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摘要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毁誉相参的人物。一方面,他历仕仁、英、神、哲四朝,被公认为是忠君爱民的典范;另一方面,他又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晚年入相后全面废除新法而受到后世的訾议。而他在华夷观上主张华夷两安、和平共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为投降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客观分析、综合评价。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荀悦政治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荀悦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篇1：

魏晋放达之风兴起原因浅探

[摘要]魏晋时期，在士人群体中兴起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放达之风。这股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诸多原因，文化背景的转变、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动荡及由此引起的人的心态的改变，皆是导致这种放达之风形成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魏晋；放达之风；儒学；玄学

在魏晋这个别具特色的历史阶段，有一批颇具名士风度的士人，他们用精彩纷呈的行为方式充分展现了其个性魅力和开放的思想。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排斥礼教，放荡不羁，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放达之风，而这股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魏晋名士放达之风的形成原因作一粗浅探讨。

一、文化背景的转变

曹魏初期，儒学倡导的名教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压制，另一方面因其自身的日益堕落，很大程度上有所衰退。老庄哲学开始复活，而后，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为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

曹操身处乱世，对儒学伦理名教全不重视。他认为，德行学问在政治的运用上并无用处，正所谓“儒家可与守成，难于进取”。曹操所需要的人才是那些可以进取的英雄好汉，这一点在他的几次求贤令中表现得极为清楚。

他在《求贤令》里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王，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①可见曹操的求才标准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至于其德行、廉耻都是无关紧要的。

他在《求逸才令》中将这层意思说得更加透彻：“昔伊挚，傅说，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②他指出，古代成就霸业的国君都用的是一些罪人贱士，故他决定只依据各人本领而挑选人才，不必问污辱之名、见笑之耻，也不必问不仁不孝、寡廉鲜耻。

曹操对儒家的不屑一顾带给儒学的打击自然是非常沉重的，但自汉以来，儒学自身也日益走向堕落、步入困境。自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之后，儒家学说就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但这里提出的是“术”，已不是孔子所创儒学的本来面目了。董仲舒可谓一位兼采儒、法、道、阴阳诸家学说的“杂家”， 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虽然也讲一些《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更多是宣扬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以及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迷信之说，这种经董仲舒改造的所谓儒学，实质上与孔孟之学相去甚远，是服务于汉家统治的儒学。

后来，这套学说又加以谶纬符命的怪论，于是，迷信与鬼气的成分更加重了。这套儒教加迷信的神鬼哲学，已被思想前进的青年所反对。汉朝末年，在仲长统、荀悦、崔寔、徐幹的著作里所表现的思想大都离开迷信的空气，趋于现实的人生理论。到了魏晋那个大变动的时代，士人们思想解放和自由的倾向就更加强烈了。

此时，儒家在经学研究上也缺乏创造性，学者将全部精力用于经书的训诂与注释。到了魏晋，儒学已呈现出极度衰微的状态，“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学尤甚”。③

由于儒学的衰落，士人们脱离了精神枷锁，不再受独尊儒术的羁绊，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及学术自由的空气。老庄哲学被视为新形势下的精神依托，开始复活。老庄哲学之所以受人青睐，与它本身的原因也是分不开的。首先，老庄哲学的中心概念是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终极则为无。这种以道为宇宙本源之说，冲破了殷周以来人格精神天之至上的权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因而赢得了世人的重视。其次，老庄哲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清静无为，强调一切都顺其自然，否定儒家提倡的仁、义、礼、忠、信等伦常道德。再次，老庄哲学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对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抱鄙视态度，希望通过消极隐退和逍遥自在的行为，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宁静。从这几条原因可看出儒家的纲常名教已为魏晋士人所鄙弃，他们转向追求自然，即要求个性解放和适意自在。于是，老庄思想开始大为风行，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趋向于浪漫主义的放达风格。

随着儒学的堕落和道家的风靡，一些士人逐渐将老庄的道家学说改造为玄学，形成一套儒道交融的玄学体系。玄学为当时的思想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一部分士大夫蔑视礼法和追求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儒学家们用“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去解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王弼以其“体用不二”的观点将二者合一，认为名教出于自然。阮籍力图调合折衷二者，认为二者可以没有矛盾，即他说的“达于自然之风，通于治化之体”。郭象则从其“独化”理论体系出发，主张名教即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看成是一体的两个方面。虽然各人说法不一，但都在证明“贵自然”，即让生活态度符合自然原则，也就是符合人性。

在这种环境下，魏晋名士思想空前解放，他们几乎都是理想主义者，向往老子的“小国寡民”④社会，庄子的“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的“至德之世”。⑤阮籍大肆赞扬“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⑥魏晋名士在欣赏、向往无为而治乐土的同时，又感到理想难以实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把内心的追求外化为怪诞的风神。

二、社会政治的大动荡

司马氏政权“以名教治天下”有极大的虚伪性，激起士人对所谓名教的不屑，进而激变为对名教的蔑视和反抗，放达的行为正是其表达反抗意识的一条重要途径。

东汉以来，地主阶级内部存在两大派别。其中的门阀士族地主集团，一向有崇尚礼法名教的传统，西晋的司马氏政权是这一派的代表。自司马氏集团倾覆魏室后，寒族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即宣告结束，于是，社会“尽复东汉士大夫阶级统治全盛之局”。⑦可见，西晋王朝在政治上所继承的不是曹魏寒族“尚法术慕通达”的习尚，而是东汉“以名教治天下”的流风。

