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立法完善研究论文

继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3月1日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之后，地方版新“国五条”细则在3月最后两天全面落地。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所得税立法完善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个人所得税立法完善研究论文 篇1：

建立“完整的”和“相对独立”的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

摘 要：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现状及特点，应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这个机制应该是具有“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的，才能使现有的矛盾防范和化解机制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关键词：社会矛盾；完整性；相对独立性；诉求渠道

作者简介：栗晓宏（1964-），吉林长春人，吉林省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法学。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我们正处于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成员价值取向多元化，思想观念多维化，必然会产生很多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综合考虑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现状及特点，笔者认为，应该建立“完整的”和“相对独立”的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才能使现有的矛盾防范和化解机制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一、所谓的体系“完整性”指立法完善、程序健全

（一）立法的完善是防范化解矛盾之本，是建立完整体系的先决条件

我国古代思想家就深刻认识到法律具有“定分止争”的作用。毛主席当年虽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宝贵思想，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特别是缺乏制度支撑和法制保障，出现了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乃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这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面对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更加突出的现状，国家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就是依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弥合各种纠纷，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化。如何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长期任务。矛盾可遇不可躲，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政府化解矛盾、处理纠纷的总的要求是：风险分散，责任分担，瞻前顾后，及时处理。经验证明，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纠纷、矛盾，才能符合这一要求，才能使纠纷、矛盾的解决更具理性、更有预期，而且后遗症较少，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预防和有效化解矛盾。

1、法律的健全。当前亟待完善的立法，如：制定收入分配法，使分配更加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税法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强化对高收入者税收监管，让富者尽到应尽的纳税义务，适时开征遗产税，遗产税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实施社会保障法，提高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享受社会保障阶层成员（老人、长期病患者、失业者、贫民等）的生活待遇水平等等，以化解社会贫富分化而产生的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

2、程序法的健全。修改和完善现行解决社会矛盾的程序性法律。有些情况下由于行政机关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行使行政权力，或者法律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规定，很随意，造成行政相对人误解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如，制定行政程序法，为公正执法提供保障。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公正，通过程序的公正透明最大程度地消解直至纠正实体中存在的问题，保障依法行政各项实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多元化主体利益的反映和协调机制，使依法行政更贴近利益多元化的现实社会。

3、立法和政策的制定应注意公平和人性化。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来保障，高质量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立法实现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必须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西方学界，公平与正义同义。社会公正的核心和实质，是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和享用。社会公正体现着“每个人所应得”，体现着“资源共享，普遍受益”的原则。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拥有和享用，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从宏观层面看，实现公平需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体系，并能落到实处。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让我们记住，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其实最难的也就是这一点，如何“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应制定公平正义的社会政策和法律。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鼓励市场竞争与实现社会公平两者间寻求制度性和机制性的平衡，一方面强调相互竞争提高效率，一方面强调社会公正、充满关怀。

必须加强立法工作，通过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明晰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及其界限，使全体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防范侵权行为发生。要注意从制度上保障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立法信息不对称群体，以使他们能够表达意志和利益诉求；要注意确保各方利害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否则，法律不仅起不到化解矛盾的作用，还会激发和加重社会矛盾。

（二）完善的程序是化解矛盾纠纷的途径

我国目前现有解决矛盾的体系主要是：刑事矛盾主要由公安司法解决，民事矛盾和行政矛盾以信访、调解、行政复议、仲裁、诉讼解决为主要途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这个体系发挥了主要作用，目前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利益格局在调整，社会构成在变化，新型矛盾不断出现。因此，应当根据新时期的不同矛盾类型及其发生特点，对矛盾纠纷化解程序也应不断调整、改进完善，使之更加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一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程序应不断延伸，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角落；二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应更加民主、公开、透明；三是针对不同的矛盾应该有不同的解决部门和不同方法，建立多样化纠纷解决机制。

