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企业资源性管理论文

摘要:国有农业企业对其使用的土地只注重数量上的管理,不注重价值上的管理。这里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及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国有农业企业农业用地作为资源性资产进行价值管理,并提出了初始计量的方法,以及它的后续支出、折旧、处置、减值准备和会计科目的设置和账务处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业企业资源性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业企业资源性管理论文 篇1：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亚五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探析

摘要：近年来，中亚五国在淡水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不利条件下，实现了水资源利用的改善，主要体现为获取改善水源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年度淡水抽取总量普遍下降和农业用水比例下降。中亚五国水资源利用的改善，得益于各国推行的水资源一体化管理战略，其水资源一体化管理战略强调公众参与原则，实践中体现在建立公众管理的组织机构、搭建公众与政府交流沟通的信息网络平台和制定公众管理的法律法规等方面。我国当前水资源严重不足且管理主体单一，应引入公众管理，建立政府管理主导、公众管理补充的新型水资源多中心管理体系；成立用水户组织，并支持和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建设和完善信息网络平台，提高公众管理能力；制定配套法律法规，规范公众管理。

关键词：水资源管理；一体化管理；公众参与管理；公众管理；政府管理；用水户协会；水资源利用；流域管理；水资源合作

一、引言

根据世界银行网站发布的“2015世界发展指数”，2013年我国人均淡水资源量为2 072立方米，该年度世界人均水资源量为6 055立方米，我国仅为世界水平的1/3。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的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我国的用水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统计年鉴2014》显示 ，从2000年到2013年，我国用水总量逐年上升，由5 497.6亿立方米上升到6 183.4亿立方米。水资源不足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如何更好地利用水资源既关系生态文明建设，更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看，我国水资源管理制度经历了管理部门从无到有、管理体系从分散到集中、管理机构从多级管理到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演变过程（李世强 等，2014）。现行的水资源管理主要是根据2012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来进行，其核心是确立“三条红线”和建立“四项制度”。我国水资源的管理制度作为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政策支撑，对节能减排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水资源管理职权范围重叠、协调机构没有真正发挥协调作用（陈新民，2013），水资源行政管理制度与我国水权制度不协调（刘强 等，2014），水资源定价机制不完善（王波，2013；张志刚，2014），水资源管理权过度分割、公众参与不足（张莉莉，2014），管理水平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张晓宇 等，2006），等等。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是基于对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能界定或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来进行探讨，很少涉及水资源管理的公众参与研究。即使少数文献提出水资源管理公众参与不足，也并未进行系统研究并给出相应对策，更缺乏对国际经验的借鉴。

在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我国与沿线国家要“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因此，研究和借鉴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水资源问题最突出的中亚五国的水资源管理实践和经验，对于解决我国水资源管理问题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为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发布的相关数据，对中亚五国水资源利用的改善进行简要分析，并着重探讨其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机构设置和公众参与管理机制，并据此提出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的建议。

林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中亚五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探析

二、中亚五国水资源及其利用的改善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该区域内主要的水源来自两条河流——阿姆河和锡尔河。由于水源较大比例地集中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下游国家缺水严重，进而使水问题演变为威胁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政治问题。近年来，中亚五国在水资源的质量、水资源的保护性使用、农业的用水效率等指标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各国广泛实施的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策略。

1.改善的水源情况呈现差异

总体上看，中亚五国城乡居民获得改善水源的情况存在差异（见表1和表2），具体情况如下：哈萨克斯坦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中获得改善水源的比例呈现不同的增减趋势，城市逐年上升，说明在城市水源的改善治理中取得了成功；相反，农村逐年下降，虽然下降幅度不大，但是如果不对这种下降趋势加以注意，很有可能在农村水源改善治理上出现进一步的倒退。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类似，农村的水源改善治理上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塔吉克斯坦农村居民获得改善水源比例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吉尔吉斯斯坦的农村水源改善工作取得较大成效。土库曼斯坦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获得改善水源的比例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其水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形势都比较严峻。

2.年度淡水抽取总量普遍下降

除土库曼斯坦外，其他四国的年度淡水抽取总量普遍下降（见表3和表4），表明各国对水资源的保护日益重视。从哈萨克斯坦来看，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大致都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水资源的使用更加有效率；乌兹别克斯坦年度淡水抽取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塔吉克斯坦的年度淡水抽取总量稍有下降，同时年度淡水抽取总量占内部资源的百分比也有下降；吉尔吉斯斯坦的年度淡水抽取总量略有下滑，年度淡水抽取总量占内部资源的百分比也呈同方向变动；土库曼斯坦来的年度淡水抽取总量逐年上升，且年度淡水抽取总量占内部资源的比例高达1 989.3%，反映出该国在水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措施获取淡水。

