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璋汉语汉字思想研究论文

近来，社会上有些人大谈“英语热”影响了母语即汉语的教学，因而提出以降低英语提高汉语在高考中的分值来刺激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当然，在当今功利主义盛行时期，这一招会有一定效果。然而，我对于这一建议的出发点难以赞同，对用这种方法能否达到促进汉语教学的目的，我也持怀疑的态度。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许国璋汉语汉字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许国璋汉语汉字思想研究论文 篇1：

英汉语文字和语言关系比较研究

摘要：英语是他源性的表音文字，汉语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英语和汉语的文字与语言关系不同：英语的文字依附于语言，视觉依附于听觉；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相对独立，文字与语言没有强制的依赖关系，文字可以脱离语言的变化。这种差异带来的结果就是：英语研究以语言为中心，而汉语是以文字为中心。

关键词：英语；汉语；表音文字；表意文字；文字与语言关系

一 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关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语言是心理经验的符号，文字又是语言的符号。”索绪尔这样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存在的惟一理由就在于表现语言。”受到这两位大家的影响，我们经常看到的说法是：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语言是第一义的，文字是第二义的；语言可以离开文字存在，文字不能脱离语言存在。文字的本质是文字代表语言”。（吕叔湘，1957）由于语言是现实的符号，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所以文字谓之“符号的符号”。

我们不能断言上述说法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上述说法是不全面的，是以表音文字为蓝本提出的，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先来考察前文字和前语言的关系。文字和语言最初是平行发展的、不同性质的两套符号体系。前语言对应时间、听觉，前文字对应空间、视觉。原始文字被创造出来，并不是为了记录语音，而是以图像作用于视觉，实现字形和意义的统一。语言，包括前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而原始文字也是用来指称、表征现实的符号。听觉和视觉是人类认知现实、获取信息的两条最重要途径。文字不是被动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而在人类认知现实的途径中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所以说，陈望道先生也说：“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的记号。人们知道用声音表达思想，也就知道用形象表达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一面就又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口耳和手眼两条思想交通的路径，现在固然有了合并的地段，当初实非如此。”（徐通锵，2007：118）当然，前文字和前语言并不是永远平行发展、不相交，而是相互需要，从而逐步合拢、并轨，以达到视觉、听觉这两种认知途径的最佳结合。

再有，文字类型不同，与语言的关系也不同。文字体系分为表音文字（以欧洲语言文字为代表）和表意文字（汉语）。表音与表意是文字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与语言的结构原理大致适应，并没有优劣之分。若承认汉语是表意文字，就要对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说法重新审视。这也是汉语对整个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贡献，否则普通语言学也就不能称之为“general linguistics”，而成了印欧语语言学了。一般来说，表音文字是他源性文字，表意文字是自源性文字。他源性文字的产生就是为了记录语言的语音，从其它语言中借来语音记录语言，是语言文字化的过程，其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距离较小；与此相对，自源性文字和语言最初是平行发展的，后来交融在一起，可能是文字语言化的过程，其由文字组成的书面语与口语之间有较大距离，甚至尖锐对立。（潘文国，2009）汉字正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以语义为中心，并非语音的符号，本身就能构成符号，而不是“符号的符号”。

西方语言学家说过，“Chinese is not really one but several languages held together by a common script.”（汉语实际上不是一个语言，而是同一文字形式下的若干个语言。）这里的若干种语言指的是汉语的不同方言，同一个汉字在方言中有不同的发音。这也说明，汉字与有声语言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李大鹏，2011）

然而，现行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大都沿用西方普通语言学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定义。并且，与“语言第一义，文字第二义”相似的论调是，“口语第一性，书面语第二性”。这种言论所造成的后果是，书面语越来越不受到重视，导致整个社会语文水平不断下降。（潘文国，2009）

