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论文

编者按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教育稳步前进，教育事业呈现出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从本期开始，本刊特设立“迎接党的十八大·回眸与展望”栏目，全面回顾教育领域十六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对未来进行展望。本期刊发的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法制办主任孙霄兵同志和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同志的文章，为我们总结了十年来教育法治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进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论文 篇1：

论我国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设立

摘要：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存在任何超出法律限制和约束的权力，学校的权力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法治国家大多为学校的权力设置了种种必要的法律界限，并为教育行政相对人受到教育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害时提供了权利救济的方式。但我国目前有关教育纠纷解决的方式存在着诸多程序和制度上的缺陷，使得教育行政相对人不能较好地通过法律实现自己的救济权利。为此，应完善我国教育行政救济的方式，将目前设立在教育机关内部的处理教育纠纷的工作部门独立出来设置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规范其运行程序及范围，使其更好地解决教育领域内与行政管理有关的纠纷。

关键词：教育行政；教育纠纷；行政复议；行政裁判委员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０９

作者简介：刘丽（１９７８—），女，陕西蒲城人，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政府加大了对教育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由于与之相配套的教育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实中教育行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纠纷时有发生，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合法权益受教育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害的教育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中，教育行政复议作为教育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救济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手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完善教育行政救济的途径，主张通过设立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来保障教育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一、教育行政复议的基本范畴

要了解教育行政复议，首先应该对行政复议的概念有一定的认识。行政复议作为一种与行政诉讼并行的法律救济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比英美法系国家更早建立了这一制度。［１］（ｐ２１２）但是有关这一制度的称谓则因各国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德国称“异议审查制度”，美国称“行政上诉”或“行政裁判”，法国称“行政救济”，英国称“行政裁判”，澳大利亚称“行政申诉”，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诉愿委员会”等。

教育行政复议制度作为行政复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复议制度在教育工作领域的具体化。根据行政复议的基本涵义并结合教育行政工作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教育行政复议界定为：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在教育行政管理活动中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定的程序和条件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教育行政机关或原教育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教育行政复议机关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判明是否合法、适当和责任的归属，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对人以救济的法律制度。

由此可以看出，教育行政复议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就相对人而言，它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请求救济机关予以撤销、改变或者获得赔偿，因而体现的是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权利；而就教育行政机关内部而言，它是复议机关对引起争议的具体教育行政行为的重新审查，并分情况作出相应的复议决定，因而是教育行政系统内上下级之间的一种执法监督与制约机制。

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一方面是指教育行政复议机关对哪些教育行政复议行为享有审查权，另一方面也是指当事人可以对一些教育行政行为申请复议。具体指行政复议机关受理教育行政复议案件的权限和界限，它是教育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教育行政行为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反映着我国教育行政监督和行政救济的广度和深度。一般而言，教育行政相对人认为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就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但是，并非所有的教育行政行为都可提请复议，如不服教育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行为的就不能提起教育行政复议。

二、我国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行政复议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教育行政复议的法律规定基本上由教育法律、法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构成。如果对众多的教育法律、法规包括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分析则不难看出，它们对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是大多数的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并未就行政复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即使为数不多的教育法律、法规规定了复议的范围，但也只限于行政处罚这一类的教育行政行为，对其他种类的行政行为则普遍未作规定，如果独立地就教育法律、法规而论教育行政复议，那势必会极大地限制相对人寻求行政救济的权利，同时也使相当部分的教育行政行为失去应有的监督。因此，在确定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时，不应局限于现有教育法律、法规的少数规定，而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教育法律、法规与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之间的关系。就教育行政复议而言，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与各项教育法律、法规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处理教育行政复议时，应当认真分析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法上的属性，并善于将其作适当的分类。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

（二）教育行政复议管辖制度的缺陷

在复议管辖方面，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即通常所说的“条条”管辖和“块块”管辖。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相对人对其作出的具体教育行政行为不服的，向直接管理该学校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或者国务院部委申请行政复议。在上述情形下，无论相对人是向作出原具体教育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上级主管部门还是向其所属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利益关系。也就是说，被申请人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地转换为复议机关的利益，复议机关不能超脱于被申请人的利益之外，这就难免有自己作自己的法官之嫌，因此，所作出的复议决定往往对被申请人有利，而对申请人则显失公平。