如对有关国计民生重大决策、涉及法人、公民个人权益重大事情，各级政府和行政机构在作出决定前，应普遍进行“听证”，建立制度，在行政机构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如果公民、法人对将作出的决定有疑义，均可要求“听证”。力求使决定得到对方认可和在执行阶段的合作。将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化解在行政机构各项行政决定的过程之中。2004年以前，很多城市房屋拆迁的浪潮引发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和抗议。许多地方的公民都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房屋拆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和各省修订不合理的拆迁补偿规定，提高补偿标准，严格拆迁程序，对拆迁听证制度作出了规定。通过召开听证会，无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都向听证各方讲明法律道理，增加办案透明度。特别是强制拆迁案件，举行听证会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听证会上首先对动迁部门作出的裁决的合法性予以审查，其次向被动迁人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后是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强制动迁的利与弊，这样做使被动迁人提高了自身的法律意识和全局意识，促使其自动搬迁。从而大大化解了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另外，建议对农村纠纷也可以进行必要的听证，这是社会进步；同样，人民调解目前只在农村取得良好效果，是否可以在城镇推广，实行多调解、少诉讼能够节省成本。

二、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应该“相对独立”

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构组织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与各矛盾主体无利害关系，由独立的第三方更有效地行使解决矛盾的权力。像仲裁和司法机构都是独立的。例如听证程序中，组织听证的主体应该独立，组织教育收费的听证不应该由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教育局、厅承担，组织医疗纠纷的听证不应该由医院上级主管行政部门承担，应使二者利益脱钩，现在的做法显失公平。以各地实行的教育收费问题听证为例。如果参与听证的人数定为学生和家长代表共占1／3，其他的由学校、专家和法律界人士组成，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安排不乏新意，也想体现公正，但我们仍然难以为此举叫好。因为组织听证的主体仍然是教育主管部门。既然主体没变，那些被邀请参会的人员，有的学生和家长会有顾虑，就算有意见也未必敢畅所欲言，而其他人士（教育部门邀请的想必也是与教育有关联的），有的恐怕也未必能说真话。何况，最终取舍意见的，乃是与学校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教育主管部门。交通、电信等部门开听证会，因多带有浓重部门利益色彩而使听证效果不佳，易使听证流于形式。有些改革的不成功像医疗改革和其体系的不透明或许有直接关系。

因为行政听证是一项保障行政相对人申辩权利最重要、最关键的程序制度，其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尤其是在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从而保障相对人平等有效地参与行政决定。

建议赋予信访部门组织听证的权力，或由中介组织承担，作为独立听证主体。

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合法诉求渠道

构建畅通规范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提高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及时、有序、充分地表达，努力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是要从观念上改变对公民正常民生诉求的认识，特别是转变对上访的认识。当前，群众信访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征用问题、改革进程中的企业改制和社会保障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镇房屋拆迁问题，特别是强行征地、拆迁，严重侵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持续攀升，处置难度很大，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如果各种不同利益和诉求能够公开表达和主张，同时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很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二是要构建多层次诉求通道，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包含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疏导机制和基本利益的保障机制等。

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一方面要求现有的诉求渠道保持畅通，另一方面要求拓展新的更加有效的表达和诉求渠道。现有的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主要是信访，此外还有人大、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媒体等部门的渠道。但是，现行的信访体制难以适应人民群众利益诉求不断增加的形势，需要构建多层次的诉求通道。法治能够提供一个程序化的矛盾解决机制。

多层次诉求通道的最终解决方式应该是以法治的方式来实现，以司法的审判为最权威方式，鼓励公民用合理的方式而不是非法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诉求目的。法治能为社会提供一个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程序化机制。司法程序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终途径，法治状态下的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解决机制，能够使大部分社会矛盾和纠纷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应进一步建立法治化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社会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依法保障公共安全和正确处置突发事件。

