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内部行政管理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但是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收费不合理、教育质量不高、投资约束弱化、投资行为盲目等问题。这既有高等学校内部原因，也有如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诸多外部环境因素，但归根结底，高校投资行为的不规范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上述问题的产生。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高等学校内部行政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高等学校内部行政管理论文 篇1：

论日本高等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

摘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高等学校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权力，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高等学校管理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涵、整合模式出发，研究日本高等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

关键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整合模式；日本高校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高等学校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权力，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高等学校管理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涵、整合模式出发，研究日本高等学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

一、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概念、整合模式

1.学术权力

学术权力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的学术组织主体所拥有的处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学术权力的著作是范德格拉夫等著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该书介绍了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学术权力机构，并且作出比较分析，提出学术权力的10种概念：个人统治(教授统治)、集团统治(教授统治)、行会权力、专业权力、魅力权威、董事权力(院校权力)、官僚权力(院校权力)、官僚权力(政府权力)、政治权力、高教系统的学术寡头权力。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学术权力应该是学术人员和学术组织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

2.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常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即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地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高等学校行政权力主要是指高等学校各级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所拥有的权力。这种权力以法律法规、行政条例为基础，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强制化的特点，其权利主体是高校各级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通过自上而下地发布指示、指令、决议等来保证国家的教育方针得以贯彻执行。

3.整合模式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作为高校内部的两种权力类型，是大学作为统一整体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学术权力追求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确保大学教学、科研的基本属性；行政权力协调大学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保障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模式。这种模式是近代以来社会组织的一种基本决策管理模式，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权分离，以行政权力为主进行决策管理。韦伯对这种模式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指出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它有正式的结构与权威、分工，以及标准的作业程序，并借理性的选择产生最佳效率，它决定最具效果及效率的工具，达成组织目标；但有可能忽视学术权力的存在，易产生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冲突。

(2)以学术权力为中心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强调学术界应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权渗透，以学术权力为主，其主要特征是：学术界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专业能力的权威受到重视；决策过程采取共同负担、参与或其他均权方式；教授与行政人员之间彼此坦诚互信；教授有发白内心的满足感；强调人文教育。

(3)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合作模式。张德祥在《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两者的整合模式，指出整合模式就是从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和以学术权力为中心的两种基本模式出发，找到一种最佳的决策管理模式，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主要包括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掌学校事务的模式、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共同决策的模式、协商模式或协调模式。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的传统大学。

二、日本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的历史演变

总体上讲，日本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日本模式——混合模式。在不同的时期，其高等学校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有所不同。

1.初创时期，以学术权力为主导-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开始发展。1877年，东京大学建立；1881年设置了统一管理各学部的总理，大学设由各学部教授组成的咨询会和咨询机构，审议、决定大学的重要事项。由此可见，其初创时期以学术权力为主导。

2.帝国大学时代，以行政权力为主导

1916年日本发布《帝国大学令》，其中明确规定大学的目的是“教授国家需要的学术技艺，并研究其蕴蓄”，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国家对高等教育实行严格控制和管理措施。《帝国大学令》还规定：(1)文部大臣具有对大学总长的监督权和命令权；(2)帝国大学内部设立总长的咨询机构——评议会，但评议会的评议官由文部大臣从教授中直接选任，所有讨论的事项要向文部大臣报告，选任大学总长和分科大学的学长及教员的人事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一时期，大学处于国家附属机构、部门的地位，一直受到中央政府、文部省的控制，其管理以行政权力为主导。

3.1945～2004年，学术权力参与学校的管理合法化、制度化

1947年日本颁布的《学校教育法》规定大学应设置校长和教授会，校长掌管校务统辖所属职员，教授会审议事项，但对两者具体的职责和相互的关系未作出明确规定。1953年，文部省以文部省令的形式颁布《关于国立大学评议会的暂行规定》，规定在国立大学内设置评议会，以审议全校的重要事项和协调各学部教授会的意见，进一步对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这些法律使学术权力参与学校的管理合法化、制度化。

