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影响下的服务贸易论文

摘要：发展是人类活动永恒的主题。在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在世界各国不断变革、调整和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发展，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外资影响下的服务贸易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外资影响下的服务贸易论文 篇1：

从“低成本”优势向数字经济大国优势转变的政策选择

摘   要：在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共同影响下，发达国家加快调整其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全球经济分工体系正在经历由传统工业化、信息化迈向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性重构。能否成功应对其挑战，对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人力资本、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等方面颇具潜力，亟须以新的战略视角将其转换为可持续的增长新动力和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中的“新优势”。在此过程中，应科学理性地认识现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政策着力点聚焦于优化人才供给结构，扩大与新兴前沿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更加匹配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规模。加快完善与“数据”要素相关的政策体系，在国家层面构建一体化的绿色能源与数字基础设施空间体系，推动形成更具规模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系统。

关键词：全球经济分工;数字经济;大国优势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支持本国企业供应链更加多元化的全球布局或者回迁，如：美国政府宣布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全部成本费用化，并由联邦政府承担，同时制定了支持“美国制造”的税收减免政策;日本实施了“中国+1”的供应链重构战略，引导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多元化布局，并出资22亿美元支持企业从中国迁回日本等。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试图通过更具竞争力的政策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提高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如印度政府颁布了66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用于吸引智能手机、半导体、电子零配件等领域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印度投资[1]。实际上，在此次全球疫情之前，全球经济分工格局就已经开始调整。根据美国重构倡议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2010—2018年，仅美国企业在全球的重构，与中国相关的企业就有791家，涉及6.4万人的就业①。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在后疫情时代进入“加速期”，这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出口、就业和外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核心动力主要源自数字技术的进步，其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已引起广泛讨论。经合组织（OECD）在201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数字化技术有效降低了运输和通信成本，促进沿线地理上分散的生产活动实现了更高效率的协调，生产性投入与中间服务产品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质量和可获得性提高[2]。英國研究机构ESCoE（Economic Statistics Centre of Excellence）对美国和12个欧盟国家不同数字化水平的行业2000—2014年参与全球分工的水平和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数字化越密集的行业越有利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建立前后向联系，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增长[3]。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从数字化时代全球产业分工演变的角度提出，数字化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同时提高了相关产业的生产率和生产能力利用率，使高收入国家与离岸外包地点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套利的吸引力下降，从而对部分生产环节的回流或再离岸产生了激励作用[4]。总之，未来新兴经济体包括工资在内的综合成本上升和先进机器人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不同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地理空间上的重新组合，基于数字经济的新全球经济分工体系正在形成。

对中国而言，需要深入研究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数字化时代“成本”内涵的变化，以及该因素是否是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源动力？第二，在全球新的数字经济分工体系中，中国所具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能否得以延续，并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的新“比较优势”？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是理解新一轮全球数字经济分工竞争机制、培育中国竞争新优势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培育新增长动力急需回答的关键问题。

一、数字化时代全球经济分工的新机制与主要特征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产业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又会推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的变革，即具有不同经济增加值的产品/服务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供需与利润分配关系的调整。调整的动力不仅来自跨国企业在不同地理空间布局的变化，而且来自技术变革、宏观经济、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

（一）全球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分工的新特征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净流出额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截至2019年，已由全球金融危机前的5.5%降至1.3%，202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降42%①，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活动明显减少，是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变化的直接表现之一。由此可见，此轮全球经济分工的重构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已显现，而疫情的暴发虽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严重冲击，并引发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广泛关注，但它只是基于价值链的全球分工体系重构被加速、影响被放大的诱因，并非根本驱动力。为更好地理解当前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动力机制与传统工业化时期的差异，本文重点从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来阐释当前全球经济分工显现的新特征与新趋势。

2010年之后，全球贸易结构出现了两大变化：

第一，出口占世界GDP的比重总体呈现稳中下降的趋势。2016年为28.4%，是近10年的最低值，已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之后有所波动，但下降的总趋势并未改变。2019年，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降至21.3%，比2011年下降3个百分点，但同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稳定增长（见图1，下页）。更需要关注的是，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1995—2017年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出口所占比重扩大了3倍之多，而信息通信技术（ICT）商品出口的比重在持续下降②。这一结构性变化充分反映出全球经济分工体系正在由以“制造业”为中心向以“服务业”为中心转变。推动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网络、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导致上一轮全球化中不能交易的“服务”，依托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了离岸交易（如技术、金融、设计、咨询、销售等服务），或被“数字化”成为可在全球范围交易的贸易产品（如线上教育、医疗、文化、商业服务等）。近期在各国疫情防控需求的影响下，无接触、数字化的服务业更是加快发展，全球经济分工“服务化”的特征进一步凸显。