西晋统治者以名教治天下，礼法之士，重尚名德，“综核名实”遂完全服务于名教之治。其用不仅在隆教化、行清议，在政治斗争中，亦充作党同伐异的一大利器。何曾在司马昭座下当面指责阮籍放诞无礼一事：“时步兵少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钦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⑧阮籍不遵名教，何曾欲以此置之于罪。

司马氏的名教治天下有极大的虚伪性，司马氏当魏室之衰乘机窃取政权，实无任何君父大节可言，立朝之后的崇儒重教多为假意矫饰之举。“贾充与朝士宴饮，河南尹庾纯醉，与充争言。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纯曰：‘高贵乡公何在？’”⑨贾充不忠于魏，主谋弑逆，侼礼违教，无以复加，却偏以“不孝”之罪责之于人。史书此载，颇具讽刺意味，亦使人不难看出西晋君臣提倡“名教”的真正内涵。

以晋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表面标榜名教，但骨子里名怀私欲，人务奔竞，荣利是求。武帝司马炎自诩“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⑩但实际为人偏狭忌刻，全无孝友，以至时人当面讽刺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11权贵贾充、何曾、荀勖、王浑等人，均外修仁礼而内行荒僻，家有秽德。甚至一些比较正直的大臣亦不免眩于虚名。如杜预，即“好为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12三国时，王昶做戒子书说：“人若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惑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13西晋统治集团有名无实、虚伪不真的政风，正是所谓背本逐末、陷于浮华。因此，在西晋朝廷中，如董昭所说的那种“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赏爵”14的情况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那些魏晋名士们自然不屑于已经被司马氏践踏了的所谓名教，然而，名士毕竟只是没有武力的文弱书生，他们对司马氏政权的反抗只能通过间接、柔婉而又绝对固执的方式表达出来。身处魏晋乱世，目睹统治阶级的互相仇杀，曹魏代汉，刘氏宗室遭殃；司马氏篡魏，曹姓皇族被诛；刘裕夺晋，司马氏宗亲覆灭。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有理想追求的名士们自然不愿意自己也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或名利场上的屈死鬼，他们认识到“以生为贵”，人生短短几十年，要逍遥自由地去生活。

饮酒为避祸，服药为得福。阮籍母死不归，于重丧之中食肉喝酒；为拒绝与司马氏结亲，竟然连醉六十日；又“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治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5可见，饮酒首先是为避政治风险，其次才是个人嗜好问题，饮酒成风与西晋的政治迫害不无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魏晋名士们在自由放达的背后，也有一种深刻的无奈和凄惶。

总之，魏晋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文化背景的转变、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动荡及由此引起的人的心态的改变，是导致这种放达之风形成的主要原因。

[注 释]

①②《魏武帝集》。

③《全三国·魏略·儒宗传略》。

④《老子》第81章。

⑤《庄子·马蹄篇》。

⑥《阮籍集·大人先生传》。

⑦《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

⑧《晋书》卷33《何曾传》。

⑨《通鉴》卷79“武帝秦始八年”。

⑩《晉书》卷3《武帝纪》。

11《世说新语·方正》。

12《晋书》卷34《杜预传》。

13《三国志》卷27《王昶传》。

14《三国志》卷14《董昭传》。

15《晋书·阮籍传》。

作者：赵凤英

荀悦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篇2：

浅谈司马光的“华夷之辨”思想

摘要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毁誉相参的人物。一方面,他历仕仁、英、神、哲四朝,被公认为是忠君爱民的典范;另一方面,他又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晚年入相后全面废除新法而受到后世的訾议。而他在华夷观上主张华夷两安、和平共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为投降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客观分析、综合评价。但对其华夷观念,却一直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析。

关键词:司马光华夷观《资治通鉴》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华夷观上主张华夷两安、和平共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为投降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其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客观分析、综合评价。但对其华夷思想,却一直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析。本文试图从《资治通鉴》及部分其他作品入手,寻究司马光华夷思想的根源及其内在理路,以期有助于对司马光华夷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中国为本,四夷为末的尊卑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礼是圣人依据天地间不变的法则而设制创立的,所谓“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礼一经形成,就涵盖了社会组织体系的所有层次和要素,规范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导人们的行为不致发生偏失。礼的实质在于实现事物间的中和,使上下关系和谐有序。可以说,在司马光的治国理念中,礼是社会组织体系的灵魂,是治国的核心思想。他在《通鉴》的开篇就说: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同样,在华夷观念中,司马光也渗透着这样的儒家思想。司马光对“匈奴朝贺之礼”的评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立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表示要前来朝贡,皇帝与群臣就“匈奴朝贺之礼”的问题展开讨论。丞相、御史都说,按照先圣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朝贺的礼仪,应该比照诸侯王,位次在诸侯王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却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宣帝最终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通鉴》就此事引述了荀悦的一段议论,说:

“《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这虽然也承认按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要天下一统,但同时认为,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传不过去,中国的礼义教化加不到他们身上。他批评萧望之待以“不臣之礼”的主张违背了“礼”的原则。这一段议论既坚持了“尊华夏而卑夷狄”的儒家立场,又体现了尊重历史实际的灵活性,司马光引用这一段,说明他是对这一观点比较欣赏和赞同的。

