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论文

2022-04-23

摘要：文章从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包容性完善的分析入手，提出将“居业联动”理念下的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作为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包容性完善的突破口。然后，在回顾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其主要目标的演进主线，厘清了目前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主要目标选择。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论文篇1：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历史发展、系统结构及启示

摘要：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是在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并不断地将高等教育内外的合理成分吸收进来，随时进行着相应的调整。三种类型的认证机构所开展的六种基本的认证活动指向两个核心目标：关于学校的机构目标和关于公众的公共目标。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律性、自治性、未来导向性、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与美国文化精神的一体性等特点。它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制度建设应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母体文化和历史土壤中；始终恪守自己的核心功能与价值；区分学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行使空间；把握制度变革的均衡性；注意国际经验吸收的适宜性。

关键词: 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美国；历史；结构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1-12-23

作者简介: 彭江（1973-）,男，重庆武隆人，管理学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认证”产生于对公众健康和安全的保护，服务于公共利益。“高等教育认证”是一种外部性的教育质量保障程序[1]。在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及其制度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将“高等教育认证”界定为：为了进行质量保障和质量改进而对学院、大学和专业进行审核的一种外部质量审查过程，成功通过审查则获得认证[2]。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具有自律性、非营利性、多样性以及体系的复杂性和完备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于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相对较高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它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竞相学习的对象，影响非常广泛。

一、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历史发展

Harcleroad形容美国的认证制度是一个“通过自发发展新的社会组织来解决新的社会问题的美国方式”[3]。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是在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中发展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将美国高等教育内外的合理成分吸收进来，并随时进行着相应的调整。

1870年，“美国教育局”公布了获得官方认可的大学名单，教育认证活动及其制度建设开始萌芽。认证最先是被大学作为衡量高中教育质量的一种工具。后来，大学自身也开始参与认证，以保证学生在大学之间转移时所获得学分能被接受。1885年，“新英格兰院校协会”成立，这是美国第一个地区性的民间高等教育认证机构。随后，其他五大地区性认证机构“中部院校协会”（1887）、“中北部院校协会”（1895）、“南部院校协会”（1895）、“西北院校协会”（1917）和“西部院校协会”（1924）也逐步成立。1905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基金会公布了获得认可的大学名单。1910年，关于医学教育的《福勒克斯纳报告》发布，提高了认证标准，导致将近一半的医学院关闭。1913年，“中北部院校协会”设立了大学资格标准。1922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召开了“标准化”大会。1925年，“美国图书馆联合会”公布了经过认证的大学名单。1934年，“中北部院校协会”采用“使命导向”的模式开展认证活动，标志着认证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矛盾得到了初步的协调。至此，认证演化成为一种私人性的、非政府性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自律制度，目的是确保公立和私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及其专业能够达到认可的质量标准。

二战后，认证制度开始改变。1944年，《军人安置法案》通过，决定向大学生提供直接的资助。1949年，“全国认证委员会”成立，目的是减少认证的重复和负担。20世纪50年代，认证机构逐步建立了“构建基于目标的指标体系——自评——小组考察——认证委员会做出决定——定期的再认证”的认证程序。1964年，“高等教育地区认证协会联盟”成立，地区认证机构加强了协调。1965年，《高等教育法》通过，极大地增加了对学生的经费资助。随着联邦学生助学金及其他联邦拨款的大量增加，联邦政府开始利用非政府性的认证制度来决定高等教育机构获得联邦拨款的资格。州政府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将认证作为州政府经费的“看门人”。

20世纪后半期，联邦政府逐渐加强了对认证的控制。1968年，联邦政府“确认”（Recognizing）认证机构的程序正式确立，标志着联邦政府加强了对认证机构的问责。1975年，“全国认证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地区认证协会联盟”合并成立了“高等教育认证理事会”，承担非政府的确认职责。1984年，全国教育学会发布的《参与性学习》呼吁用教育学生的效率来衡量学校，这标志着来自民间的认证问责呼声的出现。1993年，“高等教育认证理事会”被解散，组建了“高等教育确认委员会”，后者于1996年被CHEA取代，非政府性的确认机构正式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2006年，教育部长斯佩林斯任命的“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也称“斯佩林斯委员会”）发布报告《勾画高等教育的未来》，对认证制度提出了较为激烈的批评意见。2008年，再次授权的《高等教育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认证的问责。至此，认证制度演化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公共—私人制度体系，被用来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同时充当联邦和州政府拨款的“看门人”。但认证过程仍然保持了很大程度的志愿性和自治性。