第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中低技能/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在全球制造业产品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技能/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比重出现更大幅度增长。如图2（下页）所示，2019年，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17.4%降至13.2%，同期高技能/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比重由37.6%上升至42.4%，比中技能/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所占比重高出7.5个百分点。从全球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的电子产品来看，2019年，高技能/技术密集型的电子零配件的出口规模已是中技能水平同类产品的6.3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中技能水平的电子零配件出口所占比重在近10年间未出现明显变化，一直保持在2%左右①。这是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调整的另一个特征，即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向发达国家集中的趋势加强，而真正意义上的“重构”主要出现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制造业产品中，全球贸易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并未随着各国经济规模的增长而扩大，表明全球经济分工趋于“区域化”的同时已开始“扁平化”，这是与传统工业化时期最显著的差异之处。推动这一趋势形成的根本原因并非“成本”因素，而是技术进步，即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应用加快，产业发展中人工成本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再加上数字化所推动的全球物流成本的降低，中低端环节的利润被进一步挤压，中低端制造环节除了向更低发展水平的国家转移之外，越来越多的低技能产品被更具市场优势的新技术产品所替代，导致全球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下降。这是数字化时代全球经济分工调整中最需要引起政策关注的变化趋势。

（二）“数字化”转型中全球经济分工体系重构的核心机制

全球经济分工体系“重构”具有多层面的含义，既包括不同环节在地理意义上的区位转移（迁入或迁出），又包括在同一地理区域，基于价值链或产业链内部的环节转换或者更新。本国在某个产品或服务领域生产能力的扩大也是全球经济分工重构的表现形式之一[5-6]。有学者曾提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重构，关键“不是转移到什么地方，而是重构的领域（或行业部门）和谁主导的重构”[7] 。

从全球化发展历史的视角①来看，在全球化1.0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初），全球经济分工更多是为获得廉价原材料所驱动;进入全球化2.0阶段（“二战”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驱动全球经济分工的核心动力主要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资产价格的上升和扩大市场规模的需求，表现为制造环节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性重构;在全球化3.0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再次出现调整，主要原因是发达國家国内经济的滞胀和就业压力。由于缺乏更先进的技术支撑，这一轮重构并未造成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出现实质性改变。但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行业领域中的推广和渗透，组织协调成本被显著降低，催生了以加工制造环节为主体的分工在更大空间上的分拆，中国以低要素成本的禀赋优势迅速成为空间分拆的价值链环节吸纳中心。

2008年之后，进入全球化4.0阶段，数字化技术的变革在更深层次上激发了全球经济分工格局的变化。学术界普遍认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当前推动全球经济分工调整的根本动力[8]。根据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的研究报告——《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2019年），在过去10年中，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主要是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推动，预计到203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因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技术进步减少10%[9]。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报告也明确提出，自动化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加快全球产业分工和供应链分工的重构[10-11]。

综合相关文献的观点和近期全球经济分工格局的变化趋势，当前全球经济分工重构机制与传统工业化、信息化过渡时期的差异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见表1）。最需要关注的是数字化时代全球经济分工中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分工体系结构的变化。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一国在整个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影响正在快速衰减，而高技能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才的规模才是决定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之一。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即使降低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很难改变其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所获得的比较优势也是短期、不可持续的。数字化技术对全球经济分工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区域层面的重构之外，还表现为在传统分工体系上按照数字经济的新逻辑衍生出“孪生数字化”分工体系。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叠加，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分工系统。在新的分工系统中，各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路径和竞争机制出现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巨型技术企业”的兴起，在全球市场中形成了技术、数据中台垄断的竞争格局，未来技术能力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将面临更大挑战。此外，由于数字经济的“无形化”，全球经济分工的边界更加模糊，基于数字技术的竞争机制和增加值分配机制所形成的网络效应将加剧分工格局的不平衡[12]。

二、在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中重塑新的发展优势

当前驱动全球经济分工重构的根本动力，来自信息网络、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本质上属于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技术驱动型重构。在此过程中，中国出现部分制造业外迁的现象有其必然性，但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既不是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也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分工的调整仍需回归到分工重构的动力之源——“数字化”，立足于数字化时代产业变革的基本规律，在“数字化”中寻找和培育中国新的发展优势。

（一）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未降低，高技能、专业技术人才的规模优势随着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将更加突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降低。从不同行业月平均工资水平来看（见表2），2019年，中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89 047元，月均工资约为1 075.7美元（按照2019年平均汇率1美元=6.899元，12个月折算），相当于美国制造业月平均收入的19.9%、德国的17.7%、日本的35.2%;同期，中国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 612.2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德国的27.9%和25.4%;信息通信行业的优势更加明显，同期相比分别相当于美国、德国的17.8%和18.0%。与泰国、越南、菲律宾、墨西哥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工资水平虽然略高，但如果考虑生产率水平、产品技术复杂性的要求和劳动力技能等因素，中国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在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经济发展中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仍然显著，这为中国加快发展创新密集型产业、培育更高质量的增长新动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基础条件。

根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2019年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技术辅助人员总规模超过9 000万，相当于美国的1.5倍，超过了德英法日韩五国总量之和。每年中国还有数十万研究生毕业，2019年为64万人，与OECD国家相比，仅低于美国（2018年为101.2万人），大约是法国和德国的2.0倍和2.6倍;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人数为27.5万，相当于美国的1.5倍，法国和德国的3倍左右①。这些高素质人才将在未来的数字技术发展和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中形成重要的人才规模优势，是中国在更高层面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分工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

（二）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将助力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中形成先发优势

