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2022-04-20

摘要: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了广泛的人权保障实践,包括人民享有基本的生存权,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凡是赞成抗日与民主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护合法财产,确保受教育的权利,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等等;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人权思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1:

延安时期国防教育研究

摘要:国防教育亦可称为国难教育或抗战教育。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普及文化、提升国民素质的教育活动。延安的国防教育完全是为完成抗战建国总任务的。国防教育的内容:(一)基本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二)边区的中等教育实现了零的突破。方式:举办国防教育研究班;巡回教育;以国防教育会和《国防教育》杂志为主要阵地进行研究和宣传。这些教育方式贯穿于整个延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大众化、科学化、实用性、时代性的特点。延安时期的国防教育对于当下革命历史纪念馆打造国防教育“第二课堂”,推行红色文化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国防教育;巡回教育;国防教育会;服务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困境,一大批学校和为了保卫祖国而长期奋斗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关于改善旧教育的宝贵意见和具体办法。他们面向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了有组织的普及文化、宣传主张的国防教育,为改善陕甘宁边区文盲众多、愚昧落后、人口死亡率高、封建迷信猖獗的现状作出重大贡献,广泛的国防教育亦成为对日作战的一把利器。

一、国防教育概述

国防教育也可称为国难教育或抗战教育。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普及文化、提升国民素质的教育活动。简言之,国防教育就是以服务抗战为目的而开展的一项始终贯穿于抗日战争全过程的教育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彻底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序幕,而中国全民族教育救国征程也由此开始了。各相关教育部门和各地文化教育工作者、学校通过成立国难教育社等教育团体,开展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救亡教育工作。

据统计,1935年以前,在陕甘宁地区一般的县份每100个人中,难以找到两个识字的人,而在华池、盐池等县更是每200人中才能找到一个识字的①。在那时,文盲基本占了全区人口的98%以上。全区20多个县,仅有小学120所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为了普及文化教育,改善陕甘宁边区文化贫瘠、文盲众多的社会现状,便在延安广泛开展以红军大学、列宁小学等学校为阵地,以社会教育、小学教育等为内容,以巡回教育等为方式的国防教育,提出要“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负责,互相帮助,有计划地发展抗战教育”,并开展了与生活、生产和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免费学校教育,以加强政治思想和军事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习惯,提高生活独立能力。截至1937年春,陕甘宁边区有小学320所,有学生5600多人③。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国防教育,而不是亡国奴教育。我们的国防教育,就是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④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实行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国防教育政策,提出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国防教育的方针;指出创设各类干部学校,废弃以前教育的制度、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和课程,广泛开展民众教育,办理小学教育,发展中学教育,是推进国防教育建设的新要求。

同时,为了更好推进国防教育,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的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等规章条例,还选派了成仿吾、李维汉、何思敬、凯丰、艾思奇、何干之等优秀的教育家、理论家到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当教员,专门为学生教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等课程。此外,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时常到各校作时事报告、讲课。这不仅培养了干部,也使国防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国防教育与边区国防教育会

1935年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时,陕甘宁边区经济条件非常落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民生活困难,文化基础极其薄弱。来到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说道:“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⑤“边区是中国本部文化教育最落后的一个区域”⑥。陕北地区“父母对子女既不知教又不知养,儿童的死亡率特别大,加之这里地广人稀,村与村之间相距常在十里、二十里,儿童上学不便,失学的儿童特别多,小学教师不为农村所尊重”⑦。

1937年12月,在成仿吾、吕骥等人的发动下,成立了国防教育会,领导开展国防教育。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表《为召集国防教育代表大会致武汉文教两界书》一文,提出“在帝国主义狂暴的炮火下,我们的成百成千的为保卫祖国而长期奋斗的文化教育工作者,从平津、从上海、从南京逃亡到武汉,因此武汉教育空前呈现的活跃,它已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了”⑧,认为国防教育运动已经从武汉向全国蓬勃发展开来了,希望“配合现在的抗战形势,发起组织‘边区国防教育会’,来领导边区的国防教育工作。”⑨4月,为了扩大边区的国防教育运动,促进全国的国防教育,各地代表在延安召开了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更好地宣传国防教育,引导边区的国防教育运动,还专门创办了《国防教育》专刊,并在发刊词中对国防教育和边区国防教育会作了重要论述,指出“边区所实施的教育,早已就是国防教育。并不是成立边区国防教育会之后,边区才进行国防教育”;规定“边区国防教育会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把各个人的,各单位的,各地方的在过去实施国防教育的经验,集合起来,整理起来,建立成一个国防教育的思想体系,作为他们全边区今后进行教育的根本方针。”