21世纪初，美国面临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昂贵，教育问责和组织绩效等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加上国内经济下滑、两党政治斗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现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持续至今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变革大讨论，议员、政府官员、认证机构人员、大学校长、专家学者等都参与其中，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批评者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就像“一块疯狂的毯子，历史性大于逻辑性，越老越不中用。”[4]支持者则认为，“仍然处于变化中的认证在高校和政府间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既为学生获取联邦经费资助提供了一个渠道，也极大地保护了学校的自主权。”[5]这些争论直接影响到认证制度变革的走向。目前，美国认证制度变革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在保密性原则下，适当增加认证的透明度；在重视投入和过程认证的同时，逐步加大结果认证；增强认证功能发挥的时效性；兼顾内部和外部问责，等等。

二、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体系

美国的高校分为学位授予高校和非学位授予高校、公立和私立、两年制和四年制、非营利和营利等类型。认证制度涵盖了这些类型的高校。

（一）认证机构及认证类型

美国全国共有将近100个公共和私人的认证机构。这些认证机构分为地区性、全国性和特殊（专业）性三种类型。它们所开展的认证活动分为六种类型：

第一，6个地区性认证机构对区域内高校所进行的“普通认证”或机构认证（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这类认证机构是高校发起和运行的非政府性志愿组织。在2 963所获得地区性认证的高校中，97.4%是传统的、非营利的、有学位授予权的。认证标准在各个地区之间有差异。地区性认证机构的经费来自于成员单位的会费和认证费用。

第二，11个全国性认证机构对特殊目的高校（如教会学院、单科性学院）所进行的认证。这些认证机构也是由高校所发起成立和运行的，经费也来自成员单位缴纳的会费和认证费用。在3 458所获得全国认证机构认证的高校中，20.9%是非营利性的，79%是营利性的。

第三，66个特殊或专业认证机构对大学内的专业所进行的“特殊认证”。在法律、卫生等专业，学生需要从获得认证的专业毕业才能获得执业资格证书。有些学术专业有不止一个特殊认证机构，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特殊认证通常被看作是“行会中心的”。

第四，州政府通过发放许可证和设立职业资格的标准来管理某些职业或专业。州政府通常要求申请获得专业资格证书的学生毕业于经过认证的院校和专业。50个州的职业资格标准是不一样的。

第五，联邦政府对认证机构进行的“确认”。只有获得由联邦政府确认的认证机构所发出的认证，学校或专业才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拨款。美国教育部基于联邦法律建立确认标准。在组织机构方面，教育部“高等教育办公室”下设“认证机构评估中心”，教育部长还任命有“全国院校质量和诚信顾问委员会”（NACIQI）。NACIQI根据《高等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和实施确认标准。“认证机构评估中心”向NACIQI提供各种支持性服务。

第六，由全国性的认证协调组织CHEA对认证机构所进行的非政府性“确认”。CHEA是一个有大约3 000所大学的会员制单位。CHEA的角色是通过确认来保障和加强学术质量，强化认证机构间的协作。CHEA会列出获得教育部确认的、获得CHEA确认的、教育部和CHEA都确认的三种类型的认证机构名单。CHEA的确认为认证机构提供了一种学术合法性。

（二）认证目标

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主要有两个目标：机构目标和公共目标。其中机构目标包括：高校的自我改进；提升高校的学术质量；将认证与高校的发展规划联系起来；促进高校之间的学分、学生、教师等的交流。公共目标包括：保护消费者；保证公共利益得到尊重；保障公众对于高校教育质量的知情权；保护学生、家长、捐助者、毕业生、用人单位等高等教育的利益攸关者。

在美国的认证实践中，机构目标通常超越公共目标占主导地位。其原因在于：第一，各种非政府的认证机构都是由学校发起成立的。第二，认证由高校来维持运转。虽然认证机构会雇佣一些专业人员来协调认证活动，但大多数工作是由志愿者承担。第三，认证费用由学校支付。通常，被认证的学校向认证机构支付费用，加上会员单位缴纳的会费，认证机构获得了稳定的经费来源。第四，在认证的整体利益上，机构利益超过公共利益占优势。这并不是说高校忽视或敌对认证的公共目的，但是，一个由高校来创立、维持、资助和治理的制度必然会更多地关注机构利益[6]。