伴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加快，数字化生态系统的构建将对数据中心、云平台、算力设施、信息通信网络等产生大规模的需求，而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运行需要大规模稳定的电力支撑。英国的一项研究预测，数字化设备和相关基础设施的电力需求以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30年其生产运营所需要的电力将占全球电力需求的21%左右[13]。美国清洁煤电力联合会测算，信息通信技术（ICT）生态系统的用电量已超过全球航空用电量的50%，即使考虑到未来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实现实质性提高，预计到2030年，全球增加的用电量相当于整个美国的电力需求[14]。中国2019年发电量达7.5万亿千瓦时，发电规模位居世界首位，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27.8%，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的1.7倍、7.2倍和12.3倍;其中低碳发电量2.37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球低碳电力的1/4②。从工业用电的平均价格来看，中国与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的水平相近，虽然高于美国，但是与意大利、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相比仍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分别相当于意大利和日本的48.9%和56.3%③。

除电力设施外，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也在逐步显现。以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算力设施——超级计算机中心为例，2020年，全球排名前500位的超级计算机中心中，中国有214个，所占比重超过40%，美国、日本分别有113个和34个。此外，中国已有2家超算中心进入全球排名前10的行列中。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规模赶超都需要较长的投资建设周期，这就为中国发展能源密集型的数字经济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有利于在新的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中形成先发优势。

（三）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数据和应用空间，有利于在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体系中构建网络集聚新优势

“数据”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中具有多重属性，既是生产要素，如同传统工业化时期生产的“原材料”，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智能制造等数字技术制造任何产品都离不开“数据”;又是生物医疗、无人驾驶、金融科技等新兴技术创新和开发应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产”性投入;还是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公共服务等实现数字化社会治理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因此，“数据”的生产、采集、分析与应用在新的全球经济分工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数据”方面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2019年，中国固定宽带用户达4.5亿户，超过了OECD成员国之和，约占世界总规模的40%;同期，美国为1.14亿户，欧盟为1.58亿户①。根据国际数据中心（IDC）2019年白皮书发布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数据增长量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25年，数据圈（指每年创建或复制的新数据）占全球的比重将由2018年的23.4%增长至27.8%，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圈。此外，由于数字经济本身具有较强的网络特性，而中国又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相对完整产业体系的国家，由此所创建的元数据类型更加多元化、综合化、体系化，这是发展数字经济极其重要的优势来源，与中国已经具备的制造大国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相互融合，为中国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体系中培育更具竞争力、可持续的比较新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利用数字经济大国优势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分工中赢得更多主动的策略选择

在数字化新时代，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竞争，需要把握的核心趋势是分工逻辑的改变，即不再以劳动密集型、大规模生产的制造业为中心，而是转向以技能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为中心;数据、信息等要素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中的关键性资产，分工重构的目的是实现更高质量的成本结构优化，并非单一地寻求“低成本”。这种重构短期可能会造成部分企业外迁，对中国出口、就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但从长期發展来看，却是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关键是要及时调整政策的着力点，充分挖掘释放中国的潜在优势。

（一）科学理性地认识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措施优化人才结构，扩大高层次专业人才的规模

真正决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不是“低工资劳动力”，而是高技能、高技术人才。因此，不能因部分企业外迁而过于强调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应遵循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提高劳动在整个经济增值分配中的比重，避免陷入“低劳动力成本→低质量就业→低技术水平→价值链低端”的恶性循环之中。目前，中国的差距主要集中在高层次专业人才，如人工智能领域，中国顶尖研究人员的数量约为977人，而美国约为5 158人②。因此，亟须优化政策组合，加快建立支撑新兴前沿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具体包括：扩大国内研究型大学基础学科和新兴前沿技术专业的招生规模，设立长期专项基金鼓励引导和支持顶尖研究人员在新兴前沿技术的基础领域专注于长期研究;优化人才评价的方式与机制，改变以论文数量或短期成果为主的功利性、过度竞争性的评价机制，为科研从业人员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科研生态;实施包括签证、创业、创新等综合政策包，吸引更多国际高层次研发人员及其科研团队、企业家来中国开展科研、投资创业等活动。

（二）构建更加一体化的绿色能源与数字基础设施空间体系，加快实施“智慧国家”建设战略

數字化技术的应用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对能源需求的规模和稳定性都有较高要求，而中国目前的电力生产仍是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大，势必对环境、CO2减排产生更大的压力，需要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向可再生、绿色、分布式能源转型，并在国家层面对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一体化统筹布局。考虑到数字技术涉及国民经济社会的各个部门和领域，具有非常强的网络特性，建议尽快在全国层面推动“智慧国家”的建设，以形成更具规模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这不仅可以避免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出现“数字鸿沟”，而且有利于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中形成更强大的网络集聚效应。

