解，充分考虑学生的申辩理由。五是畅通申诉渠道，《规定》中涉及的申诉规定比较抽象，各高校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可以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学生申诉的具体制度，在管理实践中要真正保障学生申诉渠道的畅通，西方古老的法理名言“无救济则无权利”，告诉我们，完善的救济制度对权利保障的重要性。

2.4加强高校学生管理的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

为了加强学校的有效管理，各高校内部根据《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规定，在学生管理方面也应当建立一系列的规章和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明确规范了大学生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也对违反规则的处罚方式以及相应的程序做了规定。学校在完善自己的制度建设时，一定要注意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行和预测性原则。具体说来合法性原则要求校内的规定制度不得于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部门的政策性文件相抵触；合理性原则要求制定的规章应当符合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既能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又能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有序进行；可操作行原则要求学校的制度有明确具体可操作执行的条款，便于管理者依规而行，减少随意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预测性原则要求制度的制定不但要注意现实的实际需要还要考虑到未来可能遇到的前瞻性问题。

此外应建立高校学生管理的监督制度。孟德斯鸠在其著名的论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和控制，就会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推进依法治教这一章中明确提出要“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高校应建立和完善学生管理的监督体系，保证学生管理工作监督的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鸿.论法的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刘冰.中国高等学校学生权利救济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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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8183.

[5]李箐.高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法律思考[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6]姜国平：高校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与平衡[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7]蒋建湘.依法治校的核心在于依法行政——以行政合法性原则为视角[J].现代大学教育，2007，（1）.

作者：侯建峰

依法治教有关法律问题探讨论文篇2：

让法治精神光耀青少年生命世界

摘要要建立文明法治的国度，加强中小学法治教育，培养青少年法治精神是必然之举。重庆市南岸区从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三大问题入手，激活多方教育力量，建立中小学法治教育立体体系，共育学生法治素养，让法治精神光耀青少年生命世界。

关键词中小学法治教育;法治精神;法治素养

文献编码 A

青少年学生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高素质、高品性、尊法信法守法用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将法治精神的种子从小播撒在青少年心田，讓其生根发芽，并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重庆市南岸区积极落实党和国家的意志方略，在理念上从“法制教育”转变为“法治教育”，在实践上从“融入学科教学”转变为“纳入教育体系”，使区域青少年法治教育观念不断革新、内涵不断发展、领域不断延伸，让法治精神光耀青少年生命世界。

谁来做：一个工作室激活法治教育力量

法治教育能否科学高效、系统有序推进，队伍力量非常重要。2015年4月，南岸区教委联合区人民法院，正式组建“周俐莎法治教育工作室”，工作室由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优秀辅导员、首届重庆市“十大法治人物”、南岸区人民法院高级法官、从事刑事少年审判工作二十余年的周俐莎法官领衔。同时，工作室遴选区人民法院中青年骨干法官、区教委优秀德育干部、区教师进修学院法治教育教研员、高校法学专业研究生、中小学（幼儿园）法治教育骨干教师等五十余名骨干志愿者，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为导向，组建中小学普法宣传教育讲师团和服务队，带动激活了全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力量。

抓行动学习，探索法治教育有效工作范式。“父母可以随便翻看子女的日记吗？”“我的父母离婚了，妈妈是否有权不准爸爸来探视我？”“我们是寄宿制学校，生活老师可以不经我们同意就检查我们的寝室吗？”“我在一家影楼拍摄了艺术照，可是商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将我的照片用于做广告，这是侵权行为吗？”……这些都是法治教育工作室的志愿者在开设普法讲堂后的答疑解惑时间收集到的来自学生们的问题。工作室的成员利用“学月例会”将问题整理编撰成可操作的实务手册。老师们要精确掌握每个问题背后的法律法规条文，法官们要生动形象地将法律知识传授给学生，两者都不甚容易。经过日积月累地摸索，工作室形成了“三步”“三性”工作模式。“三步”是指工作室成员备课都要做到准确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知晓行为承担的后果责任和掌握防范措施技巧等三个步骤，“三性”即要求工作室成员从教学设计到授课都要遵循法律性、生活性和探究性。

抓供给侧改革，提供个性化菜单式法治宣教讲座。每学年初，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会提前规划、协调、统筹全年“送法进校园”活动计划，面向全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发布方案，通过学校邀请、主动上门、志愿服务、菜单选择等方式，常年、常态、常规推进普法讲堂。近年来，经过不断的探索与总结，普法讲堂形成了《向校园暴力say no》《网络成瘾危害大》《远离毒品，珍爱生命》《校园突发事件防范》等三十余个专题讲座，满足了各层次、各阶段、各类别受教对象的法治学习需求，逐渐从一般型普法讲座向以大报告、小课堂、恳谈会相结合的系统化法治宣教转变。