三是要合理处置不合理诉求，积极正确应对合理诉求的非法诉求方式。经过排列组合，就出现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合理的诉求用合法的方式表达；第二种是无理的诉求用合法方式表达；第三种是合法诉求用非法方式表达；第四种是无理诉求用非法方式表达。毫无疑问，合理诉求用合法的方式表达，是最为理性的态度，最值得推崇。但我们尤其要注意明明是合理的诉求，却采用了非法的方式表达；坚决避免前期即无理，诉求方式更非法。权利意识和维权方法的关系需要加以重视。现在农民权利意识比较强，但通过何种途径如何维权却不是呈对应关系，应合理引导他们以理性的方式解决。

总之，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纠纷的社会,而是一个应当妥善解决各种纠纷的社会。社会纠纷的多样性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多元化的，只有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才能真正解决纠纷。只有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才能使现有的矛盾防范和化解机制更有效的发挥作用。通过制度和法律，形成解决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使这种法律、制度和机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作者：栗晓宏

个人所得税立法完善研究论文 篇2：

税收立法权回收时机

继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3月1日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之后，地方版新“国五条”细则在3月最后两天全面落地。

对于最受关注的“20%所得缴个税”的政策，上海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凡是能核实房屋原值的，均将严格按照转让所得的20%计征；北京明确通过税收征管、房屋登记等信息系统能核实房屋原值的，应依法严格按个人转让住房所得的20%征税。

“从法律条文来看，转让不动产毛收入减去成本的余额征收20%个人所得税，早有明文规定，并非新政策。新‘国五条’第一次强调其征收，主要是加大执行力度，这是执法层面的问题，不是立法问题。”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张广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即便业内人士认为不算“新政”，“20%所得缴个税”的政策已然引起舆论对于税收立法权回收的关注。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曾撰文指出，我国现行的18种税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等3种税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开征的，剩余的15项税种则全部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70%。

“国务院制定税法条例，是目前税收领域受非议的根源所在。”施正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国务院作为征税人和立法者，在立法上必然会强化政府的权限，“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目前，18项税种、庞大的分税制构建起来的中国财税体制，只拥有一部程序法律（《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三部实体法律（《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在法律界人士看来，统一法律规范的缺乏致使当下的税收开征和调整难免带有随意性。

对于税收立法权回收全国人大的呼声，目前官方回应尚不明朗。3月9日召开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对税收法定问题作出回应说：“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了全国人大专属法权的范围，税收立法是人大权力，但是人大可以授权。对于何时收回，目前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

另一位全国人大法工委下设的法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的内部人士亦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从现有情况看，人大起码最近一年内没有税收方面的立法事项，关于收回税收立法授权问题还没见到纳入日程。”

税种变更回溯

2013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全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加13335亿元，增长12. 8%；其中税收收入100601亿元，增加10862亿元，增长12. 1%。

另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提及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71182万，乡村人口64222万。

由此，根据“税负工作天数=（税收总额÷居民总收入）×365（闰年为366）”的计算方式，中国人2012年的税负天数约为162. 69天，即中国人一年为税工作162. 69天，占一年总天数的44. 57%。

税负压力近年成为热门社会话题之一，也使得公众对于税种的增减极为敏感。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种由多至少，经历了一个渐进改革的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要引进外资，就先立了外资的税法。”张广通说，国内企业还是延续计划经济那一套，“涉及外国的事儿单独立了一套法，从1980年9月到1981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初步形成一套大体适用的涉外税收制度。”

1983年第一次“利改税”方案，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30多年的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1984年10月起，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第二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发布关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一系列行政法规。此后，国务院又陆续发布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特别消费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等税收的法规。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至此，我国工商税制共有37个税种。

1994年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力度最强的税制改革，主要包括：全面改革流转税；对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统一个人所得税；调整、撤并和开征其他一些税种，如：调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烧油特别税、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开征土地增值税、证券交易印花税；盐税并入资源税，特别消费税并入消费税。

