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诗歌创作分析论文

埃兹拉·庞德(EzraPound,1885-1973)作为意象派诗歌的奠基人,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汉字与诗歌创作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汉字与诗歌创作分析论文 篇1：

浅谈庞德诗歌中的中国文化因子

【摘要】埃兹拉-庞德作为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先驱,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化情结”的诗人。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重构。深层分析庞德的作品,不难看出庞德在许多方面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古代绘画,汉字,中国古典诗歌,及儒家思想的借鉴。这些都折射出了其诗歌创作中的中国文化因子。

【关键词】庞德 中国国画 汉字 中国古典诗歌 儒家思想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20世纪英美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英美文学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旗手。他热爱中国文字,中国古典诗歌,信仰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生中为理解中国诗歌和儒家思想,为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庞德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1901年至1906年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汉弥尔顿学院,主修罗曼司语和比较文学。1908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一盏熄灭的灯》。1909年在伦敦发表《面具》,《狂欢》,《普罗旺斯》等诗集,由此一举成名。随后他提出“意象派”这一概念并把自己及其领导的伦敦诗人俱乐部成员休姆、奥尔丁顿、菲利特、杜利特尔等人称为意象派诗人。而庞德及其领导的意象派诗歌同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1 庞德及其意象派诗歌同中国文化的缘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充斥于英美诗坛的多是维多利亚时代抒情说教的陈腐诗风,为了革新传统诗歌,庞德十分重视吸收别国文明之长以为己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他关注的对象。有些著述认为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始于1913年,笔者认为还要更早一些。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译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书籍供人阅读,仅孔子的经学既有六,七种文本;而早在18世纪中叶,英国人已翻译了许多中国唐诗和儒家经典,不少英国诗人更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接触费诺罗萨的文稿之前,庞德已经翻译过英国汉学家费尔斯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中刘彻的《落叶哀蝉曲》了。

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真研究始于1913年。这一年庞德从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遗孀处获得一批用英语注释的中国文学资料及费诺罗萨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等论文,便据此从事翻译工作。以后几十年。他不断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和诗歌,探索儒学真谛。正是费诺罗萨遗稿中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记述极大地启发了庞德,从而引发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标志着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

作为诗歌范畴,“意象”一词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运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中所谓意象即意中之象。庞德倡导的意象,是英文image的译文,其定义是指那么一件事物,它在瞬间呈现出理智与情感的一种复合体,即运用想象,幻想,比喻所构成的各种具体鲜明的可以感知的诗歌形象。这与受了中国古典诗学和诗歌影响不无关系。于是,主张革新诗歌并善于取别国文明之长为己用的庞德于1913年与其他意象派诗人发表了“意象派宣言”,提出了“意象派诗人三不准”(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和意象派诗歌创作“三原则”:(1)直接处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2)决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3)节奏方面,要用连续的音乐性语言,而不受节拍的束缚。这一原则与中国古诗追求含蓄蕴籍,避免点破说尽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

2 庞德诗歌创作对中国文化的借鉴

2.1 庞德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借鉴

中国诗与中国画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自古以来就是诗画一家,一脉相承,毋庸笔者赘言。至于庞德是否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答案也是肯定的。首先,从庞德早期的文学评论中,可以找到中国画对庞德产生影响的证据。在《严肃的艺术家》一文中,当他谈到伟大的艺术时,庞德说“就绘画而论,我头脑中模模糊糊想到了……伦勃朗等人的作品,还有我根本无从结识的画家的名字,也许是(中国)唐代或者宋代的画家的名字。”[1]另据赵毅衡先生的考证,庞德的夫人朵萝西曾保存过几幅名贵的中国画,他与英国画家温德海姆-刘易斯相识后曾一度痴迷于中国画的色彩和中国书法,而且自己曾有一方中国印章。更有趣的是,据说庞德翻译《长干行》中“妾发初覆额”之所以能够精确,是因为他在大英博物馆看过中国画的缘故。[3]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神似、写意,讲究对意境的渲染,在画技上常使用点绘、泼墨、勾勒乃至没骨画法,在构图上强调背景对主体的烘托。庞德从这种美学原理中汲取的营养在其短诗《在地铁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庞德在回忆创作《在地铁站》一诗时曾强调,当时他突然发现的不是语汇的描摹,而是“一些小小的颜料斑斑点点。”这些所谓的“斑斑点点”在中国国画中是用来构成花瓣、叶片乃至山脉或树木纹理的常用作画技法“点绘”,而他的“湿漉漉的黑色的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显然是对中国古代仅以墨汁为颜料所画的国画的模仿,正是国画中对湿润的花枝的再现。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中国国画对空间、构图和色调的处理方法对庞德美学观的影响。中国国画讲究构图平衡,常用大片的余白和色彩的浓淡变化来渲染气氛。在《在地铁站》一诗中,庞德将在车站上看到的一群妇女及他们带着的孩子的脸与在湿润的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列在一起,使后者成为前者得意象。中国古画讲究意境,而意境则是通过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来完成的;庞德认为诗歌的精髓在于意象,而意象不是数学等式,而是与形式、心境相关的东西。从他的这番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古代画家的美学思想的借鉴。