（三）认证和确认程序

认证程序。认证过程是自愿的，必须由教育机构或专业发出请求才能进行。请求认证的高校或专业如果达到了认证的质量标准，就会“通过认证”。获得认证的高校和专业需要接收定期的再评议。对高校和专业的认证一般是每数年到每十年进行一次。认证的程序大致是：第一步，由高校或专业开展自我诊断，提交自评报告。第二步是同行审议。除了查看自评报告，还要进行现场考察。现场考察小组由认证机构派出。小组成员中除了占大多数的同行专家外，可能还包括公众成员。所有的成员都是志愿的。第三步，由认证机构专门的决策团体如“认证委员会”做出认证决定。委员会的成员有来自高校的行政人员和学术人员，也有公众成员。

确认程序。认证机构要开展常规的自评，设立内部投诉程序，接受定期的外部审查，这就是“确认”。“确认”由CHEA，或者教育部进行。确认的社会价值在于它是认证问责或“认证认证者”的关键环节。确认的过程与认证的过程有相似之处。首先，CHEA或教育部构建确认的指标体系。接下来，想要获得确认的认证机构根据确认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估。随后，CHEA或教育部派出人员到认证机构进行现场考察，并形成考察报告。在此基础上，CHEA或教育部做出是否给予确认的决定。最后，获得确认的认证机构还会经历定期的再审查，以维持获得确认的身份。CHEA所开展的确认活动通常是每十年一轮，期间有两个中期检查。确认活动由CHEA的确认委员会来实施。委员会成员包括高校代表、认证机构代表和公众代表。教育部的确认活动一般是每五年一次，由“高等教育办公室”下设的“认证机构评估中心”审阅认证机构的报告，并组织人员走访认证机构，之后向NACIQI提出结论建议。NACIQI最后作出确认决定，并提交教育部长。

三、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特点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下特点：

1.自律性。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其非政府性、自我约束性。美国模式是基于同行评价的真正的自律模式。为了保障和提高学术质量以及加强学校间的沟通与协调，众多高校发起成立了非政府性的认证协会，邀请会员学校的高级人员对其他学校进行“视察”。基于这个目的，学校之间制定出了一系列一致同意的规范、原则或是“参考准则”。严格来说，没有任何一所美国大学或是授予学位的学院被强迫接受机构认证。认证机构基于对高校诚信度的认可而实施认证活动。地区性、全国性和专业性的认证机构所开展的活动由CHEA进行松散的组织协调。CHEA对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提出建议，当认证机构和其成员单位出现争执时出面协调。CHEA有时扮演管道的角色：政府的关切通过它为各个认证机构所知，也通过它为接受认证的各个学校所知；反过来，学校和认证机构的关切则通过CHEA传递给政府。

2.自治性。美国独特的政治结构和生态为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第一，联邦政府不直接干预教育事务。美国宪法规定宪法没有提及的事情留给各州和人民自己去解决。因此，虽然联邦政府在教育事务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美国早期教育制度的发展则是脱离政府控制的，或者说政府管控是非常宽松的。政府允许建立各式各样的学院和大学，对大学或大学教育不规定明确和最低的标准，而社会各界显然希望有关于高等教育的最低标准，这种需求就为认证制度的自由成长提供了空间。第二，大学自主权。181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诉讼案是大学自主权确立的里程碑。在美国的认证制度中，虽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会通过对认证机构的确认或是对高校执照的审批而直接涉足认证，但它们的关注点在于经费的使用，只有非政府性的认证机构和CHEA才是提供学术合法性的机构。这种制度安排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行使空间被严格区分开来。同样，在19世纪初，国会作出了另一个重要决定：允许州政府举办国立大学，但不能直接干涉学校的办学事务，并推进了相应的立法。政府提供费用给学生而不直接提供经费给学校的制度安排既符合宪法的规定，也满足了人们希望获得大量的教育选择的愿望。这种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促进了具有自治性的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3.未来导向性。美国实施认证制度的关注点在于未来，在于质量的改进。“质量改进”来自于对社会发展趋势、人口统计数据、科技的发展等的细致的展望性思考。不同地区的认证机构对于学校自查中着眼于未来的强调方式不一样。例如，南部认证协会构建了一个“质量提升计划”，勾画了学校通过自查找出需要改进的领域。新英格兰认证协会对每一个指标都提出了“反思”的要求：学校被要求将自查的结果作为基础制定发展规划。授予认证或者对学校的重新认证，实际上是专家组对学校做出的未来性的声明，表明学校运行达到了一个满意的质量水平，并将在未来十年内继续进行自我监控，包括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4.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地区性认证机构间在术语、过程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地区高等教育的差异。地区性认证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实验室。各认证协会知道如何去接纳不同类型的学校成为成员，如何让成员学校不仅满足基本的标准，也进行各自的改进。地区性认证的差异性增加了成员学校对于认证标准的“拥有感”，并内化到自身的办学实践中。虽然地区性认证存在差异，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地区性认证将不同的学校聚拢来，为学生流动和学分转移提供了条件。各认证机构之间还通过“地区认证委员会理事会”、“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等协调性组织增强联系和协作。各认证机构经常聘请知名大学和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成员作为认证专家，也聘请其他地区的大学高级人员充当认证专家。认证专家们经常多处承担认证任务。认证专家的全国性流动无疑极大地增加了整个认证系统的整合性、丰富性和活力。