日本国立和公立大学中，评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成员由校长、学部长和各学部两名教授组成，评议会议长由校长担任。评议会有权决定本校的一切重大事项，其决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校长作为大学的最高行政负责人，掌管校务，统辖所属人员，执行评议会的决议，并拥有校务及日常行政、财政等方面事务的裁决权。

国立大学权力结构与德国大学有些相似，在大学和学部层次，最高权力机关是教授会，校长的职责是总管校务，指导所属教职工，其管理范围涉及学校工作的所有方面，但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宜均由教授会下设的分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在基层，国立大学的教授负责教学、科研并拥有行政权，教授独揽大权，除主讲主题课程外，他有权自行制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拥有与法、德大学一样强有力的权力。总之，日本的高等教育权力模式是一种特殊的混合模式，与欧洲模式最相像，又具有美国和英国模式的某些特征。

4.2004年以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向以行政权力为主的权力结构模式发展

二战后日本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步入世界一流行列，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阶段，经济长期不景气，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日益恶化，从桥本内阁到小泉内阁都对大学的发展寄予了厚望，把国立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视为提高日本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起点，同时日本进行行政改革以压缩行政机关、删减公务员数量，国立大学法人化成为行政改革的一部分，再加上人口增长率下降造成生源减少，这些成为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外部原因；从其内部来看，日本国立大学

面临着财政危机，公共财政支出对高等教育投入太少，同时其运行机制僵化，一切按照行政体制进行管理，这是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内部原因。2004年日本颁布《国立大学法人法》，在国立大学内进行了法人化改革。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在校内消弱了各个学部和研究所的权力，增强了校长的权力，逐步强化校内行政权力，同时文部省下放对国立大学的管理权，以逐步扩大以校长为中心的大学管理人员的权力，弱化以“教授会”为核心的学术权力。“国立大学法人必须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一名校长、两名监事和数名理事组成。监事有文部科学大臣任命，任期为2年；理事人数可根据学校的情况由校长指定2～7人直接任命，任期与校长相同。”校长担任经营协议会议长，并主持经营协议会，经营协议会内的其他成员由校长提名指定。教育研究评议会由校长、校长指定的理事、部分学部、研究科、附属研究所及其他教育与研究组织的负责人和根据评议会的规定由校长指定的教职员组成，校长任教育研究评议会的主席。从校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看，国立大学的行政权力逐渐增强，而学术权力逐渐被弱化。

三、结语

回溯日本高等教育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演化关系，可以发现日本教育模式是随着国内的形势和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权力分配模式，哪一方面权力弱，影响了高等学校的发展，便逐步增强哪一方面的权力，体现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

日本注重从制度层面权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发展，一方面，在组织体制上尽可能地实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结合，以法律制度保障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实施，确保两者行使权力合法化、制度化；另一方面，在具体社会背景中，根据国情和大学发展的自身原因，及时协调高校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使二者在学术管理活动中建立一种有机的分工、合作与制约关系，从而促进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

日本高等教育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演化启示我国高等教育内部要注重两者权力的协调，从法律上保证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制度化、法律化，更要根据我国高校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从我国高等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看，高校过分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决策管理，学术权力参与学校管理力度不够，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失衡，不利于学校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因此，高校应根据我国的国情，按照社会的发展需求，以促进高校健康合理发展为目标，合理调整内部的权力结构，从体制上确立学术权力在学校决策管理中的地位，并以法律保障学术权力发挥作用，从而使两者在学术管理活动中建立一种有机分工、合作与制约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约翰·H·范德格拉夫，等，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3]何福田，主编，大学教育论文集[M]，台北：淡江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社，1985

[4]张德祥，高等学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杨琼，吴小龙，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配置模式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3)

[6]田爱丽，陈永明，张晓峰，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效果分析——以名古屋大学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06，(15)

(责任编辑：张中)

作者：孙丽丽

高等学校内部行政管理论文 篇2：

高校教育投资行为内在机制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但是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收费不合理、教育质量不高、投资约束弱化、投资行为盲目等问题。这既有高等学校内部原因，也有如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诸多外部环境因素，但归根结底，高校投资行为的不规范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上述问题的产生。因此，如何规范我国高校投资行为，以彻底铲除我国高校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从而确保我国高校的快速稳定发展，真正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一、高校教育投资运动过程

