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就业影响下的失业保险论文

摘要：根据当前中国存在的高失业问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失业问题进行了基本的分类，接着从制度、技术、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初步得出了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或意见。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隐性就业影响下的失业保险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隐性就业影响下的失业保险论文 篇1：

高职院校贫困学生就业难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公平是推动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改善处于就业中的弱势群体层次的高职贫困生的就业困境，是促进就业公平、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本文拟在就业公平视角下，分析高职贫困生在就业权利、机会和规则等方面表现，探析构建从国家、社会和学校促进高职贫困生就业公平的措施和对策。

【关键词】高职  贫困生  就业公平  措施

【基金项目】河南省2020年度全省大中专院校就业创业课题“就业公平视角下的高职院校贫困学生就业现状及策略研究”（课题编号：JYB2020438）研究成果。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是继农民工、下岗职工就业问题之外的另一核心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深入发展的趋势下，高职贫困生在受制于社会环境、资本短缺、经济特点和心理困扰等因素影响下，其面临的就业形势及问题较社会上其他群体表现得更加严峻。因此，在就业公平视角下，对高职院校贫困生就业难问题进行研究，探索促进贫困生就业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高职院校贫困生就業率和增进社会就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就业公平的基本概述

国内外学者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对涉及的有关就业公平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但目前就业公平的概念还并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认可。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观点：

（一）新自由主义就业公平理论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现代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人物是罗尔斯，他关注在平等基础上关注自由的不平等，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优先于效率，把结果的不平等保持在合理的限度。新自由主义就业公平理论强调平等的重要性，强调公平优先于效率，主张在国家干预下，采取适当的就业政策实现人人都有获得公平就业的机会。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就业公平理论与主张平等重点在于起点平等的古典自由主义等其他理论的不同之处。

（二）新保守主义就业公平理论

新保守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主张自由、平等是人的天性，认为人与人的差异与人的先天素质有关系，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不能因为过分强调公平分配，否则就是对人性的背叛。在平等和自由之间进行选择时，更加关注效率优先，尤其是在对就业资源进行分配时，要根据个体的就业能力、资源、素质等因素进行分配。强调的公平注重的是形式上的公平、起点上的公平，而非事实上的公平。在对于如何分配就业资源的问题上，反对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平均分配，强调要根据个体就业能力进行分配。

本文所指的贫困生就业公平，是指高职院校贫困生在就业过程中，依照毕业生的个体能力及素质水平享有的公平的竞争权利和竞争结果过程，这个过程不受外力的影响和干扰。

二、高职贫困生就业公平问题的表现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数量规模都有所增加，据统计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是874万，与2019年同比增加了40万人，再加上历年约100万未就业的大学生，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与本科高校毕业生相比，我们的高职贫困生，受制于学历和社会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叠加的影响下，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更加雪上加霜，就业公平的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高职贫困生就业公平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就业中的问题将高职贫困生就业中的问题表现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就业权利不公平，二是就业机会不公平，三是就业规则不公平。

1.就业权利不公平。追求经济利益是用人单位最关注的问题。为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不少用人单位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背景、广州等城市等对高校毕业生采取了差别对待的方式，存在的如户籍（地域）歧视、学历歧视、经验歧视、性别歧视等，降低了高职贫困生的就业率，分割了人才市场，阻碍了人才的社会流动。一是对学历的歧视。在招聘时设置学历条件，比如“非名校歧视”最低本科等，设置了超过岗位需要的学历门槛，认为本科生比高职生更好管理，追求高学历、排斥专业类别等，使整个就业市场上的专科学历的岗位很少，高职学生可选择的工作机会和就业机会少之又少。二是户籍（地域）歧视。在招聘条件中设置倾向于招收某些城市或地区的学生，将一部分农村的高职贫困生的就业机会远不如来自城市的本科毕业生的机会多等。三是对性别的歧视。在就业中或多或少的存在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的现象，使高校女生和高职贫困女生的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很多女生因此而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2.就业机会不公平。社会出身和家庭背景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贫困生的社会流动。在复杂的就业环境中，面对着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缺乏一定的公开性的现状下，高职贫困生的社会出身和家庭背景因素与普通毕业生相比还有些差距，尤其是在社会资本、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导致其通过有限的社会关系掌握的就业信息和就业资源十分有限，获得的就业信息状况与其他高校毕业生不对称，影响了就业的机会。对高职贫困生的就业调查数据显示，在“你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方式”的问卷中，45.91%的高职贫困生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方式是靠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16.19%、16.29%、16.97%的高职贫困生认为通过人才机构举办的招聘会、个人自荐、学校双选会就业活动最有效。