2.2 庞德对中国汉字和诗歌的借鉴

如果说中国古代绘画对庞德的诗歌意象和诗歌美学观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话,那么中国汉字的独特之处和中国诗歌的特殊魅力对庞德关于诗歌意象和意象漩涡理论则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将庞德领入中国汉字和诗歌研究领域的就是费诺罗萨。当庞德仔细研究了其手稿《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后,悟出了“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意象”,而汉字的组合往往能取得一幅动感画的效果。

汉字的构型有六书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但是庞德与费诺罗萨对六书说并不是十分了解,他们对汉字的兴趣仅限于汉字中的象形字,会意字,特别是会意形汉字,因为正是从这些汉字中他们悟出了理想的诗歌表达方式,汉字在他们眼里不像字而像画。费诺罗萨把汉字称作“基于大自然运行的速写”或“思想图画”。庞德对汉字也曾作过类似的描述,他说:“汉字努力不做音的图形,仍是物的图形,……或是由物组合在一起的图画,它表示的或是一物,或是一个动作,或是一个情景,或是实质。”[2]由此可见,庞德不仅了解到了汉字的奥妙之处,而且兴奋的发现,汉字具有他要寻找的意象的特点:简洁、生动、含义深远。因此,他便将汉字作为一种简洁生动的意象用进了他的诗歌中。

庞德对中国古诗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赞美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4]在庞德看来,中国古典诗歌就是他在中国找到的“新希腊”。对费诺罗萨的笔记和手稿的研究的直接结果是他对14首中国诗歌翻译而成的诗集《华夏集》(Cathay)。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再创作。

2.3 庞德对儒家思想的借鉴

在中国文化中,庞德借鉴最多的当数儒家思想。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庞德在1925-1928年间翻译了《四书》中的《大学》,之后,庞德开始翻译《论语》,并于1937年出版。1945-1947年间他又重新翻译了《大学》,同时翻译了《中庸》。1954年,他翻译的《诗经》也得以出版发行。翻译儒家经典作品使庞德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据张子清统计,在其现代派诗歌巨著《诗章》(Cantos)里庞德引用《大学》2次、《中庸》4次、《论语》1次、《孟子》9次,一共用了93个汉字,这在英文诗里是绝无仅有的。庞德曾反复说“我信奉《大学》”所以,《大学》中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构成了庞德思想中的秩序。《诗章》的第13章可以看作是孔子的“正心”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spread order about him;

And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is family will not act with due order;

And if the prince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put order in his dominions.

在《诗章》的第52章至第71章中,庞德还勾画了中国古代的兴亡史。在这长达20章的史诗章节中,读者不难看出孔子思想的重要性;孔子思想在那个国君心中占主导地位,哪个国君的统治便会牢固。在第54章中,他把国君沉迷于道教视作是国运衰败的征兆,把国君推崇孔孟之道视作是国运昌盛的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庞德《诗章》中的儒家思想是庞德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5]在他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也创造性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变易,并以此作为法宝期望使西方的诗歌获得新生,最终拯救西方和美国的文明。

参考文献

[1] Ezra Pound,“The Serious Artist,”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S. Eliot,New York:New.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8,6th printing,p.56.

[2] Ezra Pound,ed.Fenollosa:The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as Medium for Poetry (California: city Lights Books,1936),22.

[3]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37-146.

[4]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6.