3.农业用水比例普遍下降

中亚五国的年度淡水抽取量主要用于农业，但农业用水所占比例有下降的趋势（见表5），说明各国农业用水效率逐步提高。具体来看，哈萨克斯坦农业用水比例下降，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比例上升；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和工业产值的不断增加，其用水比例却降低或保持不变，说明其农业和工业的水资源使用更加有效率；塔吉克斯坦的农业用水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工业用水比例大致比较稳定，生活用水比例缓慢上升；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业用水仍占93%以上，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比例差不多；土库曼斯坦有限的淡水资源最重要的用途是农业。

三、中亚五国水资源管理机构与公众参与管理机制

中亚五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中，政府的主导地位和绝对权威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公众参与管理的程度。结合我国水资源的困境以及水资源管理单纯依靠政府的现实，深入研究中亚五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原则是大有裨益的。以下从管理机构设置和公众参与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水资源管理机构设置

2003年，哈萨克斯坦的新水法把全国划分为8个流域，规定水资源管理以流域管理为基础，同时规定要建立流域水利管理局和流域委员会。2007年12月，乌拉尔—里海流域水利管理局和流域委员会成立，哈萨克斯坦的8个流域水利管理局和流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毕。哈萨克斯坦的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包括4个层级：国家级（水资源委员会）、流域级（流域水利管理局和流域委员会）、地区级（国有水利企业以及渠道水委员会）和用水户（包括用水户协会、用水户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者和其他用水户）。其中，用水户属于社会公众而非政府的范畴。

乌兹别克斯坦于2003年颁发《关于改善经营管理机构的体制》的总统令和《关于完善水利管理的组织机构的决定》，在强调按照流域原则管理的同时，特别提及在各种水资源管理级别（流域级、灌溉系统级、渠道级）建立公众委员会（流域委员会、用水户协会联盟和用水户协会），并且让他们参与水资源管理的全过程。不仅如此，该国还决定成立公共机构，以吸引专业团体、著名专家和学者参与水资源管理。

塔吉克斯坦在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之前，严格按照行政区域原则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并且明确社会公众不能参与。在推行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之后，该国变州级和区域级国家水利管理为四级水资源管理层级，依次为国家级（土壤改良和水利部）、流域级、灌溉系统管理处和大型渠道管理处、用水户组织，其中的用水户组织主要包括大型农业企业用水户协会和用水户联盟等公共组织。

吉尔吉斯斯坦一直延续着部门管理的原则，公众参与度较低。这一特点非常清晰地体现在该国水资源管理的机构设置上：从层级看，水利管理机构包括国家级、州级和区级，水利司以下设流域管理局（全国有7个流域水利管理局）来代替州级和40个区级水利管理处（值得注意的是，流域界限与州的区域边界基本上吻合，这反映出水资源的管理更多的还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从具体机构看，包括国家水行政机构、农业水利部中的水利司及灌溉排水机构、国家水利检查局、国家水委员会、各级灌溉与排水委员会等。

土库曼斯坦的新水法于2004年11月生效，该法规定土库曼斯坦水利部和自然保护部是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的管理机构。和吉尔吉斯斯坦类似，土库曼斯坦仍然按照行政区域原则进行水资源管理（卡拉库姆运河除外），而且在地方层面还存在指令性的管理，具体的管理机制包括三个层次：国家级（水利部）、省级（水利联合公司）和区级（水利管理处）。与其他国家不同，土库曼斯坦在区级以下没有专门设立社会公众参与的水资源自治管理机构，社会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程度有限。

综上所述，从公众的自治性水资源管理机构的设置来看，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得较早，公众的参与度较高。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实施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之前，遵照行政区划原则进行水资源管理，缺乏公众自治机构的参与；推行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之后，则逐步建立起公众治理组织，公众对水资源管理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土库曼斯坦的水资源一体化管理落后于前几个国家，不仅仍存在指令性管理，而且几乎没有水资源自治管理机构（仅仅依托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水资源一体化管理项目等逐渐建立），公众参与度最低。

2.水资源管理公众参与机制

自2001年以来，中亚各国广泛地开展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实践，其中主要的项目包括哈萨克斯坦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国家计划、费尔干纳盆地水资源一体化管理、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等，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制度设计及运行机制集中地体现在这三个项目中。

（1）哈萨克斯坦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国家计划。哈萨克斯坦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国家计划中指出，第一阶段（2008—2010年）在管理机制上要改进创新，做到能及时向所有居民通报水资源管理的相关信息，同时保证居民能参与水资源管理；第二阶段（2011—2025年）要发展地方级用水户联合体（包括用水户协会和农业用水消费合作社）和节水咨询服务的网络。从这一国家计划中，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的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既包括建立机构组织，依托机构进行管理和消息互通，同时也包括以网络为载体，广泛建立沟通平台。