3.就业规则不公平。针对贫困生和高职贫困就业的问题上，目前政府也为了促进其就业出台了一系列的就业扶持的政策，但是从扶持政策的发展效果和发挥的作用来看，对于就业扶持的政策仍然是还不够健全的，比如除了《劳动法》《失业保险条例》等对就业有明确的规定之外，对于贫困生的就业培训、就业中介管理、就业服务等方面并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法律规章来约束。而在现有的制度中，对于就业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等方面上来看，在就业协议和合同中多是对毕业生的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却未能对用人方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有效的约束，导致在实际的就业过程中，用人单位违约的现象频繁出现，毕业生只能无奈的接受被违约的事实。

三、促进高职贫困生就业公平的措施及选择方法

从现有的就业公平相关理论及状态来看，公平是推动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高职贫困生处于就业中的弱势群体层次的困境是由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原因造成的，是公平的发展和相对公平产生的结果。事实上，高职贫困生之所以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跟其家庭条件有很大关系，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及大学生就业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和问题，但是还是处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边缘地带。因此，通过制度性的政策、完善的支持系统和内在的发展来提升和促进高职贫困生就业公平，拓宽就业渠道，提高就业率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当下就业公平政策理论的一种基本体现，从长远来看也符合社会稳定和良性发展目标实现的需要。

首先，从国家层面上加强对高职贫困生就业工作的支持力度，为高职贫困生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促进高职贫困生就业公平。一是从法律、政策等层面上进一步规范现有的大学生和贫困生资助体系，建立完善的贫困学生贷款和助学制度，加大贷款力度，扩大贷款辐射面，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学生贷款体系，以实现保障贫困生就学，并兼顾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的功能。二是引导社会各界拓宽资助资金渠道，积极调动银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银行为高职贫困生资助贷款，支持银行为贫困生减免贷款利息，延长还款期限，减少高职贫困生就学的压力。吸引支持企业加入对贫困高职生的支持力度，对高职贫困生进行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三是在政策上对贫困高职生的就业岗位设置上进行调控和倾斜，在一些岗位上多为贫困大学生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就业机会。

其次，从学校层面上加强对高职贫困生就业工作的支持，为高职生贫困生就业提供更多实际性的支持，促进高职贫困生就业公平。一是各高校要完善贫困生资助帮扶政策。二是加强对高职贫困生的心理辅导。三是加強对贫困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为贫困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实训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进而帮助提升贫困生的就业竞争力。

最后，从社会层面上加强对高职贫困生就业工作的支持，为贫困生就业创设相对公平的就业环境支持。一是社会和用人单位要转变对高职生这一就业群体的固有观念和偏见，改变过去的“本科生能力强于专科生”的想法，多关注高职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专业能力，避免将学历和能力等同而论，为高职贫困生就业提供宽松的社会舆论氛围。二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高职贫困生工作中，发挥非政府组织扶贫的积极作用，扶持和资助高职贫困生，支持和帮助高职贫困生完成学业。三是积极发挥企业的社会职能，承担社会责任，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为高职贫困生提供一些岗位设置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倾斜，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保证高职贫困生在就业中的权利公平。

参考文献：

[1]褚惠萍.高校贫困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5（11）.

[2]张文芝.论高校贫困大学生的现状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6）.

[3]李从松.我国大学生贫困的现状与趋势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2）.