[5] 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96.

作者：关　键

汉字与诗歌创作分析论文 篇2：

汉字与庞德的意象派诗歌

埃兹拉· 庞德(Ezra Pound,1885-1973)作为意象派诗歌的奠基人,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位美国诗坛的领军人物一生与汉字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早年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掀起了学习、模仿中国诗的热潮,他提出的“意象主义”、“漩涡理论”(Vorticism)等诗歌主张是从汉字和中国古典诗歌中受到启发,[1]Pxiii晚年完成的长诗《诗章》更开创了将汉字植入英诗的先河。汉字独特的构型和表意特征引起了庞德浓厚的兴趣和无限遐想。在庞德眼中,汉字是一幅幅充满诗意、颇具动感的图画或雕塑。他对汉字进行了拆解和阐释,尽管这些阐释有时差强人意,甚至根本不符合语言学规范,但庞德的“误读”和他的诗歌中的汉字,让更多西方人接触到了汉字和中国文化。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不得不说庞德对于沟通中西文化、文学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庞德与汉字的结缘

像庞德这样挚爱中国文化并受其影响的诗人,在欧美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庞德在沟通东西方文化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许多欧美诗人通过庞德才接触到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比如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T.S.艾略特和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他们都是经过庞德才接触到东方文学,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有了东方文学的一点影子。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还将《诗经》、《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译成英文,T.S.艾略特称赞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创作者”。虽然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文不少,而且在西方引领过“中国热”的潮头,但真实的情况是:庞德不会中文,甚至不认识汉字。那么,是谁把庞德领进中国古典诗歌的殿堂?这个领路人是美国的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Eenollosa,1853-1908)。

费诺罗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日本美术,曾两度侨居日本,师从日本学者有贺永雄、森海南等著名学者,研习中国诗歌和语言。1908年费诺罗萨逝世,其遗孀玛丽·费诺罗萨整理出版了丈夫的遗作《中日艺术时代》,但面对丈夫留下的夹杂着大量日文、中文的中国诗歌笔记,她显然无能为力,便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丈夫整理遗稿的人。在诗坛初露峥嵘的青年诗人庞德进入费诺罗萨夫人的视线。此时的庞德,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因反感美国文化的“肤浅”和“粗鄙”,来到他心目中的“艺术之乡”——伦敦。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青诗人托麦斯·休姆(T.E. Hulme)、弗兰克·福林特(Frank S. Flint)等,同他们一道提出了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主张。玛丽读了庞德关于象形文字的诗,觉得和丈夫的研究同出一辙,1912年她在伦敦拜访庞德,把丈夫的研究笔记与手稿交给他。庞德读后,引为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庞德发现费诺罗萨对中国象形文字和古典诗歌的分析,正是自己苦苦探索的通过意象叠加、排列组成意象系列的审美追求。通过整理费诺罗萨的遗稿,庞德1914年出版了中国古典诗歌英译集《神州集》(Cathay),1916年出版《日本能剧》,1921年发表《汉字作为诗媒》一文。

正是赖于费诺罗萨的指点,庞德才与汉字和中国诗歌结缘,从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包括“漩涡理论”在内的诗歌创作主张,推动了美国现代诗歌的形成和发展。

2.汉字对庞德诗歌创作的启发

庞德曾自认为对于文学批评的最大贡献在于介绍了“表意文字体系”[2],即将汉字作为一种丰富的美学符号带入美国现代诗歌。谈到对汉字的美学发现,应该追溯到费诺罗萨,庞德的功绩是将这一美学发现付诸实践,应用到诗歌创作过程中。

在遇到费诺罗萨手稿之前,庞德已经开始创建意象派的文学活动。早在1902年,庞德提出了意象派(imagism)这一名称,并组织一批青年诗人开展旨在改变当前文坛诗风的意象派运动。1908年庞德自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灯火熄灭之时》,1909年他的第二部诗集《人物》出版,1910年出版文集《罗曼斯精神》,1912年成为芝加哥小型杂志《诗歌》驻伦敦通讯员。庞德在他早期诗作中就显示出独创精神和渊博的学识,提出诗歌写作要客观、简洁、凝练等主张。[3]7当时的庞德希望能够为自己和意象派诗歌创作寻找到一种充分、合理的理论作为指导和依据,恰逢此时,费诺罗萨关于汉字和中国诗歌的论述进入庞德的视线,这给予庞德的诗歌创作以无限灵感,使他惊呼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寻找推动力……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2]。