5.与美国文化精神的一体性。第一，社团与自治观念。托克维尔在1835年《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美国人喜欢组成社团来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认证机构就是这样的例子。认证协会是一种会员制组织，通过会费和收费来支持运转。认证协会为自律提供了基础，也帮助维持了高校的自主权。第二，企业家精神。美国人在西进的过程中，定居者开办了商业、教堂和学院。追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college”一词可以应用到多种类型的机构上。事实上，早期的“新英格兰院校协会”的一个任务就是分辨出每所学院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机构。第三，个人主义。美国人相信，每所学校就像活生生的人一样，都应当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这种观念为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扩大教育参与度和多样性的努力奠定了基础。各种类型的高校的认证历史反映了高校的日益多样化，也反应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日益增加。第四，志愿精神。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从一开始就依靠志愿者进行认证。认证的志愿性提升了认证的成本效益。据统计，地区性认证机构在2005年共对3 000所学校进行了认证，只用了3 500名志愿者，129名认证机构的全时制员工进行了组织管理工作。第五，自我改进。不管是认证审议还是确认，首要的一步都是自我诊断，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改进。随后的“外部评价”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确证自我诊断中找出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认证专家也将参与认证作为自我改进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这正如布里廷厄姆所言：“参与认证这场大戏，就是去观看在戏剧舞台上上演的有关变革型领导、能力、使命、治理等的一出出悲喜剧，从中学习经验教训。”[7]

四、结论与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变革为中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认证制度的建设应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母体文化和历史土壤中。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发展充分地吸收了美国的西进开拓精神、志愿精神和社团、自我改进、自我实现等理念。同时，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发展历史也是美国高等教育扩大机会、增强多样性和形成分权特征的历史。学术自由和机构自治的高等教育传统在认证制度的发展中得到发扬光大。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必须注意到它背后的历史和传统因素。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应当在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适合自身实际的认证制度体系。

第二，应始终恪守自己的核心功能与价值。保障和促进高等教育质量、充当联邦政府经费的“看门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两大核心功能。一百多年来，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既经历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也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下的经费紧缩时期，目前正在经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成本压力大增、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的时期。但是，美国认证制度的这两大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丢弃，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加强。认证制度能得到两大“主顾”——政府和大学的认可，主要源于这一条。尤其是以促进大学的自我改进为出发点的价值取向获得了众多大学的拥护，使认证机构可以底气十足地拒绝政府和公众的不合理干预，可以使机构目标和利益大于公众目标和利益获得理解与认可。

第三，应区分学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行使空间。政府与认证机构之间总会存在矛盾与张力，这在美国也不例外，关键是如何找到平衡点。在美国，这个平衡点就是政府行使政治权力、提供有关拨款的经济合法性，认证机构行使学术权力、提供有关教育质量的学术合法性。政府和认证机构既有分工也有协作，遵守职责空间划分，不跨界行权，政府并未从上至下设计认证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对认证制度的发展都采取不干涉态度，二战后开始作为认证制度的“消费者”处理与认证机构的关系，直到上世纪后半期，才通过对认证机构的“确认”直接控制认证，但范围仅限于对联邦拨款的“看门”功能的审查，学术合理性的提供则交给非政府的确认机构。这种公—私共处的制度安排，既延续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尊重了高校和认证机构的自主权，也满足了各方对协调性和统一性的需要。