（三）加快完善与“数据”要素相关的政策，进一步挖掘中国“数据”领域的潜在优势

尽管中国已成为“数据”生产的大国，但数据的增值潜力并未有效发挥。根据国际数据中心（IDC）2019年白皮书数据，中国生产率数据（productivity data，企业用于改进生产率的大数据和元数据）约为6.8亿TB，占数据总规模的比重约为9%，而美国生产率数据约为9.7亿TB，占其数据总规模的14%。中国与美国在数据增值方面的差距较为显著，需要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具体包括：通过财税政策激励企业尽快提升数据采集、储存和应用分析能力，允许数字化软件（如大数据分析、算法等）和硬件（传感器、云设施等）等投入按照研发经费支出的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扣除;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数据全周期的统一标准规范，推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数据的共享;平衡好数据开放应用过程中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监管，重视数据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降低数据开发利用、转化为有效生产力的综合成本;利用中国“数据”的规模优势，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动与沿线国家建立双边或多边数据共享机制，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数字经济网络，从而在新一轮的全球数字经济分工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Refor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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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Choi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ow Cost" Advantage to the Super-Scale Digital Economy Advantage

SUN Zhi-yan   ZHENG Jiang-huai

Key words： global economic division; digital economy; advantage of big country

作者：孙志燕 郑江淮

外资影响下的服务贸易论文 篇2：

以改革开放的不断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论转型期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

摘要：发展是人类活动永恒的主题。在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在世界各国不断变革、调整和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发展，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不断总结发展经验，根据本国国情和实践状况，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改革开放的不断创新推动转型期发展中大国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

关键词：新发展理论；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非依附型发展；可持续发展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历改革开放后30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曾极大地削弱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增长中的贫困”或“不带来实惠”的经济发展问题，深化对“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实现经济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向度转移，就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本文的主题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创新引领转型期发展中大国的可持续发展，着重阐述新发展理论的三大发展阶段，以及在推动科学发展中着力实现的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

一、新发展理论的嬗变

现代新发展论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它涉及两大标志。一是《斯德哥尔摩宣言》即《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首次提出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六项原则，强调“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二是佩鲁的《新发展论》，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提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阶段是新发展论的深化时期。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20世纪90年代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的新理念和发展战略，并且呼吁摒弃Jobless、Ruthless、Voiceless、Rootless、Futureless一类违背“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念，并在其各种会议、文件、报告中多次强调这种新颖的发展论，力求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发展。众多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发展观”，不仅区分发展和增长、而且区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鲜明地提出“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的主张；另一方面，鲜明地提出“以人为中心”，这是“发展目标”或“发展重心”的转移，并把以人为中心的原则更加具体化。

这一阶段的标志就是对20世纪下半期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的两大宣言，即在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以及《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其特征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并使之具体化和政策化，例如作出任何国家在社会事业如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安全环境的投资至少占GDP30％的规定。并且赋予社会保障以个人化和普世化权利和原则，包括创造重返工作的刺激原则，健康保障普世权利，基本的退休金保障和家庭补贴，以及劳动力市场和提升机会均等相结合的原则，其中包括流动的普世权利以及终身学习的普世权利。

此外，还推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理论；而对GDP理论即西方国民收入核算及其决定理论的反思，产生了以“绿色GDP”为代表的新国民收入核算方法。第一个试图打破GDP情结的，是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世界银行、联合国组织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设计出了许多种新的衡量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其中包括“绿色GDP”核算体系、进步指数(GPI)，MDP综合发展指标等。

在世纪之交应运而生的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是现代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党中央领导集体着力推进科学发展的决策、思维向度和话语体系，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起点和直接来源；二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三形态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三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文化和道文化是科学发展观的本土性来源。而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新发展论，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参照性思想来源。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构成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以大写的“人类”为本，贯穿“四个统一”的精神——即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人本主义发展观、生态发展观、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和系统合力发展观的统一，物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统一，以及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统一。总而言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发展观，是全面发展观，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

二、提倡创新型发展，构建创新型国家

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旨在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创新型发展。“创新型国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着眼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后者是涵盖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理论创新在内的综合性概念。必须谨防Rootless现象，摒弃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逐渐消失而丧失文化根基和学术创新能力的那种病态的经济增长类型。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大规模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借鉴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方法是必要的；而“比较优势”、“木桶效应”和“市场交换技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下，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根据中国的国情，偏重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在早期阶段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美国全球财经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国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从1995年的5％，增加到2007年的14％，与日本并列为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仅次于美国。

但是，正如UNDP在2001年报告所言，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技术模仿为主的制造业大国而不是以独立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制造业强国。这里讲的创新是狭义的科学技术的创新，其中包括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转向自主创新经济而不是依附型经济，转变为“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而不是“世界加工厂”或者“OEM大国”，转变为大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而不是扮演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品的附庸经济、打工经济、外包经济一类的“躯干型国家”。

应该看到，国内外流行的“木桶效应”理论实际上是美国学者斯蒂格里兹所批判的“价格神话”或者“市场万能神

话”新的翻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用市场换技术”则是用中国式话语对这一理论的诠释。实际上，这是新自由主义泛市场化改革思路的逻辑延伸：完全市场化——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拉美依附学派尤其是激进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这种曾经把拉美国家拖进依附型发展道路的“比较优势陷阱”；而在伊曼纽尔看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换是形式上的等价交换而实际上的不等价交换。但是，八亿件衬衫与一架空客A380的交换，却被称为“双赢”或者“发挥比较优势”的典型。这种交换的代价无疑是中国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并最终将被发达国家锁定在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业的位置上。这只能是一种依附型“双赢”。

