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中国是燕窝的主要消费国。燕窝的重要生产者——爪哇金丝燕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印度及我国海南等低纬度沿海地区。海南省万宁市大洲岛是爪哇金丝燕在我国唯一的栖息地，又称“燕窝岛”。然而，由于过度、无序采集燕窝导致繁衍困难，爪哇金丝燕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已经由“无危”飙升为“极危”等级。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篇1：

管大同：从“秀才司令”到著名专家

管大同，原名管重华，山东潍县人。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小后，因家境拮据而辍学，到济南一家医院当了一年多学徒。16岁由叔父接济，考入济南第一中学。

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管大同已初步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参加进步的学生活动；同时写文章，发表在一些报纸和校刊上。

1930年，管大同考入高中，由于他经常带头抨击腐败的旧社会和反动政府，在同学中已崭露头角。
一、“学运”中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消息传出，举国鼎沸。济南学生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纷纷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然而，蒋介石却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其卖国行径深恶痛绝，当年12月初掀起了全国性的请愿浪潮。在济南，为统一行动，成立了济南市学生联合会，推选管大同为主席。他不但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宣传、抵制日货，还在济南抗日团体领导下组织济南高中、一师、乡师、育英、正谊、女师等13所学校成立了“济南中学生赴京请愿团”，准备开赴南京。

12月7日，管大同和“请愿团”的同学们冒着雨加雪到了济南火车站。但是，当局禁止学生集体赴京请愿。学生们又气又恼，痛斥他们阻挡爱国行动的反动罪行。同时，不顾天寒地冻，为扩大影响而卧轨阻拦列车，从而切断铁路交通。他们的棉袍、大衣都淋湿了，但仍高唱进步歌曲，呼喊抗日口号。8日下午6点多，反动当局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在南京，同学们迫使蒋介石出面接见，管大同当面驳斥了蒋的丧权辱国谬论。18日，当局突然派出大批军警宪兵，将管大同一行强行推上闷罐车箱，押回济南。接着，管大同等人被开除学籍。

1933年春，管大同来北平求学。1935年，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该校有不少进步教授和老师，如李达、黄松龄、徐冰、张友渔、齐燕铭等；更有很多党员学生，其骨干为段君毅、杨易辰、王其梅、任仲夷、高元贵等。为唤醒千百万劳苦大众，管大同和他们一起创办了《现实》《抗战日报》等报刊。为给这些刊物撰稿、油印，管大同常常工作到深夜。而白天，他又和段君毅、刘达等人上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和杨易辰同为中国大学的领队，高举旗帜，走在中大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列。1935年，在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選为党的北平学联中国大学负责人、北平学联常委。
管大同

1936年6月，管大同和清华大学代表郭健代表北平学联到天津，同天津学联代表一起到南京，找到南京学联代表狄超白。他们联合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代表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社会贤达，向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管大同还参加了新闻界的招待会，代表中国大学学联发表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声明。
二、就任抗日县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寇又把战火伸向华北各地。在此情况下，党组织派管大同作为北平学联代表，和一些平津流亡学生到济南开展革命工作。

在济南，管大同被中共山东省委分派到聊城。随后，爱国将领、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派他到寿张县建立山东第六区政训处驻寿张办事处，并任命他为少校干事。其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建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武装。

当时，寿张县地跨黄河南北，县城在黄河北岸；梁山在黄河南，属寿张县。为躲鬼子兵，国民党军队、政府官员纷纷撤退到黄河南岸的梁山一带，只有国民党县长齐体元还没跑，县政府机关还存在。但到11月底，因传说鬼子兵已侵入距寿张不远的地方，齐体元也率县政府官员退往梁山，不久又离职潜逃。

为稳定局势，发展抗日武装，范筑先委任管大同继任寿张县县长。

管大同到任的当晚，就和政训处寿张办事处的同志们商讨组织县政府领导成员，并就七个方面作出了布置，即：施行财产累进税；救济灾民；废除苛捐杂税；推行抗日教育；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加强对县武装的纪律整顿；组织群众性抗日团体。而参加县政府的成员，除第一科（民政）科长礼聘一位旧人员外，其余全从政训处的同志中推选。其后不久，又把那位礼聘的旧人员辞退，由于笑虹任第一科科长。这样，新县府的重要部门全被共产党人接管。

随着工作的开展，原有政训处的人员已人力不足，不敷分配。同时，也需要培养和使用当地人才。于是，又开办了寿张县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训练班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论，原政训处的干部兼课任教。经考试，第一期招收将近100人。

在县长任上，管大同还提出了为建立抗日民主廉洁的县政权而奋斗，并为之带头执行，率先垂范。其中，包括自动降低薪水以支持抗日武装，打破门禁制度，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受民众的欢迎和拥戴，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咱们的管县长”。

与此同时，管大同领导的抗日政府十分注重武装建设，不但对现有武装的改造常抓不懈，而且组建了寿张县抗日骨干武装——警务大队。

然而，县府的一些惠民措施却受到寿张封建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他们暗地里派人向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告黑状。沈鸿烈及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椿等人，早已把范筑先为抗日旗帜的鲁西北视同眼中钉。于是，在1938年4月下令：“查寿张县管大同，人地不宜，着即免职，另候任用”，免去了管大同的县长职务。
三、享誉“扩军司令”

管大同被免去县长职务后，寿张及邻县政训服务员们曾开会向范筑先建议拒绝。范考虑再三，终为顾全大局，未予顶回。至此，管大同只好办移交，但枪支和钱款并未全部交给国民党，而是设法转给了中共鲁西北特委亲手组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山东第六区第10支队，然后回到聊城，即到政训处工作。