（2）费尔干纳盆地水资源一体化管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参加了“费尔干纳盆地水资源一体化管理”项目，其中公众参与管理的制度设计体现了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相搭配的原则。塔吉克斯坦的短期计划（2007—2008年）明确提出要建立和组织国家水伙伴，以此吸引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过程；中期计划（2007—2012年）强调以国家和流域水委员会的设立为依托，保证感兴趣各方和用水户主体相互协调；长期计划（2007—2025年）则把重点放在提高公众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水利设施的水平上。吉尔吉斯斯坦短期内（2007—2008年）计划建立国家、流域和区灌溉与排水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团结各方力量（特别提及用水主体、实业界人士和地方团体），并向较低管理级授权和转交职能，保证实现民主管理（这种民主管理包括用水户协会和其他独立企业机构参与基础设施的维护和发展），除此之外，国家水伙伴组织网络的建立也是重头戏（该网络为传播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理念和吸引公众参与管理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中期（2007—2012年）计划加快水利设施的市场化进程，将不具备战略意义的水利设施的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配置给用水协会和独立主体。乌兹别克斯坦短期（2007—2009年）出台了《用水户协会（联合会）法》，从法律层面规定用水户协会的职能；中期（2007—2012年）计划制定公众委员会条例，旨在为社会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提供相关准则，并成立国家水生态信息中心，保证各方都能及时有效地获取水资源信息。

（3）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土库曼斯坦的水资源管理一体化进程缓慢，政府集中管理的特色鲜明，公众参与只存在于少数的示范试验项目中，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水资源一体化管理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项目。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参与了该项目，该项目的设计书中包括了以下内容：一是确立水资源分散管理的思想，提出把水资源管理交给尽可能低的层级（如用水户协会及其联盟、渠道委员会等）；二是明确各级水资源组织的管理权限，规定用水户协会（联合会）负责农场主（承租段）的管理；三是确保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制度基础，从制度上保障渠道委员会、用水户协会及其联盟参与制定水政策和水资源管理；四是改善水资源统计和预报系统，以提高预报的精确度，并实现各级管理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畅通。

综上所述，中亚五国的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实践中，公众参与机制呈现如下特点：第一，以机构设立为依托，实现公众管理的直接参与。在中亚实施的三大水资源一体化管理项目中，最突出的就是用水户协会（联协会及其联盟、渠道委员会）、流域水委员会等较低层级的管理组织的建立，它们由社会公众组成，代表社会公众行使水资源的管理权。第二，以网络建设为辅助，提高公众管理水平。相关网络和数据库的建设，既为公众与各级管理机构的沟通交流提供了渠道，也助推了社会公众管理水平的提高。第三，以配套法律法规为保障，明确公众管理的合法地位。将用水户协会（联盟）等的水资源管理职能上升到法律高度，明确其管理地位的和管理职能。

斯坦社会公众参与度有限，主要依托“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水资源一体化管理”项目逐步建立用水户协会项目信息库修订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法律法规

四、水资源管理启示与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中公众参与不足，公众和各级政府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平台，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机制不顺畅。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水资源的分配及开发政策时未充分吸纳公众意见，政策的制订有可能脱离现实，从而降低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公众被排除在水资源管理之外，不能对政府管理水资源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因此，借鉴中亚五国水资源管理的公众参与原则，对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要科学界定政府和公众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地位。从中亚五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和公众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地位明显不同：政府管理是主导，这是水资源管理的根本原则；公众参与管理是补充，这是反映水资源需求、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其次，要建立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组织机构，实现政府和公众的多中心管理。中亚五国的水资源公众管理都是依托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现，我国完全可以借鉴这一经验，成立用户水协会（联盟）等较低层级的管理机构，让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这既能提高公众对相关决策的接受度，同时也能有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再次，要广泛搭建信息网络平台，让公众获取相关信息，提高公众管理水平。一是搭建学习和信息交流平台，使公众能学习水资源决策的相关知识，了解水资源数量、质量、需求等的最新动向；二是建设意愿沟通平台，使公众能及时表达诉求、提出建议并得到回应。最后，要制定水资源多中心管理的配套法律法规，规范公众管理。将水资源管理公众参与原则上升到法律层面，制定专门的法规条例，明确规定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权限和义务，做到依法管理、规范管理。

除了以上涉及的机构设置和公众参与管理机制外，水资源的国际协调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亚五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2013年杜尚别国际水资源合作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声明指出，政府之间的合作、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制。这表明，由于中亚五国自身影响力的限制，其水资源合作进程虽不断提速，却并不完善。在“一带一路”战略广泛实施和深入推进中，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参与，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水资源合作和一体化管理带来新机遇，我国如何加强与中亚五国广泛深入的水资源合作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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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integrated management；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anagement；government management；water user association；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river basin management；water resource cooperation