（三）教育行政复议机构设置的不合理

在复议机构设置上，我国目前绝大多数行政复议机关还没有确定专职的行政复议机构，只是由行政复议机关的内设法制工作部门来负责复议工作。行政复议工作只是这些行政机关的一项辅助性工作或次要工作。这种状况是与我国教育行政复议工作的特点和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进，教育行政复议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教育行政复议案件不仅数量多，要求高，而且复议难度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虽然行政复议制度由于现行立法的缺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作为与行政诉讼制度相并行的一项救济制度却具有一些行政诉讼制度所不具有的优势。

鉴于上述原因，在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切实体现立法上设置行政复议制度的初衷，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督促教育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教育行政职能，我们应该在借鉴域外相关制度成熟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具有超然地位，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以期能够较好地体现设置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初衷和宗旨。

三、设立我国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初步构想

行政复议制度本质上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自我纠错机制，是公民在寻求司法救济之前通过行政途径寻求救济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实践中，行政复议制度的救济功能却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体制缺陷、程序繁杂等等。作为一项行政救济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存在并且在该国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我们在试图改革和完善这种制度时，不妨先了解一下域外有关制度的具体规定。

（一）各国行政复议制度比较研究

⒈法国的行政救济制度。法国的行政救济制度类似于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是指当事人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提请行政机关制裁的一种手段。按照受理机关的不同，行政救济可分为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所谓善意救济就是指行政相对人向原行政机关提起的救济，而层级救济则是行政相对人向作出行政行为的原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的救济。行政救济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行为，也包括私人组织依法律、法规授权而作出的行为；不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还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救济决定上，当事人申请善意救济的，原行政机关可以维持、撤销、变更或废止原行政行为。在审理范围上，行政救济可以不以当事人的申请为限，除了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外，行政救济机关还可以依职权对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事项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２］（ｐ５３５－５４８）

⒉德国的异议审查制度。在德国，类似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是异议审查制度。德国现行的异议审查制度是把诉愿和声明复议结合在一起的。异议人对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处分不服时，可以向原处分机关提出异议申请，这称之为声明异议。如果原处分机关认为异议人的请求有理由，则应给予救济。诉愿是指相对人提出的声明异议得不到原处分机关的救济时，而向其直属的上级机关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申请要求救济。［３］（ｐ１６５－１７２）在德国历史上，法治国家这个概念就曾被理解为法院国家，因为法院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机关。这样的传统理念使得德国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一个前置程序且实质上由联邦行政法院法调整的原因之一，因此，德国《行政法院法》中便规定，异议审查程序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当事人只有在异议审查中不能得到救济时才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救济。异议人在收到处分决定后１个月之内，可以向原处分机关的直属上级机关提出诉愿，该上级机关必须在３个月之内作出决定。如果异议人对该上级机关作出的决定仍不服，便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此可以看出，在德国，行政复议附属于行政诉讼。

⒊英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复议在英国被称为行政救济，包括部长救济和裁判委员会救济两种。部长救济是指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法或不当行为侵害时，有权直接向部长申诉，通过部长的行为纠正有关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行为的法律制度。在这一程序中，部长审查范围极其广泛，但其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申请部长救济只能限于地方政府行为，而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第二，部长救济权以法律的明文授权为限，即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公民才能适用部长救济。［４］（ｐ３３７－３４５）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是英国行政司法的一种典型形式，它是指在普通法院之外，依法律规定设立特别裁判机构，用以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目前英国大约有近７０类行政裁判所，数量近３０００个，涵盖移民、社会保障、劳动、教育、税收、运输和土地等领域。１９９６年英国行政裁判所处理的案件为８９万余件，数倍于高等法院和郡法院处理案件的总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裁判所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５］