二靡间华夷,视之如一的睦邻思想

北宋王朝建立后,进行了20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真宗即位后,又相继与夏、辽缔结和约。这样,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夏各方都进入了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司马光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贯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强调“靡间华夷,视之如一”,主张采取睦邻友好的方针,通过议和解决边境争端,反对轻启边衅。司马光一生曾多次阐述他的这一思想。

司马光肯定了夷狄民族与华夏民族一样也是人,一样拥有生存权。虽然他认为夷狄是不讲仁义的,不能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要求他们。但他又认为夷狄又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可被任意踐踏、又野蛮无礼的草木禽兽,与华夏之人全然不同。他说:“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基于此,司马光对历代封建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夷狄人民的残暴行为深感不满。他说:“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

基于民本思想,基于华夷如一的思想,司马光在《通鉴》里对于中华民族分裂时期“夷狄”所建立的国家,不呼其为“夷狄”,不冠予“僭伪”等字样,而是将其与汉人政权同等对待。不仅如此,司马光在《通鉴》里还多次肯定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为“魏之贤君”,热情赞颂地说:

“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好贤乐善,情如饥渴,所与游接,常寄布素之意。……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

由此可知,司马光是高度评价了孝文用夏变夷的历史功绩的。

司马光以史为镜,审时度势,从当时宋与契丹、西夏等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华夷两安的思想,无论是从历史的兴亡盛衰来看,还是从宋朝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都是明智而正确的。从我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7-14世纪是我国又一个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的历史阶段。而宋王朝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的分裂时期,准确地说,是分裂时期的后半期,即局部统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经历了250余年的战乱后,人民要和平,经济要恢复、要发展。从这个大道理出发,来评判司马光维护和平、华夷两安的政治主张,可以看出,它是符合宋朝的国家利益的,也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因而是正确的。

三仁义结抚,交邻以信的诚信思想

交邻以信,是司马光华夷观的基本原则之一。北宋建立后,通过20多年的统一战争,完成了初步统一,使汉族的宋政权及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获得了一个修养生息的机会,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得时期。为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司马光希望当政者能诚信相待周边民族。

司马光在《通鉴》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如其对“傅介子诱杀楼兰王”事件的评价就是明显一例。西汉昭帝时,楼兰王去世,其子安归(前为匈奴人质)继位。傅介子建议霍光杀掉安归,另立国君,亲自率一队由军人扮成的使者前往楼兰,谎称皇帝有珠宝赏赐给楼兰君主,要求见国王。在欢迎宴上,两名汉使者从背后偷袭,杀死安归,立另一王子尉屠耆为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对此历史事件,司马光评论说:

“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

又如司马光对“唐太宗绝薛延陀之婚”事件的评价。唐太宗原本要与薛延陀和亲,后形势发生变化,借故取消婚约。褚遂良等朝臣纷纷反对,认为朝廷既然答应通婚,又接受了聘礼,就不应该失信,招致不必要的边患。但唐太宗却说:

“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饵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司马光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评论道:

“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司马光认为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重利而輕信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即便这样做能灭掉薛延陀,也是很不光彩的。

再如对“唐玄宗不能以威信服四夷”事件的评价。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勃海王武艺派其同母弟门艺率军进攻黑水。门艺劝武艺不要进攻,以免与唐朝结仇。武艺另派堂兄壹夏代之,并召回门艺,准备处死。门艺投奔唐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武艺上表请玄宗杀了门艺。唐玄宗秘密藏匿门艺,并欺骗武艺。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在这几个事件的评论中,司马光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信”的重要性,谴责那种不讲信义,用欺骗诱杀等手段对待“夷狄”的做法。可见,在他的华夷思想中,信的原则是远远高于利的原则的。

应该说,司马光的诚信观是双面的,在他的思想中,“威信”被认为是和“恩信”同等重要的原则。他强调恩威并重,认为威信与恩信并不矛盾,当夷狄顺服时,要怀之以德,结之以恩,当夷狄叛乱时,则要震之以威,坚决讨伐。威是军事手段,恩是政治手段,只有恩威并施、赏罚并用,才能有效地维护华夷之间的尊卑之礼。在司马光恩威两策中,以“威策”最为特殊,其震慑力不在于大军出塞、征战杀伐,而是军事防御与经济封锁相互配合,达到震慑效果,从而迫使其臣服。“恩威并重”体现了战和并重、以和为贵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多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一种以治国思想对待民族关系的思路就越发显示出其合理性的一面。在这种“御之以道”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之下,他的华夷思想表现出了鲜明的和平主义倾向。

四结语

总的说来,司马光的华夷观,基本上仍属传统以华夏民族政权及文化为中心的华夷观,是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结合北宋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既是儒家德政思想在华夷问题上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华夏农耕民族以和为贵、重防御而轻进攻的战略文化特点,可以说代表了传统华夷观的主流。

当然,司马光对传统华夷观的继承,仍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不足和局限,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过于片面的看法,如在华夷关系上以信义当先,一味排斥从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很容易沦为迂腐的空论,而在边防问题上以和为贵,先修内政而后谋边事的思想又很容易将怀柔之术蜕变为没有原则的委曲求全。

参考文献:

[1]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魏鸿:《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边防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 何忠礼、周方高:《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福建论坛》, 2005年第4期。

[4] 陈力、陈先蕾:《论中国边疆思想之“华夷之辨”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6]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91),后周纪二·太祖显德元年四月24条,中华书局,1956年。