作者简介：

吴衍（1986年-），女，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原理，教师发展研究。

作者：吴衍

隐性就业影响下的失业保险论文 篇2：

关于失业问题探究

摘要：根据当前中国存在的高失业问题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失业问题进行了基本的分类，接着从制度、技术、设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初步得出了失业问题存在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或意见。

关键词：失业类型；隐性失业；体制转型；内部人机制；农村剩余劳动力

一、当前失业问题

（一）失业问题分类

国际上一般将失业原因分为如下几类：摩擦性失业，由于求职的劳动者与需要提供的岗位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而导致的失业，如新生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工人想转换工作岗位时出现的工作中断等；季节性失业，由于某些行业生产条件或产品受气候条件、社会风俗或购买习惯的影响，使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季节性变化而导致的失业；技术性失业，由于使用新机器、设备和材料，采用新的生产工艺和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出现社会局部劳动力过剩而导致的失业；结构性失业，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生产形式、规模的变化，促使劳动力结构进行相应调整而导致的失业；周期性失业，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的周期性萎缩而导致的失业。

（二）目前中国失业概述

我国正处在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下岗职工激增表现为持续长期性的结构性失业。如图表（1）所示,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2001年为3.6%，2002年为4.0%， 2003年达到了4.3%，2006年达到了4.6%。目前我国的失业率还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尽管失业上升势头在2004年有所遏制，但国家发改委关于2006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劳动力总量的供过于求的问题更趋严重。报告预测，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1700多万，全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总量为2500万人。但是，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100万个，而需要工作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将高达14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预计今后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还会有所上升。在任何社会状态下，失业人口的积极作用并不能掩盖和抵消其所带来的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消极后果，表现为：（1）高水平的失业存在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2）失业的大量存在必然降低失业者的生活水平，影响失业人口素质的提高。（3）失业的长期存在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危害人民生活。（4）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 产生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体制转型过程中,隐性失业问题显形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为了实现高就业,人为地在国有企业安置了大量的职工,形成了“高就业，低工资”的局面，虽然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却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本身的有效需求，使企业内部冗余人员越来越多。如上表（２）所示，4个在上世纪末进行体制转轨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是波兰，而波兰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4.3%)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他转轨国家而言，与我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7.6%)尚有较大差距。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少见。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都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然而，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低下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凸显出来，使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1.西方经济学关于失业问题的理论解释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劳动价格(工资)决定于劳动的市场供求,市场对劳动的需求曲线是由各个企业的劳动需求曲线在水平方向上加总而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实际劳动需求应由工资（w）曲线和边际收益产品曲线（MRP）的交点（L） 决定，此时企业需要付出的工资成本为WALO。而在传统计划经济的就业体制影响下，由于最低就业配额造成的企业内部职工存量（M）超出了企业实际所需要的职工数，企业需要付出的工资成本为WBMO，要额外承担ABLM的损失，根据利润理论，此时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利润低下。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来看，一定数量的职工下岗是必然的。市场经济的运动主体是资本，而不是传统抽象意义上的人；市场经济的首要目标是企业效益而不是囊括所有人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没有定式，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分解、组合的运动过程之中，而不能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那样一成不变。

2.“内部人”和“外部人” 理论对失业问题的解释

根据林德贝克和斯诺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内部人”和“外部人”模型:

内部人工资=边际产品价值+解雇成本

外部人工资=边际产品价值－雇佣外部人的成本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认为内部人拥有一部分权力。通常将公司里技能娴熟的工人(内部人)与公司外的工人(外部人)交换是有成本的，而由于这种过程具有成本，所以公司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来避免人员变动。由于内部人对外部人具有先天的优势，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与老板讨价还价，并且通过工会，工人可以放大雇佣、解雇和培训成本(即通过强加昂贵的雇佣和解雇手续，坚持较长的培训阶段,提高服务费用等)。此时外部人想要进入公司取代内部人，自然非常困难。尽管劳动力市场上有许多外部人愿意接受比内部人低的工资就业，但是企业出于内部人与外部人交换成本的考虑，并不愿意雇佣他们，原来可以通过劳动工资下降而清除的那部分失业人口现在继续成为失业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内部人与外部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古典失业理论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就不能有效运行了。

3.劳动力市场失业机制不健全

失业机制是以失业环节为核心形成的影响经济运行的自组织和自调节结构。失业机制是由企业的解聘权力、产业后备军、失业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在业者和失业者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构成的，是调节劳动者分配和再分配，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自组织系统。长期以来，传统的劳动用工制度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增长需要型的劳动需求，而是就业需要型的劳动需求，从而形成了庞大的隐蔽型失业存量，一旦释放出来，必将引起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过剩的情况。