⒋美国的行政裁判或行政上诉制度。在美国，行政复议被称为行政裁判或行政上诉，是指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判决不服而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复核，有关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法律制度。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７０４条规定，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应遵循穷尽救济的原则，即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定不服的必须先用尽一切所能用到的行政救济方式，否则便不能提请司法审查，这与我国复议制度中的有关“复议前置”的规定极为相似。当然在实践中穷尽救济原则也存在例外情形，一般来说，下列情况不适用穷尽救济原则：⑴行政机关不能提供适当救济，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的迟延，行政程序的无效等；⑵行政决定对当事人产生不可弥补的损害；⑶行政机关无管辖权；⑷宪法和法律解释问题；⑸刑事案件；⑹美国法典第４２编第１９８３条规定的民权案件。［６］（ｐ６５６）在受案范围上，美国的行政裁判范围仅限于行政裁决行为，即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在审查时拥有作出初审裁决时所具有的一切权力，既可以作出维持裁决，也可以作出变更或撤销裁决。

（二）设置我国的教育行政复议机构——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

⒈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设立。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根据法律的明文规定而设立。裁判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其人事、财政不列入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开支，不与教育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是法律救济机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因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法院不能对行政机关的有关实体政策问题的合理性作出判断，而裁判委员会则能够以相对的专业性、正式性来判断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为复议人提供成本低廉、快速有效的救济。但是它又不等同于法院，它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平衡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利益。

⒉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组织。参照英国的经验，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组织由主席和成员组成，其中主席一名，由地方各级人大从事先预定的名单中任免，名单中的人一般应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裁判委员会的成员由４－８人组成，由裁判委员会主席任命，也必须从事先预定的名单中挑选，而且代表教育行政机关与代表被管理者利益的人数应相等。为了确保裁判委员会工作的独立性，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不得免除裁判委员会主席和成员的职务，

⒊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程序。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法》中规定了复议机关解决行政复议的一般程序，而对各种具体类型的行政复议案件的具体程序则基本未作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复议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鉴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行政复议工作的现状，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适用于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程序法典，立法时应把一些重要的原则贯彻到程序规则中去。例如，裁判程序公开举行，裁判决定必须说明理由，裁判程序中保障双方当事人充分知晓对方的观点，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应不受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实际的或可能的影响等等。

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审理案件时应采取对抗式而非纠问式的方式进行，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后作出决定，不偏袒任何一方。裁判委员会适用的证据规则和审理规则都和司法审判存在着诸多相通之处。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除有特殊原因以外，讯问应公开进行。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依法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决，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

⒋不服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裁决的上诉。根据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对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就使得裁判委员会镶嵌到普通司法体系之中，成为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网络中间的重要一环。

教育行政裁判委员会作为教育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请求予以纠正、制止或补救的一种机构，应成为行政法研究的重要内容。有权利必有救济，从这个角度讲，行政法就是权利救济法，［７］（ｐ１３２－１３３）可以预见，完善教育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不仅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建设法治政府，切实保障教育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一个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１］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词典［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王名扬．法国行政法［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于安．德国行政法［Ｍ］．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詹福满．中国行政法问题研究［Ｍ］．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宋华琳．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Ｊ］，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０５）．

［６］王名扬．美国行政法［Ｍ］．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５．

［７］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责任编辑：徐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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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丽

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论文 篇2：

依法治教全面推进的十年

编者按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教育稳步前进，教育事业呈现出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从本期开始，本刊特设立“迎接党的十八大·回眸与展望”栏目，全面回顾教育领域十六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对未来进行展望。

本期刊发的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法制办主任孙霄兵同志和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同志的文章，为我们总结了十年来教育法治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进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关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精神和要求，教育系统不断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

教育立法是依法治教的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教育立法工作进一步加强，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保障、规范、指引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1. 制定、修订了两部重要教育法律。

教育法律在中国教育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规定了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是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性教育法规和教育规章制定的前提和依据。目前，我国已经有8部教育法律。党的十六以来，教育法律的制定修订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