CLC number：F062.1；F136.45 Document code：AArticle ID：16748131（2015）04007707

（编辑：南北）

作者：林黎

农业企业资源性管理论文 篇2：

国有农业用地的价值管理：基于会计学视角的分析

摘要:国有农业企业对其使用的土地只注重数量上的管理,不注重价值上的管理。这里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及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国有农业企业农业用地作为资源性资产进行价值管理,并提出了初始计量的方法,以及它的后续支出、折旧、处置、减值准备和会计科目的设置和账务处理。

关键词:国有农业企业;农业用地;价值管理

State-owned Agricultural Land Value Management Based on Analysis of Accounting Perspective

CHEN Feng-xi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Key words:state-owne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gricultural land; value management

资源性资产流失主要表现为国有资源性资产长期被无价使用,资源资产未有效配置,造成国有资源性资产的闲置和浪费。依法确认国有农业企业土地使用权,在土地登记发证基础上制定土地资源资产核算方法,对其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全过程作出会计规范,将其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对其进行价值管理,是在法律规范下,从会计制度层面上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举措,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农业企业资本保全的必然要求。

一、国有企业用地管理的现状及其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基于这种法律环境的考虑,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土地使用权纳入无形资产范畴,由《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予以规范。但是,无形资产是有使用年限的,无形资产准则规定无形资产的成本应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并规定企业进行房地产开发结转相关土地使用权时应将其账面价值一次性计入房地产开发成本。但是,现实情况是国有农业企业使用的农用地是国家无偿划拨的,其使用是没有期限的,不存在将其成本在使用期限内摊销或结转的问题,因而不适用于无形资产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制度》有关规定都涉及到土地,但都仅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有关表述中提到了土地,并规定按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不计提折旧。《企业会计制度讲解》在固定资产的分类中也提到土地,并指出土地主要是指已经估价单独入账的土地。因征地而支付的补偿费,应计入与土地有关房屋、建筑物的价值内,不单独作为土地价值入账。可见《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所提到的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一般指已估价入账的建设用地或拟改变土地用途的农用地,对其评估一般是出于实施多元化投入、合资合作或租赁转让、确认企业增加资产总量的需要,实际上并不能涵盖国有农业企业通过行着划拨取得的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土地。原《农业企业会计制度》虽然将农业企业使用的土地作为固定资产管理,但并没有进行会计确认,只要求在账外造册登记,一部分核发了林权证或土地使用权证,都未计量入账,即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自然资源价值观的影响,因而未能将土地资源的价值量化并真正上升到资源性资产的阶段。

综上所述,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了现行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对国有农业企业通过行政划拨取得的农用地的会计规范出现了真空地带。

二、国有农业用地管理问题存在的原因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把土地当成自然资源而未作为资产,只注重实物管理,不注重其价值管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无价业无账”的传统认识,造成国有农业企业的农用地在账上无任何记录,这就难以形成自然资源的产权观念,更不可能注重其产权管理。由于土地资源未被作为资产,这就导致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常出现分配和流转无序、非法交易盛行、争抢纠纷不断等现象。由于一些地方对出现的争抢纠纷常与行政力量和地区利益联系在一起,致使其难以得到有效的调解和裁决,使土地利用效率过低。在土地资源的管理过程中,不注意处理国家和地方之间、地方内部的各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国有农业企业长期依靠国家拨款,所创造的部分价值被无偿占用,土地资源的耗费得不到充分的补偿,从而导致其质量下降。

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但在具体运作上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界限不清,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混淆,中央与地方全民与集体的所有权界限不明晰。由于受到有关利益机制的驱动,导致投资开发和利用中的矛盾比较尖锐,特别是行政职能经常代替所有者的职能、经营权代替所有权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国家既代表土地资源的所有者,又代表国家对其进行行政管理,同时又直接管理者一些大型企业,充当着土地资源使用者的角色,造成了用行政管理职能代管所有者职能的局面。二是中央与地方在土地资源的所有权的关系上也存在界限不清和职责不明的问题。土地虽然属于国家,但总是属于所在地政府管辖之下,地方政府也是一级权力机关,它也可以对土地实行所有权。三是使用土地资源的各农业企业,所有权与使用权不分,形成了事实上的既是所有者又是占用者、使用者的局面,而且重使用权清所有权。

长期以来,由于谁是土地资源的人格化代表,谁代表土地资源所有者(国家),应当运用什么样的规则来管理国有土地资源的关键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农业企业的管理的运行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对农业企业无限期无偿占用土地资源、对土地资源滚利经营不善、损失浪费等问题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导致土地资源经济效益分配上的不合理和土地资源的白白流失与浪费。市土地资源的耗费难以补偿。