5月，政训处改为山东第六区政治部，管大同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此前，党组织已在聊城创办了一所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张郁光，教务长齐燕铭，集齐鲁英才而育之，培养了不少抗日干部。管大同常到学校宣講革命道理。另外，他还创办了一个名叫《战地文化》的刊物，并建立了一个宣传队和剧团。

8月中旬，为配合、支援保卫大武汉的战争，范筑先亲自率领五六个支队的兵力，发动了对济南的进攻。

战争开始前，中共鲁西北特委为了帮助范筑先抗日，并开辟泰西和运东地区，曾在长清潘店镇组织了一个前方政治部，由姚第鸿兼任政治部主任；9月间，改由管大同任主任。同时，抽调了一部分干部率领政治干部学校的学员组成工作队、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抗日队伍的到来，令当地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踊跃支援。管大同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了许多抗日先进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知识青年。管大同报经特委批准，并取得范筑先同意，就地办了个随营学校，自任校长，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内外形势。经过培训，学员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为建立新的抗日武装培训了骨干力量。

这时，政治部已动员了长清、高唐、夏津和茌平、博平、清平的几万农民支援部队作战，并配合政治干部学校的铁路工人中队（后发展为铁道游击队），对津浦铁路北段进行大反击，使从天津增援济南的日军不得不从德州步行南下。支前的大车不断将后方募集的粮食、肉类、咸菜和军鞋等送往前方，将前方部队缴获的战利品钢轨、枕木、大米、布匹等运回后方，同时还派有经验的政工人员率领政干学校学员和各县工、农、青、妇抗日救亡团体成员，组织了几十个工作团，到战地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新收复区的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打鬼子。在此情况下，范筑先于10月初决定成立山东第六区第31支队，委任管大同为司令，让他把长清北部和齐河一带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抗日救国。

管大同受命后，首先以随营学校和战地服务团为基础，迅速组成了一支二三百人枪的队伍，在长清县孙楼打出了31支队的番号。接着，收编了一些当地民团队伍，使队伍增加到五六百人；而到11月中旬，31支队已发展成拥有700多人枪的战斗部队。他们在鲁西一带杀日寇、夺枪支、打列车、拔据点，搞得日伪惶惶不可终日。

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将军殉国，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我党掌握的一部分武装和撤出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向31支队集中，从而使31支队迅速扩大起来。

12月，红军干部、第10支队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奉命从长清大峰山区带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营的两个连来到31支队，传达鲁西区党委的决定：把31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平原纵队”，由袁仲贤任纵队司令员，管大同任副司令员。

1939年1月，10支队奉命改为筑先抗日纵队，袁仲贤调任该纵队政治委员，管大同继任平原纵队司令员。这时，平原纵队已有1300多人。

1939年5月，八路军平原纵队主力转移到肥城县陆房编入115师343旅686团；另有500人并入山东纵队第6支队。时任115师政委的罗荣桓进一步得知管大同和31支队的有关情况后，曾当面称赞他：“没想到你这个秀才，还是一个扩军司令！”
四、主管文教

1940年4月15日，鲁西北、泰西两个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选举肖华为主任，段君毅为副主任。5月，管大同调到鲁西行政主任公署，主管文教工作。

管大同到任后，在区党委和行署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首先制定了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发展规划。当年10月，又以鲁西行署的名义发布了国民教育计划，其中规定：每3个村设初小1所，每8-12所初小设中心小学1所，每县设完全小学1所；筑先学院设初中部；各专、县成立教育巡回团，加强师资培训；各村设立俱乐部，开办夜校、识字班；并计划每个专区设中学1所。中小学教材，全都是管大同主持编写的。

据1940年统计，到年底，全区已恢复建立的小学、完全小学57处，中心小学39所；全区小学学生总数达4.24万人；建立的群众俱乐部846处，民众夜校940处。

1941年初，区党委又制定了《鲁西文教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了全区文教工作的总方针。据此，管大同领导文教系统广泛开展了抗日战线民族爱国社会教育，如进一步创立民众学校，开办俱乐部，提倡开展文化戏剧活动，大量创办各种报刊，等等。尤其显著的，是冬学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提高了民众文化素质。

所谓冬学，是指农村在冬闲时开办的季节性学校，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冬学教育的内容，一是识字学文化，二是时事政策教育，并时常将两者结合起来。冬学教员，有抗日小学老师，有在乡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乡绅、私塾老师，也有各机关团体的宣教人员。冬学教育的对象，以有组织的基本群众为主，如民兵、自卫队、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会员，并通过他们动员全体民众参加学习。冬学的教材，大都是当地教员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己编写的对联、顺口溜。如“好爹娘送儿上前线，好妻子送夫把军参”，“鬼子快完蛋，赶快垒猪圈，喂猪积肥多生产”，等等。

1941年7月，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管大同任冀鲁豫区行署文教处长。据资料，当时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3县约80%的青壮年都参加了冬学。有些少年、老年人也参加，甚至还有不少是全家都去，互帮互学，情景十分动人。大家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提高了文化素质，推动了基层各项工作。有些积极分子，还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成了农村中的骨干力量。
五、多方建树

1943年9-10月，日寇对冀鲁豫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他们由南向北，先湖西，再鲁西南、运东、沙区，最后全力合围濮、范、观中心区。在这次“扫荡”中，鲁西南地区损失最为严重，军分区司令朱程、专员袁复荣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此情况下，管大同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鲁西南专署专员的重担，及时做了大量的恢复生产和救灾工作，巩固了当地革命政权。