一是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形势与需要，对1986年《义务教育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进一步强调了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免费性与强制性原则，明确了义务教育免收杂费的原则和实施步骤；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凸现均衡发展的原则，建立了一系列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与机制；落实以人为本理念，突出了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平等的原则，完善了对流动人口子女、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保障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和管理职责，确立了以省级统筹为主体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全面贯彻素质教育要求，突出强调了对义务教育的质量要求，健全、完善了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制度规范；对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地位与待遇作了新的规定；对人民群众关注的“上学难、上学贵”等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了预防、管理与监督机制。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是党的十七大之前完成的重要立法任务，立法质量高、实施效果好、社会影响深远、示范效应强，在教育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保障我国义务教育在新世纪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和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是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为了进一步促进、规范民办教育发展，2002年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主要规定了民办教育的原则，民办学校的设立，学校的组织与活动，教师与受教育者，学校资产与财务管理，对民办学校的管理与监督、扶持与奖励，民办学校的变更与终止，以及法律责任等。《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了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确立了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并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确立了其与资产相关的权利，对民办教育发展影响深远。

2. 制定了3部重要的教育行政法规。

教育行政法规是为实施教育法和各单行法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此外，凡属于较为具体的问题，教育法律未予规范的问题，都可由行政法规加以调整。教育行政法规在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仅次于教育法律。10年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制定了三部重要的教育行政法规。

一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它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对民办教育的举办者、民办学校的设立、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民办学校的资产与财务管理、扶持与奖励法律责任等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

二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主要针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教育开放的关于“商业存在”方面的承诺而作出的规定。条例总则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原则、范围和宏观管理等作出了规定，并规定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设立、组织与管理、教育教学、资产与财务、变更与终止、法律责任等。

三是制定《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针对当前我国学生上下学因校车管理职责不明确、管理缺位或不到位、校车不符合安全标准、校车超载现象突出等制度性和管理性问题，对校车的配置原则、使用者权利义务、设置许可等与校车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作了全面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强化了校车安全标准，完善了学生人身安全保障的法律制度体系。

3. 制定了一系列教育部门规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教育部有权在职责范围内制定规章。制定规章是我国立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教育部根据教育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命令等，加强教育立法工作，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批教育规章，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相关立法规定。

近五年来，教育部独立或者联合其他部委，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教育部门规章，主要有《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实施教育行政许可若干规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2010年颁布了《教育部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共废止4项规章；对12项规章中的相应条款作出了修改；2011年发布相关决定废止文件212件，宣布失效211件，共计423件。

十六大以来，各地方在十六大、十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依据教育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教育法规，进一步完善了地方教育法律体系。至此，由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性教育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政府规章共同构成的中国特色的教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为依法治教奠定了法律和制度基础。

二、依法行政不断取得新进展。

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教育部先后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指导文件，推动教育领域依法行政取得新进展。

1. 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转变管理的观念、思路和方式、方法，更加善于利用法律手段管理教育事业，有力促进和保障了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一是进一步增强了依法行政意识。法律的权威性逐步确立，法律在社会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尊重。过去的5年，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对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明显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明显增强，有法不依、直接干涉学校的行为日益减少。

二是进一步健全了依法行政规则和程序。健全了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要求由法制工作机构根据法律规定提出审查意见。健全了信息公开制度，有效保障了公民和社会组织有效行使教育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很多地方探索建立了教育行政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列席部门办公会议和必要的专题会议制度，健全了决策程序。

三是进一步完善监督和救济途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完善了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并公开了行政许可的工作流程，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学生申诉和教师申诉制度，健全了行政复议的受理与处理机制，在行政管理体制内形成了比较完善和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

2. 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自2002年以来，教育领域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45项，取消和调整的项目占总数的54.9%。在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教育部进一步加大力度，又有13项行政审批权将取消或者下放，推动教育行政管理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正在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手段的方向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进一步调动了地方积极性。推动了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管理职责的合理界定，发挥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如教育部下放了高等职业学校设置审批权等审批项目，改变了长期存在的中央承担过多的管理权的现象，大大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对推进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进一步理顺了学校与政府关系。比如教育部取消了“具有招收艺术特长生资格的高校的确定”、“高等学校在本科专业目录内设置、调整核定的学科门类范围内的本科专业审批”、“部分特殊专业及特殊需要的人员以外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计划核准”等审批项目，进一步落实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三是进一步理顺了社会与学校关系。教育部取消和改变了一些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如将民办学校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审批改为备案，将民办学校的登记时间减少为5个工作日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运用法律、规划、政策指导和信息发布等方式管理民办教育，从而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事业，形成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