而国防教育则是边区国防教育会实现这一任务的工具,所以,它主要的内容应该就是交换经验、整理起来,把它们组织成为系统的知识,并帮助各地教师和工作人员解决当前的具体问题。

由此可见,国防教育会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站在协助政府的立场上服务于抗日战争的利益。铲除一切宗派观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铲除一切宗派观念,在抗日的旗帜下,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共同负责,互帮互助,有计划地发展并坚持扩大抗战、抗教运动,把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共同负责,互帮互助,有计划的发展抗战教育。”⑨

而所谓的国防教育会分会,“第一是教育的群众组织,第二是教育工作同志自我教育的组织,第三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工作是进行国防教育理论上和技术的研究,提高全体教育工作同志的政治文化水平,加强工作的能力,增进工作的效率;进行团结的工作,把县区干教育工作的同志及一切愿意为国防教育服务的知识分子,吸收到分会里来,彼此交换经验,使大家在开展国防教育这个目标之下,努力奋斗;设法改善小学教员的生活条件,提高工作的热情,坚定服务的意志,养成甘愿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依据工作的任务,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综上,国防教育会与国防教育会分会是以推行国防教育事业为目的的群众自发组织,也是研究国防教育理论、交换教育经验、宣传抗战、团结民众、建立抗战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和场所。

三、国防教育的内容及方式

(一)国防教育的内容

早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颁布了《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1940年,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条例,要求8至14岁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必须接受义务教育。1942年,边区政府对小学教育进行整顿,实行精简,逐步改善了学校设备和教师待遇、增加了学习经费、增强了教员质量,也有效地提高了小学教育水平。1944年,各地根据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精神,开始了大规模的小学教育改革工作,且成效显著。主要表现在:

1.基本实现“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的目标。据统计,1944年,边区的冬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仅三边地区就有冬学461处,参加人数达6292人。其中,靖边县37处,共有学生571人,平均每人识字495个(其中,94人能写简单的句子,164人能写简短的便条,71人会珠算的加减乘除法,99人能记账,40人能读《边区群众报》)。截至1945年上半年,边区共有小学1377所,学生34044名。

2.邊区的中等教育实现了零的突破。先后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边区中学(1939年7月将这两所学校合并成立边区师范。)1940—1941年间,创办了关中师范学校、定边师范学校、陇东中学、富县师范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及边区医药学校和边区农业学校,接收了绥德师范学校和米脂中学。截至1942年,边区共有中等学校十所,在校学生达到2000余人。

延安时期,各地区、各学校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实现扫盲、普及教育之目的,编撰了大量课本教材及讲义。主要有国文类的《初小国语》《初小国语补充教材》《中等国文》《中等国文选》《高级国文选》《国语课本》《高小国语》《高小国语》教学参考等,算数类的《算术讲义》《中级算术》《中级简明算术课本》《高级算术课本(在职干部用)》等,自然科学类的少年科学读物《苏联的发明故事》、少年科学读物《水》《小学训导》《自然讲义》《地理讲义》《历史讲义》《物理学》《化学》《初级普通化学》《国防自然常识》《高小自然》《自然课本高级》等。同时根据不同职业、年龄、用途等还专门编写了《小学生临时课本》《冬学手册》《识字课本》《常识教材》《初级新课本》全六册、《初级文化课本》《中等活页文选》《干部文化课本》《农村应用文》等教学资料。

(二)国防教育开展的方式

1.举办国防教育研究班。以培养国防教育教员和教育传播者为目的,以3周为期,广泛在陕北农村对各类各级的干部、学者、农民等展开培训。期间,学员在学习掌握各种知识讲义的同时,还要抽空学习10余首抗战歌曲,并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将歌声传递到村里,并在唱歌、演戏、开同学会、全体大会中进行思想斗争,报告一些特殊事件,听取高自立、范文澜等人的报告,以提升自身修养,顺利推进国防教育。

2.巡回教育。通过巡回教师来倡导宣传抗日主张,开展国防教育。延安时期,巡回教师不设固定学校,在村队中组织认字小组,成为组长,指导分小组组长教组员。“让巡回教师⑩为人医病,改良种子,设立苗圃,调查矿山,水利。筑路和社会调查。”