“1993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幅度地压缩削减税种，为市场经济开路，经过精简合并，税种明显减少了。”张广通说，税种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截至2007年底，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税种设置进一步减少至19种。

自2013年起，现有税种又由19种减少到18种。2012年11月，第628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该《决定》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

据财政部网站，现有的18个税种分别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船舶吨税（针对外籍船舶停靠我国港口征收）。

还有新税要开征

“现在还有一些新税要开征，比如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有些税种老化了，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比如房产税就需要修订；有的税种需要合并，比如契税、印花税等。”张广通说。

2013年3月25日，财政部条法司在通报“2012年财政法律制度建设情况”时透露，环境保护税法（送审稿）正在履行会签程序。

这意味着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环保税意在用经济手段调整企业环境行为，使企业为排污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承担相应成本，是企业落实降污减排的重要环境经济措施。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任何增加的税都会遇到企业和民众的反弹。虽然环境保护税的目的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但是在税收很多、税负较重的情况下，再增加任何的税，大家都很敏感，也会给企业带来压力。”

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等税种的提出亦引发争议。

2013年2月18日，财政部税政司司长贾谌在财政部网站刊文提出“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健全社会保障筹资机制”。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认为，开征社保税是大势所趋。不过，中国现在实行社保税的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操作难度非常大。

2013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报告，认为推进遗产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也已基本具备。

对此，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于遗产税的调节分配功能不可过分夸大。结合目前的情况来看，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开征条件的判断太过乐观。即便从现在开始启动立法，也难以在‘十二五’期间开征。”

税收立法与部门意志

税收立法的权威性和民主性，决定着社会对税种的接纳程度，而当下税收立法权分散，不同的立法主体，其立法程序的严谨性与公开性差异甚远。

“目前立法存在的法律形式有几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蔡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立法，一般称为‘某某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二是由国务院制定的税法实施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三种是对某个问题的答复，一般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文件，如‘财税字’这样的文件；国家税务总局独立发文时，称为‘国税发’，此外他们答复一些企事业单位具体操作的问题时也采用‘国税函’这样的文件。”

蔡昌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解释权和细致的执法问题上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力，“此外，许多实施细则虽是国务院做的，而真正起草文件草案的一般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蔡昌认为，这里面难免带有部门利益和便利，“且在审议程序上缺乏一套严格的民主审议和决议程序，最后通过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在原草案上的改动往往不是很大。”

我国现行的18种税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开征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等3种税其立法程序延续时间最长，吸纳社会意见的程度最高。

以个人所得税立法程序为例，2011年4月，国务院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初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公布了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广泛征求意见。

2011年6月27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第二稿，对3000元起征点未作修改，但将超额累进税率中第1级由5%降低到3%。当天下午，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关于修改个税法的决定草案。此后28日、29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两次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30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15个由国务院制定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等。

根据国务院令第321号关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程序包括立项、制定计划、起草、审查、审批、公布实施等环节。立项，一般在每年年初编制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前，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向国务院报请。起草，可以由国务院的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具体负责，也可以确定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负责或者组织。在审查过程中，国务院法制部门可以征求社会公众或者专家的意见。

对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税法文件的程序，宪法第90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国务院令第322号《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包括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等程序，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且向国务院相关法制部门备案就可。这种立法程序被法学界人士视作是“极可能体现部门意志”的做法。

“准税收权”失控

在当下立法主体多样的局面之下，税收征收随意性有所凸显。

2007年5月29日深夜，由财政部出面发布一项新政，将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来的千分之一上调至千分之三。次日沪深两地股市开盘后，股指瞬间出现大暴跌，引起市场强烈不满，由于该政策是在半夜作出的决定，投资者将其称为“半夜鸡叫”。

另一税收征收随意性的实例是南京实施的婚前房产证“加名征税”。2011年8月23日南京市地税部门根据《婚姻法解释（三）》中的“婚前房屋谁付的钱，离婚后房子归谁”的规定，对要求进行婚前房屋产权证加名的房产所有人征收契税。