高校教育投资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投资过程，企业的投资过程是将筹措的资金从货币形态转化为其他形态，通过销售，又回到货币形态的不断循环过程。从投资运动的全过程看，企业投资必然按其内在的时序，依次通过资金筹集阶段、投资分配阶段、投资实施阶段、投资回收与增殖阶段等四个首尾相接、环环相扣的阶段。这些阶段，前一阶段为下阶段创造条件，而下个阶段必须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行。企业投资只有依次经过这四个阶段，才能完成一次周转，形成一个完整的运动周期。之后，又开始一个新的循环，从而形成周而复始、川流不息的动态运动过程。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中，企业投资实现了价值的增殖，企业也得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高校教育投资是指在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培育各层次的后备劳动者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现有劳动者技能方面，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投入的实体主要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高校教育投资过程因高校的事业单位性质，决定了它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几乎就不存在投资回收和增殖阶段。只有了解高校教育投资运动过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二、高校教育投资行为的内在约束因素

高校教育从事投资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对象和采用一定的手段，这些条件均构成高校教育投资行为的内在约束，决定着高校教育投资行为的方向。

内部约束之一是学校领导者(或称决策者、决策者群体)的决策素质。高等学校领导者(群体)不仅是教育投资方案的决断者，而且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他们对投资项目的方向、可行性，投资数额的大小，投资时机的选择，投资的实施过程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他(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高校投资行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进而影响着整体投资效益。

内部约束之二是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学生是高校进行教育活动的最基本条件和前提，也是高校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没有学生也就不存在高校教育。因此，学生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投资行为。高校所招收的学生数量多，则意味着其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购买更多的教学设备，引进更多的师资，占用更大的教学和活动场地。学生质量的高低、层次的不同，直接决定着所需师资力量的大小，教学资源的配置。

内部约束之三是在职职工的数量和质量。作为高校教育活动的主体，在职职工的量和质在更大程度上制约着高校的投资行为。首先是在职职工数量的约束。高校人员经费的支付主要表现在在职员工的工资、福利费、医疗、生活后勤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在职职工的数量直接影响着人员经费的支出数额，数量多则人员经费占用多，反之占用少。其次，在职职工质的差异，更是决定高校投资行为差异的根本所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的地位日益重要，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愈来愈高。就高校教育本身而言，职工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新技术、新方法的采用速度、学生质量的高低等方面，从而决定了高校是否能更好、更快地实现其目标。职工素质低，水平落后，学校为适应社会的需求，支付的职工培训费用和再教育费用就高。从现实来看，教师知识文化水平高的学校，一般表现为声誉较好、发展速度快。

内部约束之四是投资的支出比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资金对高校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大。在高等学校的支出明细表中，包括如下项目：A.拨出经费。B.事业支出，包括教学支出、科研支出、业务辅助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后勤支出、学生事务支出、离退休人员保障支出、其他支出等。C.经营支出。D.对附属单位补助。E.上缴上级支出。F.结转自筹基建。上述项目中，主要支出部分是事业支出。一所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其支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支出，包括事业费（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基建费；二是科研经费。如何把握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的比例，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建费的比例，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比例，这是每所高等学校都必须注意的问题

三、高校教育投资行为的内在机制创新

高等学校教育投资过程涉及多方面内容，包括高等学校的决策者或决策者群体，教育投资的决策程序、机制及决策信息、决策艺术等。本文主要从领导者素质、成本结构、投资效益、行为规范等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提高学校领导者(或称决策者、决策者群体)自身素质。

长期以来，高校一直依赖国家有限的教育拨款进行简单再生产，其思维模式一直定位于被动接受国家无偿拨款上。对于任何层次的领导者(决策者)来说，制定教育投资决策必须要有创新的品质。可以说，决策过程实质上是创造性思维过程，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这就要求领导者树立全新的决策理念、战略和全局的眼光、 高瞻远瞩，要对投资项目予以科学分析，不能只顾短期效应而忽略了长远利益。同时，高等学校教育投资决策涉及面很广，但对任一投资项目而言，须有相应领域的专业知识。所以决策者除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外，还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领导者群体构成也一定要合理，要注意不同优良素质、不同专长的搭配。