延安时期,在“国防教育”基本方针指导下,在国防教育会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事业取得了良好发展。尤其是在1944年11月边区文教大会召开之后,党中央提出了造就“一万到几万”知识分子的任务,并对国防教育事业的开展做了进一步的规划。到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尾声,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根据时代特点适时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的国防教育是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教育类型,是“抗战的一个有力武器”,具有大众化、科学化、实用性、时代性的特点。它在“使每一个人了解了什么是国防教育”,影响农民、教育农民、帮助农民自觉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为抗战服务的同时,既丰富了当下红色教育、红色研学的内容,也为当下开展党史教育、传承红色文化,开拓红色教育“第二课堂”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注释:

①见《解放日报》,1941年6月5日。

②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五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215.

③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64.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8.

⑤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210.

⑥见《读〈教育通讯〉创刊号的我见》《边区教育通讯》创刊号,1945年11月1日。

⑦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⑧《为召集国防教育代表大会致武汉文教两界书》《新中华报》,1938年1月。

⑨《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新中华报》,1938年1月。

⑩巡回教师指的是专心从事国防教育,了解巡回教育的特殊性和社会分工原则。教师的任务是以教育来动员民众抗日,从政治上来动员民众,使民众认知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

柯伯年:《论巡回教育》《新中华报》,1938年8月。

见1939年1月林博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第485页。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 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5]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6] 范蕾蕾.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

[7] 于美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以保育机构为中心[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4.

作者简介:郝宇昕(1992—),女,汉族,陕西延安人,单位为延安大学政管学院,研究方向为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御夫)

作者:郝宇昕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2:

论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实践与思想

摘 要: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了广泛的人权保障实践,包括人民享有基本的生存权,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凡是赞成抗日与民主的人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护合法财产,确保受教育的权利,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受到法律保护等等;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人权思想。

关键词:毛泽东;陕甘宁边区;人权思想

收稿日期:2008-07-11

作者简介:

谢一彪(1964-),江西南康人,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

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与我们党全面地保护人权:边区人民的生存权受到重视和保障,生活得到改善,人身自由不受任何非法的限制,其生命不得任意剥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抗日与民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国民党员,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人民的合法财产受到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不受侵犯,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也得到保护;抗战教育实行,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封建婚姻制度被取消,男女婚姻自主。在实践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系统的人权思想。它们今天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

边区地瘠民贫,粮食产量很低,荒年有时颗粒无收。国民党又强化了对边区的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力度,致使边区人民的生存环境雪上加霜。陕甘宁边区作为敌后总根据地,非生产性人口比例很大。毛泽东早就告诫:不能“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1](p892)。但是, 1940年、1941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高潮,我们不得不调回一些军队,边区脱产人员达到了1937年的5倍,农民人平均负担公粮从1升增加到达1斗4升。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泽东听后即进行调查,发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2](p338)。这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契机。而这一运动,既是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边区人民生存之人权的重要举措。

对口出“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怨言的农民,毛泽东坚决制止对其抓捕,这是因为毛泽东强调公民有“人身之自由”[2] (p132)。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对犯人不得进行刑讯逼供,要“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3](p335)上。边区司法机关审问案件,严禁刑讯逼供,采取谈话方式,将案情审问清楚。对于犯人,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实行教育感化的方法,争取其重新做人。已判决的犯人,在生活上完全同工作人员一样待遇,没有差异,经允许、检查,可以接见亲戚朋友,也可对外通信。法院对刑事犯罪的判决极为慎重,“犯罪者确实故意违反国家的法律,给全体人民、民族、国家受到伤害,认为这种人生存在社会上对于社会再没有丝毫利益,则只有判处死刑”[4] (p166)。毛泽东反复告诫:“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 [5](p767)为避免捕人过多,难于妥善处理,当时规定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凡是特务嫌疑分子,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五;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也不应杀一人;明确要求各根据地对于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1944年内不准杀害一人;对国民党俘虏采取宽大政策。凡是俘获的国民党顽固派官兵,一律不得加以杀害,只对极个别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镇压政策,但也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对捕获的汉奸也采取宽大政策,凡是战斗中被俘的敌军及伪军官兵,愿意参加抗战者,予以收容,实行优待,不愿参加者予以释放,一律不准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写悔过书。这些做法,目的是教育改造罪犯,争取成为对抗战有用的新人,也都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二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时,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体可以采取全国、省、县、区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议机关,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主政府,且“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5](p677)。也就是主张实行普选制以建立民主共和国。“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3] (p102)因此,边区人民只要年满18岁,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文化程度和居住年限,均享受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剥夺极少数汉奸特务、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和神经病患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毛泽东认为,实行普选制,建立民主制度,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密切相关。如果“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期了” [3] (p131)。边区的选举与工农苏维埃时期有明显的区别。苏维埃政府只给予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仅地主、富农、资本家,而且连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抗日民主政权则规定凡是参加抗日的党派和团体的人士,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民主政权建立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政权,也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及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有质的区别,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也有区别。