（二）技术进步对失业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青睐于技术与知识性的人才，以高科技为首的全新自动化及网络设备大量采用，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越来越占领整个生产行业领域，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的要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就业岗位不断产生，新的就业需求也不断产生，但这些新的劳动力需求却与旧的劳动力供给不相适应，工业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往往就会引进更多的新设备、新技术，技术进步消灭了传统的岗位，如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劳动，用计算机来代替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新的机器带来了更少的劳动力需求，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要，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取代了对劳动力的使用。出现了资本主义情况下存在的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虽然与传统的排挤现象不同，但其产生原因却是相同。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土地资源却十分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如果这些劳动力不能有效的向其他部门转移，那么农民的预期收入将会越来越低。西方经济学中的“托达罗模式”认为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劳动力将把在城市中一定时期的预期收入（即劳动力迁移的费用与所得报酬的差）与现实农村普遍的收入相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他就会迁移。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政策，使得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异。1985年以后，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而农业由于生产资料涨价，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等原因，发展相对缓慢，从而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重新拉大，依据“托达罗模式”，决定农村潜在迁移者是否迁移的根本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对于迁移成本与效益的权衡，即预期收入。他用城市实际就业率乘以城市就业概率来表示预期的收入。即

d=w·m-r

其中，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w表示实际工资率，m表示就业概率。

由于城乡收入差异，进而导致各方面的福利保障差异诱惑着农村劳动力，从而他们进入城市的概率就增大,据粗略估计，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造成的失业比重约占11%左右。

三、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与现行就业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通过税收政策促进就业增长，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向自谋就业的职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期限，以期在自谋职业期间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摆脱就业和生活的困境，提高自我创业和发展的能力。主要是失业者自谋职业期间给予所得税和营业税或增值税的优惠，但是这种优惠也是有期限的，比如3-5年，不能太长，而且是部分优惠而不是全部优惠。二是在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的同时，一定要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在投融资、税收、人员培训等方面，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他们在吸纳就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实施收入支持政策，完善“三条保障线”

1998年针对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中，不少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后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问题，国务院提出建立和完善“三条保障线”，旨在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社会救助。三条保障线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城镇职工下岗后，首先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领取基本生活费；满三年仍未就业者进入失业保险，领取失业保险金；享受失业保险（不超过二年）仍未就业者（包括其它低收入者）进入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三项制度相互衔接，构成了中国目前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社会救助的政策主体，为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第三产业行业多、门类广，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就业容量大。1992——2002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约8000万，提高8.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１个百分点，平均增加的就业岗位是第二产业的5倍。但近10年来，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与整个经济增长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相比明显滞后。2002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28.6%，比发达国家60％-75%的比例相去甚远，与一些发展中国家40％-50%的比例也有很大差距。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这个明显缺陷，是造成当前就业矛盾突出的症结之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尽快扭转其长期滞后的局面，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的巨大潜力。

（四）发展农村产业化，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如前面所分析的我国就业压力主要来源包括：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企业下岗职工及富余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变革户籍就业制度 ，包括取消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管理制度、区域性户籍管理制度、传统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权利和限制，彻底淡化户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允许城乡居民以平等自由的身份选择就业，下大力综合开发农业，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扩大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容量，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加快小城镇的建设，提高小城镇对农业人口的吸纳能力，使之成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新增长点，并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地向城镇和发达地区流动。

（责任编辑：王福生）

参考文献：

［1］ 靳英华．我国双重转变过程中的就业问题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 历以宁．中国城镇就业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3］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郭庆松．中国城乡就业发展战略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李　星

隐性就业影响下的失业保险论文 篇3：

面对经济严冬，谁最该调低工资？

自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出通知，强调要把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实际，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立马在民众间掀起波浪，一场口水大战也随之而来。

——金融危机期间，国内部分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同时2009年高达559万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将加入求职就业大军。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出台这一措施，可以说用心良苦，一方面满足了困境中众多企业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　——这一做法很及时，我们办任何事情都要结合中国的国情!现在已经有很多农民工因为企业破产，加入了提前返乡的失业大军。如果企业效益不好，倒闭了，那时再喊调整工资，也就成画饼充饥了。

——为什么职工利益永远是放在后面?

——广大职工的收入不提高，又怎么会产生社会购买力?刺激内需到头还不是一句空话?