抓资源整合，创新开展特色公益法治宣教活动。工作室注重联动各方，激活潜在法治教育资源，与法院联动开展“学生进法庭、法庭进校园”学生庭审观摩和少年模拟法庭活动，与街镇、社区联动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教育活动，借力高校专家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宣传教育活动。例如，南岸区的广益中学校是重庆市禁毒教育示范学校，在工作室的指导下，学校和所在文峰新街社区共同成立了一支由学校教师、学生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的“爱我文峰”禁毒宣传志愿队，在每年的“6.26国际禁毒日”和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学校都要将中学生禁毒教育与法治教育充分结合，一体化设计学生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利用主题校园文化、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全要素、全方位、全过程开展法治教育。期间，学生展示自己绘制的“我向毒品SAY NO”主题创意海报设计作品，人人争做禁毒“宣传员”和“监督员”。七年级同学还自编自演课本剧《虎门销烟》，生动演绎了清朝末年鸦片是如何使中华民族饱受其害及林则徐虎门销烟振奋人心的历史事件。

做什么：一套读本拓展法治教育课程

坚持育人为本，树立深耕细作的法治课程意识是南岸区法治教育的核心。如何将法治教育与德育课程紧密结合，如何发挥该门课程在法治教育方面的独特作用，南岸区通过区校两级教研转型，稳步提升法治教育课程质量，站牢课程主阵地。

赛训结合，培育多元法治教育样本课。在确保法治教育课程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的基础上，积极搭建平台，组织中小学法治教育创新案例、典型故事、优秀论文等评选活动，开展法治教育课堂教学观摩、现场优质课竞赛等教材研究和课例研究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研、以赛促教，引导教师有效使用教材、探讨教学艺术、提高教育质量。

例如，在一次道德与法治校本课例研修中，南岸区珊瑚初级中学校八年级基于“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教学主题，直面当下真实问题。面对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的不当言论，央视做出了停播NBA、中止与NBA公司一切合作的决定。同学们在刘显微老师的带领下辨析一位网友的言论“央视太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了”，据此同学们说道：“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人，就应该知道国家利益不容侵犯。”“此网友将个人喜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太可气了！”“《宪法》规定，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个网友应该多多学习法律基本常识。”……一时间，全场激愤，刘老师对同学们的态度表示肯定。这样通过对网友言论的评价，学生们对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理解更为透彻。

教研转型，建立理想课堂的共同愿景。法治教育专业性较强，需要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师担任，然而目前辖区内的各中小学校具有法学专业学习背景的道德与法治专任教师寥寥无几，特别是小学阶段基本由德育教师或班主任兼任。针对这一具体问题，区域教研机构通过全员培训与三级主题教研活动，对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进行法治教育专业培养和法律知识专门培训，强化其法律本体知识的系统性和精准性，提升其法治素养和法治教育能力，让法治教育课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

南岸区江南小学校法治课教师向立的课就是这样一个鲜活例子——总是源于生活经验，又高于生活经验，通过感知、合作、尝试等活动链接社会现状、法律知识、学生身边的实际问题，激发学生学法意识，增强学生的用法实践能力。例如，向老师上过一节常态课，带领同学们解决一工厂排污致使当地空气污染的案件，其第一项活动是模拟采样取证，即让同学们收集污染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排污情况等信息;第二项活动是拨打12369环保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第三项活动是运用思维导图学习《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保护法》的相关知识;第四项活动是小组合作分析大气污染的原因及如何利用所学法律知识拟定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这样的课堂既解决现实问题，又增长法律知识，提升法治观念，对学生成长裨益良多。

编写读本，辅助拓展法治教育课程。统合区域资源编写出版了适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阅读的《你应该懂点法——青少年法律知识读本》，主要包含“认识我国法律”“法律与家庭生活”“法律与学校生活”“法律与社会生活”“法律与国际生活”等5章22节，涉及25部与初中学生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基本涵盖了现实生活中与之相关的常见法律问题。读本用学生看得懂的案例、读得懂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帮助学生树立宪法意识，掌握法律知识，了解法律程序，更有效地保护自己，远离犯罪。作为青少年法治教育课程学习的有益补充，该读本免费发放给辖区内初中学校学生循环使用，在地方课程中有层次性、理解性、拓展性地使用该读本，使得“道德与法治”国家课程和“法治知识教育”地方课程相得益彰，此举也获得了家长、学校、社会的一致好评。

怎么做：N项活动共育师生法治素养

区域丰富多彩的法治教育活动在不断追求多途径、多方式、多角度、近距离的同时，呈现出广泛性、互动性、参与性、体验性等特征，逐渐形成小学阶段以“养成守法意识和行为习惯”为主要目标;初中阶段以“掌握基本法律常识和能力”为主要目标;高中阶段以“形成初步法治思维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的特色品牌活动。具体来说，小学阶段以“我是新时代文明守法小公民”校园安全法治活动为主线，中学阶段以“法护青春”为主题开展青春期普法教育活动。通过开展多项活动，逐步实现青少年法治教育自主参与、自主教育、自主反思、自主提升的愿景，产生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效益。