二 英汉语文字和语言以及二者关系的差异

英语的基本结构、基本文字单位是词，汉语是字。字与词之差实际反映了不同的语言组织规则，因为词突出的是语法特征，而字则突出语义特征。印欧语的词类与句子结构成分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由词组成的英语句子概念清楚。且英语句子是封闭的，每句都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动词，一致关系、支配关系、修饰关系，等等，这就使英语句子形式化、格式化了，所以说英语是结构谨严的形合语言。相形之下，汉字讲的是“据义构型造字”规则，不讲字性，由字组成的汉语句子，就没有印欧语那些形式化、格式化的东西，连汉语的句子概念也是模糊的，所以说汉语是意合的语言，结构松散，形散而神聚。

英汉语文字与语言关系的差异明显。首先，英语采用的是拼音文字，主要是一种听觉文字，那是因为印欧民族立足于时间来观察、认知现实，偏重于听觉的认知途径。表音文字是他源性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借助于别的文字系统，对表意文字进行表音化改造，进而创造出拼音文字体系。所以，英语的拼音文字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记录语言的语音、文字记录、表现语言。而汉语是表意文字，主要是一种视觉文字。汉民族立足于空间来观察、认知现实，偏重于视觉的认知途径。与之相适应，表意是汉字的立足点，占主导地位，对表音的假借字进行表意化改造，以“声”表现“义”，“因声求义”。汉字是以形声字占主导地位的文字体系，“形”表义，“声”兼表音和表义两部分。所以，汉语的形声体系是表意文字的代表，汉字与汉语关系相对独立。

再有，文字不同，编码体系也就不同，文字与语言并轨的方向也会不同。英语是多音节语，一个词有几个音节不定，因而音节与意义没有强制性的联系。因此，英语语言编码是以无理据、任意性为基础的。汉语是单音节语，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生成一个字，因而音节与意义有强制性的联系。所以，汉语语言编码是以有理据的约定为基础的。表音和表意是文字发展的两个方向：以无理据为基础的英语语言就会对最初的表意字符进行表音化改造，使意义与语音脱节，形成表音文字；重理据的汉语需要对表音的方法进行表意化改造，形成表意文字。英语文字体系中的词适用于英语语言结构原理，而汉语文字体系中的字适用于汉语语言结构原理。

第三，不同类型的文字体系对书面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会有重大影响。在英语的拼音文字体系里，文字依附于语言，视觉依附于听觉。英语字母拼写顺序与语音音素顺序相对应，“写”和“说”的距离相差不大，语音改变，拼写随之改变。汉字情形与此不同。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具有两重性，汉字字形与一定读音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并不需要随口头、听觉的变化而变化。汉字可以摆脱语音的羁绊，虽然一个字读音自古至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字形比较稳定，字义演变也不大，这就是“以汉字不变应汉语的万变”。所以，余光中说过，英语历史变化比较大，现代人已经难以读懂三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但汉语几乎说得上是历久不变，今人读前人的著作毫无问题，无论是四百年前的《西游记》，一千年多年前的唐诗，甚至是两千年前的《史记》，读起来仍然清晰可辨。

那么，汉语能够实现拼音化吗？很多语言文字学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就曾撰文支持汉字走上拼音化的道路。除了上面所述，汉语与表意汉字并轨是因为汉民族偏重于视觉的认知方式，汉字适合汉语的结构原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制约汉字拼音化的发展方向。汉民族居住地由多个民族构成，方言、方音林立，相互之间语音难以沟通，但是各方言所用文字相同，汉字构成的书面语能够帮助各方言区人民沟通交流，有利于民族往来、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再者，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成果都是由汉字记载下来的，如果废弃汉字，实现拼音化，就会中断历史传统。所以，汉语的表意文字意义重大，是不能变更的，而且也没有改变的必要。

三 英汉语研究传统的差异

文字体系和语言构造有差异，自然研究文字和语言就会有不同的重心和方法。英语文字和语言的关系是视觉依附听觉，文字的写法会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而汉字和汉语关系不同，文字和语言没有强制的依赖关系，文字可以脱离语言的变化。这种差异带来的结果就是“英语研究以语言为中心，而汉语是以文字为中心”。（姚小平，2006）换言之，就是印欧语“重语轻文”，而汉语则是“重文轻语”。