[7]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1条,中华书局,1956年。

[8]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7),汉纪十九·宣帝甘露二年十二月8条,中华书局,1956年。

[9]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3),汉纪十五· 昭帝元凤四年七月5条,中华书局,1956年。

[10]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8条,中华书局,1956年。

[11]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四年十二月17条,中华书局,1956年。

作者简介:

刘加志,男,1972—,山东日照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工作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赵玉祥,男,1964—,山东日照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书法文化,工作单位: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刘加志　赵玉祥

荀悦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篇3：

《新五代史》编纂思想考论

摘要：作为一部以私修身份巍然入列正史的著作，《新五代史》既是欧阳修本人在史学上的代表作，也是北宋中叶的政治危机、社会矛盾和学术思潮等在史学领域的鲜明映照，堪称学者个人学术旨趣与时代变动的有机结合。其编纂思想的核心旨趣在于借助“存其大要”和“不没其实”的史料采撰原则，尝试对五代历史治乱兴衰之故作出可永为世鉴的规律性探讨。这既是其明显区别于《旧五代史》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北宋前期史学由草创而臻于精审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欧阳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编纂思想；理学

编纂思想是历史编纂学不断实现突破，与时代保持紧密互动的关键环节，对于不同时期的史学名著而言，这一特点尤为显著。关于《新五代史》一书，一方面，应从其成书背景和撰者学术思想特点人手，平心体察其撰著旨趣；另一方面，要客观总结其编纂缺失。具體来说，一是要历史地看待《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问题，尤其是在五代实录尚保存完整的北宋中叶，从文献层面补充旧史之阙并非时代之亟，更为迫切的是对历史盛衰问题的反思和总结，述往训今。二是应注意到《新五代史》虽失之简略，但剪裁更趋精审，史法更趋谨严，不少篇章确有“文省事备”之效。

一、时代之亟与史家之忧：重修五代史之缘起

《新五代史》约始纂于仁宗景祜二年（1035），成书于皇祜五年（1053），所处时代正值北宋内忧外患、积弊凸显、危机四溢之时，“三冗”问题愈加严重，夷狄之患日趋严峻，各地民变蜂起，“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面对“中外骚然”的局面，欧阳修满怀忧虑地指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力谏仁宗“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这段上于庆历二年（1042）的奏疏，既是历史时势的重要缩影，也是欧阳修忧患意识的集中流露。而此时恰为欧阳修着力编纂《新五代史》的关键时期，也是宋代官方重修唐史大幕拉开之际，史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密互动，于此尽显无遗。如果说，“庆历新政”的筹措反映了官方士大夫群体从动的层面（实践层面）对时代之亟的回应，那么，重修唐史和五代史则代表了有识史家从静的层面（思想层面）对现实危局的忧思。

从学风和思想层面而言，时代之亟和现实危局推动了学术思想领域的活跃，以“疑传惑经”、复兴儒学为特点的理学的兴起，成为时代主潮，而欧阳修则顺势应时地扮演了“前驱先路”的重要角色。对此，朱熹论日：“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此论既道出了汉学与宋学治学路数的不同，更指出了理学自酝酿以致衍生、渐进发展的内在趋势。以欧阳修、刘敞、孙复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上承韩、柳，下启周、程，“以经为正而不汩于章读笺诂”，“于经术，治其大旨，不为章句”，不再囿于汉代以降的传注之学，更加强调对经义本身的解读和思考。他们在思想上高扬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以接续孔、孟道统自任；在治经方面，则极为推重《春秋》学。如孙复撰有《春秋尊王发微》，“匡时论政，多断于己意”；尹洙因“长于《春秋》，善议论，参质古今，开判凝滞”而为欧阳修引为同调，同修《新五代史》。欧阳修贬谪夷陵，构撰《新五代史》之初，曾别撰《春秋三论》，集中阐发孔子“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的思想，既师法其“别嫌明微”的经书大义，又肯定其“慎重而取信”，“阙其所不知，所以传信”的治史态度。而与经学领域“《春秋》学”独盛相映照的，则是史学领域“褒贬书法”的流行，不仅《新唐书》《新五代史》等正史编纂甚重其法，私人撰史亦多偏爱编年体，如王轸的《五朝春秋》、赵瞻的《唐春秋》、王沿的《唐志》、石介的《唐鉴》、梅尧臣的《唐载纪》、孙甫的《唐史记》，莫不效法《春秋》。

