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改革研究论文

作为人们记录传递交流彼此信息的工具——汉字，与中华五千年历史相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水乳交融。汉字不仅载录了五千年历史文明，而且对推动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传承发展，创建了不朽的历史功绩。直至现在，汉字仍继续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汉字改革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汉字改革研究论文 篇1：

小议汉字改革

摘要：本文拟就近百年来的汉字规范工作进行讨论，在对拼音化及简化汉字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并得出作为交际工具的文字，只要便于学习和使用、能很好地实现记录语言、进行书面交际的目的，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的符号都是可取的。

关键词：汉字改革 拼音化 汉字简化 文字发展规律

汉字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成长发展，对于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工作就未间断过。本文主要探讨近百年来的汉字改革问题。所谓的“汉字改革”，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文字制度的改变，即指拼音化；另一方面指文字内部的整理和简化。面对同样的方块字，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评价和改革主张。

一、汉字改革的第一个方面——拼音化

对于汉字的拼音化改革，国内出现了几个不同的派别。

（一）改革派

我们把极力支持汉字改革的一些人称作改革派。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前，绝大部分学者都属于该派，至今也还有部分人属于该派。由于主张的不同该派又可以分为两派，即并列派和废弃派。

并列派主张设计拼音文字，但是并不主张废弃汉字，他们主张汉字和拼音文字并行。这一派别主要为切音字运动的倡导者，代表人物主要有卢赣章、沈学、朱文熊、王照等人。他们改革的原因是，认为国家的强弱与汉字的难易程度有关，汉字的繁难阻碍了教育的普及，从而也阻碍了中国的富强。他们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归结为汉字的繁难，认为汉字阻碍中国发展与进步的罪魁祸首。

废弃派设计或主张设计拼音方案，并主张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淘汰汉字是当时专家学者几乎一致的呼声。这一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钱玄同、鲁迅、吴玉章、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废除汉字的主将之一瞿秋白认为：“说到具体的中国文字，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比较落后的文字，比较落后的语言。”因此，他主张“中国的文字革命必须彻底地废除汉字”，“拼音制度的新中国文字应当完全脱离汉字的束缚，用罗马字母拼音”。瞿秋白对汉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种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另一员主将钱玄同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文字改革，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毛泽东也多次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些观点和言论，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则几乎是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其声势有如暴风骤雨，席卷神州大地，势不可挡。

（二）美化汉字派

美化汉字派与前面的汉字改革派有着相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汉字不但很容易学，而且还有很多优点，比如它适应了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视觉刺激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超地域的功能等。例如华中师范大学的曾性初认为：“汉字不是‘难学、难认、难记、难写、难用……而是比其他几种拼音文字易学、易懂、易记、易写、经济实用’。” 他们认为汉字的魅力，恰恰在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每一个繁难的文字里，甚至一个笔画里，都显示出其固有的字理，充满趣味性和故事性。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汉字，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它影响着中国人的理念，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把汉字传承下去，让它更好地为世界服务。该派还认为“汉字是开发智慧学习汉语的图画、积木和魔方”、“符号文字最具国际性，汉字是符号文字，汉字有希望成为国际文字”。但是并不反对对汉字进行合理的改革，只是反对废弃式改革，主张继承式的改革，即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三）科学评价派

科学评价派认为要努力避免片面性，既要看到缺点，又要看到优点。汉字有明显的缺点，比如数量多、内部结构复杂、不少汉字或部分汉字失去字理、不便于外国人学习和国际间的交流。当然汉字也有自己的长处，如适应汉语的特点、能满足汉语发展对语素书写形式的要求；阅读速度快；有超越时空等优点。他们认为评价汉字时要与特定的文字相联系，不能进行纯文字比较。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语素，对汉语来说，汉字就比拼音文字好，拼音文字无法区别同音语素。而对于英文来说，因为有多达8万个单音节，同音语素少，所以比较适合用拼音文字。不同的文字适用于不同的语言，所以改革也要科学地去改。

二、汉字改革的另一个方面——汉字简化

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一直到草书、行书等字形的演变，其中出于结构的整齐和表意的需要，汉字的字形出现过繁化现象，但是其发展的大趋势是从繁到简。清末俗体字运动、“五四”以后的简化字运动、30年代的手头字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汉字简化方案”都是近百年来汉字简化的具体表现。当然这多次简化字运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总的说来是功过参半。