自从亚里士多德将文字看成“符号的符号”开始，西方语言研究形成的传统就是要竭力摆脱文字的干扰，排斥语义研究，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口语，最后形成了语音中心主义，又称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的代表性学派就是结构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这种语音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使是对语音文字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对此曾予以猛烈抨击，“通过一种难以觉察的必然性，文字概念正在开始超越语言的范围”，认为20世纪初西方哲学实现了“语言”转向，而现在应该是实现“文字”转向的时代。

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单位，是书写单位、听觉单位和结构单位三位一体的单位，汉字的构造规则与语言的结构原理相适应，可以从汉字的文字体系中考察语言的结构原理，所以，汉字的构造规则是汉语研究的基本内容。汉语传统的“小学”研究的核心就是三位一体的字：文字学研究字形，音韵学研究字音，训诂学研究字义。林语堂将研究“文字的变化和构造”的《说文解字》和金石之学看成和印欧语grammar相当的学科，抓住了这两种语言的本质差异。（徐通锵，2007：79）许国璋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王力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由此得出，汉语研究传统是以汉字研究为中心，注重书面形式的研究。

汉字和汉语与印欧语有着不同的文字和语言体系，理应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而不是简单套用西语语法范畴分析汉语言和文字。然而，自从《马氏文通》以来，汉语研究中断了汉字研究的传统，走上了套用西语研究方法、语法范畴，遵循口语至上的道路。如果以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导向来研究汉语，使汉语研究在词类划分和句子结构成分划分上兜圈子，就会难以取得进展，从而认不清汉语语言和文字的本质。“从文字的构造看语言的结构原理，应该是语言研究需要遵循的重要途径。汉语研究的传统就是这一途径的实践，我们可以根据语言科学的发展对这种传统进行丰富、充实和改进，但绝不能中断和否定。中断自己的传统是没有出路的。”（徐通锵，2007：160）

探讨文字、语言、文字与语言关系等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要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只有理清了上述问题，才会对汉字、汉语以及汉语研究传统有清醒的认识，才会从根本上认识到汉语研究要走上摆脱印欧语研究的控制、探索汉语自身规律的道路。并且，广大学习者才不会忽视汉语文字之学习，甚至以西语至上，而致汉语水平普遍下滑。

参考文献：

[1] 李大鹏、全林昌：《语言文字关系新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1期。

[2] 吕叔湘：《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说起》，《语文建设》，1957年第8期。

[3] 潘文国：《汉字是汉语之魂——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4]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

[6] 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 姚小平：《语言文化十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8]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

[9] 周志培：《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付曜辉，男，1977—，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汉对比、翻译，工作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作者：付曜辉

许国璋汉语汉字思想研究论文 篇2：

浅议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

近来，社会上有些人大谈“英语热”影响了母语即汉语的教学，因而提出以降低英语提高汉语在高考中的分值来刺激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当然，在当今功利主义盛行时期，这一招会有一定效果。然而，我对于这一建议的出发点难以赞同，对用这种方法能否达到促进汉语教学的目的，我也持怀疑的态度。

我在《外语教育不可削弱》①与《外语教育面临的矛盾和问题》②两篇文中曾提到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但说得很简单。最近，读了《英语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③一书很受启发，我试图较深入地与外语界和语文界的人士一起探讨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

英语热是否影响了汉语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的地位空前提升，不断升温，这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对我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英语对民族素质的提高和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这是英语热的根本原因。只要坚持改革开放，英语就不会降温。当前英语是否过热？实际是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例如，高考必考外语使得一些有特长的但外语成绩差的考生难以上大学；各种职业招聘都要外语资格证；职业学校不论专业特点都要求学生学外语；外语学习低龄化，家长争相送小学低年级和幼儿上英语培训班，加重了孩子的负担和家庭的经济压力。其实，这些是属教育政策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不应该一股脑归罪于英语热。至于英语热是否影响了汉语教学，需要调查和实证。中小学乃至整个社会一向重视语文课，有充足的课时、好的师资与丰富的教学资源，因此语文教学条件优于英语教学。只有为数极少的刚刚起步的国际班使用全英语教学，学生可能对语文学习有所放松。即使外国语学校也很重视语文课，由于汉语与英语相互交融，外语学得好的学生汉语也不会差。如果，学生普遍存在对语文不够重视或不感兴趣，这首先要从语文教学本身找原因，而不好埋怨别的学科。正像英语教学出了问题，就该分析自身的问题，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别的学科身上去呢？所以，汉语需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改革创新，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仅靠高考增加分值是难以奏效的。