究其时代根源，盖因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长于梳理历史治乱兴衰之迹，有“拨乱反正”、稳固统治之效，故为当世所重。从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来看，汉代以降，晚出之纪传体逐渐大行于世，“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而早出之编年体则相较沉寂，诚如章学诚所言：“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自唐代以来，已陆续有史家为《春秋》正名：“夫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以志之，书法以劝之，立例以明之。……故夫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刘知线亦言辞激烈地批评魏晋以来史家“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称《史记》不过是“整齐故事”，“安得比于《春秋》哉”！这些论述，未必准确，但却不同程度地彰显出近世史家对纪传体长期以来“独大”局面之不满，以及对早期编年体古史长于“褒讳贬损”之特点的向往。在这一思想的熏染和鼓舞下，中唐以后一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的风气油然而生，及至北宋中叶，在现实危机的刺激之下，借助儒学复兴之机，终于蔚为大观，成为官、私修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新五代史》的撰述缘起，欧阳修于景祜四年（1037）致尹洙信中写道：“开正以来，始似无事，治旧史。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昨来细读，乃大好。师鲁素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一传大妙，修本所取法此传，为此外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亦删之，则尽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为纪传，今欲将《梁纪》并汉、周，修且试撰次，唐、晋师鲁为之，如前岁之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次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而为二，分手作传，不知如此于师鲁意如何？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申其心，少希后世之名。如修者幸与师鲁相依，若成此书，亦是荣事。”①欧阳修与尹洙相交于天圣九年（1031）同在洛阳为官之时，景祜元年（1034）又同任馆阁校勘，合撰《十国志》。后双双被贬，遂有以《十国志》为底本，重修五代史之议。从信中所言“如前岁之议”一句，可知早在景祐二年（1035），二人已有筹划，此番乃是具体商定体例、笔法与分工问题。至于其目的，欧阳修所言“聊欲因此粗申其心，少希后世之名”，颇值得玩味。此时正值欧阳修政治生涯的低落期，以其为代表的革新派饱受打压排挤，甚至一言一行，大为世人所诟，其内心之失落惆怅，可想而知，其不无自嘲地感慨道：“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沈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又有深相赏叹者，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在此情形之下，仿效孔子著《春秋》之旨，借修史以抒其志，“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顺势应时之举。

二、不没其实，文省事备

如上所言，欧阳修重修五代史旨在“存其大要”，“非干大体”者，“尽宜删削”。综观全书载录史事，皆有严格义例。如关于帝纪，“自即位以后，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关于兵事，“五代乱世，兵无虚日，不可悉书。故用兵无胜败，攻城无得失，皆不书”；关于命官，一般不书，“非常而有故则书”。不可否认，这一带有鲜明主观取舍倾向的史料采撰原则，势必会造成诸多客观事实的零落，这也是欧史在史料整体性上逊于薛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不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客观指出二者在史料价值上的得失与差异，固然重要，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两部史书价值高下的主要依据。一方面，传统史书尤其是史学名著并非以排比史料为主，而是往往有其明显的编纂旨趣与记述重心，而且越是在历史动荡或王朝危患之时，这一特点体现得愈加明显，史家述往思来、鉴往训今的思想也就愈加突出，欧史即是明证。在北宋政权衰势尽显、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下，不可能要求史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记载五代这段距离自己最近、最具鉴戒意义的纷乱动荡的历史，只能是有所侧重，载其大事、要事、亟事，这是时势使然。进一步讲，这种选择性的记述原则，堪称北宋中叶以后历史编纂学的一个整体特征，《资治通鉴》《续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继出之作，在记述历史方面都不是平均用力、平铺直叙的，而是各有其重心，在编纂旨趣上与《新五代史》呈前后相继、交相辉映之势。既然如此，就不能脱离其成书背景和撰述旨趣，简单地从史料价值层面加以评述，甚至求全责备，苛求古人。另一方面，今人普遍重视薛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其排纂实录的特点而借以保存了大量已然散佚的五代实录等原始文献，然而这些当代看似弥足珍贵的史料，在北宋中叶多属完璧，并非遥不可及、难以窥览。诚如清人所云：“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在。观《通鉴考异》，尚引梁太祖、唐庄宗《实录》，则欧公时尚在可知也。”综而言之，对于欧史在采撰上的得失，应历史地加以评析，对于其剪裁去取得法和补正旧史之处，以及在历史叙事上的成就，不能讳而不谈。

如关于后梁重臣敬翔，两书所载互有短长，可互为参照。其中，关于敬翔初因“与人为笺刺”见赏于朱温一事，薛史仅以“及见，应对称旨，即补右职，每令从军”数语略作交代；欧史则据陶岳《五代史补》详载君臣二人之对话：“翔见太祖，太祖问曰：‘闻子读《春秋》，《春秋》所记何等事？’翔曰：‘诸侯争战之事耳。’太祖日：‘其用兵之法可以为吾用乎？’翔曰：‘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太祖大喜，补以军职，非其所好，乃以为馆驿巡官。”以记言的方式集中烘托出太祖得人之喜。

此外，欧史还插叙了太祖称帝以前以臣子侍唐昭宗事：“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卫兵有能擒之者，乃佯为鞋结解，以顾太祖，太祖跪而结之，而左右无敢动者，太祖流汗浃背，由此稀复进见。昭宗迁洛阳，宴崇勋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内殿，将有所托。太祖益惧，辞以疾。昭宗日：‘卿不欲来，可使敬翔来。’太祖遽麾翔出，亦佯醉去。”此处所记虽事非关要，却不失精彩，以细节描写点出了朱温、敬翔二人由来已久之密切关系，而朱温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性格特点，更是跃然纸上。

至于敬翔纂修《大梁编遗录》一事，在欧阳修看来，似为“非干大体”的“细小之事”，故阙而不载，薛史则概述其事：“初，贞明中，史臣李琪、张衮、郄殷象、冯锡嘉奉诏修撰《太祖实录》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略。复诏翔补缉其阙，翔乃别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偕行”。