1945年之后，管大同工作调动频繁：先是被任命为水西地委代理书记兼水西专员公署专员，接着又调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黄河小组中共代表和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共代表。

在水西，管大同到任不久，即公布了專员公署施政方针的布告，并召开了县、区长工作会议，布置了工作：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改造保甲基层政权，组织群众团体和抗日自卫队。还公布了减租减息和向恶霸地主要回土地的法令，建立征粮、征税、合理负担的办法，实行拥军优属，号召参军，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几个月群众运动，农民得到了土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大家欣喜若狂，积极开展劳军运动，青年农民踊跃参军，部队扩大了一倍，秋收缴纳2万多斤爱国公粮。

在调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黄河小组中共代表和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共代表期间，管大同和段君毅、王笑一随同周恩来参加了黄河问题的国共谈判。在南京梅园新村谈判桌上，他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利用黄河归故复堤工程分割解放区，以水代兵，配合军事进攻的阴谋，争取解放区应得的复堤工款、物资和故道居民迁移安置费；以及他们违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配原则，利用救济物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常使敌人瞠目结舌，为解放区人民争取到应得的联合国援助。

1947年，管大同任解放军救济总会驻天津代表。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其间，他还利用往返沪津之机，在宋庆龄的直接帮助下，为解放区运送了大量救济物资，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好评。

1948年，管大同调任华北财办出入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从此转到经济战线，开始了新征程。
六、工商管理事业的专家领导

1949年济南解放后，管大同始任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9月起改任市政府秘书长，协助姚仲明市长全面处理市政府的日常事务。

1950年春，管大同奉调进京。当时，外交战线缺少干部，董必武推荐他为第一批大使培训班学员，拟派他到捷克任大使。后因国内经济工作更缺业务干部，陈云把他留在了中财委，以制订经济政策草案，供中央领导决策。

此后，管大同先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成员，中央外资企业管理局外资处处长，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外资处长兼秘书处长、副局长。

1952年，私营企业局更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后改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副局长、常务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国家机关党委委员和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等职。

在担任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副局长时，因为局长由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兼任，而薛在中财委工作繁忙，私营企业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管大同主持。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时期，局长为许涤新。管大同协助他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办法，把各类工商企业的登记管理、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商标的注册管理和城乡市场管理等项工作，都逐步开展起来，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3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推动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中央工商局首先代国务院起草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于1954年9月公布施行。接着，又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重要问题的规定》，于1956年2月公布施行。随后，又起草了《对公私合营企业清产核资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于1957年8月由国务院批转下达施行。这时，许涤新已调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工商局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管大同主持开展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为利用市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956年党提出了在一定范围内开放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包括农村集市贸易，也包括城市中的小商品市场。1960年后，又开放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为利用它们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消极作用，城乡市场管理便成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为此，管大同经常下去调研，及时抓住城乡市场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并提出对策建议、代中央和国务院草拟相关文件，多次受到周总理和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的表扬。管大同还曾给中央写了一篇《市场经济的阶级斗争分析》。周总理看后，转主席。毛主席亲自批示分析得好，推荐高级干部学习；并让《红旗》杂志转载，供全国经济战线干部学习。

1963年12月至1964年4月，应西哈努克亲王要求，管大同受中国政府委派，率经济计划、财政、银行、农业、外贸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中国专家组，赴柬埔寨工作了4个月，受到柬埔寨政府的赞扬，西哈努克亲王还亲自给专家组成员授予勋章。

管大同早在1958年已受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1964年，又代表国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被国内外公认为“著名经济学家”。

在“文化大革命”中，管大同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直到1977年才被解放。1978年，国务院恢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他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党组书记。

1981年2月27日，管大同逝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同志送了花圈，薄一波、杨勇、段君毅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本文作者 原劳动部司长）

作者：李春光

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篇2：

爪哇金丝燕：飞得快不如被团灭快

中国是燕窝的主要消费国。燕窝的重要生产者——爪哇金丝燕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印度及我国海南等低纬度沿海地区。海南省万宁市大洲岛是爪哇金丝燕在我国唯一的栖息地，又称“燕窝岛”。然而，由于过度、无序采集燕窝导致繁衍困难，爪哇金丝燕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已经由“无危”飙升为“极危”等级。

身轻矫捷鸟中“超跑”

形似半圆小白碗的“燕窝”，由丝丝缕缕半透明物质连缀而成，和常见的泥巴燕子窝相差甚远。它是金丝燕在繁殖期以颌下黏液腺分泌的黏液筑成的窝巢，可食用。

在我国，生产可食用燕窝的是爪哇金丝燕，属雨燕目雨燕科金丝燕属鸟类，和常见的家燕并不同科。它们是轻捷的小鸟，体形比家燕小，全长约12厘米，体重较轻，约15～18克。雌雄相似，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躯体上部的黑褐色羽毛中有金丝光泽，不过头顶、两翼和尾羽的颜色较为黯淡;躯体底部为灰褐色;尾巴稍微分叉;翅膀窄长，是尾巴的两倍;嘴细弱，向下弯曲;脚短，四趾都朝前，不适合行走和握枝，有助于攀附在岩石上。

19世纪瑞典著名博物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是最早描述爪哇金丝燕的人。他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山区洞穴中收集到标本，称它可筑造类似果冻、可食用的巢穴。

爪哇金丝燕的学名为“Aerodramus fuciphagus”，其中属名Aerodramus来源于两个希腊词：“aero”（意思是空气）和“dromos”（意思是赛马场或路径）;Fuciphagus亦起源于希腊词“fukos”和“phagos”，分别意为“海藻”和“吃”。这可能是由于以前有人认为金丝燕吃了海藻或海雾中的物质，而使得其唾液能产生凝胶状物质。