费诺罗萨在《汉字作为诗媒》一文中驳斥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解和偏见,肯定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特色,值得关注的是,费诺罗萨发现作为诗歌媒体的汉字蕴含着审美特质。在费诺罗萨看来,构成诗歌基本要素的汉字具备视觉性的特点,即汉字的外表构造与所表达事物之间存在关联,费诺罗萨认为这种表现事物功能和事物之间复杂关联的能力是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优点。其实,早在19世纪初,索绪尔已经对此有所论述。索绪尔认为文字分为两种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前者一个词只有一个符号表示,与该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每个书写符号代表一个完整的词,因此也就间接地和这个词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表意体系的经典例子是汉字。表音体系试图再现构成这个词的一连串的声音。当然,费诺罗萨对汉字表意特点的挖掘有新的意义,因为他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背景中“发现”了汉字。

费诺罗萨十分赞赏汉字的表意性特点,他概括汉字的特点有:第一,汉字充满动感;第二,汉字与生活真实之间有关联;第三,汉字丰富的感性特点。费诺罗萨以“人見馬”为例来说明汉字是如何遵循自然提示的:“首先,人是用两条腿站着。其次,他的眼睛在空间中运动:用一个眼睛下长着两条腿表示,眼睛的图画是变形的,腿的图画也是变形的,但一见难忘。第三,是马用四条腿站着。”[4]也许中国人很难理解“人見馬”三个汉字何以会引起这位西方人如此丰富而奇特的联想。汉语语境中,这三个字相连毫无美感,仅仅表示一个动作,但在费诺罗萨眼里却成为一组记录运动的速记画面,甚至类似于电影的蒙太奇镜头。显然,费诺罗萨在这里格外重视 “見”,认为这一动词是用“眼睛下长着两条腿”这一奇怪的意象来表示,而且这幅思维图画要大于照片和绘画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力,因为每个字都有“腿”,表现出强烈的动感。在费诺罗萨眼中,单个汉字都是美丽而有韵味的,费诺罗萨将“言”理解为“二个字和一团火从中飞出”,将表示“困难生长”的“屯”字理解为“一棵草带着盘曲的根”。他认为,汉字的具体性、可视性、空间感,具备了绘画和雕塑的特征,而这恰恰是西方的拼音文字所缺乏的特质;此外,汉字的视觉性和动态感能够表现一种戏剧性的自然过程,获得造型艺术所不具备的流动性和时间感。

显然,费诺罗萨这里谈的主要是象形文字。费诺罗萨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认为“汉字的早期形式是图画式的,但即使在后来的规约性的变形中,它们对形象性思维的依靠也很少动摇。”[4]费诺罗萨认为“当汉字从单纯的起始性的图画进到复合字时,这种存在于大自然和汉字符号中的动词品质,就更引人注目,更加富有诗意。在这种复合关系中,两个事物相加并不产生第三物,而是暗示两者之间一种根本性的关系。”比如,“太阳藏在萌发的植物之下”构成“春”,“稻田”加上“用力”构成“男”,“船”加上“水”构成“洀”。[4]费诺罗萨发现复合字是由意象的叠加构成,而意象的叠加能够形成更富诗意的表达,这一观点给庞德很大的启发,促使庞德后来将意象的叠加、并置作为意象派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这也就难怪庞德对费诺罗萨的发现给予极高的评价,称赞费诺罗萨的《汉字作为诗媒》是“有关一切美学根本问题的研究”,认为费诺罗萨是艺术上的先驱者,“看到了近年来已在’新的’西方绘画和诗歌中取得成果的思想方法”。[4]庞德也指出费诺罗萨的局限,那就是虽然他解析出若干写作的原则,但他并没有时间来实践,实践的重任当然落到了庞德肩上。

经过《神州集》的实践和对费诺罗萨论文的研究,“意象并置”的手法开始在庞德的作品中展现了各种复杂的可能性。以他著名的《地铁车站》为例,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人群中幻影般浮现的面孔