四是进一步提高了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注意借鉴世界上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废止和取消了一批有关涉外教育审批项目。为吸引外国优质教育资源进入中国，推动国内高水平大学“走出去”，到境外办学，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支持。

3. 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传统公办学校之外的办学主体、教育活动不断出现，教育公共管理的范畴和领域不断扩大。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教育事业，积极探索了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一是探索建立教育行政执法新体制。教育部积极推进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召开研讨会，交流经验，凝聚共识。各地教育部门规范了行政执法依据，明确了执法主体和职责，完善了执法程序和文书，提高了运用执法手段实施管理的水平与能力。

二是探索建立专门执法机构和队伍。上海市教委设立上海市教育督导事务中心（教育行政执法事务中心），以委托执法的方式，相对集中行使教育督导与行政执法权。浙江省义乌市教育局设立了专职教育行政执法工作机构——义乌市教育监察大队，有效开展了教育行政执法工作。

三是探索教育行政执法新形式。各地还通过推行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执法权，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等形式，提高执法效率，还有很多地方探索“柔性执法”模式，通过提供指导、服务等多种方式，实现人性化执法效果。

三、依法治校取得新成效。

10年来，教育部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推进依法治校工作，有关学校章程、教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开、学生管理、教师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不断健全，对转变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理念，提高学校依法决策、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意识与水平，保障广大师生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依法治校理念全面普及。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多种形式加强对学校依法治校工作的指导，重视和加强对学校校长和主要负责人的法制培训，显著提高了各级各类学校校长、教师的法律意识和对依法治校工作的认识。很多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将依法治校列为学校的基本办学理念，提出了依法治校的工作目标，明确了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按照法律至上、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则，推行实行依法治校的重要性。依法治校工作在转变学校管理理念、办学思想方面效果显著。依法构建政府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关系，使学校真正成为独立办学主体，实现依法自主发展和自我监督；依法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与效益，处理好学校内部日渐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将依法治校作为学校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公民意识教育，培养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校的共识。

2. 依法治校工作机制逐步健全。

教育改革发展越来越深地延伸到学校内部，更加强调学校内部制度建设。教育部和各地教育部门积极推动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健全完善依法治校的体制机制。

一是大力推进学校章程建设。教育部在2011年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指导、推动高校章程建设。绝大多数高校章程建设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大力推进以章程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成为了高等学校推进依法治校，深化内部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和有效载体。各地还重视和加强了对中小学章程建设的指导与要求，很多地方提出“一校一章程”的目标。

二是各类学校依法决策的机制进一步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不断健全。依法治校的组织机构在学校内部逐步得到健全。很多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成立了由书记或者校长担任组长的依法治校领导小组，建立了学校党委和校长统筹，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全方位推进的工作机制。高等学校普遍设立了法律事务办公室，参与学校重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合法性审查、对学校的重大决策提出意见建议，健全完善了学校依法决策机制。按照教育部2011年发布的《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各学校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建设，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三是校务信息公开机制普遍建立。多数学校建立健全了信息公开的机构、制度，落实了信息公开的具体措施，将保证教职工、学生、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放在了重要位置，有些学校在面向师生提供管理或者服务的部门、机构，全面推进办事公开制度，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充分告知办事项目有关信息，并公开岗位职责、负责人信息、工作规范、监督渠道等内容，为师生和家长提供了优质、高效、便利的服务。

四是教师、学生权益保护机制逐步建立。教师职务评聘、继续教育、奖惩考核等方面相继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规范，实现依法聘任教师，依法保障教师享有各项法定权利。很多学校依法建立健全校内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了争议解决机制，形成依法妥善、便捷地处理学校内部各种利益纠纷的工作机制。很多地方和学校健全了教师申诉制度，教育部根据各地的经验正在完善《教师申诉办法》，将进一步规范有关的程序与要求。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建立健全了学生申诉的组织和工作机制，有的高等学校还建立了听证制度，允许学生聘请代理人，通过听证方式主张权利。很多地方还在中小学建立了类似的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加强了对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