南京此项新政没有正式通知也没有实施细则，契税征收窗口的工作人员仅口头告知前来咨询的市民：“接到领导电话了，今天（ 2011年8月23日）起开征。”

而2011年1月28日起落地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政策，从公布到施行为4个小时。在还没想明白政策具体内容的时候，两地部分居民就要按照新规为拥有和购买的住房纳税。

房产税暂行条例由国务院于1986年颁布施行，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重庆、上海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改革的核心是将房产税征税范围扩大到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该改革显然需要国务院修改房产税暂行条例，但此前国务院并无此举。

此外，《立法法》明确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这就是说，国务院不能把全国人大授予的税收立法权再转授给地方政府。

由此，重庆和上海市政府制定的房产税改革试点办法，在现行法律框架中难以找到依据。两市的改革试点，是国务院通过常务会议作出决定，即“同意在部分城市进行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具体征收办法由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

此外，以往曾出现的“馒头税”、“小姐税”、“月饼税”等亦引起极大争议。

不过，在蔡昌看来，这些叫法有被外界误解的成分。“‘馒头税’，实际上是增值税，像粮食、食用油按照13%的税率征收，如果把馒头蒸熟了就变成17%了，不属于初级农产品了。馒头税不是真正的税种，是增值税一种不规范的说法。”蔡昌说，“‘月饼税’，其实是对个人所得税一种不规范的说法，比如中秋节单位发月饼这样一种变相的福利，尤其对于央企，就把月饼并入工资薪金总额，实际上交的是个人所得税。”

“‘小姐税’，和个人所得税有关系，这种职业本身有争议，如果要征税，那是否就变成容许这种职业和有关娱乐场所存在呢？这是公安机关和税务部门在执法中的矛盾和模糊地带。”张广通说。

对于上述乱象，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李香菊曾公开表示：“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来说，目前地方税的征管权虽然基本上已下划到地方，但立法权、解释权等仍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税立法权有名无实。”

“历史上曾经把屠宰税和筵席税的税权下放到了地方，但在地方上目前基本已取消。除了授权海南省、民族自治区、深圳特区可以做一些地方的立法，其他省和直辖市都无权制定。”蔡昌说。

“有些地方税种，如房产税，资源税，城建税，土地增值税，仅是指收上来的税归地方财政所有。但地方税都要由中央制定，只是中央在某些税收法律中规定，地方可以在某个幅度内规定税率等细则，但并不等于地方也有税收立法权。”施正文说。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是互动的博弈关系，如果缺少激励相容性，就不能形成应有的均衡。”李香菊认为，由于目前地方税立法权缺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建立，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明显不足，导致不规范的“准税收权”失控，由此出现乱摊派、乱罚款现象。

税收基本法“难产”

张广通认为应该在宪法和单行法之间架一个楼板，“一个二级层次。这个法叫税收基本法，或者叫税法通则。我国建国初期搞过一段，后来被废止了，最近一些年又提出来了。”

目前我国《宪法》与一些单行税法之间的空档现象十分突出，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散见于各单行法律规定中，缺乏统帅其他单行税法、规范国家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基础性法律。

《税收基本法》是税收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将统领和协调各单行税收实体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税收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

《税收基本法》曾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1995～1997年间，起草组先后拟出多稿，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工作一度搁置。2003年，该法再次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共同组成了《税收基本法》起草小组，重新启动了这项法律的起草工作。

施正文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与外界想象相去甚远的是，《税收基本法》这部法律不讲税权划分，也不讲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只讲税收征纳当中的基本程序制度，相当于我国现在税收程序法中的内容，即税务局应当怎么征税，“真正阐述税权划分、税种分享的法律实际上应在财政法典中。这部法律很多国家都有，但中国目前还没有，财政法主要讲财政体制，规范各级政府间的税收财政权限的划分，包括税收的划分和支出责任的范围。”