潮湿黑色枝条上的花瓣

原诗三十一行,经过作者两次修改,最后删改至两行,只剩下高度浓缩的意象。全诗没有动词、连词,只有作为意象载体的名词、必要的形容词和冠词。庞德通过意象叠加的方式将鲜明的视觉形象呈现出来,“幻影般浮现的面孔”和“潮湿黑色枝条上的花瓣”,两组意象叠加的同时,又给读者留下许多空白,从而用最简洁的语言达到耐人寻味的境界。这体现了意象派诗歌的特点,用最凝练、硬朗的语言呈现情景交融、生动鲜明的意象,在凝聚的意象中将诗歌的表现力和形象感直观化,以求得到特殊的艺术效果。在这里,从“面孔”过渡到“花瓣”,庞德不仅客观地再现印象中的面孔,而且加入诗人个人的主观情感,这也就应了庞德对意象的界定,庞德认为“意象是在一瞬间呈现出理智和感情的复合体的东西”。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汉字的表意特征和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美学观的影响。

3.庞德对汉字的运用和“误读”

庞德在后期代表作《诗章》(Cantos)中,大量使用汉字。《诗章》是庞德历时半个多世纪(1915- 1970)创作完成的长诗,被视为美国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将汉字植入英诗,可谓庞德首创。

《诗章》中出现的汉字,大多造型优美且含义深刻。比如,“旦”在《诗章》中多次出现,尤其集中在“比萨篇”和“钻石篇”。“旦”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太阳升起在地平线上,意味着黑暗结束、光明到来。庞德写下“闪耀的黎明在茅屋上”等诗句,并在旁边情不自禁写道“何等壮观的表意符号! ”[5]446再如“明”字在《诗章》中出现有十次之多,“明”是会意字,难得的是,庞德不仅了解“明”的基本含义“光明”,而且了解“明”的其他用法。庞德在《诗章》第84章中写道“当你踏上最高的台阶,阶层,此为清晰的区别,MING‘明’(手写汉体)此为区别。”[6]213显然,庞德谙熟“明”字及其相关的儒家文化。

庞德将汉字放置在诗句中,不仅可以使西方读者直观地接触中国文化,体会到汉字的魅力,而且能够通过汉字表达特定的意义和深刻的哲理。例如,《诗章》第34章以汉字“信”结尾,这是诗中出现的第一个汉字。该章是“美国篇”的第一个小结,庞德批评美国奴隶制的邪恶、乔治亚州欺诈和强行剥夺印第安人土地等美国体制的不足,也许是意犹未尽,庞德在末尾写下一个大大的“信”字。在此前编著的《孔子》(Confucius , 1928) 一书中,庞德曾这样解释“信”字:意为“忠实”,其造型为“人站在其话语旁边,守住承诺。”[7]22 显然,庞德意在告诫美国政府,治国要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方可得到民众的信赖。又如,在诗章第78章,庞德用手写了一个很大的“道”字来说明规则、秩序在国家和制度里的重要性,庞德曾在《孔子》中将“道”解释为“过程、足迹,足带着首,首指挥足,在理智的引导下做有秩序的运动。”[5]446“新”也是庞德很珍爱的一个汉字。《说文解字》释为“新,取木也。”“新”字“缘于斧、立、木,意思是清新,更新,改进,恢复良好的状态;可用于人之增进德行,草木之日日增生。”通过“新”字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诗人看到了一组动作“一把举起的斧子正去砍一株树”[5]447。为此,庞德在《诗章》第53章写下“新日日新”四个汉字,同时写下诗句:“day by day make it new / cut under brush /pile the logs/keep it going”[8] 256。通过汉字,庞德在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了儒家文化。

庞德在将汉字引入英诗时,掌握了一部分汉字的含义并将其做了恰当地运用,但“误读”的情况经常发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习”字的误读,庞德释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时,写下这样的诗句:“学习而时间白色的翅膀飞走了,这不是让人高兴的事吗?”庞德认为“习”指的是白色的羽毛。类似的“误读”还有“显”字,庞德将“显”字理解为“春蚕吐丝”,“太阳穿透柔软的蚕茧,使蚕茧透明而有光彩”[6]11。显然,这些“误读”源于望文生义,对汉字进行生硬的拆解。虽然最初的汉字是由象形字发展而来的,但随着汉字的发展,许多汉字越来越抽象,已经无法从字形上看出其来源。所以“拆字法”很多情况下被视为是对汉字一种生吞活剥式的理解。