事实证明，不能单纯依赖市场化，用市场也交换不到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而核心技术、设计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战略性产业核心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工作团队及其创新能力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它们是藏身于全球化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这样做，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并且滋生技术依赖症。由此可见，中国如果单纯依赖移植或亦步亦趋地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是不能成为真正崛起的大国。而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是目前可行的现实的理性选择。应该用竞争优势及自主创新理论取代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我们应该从比较优势阶段转向竞争优势阶段或两者并存阶段，从偏重“木桶效应”和“市场交换技术”转向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因此，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以及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架构；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增强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尤其是R&D投入和人力资本开发，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扩大对外投资，培育中国的骨干企业和跨国公司，使其具备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等等。

三、突出公平与和谐型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之二就是旨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型发展。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问题。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无法用哪一个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遵循“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李嘉图定律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与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即人均财富差异和不平等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规律，并把这一定律模型化；而“中心—外围”理论正是李嘉图定律在国际空间上的拓展和运用，这是西方社会及其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缺陷和内在的根本性矛盾。而中国社会及其发展模式是发展的理念、原则、目标和机制诸方面的统一体。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还要有新的思路；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可持续”是其内在发展原则。“全面”是其布局原则，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协调”是其运作机制和结合原则，在实践层面上体现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总之，这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因此，在社会模式发展绩效和成果的价值评判标准上，注重生产力发展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追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在现阶段，尤应注重改善民生问题，着力解决社会公正尤其是三大收入分配差距或者三大利益失衡问题，亦即居民收入差距、中观层次的地区差距以及宏观层次的国家与居民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又和谐地发展。此种利益失衡的不公正现象不可再无限期延续下去，否则就会蜕化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三大利益失衡中，微观层次的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呈下降趋势。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5％下滑到40.6％，与此对应的则是利润侵蚀工资、资本分配比重提高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二是中观层次地区差距。东中西部差距、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已远远超过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大规模的民工潮能不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及其政策建议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依靠进城打工能不能卓有成效地改变城乡收入差距?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韩国新乡村运动以及日本和台湾发展农村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参考。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定不移地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个很好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三是宏观层次的国家与居民收入差距，亦即国富民弱而不是国富民强。我们长期强调“国家利益本位”、“集体利益本位”、“国富”理念，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而不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强调“国家拥有”而不是“国民拥有”或“藏富于民”。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要求个人低消费、个人低工资、国家高积累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例如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发展生产。

根据统计，从增量上来看，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世界排名升至第四位。全国财政收入达5.13万亿元，增长1.71倍。外汇储备超过1.52万亿元。从存量上来看，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拥有76％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等)。把国家的资产佳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看来，中国最大的

贫富差距是国家与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而不是在国民之间。国富固然可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钱可以集中办大事。但是，长期国民利益失衡所带来的弊端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二是增强带有凯恩斯色彩的国家消费(可以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大搞国家基础设施，可以大搞社会保障)，会产生对居民个人消费的“挤出效应”，因为居民钱袋子空削弱其购买能力。三是产生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挤出效应”，因为国家垄断大量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而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存在着一个先重点关注生产、供给，继而转向重点关注分配、消费需求的理论研究重点的变迁过程，然后在继起的发展阶段，生产问题或者分配问题轮流凸显，这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要。在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摆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面前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重大问题。

古今中外关于分配的经济学理论、实践和政策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中国先秦文献推崇“民为邦本”，国家则是由国民或社会群体这一主体而派生出来的公共实体概念。自近代以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倡导国富(强)民富的自由经济理论，《国富论》就是系统阐述其发展经济学的一部百科全书。李嘉图既是生产力经济学家也是最早以分配为政治经济学主题的分配经济学家。穆勒对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作了系统阐释。西尼尔是最早提出“穷人经济学”(E，eonomies 0f the poor)这一名称并大力推崇“富人经济学”(Economics 0f the rich)的庸俗经济学家。此外还有美国学者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规律和英国学者马歇尔的四位一体分配公式，后者是最早强调研究贫困问题和福利经济学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这一时期，特别是自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古典功利主义在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领域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胜利，从此，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伦理是鼓吹效率至上的功利主义原则的古典功利主义，而不是公平，因为经济效率才是最大福利的影响因素。

现代分配经济学、规范经济学或者经济伦理学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跳出功利主义的狭窄框架，试图提出某种优于功利主义的替代理论，其中包括罗尔斯——他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率先向二百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古典功利主义伦理理论发出挑战，由此引发了关于经济正义问题的当代论争的——“公平分配正义”与“第一正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权利持有正义论”、社群主义者的“多元社会正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生产正义论”，以及“新功利主义”的“经济效率正义论”。