“税收基本法已经谈了多年，从‘十五’谈到‘十一五’又谈到‘十二五’，一直都没解决。1997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就开始着手与税收基本法相关的立法准备工作，完成了一个草稿，但十一届人大没有把税收基本法列入立法计划，这几年相关的工作基本没有进展。”2011年3月，作为历届全国人大《税收基本法》（专家稿）起草组秘书长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征管法》修订工作小组的专家成员，施正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目前是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的好时机

当下，税收立法问题导致的税种多样性和一定的随意性，使立法权收回的呼声日益高涨。

“全国人大上世纪80年代才恢复正常工作，当时所有税收立法由人大来制定，是难以胜任的，1984年、1985年有两个税法授权，1984年的已经废止，1985年的还没有废止。”施正文说，目前国务院制定的税法都是根据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

“1985年的规定其实是一个空白授权，相当于凡是与市场经济改革有关的，国务院都可以制定条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符启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而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涉及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对其中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目的和范围；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这意味着《立法法》对此前的空白授权进行了限制，即国务院可以立税收方面的法律，但是人大授权的时候应当限制范围和目的。而目前国务院的做法几乎还是延续空白授权。”符启林说。

施正文也认为《立法法》是对空白授权和转授权的禁止，意味着税收立法权实际上已收归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目前国务院制定税法的做法存在法律依据上不足的问题，税收立法权收回人大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是税收立法权收回的一个很好时机，在征税问题上，由全国人大来立法，实行民主的方式，不管是学者还是企业的意见，也无论穷人抑或富人的利益，都可以统筹考虑。”符启林认为，税收立法必须法律化和固定化，才能保证其合法性和合理性。

“全国人大制定税法，就是纳税人在行使发言权，当然人大代表是否具备这个能力和专业度，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完善税收立法的程序，使纳税人的代表和社会公众能充分参与，比如召开座谈会、听证会。”施正文说，还要增强立法程序的公开度，广泛征求意见，“比如草案的起草过程要公布，我们现在公布的是已经审议后的草案；征求意见后要对社会公众有回应，对意见作出梳理，让公众知道提了哪些意见，多少人提的，要有问有答，这样参与表达权才有彻底的落实。”

作者：张海林 何琴 何盼娅

个人所得税立法完善研究论文 篇3：

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自改革开改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日益成熟，个人所得税成为国家税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與其他国家稍加对比，便可发现它在国家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严重偏低，并没有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可见，个人所得税避税的情况在我国普遍存在，且反避税工作开展缓慢。本文着重于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个人所得税避税情况在我国普遍存在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反避税研究不够深入且相关部门不够重视，应通过增设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管理部门，再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加以控制。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避税 反避税 问题 对策

一、绪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私营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日俱增。但私营个体经济的税收收入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与它发展态势明显不吻合。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是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8%～12%，发达国家更是达到了30%～50%，而我国却与他们大相径庭，仅占到6%～8%。根据可靠数据，201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人有6531亿元，而国家税收总收入达到10049亿元。201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仅比2013年多了2000多亿元，但国家税收总收入比2013年高了十倍之多。显而易见，我国个人所得税收人流失情况非常严重。从纳税人角度而言，法是现代社会立国之本，它规范着纳税人的行为，但在法律的大框下采取无明文规定制止的行为还是可以的，虽然与道德相悖（贺韩明，2008）。个人所得税避税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钻税法的空子而获得利益的行为。相应地，从政府角度而言，避税是另一种概念的违法，它是通过打税法的擦边球而获得利益，虽然没有被明文禁止，但站在国家的层面上，它是违法的。法律总是滞后于现实需求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出现问题，不断地解决问题，才能制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其效果才会来得的更加明显。所以，避税理应受到法律的制约（高俊果，2011）。因此，对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何制定更为周密地税收相关法律，大力提高国家税收收入是当前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现状