但是，面对汉字的简化改革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有的人认为繁体的“龜”字有美丽的背甲花纹，象征长寿；繁体的“龍”字有闪耀的满身鳞片，象征神圣。而简化了的“龙”甲纹不备；简化了的“龟”鳞片未全，四肢残缺，没有丝毫庄严伟大之气……繁体字承载着古老的中国文化，简化后成了所谓的四不像。但是又有人认为，繁体的“神龍”和“靈龜”，难写、难记、难识。不能为我们现代人更好服务的观赏品，拿来又有何用，现在是“龙儿”和“龙孙”的时代了。近百年来的的汉字简化改革运动，主要着眼于简便适用，因此也就难免某些环节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部分人认为汉字简化了，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部分简化字简化得极其不合理，也许会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汉字的拼音化改革还是简化改革，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像上文汉字改革派或者汉字美化派那样只看到汉字的缺点或者优点，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汉字的优点也不能忽视其缺点。比如改革派中的并列派把当时中国的落后大部分归结为汉字原因，是有失妥当的。文化的传播只会反作用于经济，经济的不发达必然会波及到政治。生产力是基础、是关键，文化并不是关键的制约因素，只起一小部分作用。对于简繁体字的问题，传统文化固然重要，我们固然要继承，但是我们也不能抱残守缺，而是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创造更多更好的适合我们发展的机会。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简化汉字是必要的，毕竟繁体的汉字笔画太过于复杂，难记难写。删繁就简，不但有利于我们自己更好地学、更简易地记汉字，而且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只有这样，中国灿烂辉煌厚重的历史文化才能弘扬。但要注意的是，简化一定要合理，不能随意。

汉字改革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是一项影响千秋万代、关系全社会乃至影响世界的大事业，是一项必须经过全面认真研究和科学规划后才可以付诸实施的大工程，需要我们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认为汉字改革得有一个总体的原则、总体的目标、总体的规划：全面公正客观地认识汉字的优点，着眼于长远，通盘考虑、全面规划，尽可能地保留现有汉字的优点，照顾大众的心理适应能力，制定科学的改革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妥推广实施。

至于汉字改革何去何从，其主导因素还是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汉字自身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汉字的改革不能太过于主观化，要遵循规律。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林成滔.字里乾坤[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

[2]宋业瑾.实用汉字[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吉文辉.汉字改革百年回顾[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7卷)，2006，（1）.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韩梅.再论汉字改革[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6).

（冉荣，广西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作者：冉　荣

汉字改革研究论文 篇2：

我对汉字作如是观

作为人们记录传递交流彼此信息的工具——汉字，与中华五千年历史相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水乳交融。汉字不仅载录了五千年历史文明，而且对推动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传承发展，创建了不朽的历史功绩。直至现在，汉字仍继续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一样，近百年来，在西方文化洪流的巨大冲击下，汉字曾几何时作为革命对象，也经历了一番暴风骤雨，几遭受灭顶之灾。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它也象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一样，高举理性大旗，将以往的一切事物都押向所谓的理性法庭，接受无情的审判，以决定其生死存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认定造成中国政治腐败、文化愚昧、科技落后、国力孱弱的终极祸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呼号声中，凡是有异于西方文化的传统文化形态，几乎都被冠之以“封建文化”的帽子，予以扫荡。汉字当然也在劫难逃。“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先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的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是钱玄同在声讨汉字中所讲的一句话。钱氏这一激进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众多学者的思想。鲁迅还喊出了当时汉字改革的最强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4年，中国文化教育艺术界名流688人联名向全社会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呼吁加快废除汉字，推行新的拼音文字。当时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如蔡元培、孙科、柳亚子、陶行知、巴金、鲁迅、郭沫若、茅盾、胡愈之、沈钧儒以及赵丹、郑君里等都在上面签了字。

1940年，在解放区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茅盾、周扬等99人发起，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任弼时、高岗、李富春等52人赞助，成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并召开了成立大会，大力推行拉丁拼音文字。边区主席林伯渠代表政府宣布：“边区政府已决定给新文字合法的地位。……一切用途，在法律上与汉字有同等效力”。在边区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字学习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主持汉字改革工作，坚持的仍然是废除汉字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提示我们‘汉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近年来毛主席更进一步指出了中国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就是说必须把汉字逐渐改变成拼音文字。……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第一步。”

主张淘汰汉字者赋予汉字以阶级性，认为“汉字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认为“方块儿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当时陕甘宁解放区和建国初期都是把汉字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来进行的，认为“汉字是和封建势力联系着的，封建势力反对新文字，还反对白话文，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一贯的。