第二，改善成本结构不良状况。

投入到高等教育中的有限资源，又有许多没有花在教学与科研的"刀刃"上，甚至花在与教学科研无必然关系的方面，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首先，高校行政和后勤的运行成本过高，成为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沉重包袱。作为以高等教育活动力专门职能的高等学校，不得不承担本应由社会承担的成本，比如支付师生员工的住宅、宿舍、医疗、生活后勤的成本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成本。据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面积占学校总面积在1900年和1997年都为49.3%，如果算上食堂、幼儿园等生活福利用房，这两个比例在1990年和1997年分别高达52.6%和6.7%。同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严重浪费了稀缺的教育资源，另外，受高校内部行政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影响，政务繁杂和人浮干事，也造成行政后勤人员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其次，在高等学校的开支标准中，在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支出上往往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有时甚至宁可购建超出实际需要的设施设备，也不肯投资于人。与不断现代化的物质条件相比，教师工资却长期得不到提高，作为重要科研力量的研究生的津贴也长期处在很低的水平。在高校内部，一线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与行政后勤人员没有明显的差距，甚至出现倒挂。这种情况与迅速发展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造成教师或学生人力资本的贬值浪费，也加剧了高等学校的人才和时间资源的流失。导致我国高等学校成本结构不良的原因固然有高校自身管理水平的因素，但与之配套的制度缺陷也是造成上述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与成本问题并存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也不高。由于校均学生规模小，我国高校生均消耗的高等教育资源大大高于国际标准。1999年在校生超过3000人的普通高校的比例仅为45.2%。我国高校的生师比也不高，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的平均生师比为12：1。在高校中，教师和学生的时间资源流失也比较严重。为了弥补因教书和上学而付出的机会成本，教师兼职和学生打工的现象比较普遍，把大量宝贵时间花在了本职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外，降低了教育和学习的质量和效益。在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益问题。由于缺乏严肃、健全的学术评价和质量控制制度，产生了不少"滥竿充数"的所谓的学术成果。高等教育投资效益不高在经济上的原因在于，高等学校缺乏科学的成本核算机制与竞争机制，尽管目前有许多的专家、学者致力于教育成本核算的研究，也有许多可操作的研究成果，但在实际生活中，多数学校还是用总经费除以学生总数来计算生均成本，漠视了成本效益理论在高等学校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

第四．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

优化教育投资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管理规范、运转高效、创新与竞争能力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教育投资行为创新管理体制。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高校应通过制定一系列规章和条例等制度形式来约束教育投资主观行为，使其与政府、社会的目标相一致。投资部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是应该的，但不能放弃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一目标，这就是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高校教育投资行为的内部运行机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即高校教育投资行为是从动机产生到目标实现及修订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在动机转变为行为的过程中，内部条件提供可能，同时也形成行为的约束。 正确认识高校教育投资过程，分析影响高校投资行为的制约因素，建立健全科学的投资行为运行机制，对规范高校教育的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河北师大商学院（刘海英 王明吉）山东省沂南县界湖镇第一中学（刘向明）

作者：刘海英　王明吉　刘向明

高等学校内部行政管理论文 篇3：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与要素

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任务，掀起了一场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新高潮。探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从其内涵和基本要素研究着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从宏观层面上要规范政府、社会与高校三要素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上要调整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关系的规范和秩序。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内涵；要素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1-12-10

作者简介: 徐少华（1972-），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大学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高等学校内部体制改革面临的基本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任务[1]；教育部部署了国家教育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其内容之一就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4月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讲话中也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重点和难点。本文探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与要素，希望能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