校园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针对低龄段孩子在课间嬉戏打闹引发的意外伤害事件高发这一突出问题，为了培养少年儿童的安全自护意识、规则意识和法律意识，有效预防校园安全隐患的发生，“我是新时代文明守法小公民”——校园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孕育而生。如弹子石小学校一年级的小朋友通过校园法治安全情景剧《哎呦！我的牙！》，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学校最常见的，学生课间嬉戏打闹引发的伤害事件，法律志愿者“借题发挥”利用本案例向在场的学生、教师和家长普及了与校园突发事件防范处理相关的法治常识。

“送法庭进校园，送学生进法庭”活动。为进一步增强区域中学生的法治观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区人民法院和区教委共同合作开展了一系列“送法庭进校园，送学生进法庭”活动，以最直观、最生动的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法治宣传和普法教育。为此，区人民法院在案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支持区教委组织辖区内各中小学生旁听观摩公开庭审，在“零距离”接触法庭，直击判决现场的同时，感知法律的威严。当听到审判长当庭宣判两名被告人均构成抢劫罪，一人抢劫4次，涉案金额610元，一人抢劫2次，涉案金额110元，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6年的结果时，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真切感受到了法律的神圣威严和法治社会对每一位公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要求。开庭法官还当庭进行了法庭教育，告诫同学们遇到事情要学会报警，同时也不要以大欺小，以身试法。

“生活与法”活动。法治教育要注重从生活实践中提炼案例，将法治核心理念、法治重要概念与学生生活实践能够接触的事件相结合。九月初，学生刚刚返校，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校的不少同学就来到学校德育处，倾诉自己打暑期工期间遇到的那些烦心事。据此，学校多部门协调商议后，决定请学校法治科沈兰老师牵头负责立项有关研究课题。为此，项目组的老师们以“劳动维权走正道”为主题，结合人教版中职《职业道德与法律》的相关学习内容，为全校学生做了一次普法教育活动。学校还主动出击，与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区人民法院等单位取得联系，帮助同学们解决实际困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生们在学校和老师的指引下学习如何合理维权，为以后的职业生涯做好了积极准备。

“以案释法”活动。法治教育也是一种实践性教育，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实践教学方式，也成为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要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提升独立分析与判断问题的法治思维，促进法治基本知识、法治核心意识和法治信仰的同步建构。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以及民事侵权行为等法律概念对高一年级的学生而言仍显抽象，若老师照本宣科学生可能感觉枯燥。为此，南岸区的重庆市辅仁中学校本玉婷老师从2018年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安然之死”入手，如同剥洋葱一般，为学生层层揭开事件背后的法理。同学们紧紧围绕“如何避免安然事件的悲剧”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学会了在面对民事纠纷时，该如何正确维护自己的民事权利，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守法意识，增强了法治观念，提高了在法治实践中正确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

“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每一年，重庆市南岸区都要组织开展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比赛，目前已连续举办4届。参加比赛的孩子，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学生，都有着自己对宪法的理解。如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黄同学通过讲述自己在网红景点洪崖洞担任普通话义务宣传员的经历，深刻认识到宪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意义;重庆市南坪中学校杨同学从和妈妈一起去支教谈起，了解到祖国大地上乡村学校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了宪法中对国家教育事业做出的明确规定的落地落實;重庆市辅仁中学校周同学讲述了自己作为学校国旗护卫队成员的自豪与感动，理解了宪法规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深刻含义。同时，区域坚持利用“12.4”国家宪法日，以“我是宪法小卫士”为主题开展宣传教育，向学校师生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师生、家长自主参与，体验感悟。

未来，重庆市南岸区将在一个工作室、三级课程和N项活动的基础上，坚持协同推进，树立齐抓共育的工作范式;利用校园（班级）文化特色项目，进一步创新法治教育方式方法，激发鼓励学生交流讨论和观察思考自己的“身边事、眼前人、心中法”，让学生在参与、体验和实践中达成意识的共识，产生思想的共鸣，进而养成行动的自觉;建立有效的家校社共育机制，积极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合力，引导家长重视家庭美德和家庭文化的建设，努力成为子女学法、守法、用法的榜样。

法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时时、处处、事事之中。重庆市南岸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将在提高中小学生的道德素质及法治素养，预防在校学生违法犯罪，提高家长依法守法的自觉性，培养教育管理者依法治校的法治意识，提升教师职工依法执教的业务能力等方面不断探索，努力营造“知法、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校园法治环境，为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鲁雯，吴灯，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德育指导中心;周俐莎，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重庆，400060）