个人所得税是指国家对本国公民、居住在本国境内和境外人员在本国取得收入所征收的一种税。它是调整征税机关与纳税人在征税过程中所发生社会关系的法律依据。避税则是纳税人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者税法本身就允许的办法做出适当的税收筹划，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达到减轻或免税的目的。

关于反避税问题，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开始了反避税立法工作，针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那些不易被监测的收入采取特殊的方法来监管。日本则是通过预提税制和不断完善《所得税法》来进行反避税，以此达到成功反避税的目的。

然而我国在建国初期才开始讨论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后又因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实在落后，且新中国刚刚建立，一切百废待兴，导致此项工作被搁置至1980年才被重新提起且正式实行，个人所得税征收且是如此，更何况是反避税研究了。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反避税的重要性逐渐被体现出来，终于在2004年，深圳进行了“反避税信息管理系统”应用试点工作且取得一定成效，为反避税信息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体看来，我国对反避税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够深入，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不够完善，针对反避税的措施也非常不足。根据查阅资料发现，资产排名高的富豪不一定代表着他们的纳税排名也高。从2011年《福布斯》公布的“2011年中国富豪排行榜”和“中国内地私营企业纳税百强”名单中，可清楚的看到有50人进入富豪排行榜，但在纳税排行榜上仅见到其中4人，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还存在许多漏洞；2004年我国台湾地区有关部门做了一个相关调查，数据结果也相当不尽人意，在前40名富人中，只有17人依法缴纳了个人所得税。由上可见，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形式，如何解决也将成为我国政府需要面临的重要议题。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立法存在缺陷

第一，个人所得税体系不健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颁布以来，历经多次补充修正，下达的各类税收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总计有16万字之多。可想而知，要理解和掌握其中的全部内容，即便是专业税务人员也无法做到，更何况下达的文件可能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不仅阻碍了个人所得税的可持续发展，还给纳税人提供了避税的机会。修正过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有些地方概括性太强，没有细致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对实际操作中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给税务人员造成繁重的工作负担。

第二，个人所得税反避税无实体立法。在《个人所得税法》实行二十多年的过程中，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至今未能有明确、完整的实体立法，导致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在进行他们的工作时没有可依靠的相关法律，一旦遇到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时，处理起来将会非常麻烦。由此看来，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立法缺失不仅给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工作造成极大地困扰，还给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

第三，个人所得税反避税不够重视。我国国税总局接连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企业反避税条例（试行）》等税收法令逐步完善企业反避税，但从未为个人的避税行为制定专门的法律来加以约束，可见相关部门对个人所得税反避税没有足够的重视。据资料了解，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其中60%以上来自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负的主要承担者是工薪阶层，说明我国存在一大部分高收入避税群体。由此看来，政府对个人所得税避税行为的重视程度确实不尽人意。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征收管制度缺陷

第一，征收管理制度不完善。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建立专门的个人所得税反避税机构和个人所得税反避税问责制度。目前反避税工作仅仅是依靠税务部门中的一般工作人员来监管，他们把重点放在企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个体工商户上，对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甚少关注，更何况是其他行业了。而且对纳税人申报的税额不予怀疑，也不关注纳税人在纳税之前是否做过避税，对避税不抓源，更没有堵漏，其反避税效果可想而知。再加上我国对税务人员的没有工作绩效考核，更没有对造成税收流失的人员进行问责，这将导致他们消极怠工，给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的发展造成致命的一击。

第二，征收管理信息系统不健全。随着时代的变迁，互联网技术极大的便利了税收服務，不仅降低了税收征收成本，还便利了纳税人。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信息系统信息化建设程度低，不仅税收征管信息不完整，还有大部分征管业务是停留在手工操作上的，根本满足不了现实的需求。