土地资源在运行机制上,没有引入价值规律进行产业经营,使土地资源的消耗得不到价值补偿,不能运用价格杠杆促使其合理、节约地利用。自然环境的土地,须经过人们的开垦才能成为农业企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用地,这种情况下的土地已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凝聚了人类社会劳动的“经济物”,是可供交换的商品。在过去的国有土地资源的管理中,将国有农业企业使用的通过行政划拨取得的农用地理论上不承认有价,占用上不实行有偿,实际上建立了一套自管、自拨、自用的管理体制,使得农业企业的农用地的经济价值无法正确评估,无法对土地资源进行核算。

三、国有农业用地管理问题的影响

国有农业企业(主要是农垦企业)使用的土地,主要是国家以行政划拨的方式予以配置,国有农业企业无偿、无限期的使用,使国家作为土地资产的所有者的权益难以实现。就财产性质而言,由于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属于企业自己的财产或国家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国有农业企业作为土地使用权人无法处分和独立支配土地资产,国家和农业企业在有关土地上的权利、利益和责任很不明确,形成事实上的土地产权关系不清,这也是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不适应的。

土地资源资产是国有农业企业最大的资产,国有农地被周边乡村集体、农民个人以及其他单位挤占问题日益突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规,依法确认国有农业企业土地使用权,并在土地登记发证的基础上制定土地资源性资产的核算办法。因此,只有对国有农业企业农地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全过程做出会计规范,将其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并注重土地资源的数量管理而不注重其价值管理,才能扼制国有农业企业资产流失。因此,必须将国有农业企业的农用地上升到资源性资产的高度,对其进行价值量的核算。运用会计的手段对其进行管理,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性资产管理和核算模式,只有建立新型的适应21世纪农业经济发展需求的资源价值观,使土地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才能达到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的目的。

四、政策建议

(一)将国有农业用地认定为资源性资产

关于国有农业企业资源性资产的定义,目前尚没有比较权威的说法。《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此,国有农业企业对土地实际控制,体现在依法确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据以获取经济利益。国有农业企业用地完全满足土地资源性资产的条件,可以将其确认为土地资源性资产。

(二)国有农业用地资产的计量方式

对于资源性资产的计量,会计理论界有很大部分人主张从资源性资产的特点出发,结合我国国情,遵循相关法规,对其进行计量。如对于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根据我国土地管理的法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交易,土地使用权存在市场价格。基于资源性资产的理论,土地资源性资产入账后将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资产列示,因此在确定土地资源资产入账价格时,就应考虑到国家征用时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注销。

显然,土地资源资产的初始计量不可能按照土地中介服务机构对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入账,也不能采用上述理论界对资源资产评估或计量的结果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但是,农业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被征用时,可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得到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将其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既具有可实用性、可操作性,又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此外,初始计量不包括土地开发成本,主要是考虑历史上国有农业企业的土地开发费用已作为基建支出予以核销,新开发土地发生的费用可在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所得到的转让收益,或土地被征用得到的补偿收入中列支。

(三)国有农业用地资产管理

1.土地资源性资产的后续支出。与资源性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应将予以资本化,增加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此外的任何后续支出都应该费用化,在发生的当期确认为费用。土地资源通常具有无限的使用期,,可不计提折旧,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资源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

2. 土地资源性资产的处置。土地资源性资产报废、毁损,或由于国家建设需要被征用时,应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注销,并将处置收入,包括企业获取的征地补偿费等补偿收入(在补偿成为应收款项的期间)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作为损失获利的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将与划出土地资源资产对应的土地资源资本转入其他资本公积。后续支出已资本化的农用地在被征用时,其资本化价值应体现在据以计算该幅农用地征用补偿费平均年产值的相应增加值上。

3. 土地资源性资产的会计科目及账务处理必须适应土地资源资产的特殊性,揭示土地资源资产与土地资源资本清晰的对应关系。为此,拟增设“资源性资产”、“资源性资产折旧”、“资源性资本”三个一级科目,分别核算各类资源性资产的原价、折旧和土地资源资产的资本来源。在“资源性资产”科目下设置“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等三个二级科目,分别核算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的原价。在“资源性资本”科目下设置“土地资源资本”二级科目,专项核算土地资源资产入账价值形成的国家权益,以明晰土地资源资产的国有产权。

参考文献:

[1] 方启玲.农用地计量入账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业会计, 2006(1).

[2] 贺旭玲,王德春.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会计, 2004(5).

[3] 刘治钦,杨秋林.农用地核算相关问题的探讨[J].中国农业会计, 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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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税小华.农业生物资产价值核算办法探讨[J].中国农业会计, 2003(10).