——在共渡难关的时刻，暂缓最低工资调整是不是忘记了一个前提?如果政府首先向自己开刀，比如削减行政开支和办公经费等等。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受到一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先保就业、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应该能得到公众的理解。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一做法引来许多人的强烈反对，质疑这一做法“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观点一：谁的工资更该过过苦日子?

谁都知道，“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薪族薪酬水平而言有多大的标杆意义，更何况对相当数量的基层员上米说，所谓“最低工资”基本就跟“全部工资”同义。

问题是，本来收入就不高的工薪阶层受累于“经济形势和企业实际”“暂不加薪”，那么一直以稳定高薪著称的政府机关是不是更该加入“共克时艰”的群体?无论是出于该起个表率作用，还是出于不能在“非常时期”进一步拉开社会收入差距，政府机关是不是都理应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停止加薪甚至主动减薪?

有这样两条消息：一是深圳公务员考试“市政府接待办公室接待”一职报考招考比为1071：1，报考者称当地公务员日前刚刚加薪，一般公务员都拿七八千元的月薪。二是广东省拟进一步提高公务员房补水平，称不解决好公务员的住房问题会让腐败现象加剧。在人人都说“这个冬天有点冷”的眼下，为什么还会存在这样阳光无限的特区?冬天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冬天，绝对不能百姓工资“暂缓”，某些人利益“独行”。(毛颖颖来源：《北京商报》)

观点二：应对经济困难别只打最低工资主意

共渡企业难关、共克企业时艰，那些平时拿着高薪的高管，尤其是国企高管们，应该有所作为。很多企业的高管不是喜欢整天拿国际标准来说事“摆谱”吗?很多企业的高管不是很向往华尔街吗?但据报道，由于公众对华尔街高管高薪的不满和监管机构的压力，华尔街大多数高管今年的奖金将减少70％，美国司法机关已开始调查金融机构发放高管奖金的行为。

而在我国，国企高管高薪哪里轮得到司法机关调查啊!前不久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企业国有资产法》，但部分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呼声甚高的将限制国企高管高薪的规定，并未入法。尽管现在各地都在用数据驳斥“倒闭潮”之说，但企业或多或少都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难，那的确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和企业实际”，企业高管们的收入和奖金，是否也该降降呢?

危难之际，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尤显珍贵。做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这样的头等大事，希望看到的是一视同仁的一揽子对策，而不是惟独把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先行暂缓。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本来之义。(吴杭民来源：中青在线)

观点三：公务员工资是否也该“暂缓调整”

在全球金融风暴肆虐的背景中，暂缓调整最低工资其实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尽管如此，暂缓调整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对民众的基本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而依赖最低工资维系生存的恰恰是抵御风险能力最差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收入稳定且相对较高的公务员工资或许更有必要“暂缓调整”。

我国《公务员法》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在企业效益普遍不景气，“减薪”、“裁员”日渐成为热门词汇的时候，公务员工资理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工资水平紧密相连，并及时做出相应调整。

由此想起了一段陈年往事——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肆虐之际，香港地区公务员主动降薪，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与香港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信心和决心，并最终取得了共同抵御金融风暴的胜利。无情的金融危机，也因此成为了增强香港公务员亲和力与凝聚力的催化剂。面对相似的危机，这样的经验是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危机面前，公务员工资是否也应该“暂缓调整”?(赵志疆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观点四：缓调最低工资能保多少饭碗?

最低工资妥协似乎忽视了经济发展趋势的两个不可逆转性。

首先，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产业萧条、需求锐减，是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中国制造业无法独力撑天的。玩具、服装等需求弹性相对较大的国内产品，无法回避国外民众收入降低而压缩开支的现实。换言之，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末端的部分中国制造出口业衰落，是不可逆转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所致。

其次，当下更为年轻而富有权利意识的“农民工二代”，是“觉醒的一代”，他们已经无法忍受收入微薄，宁愿用脚投票选择其他相对福利保障更完善的地区、回家创业甚至主动性失业。正如之前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从数量上不存在短缺，但部分企业提供的报酬缺乏吸引力，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因此，最低工资妥协难以解决企业倒闭的结构性压力——相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后发优势”，中国社会与企业都难以重走将工人收入降低到三四百元的老路上，而国际订单的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降医保缴费率等举措，能保住多少就业岗位呢?