和这相反，在政治上真正革命的人，在文字上也是主张革命的”。把对待汉字改革的认识变成了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

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汉字研究才又回归到学术本位。1986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会议没有重申毛泽东关于走拼音化方向的指示。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令颁布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项法律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明确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这就是说汉字是国家法定文字，拼音方案只是一种注音工具，而不是文字。

回顾历史并不是查寻陈年旧账、追究个人责任，而是希望人们明白，没有政治路线的转变，没有政治环境的改善，汉字也许还得在被淘汰的深渊里挣扎呢。正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人们才得以摆脱种种的思想束缚和认识误区，才能自由地、实事求是地反思汉字改革。更何况当前的中国由于社会急剧转型，还顾不上对百年来的极左思潮进行认真的、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极左思潮随同唯科学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思想等在中国还大有市场。一些对汉字持有怀疑和否定思想的人仍旧把持着语言文字工作的话语权。例如1995年11月，在国家语委召开全委干部动员大会上，党组书记林炎志仍坚持提出要实现一语双文制度。尽管众多的人大、政协委员年年呼吁改善重外语、轻母语的教育制度，教育部门依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正体字、繁体字、简体字、简化字、俗体字、手体字，自古以来就有，相互间根本不存在阶级对抗的性质，国家只要确定正体就行了，繁简都有可能成为正体的。关键在于以淘汰汉字为出发点的简化运动，就没有极左的成分在内吗?就不可以反思一下吗?国家语委可以模仿红卫兵的行为，动用全国力量砸掉商店书法匾额，给人民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就不可以思考一下当下洋文西语肆意侵蚀汉字汉语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吗?丧失了民族的语言，也就丧失了民族的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灵魂。

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文化不断走向虚无的历史。自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赔款以后，中国革新人士对旧体制产生了彻底的绝望。原本士大夫阶层提倡的“中体西用”的强国谋略，伴随着清朝的灭亡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人们把中国的腐败与积弱，一古脑儿归罪于传统文化。“五-四”前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均以绝不妥协的态度，向封建文化发起全方位的挑战——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无论是亲英美的还是亲苏德的，均是如此。陈独秀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这种偏激的观点在当时出现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仍抱着极左不放就未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很可能是权力利益问题了。

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有一个文字发展三阶段论说，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经历着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样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文字从原始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认为象形文字是原始的、落后的，表音文字是先进的、科学的，把汉字与西文的不同之处一概视为落后。伴随着生物进化论和社会发展史观念的巨大影响，这一理论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科学理念，成了否定汉字最有力的理论

根据。“拼音文字是全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成为汉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终极目标。这一思想至今仍有一定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也不断扩展，多元文化意识也随之逐渐在人们头脑中确立。现在的研究已表明，一种文字怎样发展，是由它所依存的民族文化与语言所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态环境来决定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个模式，这同国家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一样。汉字作为原创性文字一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特定环境中，按照自身的构字规律不断发展完善。经五千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磨合，汉字汉语已相当成熟了。有哪一种文字经历过如此长的历史磨合?

语言是口传的，文字是笔录的，言出则音息，字落则形存。汉字在发展中一直保持着重形不重音的特色，与语言保持着若即若离，有分有合的关系，不是单纯地作为语言的附属物而存在。“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通志·七音略》)汉字相对语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总体上看，不因古今、南北读音差异而改变形体。汉字这一特色对保持汉字的稳定性和文化的传承具有极大的作用。而西文的字母则与语言始终保持一致。语言一变，字母的组合就会随之变化，字母完全隶从于语言，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造成西方语种繁杂和时代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点上，汉语犹如两条腿走路，而西语则是一条腿走路。汉字犹如人体中的细胞，是汉语大系统中的词语单位，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音标。

文字区别于语言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可视性，这是衡量两种文字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是通过视觉加以识别的，语言则是通过听觉加以识别的。表音文字的字母本身已失去表意功能，只是以符号记音，它所具备的只是音值。表音文字没有语言就没有语义。而汉字则不一样。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不仅具备音值，而且还具备形值，同时也包含义值，它所包含的信息量远非西文字母或单词可比。