值得称道的收入分配和利益均衡的政策和建议，是《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明确指出，“在社会群体和国家之间公平和非歧视性地分配增长利益，并扩大生活于贫穷中的人民获得生产性资源的渠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倡导“社会分红”理论。他认为，国家理应“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社会分红”在经济萧条时期能够起到扩大消费的作用，因而是一种“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澳门、东莞等地在实际上也实施了发“大红包”的政策。其二是增加工资比重，例如，俄罗斯工资每年以160的速度增长。其三，减税或者退税政策。2008年2月底美国政府推出了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退税计划是其重要内容。约有l.3亿个美国家庭将从中受益，此外，小企业也将获得部分退税。其四，建立政府资源基金，美国阿拉斯加州用石油收入建立“政府资源基金”，每一位阿拉斯加州的居民每一年都能从基金带来的利润中获得分红。其五，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范围，中东石油产出国大都是这样做的。中国可以参考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同时可以通过立法让国民享受到国有资产带来的红利。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家以国有资产利润对福利和公共设施的投入，更需要建立起国有资产基金，让全体国民享受国有资产的利润分红。

四、推崇绿色型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之三就是旨在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型社会的绿色型发展。坚决杜绝Futureless现象，即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危及子孙后代的、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增长类型。据环境问题专家估算，如果把环境的恶化考虑在内，中国的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6个百分点。2003年中国空气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15％。中国环境污染每年导致GDP损失600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部分成果。推行绿色型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对我国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国情进行深刻反思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众所周知，生态文明是中国“天人合一”古代哲学的现代话语，是人类摒弃了农业文明阶段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业文明阶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自然一社会一文化生态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也是社会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的，人人享有生态民主、生态福利、生态公正、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并且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平起平坐、不可或缺的社会文明形态。

西欧工业化过程用了大约200年(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到上个世纪60年代)经历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恢复。我们目前面临问题的难度，都大大超过历史上的西欧国家。中国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人均资源只是世界平均值的1／2；每百美元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倍至几十倍，单位面积国土污水负荷量为世界平均数的16，5倍，污染总量增长率为总产值增长率数倍；工人劳动效率是英国工人的1／30，美国的1／36，日本的1／40，德国的1／45，每年使用的资源环境价值是GDP数倍以上。我国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都无法支持我们按照西方工业化发展模式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因此，必须进行全面的总体性调整和反省，包括价值观念、发展战略和利益格局。

同时，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优良的基础设施以及地方政府竞争性的优惠政策，吸引了来自世界的大量的资本，成为了世界的制造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稀缺性资源、基础性资源、战略性资源和核心性资源被耗费殆尽，以至于中国成了世界原材料的重大进口国；很多被发达国家设置了较高门槛的污染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中国已经成为污染物排放大国。中国的经济是否呈现过度工业化的特征?有没有以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尤其重化工业过度发展的问题?如何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不要从过度工业化转变为适度工业化?如何卓有成效地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绿色GDP新核算体系，为什么不能尽快地取代黑色GDP或GNP(人们戏称为国民总污染，即Grossnational pollution或者垃圾、噪音和污染即Garbage，Noise，

Pollution)核算体系?等等。这是涉及到包括绿色型发展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五、谨防依附型发展，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之四就是，克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制订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道路和模式。杜绝病态的依附型增长现象(Independenceless)的办法，就是大力推行开放创新，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推行的出口导向型大国发展模式，它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依附性发展的倾向。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过分依赖外需、外资、贸易顺差和国外市场。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由1978年的9.7％上升到2006年的66.9％。外资依赖度(外资占私人固定投资的比例)在50％以上，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印度只有8％)；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62％左右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消费率高达78％-79％。国内消费率低迷已经危及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一消费一出口贸易)的平衡。依附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我们必须对其负面影响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克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杜绝病态的依附型增长现象的办法，制订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道路和模式，大力推行开放创新，构建开放型自主经济。因此，必须做到：

要搞双边的“开放主义”。双边的“开放主义”就是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高举和平、发展与合作大旗，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保护国内市场尤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与实施，努力争取在制订国际经济秩序和游戏规则以及应对国际经济谈判和对话中，要有自己的声音和话语权。

要更新传统的对外开放观念。一是如何实质性地提升出口竞争力，而不是继续依靠廉价手段；二是如何靠制度与软环境的改善创造国际资本进入的条件，而不是继续依靠优惠让利吸引外资；三是如何在各种现代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提高占有率，而不是集中在工程承包市场上搞自相压价的恶性竞争；四是如何真正启动“走出去”战略，提高开放层次，组建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或集团公司，并采用现代企业通行的跨国经营竞争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生产向外销售的传统模式。

经济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是与经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能因为全球化而摒弃经济民族主义。德国就曾经采取李斯特提出的民族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在发展早期阶段就大行门罗主义。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倡导区域经济协调，构筑区域经济安全共同体，组建经济地区合作组织。倡导国际经济协调，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合作，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通过国际合作抵御世界性经济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

调整外资优惠政策。颁布外资产业投资目录，引导外资流向非环境污染、低能源消耗、高技术和优先发展行业。应该为外资与内资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印度的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都交纳相同的公司所得税率，而中国的外资企业却奉行所谓减半的“超国民待遇”。而且由于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上升到对基本国策的态度问题并且与政治业绩相捆绑，对外资的产业流向不加选择，甚至利用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挤垮民族企业。这显然与引进外资的本意相违。

完成出口导向型大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即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自主经济的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主，总体上是一种政策性开放；而开放型经济则以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为主要特征，是一种制度性开放。从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结合点出发，这就需要采取与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相匹配的对外开放取向、对外经贸战略和政策。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以及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开放战略，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而促成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内需导向型生产部门与外需导向型生产部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等一系列的综合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六、结语