英语对汉语发展的促进作用

1. 英语对汉语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

自19世纪以来，我们的先辈对比汉语与英语，发现汉语缺乏规范的拼音和语法规则，为了方便国人学习汉语，也为了减少外国人学汉语的困难，促进相互间的交流，早在清末就有一位名叫卢憨章（1854—1928）的厦门人，去新加坡学过三年英语回国后，研究拼音字，于1892年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普及教育、兴科学，使用拼音字可大大提高学习汉语的效率。1918年一种新的注音方案开始运作，到了1930年，注音符号与罗马字拼音名并存，普及到词典和启蒙童稚读物中。1951年，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他还说：“看起来还是以采取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经过多次研究，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并开始向全国小学推行。26个汉语拼音字母与英语26个字母相同，通过汉语拼音将汉字词汇音译成英文词汇，创造了极为方便快捷的途径，有助于外国人学习汉语，因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国际交流。同时，世界各国愿意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了。

以上说的是借助英语字母创造了汉语拼音。我们的前辈还借鉴了英语语法创建了汉语语法。1898年马建忠（1844—1900）受英语语法的启发，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以“词本位”为基础的汉语语法《马氏文通》。1924年，黎锦熙出版了《新著国语语法》，创立了“句本位”的语法体系。1943年，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提出了汉语无屈折作用和汉语词无形态变化的观点。以后，丁声树、朱德熙、吕叔湘等均仿照英语语法继续研究汉语语法。“借英鉴汉”“以英套汉”的研究方法固然建立了汉语语法，但毕竟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缺少中国自己的语言理论，因而在世界上很少听到中国的声音。

据吕叔湘、许国璋、钱冠连等先生的分析，问题的原因在于外语界与汉语界长期老死不相往来。汉语界人士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语界人士则以解释国外语言学派的理论为主。汉语界缺乏精通外语的人才，外语界罕见精通古汉语的人才。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大力提倡，语言专业（无论是汉语还是外语）的研究人员应精通汉语和一至两种外语。那种“研究汉语的不必学外语”和“研究外语的不必学古汉语”的观点是狭隘的。应加强汉语与英语及其他外语的交流，外语与汉语互相学习、交流、借鉴，共同发展。21世纪也应多出像赵元任、林语堂、季羡林以及前面提到的大师级的人物，英语和汉语都非常娴熟，并能在语言研究上有真知灼见。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发展汉语，就要解放思想，借助外语，创新改革，创立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汉语语言学理论，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话语权。

2. 英语对推广和普及汉语的作用

向世界各国推广和普及汉语自然要借助英语和其他外语。从1990年我国设立“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以来，外国考生人数迅速上升。为了更有利于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发起创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计划。到2012年底，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400所孔子学院，500多家孔子课堂，注册学员65万人。④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的进一步强劲，全球“汉语热”必将持续升温，并深入世界各个角落。据乐观预计，用不了多久，中文将和英语、西班牙语一样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工作语言。⑤

3. 凸显汉语在网络上的优越性

计算机技术由西方传入中国，首先使用的是英语拼音文字输入，然而，汉字输入方法多于英语，有音码还有形码；由于汉字是单音调比拼音文字更具保真能力，汉字单体书写比拼音文字更易于储藏，汉字相互逻辑结合更具表现力，不仅输入汉字的速度快于英文，而且比英语更容易采用语音和手写输入。虽然，现在互联网上使用英语的占了绝大多数，但是汉语却具有很大的潜力，当然，目前还面临严峻挑战，还要利用英语这个媒介来推广汉语，发挥汉语在网络上的优势。