另如《李袭吉传》，薛史所记篇幅颇为冗长，其中言及晋王欲罢兵而与后梁通好事，不惜笔墨载录李袭吉奉晋王命所致梁太祖之书信全文，这种不加修饰的笔法，显然带有成书仓促而不免草创的特点，且书信内容本身并无显著史料价值，不过长于辞令而已。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未免显得拖沓冗赘。反观欧史，则径直削而不录，只摘其关键语句，点出李袭吉文章之妙，简约而不失巧妙。其言日：“袭吉博学，多知唐故事。迁节度副使，官至谏议大夫。晋王与梁有隙，交兵累年，后晋王数困，欲与梁通和，使袭吉为书谕梁，辞甚辨丽。梁太祖使人读之，至于‘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叹日：‘李公僻处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顾其从事敬翔日：‘善为我答之。’及翔所答，书辞不工，而袭吉之书，多传于世。袭吉为人恬淡，以文辞自娱，天祜三年卒。以卢汝弼代为副使。”此段行文，堪称欧史长于史料剪裁和历史叙事的一个缩影。以此来看，欧阳发赞其父所纂之书“文省而事备”，虽不免溢美之词，但并非全无根据。同样，王辟之批评薛史“史笔无法，拙于叙事”，虽不乏时代成见，却也并非无的放矢。

除剪裁有法外，因晚出之故，欧史所据史料更广，遍采《五代史补》《北梦琐言》《五代史阙文》《玉堂闲话》《洛阳缙绅旧闻记》《南唐近事》《江南别录》《江南野史》等宋人野史笔记，取其人事之记而去其谶纬、怪异之说，颇能补旧史之阙。对此，王鸣盛有言：“欧史喜采小说，薛史多本实录”，“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采小说未必皆非，依实录未必皆是”。诚为确论。

如关于梁太祖朱温之兄广王全昱，薛史记载甚略：“广王全昱，太祖长兄，受禅后封。乾化元年，还睢阳，命内臣拜饯都外。王出宿至于偃师，仍诏其子衡王友谅侍从以归。庶人篡位，授宋州节度使。贞明二年，卒”。仅以只言片语概述其生平。欧史则详述其酒后博戏诋斥太祖事：“太祖将受禅，有司备礼前殿，全昱视之，顾太祖日：‘朱三，尔作得否？’太祖宴居宫中，与诸王饮博，全昱酒酣，取骰子击盆而进之，呼太祖日：‘朱三，尔砀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于汝何负？而灭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将见汝赤其族矣，安用博为！’太祖不悦，罢会。全昱亦不乐在京师，常居砀山故里。”以细节之事盡显广王与太祖之矛盾冲突。从史料来源看，薛史由于专据《后梁实录》，故于此等兄弟之间嫌隙事，亦讳而不书。欧史则无所避忌，据王禹傅《五代史阙文》直书其事。王鸣盛赞其“采小说补人最妙”。

再如《张全义传》，薛史所载甚详，大书其治洛善政，极尽褒奖语，称其“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忘功名，尊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极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数者，人以为难。自庄宗至洛阳，趋向者皆由径以希恩宠，全义不改素履，尽诚而已”。甚至对于“凡百姓有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以及“尝怒河南县令罗贯，因凭刘后谮于庄宗，俾贯非罪而死，露尸于府门，冤枉之声，闻于远近”等事，但归之为“少长军中，立性朴滞”所致，讳之日“良玉之微瑕”。欧史虽将其列入“杂传”，贬抑之意甚显，但观其行文，似更近于直书其事，无论是梁亡之后，张全义向庄宗“泥首待罪”，“犹不自安，乃厚赂刘皇后以自托”，还是因泄私愤，冤杀监军，以及“听讼，以先诉者为直，民颇以为苦”，均直书无隐。尤其是关于治洛一事，后世学者颇存异议，王禹傅称其“托迹朱梁，斫丧唐室，惟勤劝课，其实敛民附贼，以固恩寵”，并历数其立场“翻覆”“剥下奉上”“御家无法”“附势作威”等罪状；王鸣盛亦认为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备言全义治洛事，“未必皆真，即有之，亦意在殖谷积财，以助乱逆”，进而批评薛史“何得徇《实录》曲加推誉”？综合诸说，此事尽管实录及野史中不乏夸大溢美之词，但并非子虚乌有，换言之，张全义倾力治洛是真，动机有待商榷，此为争论之焦点。《旧五代史》成书仓促，又有立五代为正统，以正赵氏政权合法性的现实需要，即如王夫之所言：“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故于张全义之事迹，多本之《后梁实录》《庄宗实录》而未加详考，以致虚美之迹甚是显著。不过，在五代史观问题上，除传统的正闰之论外，有关后梁的正、伪之辨，自后唐以来，以至宋代前期，一直争议不休。从王禹傅批评张全义的激烈言辞来看，显然视梁为伪，故于张全义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贰臣行径，数加讥诮。再看欧史之记载：“是时，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后，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全义披荆棘，劝耕殖，躬载酒食，劳民畎亩之间，筑南、北二城以居之。数年，人物完盛，民甚赖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东迁，缮理宫阙、府廨、仓库，皆全义之力也。全义初名言，唐昭宗赐名全义。唐亡，全义事梁，又请改名，太祖赐名宗夷。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义奉事益谨，卒以自免。”既不掩其治洛之政，肯定其“人物完盛，民甚赖之”的历史作用，又着意凸显其辅佐梁太祖东迁之功，尤其是“皆全力之力也”“全义奉事益谨”诸句，尤耐人寻味。较之薛史之“誉之不容口”，《五代史阙文》“备言其丑恶”，这种看似折中的处理，似更近乎历史之真相，可视作欧阳修“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之著史思想的一个重要注脚。