综上所述，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尤其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狂飚突进、凸显实践、创新和借鉴以及不断“试错”、反思、争论和“纠错”的重要历史时期。但是，改革开放这一大方向和基本国策是不能动摇的，而是在实践推进的各个具体阶段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开放”的问题，并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动向具体调整政策导向，以改革开放的不断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

应该强调指出，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上，并日益呈现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机制和新特征，涉及到可持续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战略、协调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和谐社会发展模式。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应该转向有选择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有选择地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配套的(辅之以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中观层次区域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干预和法律支撑体系)方向，即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全方位改革。

第二，应该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调整期。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借鉴、移植、启蒙、引进和模仿阶段。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我们必须创造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样才有望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里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

第三，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历史大转折阶段，主要由投资、出口、低端制造业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应逐步转换到以技术创新驱动、生产效益提高和内需拉动为主的，并且又好又快的开放性自主经济发展模式上来。

第四，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问题。从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视角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已到达向纵深化、系统化和全面化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点，从增量改革、循序渐进、单点突进转向存量改革、全面推进和综合改革，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和市场化改革转向旨在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和谐社会的多元化综合改革，从而走上改善民生、发展民主、更加关注公平、全面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归根结底，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改革开放的不断创新推动转型期发展中大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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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华　颜鹏飞

外资影响下的服务贸易论文 篇3：

RCEP对苏州外贸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在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下，苏州对外贸易方向不断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服务贸易发展提速。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将对苏州“十四五”时期的对外贸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为了应对协定队贸易规则等的新变化，苏州需要进行外贸产品技术创新、专业化外贸人才培养等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国际经贸发展要求，提升苏州对外贸易竞争力。

一、苏州对外贸易发展成效

1.苏州对外贸易发展总体概况。2020年，苏州市实现外贸进出口22321.4亿元，比上年增长1.5%，其中进口9379.9亿元，增长7.1%，出口12941.5亿元，下降2.2%。占全国比重为6.9%，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名上海、深圳、北京之后，位于第四位。苏州总体进口、出口、进出口总额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在2013年后数据变化不大，都维持在3000亿美元上下，2019年进出口出现了下降后，2020年保持了较稳定的增长。2010年至2020年，苏州外贸依存度从198.1%下降到2020年的的110.7%，其中出口依存从110.7%下降到64.2%，进口依存度从87.4%下降到46.5%。横向对比来看，2020年，苏州外贸依存度低于东莞的137.9%，高于深圳110.2%、厦门的108.3%和金华的103.5%，居全国第二位。

2.苏州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及商品结构分析。苏州对外贸易国家和地区分布中主要以美国、欧盟、日本、东盟等国家和地区为主。2020年，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仍是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额达到1299亿美元，占到苏州出口总额的69.52%。但是，各国、地区的增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苏州对东盟出口增速最高，达到8.0%，日本为2.4%。对美国出口降幅最大，达到10.8%，其次是欧盟为4.9%。上述出口地理方向的变化是与近年来国际经贸形势的日益復杂密切相关，随着RCEP协定的正式签定与实施，苏州出口方向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目前，苏州的外贸市场中大多都是工业化产品，如高新技术产品或机电产品，如图2所示，纺织类和机器类是苏州外贸业务中的主要商品，但可看出，机器类商品的进出口额约2000亿美元，明显高于纺织类约200亿美元的商品总额，2016-2018年，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逐年上升。

3.苏州外贸贸易方式和企业类型分析。首先，贸易方式上，虽然现在暂时还是加工贸易占比更大，在2020年中加工贸易比一般贸易多了274.69亿美元，但相对于2013年的519.2亿美元来说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降低了，因此加工贸易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而一般贸易的占比在稳步上升。其次，从企业类型来看，苏州进出口构成的企业类型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绝大多部分，以2020年为例，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有2218.1亿美元，占总进出口总额的68.86%，其次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分别为823.23亿美元和179.95亿美元。

二、RCEP协定的重要意义及对苏州外贸发展的影响分析

1.RCEP及其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2020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正式签署，包括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5个成员国。RCEP是一份全面、高质量、现代化、互惠的协定，成员国之间秉持“互惠互利”原则，不仅货物贸易开放达90%以上且以十年内降至零关税的承诺为主减让关税。RCEP覆盖约23亿人口，GDP总和超过2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5%。在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供应链被严重的冲击，但RCEP的签订对增强各国疫情后经济恢复以及长期的繁荣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关税的减让让东亚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更加的顺利，国际贸易量也会逐渐增加，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2.RCEP对苏州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机遇分析。RCEP对苏州“十四五”期间的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苏州与RCEP国家的经贸往来密切。2020年1月到10月，苏州对RCEP十四个成员国的进出口额达到973.04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37.2%。其中，韩日分别为苏州进出口总额排名的第三和第四的贸易伙伴。2020年1月到10月，苏州实际使用RCEP中14国外资7.87亿美元，占全市实际使用外资15%。历史累计使用RCEP十四个成员外资323.56亿美元，占苏州历史累计实际使用外资的23.5%。此外，今年同期，苏州对RCEP14国新批境外投资额5.47亿美元，占全市新批境外投资额的37.9%。可以看得出，RCEP协议的签订将会不断的扩展苏州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也帮助苏州加快了走出国门的步伐。苏州可以发挥苏州完善的工业配套体系优势，用独特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完善的工业配套优势，利用国外的零关税零部件及中间产品，创造更高技术水平和更高利润的产品。苏州纺织企业可以利用关税下降的好处，把相关成本转移到产品研发上，生产出品质更好的纺织品，提高市场竞争力。