第四，注意把握制度变革的均衡性。与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在历史上的变革模式一样，认证制度最近的调整与改革，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很注意把握“度”，寻找适合目前历史条件的平衡点，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主要表现在：增加透明度，满足利益攸关者的信息需求，但并不放弃基于学术原因的保密性原则；调整认证重点，重视对组织绩效尤其是学生学习成就的认证，协调好投入、过程与结果认证的关系；在保持多样性、分权性的基础上，增强认证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根据科技、学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积极吸纳公私领域中的好的制度要素，增强保障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效能；倾听公众的呼声和政府的要求，主动建立内部问责机制，并将内部问责与外部问责有机联系起来。可以预测，这种“度”的把握，将会延续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势头。

第五，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弊端。对此，我们的学习一定要基于准确细致的研判来进行。同时，“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对美国高等教育最适合的认证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切忌照搬或简单地模仿。如果说认证制度是美国高等教育之树上一朵艳丽的花朵，则它据以怒放的能量来自于整个树冠和比树冠更深广的美国文化之根。对美国认证制度的学习借鉴一定要重在“神”与“道”，而不能拘泥于“形”与“器”。否则，我们的学习难免落入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的窠臼中。

参考文献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Higher_education_

accreditation

[2] http://www.chea.org/international/inter_glossary01.

html.

[3] Fred F. Harcleroad, Accreditation: History, Process, and Problems. AAHE-ERIC/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Report, no. 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1980.p1.

[4] Robert C. Dickeson, The Need for Accreditation

Reform. 2006, http://www.ed.gov/about/

bdscomm/list/hiedfuture/reports/dickeson.pdf.

[5] Barbara Brittingham, Accred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Did We Get to Where We Are?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no. 145, 2009, p27.

[6] Vickie Schray, Assuring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Key Issues and Questions for Changing Accred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www2.ed.gov/about/bdscomm/list/hiedfuture/.../schray2.pdf, p3.

[7] Barbara Brittingham, Accred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How Did We Get to Where We Are?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no. 145, 2009,p19.

作者：彭江

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论文篇2：

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包容性完善研究

摘要：文章从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包容性完善的分析入手，提出将“居业联动”理念下的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作为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包容性完善的突破口。然后，在回顾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其主要目标的演进主线，厘清了目前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主要目标选择。最后，在包容性完善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分析框架之下，设计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操作要点和实施路径。

关键词：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农业转移人口

2015年1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建房[2015]4号）指出了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重大意义，并明确提出用三年时间基本形成渠道多元、总量平衡、结构合理、服务规范、制度健全的住房租赁市场。可见，国家对住房租赁市场建设的重视和决心已经达到了空前程度。住房租赁是住房交易的基本方式，登记是物权变动领域的公示公信方法，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李朝晖，2008），应当着力保护住房使用权、强调住房租赁权的物权属性（杨宏云等，2010），完善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然而，2014年12月22日发布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656号令）规定的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权利却没有明确提到住房使用权。那么，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建设状况如何？在目前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租赁登记有着怎样的意义？如何寻求住房租赁制度促进城市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抓手？本文首先从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包容性完善的分析入手，提出将“居业联动”理念下的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作为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包容性完善突破口。然后，在回顾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其主要目标的演进主线，厘清了目前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主要目标选择。最后，在包容性完善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分析框架之下，设计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操作要点和实施路径。

一、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包容性完善分析

1. 住房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城乡结构是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国家最大的结构问题（华生，2012）。在我国传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乡二元住房制度在提供经济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成本的积累，基于住房为焦点的制度约束日益突出（申明锐，2011）。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劳动力城镇化与消费者城镇化不一致，而高成本住房制度（房价、房租偏高）是造成这种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宋立，2014）。然而，房价上涨内生于城市化过程；在存在收入差距的情况下，若没有政府的必要干预，房价的上涨不可避免（刘维奇，2016）。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目前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住房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2. 租赁住房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义重大。我国正值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村社会为主向城市社会为主的双重转变。我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问题。在住房领域中，这些经济社会问题集中表现为住房消费不平等、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和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突出（刘宝香等，2015）。其中，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尚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给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带来了巨大压力。住房租赁的消费形式，与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性、大多数处于中低收入水平极为吻和。因此，完善住房租赁制度、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义重大。近年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选择主要是受雇企业提供和住房租赁两种形式，受雇企业提供住宿包括单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等几种形式。2008年～2014年，由受雇企业提供住宿的比例高达45%以上，租赁住房的比例在33%以上。另外，学者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择居行为出现分化，家庭式居住需求呈增加趋势（张秋梅，2015）。与企业提供住宿的形式比较，住房租赁能较好地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家庭居住需要。租赁住房已经成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问题的重要形式（游振宇，2015）。