金丝燕是留鸟，有很大的分布范围，从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我国南部的海南岛，到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小塞纳斯岛、婆罗洲岛和西菲律宾岛等海岛和海岸地区均有其身影。这些地方保留了相对原始的生态系统，拥有丰富的海洋食物，便于金丝燕繁衍生息。膜翅目（蜜蜂、黄蜂和蚂蚁）、双翅目（苍蝇）和鞘翅目昆虫是它们的主要食物，偶尔也会吃吃蜘蛛和半翅目昆虫调剂一下口味。

爪哇金丝燕常常结群筑巢，过着群栖生活，平时也多成群捕食。它们是优秀的“飞行员”，可以长时间飞翔觅食而不需要休息，最快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70公里/小时。飞行时，它们不像家燕那样急剧转折，因为尾羽几乎不呈剪刀状。研究人员曾用雷达研究在飞行中睡觉的雨燕，发现它们保持平均32公里/小时的速度，定期拍打翅膀以保持速度和高度。

吐涎为巢保育幼乌

为了逃避猫头鹰、蛇、猫、老鼠、巨型蟋蟀和蜈蚣等天敌，爪哇金丝燕多钻进光线不足的区域筑巢，比如险峻、阴凉、海拔较高的峭壁裂缝和洞穴深处。天敌的主要危害包括吞食燕窝、雏鸟和鸟蛋，惊吓成鸟使其不能定居，粪便污染燕窝和部分草燕会占领金丝燕的巢穴等。

和金丝燕属的其他种类一样，爪哇金丝燕已经演变为发出“咔哒”声进行回声定位的能力，帮助它们在黑暗的洞穴里导航。与蝙蝠的回声定位相比，该系统有效但粗糙。

在繁殖季节，金丝燕口腔中发育良好的唾液腺腺体会扩大，大量分泌唾液。由于体型娇小，它们的力气不足以像其他鸟一样捡起树枝、树叶等材料，所以就用自己的唾液筑窝。唾液积少成多硬化成水泥状物质，附着在岩石上，看起来像凝结的粉丝。一对金丝燕“夫妇”每天花大约25分钟筑巢，大约45天才能完成。燕窝其实是它们为未出生的幼鸟搭建的摇篮。

半圆形白色半透明的燕窝，状若碗碟，长约6厘米，深约3～4厘米，重量约10～15克。一个燕窝可装下两枚白色、椭圆形、无光泽的鸟蛋。每一次繁殖，金丝燕都会再造一个新窝，摒弃旧巢。

每年10月到来年2月期间，爪哇金丝燕集中产蛋，育种达到高峰期。每对鸟通常产下两枚蛋，双亲轮流孵化，19至23天后孵出幼鳥。6到8周后，幼鸟便可离巢独立生活。幼鸟的存活率约50%，死亡主要归因于蛋或小鸟从巢上掉落。

杀燕取窝致严重濒危

白色的燕窝暴露在阳光下会变成金黄色，所以它还被称为“白金”。燕窝贸易在亚洲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每公斤售价可高达4000美元（约合人民币26800元）。印尼、泰国、越南、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和斯里兰卡是主要的燕窝供应国。20世纪60～80年代间，亚洲人对燕窝的需求增加了30倍。1992年～ 1998年间，香港进口了985吨价值7亿美元的燕窝，其中很大一部分被转运到内地销售。

抛开其他动物天敌不说，爪哇金丝燕的最大天敌其实是竭泽而渔掏燕窝的人类。有些采集者掏走燕窝，直接将窝里的鸟蛋及幼鸟扔了，导致幼鸟天折，种族出生率骤减。据估计，仅在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州沙巴就有一个洞穴因此损失了50万个金丝燕鸟蛋。如今，一些洞穴里的燕窝数只剩曾经的1/3。据估计，1962～1990年间，过度获取燕窝和栖息地破坏等原因导致一些地区的爪哇金丝燕数量减少了73%。

燕窝偷采问题很难控制，因为金丝燕栖居位置太偏僻，有些收集燕窝的人甚至得在令人目眩的悬崖攀爬，在爪哇岛南部崎岖的悬崖上采集燕窝还得应对强烈的潮汐，据说有一名燕窝收集者误判了潮汐时间被困在洞穴内32天。在黑暗中，他通过吃燕窝、昆虫、老鼠才侥幸活了下来。

尽管各国官方努力不透露金丝燕的天然繁殖地，并不断管理燕窝的合法采集率，但金丝燕的野生种群数量已经从曾经的“无法估量”变成不断下降，有些亚种已经濒临灭绝。以印度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为例，当地燕窝曾被广泛采集，到20世纪90年代，爪哇金丝燕数量减少了80%。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标准，属于“受到严重威胁”程度，当时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预计到2025年，两个群岛的爪哇金丝燕可能会灭绝。

中国唯一栖息地险被葬送

在我国，爪哇金丝燕从曾经的“无危”变成了如今的“极危”状态。海南万宁市大洲岛是爪哇金丝燕地理分布的最北缘，也是目前我国唯一拥有金丝燕窝的岛屿。岛上悬崖石洞扑朔迷离，金丝燕就在阴暗狭窄的岩缝中吐唾筑巢。这里的爪哇金丝燕是东南亚金丝燕的一个地理亚种，分布范围狭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有重要意义。