自西方进入近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时期后，西方发明了现代印刷术、打字机、电报、电脑，汉字确实很难适应这些新技术，这给主张淘汰汉字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些新技术都是针对拼音文字发明设计的。我们的科学界没有为汉字设计出什么新的机械和新的技术，这只能说是我们科技落后而非汉字落后。如果我们科技发达。能创造出适合汉字的新技术，也许拼音文字连适应都谈不上哩。因此，不应当夸大汉字对排印、打字、电报不适应的缺憾。况且，电脑的出现也并未如一些淘汰派人士所断言的那样汉字就要被埋葬了。由于计算机远比打字机、电报先进，它不但没有成为汉字的掘墓人，反倒为发挥汉字的特色和功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汉字信息处理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在行政管理、市场运作、科技情报检索、机器翻译、人机对话、汉字编辑排版、咨询服务、公用事业、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通讯网络、办公室自动化等各个社会领域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一切正在为推动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中国的汉字键盘技术正向着系统化、机助化、系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应当指出的是，如今的汉字数据化研究是在近百年来汉字学被漠视、被冷落的背景下进行的，汉字更深层次的科学结构和文化底蕴还没有很好地发掘出来。

近百年的汉字改革不是为了使汉字更加完善而是为了淘汰汉字，眼中看的都是汉字的缺点甚至是罪恶，因此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公正地对待汉字。极左思潮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为地制造敌人。以淘汰汉字为目的的汉字改革就是人为制造的一个文化冤案。20世纪中国最大的冤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被打倒这个冤案，淘汰汉字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冤案的结束是必然的，但有待时日。汉字冤案的初步结束，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根本原因则是汉字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随着计算机的进一步优化和人们对汉字优越性的进一步认识，将更有力地展现出来。

老友李土生能够投身汉字研究，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喜爱、崇敬、珍惜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契入语言文字研究，因为汉字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个细胞。倘能以有机论而非机械论的目光透析汉字，则汉字研究必有所大成。土生新著《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在论述汉字发展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汉字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观点鲜明、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也是土生弘扬传统文化的又一部力作，可喜可贺。此处仅将我平时同土生交流的一些观点写上，意在与读者沟通，姑且算作序吧。

编辑：国　圳

作者：吉文辉

汉字改革研究论文 篇3：

国语罗马字未能推广之原因考

摘 要：国语罗马字是清末汉字改革运动以来第一个接近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是我国汉语拼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然而在当时国语罗马字却未能推广开来，其方案本身的缺陷、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冲击等都是其未能成功推广的原因。

关键词：国语罗马字；推广；原因

作者简介：姜安（1981-），男，江苏丹阳人，讲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国语罗马字运动是我国文字改革历史的重要时期，它采用罗马字母音素拼写国语北京语音，开创了我国拉丁化汉语拼音的新篇章。周有光先生说：“它的文字体系的完整性，符号观点的国际化，以及对汉字所取的革命态度，都是过去士大夫所及不到的……它终究把汉字改革运动推进到新的时期，提高到新的水平”[1]43。然而国语罗马字却未能够在当时推广开来，其原因值得仔细推究。

二、国语罗马字的产生过程

清末民初“汉字改革”运动如火如荼。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号”，发表了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公布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同年8月29日“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指定钱玄同、黎锦熙等11人为委员。1924年，国语统一会决定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称为“新国音”。之后刘半农发起的“数人会”经过一年22次聚谈，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于11月9日由国语统一会发表。然而一直没能够得到当时教育部的重视。1928年9月，国民革命军统一南北，在蔡元培等人的竭力争取下，南京政府的大学院才将这一方案公布。但国语罗马字拼音却只是以“注音字母第二式”的身份出现的，如大学院布告中所说：“且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这为它未能通行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三、国语罗马字的优点

国语罗马字是清末汉字改革运动以来第一个接近成熟的拼音文字方案，不仅考虑到文字体系的完整性和汉语本身的某些特点，符号的选择上还具有国际化观点，理论和技术上较以前的各种拼音方案都有创新和发展，许多特点都为后来的“北拉”和汉语拼音方案所继承。国语罗马字的创作者赵元任等都是造诣极高的语言学家，他们为此方案在一年间开会22次，集思广益，反复修改，在科学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关于汉语北京音系三个不送氣的清塞音的语音性质的说明，认为“它们是轻而软的[b d g]，近于德语，而不是[p t k]”[2]。又如指出舌尖元音的存在，并用y表示；区别ong和ueng两韵等。

四、国语罗马字未能推广的原因

4.1方案过于精密

当时人们认为它“噜苏笨重”，鲁迅说“好象那拼法还太繁”，“但繁的很了，就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3]110。尤以四声的拼法最为显著，如下：