责任编辑余志权

作者：鲁雯吴灯周俐莎

依法治教有关法律问题探讨论文篇3：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焦点与缘起

[摘要]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为我们认识当前中国法治实践以及法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机遇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因此应予以梳理分析。对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争论焦点内容的总结需在摒除二者争论中内部观点的分歧和彼此存在的误解误读基础上展开，并力求寻根溯源把握真实焦点。争论焦点有三：其一，立场不同，对现行实定法秩序是不加怀疑，持坚定信奉立场，还是持实用主义态度，对之可予以怀疑批判，此构成争论双方立场的分野；其二，针对法治实践功用方面，何者更具解决实际问题（尤其面对疑难案件）能力，更具科学性、更能体现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关照；其三，法律人思维之争，是否存在特有的、统一的法律人思维，法律人思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凝练争论焦点是深化认识争论的基础，探析争论原因则为认识之关键。从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现实的紧张关系出发，引发争论的原因包括：其一，我国为法治发展后发国家，故西方理论适用条件超前于中国法治发展实践——源于德国的法教义学在中国需要面对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分歧，以及传统本土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理论存在的沟堑；而受美国现实主义思潮引导的社科法学在中国则又不能适应于我国“成文法国家”“案件数量大”“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其二，法律与社会间存在的永恒间隙，无论社科法学还是法教义学，都需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律与社会之间间隙不断加大的现状，而如何弥合间隙二者方案不尽相同。其三，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区分，法教义学更多的内容属于二元区分中事实判断内容，社科法学进行的工作则是服务于价值判断，二者工作内容指向的区分造成彼此争论。争论或将继续且深化，其所呈现中国法治发展中的问题，则尤需深入思考。

[关键词]社科法学；法教义学；焦点与缘起

一、争论概览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于近五年引起法学学术界极大关注，诸多学者参与论战，产出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因此，在观点纷呈、著述丰富的论战中把握争论焦点、分析争论原因，则需要在一个总览全局的视角上予以进行，由此方可避免一叶障目、缺漏偏颇。

如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仍在持续且有升温趋势，在经过或是阐明己方观点立场或是彼此攻击互相否定的阶段后，争论内容逐渐深化，话题触及司法裁判理论层面以及未来法治发展道路选择、法学发展向何处去等宏大但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因此，对之不可不重视，不可不积极地对待。争论是热烈的，大多数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学者对这场学术论战持一决胜负，必分高下伯仲之态度。如，有社科法学者预测“大约30年后，法教义学研究——有别于教学，很可能不再能进入中国顶尖高校法学院顶尖学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会转移到二流或三流法学院中去”[1]；当然也有法教义学学者认为“排斥法教义学的社科法学是与法律为敌的，在这个意义上，其与其所蔑视、批判的政法法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极力消解法律本身的独立性和封闭性”[2]。也有与持“一山不容二虎”态度相反者，认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互有辅助功能，未来或走向携手合作：一方面社科法学为法教义学提供经验性参照材料，增强判决说服力，且社科法学“具有批评性，它能够指出法条潜在的矛盾、冲突或疏漏之处，给法教義学通过解释弥补缺陷发挥作用的机会”；另一方面，法教义学作为中国法学重要的基础学科，具有重大的法治推进价值，能够提升社科法学的研究层次，并且同样具有批判功能（内部批判），且与社科法学内部批判互补，共同锻造良法美治[3]。那么就当代中国这两种法学研究进路的学术争论来讲须明确，本文探讨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仅限于中国当下进行的这场学术论战。因为，实际二者的争论不仅仅出现在中国，也不限于当下；即使在法教义学的源流国家——德国，法教义学仍然面临着诸如法社会学、经济分析法学等的挑战，所谓“即使是德国法学界内部，也对教义学一直抱有矛盾心理”，它一方面被认为是法律学科的核心，一方面又被认为与其他学科脱节，造成交流障碍。而在时间维度，法教义学知识源流如注释法学、概念法学、解释法学受到的来自社会法学、自然法学的攻击自不待言。，要想真正从攻防混战的局面中看清双方主张的立场与发展动向，更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该场争论暴露的中国法学发展的深层挑战与机遇，则必须仔细梳理争论之内容，探究发生争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争论发展趋势以及由争论而促生的法学研究新智识、新发展的深入认识。本文的主要内容、目的即在于此。

二、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争论之焦点

分析争论焦点是在梳理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双方争论全部内容基础上，通过理清主次，去伪存真，而凝练双方主要分歧、各自核心主张的工作。