其实，要想真正为企业减负，政府还可通过进一步放松企业贷款限制、减税免费、打破垄断等手段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企业也得想办法转移产业，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开拓新的市场，这样才不会被淘汰；如果简单地把困难转嫁给员工。这不是聪明的做法：一方面会影响到员工的积极性，影响企业效益，另一方面会使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不利于劳资关系

的和谐。

面对金融危机，只有政府、企业和员工都一起努力，都有所妥协，才能一起渡过难关。(毕舸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观点五：缓调最低工资应有补偿措施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如果不断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只会让“过冬”的企业雪上加霜。而当企业不得不裁员时，大量失业工人又会成为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作出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决定，自有其苦衷，大家应该多理解一点。但人们对缓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焦虑心情，也应该得到尊重和回应。毕竟，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民众也是“过冬”者，受损失的不止是企业。

民众相企业都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两者都应该得到国家的救助。对于民众来说，最直接的措施是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进行全民减税，以及给民众直接发红包或者购物券——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过先例。提高量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不利，可以暂缓；政府给全民发红包，尽管实施起来有些麻烦，但也不是不可能；而全民减税却不能再拖，前几天茅于轼说起征点8000元为宜，就非常好。

总之，政府在出台措施救助企业时，也要考虑到民众的“过冬”需求，特别是不能在民众利益与企业利益冲突中偏向后者，万一不得已需要偏向时，也应该考虑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王攀　来源：新华网)

观点六：最低工资标准暂不调整体现政府理性

尽管我国从2004年颁布《最低工资规定》以来，学界、业界一直争议很大，但政府主管部门主动就最低工资松口，应是首次。这未尝不是政府在正视现实、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承担自身责任的一种理性回归。

在一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上，决定工资水平的是市场供需关系。劳动力供需平衡时，会有一个均衡工资，这个工资就是市场决定的“最低工资”。如果法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也即意味着人为地拉高了“市场最低工资”，企业不得不减少劳动力需求，这将导致部分低收入者面临失业，甚至在整体上损害劳动者利益。这正是许多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标准耿耿于怀的原因。

当然，通过执行最低工资标准，部分低收入劳动者也会有所获益，这也正是政府强制推行的理由——维护那些技术含量低、工资收入少的劳务者(比如农民工、矿工等)的劳动权益，进而保障他们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然而，问题在于，政府一直把“最低工资”当作一种社会保障，那些低收入者也的确缺乏社会保障；但是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推行“最低工资”，却有着政府卸责的嫌疑。因为“最低工资”不过是政府用权力之手，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进行财富分配和调整，政府并没有因此付出更多。一方面，在我国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的情况下，政府在确保就业方面显然有欠账；另一方断，政府也没完全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说一些发达国家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上推行最低工资制是增进就业者权利，那么，我们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只能是画饼充饥。

就此而言，人保部的新举措令人欣慰。此外，要求“稳步提高社会保险待遇”，增进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对下岗失业甚至农民工进行失业登记，发放补助等等，都体现了政府责任的理性回归。(付克友　来源：《成都商报》)

观点七：别误读了“暂缓调整最低工资”

“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目的在于减轻中小企业负担，通过降低威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暂缓”二字，表明政府并非不再考虑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而是要根据经济形势，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待到企业利润比较丰厚的时期，再根据整体工资水平、物价进行动态调整。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果强行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很可能使更多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更为艰难。从经济全局出发，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有其合理性。

但是，也要防止一些企业曲解政策本意，产生一些错误倾向。国家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不代表企业可以随意低于原来的标准。要防止给一些企业发出错误信号，以为国家已经默许降低工资和不再强行要求企业遵守最低工资线。要防止出现又一轮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和合理待遇的情况。

“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是把双刃剑，虽然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但同时也不利于增加普通百姓收入，从而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这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解决中小企业困难要对症下药。现在中小出口企业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外部需求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成本加大、出口优惠政策取消等造成的。同时，也有一些企业由于产品低端、竞争力不强以及在去年股市、楼市火爆时，利用生产资金投机失利，造成经营困难。从国家角度，应该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比如税收减免，实行宽松和优惠贷款政策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自身应该实现产品更新换代，特别是要拓展国内市场。只有多方面一起努力，中小企业才能真正提高竞争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余丰慧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