阴平：

（1）用基本形式。如hua花。

（2）声母为m，n，l，r者加h，如mhau猫。

阳平：

（3）开口韵在元音后加r，如char茶。

（4）韵母第一字母为i，u者，改为y，w，如chyn琴；但i，u两字母为全韵时改为yi，wu，如pyi皮。

（5）声母为m，n，l，r者用“基本形式”，如ren人，min民。

上声：

（6）单元音双写，如chii起。

（7）复韵母首末字母为i，u者改为e，o，如jea假，hao好；但既改头则不再改尾，如neau鸟。

（8）ei，ou，ie，uo四韵准第（6）条，如meei美，koou口。

去声：

（9）韵尾为-i，-u，-n，-ng，-l者，各改为-y，-w，-nn，-nq，-ll，如tzay在等。

按此规则，学习者光记住罗马字母是不行的，还要有基础的语音知识，这实在不利于推广。

4.2以北京语音为拼音基础，对国语罗马字在全国推广不利

国语罗马字按北京语音的四声标调，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当时的北京话只是一种方言，并未成为通用语，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个个带着乡音、腔调，却又不是方言”。以北京音为基础音十分不利于非北方方言区的普通民众的学习，他们很难把国语罗马字与自己口语上的语言联合起来，心理上也就不会接受国语罗马字。

4.3“注音字母第二式”的身份也是其为能推广的一大原因

当时政府仅以“注音字母第二式”的名分来公布国语罗马字。这包含了两层意义：（1）政府把它定位成一种注音字母，是用来为汉字注音而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2）它只是第二式，是第一套注音字母的补充，是“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1]71的，其作为汉字注音的功能还必须排在第一套注音字母的后面。可见当时政府对国语罗马字的轻视态度了。加之时局混乱，政府无能，推广第一套注音符号尚感吃力，更别说再去推广第二套了。

4.4“北拉”的竞争

“北拉”由瞿秋白、吴玉章等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苏联汉学家郭质生、龙果夫等联合创制，其最初的推广对象是在苏联的中国工人，但瞿秋白们并不限于此，而以通俗化、劳动化、方言化为标准，以代替汉字为终极目标，这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1933年，经上海语文工作者推广后，立刻受到热烈欢迎。

“北拉”很多地方都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标四声，“北拉”则不标，它认为全国方言声调不一，不标有利于方言者学习。国语罗马字以北京话为拼音基础，“北拉”却以方言的拉丁化为目标。国语罗马字采用从上而下的方式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用一种标准语言统一中国语言，而“北拉”则是想把方言发展成一种通用语，是从下而上的。无疑，“北拉”方案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北拉”的创制者和支持者从一开始就批评甚至否定国语罗马字。瞿秋白在《罗马字的新中国文还是肉麻字新中国文》一文中从声母、韵母、声调、拼音规则等角度把国语罗马字批评的一无是处。王玉川在《到携手之路》中说“拉丁化论者对于国语罗马字的是由挑战而变为打耳光”[3]169。1935年12月，蔡元培、陶行知等六百八十八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了积极拥护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书——《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文章对国语罗马字持否定态度。这篇意见书宣告了文化界对“北拉”的认同，也宣告了国语罗马字的失败。

“北拉”发展迅速，两三年间各地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就有70多个，出版的书籍达60 多种，甚至在紧张的抗日战争时期也得到了持续推广。而国语罗马字则逐渐无人问津。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语罗马字未能够推广，大部分是由于时代的影响。正如王力（1936）在《汉字改革的理论与实际》中所说：“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东西，是社会的产品，只有社会的大力量才能改造它。它的成功条件就是势力，好坏的程度只是次要的问题……。可惜政府始终不曾真的努力于汉字的改革，公布国语罗马字时，只许用为‘注音第二式’，连这‘注音第二式’也是到了蔡元培先生手里才有公布的福分”[4]81。

国语罗马字虽然未能在当时推广，但是其影响是巨大的，其学术价值是无比宝贵的。

参考文献：

[1]周有光. 汉字改革概论[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

[2]张清常. 比比看——“汉语拼音方案”跟罗马字母斯拉夫字母几种主要汉语拼音方案的比较[J]. 世界汉语教学， 1990（1）.

[3]倪海曙编. 中国语文的新生[M]. 北京：时代出版社，1949.

[4]倪海曙.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记事（上）[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1979.

作者：姜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