在政治权利受到保护的同时,边区人民的合法财产受到保护。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和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 [3] (p335)边区制定了保护财权条例,“保障边区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法之使用及收益自由权(包括土地、房屋、债权及一切资财)。” [6](p92)毛泽东曾批评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保障广大人民“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1](p1058)

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地主追随国民党反对革命,压迫农民,因此,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是正确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尽管如此,但毛泽东强调:以前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农民仍然享有土地所有权,严禁将农民已分配的土地房屋交还给地主的错误行为,“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 [3] (p336)。对于地主强典强买,侵占掠夺农民已分得的土地,更应严加制止。他同时指出:地主也享有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未经分配的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3](p336)。边区规定,地主回到已分配土地的乡村,不再退还原来分配的土地,愿意从事耕种,可另外分得一块土地。回乡地主与其他民众一样受到当地政府保护,但不得有欺压群众及损害抗战的行为,违者依法惩办。对逃亡地主的土地,作特殊的处理。全家逃亡敌占区或其他地区的地主,其土地未委托他人代为经营者,由当地政府代管,除出租给原承租人外,荣誉军人及其家属、贫苦抗属及贫苦人民有以较低租额的优先借种之权。

三

边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高达99%;文化设施奇缺,偏僻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毛泽东对此深有感触:“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100多万文盲,2000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 [5](p1011)毛泽东特别强调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是不可缺少的,任何社会缺少文化都不能建立,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要求边区政府做好精兵简政、政权建设、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等四个方面的工作,足见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1943年边区政府列为必须集中力量完成的急要和首要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把发展教育事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7](p64)。毛泽东还具体地提出边区文化教育的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教育,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8](p616)毛泽东认为,发展群众需要的教育,必须建立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 [5] (p1013)。边区大力创办小学,使大量失学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还建立识字组,发展了社会教育。总之,大力保障了人民受教育的权利。

边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加上数千年封建压迫的影响,存在买卖婚姻、“壮年汉”、“转房婚”等多种封建的婚姻类型。其中的买卖婚姻曾最为盛行, “三婢四妾”成了一些特殊阶级的权利;由于娶亲需要很多彩礼,贫苦人家的男子只得到女方家做“壮年汉”,有的只得实行“转房婚”(兄死弟妻其嫂,或弟死兄妻其媳)。封建婚姻严重地摧残着人民群众的身心。边区废除了一切强迫、包办和买卖婚姻形式,“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3](p336)

除买卖婚姻外,以前“门当户对”被作为结婚的重要条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看成是结婚的手续,青年受到老年的束缚,儿女被父母所束缚。而边区的人权保障,使男女青年作为社会的一员站立起来,“爱情”代替了“包办”,“意志”代替了“金钱”,婚姻自由、自主、自愿成了青年追求的目标。男女有结婚的自由。边区的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婚姻以自愿为原则。”[9](p808)男女双方只要双方同意,已达法定的结婚年龄,就可结为合法夫妻。禁止结婚的条件主要为:“(一)直系血统关系者;(二)患花柳病、麻风病、神经病、疯瘫病等不治之恶疾,经医生证明者。” [9] (p805)此外,有生理缺陷者、无性生活能力者、尚未离婚者等,也在禁止之列。边区要求既防止“一律强令拆散”,也防止“置之不理”,而应妥善处理婚姻纠纷。男女不仅有结婚的自由,同样也有离婚的自由。男女双方确已感情破裂,不愿在一起继续生活,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可到相关的政府机关进行登记,领取离婚证。若是一方提出离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获得批准。

除陕甘宁边区,党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进行了上述人权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人权思想。它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人权建设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苏伟