总之，欧史不乏删削失节处，整体记载颇显阔略，须与薛史比较而观。但同时应注意到，造成这一“缺陷”的根本原因乃是其“意主断制”的义例，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著述自有体要”的问题，故“不宜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若简单地从史料层面相苛求，难称平情之论。此外，欧阳修并非一意模拟《春秋》褒贬书法，他也重视孔子“慎重而取信”的态度，在史料采撰上亦不失谨严，如以金石证史，注重实地考察和口述史料等，这也是宋代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此不具言。

三、粗申其心，述往训今

重视发论，是欧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另一显著特色，与其在史料剪裁方面“存其大要”的思想相映衬，所论问题多系五代之弊政，借古喻今，体现出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柴德赓先生有言：“他在论中反复慨叹五代是个黑暗时期，用来反衬宋朝的太平，……他对这一时期的人物，也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如冯道、张全义等人当时有好评，欧史痛加贬斥。他对当时社会上的贪污、残暴行为，尽量揭露，爱憎分明，议论不苟。读欧史往往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全书字里行间，处处焕发出炽烈的思想感情和涌动的时代气息，但并非只是用以反衬当世太平，更为重要的是讲出对时代之亟和现实弊政的看法。现择其要者予以分析。

一是重人事的思想愈加突出，不记灾异，唯言人事，专从人事层面反思历史盛衰。面对五代错综纷乱的历史局面，欧阳修大声疾呼道：“呜呼！盛衰之理，虽日天命，岂非人事哉！”其论唐庄宗得失天下之由日：“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日：‘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文字不长，但立论深刻，借庄宗之例，道出了古往今来帝王成败之迹皆系人事的“自然之理”，其中所蕴含的防微杜渐的思想，尤发人深思。细细读来，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总结，也暗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忧思。

另如对于前蜀史书中“至于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世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于其国”的记载，欧阳修深有异议，指出，《春秋》记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绝笔事，实体现出孔子讥刺乱世之意：“‘西狩’，非其远也；‘获麟’，恶其尽取也。狩必书地，而哀公驰骋所涉地多，不可遍以名举，故书‘西’以包众地，谓其举国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识之兽也，以见公之穷山竭泽而尽取，至于不识之兽，皆搜索而获之，故日‘讥之也’。”所谓“麟”，只是罕见之兽而已，“前有治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未尝一出，其一出而当乱世，然则孰知其为瑞哉？”以其为王者之瑞，乃后人附会之说，实不足取。以此类推，凤在舜时，被视为瑞鸟，然其后屡见于乱世，可知祥瑞之说不足为信。至于龟，不过淤泥沼泽中常见之物，“其死而贵于卜官者，用适有宜尔”，《大戴礼记》“以其在宫沼为王者难致之瑞”，亦不知何据。至于驺虞，西汉时尚指宫中豢养动物的小吏，后世转以瑞兽视之，更是牵强附会之说。凡此之类，欧阳修皆一一辨其诬枉之处。孔子有云：“《书》之失诬，……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欧阳修可谓深谙孔子著史之意，他认为欲以破除各种符命、谶纬诡怪之言的迷惑，惟有从人事角度总结历史兴亡成败之迹：“自秦、汉以来，学者多言祥瑞，虽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然考王氏之所以兴亡成败者，可以知之矣。或以为一王氏不足以当之，则视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截然区分人事与鬼神之论，明言：“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参焉，则人事惑”。这是全书在历史思想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时代风气在历史编纂学领域的集中体现。

二是鉴往知来，借五代史事集中道出对现实问题的痛切看法，即其在致尹洙信中所言“粗申其心”。如关于唐末白马之祸一事，欧阳修并非简单地以后梁篡唐、王朝更迭视之，而是仔细审视其背后所暗藏的历史治乱规律，他痛心疾首地写道：“凡捂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一空”。将朋党为患视为压垮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并由此对朋党之由来及危害细加辨析。在其看来，进朋党之说者，欲在“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夺国而与人”，居心甚毒，一旦名目既成，罪名既定，往往波及甚广，为害甚剧，凡与之关联者，举凡亲戚故旧、交游执友、宦学相同、门生故吏，皆可以党羽同罪处之。长此以往，君子屏退，小人道长，“使人闻善不敢称誉，则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引，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近，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君主长期闭目塞听，实与瞎子、聋子无异，成为彻底的“孤家寡人”，人主之柄既岌岌可危，亡国之日也就近在咫尺了。只要稍加联系欧阳修所处时代背景即可发现，此段朋党之论，并非仅为感怀旧史，而是有的放矢。其时正值以吕夷简为代表的朝廷守旧势力当权之时，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等革新派代表人物备受打压，陆续被排挤出朝，贬谪地方，其追随者亦尽逐之。面对政治危境，以及时人不解，“交口议之”的局面，欧阳修立场坚定，撰《朋党论》予以回击，向仁宗力陈“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的“自然之理”。欧史中就白马之祸而引发的大段史论，在观点上与《朋党论》绝相类似，饱含着欧阳修在政治思想上的诉求，文末所发出的痛切呼声：“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传》日‘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与！可不鉴哉！可不戒哉！”更是集中体现了其对仁宗明辨君子、小人的殷切寄望。诚如赵翼所论：“盖宋仁宗时，朝右党论大兴，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发端，警切时事，不觉其大声疾呼也。”朋党之说，既是欧阳修观察和评论五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也自然地成为其应对当时政治角力的重要工具。