英语与汉语要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国人的声音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注意。中式英语逐渐被外国人所理解和认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牛津字典中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已经达到一千多条。除了音译的人名、地名及文娱体育、食物、习俗等名词，如wushu （武术），jiaozi（饺子），feng shui（风水）等，还有意译的词或短语，如The Art of War（《孙子兵法》），open door policy（开放政策）。最有趣的是语义再生的带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词，如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等。据美国全球语言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自1994年以来国际英语增加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亿万中国人在学英语、用英语，也在制造英语，实际上是在向英语输入汉语的元素，逐步使其形成中国式的英语，成为英语的一个分支。最终与澳大利亚英语、印度英语等一样融入世界英语的大家庭。而与此同时，英语热也给汉语词典增加了大量的新词，如“AA制”、“T血衫”、“粉丝”、“GDP”等。

在当今形势下，英语与汉语两种语言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已是历史的必然。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这两大世界强势语言文化只有相互学习、借鉴，交融在一起，才能对世界的和平和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中小学英语与语文教学之争不难解决。我认为，英语和语文界的同仁们要改变互不联系的状况，携起手来，相互学习、交流，切实研究如何改革创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资料

① 刘道义.2013.1.外语教育不可削弱.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

② 刘道义.2013.2. 外语教育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中小学外语教学

③ 牛道生.2013. 英语对中国的历史性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 刘延东.2012.12.17.第七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开幕致辞.新华网

⑤ 曾向荣.2007.2.15.中文成英语新词来源 中式英语掀起热潮.广州日报

作者：刘道义

许国璋汉语汉字思想研究论文 篇3：

论《尔雅》与《马氏文通》语法观的不同

摘要： 《尔雅》是疏通古典经籍中方言古文的工具书，而《马氏文通》是第一部关于汉语语法的系统性著作。本文以《尔雅》和《马氏文通》为研究对象，发现两部不同年代不同书写方式的著作其实都可以被当作语法书来看待，只是两者的语法观有显著差异。《马氏文通》重在通过理性和逻辑建立一个虚假的结构单位；《尔雅》则主要依靠想象力和悟性，体现综合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尔雅》；《马氏文通》；语法观

一、《尔雅》与《马氏文通》

《尔雅》是疏通古典经籍中方言古文的工具书，是传统训诂学的开山之作。《释名》对“尔”、“雅”的解释分别是“近也”、“正也”[1]。而所谓“近正”即“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2]”。

自《尔雅》问世以来，历代都有经学家为其作注，这其中就包括了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唐代陆德明的《尔雅音义》以及宋代邢昺的《尔雅疏》。正是因为有后人不断地为前人的疏漏作补充，在新的语言环境下去考证、阐释古文字，传统训诂学才得以继承和发展。

可到了晚清末年，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开始逐渐萌芽。训诂学、小学乃至经学的研究已然都变得毫无意义。马建忠说“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3]”，那些传统的用以承载“道”彰显“理”的经文已经解救不了国难了，能挣脱压迫、摆脱落后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习西方的“道”与“理”，即所谓的专门知识。《马氏文通》也由此产生。

《文通》是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它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成功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汉语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對后世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深远而持久：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都有沿袭《文通》的体系。连后来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也受到其影响。“筚路蓝缕之功”虽不可泯灭，“削足适履之过”倒也没少提及，几乎都是说机械模仿西洋语法（主要是拉丁语法）有多不合适，只可惜《文通》之后出现的汉语语法书也都被关在西洋语法的框架里出不来。