(责任编辑:关立新)

作者：陈凤霞

农业企业资源性管理论文 篇3：

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协同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协同关系视角，以上市农业企业样本数据，应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子系统有序度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显著相关，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差异。

关键词：成长能力 成长绩效 协同度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企业的内部环境与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正从以往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向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转变，企业的寿命越来越短，使如何实现企业持续成长的问题更加突出，且亟待解决。农业企业作为联结价值链上农户或农村协作组织、市场、技术研发与服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主要载体，是具有协同特性的自然、社会与人工一体化的复杂系统。应用协同学理论，研究农业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子系统有序度及子系统间协同度的相关关系，对于进一步认识企业成长规律这一“黑箱性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企业成长能力要素与企业成长的关系。Contractor F.J.等（2002）指出企业的绩效和成长不仅依赖于企业内部资源状况和管理水平，同时还依赖于外部联盟伙伴企业的资源状态、行为以及相互之间的协作沟通情况。Zaheer A.等（2005）；Arthurs J.D.等（2006）认为企业成长不仅需要积累和开发组织内部的专用性资源和能力，同时也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互补的外部资源，企业内部能力及其可获取的外部资源形成的战略性协同可能产生积极效应。Tseng C.H.等（2007）通过对美国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得出企业知识资源管理能力对于企业国际性成长具有更快、更持续影响的结论。Tencati A.等（2009）指出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来源于他们对环境、社会、文化的适应能力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同能力。

（二）国内文献 范正认（2000）尝试性地应用协同学的自组织理论探讨了企业核心能力的演化规律，并研究了企业内部各基本能力子系统是如何通过协同作用促成核心能力的形成、演化与发展，进而带动整个企业系统的演化与成长。董宇鸿（2008）认为研究企业持续成长的机理，必须重视能力要素协同作用培育及其交互作用，形成企业持续发展能力，以推动企业的持续成长。然而，从微观企业视角，对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子系统有序度和系统间协同度的测度还不多见，尤其是对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各子系统有序度、子系统间协同度进行关联分析的文献依然较少。因此，本文选取了两家成长绩效波动上升趋势较好的上市农业企业，应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筛选得到对各子系统有序发展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一步探讨了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各子系统有序度及系统协同度的相关关系，以期为企业提升成长绩效提供经营决策的指导。

二、研究设计

（一）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协同度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分析其有序度和协同度的前提和基础。（1）企业成长能力指标体系。董宇鸿（2008）指出企业可持续发展受到企业能力结构和外部环境随机因素的制约，而企业持续成长的基本能力构成包括产业选择能力、资源控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制度激励能力以及市场开拓能力五个方面。马璐等（2005）认为企业能力是企业是否具有成长性的根本体现，是企业获得持续生命力的基础，具体包括管理与整合能力、战略制定与实施能力、学习能力、财务管理能力、资本运营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和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七个方面。本文综合上述学者观点，并结合农业企业成长具体特点，认为企业持续健康成长的基本能力结构包括资源管理能力、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以及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四个方面。资源是企业发展能力的核心，资源整合问题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内部知识积累、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内源动力，市场营销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内在要求，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必要保障。基于此，将企业成长能力分为四个子系统即资源管理能力S1、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S2、市场营销能力S3、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S4。同时考虑到数据的便于收集整理，对四个子系统设置26个序参量指标，分别为资源利用程度S11、内部公司治理S12、员工素质S13、人力资源利用率S14、培训普及率S15；现有知识传播及新知识创造S21、新知识运用S22、R&D资金投入强度S23、R·D人员投入强度S24、R&D核心人员素质S25、新产品的销售率S26、企业技术积累能力S27、技术工人比例S28、技术工人素质S29；营销费用率S31、销售人员水平S32、广告支出强度S33、品牌经营能力S34、信息收集分析和利用程度S35、客户关系管理能力S36；政府扶持力度S41、行业地位S42、资本周转率S43、负债权益比S44、资产负债率S45、现金流动负债比率S46。

（2）企业成长绩效指标。对于企业成长绩效的评价，国内外学者做出了很多研究。慕静等（2005）为了探讨企业快速成长因素及抗风险的能力，挖掘成长绩效好的企业，在综合分析了我国百强企业及其成长绩效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包含成长速度、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三项指标内容的企业成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刘曜等（2011）在总结国内外企业成长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根据设计类型、对比方式和具体指标的不同，对收入、就业机会、托宾q、资产和利润等指标在企业成长测度方面的运用进行了研究。程新生等（2012）从盈利能力、市场潜力、经营效率三个维度测度了云南白药企业的成长性。Ardishvili A.等（1998）指出资产、就业机会、市场份额、利润和销售额等是测度企业成长的最为常见的一些指标。为了更全面客观地反映企业成长绩效，根据中外学者关于企业成长绩效评价的论述，将企业成长绩效分为三个子系统即运营能力T1，盈利能力T2，市场潜力T3。同时考虑到数据的便于收集整理，对三个子系统设置11个序参量指标，分别为主营业务收入T11、单位员工占用资产T12、净利润T13、毛利率T14、主营业务利润率T15；资本收益率T21、总资产收益率T22、净资产收益率T23、实收资本收益率T24；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T31、总资产增长率T32。