3. “居业联动”理念下的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包容性完善。Donnison和Ungerson认为大多数的住房问题涉及失业、贫困和不平等（Donnison等，1982）。哈耶克认为，住房问题是贫困问题的一部分，只有收入的普遍提高才能逐步解决住房问题（哈耶克，1977）。显然，住房问题的缓解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实现（张清勇，2008）。因此，“居业联动”理念对住房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在“居业联动”理念之下，将住房问题和就业（收入）问题相结合，综合考虑、统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就业（收入）以及与其相关的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将是城乡二元住房制度背景下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问题的一个可能的突破路径。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社会管理功能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生活状况的摸底、管理和服务工作，以此作为住房租赁制度服务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城市包容性增长的着眼点和抓手有一定的现实性。

二、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变迁过程及主要目标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认为，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共同构成了制度。有关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政策法规及其实施构成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过程中，为了较好地把握和落实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主要目标、促进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包容性完善，有必要对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变迁过程和目标演进加以梳理。

1. 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制度变迁过程。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变迁过程的回顾和梳理，可以为寻求该项制度设计主要目标演进的主线提供证据。早在1983年12月7日，为了更好地规范城市房地产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布了《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国务院516号令），要求租赁城市私有房屋的当事人必须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并在房屋所在地报房管部门备案。这标志着我国城市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萌芽。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出台并重申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事项。1995年，《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出台，正式规定我国城市实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度，標志着我国城市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正式实施。2007年，新修订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进一步延续了城市住房租赁登记制度。同年，《物权法》出台并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2008年1月15日，由于《物权法》、新修订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2001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代替，《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宣布废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2011年，新的《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信息化管理要求。2014年12月22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出台并规定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以及办理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范围，但在其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住房使用权，只是同时规定包括“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2015年1月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建房[2015]4号），进一步强调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信息化管理和方便群众的主旨取向。可见，伴随着住房租赁市场的萌芽和发展，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得以建立和不断完善，并呈现出社会化、信息化和网络化趋势。但是，由于多年以来我国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重城市轻农村”、“重买卖轻租赁”倾向的影响，我国城市住房租赁市场及制度建设滞后，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尚有较大的完善和突破空间。

2. 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目标演进主线。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制度变迁过程伴随着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主要目标的演进。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公示公信和便于掌握相关情况是登记备案制度设定的常见目标（李朝晖，2008）。从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政策法规（正式规则）的目标设定及实践过程中的主要目标取向来看，经历了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公示公信和便于掌握相关情况（并服务群众）等多种目标依次变化和复合目标选择的过程，同时体现出从行政管理到行政服务、从管理部门主导到服务对象主导、从财产管理到服务社会、从以物为主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主线。目前，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主要目标已经从传统环境下的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和行政征收为主的行政管理目标，转变为公示公信和便于政府掌握相关情况（并服务群众）的社会服务目标。在这样的主要目标选择前提下，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将如何服务于住房和房地产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在新的环境之下将如何实现其主要目标？其操作要点和实施路径应该如何设计？这是在厘清主要目标选择之后，完善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三、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操作要点和实施路径设计

住房租赁登记备案选择社会服务目标，以公示公信和便于掌握相关情况（并服务群众）为主，顺应了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政府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趋势和背景，体现了我国住房租制度的包容性完善，而在此目标选择前提之下的租赁登记备案操作要点和实施路径设计却尤为重要。