第三，税收征收管理模式过于复杂。自分税制实施以来，国、地税两套机构相继出现为完成税收任务而发生摩擦，继而发生问题后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因为两套税务机构同时运行，难免会有造成交叉重叠地方。此外，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采用的是比例税率与累进税率并行结构，是按照收入的性质来确定税率，再加上个人所得税还实行分类分项税制，是按照收入的来源实行不同税率征税。由此看来，复杂的税制确实导致了税收征收管理过程过于繁琐。

四、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对策的完善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税收管理

第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反避税条款。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个人所得税法反避税缺陷的弊端凸显而出，所以政府应加快对个人所得税发避税的研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堵住税法漏洞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造成税收流失，还应转变纳税人的纳税观念，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让其主动依法纳税。

第二，实行更加科学的扣除标准。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里的费用只有定额和定率两种扣除方法，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这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细化到对纳税人的各项所得依其性质进行分别扣除，有了如此科学且细致的划分，才能更好地发挥出个人所得税法的作用，进而达到缩小个人所得税纳税人避税空间的目的。

（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

第一，增设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管理部门。为了避免出现“政出多门”的问题，这次应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机构的职责权限，在全国设立个人所得税反避税机构。为了统一权责，方便监管，个人所得税反避税机构按纳税人的规模类型、性质和特点进行科学分类，对个人所得税实施具有针对性的专业管理。从根源上断绝人情税、折扣税的出现。

第二，完善税收征收管理的信息制度。个人所得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征收的范围不断扩大，工作量随之增加，建设信息化征收管理势在必行，而且电子设备不断升级，税收信息化的条件已是相当成熟。政府应强制要求企业、银行、工商及海关等部门与税务部门进行计算机联网合作，通过建立健全个税信息联动平台来提升反避税工作的执行力。这样不仅能实时监控与掌控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纳税情况，还能协助税务机关及时取得相关纳税人的收入凭证。最后形成全国纵横贯通的税收电子信息服务体系，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工作打下坚实的信息基础。

（三）加强个人所得税境外涉税的征收管理

第一，建立个税纳税人境外税管信息库。个^所得税纳税人在境外获得的收入具有分散性和隐蔽性，要想对这部分收入进行征税必须成立专门的信息调查机构，制定完善的情报收集机制，规范与他国合作情报交换程序，同时委托我国驻外机构派员负责收集个人涉外所得的有关资料，建立起上下、内外联动的涉外税收信息网络。以便税务机关有可靠依据对个人境外所得征收税款，以此提高反避税能力。

第二，联合抵制国际避税。个人所得税国际避税是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进行的，因此，个人所得税反避税的进行必然离不开其他国家的配合与支持。我国相关部门应积极地与其他国家签订一同反避税的合作协议，加大各国间税收情报交换的力度，方便及时掌握跨国纳税人的收入和纳税情况，对其进行有效的监控。加强国际反避税合作，严厉打击国际避税行为，积极参与多国多边联合整治个人所得税避税的行动，加大与世界各国的协作力度。

（四）完善个人所得税纳税服务体系

第一，广泛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宣传。树立正确的纳税观念需要进行长期且广泛的税法宣传，税收部门可以通过出台政策要求全国各地的税务部门开展个人所得税法宣讲；可以通过电视公益广告、微信、微博、论坛等现代网络媒体进行宣传；还可以对各阶层人士全面展开纳税宣传教育，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纳税理念；同时定期邀请税务专家学者为税收工作出谋划策。由此一来，个人所得税纳税宣传必将事半功倍。

第二，培养高素质税务人员。税务人员是直接接触到纳税人的，是国家税收征收的直接执行者，他们的是否具备反避税的能力是会直接影响到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及反避税工作的开展。当务之急就是要培养一批高素质、执行力强的后备力量。一是通过对现有税务人员加强理论培训，强化税务人员的法律知识，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来提升专业技能，做到在岗位上恪尽职守。二是在社会以及各大高校内广纳贤士，并加以培训，以此来满足高素质税务人员的缺失。可见，培养高素质税务人员是一项长期且艰辛的工作。

作者：周晓霞　张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