争论焦点的梳理并非是一个简单、浅显的工作，因为要从观点纷呈，思想争鸣的论战中提炼争论焦点内容，首先，则需立基于对二者的深入了解，即认识和确立何为法教义学，何为社科法学，以及二者的功能、特征、源流等问题。再者，这项工作需要面对这样两个挑战：其一，争论双方内部就自己立场观点的认识亦存在分歧，比如社科法学内部关于实证研究之如何实证，法教义学内部关于实定法体系是否应坚持完全封闭的立场等问题也存在不一观点。其二，任何争论不乏意气化的表达和将对方观点推向极致以便于攻击论证的手段，由此便导致争论双方难免存在误解或“打击错误”，而这显然影响了争论之真实内容、核心焦点的呈现，甚至会造成误导。鉴于上述考量，本文对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争论的梳理，首先是对目前两大法学研究进路各自主流且统一的观点进行梳理，抽丝剥茧，摈弃不成熟、不真正、在两派内部尚存分歧的内容。其次，梳理过程中要去除争论中存在的“打击错误”，比如关于法教义学如何对待价值判断的争论本文也不予讨论。因为，虽然有争论的文章论述表明，社科法学批判法教义学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缺乏价值判断，只是概念、规范和逻辑的建构；然而事实上，大多法教义学者主张的是“在法律的制定和应用的各个环节，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通常都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4]；甚至还有学者提出简单案件裁判中适用“弱价值判断”和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适用“强价值判断”[5]的观点；诸如此类的误解和分歧，皆不属于下文关于二者争论焦点呈现、梳理的对象，在此提前说明。

再者，如果对争论产生的学术观点不加判别而试图凝练争论焦点，将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即“主客不分”。所谓“主客不分”，就是将某一研究进路核心观点的衍生观点之间的争论作为二者争论焦点内容予以呈现；举个例子：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关于裁判理论或策略的争论——法教义学对现行法秩序坚定信奉的立场下主张裁判的法律属性，坚持依据规范的裁判，即守法主义的裁判立场；而社科法学主张后果考量（尤其在面对疑难案件时），对案件裁判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方能做出符合实质正义以达良好法律、社会效果的裁决，有时甚至可以“超越法律”，即后果主义的裁判立场。上述针锋相对的观点并不能概括到争论的焦点当中，因为其争论实际上只是二者的法律观、方法论、法律思维层面的争论于司法裁判领域的衍生争论而已，因此也非本文梳理分析之内容。

基于上述讨论，笔者将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焦点大致可以概括为：关于对国家现行法秩序的不同态度与立场的争论，各自不同研究方法谁更具解释力、科学性、实效性争论，以及是否具有法律人思维存在及法律人思维是否有意义的争论。以下梳理，尽力确保三者之间在作为法学研究范式上观点的明确性和立场的独立性，不致存在“打击错误”和“主客不分”的混乱，从而为深化争论认识提供可能。

（一）立场不同——对现行法秩序不同的态度

立场之争同时也是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争论的核心——对现行实定法秩序的不同态度。法教义学主张“对实定法秩序的坚定信仰和毫不怀疑，就是法教义学的根本出发点。这就是法教义学的独到之处”[6]；再看另一方，“社科法学虽然重视法条，围绕法条来展开工作，但是绝对不会奉为圭臬，而是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社科法学采取怀疑主义的科学态度，对现行法律条文保持警惕[7]。上述争论出现两个概念的偏差——实定法秩序与法条——同时也是问题的导火索：关于坚定信仰实定法秩序是否为法条主义的立场，法条主义又是一个怎样的被社科法学攻击的对象？至此，关于实定法的认识问题转变为关于法条主义的认识问题如是，我们不能把该矛盾问题的转化——实定法秩序与法条的立场之争，转化为对法条主义的认识问题——理解成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争论的“打击错误”。因为，无论双方对现行实证法的认识立场如何表述，根本的还是关于对待法条主义的认识与对待问题。。关于法条主义，有学者指出法条主义在中国是何等的“穷途末路”与误解重重——仿佛所有的中国法治问题都能从法条主义上找到“罪过”与批判的抓手，其俨然“沦落为一个贬义的称谓了”。但是，如此在中国学界遭受到来自法条过时论、中国自然法学、政治法学、法律解释论等的批判与反思的法条主义，以及中国语境下人们对法条主义的想象性刻板却又模糊的形象显然不是本文现阶段讨论的对象——法条主义——一个已经被贬义性、指代性的僵硬称谓。因为，争论的展开需要一个中立性的、可具探讨性的概念或主张作为中心。正是如此，《捍卫法条主义》中不仅呈现了法条主义“形塑了西方社会守法意识的普遍性和世俗性，也形塑了西方‘法律主治’的‘基本法治意识形态’‘守法主义’‘法治主义’‘法律主义’等的光辉形象，也呈现了西方对法律形式主义中的法条主义和法律思维中的法条主义的大力批判，法条主义又被形塑成人民的公敌的‘凄惨身影’”[8]。法条主义在西方所面对的两种境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在这场学术论战中的各自立场主张、理论缘由及其各自伸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之予以分析。