1. 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操作要点设计。现阶段，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背景之下，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操作要点可以归纳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其中，“一个中心”是指以住房使用权为中心，“三个基本点”是指就业培训、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三个方面。首先，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应以住房使用权为中心。从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政策文件的表述和实践来看，登记备案工作主要指向的主要是租赁合同，提出的要求也主要是对租赁合同进行登记备案。但是，未经登记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就无效吗？其实不然，因为租赁住房不登记却实施的情况非常普遍。但是，以住房使用权为中心，可以提高当事人登记备案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使登记备案工作落到实处。比如，承租人为了追求以住房使用权为中心的权利实现和住房使用保障，必然积极进行住房租赁登记。这与以住房租赁合同为中心、却住房租赁合同不以是否登记为生效条件的登记备案有着本质和效果的区别。其次，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应和就业培训、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密切联系起来。如前所述，坚持“居业联动”理念，将住房问题和就业（收入）问题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统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就业（收入）以及与其相关的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将是城乡二元住房制度背景下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问题的一个可能的突破路径。因此，选择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与就业培训、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衔接，可以促进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工作的顺利开展，并服务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也体现了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包容性完善。

2. 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实施路径设计。

首先，以住房使用权为中心进行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可以根据具体政策形式从出租人和承租人两个方面（即住房使用权的供求双方）设计实施路径。比如，在出租人补贴政策背景之下出租人的登记备案积极性比较高，而在承租人补贴政策背景之下承租人的登记备案积极性比较高。其中，补贴出租人既扶持了业主、增加有效供给，又有利于加强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管理。而补贴承租人也是发展和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的重要举措。又如，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作为就业培训、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援助程序的基础和前提，承租人的积极性将会大大提高，有利于政府农业转移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其次，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与就业培训、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相结合设计实施路径。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与就业培训相结合，可以选择从经费提供、渠道选择等方面设计实施路径。就培训经费提供而言，学者研究表明，与政府付费、社会培训的方式相比，政府付费、企业培训的方式更有效，因而政府应做的是“出钱买培训”而不是“出钱搞培训”（杨修娜等，2015）。可见，政府是农业转移人口培训费用的重要来源，并且政府通过社会直接培训的效果不如借助企业间接提供培训有效。然而，政府到底应该提供多少费用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培训？如果对农业转移人口待培训人数和培训费标准有了掌握，这个测算倒不难实现。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就可以为这方面的研究和决策提供基础数据。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与子女教育结合，主要是各个教育阶段适龄子女状况和扶助需求的掌握。可以借助住房租赁登记备案的时机和环节，切实掌握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子女教育方面需要扶持和帮助的基础数据。通过义务教育的覆盖、较高阶段教育的扶持和高等教育阶段的特殊帮助，可以切实帮助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甚至城市落户就业，保障其接受教育机会的均等、防止贫困问题的代际传递、提供贫困家庭子女向上社会流动的通道（华生，2013）。同样，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与与社会保障结合，便于掌握农业转移人口接受社会保障服务的具体进展和相关信息。

四、结论

租赁住房是农业转移人口长久性、家庭化迁移过程中的重要住房选择形式。“居业联动”理念下的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体现了城市住房租赁制度的包容性完善方向。在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变迁过程中，伴随着登记备案主要目标的演进，经历了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行政征收、公示公信和便于掌握相关情况（并服务群众）等多种目标依次变化和复合目标选择的过程，体现出从行政管理到行政服务、从管理部门主导到服务对象主导、从财产管理到服务社会、从以物为主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主线。

现阶段，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背景之下，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操作要点可以设计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其中，“一个中心”是指以住房使用权为中心。“三个基本点”是指就业培训、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三个方面。我国住房租赁登记备案制度的实施路径设计则应注意：其一，根据具体政策形式从出租人和承租人兩个方面考虑。其二，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与就业培训、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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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宝香（1977-），女，汉族，山西省乡宁县人，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城市经济。

收稿日期：2016-06-22。

作者：刘宝香

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论文篇3：

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嬗变

摘要：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的变迁趋势是由集权走向分权，大体上经历了激进式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两个时期，呈现出制度断裂与演进交织并行的状态。计划经济色彩的体制、集权管理模式和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是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国情特征。同时，在适应性预期、协作效益和学习效应的合力作用下，行动者对既定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创新的契机是制度断裂的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临界点，这为当前深化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提供了路径选择。

关键词：研究生招生制度；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04-13

作者简介：谢静（1990-），女，安徽芜湖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工程”的实施，研究生教育作为科研创新基地和高级人才培养主阵地受到更多的重视，继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亦备受关注。经过60年的风雨历程，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日臻完备，但不可否认，现行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对创新人才的选拔制度明显缺失。如何使具有创新潜质的可造之材在研究生招生环节脱颖而出，成为当前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从历史变迁的视角，对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和路径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其历史脉络，为深化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提供有益路径。