3.RCEP背景下苏州进出口贸易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首先，进出口贸易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目前苏州的外贸市场中大多是工业品，在高新科技产品或机电产品等高端技术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还偏弱。此外，随着RCEP的签订日韩、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将会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口到中国，苏州同类产品的传统价格优势大大的缩减，且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制成品会更加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由于90%的开放商品降至零关税，对苏州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也会带来新的挑战。

其次，集聚高端人才需要新举措。RCEP协议中鼓励成员国对专业服务提供者的资格证能够和证书等进行互认，这就意味着苏州自贸区已经实施的对外国人才资格证、职称等认证创新之举也会成为各成员国的普遍行为。新形势下，苏州如何集聚全球高端人才、打造新的对外贸易优势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三，新规则的尽快研究与运用。RCEP中部分议题是中国FAT实践中少见或者没有涉及的议题。例如，RCEP对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的规定超出了WTO范畴，在十四五时期和“双循环”格局下，苏州如何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销环境带来极大的挑战。此外，RCEP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虽然力度不如TPP，但在传统的商标、专利、著作权之外，还特别强调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地理标记等，这对苏州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外资引入方面，RCEP在投资方面采用的是负面清单，苏州自贸试验区也是采用的该政策，政策上的优势逐渐降低。另外，原产地规则方面，RCEP也不是很明确，各成员国的政治及历史文化的不同，执行起来也会有所差别。因此，苏州要深入研究RCEP新规则的变化，通过技术创新能力的再提升、外贸政策持续优化等进一步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

三、RCEP协定下苏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强纺织等相关产业转移和升级。纺织类产品虽是苏州主要外贸商品中的一大类，但相对其他产品来说进出口总额有明显不足。随着劳动力、住房等成本不断增加，而东南亚国家正在取代这种优势，例如越南、老挝等国家利用本身的廉价劳动力、房租以及水电费，大力发展纺织业，生产的产品较于中国某些企业来说，价格甚至更低，具有明显的优势。RCEP的签署有助于苏州产业转移和升级，尤为是对苏州的纺织企业可以將一些低端制造环节转向东盟的发展中国家，将相关成本转移到产品研发，技术升级上。不仅有效节省成本，扩大对外投资，还能利用现有地区转向第三产业发展。与此同时纺织企业加强自主研发，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可以引进和使用先进生产设备，加大先进纺织设备配置零件的研发力度，形成完整的先进生产设备制造体系，推动纺织产品的机械开发和产业化。同时，研发无污染、高功能、高智能的纺织面料，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等相关技术。保证原有技术优势基础上，再加大新材料技术研发，提升加工制作的专业化，实现产业升级，取得更高的效益。在纺织方面，中日龙头企业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有合作基础。政府应积极倡议建设合作研发区，鼓励中日龙头企业在研发区的合作。

2.进一步提升优势产品的外贸竞争力。随着RECP的签订，关税的减免，日韩等国在高新技术产品将会大量涌入国内，苏州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削弱，产品竞争力更加激烈。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对达到条件的产品制造和出口企业实行出口奖励、税收优惠等特殊政策。设计研发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加大对这些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对有效益、有市场的重点机电和高新技术出口企业适当提高授信额度，对有活力、有潜力的中小出口企业提供贷款贴息。加强技术创新是重中之重，加大科研平台建设，联合苏州地区高校，共享教育资源，培养人才储备。建立校企联合创新中心，合力突破一些核心关键技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产品附加值，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3.注重专业外贸人才的培养。苏州在人才吸引上相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有所欠缺。想要加强经济和技术发展，取得质的的突破，离不开高级人才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注重本土人才的培育和提高，健全多层次人才体系，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完善人才引进机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果不能设计健全的政策、策略和机制留住高级人才， 那么引进高级人才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将大打折扣， 将会造成高级人才的不断流失。所以应加强以下建设：开辟完善的多元化人才引进渠道;完善高级人才引进待遇的相关政策;完善高级人才长期合作机制;创建良好的城市环境和城市形象。同时，企业在发展期间要注重高技能外贸人才的培养。在经济发展趋势下，行业环境中愈加竞争激烈，企业要在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应用上寻求突破，立足苏州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实际，进一步深化与相关院校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为苏州外贸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基金项目：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苏州出口名牌企业贸易方向与结构优化研究”（编号：202111054016Y）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指导教师：牛士华、缪鹤兵]

（执笔人：牛士华    徐旭琪    周莎莎     刘爽     缪鹤兵）

（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商学院）

作者：牛士华 徐旭琪 周莎莎 刘爽 缪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