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定义，目前理论界尚无准确、明晰、公认的界定，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为发轫于洪堡在柏林大学创立的现代大学制度原型，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基本是沿着洪堡创立大学的思路进行制度设计。欧美一些大学通过提倡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建构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并通过大学制度创新来推动大学的创新与发展。当然，现代大学制度并非一个既定的存在，而只是一个构建中的事实，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开放式与适应性、国际性和本土性并存的特征。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界定。广义上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指依据我国高等教育方针建立起来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符合现代大学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高等学校的规范和秩序。其外延包括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外部制度，反映大学与政府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上体现规范高校内部各种关系。而狭义上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指高等学校内部权力关系的规范和秩序。如：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章程、教授委员会制度以及高校内部管理的其他制度。

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在外部关系处理上就是要立足构建政府、大学、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重点解决好政府怎么依法管理大学、社会怎么对大学参与和监督大学，在内部关系处理上就是要形成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等[2]。

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要素

大学的基本要素包括政府、社会、教授、学生、校长等，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在宏观层面，包括政府、社会和高校；在微观层面，包括董事会（理事会）、校长、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要素。

1. 宏观层面的基本要素

宏观层面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主要是用来规范政府、社会与高校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其目标是构建起“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具体包括：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明晰政府的权力与责任。

我国最早引进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假道日本传来的德国大学模式，之后经过了美国模式的改造，后来又经过了原苏联大学模式的改造，今天似乎又在向美国大学模式靠拢[3]。美国建国之初，制宪者们认为教育应独立发展，不应受政府的限制与控制，他们反对专制，信奉民主自由，担心过多的国家干预会影响科技和教育的独立发展。美国奉行的是联邦主义，联邦主义是美国中央(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根据宪法划分权力、治理国家的两元制。联邦主义并不是与权力大小、强弱联系在一起的，也不意味着权力的分散，而只是一种权力组合方式，是以地理区域为纽带的。由于宪法的束缚及其他现实原因，联邦政府的赠地法案及一系列资助行为都是通过间接的、宏观的手段来控制、影响大学教育的[4]。

相比美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我国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力更强。政府对大学的控制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政府能够集中力量，迅速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比如，世纪之交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中国高等教育大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地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客观上也为我国摆脱亚洲金融危机阴影作出了贡献。还有“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使我国一批大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水平和能力得以快速提高。现正开展的高校和社会创新力量协同创新，也必将大力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推动高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机制建设。当然，不利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广受争议的本科教学评估等。政府过度控制，在扩大规模、调整结构上是有效的，但也存在“一刀切”或“切一刀”现象，形成众多高校“齐步走”、“千校一面”，而忽视了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特色凸显的发展要求，容易造成大学办学的自主权不够，限制了高校无限的发展活力，最终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滑。

我国政府要顺应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改变以往政府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减少对高校具体办学事务的行政指令和直接干预。具体而言，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应从直接的人财物控制转变到提供资源和制度保障，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制定标准、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产品，管理的手段主要是立法、拨款、规划、政策指导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根据《教育规划纲要》，“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整体部署教育改革试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开展教育改革试验，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区域内教育改革、发展和稳定。”

第二，完善高等教育法规，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地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也逐渐扩大。也正是由于这些变化，我国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当我们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视角审视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时，又时常感到办学自主权不够仍是制约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例如高校学科专业自主设置权、招生自主权不足，特别是财政自主能力、经费使用自主权等缺失，使高校发展受到明显的限制。目前，我国大学的财政收入渠道单一，绝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这也是我国大学对政府的过度依赖的原因之一。财政不能自主，谈办学自主权就会底气不足，经费的自主使用权也必然受到控制。如美国密歇根大学2010年财政预算多达50多亿美元，然而从州政府获得的拨款却不足5亿美元。这种财政结构十分清晰地解释了密歇根大学虽然是公立大学，但却能享受很大的办学自主权的实质。只有当大学的财政渠道实现多元化，大学对于政府财政的依赖程度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政府的控制与大学的自主才能达到一个平衡。

我们要以立法的形式切实加强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要相信高校自己能够办好学校，要将原本属于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回归给高校。在这方面可借鉴的如英国，政府采用第三方委托方式，财政拨款分配交由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而质量则由质量保障署负责。第三方的主导方式使得政府和大学保持了“舒适的距离”[5]，虽然政府的财政拨款多，但高校仍享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