3. 学校法制教育工作卓有成效。

在“五五”普法规划实施期间，各地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公务员、学校的广大教师员工以及青少年学生中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普法工作的组织领导体制进一步健全，普法的保障机制逐步形成，学校普遍建立了普法领导和工作机构，在对学校法制宣传教育的检查、指导和支持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制度、措施。二是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青少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形成，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很多地方的学校还创造性地开展普法活动，利用校园法庭、法治实践等多种方式，使法制教育与学生的切身生活实践紧密结合。三是学校领导干部、广大教师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提高。很多地方将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知识列入学校领导干部、教师和有关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内容，建立学校领导干部学法机制，有效提高了学校校长、教师依法治校的意识和能力。四是不断创新普法形式，学校法制教育的效率和效果明显提高。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年龄、认知特点，积极探索各种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普法形式和手段，有效提高了普法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最近，教育部制定了《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已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将于近期发布。《实施纲要》更加强调学校自主权，更加强调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更加强调师生权益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必将推动依法治校取得更大进展。

（责任编辑 梁伟国 刘 群）

作者：孙霄兵

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论文 篇3：

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机制研究

摘要分析了农业院校教职工在行政方面、民事方面、仲裁方面的法律援助的需求，将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总结为农业院校職工法律援助的法律制度规定缺失、法律援助民间模式应用不足、法律援助机制缺少管理制度。探讨了农业院校职工法律援助制度运行机制的建立问题，强调完善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规定，鼓励发展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的民间模式，建立规范教职工法律援助的管理规章制度。

关键词农业院校；教职工权利；法律援助；依法治校

A

Key words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eaching staff rights；Legal aid；School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自党的十六大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以来，为贯彻这一精神，在教育实践中实行依法治校，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轨道。2013年1月16日发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对师生在参与学校管理、行使监督权力、实现自我发展等方面的权益给予制度保障，强调将积极落实教师、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相较于其他综合性大学和文科类院校，农业院校的教职工由于专业的局限性，对自己拥有的作为教职工应有的基本合法权益了解不深，也不知道怎样维护这些基本权益。农业院校法律援助作为社会法律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援助体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教职工维权的过程中，在维权的方法、目的、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误区，存在着教职工法律援助的法律制度规定缺失、法律援助民间模式应用不足、法律援助机制缺少制度管理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教职工出现维权困难的时候，学校应该建立一个机制来帮助教职工，引导其从正确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笔者结合自身参与农业高校法律援助实际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就建立规范长效的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运行机制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1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的需求现状

长久以来，农业院校普遍都是注重农业及农业相关的理工科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以华南某农业高校为例，学校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是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作物遗传育种、农业经济管理、果树学和预防兽医学，其他级别的重点学科包括农业机械化工程等。可以看出，农业院校重点培养的一般是农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等方面的人才，因此在农业院校工作的教职工大部分也都从事这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由于我国一直以来的文理科分科教育，农业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多数是理工科出身，他们对于属于文科类的法律方面的知识难免了解不够充分。因此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农业院校的教职工就需要有法律专业相关人员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法律方面的援助。其次，随着依法治国政策在全国各领域的全面推进，农业院校的很多年轻教职工的维权意识逐渐提高，但是对维权的手段和程序大多不甚了解。而更多年纪较大的教职工，维权意识虽然有所提高，但有些时候他们依然对发生在自身的侵权行为缺乏意识，发现不及时，导致直到最终侵害结果发生才发现自身权利被侵害。面对这种情况，教职工也十分需要学校有相关法律援助机制的帮助。

1.1农业院校教职工对行政方面法律援助的需求目前行政方面的维权手段主要是教育行政申诉和教育行政复议。教师申诉制度是一项专门救济教师权利的法律制度，教师申诉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为学校、其他教育机构及有关行政部门。受理教师申诉的部门也是特定的，教师只能向教育行政部门或相关政府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申诉制度具有法定性、专门性和行政性的特点，因此以此手段进行维权的时候，存在许多前提条件。教育行政复议制度是教育行政机关或个人在行使教育行政职权时与作为被管理对象的相对人就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根据相对人的申请，由该教育行政机关的上一级教育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具体教育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教育行政复议与教师申诉制度都是非诉讼性的行政救济制度，因此，这2种制度并不能解决农业院校教职工所遇到的民事纠纷。在教育行政复议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并且在审理复议案件的过程中不得进行调解，也不得以调解作为结案方式。