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来解释庞德对汉字的“误读”。布鲁姆首先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影响”,认为影响并不是前辈诗人引导、启发后辈诗人,也不是一种思想或者意象的继承,相反,而是一种阻碍性的力量。后辈诗人对于影响的焦虑促使他们不断“误读”前辈诗人,这一心理动因促进了文学史的发展。我们如果单纯从汉字“影响”庞德的角度,也不可避免地要对庞德大加讨伐,或者给他扣上一顶“后殖民”的帽子,但如此一来,我们便无法解释庞德《诗章》在美国现代诗歌史上里程碑的地位,更无法解释文学界对庞德研究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不可否认,中西文字差异而造成的中西文化隔阂是庞德无法逾越的障碍,庞德对汉字的解读,在文字学上也许不值一提,但在诗学上,从审美的角度以及从中西文化交流视角来看,庞德对汉字的解读和运用却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发现庞德由“误读”而生出的诗句不乏诗意,比如将“莫”解读为“太阳落入这个人的身体”(《诗章·比萨篇》),这样的解释虽然与“莫”字原意大相径庭,但在上下文中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一则诗句带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夕阳下的背影,满怀落寞沉寂;二则表达了诗人对于西方宗教走向没落的失望和无奈,具有多重的涵义。可见,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借鉴和引入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庞德的这一举动丰富、促进了美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体现出美国文化大熔炉的特点;另一方面,庞德对汉字的使用有助于西方人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尽管这些认识有时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但客观上反映了部分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

值得一提还有庞德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庞德和费诺罗萨对“汉字”诗学功能的发现给中国当代诗人以启发。1994年《诗探索》上发表赵毅衡翻译的《汉字作为诗媒》,并配有赵毅衡《为庞德/费诺罗萨一辩》一文,提醒人们从诗学的角度来思考庞德和费诺罗萨的主张。1996年画家石虎提出“字思维”说,认为汉字结构与汉诗语言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此华语诗坛上掀起新一轮关于“汉字作为诗媒”讨论。人们重新认识到汉字字形美对于汉语诗歌的重要性,这其中不乏对庞德诗歌的关照和讨论,因为庞德在诗歌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为汉字书写了一段华美的传奇。

参考文献

[1]Ezra Pound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used by Confucius, The Introduction by Achilles Fang,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54

[2]赵毅衡《为庞德/费诺罗萨一辩》,《诗探索》1994年第3期

[3]1908年庞德写给威廉斯的信中谈到诗歌创作的方法,参见(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

[4](美)厄内斯特·费诺罗萨《作为诗歌手段的文字》,《诗探索》1994年第3期

[5]Hugh Kenner. Pound Ezra.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6](美)爱兹拉·庞德《庞德诗选·比萨诗章》,黄运特译,漓江出版社,1998

[7]Ezra Pound. Confucius : The Unwobbling Pivot , The Great Digest , The Analect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5

[8]Ezra Pound.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New York: New Dic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95

(通讯地址: 100089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黄 华

汉字与诗歌创作分析论文 篇3：

李白诗歌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传播

摘要 自古以来，中国和汉字文化圈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其中李白诗歌对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着重介绍了汉字文化圈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对李白诗歌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分析李白诗歌对这些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并进而得出中华文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李白诗歌 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 传播

李白是中国盛唐时诗坛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在诗歌上的艺术成就被认为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其不拘的人格和卓著的诗才不仅对当时和后世的中国诗歌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古代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指除中国外的日韩越三国，这三国自古以来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在传播李白诗歌上，与李白诗歌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是“同步”原则，即在李白生活的唐朝就开始传播，二是由于三国都是汉字文化圈，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李白诗歌在三国的传播几乎不用翻译，三国文人通过汉字原文就能朗读并理解李白诗歌的内涵，在李白诗歌的海外传播中，东亚三国文人对李白诗歌的理解是最真实最深刻最忠实原作最接近李白诗歌原意的理解，是最“原汁原味的”，并且三国文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唐诗风格的诗歌作品，这些都是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本文着重探讨李白诗歌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传播。