第三，积极推进社会参与高校建设的运行机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高等学校与社会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强，当代的高等学校决不能是游离于社会之外或社会边缘的一种机构组织。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仅靠高校自身是乏力的，需要政府、高校、社会相互协作。我们要构建社会资本投入机制，通过实施高校捐资给的税前减免政策，引导企事业单位、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捐资办学；要构建人才培养的补偿机制，明确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接收大学生实习实训、积极吸引大学生就业的职责；要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高校的大型仪器设备要主动向社会开展服务，资源共享，提高使用效益，高校的图书馆、运动场和校园在假期有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义务；要完善社会机构监督高校办学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对高校办学进行监督。

2. 微观层面的基本要素

微观层面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党委会、校务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四个基本要素，其目标是构建起“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其主要任务包括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完善内部管理、推进专业评价四个方面。

第一，完善治理结构，明确划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高校是集政治、行政、学术三元一体的组织体系，高校的治理结构首先要坚持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高校行政权力系统中，构建起党委集体领导、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职能部门执行、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的行政运转机制；在高校学术权力系统中，建立起学术委员会集体决策、校长和院长执行、教职工代表大会监督的学术运转机制。

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要相对分离、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目前重点要强化学术管理职能，其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对学术委员会，一是要扩大其外延，明确学术委员会是有关学术事项评议、审议、论证和决策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二是深化其内涵，学术委员会委员不仅要做好评审专家，更要通过调研为解决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能方案和相关建议，制订合情合理、有利于促进学校发展的学术标准；三是完善其管理运行机制，包括会议制度、奖惩制度、回避制度等。

如湖南大学新成立的学术委员会，设计出了较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经过近3年的探索和实践，学术委员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重大的改进，为学术事务管理，特别是以前行政管理上较为棘手的学术争议、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体委员感到自身的工作的重要性，决策咨询的意见也得到尊重，参加校学术委员会会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学校以学术为本的观念得到强化，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氛围更加浓厚。学术委员会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代表着现代大学制度的方向，它使教师从决策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决策者，实现了事业发展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意味着一场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践，对于我们优化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大有裨益。

第二，加强章程建设，彰显章程的效能。

大学章程是为保证学校正常运行，主要就办学宗旨、内部管理体制及财务活动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做出全面规范而形成的自律性基本文件。它是大学办学的基本依据，是大学办学的纲领性文件，是大学成为法人组织的必备条件，是政府、社会及大学自身依法治校的重要依据[6]。如近代湖南大学的产生过程就是“先有章程，再有大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廷颁书院改制令。1902年2月，湖南巡抚俞廉三奏准改求实书院（原时务学堂）为湖南大学堂。同年7月，清廷颁布“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1903年2月，湖南大学堂遵章程改为湖南高等学堂[7]。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实施，从形态上对大学的治理结构予以确认，从性质上对大学的治理方式予以规定，并为当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大学章程的制定机构应为大学的举办者，公办高等学校主要为政府，民办高等学校为投资举办民办高等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大学章程的制定，公办大学应由学校起草，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对于民办大学的章程，由学校董事会制定。这样制定的章程才符合法律的精神，具有权威地位，才有利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贯彻实施。然而，现实中公办大学并没有按照这一程序制定章程。

近年来，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一些大学制定了章程，但基本上局限于对学校自身的规范，在实施过程中都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从大学自身来讲，一些学校对章程的认识不足，将制定出来的学校章程仅作为摆设，束之高阁，而不是依法依章程治校；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的行政部门如卫生防疫部门、物价部门、税务部门等，在对大学的检查评估中随意性很大，无视大学章程的存在，而不是将章程作为对学校进行检查评估的重要依据等。

为使大学章程真正落到实处,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最根本的是要以法律的形式将学校章程的规定具体化、权威化，应以国家教育法律的形式将学校章程中重要的、基本的问题明确予以规定和确认，明确规定学校章程是教育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学校的重要依据, 有关部门在对学校进行监督、检查时, 主要是看学校是否按照其章程实施办学活动, 而不能无视学校章程的存在, 随意对学校进行检查、评价与处置。