为了方便数据的收集整理，资源利用程度S11、内部公司治理S12、现有知识传播及新知识创造S21、新知识运用S22、企业技术积累能力S27、技术工人素质S29、销售人员水平S32、品牌经营能力S34、信息收集分析和利用程度S35、政府扶持力度S41、行业地位S42等序参量分别用总资产周转率、前三位大股东持股比例、员工内部培训与外部学习费用、新产品开发以及技术革新改造引进费用、已获专利数及新开发改进产品总数、从事生产工作平均年限、从事销售工作平均年限、商标专利权、信息系统软件本期摊销、政府年度补贴总额、国内市场占有率加以衡量。员工素质S13、人力资源利用率S14、培训普及率S15、R&D人员投入强度S24、技术工人比例S28分别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利润总额、每年接受培训人数、R&D人员数、技术人员数除以员工总数计算得到。R&D资金投入强度S23、新产品的销售率S26、营销费用率S31、广告支出强度S33分别用R&D投入、新产品销售收入、销售费用、广告宣传费用除以销售收入计算得到。R&D核心人员素质S25、客户关系管理能力S36分别用工程师人数除以企业R&D人员数、前五名销售客户销售额除以销售总额计算得到。以上数据均可由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直接或间接计算获得，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客观准确。

对定义3的几点说明：（1）由公式（3）可知，C∈[-1，1]，其值越大，系统协同发展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2）定义3综合考虑了m个子系统的情况，如果部分子系统的有序度提高幅度较大，另一些子系统的有序度提高幅度较小或下降，则整个系统不能处于较好的协同状态或者根本不协调，体现为C∈[-1，0]；（3）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各子系统间协同度分别表示为C1、C2。

（三）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上市公司企业制度相对比较成熟，将样本取自我国沪深股市公开上市公司。取样过程中，为了增加各公司成长绩效的可比性，排除了存在显著外在因素影响的公司，如国有垄断、占据独特资源的公司等。同时，遵循一般做法，剔除了ST和PT类上市公司。此外所选公司至少需要拥有连续六年的原始数据。由于同行业内大型与中小型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各系统产生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也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比分析有助于探究同行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协同关系的共性规律。基于此，从61家主板、10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农业企业中，分别选取安琪酵母、登海种业两家企业进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两家企业2003年至2010年间面板数据均来自于同花顺炒股软件以及各交易所正式公布的公司年报数据。鉴于原始数据较多，在此从略。两家样本企业成长绩效序参量指标值波动上升趋势明显，表明样本企业选取较为合理，符合实证分析要求。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序参量分析 运用EXCEL编程得到表（1）和表（2）。可以发现：对于安琪酵母来说，资源利用程度自2005年以来始终对企业资源管理能力子系统的贡献较大，是该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技术工人比例、R&D核心人员素质对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同理，市场营销能力、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分别为营销费用率和品牌经营能力、资本周转率。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市场潜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分别为单位员工占用资产、资本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对于登海种业来说，对企业资源管理能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为内部公司治理和培训普及率。同理，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分别为R&D资金投入强度和现有知识传播及新知识创造、品牌经营能力和客户关系管理能力、行业地位和负债权益比。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市场潜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分别为毛利率、总资产收益率和实收资本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

（二）协同度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安琪酵母企业成长能力子系统有序度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自2005年以来，伴随着企业营销力度的加大，品牌经营能力的增强，市场营销能力子系统有序度呈现较大幅度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2010年呈现小幅度波动。市场营销能力的增强为企业带来更为可观的营业收入，总资产周转率得以提高，加之资源利用程度对资源管理能力子系统起着主要伺服作用，进而使得该子系统有序度在2006年至2010年间呈现逐年大幅度上升趋势。2005年至2010年间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子系统有序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05年至2007年间，企业加快了技术工人引进速度，加强了培训力度，确保了有序度较平稳上升，2008年至2010年间，由于技术工人比例、R&D核心人员素质协调配合对该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使得其有序度先增后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2005年至2010年间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子系统有序度变化不大，比其它成长能力子系统有序度同期偏低。原因在于资本周转率对该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企业为了经营安全，兼顾投资人与债权人利益，既要保证资本周转率不至于过低而影响资本运用效率，又要确保企业不至于过渡举债经营而面临偿债风险。对于登海种业来说，2006年至2010年间资源管理能力子系统有序度提升较快、较平稳，主要归因于大股东严守行为规范，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与经营活动，使得内部公司治理水平得以明显改善，并且公司注重多种形式的员工和经销商培训，培训普及率更为广泛。2005年至2007年间，企业R&D投入强度不断提高，2008年甚至达到营业收入的5.2%，使得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子系统有序度得到平稳提升，2008年至2010年间该子系统有序度出现小幅度走低趋势，表明员工内部培训及外部学习费用仍有提升空间。2005年至2010年间市场营销能力子系统有序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明企业的品牌经营与客户关系管理能力得到阶段式提升；在此期间，该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负债权益比的稳步提升使得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子系统有序度上升趋势较为平稳。