一 李白诗歌在日本的传播

李白的诗歌如同日月，光耀千古。不仅在中国，李白诗歌的韵律和格调也对日本的汉诗、和歌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今在日本的中学教科书里，还收录了李白的许多作品，如：《静夜思》《秋浦歌》《早发白帝城》《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近十几首作品。日本的高考也会出李白诗歌之类的试题，日本的学校也在教学生吟读李白的诗歌。日本人知道李白还源于李白的一首诗歌作品《哭晁卿衡》。诗中写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中提到的晁衡是日本遣唐的留学生，日文名叫阿倍仲麻吕，与李白交情深厚，是李白的外国友人。这首诗是诗人李白得知日本友人晁衡回国途中遇风沉船并误传遭遇不测而写的哀悼诗。李白把晁衡比作明月，把他的死，比作明月沉碧海。虽是误传，但诗歌中流露出的对日本友人的感情却是最真挚的。这首诗反映出了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李白的友人晁衡也是日本有名的诗人，由于和李白交往甚密，其诗作也深受李白的影响。在《古今和歌集》中收录了晁衡的一首和歌《三笠山月》。诗中写到：“仰头望浩空，三笠月初升，思乡此时同”。这首诗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李白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看到天上的明月想到故乡的山月，把望月和思乡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两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传，晁衡曾赠李白一件日本裘，故李晁友谊千年后遂有江户时代日本诗人薮孤山作《拟晁卿赠李白日本裘歌》。诗中写道：“君不见酒星思酒逃帝席，谪为本朝李太白。太白何住太白峰，手提玉杖扣九重”。这首诗颇有李白《梦游天姥呤留别》之风采，而不论是诗的风格还是诗的内容，都反映了李白其人其诗对日本文人及诗歌创作影响之深。

江户时代的日本诗人也借鉴李白诗歌创作俳句。“俳圣”松尾芭蕉在其著名的俳文游记《奥州小路》中6处引用了李白的诗句，如：“日月乃百代之过客，人生亦旅行者也”。这直接借鉴了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的头两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可见，松尾芭蕉非常崇敬李白，其作品则深受李白诗歌的影响。

二 李白诗歌在韩国的传播

韩国人对李白的认识，认为李白是位诗人，源于韩国一首民谣提到了李白。这首民谣叫做《月打令》，是韩民族在中秋节和新婚典礼时男女老少必唱的曲目。其中歌词中唱到：“月亮啊，月亮啊，明亮的月亮啊，李太白曾经吟诵的月亮啊”。歌词中提到了一看到月亮就想到这是李白的月亮，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李白的千古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可见，李白的诗歌对韩民族影响之深。

崔致远是韩国新罗时的诗人，被公认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桂苑笔耕》20卷，该书是韩国三国时流传下来的唯一的一部个人著作集。其诗作《古意》写到：“狐能化美女，狸亦作书生”把动物比喻为当时的统治者，这一点和李白的《远别离》中使用象征性的比喻如出一辙。李白把当时的唐朝乱局比喻为“猩猩啼烟”“龙为鱼”“鼠变虎”。崔致远还有一首浪漫主义的作品《双女坟》，诗中叹道：“我来此地逢双女，遥似襄王梦云雨。大丈夫，大丈夫，壮志须除儿女恨，莫将心事恋妖狐”。诗中反对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自由恋爱，采取浪漫主义手法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这也是受李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

李奎报是韩国高丽时期的文人，对李白诗歌极为尊崇，对李白诗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在其作品中则表现了接受李白诗歌影响的痕迹。被称为“海东谪仙”。李白《友人会宿》有“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的名句，而李奎报《醉吟》也写到：“天地为衾枕，醉过太平时”这样的句子，可见两人的感情和创作手法是多么的一致。李奎报在其诗中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李白，在《军中答安处士置民手书》中写到：“太白天人也，其语皆天仙之词”。在《读李白诗》中写到：“呼作谪仙人，狂客贺知章…如此飘然格外语，非白谁能当……所以呼谪仙，贺老非真狂”。高度评价了李白在诗坛上的崇高地位和影响。