而与朋党之论紧密相关者，是用人之论。“任贤”一直是历代史家倍加关注的问题，欧阳修自不例外。他以周世宗善于用人为例指出：“呜呼！作器者，无良材而有良匠；治国者，无能臣而有能君。盖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国譬之于奕，知其用而置得其处者胜，不知其用而置非其处者败。”饶有兴味的是，欧阳修并未刻意论述人才不世出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感慨良君难遇。在其看来，治国之君与乱国之君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前者“能置贤智于近，而置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适其分，而身享安荣”；后者则“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这一思想，同样暗含着对仁宗的一种寄托，希望其能效法周世宗知人善任，锐意改革，中兴宋室，同时也是欧阳修求贤若渴、嫉恶如仇性格的彰显。综观其宦海生涯，无论是早年为台谏之时，还是贬谪十年复出以后，均不遗余力地举荐贤才，弹劾庸懦之士，可谓初心不改，一以贯之。

这种述往训今的思想，在论及五代军制沿革问题时，体现得尤为显著。一则虽然五代军制“后世无足称焉”，然侍卫亲军之制，则为北宋所沿用；二则征伐废置为时代之亟，北宋一朝之大政，故详述其源流。在欧阳修看来，自后汉、后周以来，侍卫司长官都指挥使“其职益重，……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后汉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而弘肇尤专任，以至于亡”。然由于其时“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不过京师之兵而已”，故为害尚不显著。今则不然，“方镇名存而实亡，六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侍卫司矣。则为都指挥使者，其权岂不益重哉！”其不无忧虑地指出：“语日：‘涓涓不绝，流为江河。荧荧不灭，炎炎奈何？’可不戒哉！”考虑到北宋立国以来，一直以节制武将兵权、强化皇权为急务的策略，以及欧阳修本人一贯强烈的“尊王”思想，此处史论，亦可谓尽显忧世之思。

除此之外，书中就薄敛、节用、安民、用兵、攘夷等问题，亦有重要论述，如批评吴越钱氏“重敛其民以事奢僭”“虐用其人甚矣”；以后梁与吴兵力强弱悬殊而胜败难料为例，感叹“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可不慎哉”；强调“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凡此，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虽然五代已渐成遥远之过去，但对于这段纷扰动荡的历史，欧阳修始终戒之、慎之，似乎乱世未远，近在眼前。其于书中发出的种种呼声，虽然不乏过激、偏颇之论，但多数因其厚重的历史感而发人深思。邵晋涵称其“笔墨排骋，推论兴亡之迹，故读之感慨有余情”，堪为知音。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新五代史》的史论价值，应辨证地予以认识，尤其是书中极重人事而不载谶纬、灾异之说的特点，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旧五代史》的超越。五代时期，兵革不息，政权更迭频仍，武夫当权，文人仰承鼻息，多为之粉饰，以致实录中各种图谶之说频出，假借天命神意以证其政权之正统性。薛史成于宋初，时宋室基业未固，亟需立五代为正统以正赵氏政权之合法性，故多承袭五代实录之旧说，以致书中保留了许多五代君王登基立国时的谶纬之说，本纪论赞中更是充斥着浓厚的天命观。至仁宗时期，宋朝立国已近百年，已无需再作正闰之辨，绵延国祚成为新的时代亟务，故尽删谶纬、灾异之说而专论历史盛衰，亦是时代使然，无须刻意拔高。不过，重视史论以及历史盛衰思想的凸显，确为北宋中叶历史编纂学的显著特点，也是相较于宋初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

从以上所论三个方面，可大致看出《新五代史》鲜明的时代性，北宋中叶的历史危机、理学山雨欲来的学术特点，以及欧阳修本人的治学趣向，决定了其“存其大要”和“述往训今”的撰史旨趣，这也是当时官、私修史的一个重要趋势。欧史之所以能与薛史并列正史，其价值亦源于此。然而，既然“著述自有体要”，其在历史编纂上必然是既有明显侧重，亦有所轻忽，“后之论者，每议其略”，可谓切中肯綮。举凡五代之“礼乐、职官、食货之沿革，削而不书”，导致“唐宋之际典章制度，因革损益，阙焉不详”，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究其原因，既是囿于其“意主断制”的编纂义例，也反映出欧阳修对五代歷史的明显偏见。实际上，欧阳修并非不重视典章制度，《新唐书》诸志详于旧书即是明证。只不过，唐亡宋兴的正统史观决定了其在历史思想上主要以唐朝为师法对象，至于五代，则始终以鉴戒为主，故《新五代史》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也就不足为奇了。另，欧阳修刻意师法《春秋》，固有其时代需要，然不免以辞害意，其弊不减于《新唐书》。对此，乾嘉史家多有辨析。如钱大昕指出：“欧阳公《五代史》，自谓窃取《春秋》之义，然其病正在乎学《春秋》。如《唐废帝纪》‘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晋’，案《春秋》‘卫人立晋’，晋者，公子晋也。立者，立其人也。此纪石敬瑭事，当云‘契丹立石敬瑭为晋帝’，方合史例。今乃袭用‘立晋’之文，此《史通》所讥‘貌同而心异’者也。”王鸣盛亦斥其“师心自用，……案之史法，其失不小”。这种削足适履般地模拟古法，当为后世学者所深戒。

作者：屈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