社科法学学者坚决反对法条主义的法律观，认为这种法律观“把法律想象成一种完全自洽、自足和封閉的规则体系，把法律实践简化为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和适用，把法律的本身存在的前提性错误和法律实践的社会后果等重要问题排除在法学的研究之外”[9]，并且往往将法条主义与“法教条主义”“概念法学”“形式主义”等同起来。反观法教义学，其对待“法条主义”的认识，表现在其对法条与实定法秩序概念的区别上，法教义学者代表观点：“实定法秩序不等同于实定法规范”，“法教义学并非对任何立法条文或司法案例都不加怀疑，而是对作为法规范总和的实定法秩序抱有坚定信念”，“实定法秩序，既包括立法条文，也包括司法案例，两者缺一不可”[9]；也就是说，法教义学所信奉之法条与法条主义所信奉之法条，是不同的、有差异的，这也体现出了由注释法学、概念法学、法条主义脱身而生的法教义学摆脱对规则机械适应的窠臼，而有了新的发展。

（二）谁更有实效——当不同方法遇上法治实践

研究方法二者谁更具实效的争论，是关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在各自立场的指导下借以何种思路或者进路去达到研究问题目标的争论。如果说立场之争——对待法条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二者对“我是谁”的表达与坚持，那么研究方法的争论则在声称“我怎样”的有效、科学及适应。

社科法学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与法律问题、案件相关的经验素材，将法律拉回到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当中，“用经验进路辨析因果关系”“从实践出发提炼概念和理论”[10]，以法律之外的视角描述法律现象，解决法律问题，甚或评判法律本身。而法教义学的方法则是体系化和解释，法教义学通过对现行实在法的解释和体系化将立法与司法的实定法规范融为一体，并且通过形式推理为司法实践找到答案，在立足实践的基础上，以解释和体系化的方法实现实定法规范与法律实践活动的互动以及自身的螺旋上升。在这场学术争论中，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何者对法律问题更具解释力。法教义学认为无论是解释还是体系化的方法，不仅能够在应对司法个案上提供建议与答案，而且还能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汲取知识进行自我完善，从而更好地将概念与体系运用于司法裁判；即使是疑难案件，“裁判教义学理论可以为之提供理论上可行、规范上可欲、实证上充分的说明”[11]，因此法教义学的方法是具有实践性的。但是，社科法学者认为，“法学家提供的对概念、规范的纯粹分析和体系化，对于实践工作者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以法律规范为前提来思考的，反而一些利益或者后果的考量可能更为重要。因此，法教义学与法律实践的良好互动关系只是法学家自我虚构的一种‘想象’”[12]。而且法教义学在面对疑难案件时的无能为力，苏力批判为“法律推理、论证或解释，这些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手段，不过是‘看上去很美’”。再反观法教义学对社科法学研究方法的实践性的抨击，法教义学认为社科法学通过对经验素材的分析、深描以探求法律问题、现象中因果关系的方法，除了在疑难案件中有更多的发声之外，在其他法律实践问题上都是理论有余，可操作性不足；而且在对现行实定法秩序存在的“批判有余，创建不足”的问题，可能提供的理论对中国法律实践来说不仅不是建设性、实践性的，反而有可能是破坏性的。

2.何者更具科学性。知识的科学性问题主要涉及知识的正当（正确）性和可接受性。社科法学认为法教义学将所有法律问题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规范系统中，通过解释与体系化的工作去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其自我封闭的特性隔断了法律与社会的知识沟通与交流，忽略了法律实践中的经验事实，“更不可能从社会环境和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解释各种各样的法律现象。如果走到极端……很容易坚持一种过于自负的理性主义立场，……很容易出现法律理念的意识形态化，甚至走向危险的教条主义之路”[13]。所以，社科法学认为法教义学的这种让法律在真空中运行“不接地气”的方法是不具科学性的。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对现行实定法保持确定信奉的立场，导致其研究方法不具备批判性，而批判性是知识得以具体适用的前提。而社科法学以外在视角对法律进行审视，借以社会科学方法和经验素材对现行法律中的问题进行批判，提出解决方案，保证法律更大的正确性。反观法教义学，其以法的确定性和安定性为自己坚守的研究方法进行辩护的同时，法教义学首先承认社科法学具备立场的批判性和方法的开放性的特点及优势，但正是立场的批判性让法教义学者怀疑社科法学的研究是否具有法治的建设作用，而方法的开放性则让法教义学者怀疑法学家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法学内容的专业性、权威性，进而怀疑其方法导出至结论的科学性[12]。再者，法教义学认为社科法学的方法终将会使法律丧失独立性，法律论证场域则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角斗场，如此，“当法官通过诉诸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性的或其他社会化的考量来提取实质性的理由时，可能会以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而这在理由上往往是不够强、不够充分的”[14]。丢弃法律论证而立基于社会科学“不够强，不够充分”的论证理由求裁判之正义，这样的方法“科学性”是法教义学无法接受的。