李奎報对李白的仰慕之情在其集大成之作《问谪仙行赠内翰李眉叟坐上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中写到：“我不见太白，思欲梦见之……今日逢君真谪仙……公之去兮已千载，胡今眷眷复来思。笔下风流余旧态，饮中情味今何亏……谪仙谪仙吾已见，虽使执鞭安敢辞”。此诗内容丰富，文笔绮丽，全篇充满了浪漫主义风格。诗中表现出诗人真心崇敬李白，仰慕李白，如果能够得见李白，愿为其执鞭当马夫。这与其说是当时诗人的个人感情，不如说是读过李白诗歌的韩国人民的共同感情。

时调，是韩国独特的诗歌形式，韩国的时调深受李白诗歌的影响。下面的一首时调则歌颂了李白不惧权势的骨气。时调写到：“太白有豪气，天子呼来不上舟。高力士脱靴杨国舅磨砚，采石矶捉月骑鲸天上游。说什么位高金多，他视如马勃牛溲”。

三 李白诗歌在越南的传播

越南是汉字文化圈国家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受中华文化的影响，越南人使用汉字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李白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之作。在唐代李白诗歌就已传入越南。当时唐代的文人前往越南，越南的留学生来唐朝，两国文学交流频繁，当时越南的文人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唐诗题材来进行创作，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无唐诗的痕迹。越南人特别喜爱李白的诗歌，李白诗歌在越南被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至今在越南的语文教科书里还收录有李白的诗歌数首。

在古代越南，李白诗歌深受国王文人和百姓的喜爱。李朝开国君王李太祖李公蕴有一首诗《即事》，诗中写到：“天为衿枕地为毡，日月同窗对我眼。夜深不敢长伸足，只恐山河社稷颠”。我们知道李白有一首诗《友人会宿》。诗中写到：“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良宵宜清谈，皓月未能寝。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比较这两首诗，李公蕴的“天为衿枕地为毡，日月同窗对我眼”和李白的“皓月未能寝……天地即衾枕”描写手法上是何等的相似，李公蕴的诗歌直接化用了李白诗歌的部分词语及夸张手法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意境。

黎圣宗时期对李白诗歌尤为推崇。黎圣宗洪德六年科举考试试法和试题规定：“诗用唐律，赋用李白”。对于越南文人来说，若要通过科举考试为官，必须熟读李白诗歌，可见李白诗歌在越南的巨大影响。黎圣宗本人也酷爱李白诗歌。其诗作《文人》中写道：“道骨仙风乘月客……妙句洋洋泣鬼神”。这里的“道骨仙风”指的是李白的诗风和性格，“乘月客”指李白。而“妙句洋洋泣鬼神”则直接借用了杜甫赞颂李白的名句赞颂李白。再如，《题柴山寺》中写到：“手摘星辰第一天……诗成笔已动山川”，这与李白的“手可摘星辰”“举手可近月”“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有异曲同工之妙。

阮攸是阮朝越南诗人、作家，是越南古典文学名著《金云翘传》的作者，越南最有代表性的古典诗人，被越南人尊为大诗豪，世界文学评论界常把他与俄国的普希金、德国的歌德、法国的巴尔扎克和中国的曹雪芹、屈原并论。有汉诗《青轩诗集》78首、《南中杂吟》40首。李白在阮攸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作为《桃花潭李青莲旧迹》。这是诗人在出使中国游览安徽桃花潭时所作。诗的第一句借用了李白原诗稍改为“桃花潭水千尺深”，接着赞颂了李白的豪放不屈的个性：“天子呼来犹烂醉，自言臣是酒中仙”，直接化用了杜甫赞颂李白的诗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一鱼一鸟皆成仙”则赞颂李白的名作《赠汪伦》让桃花潭天下闻名。诗的最后写到：“惆怅思人不复见……不如终日痛饮全吾天”，则表明诗人深知诗仙已去，心中莫名感伤与惆怅，诗人思念李白向往李白，故想“终日痛饮”梦中追随谪仙而去的感情。

四 结语

李白一生流传的诗歌近千首，他的诗歌作品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从李白诗歌传入这些国家之后，各国均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诗人，他们不同程度地深受李白诗作的影响，他们不仅喜爱李白的诗歌，并且在接受和传播李白的诗歌，在他们的诗歌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李白诗歌的痕迹。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这种同质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这种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广度深度，对对方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文化交流所无法比拟的。

注：本文系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李白诗歌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传播”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LB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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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绵阳师范学院讲师）

作者：李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