大洲岛曾有大规模金丝燕繁衍，3个燕洞都产燕窝，最多时达200多个巢。然而，近几十年，由于海岸带无序、不合理开发，如挖高位池养虾、滥采锆钛砂矿，造成海岸带防风林被大片砍伐，海岸带荒漠化，金丝燕赖以生存的昆虫等口粮大为减少，栖息地环境异变，威胁了其种群的繁衍扩大。

以前，为了显示公平，大洲岛的燕窝采收权被当地社队轮流承包。一些社队为短期利益，不等燕窝营造好，不等小燕孵化，就采燕窝。这种掠夺式采收方式阻断了金丝燕的繁衍，使燕窝洞几乎无燕窝可采。20世纪80年代，当地只剩不到70个巢。2008年，岛上金丝燕大约有40只，低于保护生物学中的最小可存活种群数（50只），爪哇金丝燕情况危急。

为给金丝燕创造宁静的家园，大洲岛多次发布禁令，要求数年内禁采燕窝。2015年，海南完成大洲岛违建物拆除及海漂垃圾、建筑废渣的清理工作。当地还禁止渔民和户外爱好者非法登岛、上岛旅游，如果科考单位或公益团体需上岛科考、进行环保活动，需提前向保护区申报，经许可后方可登岛。

迁出岛上人口，恢复生态环境的同时，海南省还引进科研人员，以技术手段提升金丝燕数量。2015年，海南省大洲金丝燕研究所三亚实验基地“人工模拟爪哇金丝燕栖息地”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成功吸引十多只野生金丝燕到此栖息。

合法销售让偷猎者变保护者

目前，印度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将燕窝列为合法销售产品。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收获合法，人们会更加小心翼翼，尽量不破坏这些物种的生境，而会想着“投资于物种的生存，以获得长期收益”，使得原来的燕窝偷猎者转变为“保护者”，对金丝燕栖息的洞穴进行全天候监控。作为奖励，他们最终可以分享到燕窝销售的实际收入，而这些燕窝只在育雏结束后才被采集。

为增加燕窝产量，减少在崖壁上、洞穴里采收燕窝的难度与危险性，近些年，东南亚国家开发出一种人工干预条件下的燕窝生产新模式，“人工燕屋”逐步兴起。这是一种模仿金丝燕生活环境而特意建造的“巨型鸟舍”。一些脑子灵活的人想到播放金丝燕的叫声来引诱它们，进入“人工燕屋”筑巢繁衍。人们不用对金丝燕投喂饲料，建筑物后部的小开口让它们能飞进屋子，同时远离捕食者。燕屋上有很多小孔，便于空气循环，尽管热带地区白天温度上升很快，但燕屋内仍保持凉爽。屋外有露天水箱方便鸟儿沐浴和饮用。

在泰国南部城镇帕塔尼（Pattani），一些建筑业主发现，把建筑物改造成金丝燕“酒店”，比将空间租给人更有利可图。这些建筑物配有摄像头，以防止人偷采燕窝，窗户在夜间会自动关闭，防止掠食者进入。

清晨和傍晚时刻，鸟儿觅食后返回，常常在燕屋入口周圍互相推挤，就像拥堵的“高速公路出入口”。鸟儿叽叽喳喳，和广播里的鸟叫混在一起，场面混乱。

在燕屋繁殖过的金丝燕往往会返回原处（往往是同一个燕屋）再次筑巢，它们的后代亦如此。如果金丝燕能源源不断来筑巢，燕屋所有者就能有可观的收入。所以确保幼鸟安全长大并离开燕窝，屋主就相当于“鼓励”几代金丝燕到他们的燕屋持续造窝。

燕屋建造及维护需要投入不少资金。一座中等大小的三层燕屋成本约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7400元），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笔令人望而却步的金额。人能诱使金丝燕进入鸟舍，但无法帮它筑巢，所以屋主能否收获到燕窝也要看运气。

人工燕屋争议大

人工燕屋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也引起不少争议。一些急于致富的人在金丝燕产卵之前就快速收获燕窝，希望可怜的亲鸟迅速再造一个新窝。这种愚蠢的行为给金丝燕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创伤。

许多人对与鸟类相关疾病非常敏感，担心越来越密集的燕屋可能会为禽流感创造“疾病飞行路径”，威胁当地的鸟类和人的健康。也有人担忧，燕屋的大型水箱为可能携带登革热和疟疾的蚊子提供了繁殖场所。燕屋及周边区域的大量鸟粪也很棘手，粪便干燥后，风会携带颗粒和细菌漂移，可能引起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另一件让人不堪其扰的事，是屋主通过扬声器24小时播放金丝燕叫声以吸引金丝燕筑巢，却造成很大的噪音污染。

血燕：以次充好的伪极品

2011年曾发生轰动一时的大规模“血燕亚硝酸盐超标”事件。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3万多盏红色燕窝（市场上称“血燕”）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几乎所有样本的亚硝酸盐（有毒致癌物）水平都违反中国健康标准，有些甚至超标350倍以上。价格高达常规燕窝数倍的“血燕”，有人称其由金丝燕呕血而成，为“燕窝中的极品”，其实是把质量差的燕窝和金丝燕粪便放在一起熏出来的。由于金丝燕的粪便中含有亚硝酸盐，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血燕”，亚硝酸盐含量也就特别高。更有甚者直接给燕窝添加亚硝酸盐。长期食用含有过量亚硝酸盐的食物会增加患癌风险、引起中毒，甚至死亡。