3.何者更适用中国问题实际。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关于研究方法适用性的争论研究方法适用性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到方法实践性之争的范围内，但是，笔者考虑到二者就此问题的争论涉及学术之是否具有“经世致用”之意义，故于此分出特别讨论。，是针对双方各自的方法谁更具时空适用性而言的，或者进一步，即中国问题之本土性与教义之普遍性的分歧。

社科法学认为自己是以“地方性知识”的立场出发的，主张运用“本土”的经验素材，生产“本土”的智识，解决“本土”的问题，因而自己的方法是最具适用性的；而法教义学“除了以西方经验和法学教科书为蓝本，提出建议和批评以外，再也发不出其他声音”[15]，即以西方之方法，假以西方之形式逻辑、教义，分析西方舶来之法律，而求解决中国之问题，是不具适用性的。法教义学以自身与司法、立法的良性互动而使的法律教义更全面、更具中国性的理由，回复社科法学的批判。同时，法教义学认为“一个拥有庞大案件量和法官数量而司法人员素质又参差不齐的成文法国家，是司法领域的基本国情。这个国情决定了不可能指望法官们抛开教条的帮助和指引，直接运用社科法学的方法独立而智慧地分析案件”，“法官就算有这个素质，也没有这个时间”[16]，因此，不是法教义学而是社科法学才是不具适用性的，因为它提供的方法并不适用上述国情。

（三）法律人思维之争

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立场、方法的不同，二者必然存在法律人思维之争。因为，就法教义学来说，实现实定法规范通过解释、体系化、逻辑的方法与社会事实发生结合、勾连、论证，必须要有人的因素——法律人思维从中予以穿插、涵射、推理等。否则，法教义学就真变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了。社科法学则不然，社科法学注重因果关系的解读，其将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在经验素材的收集分析上，并且社科法学一再强调其很多工作是描述性的，即越少人的主观思维干涉越好。而且，完成这一工作有的只需要正常人摆事实讲道理的“思维”即可，还有的则是假借一下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析技术，但那谈不上具有专属性、独特性的思维，充其量只是一把对经验素材的解剖刀而已。以上分析二者争议的原因，下面呈现二者争论的内容。

社科法学代表人物苏力指出，所谓法律人思维与普通人思维并无特殊之处，且，即使法律人所苦心营建之法律共同体内部也并不存在单一和统一的法律人思维，因为法官、检察官、律师各自“思考、关注和思维也不雷同”。为什么积极创造和推广“法律人思维”的话语权呢？“因为对于当代中国法律人和法学人曾經有过，且一直保持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寄托，承载和纠缠着诸多中国法律人的重大利益”，而且可以借此获得话语权及其他特权；就此，苏力认为法律人思维存在意义的声称是法律人意欲将法治变为法律人之治的铺垫。最后，苏力给出的建议即社科法学之主张：不能沉湎于纯粹的概念和规则，多慎重考虑社会后果，要善于运用经验以及社会、政治等的知识，做出恰当的判断和行为。法教义学主张者孙笑侠，从法律方法的独特性与法律职业对中国法治的重要性来论证法律人思维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如“法律人是否拥有一种独立于大众的法律思维？回答是肯定的，这是由法律方法的独特性决定的，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有什么样的方法就有什么样的思维”[17]。而关于“法律人思维的断言中深藏着一个有关知识和权力的断言”的观点。孙笑侠批判地回应道：苏力关于法律职业“同质性”的反对看法是波斯纳“异质化”观点在中国的一个翻版，但这是基于美国语境的观点，不适合这样一个正在建设法治，构建法律职业，出于法治发展阶段的国家。最后，孙笑侠总结指出，法律人思维存在与否的分歧是由于结果主义的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二元”差异和冲突造成的，而差异和冲突不意味着对立，解决途径是重视两种思维的存在，但要以法教义学的基本法律思维为根本。

需明确，尽管在很多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学术文章中也有关于法学教育观的争论，如法教义学认为，当前法学教育还是应该以法律专业知识训练为主，致力于培养法律实务的“理想法官”。而社科法学认为，为解决作为社会问题之“一角”的法律问题，法学教育应该传授除法学知识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经验，以宽视野、多角度去认识解决法律问题的挑战。但是，笔者认为，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关于法学教育内容的侧重和目标的分歧，乃是法律人思维存在与否、独立性、重要性争论内容的延伸内容，甚或是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各自秉持的法学研究立场、方法在法学教育领域的转化。鉴于此，不作特别梳理分析。