作者:谢一彪

边区制度义务教育论文 篇3:

对党在延安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认识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革命实践中,不仅创造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取得抗战胜利,而且在延安执政过程中,赢得了人民的赞同和拥护。探讨党在延安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很深的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和谐社会;认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执政的实践中,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创造性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在执政的过程中成功地构建起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社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使她在这里遍地生根,成长壮大,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创造先进文明的社会环境是构建民主和谐社会的基础

延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作为全国指导抗战的中心、民主政治的圣地和延安精神的家园,使成千上万中外人士为之向往和赞叹。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险,克服种种困难奔赴延安和边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1940年回国考察延安。一踏上延安土地,就感到民主气息春风拂面,他深为共产党人所开辟的先进文明的社会所打动,预言“假如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希望,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先进文明的社会。在理论创新上,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进而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领导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得以稳定和谐的理论渊源;在执政的实践上,制定了对敌斗争、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减租减息、三三制等十大政策,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增强民众对党的认同感,完善了党的执政机制和方式,使党在抗日根据地发挥很好的作用,为党作出科学的决策提供了保证;在社会管理上,党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民主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新型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建立起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协调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得其所;在文化教育上,形成了以干部教育为重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精神培育上,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发扬光大,形成了延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尤为令人欣喜的是,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有了这样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从此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走向胜利,走向辉煌。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建政治国、执政为民的经验,而且制定了治理社会的基本方略,为构建社会和谐而不断进取,不断完善,成为党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开端。

二、正确处理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社会和谐的关键就是协调处理好人的和谐,而作为社会的人,是不能超越社会而独立存在的,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处理好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达到人心的和谐,是人的和谐的关键。党在延安时期,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当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犬牙交错、相互交织。因此,协调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淡化阶级之间的对抗,满足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需求,是构建边区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权利上,党以团结各阶级、阶层利益为主,不断凝聚社会抗日力量。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在五一纲领中规定了“三三制”政权的政策。要求“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硬保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与这些民主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样边区能有一大批非党民主人士进入各级政权机关,参政议政,这样就真正把抗日民主政权置于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之下,这也就保证了政权的生机与活力,也就不会产生权利腐败。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违法行为,确保了选举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边区政府在满足农民的物质需求上,政府运用了社会心理的迎合型特点,正确处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了阶级关系,减少了农民和地主的对立情绪。党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确定了三条原则,既满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又保障了地主的经济利益;既保护了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又使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不受侵犯。在处理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上,边区政府找到双方经济需要的平衡点,提出了“在劳动分析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的互助互利、劳资两利的政策,使工人和资本家的经济需要都的到了满足。1941至1944年政府的三次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人民的物质财富,改善了人民生活,从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党通过在政治上、经济上一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缓和了边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极大激发了边区民众的政治热情,凝聚整合了各阶级的力量。

三、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13年的历史,是一部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历史,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边区政府在密切党同人民的血肉关系上,公平施政,公正执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诚信和睦的人际关系,并通过各种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林伯渠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亲自领导精兵简政的工作,节约了大量民力。他虽然政务繁忙,但还是扛着锄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种上谷物和蔬菜,管理得很仔细,每年都获得收成。林老为人民服务,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黄牛”。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是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吃着简单的饭食,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944年9月,普通的烧炭战士张思德牺牲后,毛泽东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这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先例。

在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战士与战士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至今许多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战士回忆延安时期的往事时,总是称延安是温暖的大家庭。

四、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证

延安时期,在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环境下,在国民党顽固派重重包围封锁,在政权建设经验缺乏、工作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工作基础差等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工作效能,进行政务处理,已经成为边区政府面临的又一个需要探索的重大课题。为此,边区政府非常注重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地。延安时期着重开展了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与勤俭节约教育,以及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励暂行条例草案》、《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等许多关于干部的任用和管理条例,并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嘉奖了由毛泽东亲自题词鼓励的模范干部,惩处了腐化分子。边区政府努力加强工作作风建设,倡导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建设起世界上最廉价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热烈拥护。“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对当年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政作风的真实写照。在法制和制度建设上,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地法律法规和文件,它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比如《陕甘宁特区政府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即五一施政纲领)等法规条例,这些制度有效确保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党的群众工作[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0.

[3]李忠全.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研究[M].北京:人文杂志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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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哈尔

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张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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