据了解，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确有红色燕窝，但不是血红、鲜红的颜色，而是灰红色。其形成原因，一方面是金丝燕筑巢在天然岩洞中，岩壁含有铁等矿物质，渗透到燕窝中，另一方面可能是岩洞闷热，含有矿物质的燕窝受闷热空气氧化而转红。而不法商人却偷梁换柱，说它是金丝燕吐血而成，再套上好听的名字以牟取暴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环境下，渗入燕窝中的矿物质，数量和种类根本无法控制、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出口到中国的燕窝都曾被查出含有过量重金属。此外，天然燕窝中含有鸟羽、鸟粪以及其他杂质，去除杂质的过程很繁琐，有些商家会用漂白剂进行漂白清理。吃这种燕窝，不仅不保健，反而会给健康带来威胁。

血燕事件后，我国全面禁止了燕窝产品进口。直到2013年和2014年，原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宣布准予马来西亚和印尼符合进口检验检疫要求的燕窝产品进口。目前，两国仅有二十余家备案企业生产的燕窝及产品能进入中国市场。

作者：萧野

边区地方工商行政论文 篇3：

辉煌的历程不朽的丰碑

华北解放区东临渤海，西接黄河，南以陇海路为界，北与绥、察、热、辽相接，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指挥中心。1948年，随着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逐步统一华北解放区政权和财政经济工作，1948年9月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设立了工商部等19个政府工作机构。在存续的13个月里，工商部紧紧围绕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掌握重要战略物资，为解放战争提供物资保障，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加强市场管理，保障供销，平抑物价，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华北解放区工商管理始终贯穿支援战争和繁荣经济的主线

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是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工商管理机构发展而来。

(一)工商部成立前的工商管理机构

1946年5月，晋察冀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边委”)作出《各级政府均改设农林工商部门的决定》，取消工矿管理局，改设工商处，掌握工厂、矿山及贸易行政工作。边委主任宋劭文兼任工商处处长，姚依林、江泽民任副处长。工商处(厅)不再是政府实业部门领导下侧重工商经销业务的部门。而是政府机关的组成部分，直接对边委负责，其职权范围以工商管理为主。具体职责是：组织工矿资源，工业地质调查，提出工矿业建设计划，扶植指导公私工矿企业，审批资金在亿元以上的公私新建工矿企业，管理扶植手工业作坊，管理商标注册，开展对市场、出入口贸易、商业情况的调查研究，决定调剂供给、平衡物价、扶植公私商业及合作社发展之施策，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度量衡，培养工商业干部，指导商会，领导集市管理委员会。1947年1月，撤销边委工商处和行署工商厅，建立边委财经办事处和行署(省)财经办事处，统一管理财政、会计、工商、金融、贸易工作。专署和县仍设工商科。11月13日，恢复原工商管理机构名称，边委工商处和所辖两个行署(北岳、冀中)的工商厅，撤销不到一年又恢复建立。11月18日，察哈尔省和冀晋行署合并建立北岳区行政公署，设立工商厅，厅长贾一波，副厅长刘毅、杨泽生。

1946年6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重新设立各级工商管理机构，边区设工商管理总局，内设秘书长、工商行政科、税务科、研究科、总务科，8月任命范若一为局长、郭今吾为副局长。行署设工商管理区局，重要城镇设分局或市局，联合县设县局，边缘县设事务所。各级工商管理部门受同级政府和本系统的双重领导。10月，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与贸易总公司合并为边区贸易管理总局，迁驻武安阳邑镇，局长刘岱峰；行署以下工商管理机构仍沿前制，直到华北人民政府成立。1947年12月，边区贸易管理总局改为边区贸易厅，迁驻武安固镇，厅长林海云，副厅长郭今吾。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6月12日晋察冀边区委员会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搬迁至平山合署办公，成立晋冀鲁豫、晋察冀联合行政委员会。内设工商厅，厅长姚依林，副厅长林海云。林海云兼华北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华北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为王文波、郭今吾、梁耀。下设内贸部，部长为赵重德；进出口部，郭今吾兼任部长。

1948年5月17日，华北解放区工商业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会议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导方针，出台了实行中共中央保护与发展工商业政策的各项具体办法，并检查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使原晋冀鲁豫及原晋察冀两解放区的工商业获得在统一政策与具体办法下迅速发展的基础。会议前后历时42天，出席代表共320人，政府、工会、公营企业的行政人员及职工、合作社和私营工商业资方和劳方都派有代表出席，其中私营工商业资方代表36人、劳方代表31人。会议由华北中央局指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及晋察冀财办副主任姚依林主持，朱德、董必武、罗迈、滕代远等先后到会指导。会议最后由中共中央华北局薄一波同志作总结。会议在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正确保护工商业政策昭示下获得极大成功。会议讨论了工商业政策中的公营私营工商业关系、劳资关系、工商业负担、工商行政工作及纠正土地改革中某些侵犯工商业的偏向等问题。会议专门讨论了公营企业中的经营管理、工资制度及工人福利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会议都规定了正确的方针与具体的实施办法。

(二)工商部成立后的工商管理机构

1948年8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姚依林为工商部部长、林海云为副部长兼华北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工商部下设秘书室、研究室、进出口商品办公室和行政科。工商部是华北人民政府管理全区工商系统及经贸市场的行政职能机关，负责全区民营工商矿业、市场、物价、外贸的计划、管理及奖进事宜。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初期管辖北岳、冀中、冀鲁豫、冀南、太岳、太行和晋中七个行署及石家庄、阳泉两市。1949年8月建省以后管辖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五个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按照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统一规定各行署市府名称、组织机构并任命正副主，。及市长的通令，各个行署设立工商处。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下设了华北贸易公司，并在地区内各主要城市、县镇设立分支机构。主要任务是：按照分工负责接管敌伪、官僚资本的商业企业，大力发展国营商业，调运物资、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商的非法活动，做好北平市民商品供应安定人民生活，发展和扶植生产、加强物资交流。