最后上述分析表明，当因为法律与社会存在间隙而导致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候，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方法、策略予以应对——这也就促成了他们方法论的争论（即争论之焦点中的研究方法之争）；方法论的争论因为是依赖于也对应于各自不同法律观立场的，因此引发了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争论的核心内容之争。所以，正是因为法律与社会之间天生存在的永恒间隙需要法学研究提出策略对其进行弥补，所以，才会发生这场不同弥补策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的论争。

（三）“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区分

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区分即主张“是与不是”的事实判断应与“应当不应当”的价值判断要加以严格区分，即从“是与不是”的关系中不能推出“应当不应当”的关系。法教义学更多的内容当属于二元区分中的事实判断内容，社科法学大部分进行的工作最终则是服务于价值判断的社科法学虽然做的大量工作性质是描述性的，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分析具体经验，但是这些工作都是服务于其最终对法律的结果、社会结果的评判选择工作的，所以社科法学在本质上是在做“法律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的价值判断工作的。。

陈兴良认为，社科法学属于立法论思考，法教义学属于司法论思考原文为：“我认为，刑法解释学与基础刑法学的区别，主要在于思维方法上的差异，即刑法解释学采用司法论思考方法，即根据法律的思考，而基础刑法学则采用立法论思考方法，即关于法律的思考。”陈兴梁教授上文所指刑法解释学可以理解为本文的法教义学方法，基础刑法学则属于社科法学之一。。立法论的思考是指关于法律的思考，而司法论的思考是指根据法律的思考。进一步论述，关于法律的思考主要关心法律实效，法律应该如何，法律如何制定的问题或内容。而根据法律的思考，则主要关心法律内容，法律从何而来，法律如何规定的内容。张翔也指出：“法教义学不执著于追问‘什么是法’‘什么是好的法’‘获得对法的认识是否可能’等问题，而是专注于对现行法律的解释和系统化”[21]——属于事实判断层面的思考。社科法学则不以现行法律如何规定之事实为出发点，而是专注沟通法律与社会，实现最佳结果问题——属于价值判断层面的思考。综上可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本身的立场、特性决定了他们在法学研究中所做的不同预判——或是探求事实或是进行价值衡量的，也就决定了二者工作内容的不同侧重——或是主要在于司法的或是主要在于立法的。

以上，分别从理论与国情的矛盾、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固有缝隙、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区分，解读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发生论战的现实原因、法律原因以及理论研究面临中的二元分离原因。此三者可以比较深入地解读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争论现象背后难以避免的一些问题，避免了就事论事的原因解读，对于深化对争论的认识有积极意义。

四、结论

学术研究时有争论是自然的，甚至也需要争论去检验、激发理论研究的自我反省与成熟。但是纯粹为争论而争论（必求高下）是缺乏意义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该场争论应尽快结束彼此攻讦、相互否定的阶段、过程，将各自精力投放于促成自我发展，不断促成理论成熟方面。再者从法治实践现状来看，二者应勇于用批判的眼光检视自身，正如争论已经呈现的，该两大法学研究进路均不能为中国法治实践提供完美、成熟的理论、方法指导。意即二者在自我批判、自我成长以及相互深化合作领域有十足的空间需要接下来的学术研究予以充实，这也将是争论意义与价值的皈依。诚然，就当下来讲，如庞德指出，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这成为支配一起法律思想的永恒性难题。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即是在面对法律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与法治环境中的变与不变的争论。此论战集中暴露了我国法治实践以及法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所以，对争论之焦点进行概括梳理及对争论之原因的深入分析是极有意义的。争论中的焦点问题往往反映我国法治实践过程中经常遇见且存在困惑的问题。如，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现行实定法？在司法裁判领域中是堅持规范拘束立场还是超越法律体现个案正义？对于争论原因的分析，是在一定意义上帮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去认识该场学术争论，不至于盲目投奔任何一种立场、观点，导致盲人摸象，使自己的认识陷于偏颇。

笔者认为，争论在一定时间内还会持续，但是，争论的内容或许从主要以自我申明和攻击对方为主要论战内容转化为具有建设性和理解性的内容。比如：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是否有沟通可能，如若有，则争论何者为主何者为辅，以及展开关于二者沟通模型的建设性讨论。如果没有，那么就要划分二者在中国法学中应该各自负责什么内容，寻找自己的定位，方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最终是分离模式还是合一模式，也许将成为接下来争论的主题或焦点。或者，我们应该反思，在争论中双方攻击之焦点内容是否注定水火不容，还是可以有融汇生长的可能？对论战中暴露出的焦点问题接下来值得法学学术界继续思考，论战是一个台面，上面呈现的是中国法治事业发展中凝练而又珍贵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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