二、“词本位”的语法书

正如前文所述，《马氏文通》是中国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汉语语法研究至此独立为一门学科分支。但这也恰恰说明汉语语法的研究在《文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被今人当成同义词词典的《尔雅》中，就有组词成句的虚字介绍，如《尔雅·释诂》中的“逮、及、暨、与也。”（第43页），《尔雅》的郭注中也取了《公羊传》的例子“会及暨皆与也”。《文通》中把字先分虚实两大类的做法，就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中国古人在虚字上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包括宋代周煇的《清波杂志》、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代袁仁林的《虚字说》和刘淇的《助字辩略》等。而且从《文通》本身也可看出前人对古汉语语法的研究。马建忠在谈到“华文所独”的助字时，便引用了《文心雕龙》（“‘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和《广韵》（‘也’，语助也，辞之终也）等等。

然而，这样来谈古代汉语语法，多少受马氏的“词（类）本位”语法所限，最终只能得出一个古代汉语语法成就不大的结论。这是因为马建忠虽然是根据意义划分词类，但是这种模仿西洋语法体系划分的词类更适合有明显形态变化的西洋语言。在西洋语言里，形态不一的词类可以控制句法。所以对于无明显形态变化的汉语来说，“词”不宜作为语法本位。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句成分本位”、“词组本位”、“字本位”、“小句中枢”等。这其中，“词本位”、“句成分本位”、“词组本位”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语言框架中的结构问题而提出，可以说是属于传统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范畴之内，而“字本位”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汉语的超句法问题，“小句中枢”则从语法研究扩展到当下流行的话语研究。只是，要真正摆脱这种“语素——词——词组——句子”的理性语法的束缚，或者是要让“鞋子穿得合脚”，还需从汉语的自身特点出发，甚至从汉语的源头出发来思考。

金克木先生就曾表示中国古汉语语法是有别于西洋理性如“句本位”语法的“词本位”语法，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即战国末年已开始有词本位的语法即《尔雅》[4]”。为了佐证这一思想，他把印度现存最古的语法成果和《尔雅》作了比较。他谈及了印度的三本著作——《波你尼经》、《尼健豆》及《尼录多》。这三本书中，《波你尼经》是印度古代文法家波你尼所著的梵语文法书；《尼健豆》是一本难字汇，列举并解释印度上古时期《吠陀》经文中的难字；而《尼录多》则是用来解释《尼健豆》的，研究词源学的书，现在一般和《尼健豆》集合成一本书。《波你尼经》定的梵语规范，后来和希腊语、拉丁语和一些现代欧洲语言融合，于是产生以理性语法为框架的梵语语法。而《尼健豆》这种形式则和《尔雅》出奇的吻合，可谓为“词本位”语法正名。但之后，金克木先生马上又补充说明“词本位”的说法有点不妥，仍受理性语法的束缚，真正的古汉语，其词句难以划分。

金克木先生把《尔雅》视为“词本位”的语法书，作者以为这是种反对理性语法框架而不反对理性的认识。当代学者一般对《马氏文通》是一部“词本位”的语法书这样的表述不会觉得不妥，且一般只把《尔雅》当作一部最早的辞典，最早的训诂学作品，最早的同义词词典，或者是对语义学研究有巨大价值的古籍。语法，从狭义的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是组织自然语言中词、词组、小句的结构上的规定。许国璋说“语法是制约句子里词与词的关系的规则[5]”。支持这种狭隘的观点的汉语研究者们，很多只能因循《马氏文通》的老路，却很难超越《马氏文通》。但从广义的真正理性的认识下，或者说从语法书的功能角度谈，语法书，除了教人学外语，不外两类：一是讲解本国古文；二是给通行语言定规范[6]。照这么说，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同义词罗列在一起的《尔雅》即是语法书。而对于金克木先生所言的“词本位”，虽然他自己表示这种说法是受“理性语法”束缚所致。但考虑到上古汉语里单音节词占大多数的事实和汉字字形的限制，基本上可以说一个“字”等同于一个“词”，即“字（词）本位”的思想在古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7]，所以金先生的判断有一定道理。

如此一来，《尔雅》与《马氏文通》皆成了“词本位”的语法书。只不过，《尔雅》是广义上的语法书，而《马氏文通》是狭义上的。《尔雅》的词是“词音——词形——词义”里的“词”，如“希、寡、鲜，罕也。”的“希”；而《马氏文通》的词是“词——句读”里的“词”，如实字卷之二名字二之一的“公名”。