由于有诸多应用的限制与前提条件，农业院校教职工在面对可以通过教育行政申诉和行政复议方式进行维权时，会存在很多程序的疑问。特别是教职工对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十分陌生，在实际生活中很少遇到，因此在维护其行政方面合法权益之时，需要提供一定的法律援助。

1.2农业院校教职工对民事方面法律援助的需求农业院校作为事业单位，其教职工的确有可能会遇到行政方面的侵权行为，可以通过行政救济的方式维权。但实际生活中，农业院校教职工经常遇到的是民事方面的侵权行为及纠纷。面对民事方面的纠纷，并不能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通常情况下，民事方面纠纷会采用司法途径解决。即按照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其他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还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问题。民事法律问题纷繁复杂，并且民事法律问题多为农业院校教职工与具有民事法律主体地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学校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其中。但是，由于教职工一般所遇到的侵权行为大多归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因此，对于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援助需求，虽然可能与学校关系不如行政方面法律援助需求和仲裁方面法律援助的需求那樣紧密，但却有着数量上占很大比例的法律援助需求。其中，合同方面的法律援助需求占主要地位，以华南某农业高校为例，2016年仅合同管理科经手审核处理的合同就有近3 000份，而办理这些合同的教职工半数以上都需要咨询合同方面的相关事宜。由此可见，农业院校教职工对民事方面法律援助有着很大的需求。

1.3农业院校教职工对仲裁方面法律援助的需求农业院校教职工对仲裁方面的法律援助需求主要集中在人事方面以及劳动合同方面的争议。人事争议仲裁是仲裁机构对人事争议进行调解或裁决的司法活动，是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相结合而采用的一种解决人事争议纠纷的方式。其中的具体条款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人事争议处理规定》中，对于教师与高校之间的人事争议或纠纷，可依法提起人事争议仲裁。而教职工与学校的劳动合同纠纷，则是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的规定，其中第七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中发现，教职工人事与劳动合同方面的纠纷的数量很大，而由于这方面的法律问题不如民事法律问题贴近生活，农业院校的教职工对仲裁及其他方面法律援助的需求也很大。

2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业院校对教职工的法律援助机制还十分不成熟，存在许多问题。教职工对学校法律事务管理和服务工作了解程度不高。以华南某农业高校法律事务科为例，日常办理相关法律事务的教职工大多完全不了解办理合同的流程，并且很多教职工的合同内容也不完全符合合同的基本组成要素，有些甚至根本不是合同。从国家法律制度层面来看，我国的法律援助主要是针对社会上的特殊群体，主要是残疾人和在押犯人等，并没有对高校教职工的法律援助有很具体的规定。现有的对教职工的法律援助多为民间自发组织提供，而这种民间模式的法律援助应用并不广泛。另一方面，农业院校本身对教职工法律援助机制也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2.1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的法律制度规定缺失我国现有的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律援助规范，主要是规定在2003年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之中，其中规定受援对象为经济困难者、残疾者、弱者，或者经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对象。并且，其主要的法律援助事务也非农业院校教职工可能面临的问题，其主要形式包括诉讼法律服务，也包括非诉讼法律服务。主要采取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民事、行政诉讼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公证证明等方式帮助援助对象。即对于高校教职工的法律诉求，国家层面上实际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农业院校教职工很难根据《法律援助条例》来向有关机关提出法律援助需求。

2.2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民间模式应用不足我国高等院校的法律援助组织属于民间活动行为，在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中占有主导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实际上在各农业院校中，虽然有一定开展，但法律援助民间模式应用并不充足。对于农业院校而言，学校的法律方面人员不如文科院校和综合性学校充足，提供法律援助方面的相关专业人员不足。由于是农业院校，即便有法学院，也无法与拥有庞大的法律专业人员数量及质量的法学专业院校相媲美。其次，法律援助活动的资金投入不稳定。当前法律援助活动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社会基金组织或者单位企业，这种资金来源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援助组织的资金问题。再者，即便有些学校已经建立了对教职工的法律援助机构，但机构内部成员多为校法学院的在职教师，这些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发现，所谓校内法律援助机构中的成员，仅仅是挂名在机构中，有需求的教职工并不能找到具体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为其提供帮助。