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迁入北平。11月1日，在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中央商业处的基础上，成立中央贸易部。

二、华北解放工商管理树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华北解放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残酷斗争，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基础受到了很大削弱。为建设巩固的后方基地，提高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水平，继续支持解放战争，夺取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必须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华北人民政府的工商管理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掌控重要战略物资，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加强市场管理，保障供销和平抑物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夺取全国的胜利提供物资保障，为新中国的经济运行奠定基础。

(一)统一财经工作领导，规范华北区工商管理

为使各项财政经济工作迅速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华北人民政府建立健全了各项财政经济工作的法规制度和宏观管理体制，在金融贸易方面统一管理制度，加强调控，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宏观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工商部成立后，改变两区合并前工商政策各有差异甚至是各行其是的状况，对有关政策作出了统一规定，确定了管理华北大市场的原则，要求全区工商管理部门在统一政策的基础上做到：认真掌握市场客观规律，允许物价在适当的范围内平稳浮动，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保持物价基本稳定，防止暴涨暴跌。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工商

业申请营业登记暂行办法》(下称《办法》)。颁布《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华北区工商业的情况，划分行业，掌握批准开业权，从这些方面来实施市场管理，取缔投机操纵活动，实现国家的统计与监督。还特别规定，在颁发营业执照时，对审查批准工作不能草率从事，特别是对于大的商业必须经慎重细密调查研究才能予以批准；对新开的工商业者，申请登记必须严格审查其经营商品种类营业范围，及经营方法资金数额等项，对其中制造与贩卖奢侈品的工商业一般不应批准。各行业必须专行专营，不得跳行乱行。1949年6月11日，《华北区商标注册办法》和《华北区商标注册办法施行细则》颁布，工商部还下发《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商标注册应行注意事项》。随后，各项法规、办法陆续颁布，如1948年12月20日的《华北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1949年1月18日的《禁止在各大矿区续开小窑挖煤令》，1949年1月28日的《对工矿区附近政府应协助工矿解决困难的训令》，1949年3月15日的《华北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1949年6月18日的《关于内地贸易问题的几项规定》，1949年6月27日的《为奖励土产品出口、降低土产品出口成本的几项决定》，1949年7月5日的《关于市场管理物资交流的几点规定》。这些法规、办法使工商管理工作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不仅保证了当时经济工作的健康运行，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立法工作提供了蓝本。

(二)发挥职能作用，保护发展工商业

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194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明确对城市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予以保护，并坚决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工作方针。

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按照这一经济工作方针，发展解放区的工商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正确处理私营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打破各解放区间的关税壁垒，取消内地物资交流中的各种不必要的限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能力，满足了解放战争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成立后第一件事是纠“左”。工商部长姚依林主持召开纠“左”会议，传达杨家沟会议中央有关领导关于纠“左”的指示和5月董必武主持的华北金融贸易领导干部纠“左”的要求。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对地主兼工商业者只没收土地，对私营工商业要保护。这次会议后，土改中“左”的错误逐步得到纠正。

1949年1月15日，当时负责指导城市接收工作的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在天津。刘少奇发表了著名的鼓励资本家要继续搞好生产的“天津讲话”。天津市的工商界人士均受到莫大鼓舞，打消了担心企业被没收等顾虑，决心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国家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中央对开滦确定了“维持其开工，维持职工生活”的方针，采取了一面监督、一面扶植的政策。194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开滦问题给华北局的指示》。根据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对开滦的生产和经营进行援助。人民政府的援助，是开滦得以渡过困难的决定性因素。1952年5月17日，人民政府宣布代管开滦煤矿。人民政府代管开滦特别是代管开滦之前所作的种种努力，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对涉外企业所采取的特殊策略。它不仅维持了企业生产，保证了职工生活和社会稳定。也为全面改造企业，使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更好地服务创造了条件。此次事件的正确处理可称之为新的人民政府妥善处理的第一起劳资纠纷。

(三)掌控重要战略物资，支援人民战争和生产

华北解放区处于东北、西北、华东、中原等解放区的中心地带，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有较长的建设历史，群众基础好，是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转入大反攻以后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所以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就把继续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作为其当前的头号任务。

工商部通过吸收和储备粮、棉、布匹、煤炭、食油等战略物资，随时将物资调运前线，支援战争，保障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同时进行区内调剂，支援解放区生产生活。

(四)加强市场管理，保障供销和平抑物价

在工商部的领导下，按照对敌贸易管制和内地贸易自由政策，各地各级工商部门通过积极组织生产，加强对外贸易出入口管理，调剂供求，平抑物价，保障供销，使商业贸易工作走上正轨，促进了各解放区商业贸易的繁荣，增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力量。

一是市场管理。1948年7月1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取消集市交易所统制交易特权的通令》指出，现在由于解放区日益巩固扩大，工商业日益发展，物价日益稳定，为便利商民成交，保障内地贸易自由，过去集市交易所统制之特权必须加以取消。1949年7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市场管理物资交流的几点规定》，指出市场行政管理任务，主要是配合金融贸易机关，适当调节供求，防止争购争售，以免发生暴涨暴跌的现象。