对于安琪酵母来说，2006年至2010年间成长绩效各子系统整体处于协同发展状态（C2值为正），协同度C2稳步上升，协同关系趋于稳定。并且它与成长能力子系统间协同度C1发展态势高度一致，经相关性分析得到，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值为0.921和概率P值为0.026，通过了α=0.05水平上的双侧检验，因此可知两者之间具有强正线性相关关系。对于登海种业来说，2006年至2007年间成长绩效各子系统协同发展状态欠佳（C2值为负），2008年至2010年间协同度C2稳步上升，协同发展状态趋于好转。该企业成长绩效子系统间协同度C2与成长能力子系统间协同度C1发展态势也高度一致，经相关性分析得到，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值为0.964和概率P值为0.008，通过了α=0.01水平上的双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两者之间也具有强正线性相关关系。

（三）灰色关联度分析 由于企业成长能力对成长绩效各子系统有序度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关系，使得传统的数理统计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局限性。灰色关联分析法是一种按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它具有样本量要求低，不需典型分布规律，计算量小，实用性高等优点。应用该方法，对两家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子系统有序度间的关联度进行比较。分别以2005年至2010年间两家企业的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市场潜力子系统有序度为参考数列Z={Z（k）|k=0，1，…，5}，以资源管理能力、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子系统有序度为比较数列Yi={Yi（k）|k=0，1，…，5}，i=1，2，3，4，计算得出四个成长能力子系统有序度与成长绩效各子系统有序度间的关联度，如表（4）所示。由表可知，对于安琪酵母来说，运营能力T1、盈利能力T2、市场潜力T3子系统有序度分别与资源管理能力S1、市场营销能力S3、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S2子系统有序度有较大相关性。对于登海种业来说，运营能力T1和市场潜力T3、盈利能力T2子系统有序度分别与资源管理能力S1、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S4子系统有序度有较大相关性。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及启示：（1）对企业成长能力和成长绩效各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是因企业不同而存在差异的。对于安琪酵母而言，资源利用程度、技术工人比例与R&D核心人员素质、营销费用率与品牌经营能力、资本周转率等序参量分别对资源管理能力、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对其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市场潜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分别为单位员工占用资产、资本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对于登海种业而言，内部公司治理与培训普及率、R&D资金投入强度与现有知识传播及新知识创造、品牌经营能力与客户关系管理能力、行业地位与负债权益比等序参量分别对资源管理能力、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对其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市场潜力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分别为毛利率、总资产收益率和实收资本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因此，对于同行业不同企业来说，找出对其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子系统有序发展起主要伺服作用的序参量，有针对性的提升各种能力，更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能力与成长绩效的持续、健康发展。（2）企业成长能力子系统间协同度C1与成长绩效子系统间协同度C2具有强正线性相关关系。企业为取得较好的成长绩效，必然要保障成长能力子系统间的有效协同。成长能力四个子系统按照一定的方式相互作用、协调配合、同步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会产生一种推动企业成长的作用力，它以企业成长能力子系统间协同度为度量，当企业成长能力子系统有序度均达到较高状态时，它就会产生并对企业成长绩效后续发展起着伺服作用，进而保障企业成长绩效较好较快发展。（3）同行业不同企业成长能力子系统有序度与成长绩效子系统有序度的相关性是有差异的。对于安琪酵母来说，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市场潜力子系统有序度分别与资源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知识管理与研发创新能力子系统有序度有较大相关性。对于登海种业来说，运营能力和市场潜力、盈利能力子系统有序度分别与资源管理能力、环境适应与风险控制能力子系统有序度有较大相关性。然而，企业成长能力和成长绩效子系统有序度受主要伺服作用序参量的影响较大，因此，不同企业应该以其成长绩效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序参量的变动趋势为关键依据，重点保障企业成长能力各子系统起主要伺服作用序参量的有序，才能提高企业的成长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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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虹 云）

作者：王维 张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