第三，以人事体制改革为重点，完善内部管理。

在制定和完善高校章程基础上，要以章程为纲，进一步加强配套制度建设，这其中的重点也是难点，就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对高校的人事管理，其核心内容是岗位设置、考评机制、薪酬体系、晋升制度、流动机制和社会保障等等，目的是为了开发与发展人力资源，以人为本，追求卓越，实现人与学校价值最大化。如湖南大学从2010年开始，系统地酝酿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理清师资队伍建设思路，明晰教学科研队伍的构成方式、岗位类型、岗位编制确定办法，改革聘用管理制度，建立开放、多元的教师队伍体系。为此学校出台了相关文件，成立了学校机构编制委员会，全面启动现有教师的竞聘上岗和教师岗位的校内外公开招聘。同时，学校以提高质量为导向，开展了分配制度的改革，目的是理顺分配关系，进一步下放分配的自主权，推进学院加强人员管理和人员经费管理，建立自主、合理的内部分配制度，实现办学效益提高与教职工收入水平提高的有机结合。主要内容是统筹各渠道的人员经费分配，学院目标管理经费的来源对应于学院承担的各类任务，经费的额度对应于学院完成各类任务的业绩；在教职工薪酬分配改革方面，整合和规范薪酬项目，制定新的各级各类人员工作津贴指导性标准，在提高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分配差距的同时，体现工作质量和实效与薪酬收入的匹配，建立与学校建设发展相适应、与国家工资制度相衔接的“动态调整、学校指导、院系自主”的薪酬分配体系。

对高校财务管理，要加强准成本核算，根据学校财力情况确定年度工作目标，要强化资金筹措，如设立董事会、基金会等，拓展经费筹措渠道。对高校物力资源管理，要加强数据管理，建立全校统一的资产数据平台，要资源共享，提高设施设备的使用效益；要建立水、电和公有用房的成本回收机制。应逐步建立起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建设效益的“人、财、物”管理制度体系，使高校内部管理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规范运作、优质高效。

第四，扩大与社会合作，积极推进专业评价。

《教育规划纲要》将“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促进管办评分离”等列为重要任务。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政府是主导，大学是主体，社会参与和监督是重要保障。要重视推进专业评估，探索构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以外促内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评价体系。政府不是评价的唯一主体，评价也不是政府的唯一手段，要逐步完善政府评、学校评、社会评的多元评价体系，也要综合使用评估、认证、审核等多种评价形式，要通过政府、社会的外部评价，促进大学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自主评价和自我质量保障。

三、结语

现代大学制度实证研究的意义大于理论意义，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并非创立一项新的制度，而是以《高等教育法》、《教育规划纲要》为制度基础，沿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向，进行深刻反思与全面改进。也就是要立足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这一核心环节，重点解决好“政府怎么依法管理学校办学、学校怎么形成好的治理结构、社会怎么对学校参与和监督”这三大问题。对于公办高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对于所有高校，要加强章程建设；要以人事体制改革为重点，完善治理结构；要扩大社会合作，推进专业评价等。此外，我们要大力加强实证研究，积极探索，创新实践，获取成功的案例，并认真总结经验，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加以推广，以此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N].人民日报，2010-07-30：（13-15）.

[2] 张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政策涵义[J].高教领导参考，2011(12)：5-6.

[3] 王洪才.现代大学制度：世纪的话题[J].复旦教育论坛，2011(9)：24-26.

[4] 谭胜. 试论美国联邦政府与大学科研间的关系 [J].江西 教育科研，2007(12)：45-52.

[5] 洪成文.大学须增强财政自主能力[N].中国教育报，2011-10-31：（6）.

[6] 陈立鹏.关于我国大学章程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J].中国高教研究，2008(7)：19-22.

[7] 章启辉.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 [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9.

The Concept and Elements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U Shao-hua ZHANG Jing

Key words: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ncept; basic element

（责任编辑 陈剑光）

作者： 徐少华 章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