三、实证语法vs唯理语法

“实证语法起源于古希腊，目的在解释远古时期的著名诗篇。它的作用与中国的训诂学和小学相近。[8]”实证语法的两大特点是举例和分类。《尔雅》除了列出了古时候重要经籍中出现的字，以及将这些字以同义词的形式放在一起之外，并没有举任何字的任何例子（排除《尔雅》的注疏）。没有例子似乎就意味着达不到实证的效果。然而，《尔雅》这一本难词汇的奇妙之处或许就在于它没有举例，更准确的说是，经史子集哪里都有它的范例。能给《尔雅》作注的皆是大学问家，而没能力给《尔雅》作注的一定也自幼把《论语》、《孝经》之类的书烂熟于心。这样，有了一定文言的基础再读《尔雅》，之前学的才能变得脱口而出。《尔雅》作为阅读经书的“户牖”，本来便是与经书配套使用。同样的，即使《希腊语法》在每个类别中都添加了例子，也不能脱离远古诗篇。在分类方面，除去前三篇，从“释亲”、“释宫”、“释器”直到 “释鸟”、“释兽”、“释畜”这后十六篇的分类完全依照事物的真实类别。相比于《希腊语法》自创了八大用于区分词性而和现实事物关联不大的类别，《尔雅》的分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语法的功能，它更像是一本百科辞典的分类。所以，晋代经学家郭璞在为《尔雅》作注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就解释了一些古代动植物的名称，使《尔雅》对后来的本草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所以，《尔雅》作为实证语法，无论是在实用性上还是在分类意义上都是值得肯定的。

而被当成“唯理语法”的《马氏文通》，它的意义在于普遍原理的探索，并要在分类列举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各类词的理性依据。许国璋先生已经从分析《文通》的序、后序、例言、界说以及与《普世唯理语法》的比较多个方面，证明了《文通》语言观的现代性，证明了马建忠做到了“明理”。然而，“明理”并不能掩盖他在实用性和分类意义上都比《尔雅》薄弱的缺点。

《尔雅》在实证、分类，甚至是隐含的文化价值上都是与古典经籍契合的。而《马氏文通》则要求读者在读经书的同时，额外学一套依靠分析的抽象的体系，倒不论这套体系是否“合脚”，至少是多花了工夫。另外，马建忠于后序说到“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9]”。西洋语言的容易学习是否该归功于西洋语法暂且不论，《马氏文通》对学习古汉语的帮助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四、浅谈语法观

《尔雅》和《马氏文通》的共同点有二：一是都选材于古汉语著作；二是它们都是规矩，或者依此文说的，都是语法。而本文主要探讨两者语法观的不同。总的来看，《马氏文通》体现的语法观里，除了普世性外，就是理性和强调分析的逻辑思维。用福柯的话说，这种语法“只是在表面上构成了一个一致的形态”，而当你发现了这个形态束缚住了语言，变得不合适时，你必须得“承认陈述的、分析的、描述的、原则的和结果的、推断的整体是一个虚假的单位” [10]。

而《尔雅》则没有建立虚假的结构，没有“词——句读”，只有“音——字——义”。如果说“词——句读”的关系需要依赖人造的“起词”、“语词”的话，那么“音——字——义”的关系符合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同义词的集合主要依靠的是想象力和感悟，如，“首”（头）、“祖”（宗庙之始）、“胎”（人成形之始），皆为“始”。当然，因为想象力和感悟的不同，人的认识会有偏差，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给马建忠建立统一的“规矩”提供了一个理由。最后从《尔雅》完整的分类和不举例（或者例子就是五经和其他古籍）的角度看，《尔雅》体现的是一种综合思维。

参考文献：

[1]清王先谦.释名疏证·释典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314.

[2]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

[3][9]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

[4][6]金克木.文通葛郎瑪[J].读书，1998（6）：129-130.

[5][8]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41-44.

[7]姜仁涛.《尔雅》同义词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2.

[10]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3.

作者：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