2.3农业院校关于教职工法律援助机制缺少制度管理制度是一个机构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依靠。在当前的农业高校管理体系中，法律援助机构大多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是将相关的部分事务交与具有相关职责的不同部门管理，工作没有严谨的行为规范设置。对于责任分工没有明确的标准，在管理和激励体制上没有系统、完整的体系。对于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立，只需要在其设立后，到相关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然后对工作进行监督即可。但是相关的法律没有相关条文对其设立标准进行限制，如什么样的学校到哪个级别的司法行政部门进行备案等，使得申请人在备案方面比较松散，甚至没有进行备案。国家在高校法律援助方面并无专业的地方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指导和培训。同时，农业院校本身也没有相关的章程规范对法律援助进行规定。

3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制度运行机制的建立

面对教职工对农业院校法律援助需求的日益增强，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针对教职工对法律援助要求的特殊性、教职工对法律援助的各种不同需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构建与此相适应的教职工法律援助运行机制。一方面，国家可以进一步立法规定并完善现有的法律援助机制。另一方面，农业院校本身应该积极探索民间法律援助模式，建立农业院校法律援助机制。

3.1完善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的相关法律规定农业院校管理具有较强的学术专业性和自治性，虽然是事业单位，有一定的行政属性，但又不完全与政府行政机关体系相同，不宜将所有的纠纷全部交给司法机关审查。应当构建、完善由行政申诉制度、行政裁决制度及行政复议制度组成的教师权利纠纷的行政处理模式，与政府机关部门的行政处理方式有所区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农业院校法律援助机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法律文件指導规范。让农业院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依法登记成立，并在司法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下代理援助案件，并能有相应的监督部门予以监督。

3.2鼓励发展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的民间模式目前已有的高校法律援助民间模式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组织学生进行法律援助制度宣传；二是代写法律援助材料和法律咨询；三是从事法律援助案件的代理与辩护。由于我国近年来推进依法治国政策，很多高校都设立了法学专业。因此，高校教职工法律援助的民间模式主要是由校内法学院教师作为特别授权的代理人总负责法律援助，法学专业的学生组成案件办理小组参与其中。也可以设立教职工法律援助站或者教职工法律援助中心，通过提供普法宣传和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疑难案件会诊，接受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代理人等。

相较于设立了法学专业的高校而言，农业院校大多未设立法学专业，或者是学校法学专业规模较小，从事法学专业的教职工与学生数量不多。因此，农业院校可以进行一些法律援助制度中的宣传演讲工作。这些工作可以由专业的法律教师指导，具体交由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既可以作为一种对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普法宣传活动，也可以作为一种大学生的法律思想道德教育。

3.3农业院校应建立规范教职工法律援助的管理规章制度通过实践发现，农业院校目前普遍没有建立规范的教职工法律援助管理规章制度，而教职工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又反映出学校建立具有专业性法律事务管理服务机构的迫切需求。而成立专门的教职工法律援助机构，需要有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予以确定授权，同时也要规范相应的管理和监督部门。农业院校完善教职工法律援助管理规章制度，是建立健全农业院校法律援助机制的基础，在推进依法治校，增强依法决策、民主决策能力，提高学校依法管理水平、维护教职工权益方面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4结语

随着依法治国政策进程的加快，依法治校的政策推进，农业院校教职工的维权意识增强。同时，由于农业院校的快速发展，学校的教学、科研、民间活动与行政管理事务增多，期间产生的法律问题与纠纷也随之增多。为了更好地维护学校教职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相关的农业院校教职工法律援助制度十分必要。农业院校应该重视教职工法律权益的维护，积极开展教职工法律援助的相关活动，规范管理，规避法律风险，构建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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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穗　朱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