二是内地贸易管理。1948年10月，随着新棉的上市，冀南临清市云集了来自解放区内外的众多客商，当时济南解放，华北、华东解放区的货币开始等价流通。因华东地区物价高企，而冀南棉花丰收后价格较低，于是华东区商人大量前来抢购临清市场的棉花，运回本地赚取厚利。这引发了华北贸总下属临清华茂公司和冀中、冀南、冀鲁豫华东、渤海、胶东等区公营贸易公司以及其他机关开设的公营商店争先抢购棉花的风潮。十几天内，使棉花价格上涨57％。棉价的上涨引发了其他商品价格连动上浮。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和华北贸总积极采取措施平抑物价，帮助下属单位总结经验教训，认清在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中，公营商店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临清棉花风波所引发的树立全局观念的思想政策教育对工商系统进驻平、津大城市后，在经济工作中加强纪律性、提高正确执行政策的自觉性方面，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三是对外贸易管理。当时主要是指对解放区以外地区包括蒋管区的贸易，其主要任务是推销各种剩余土产，采购各种军用器材、重要生产资料和一部分民用必需品，争取有利交换，并实行了“奖出限人”的方针，各级都分别建立了出人口管理委员会。以便统一步调，加强领导。1949年颁布了《华北区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对进出口商、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做了详细规范。

四是掌控物价。华北人民政府在物价政策上，采取了抑制上涨势头、保持相对平稳的方针，以利于发展生产，保障战争供给以及安定人民生活。掌控物价是工商管理的重点工作。1948年冀中贸易公司关于平津战役开始后下发的关于掌控物价的指示。“现平津战役已经开始，支前大车来往频繁，草料需用量加大，估计车户因急需急购，价格上涨，为了解决支前车户需料困难和掌握战地物价，因此凡处于交通要道之

总分店对当地红粮合豆价格要注意掌握，一面要注意使粮贩多加调运，另面在价猛涨时可随市坊出售，既解决车户需要又可稳定粮价望即研究。”

(五)接收官僚资本，纽建国营贸易机构

天津解放后，为迅速恢复社会秩序，顺利接管城市，1949年1月15日成立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华北贸易总公司派出干部组成军管会对外贸易接管处和贸易接管处，接收国民党驻津外贸管理机构、四大家族等驻津官僚资本企业以及国民党官办企业，组建华北对外贸易公司。同时，还组建了天津贸易公司以及天津市第一批国营专业商贸企业。这些专业贸易公司既是天津最早的国营贸易机构，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各专业进出口公司的雏形。它们成立后，立即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各自开展专业对口的经营批发业务，保障供给，平抑物价，发展生产，为建立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开拓新中国外贸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北平解放后，工商部于1949年2月迁至北京，接收了北京海关以及东交民巷一带的外国商行、外国银行办事处。同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开始处理外事方面的许多工作。进京后国内贸易工作主要是筹备迎接全国解放工作。在天津还成立了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利用私人资本家关系搞对外贸易。当时以工商部为基础建立了中央商业处，由姚依林负责。商业处属中财委领导，调东北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为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商业处和工商部实际是一批人员两块牌子，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是地方机构，这时开始为全国性的商业工作安一些总公司的架子。

三、华北解放区工商管理核心内涵和精神的传承弘扬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两个务必”就像桅杆上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新中国的航程。西柏坡不仅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永恒记忆，更是一种精神所在。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在13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支援战争和生产建设两大任务，发扬革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传承红色工商精神，必须发扬爱党爱国的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决策部署，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以后，华北解放区处于后方基地的地位。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中共中央就明确赋予继续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解放战争的使命，同时着手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进行必要的生产建设，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摸索、积累经验。华北人民政府工商管理工作就是紧紧围绕这两大基本任务开展的，通过吸收和储备粮、棉、布匹、煤炭、食油等战略物资，随时将物资调运前线，支援战争，保障了解放战争的物资供应。通过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加强市场管理，保障供销平抑物价，保障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红色工商辉煌的历程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为实践所验证了的认识真谛：工商行政管理要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职能作用，服务经济建设，把服务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传承红色工商精神，就要牢记党的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做到执法为民，惠及民生。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更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成为全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力支援前线、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关键一环。工商部按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指导方针，正确处理私营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同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能力，满足解放战争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始终牢记宗旨，体恤民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就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心里时刻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执法为民，关注民生，着力做好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打假治劣等事关国计民生的监管工作，为百姓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传承红色工商精神，就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以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从平山一路前行，勇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反扑和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正确分析当前形势和工作，适时做出战略调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坚定革命信念，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经济政策，认真执行华北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保护发展工商业，实行对内贸易自由和对敌贸易管制措施，维护市场稳定，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大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光辉的红色工商史告诉我们，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常常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发展的道路上还需要实践探索，但只要我们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坚持不懈地加强高素质队伍建设和过硬的作风建设，励精图治。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敢于胜利，必将奏响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未来的新乐章。

传承红色工商精神，就要发扬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开拓进取精神。华北人民政府工商部成立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展了统一华北解放区工商管理的工作，使贸易管理、市场管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商标广告管理逐步走上制度化轨道，保证了当时经济工作的健康运行。随着工商职能的变化和转型，我们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困难，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工商理论、研究工商实践、完善工商法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完成党赋予工商行政管理的光荣使命。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绘就了“十二五”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蓝图。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在“十二五”时期开局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创新手段，不断提高服务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各级工商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努力做到“五个更加”。我们坚信，在老一辈工商人和他们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的激励下，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将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参考文献：

1.《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史料小组主编：《晋冀鲁豫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工商行政管理》，中国工商出版社1986年版。

3.林海云传记组；《林海云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人民日报》1948年7月29日。

5.《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6.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8.《人民日报》1949年7月4日。

9.《人民日报》1949年4月26日。

责任编辑：郑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