一、分析框架：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迄今为止，学术界不乏对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革的研究，其中两大主要路向是与历史制度主义齐头并进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组织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行动者的微观视角出发，假设行动者为“理性人”，即每个行动者都具有自利性，都企图极大化其目标和偏好。故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创设是一种半契约过程，即相对平等和独立的行动者们自愿达成的一种纳什平衡[1]（P211）。这种研究路向倾向于从行动者的个人喜好、利益需求出发研究制度变迁。譬如，学者孟洁认为影响研究生招生制度供给的主要因素是主要利益人对制度创新的意愿、上层决策者的强制力、决策者的文化偏好等[2]。尽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次将目光投向微观行动者在特定时空和环境下的利益偏好和选择，但对行动者在不同时期的选择彼此矛盾的现象，该理论却无法给予解释。

为了解释上述现象，研究者将目光由微观行动者转向宏观的制度背景，由此催生了组织学制度主义。组织学制度主义认为，行动者受制于其所处的系统、环境和制度，即制度背景会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文化途径”是组织学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它认为行动过程的选择依赖于对形式的解释，而非完全的行动者追求最大化自利[1]（P211）。这种研究路向则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制度背景。譬如，杨绍志等学者就认为，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应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有利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创新人才的选拔[3]（P19-24）。然而，组织学制度主义在关注宏观制度背景的规范性作用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行动者的创新能力和可能性的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试图折中上述两种观点，在宏观组织学制度主义和微观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之间搭建一个中层制度的理论桥梁，即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换言之，兼容并蓄的历史制度主义，从中观层次着重探究制度背景、行动者的选择与制度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见，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寻找制度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因素，即制度的深层结构，并用这些基本要素解释特殊的、复杂的制度现象；第二，在普遍存在的基本因素与我们看到的特殊的制度现象之间，建立逻辑联系[4]（P62-75）。其中，路径依赖是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假设，它强调制度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的功能，使随后产生的制度变迁具有旧制度的某些特征。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制度的深层结构、制度自身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这三方面入手，才能较为完整地阐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60年嬗变。故本研究的基本逻辑归纳成三方面：一是制度背后的深层结构探究。通过分析影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宏观因素，探究出制度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即政治经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二是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分析。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再生产不是突然断裂式的，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提高和转变的，那么原有的制度就发挥着重要的路径依赖作用；三是制度变迁的具体方式。历史制度主义借鉴生物学的“断裂平衡”概念，认为制度变迁经历了“平衡——不平衡——平衡”的阶段。

二、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历程描述

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产生于近代，它是在被动回应西方文明冲击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借鉴及其后多次的理念演化、体制转换而形成的[5]。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嬗变的前30年遵循激进式变迁路径，呈现出断裂性的特点；后30年是渐进式变迁路径，呈现出试误性特点。

（一）激进式制度变迁（1949～1976年）

1.1949～1958年模仿苏联时期

开国之初，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对各级各类人才的迫切需求，再加之缺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设的经验，“以苏为师”成为振兴教育的一种必然选择。1950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第八条开宗明义提出“大学及专门学院为培养及提高师资，加强研究工作，经中央教育部批准，得设研究部或研究所，其规程另定之”[6]（P308）。随后，研究生培养单位自行负责研究生招生工作，且多仿照苏联采取学校保送优秀毕业生、审查批准的方式招收研究生。1951年，中国科学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1951年暑假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标志着研究生招生工作向统一计划招生制度转轨。1953年，在全国统一高考取得成功的影响下，高等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规定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统一制定每年招收研究生的培养计划。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制度转型根源于社会制度的转型，采取高度集权的统一招生制度，旨在短期内迅速培养新中国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人才。

2.1959～1966年独立探索时期

尽管前一时期对苏联研究生教育的模仿奠定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但随后不久，苏联研究生教育模式在我国实践中的种种弊端逐渐暴露，加之进入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破裂的政治现状，迫使我国研究生教育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1961年，伴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应运而生，规定采取选拔或者选送、审查与入学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研究生。1963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该条例对研究生招生的报名条件、报名手续、考试和录取环节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基本模式的确立。此时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开始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3.1966～1976年彻底中断时期

“文化大革命”伊始，历经了17年发展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毁于一旦，中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被迫中断了十余年。1967年，教育部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废除研究生制度及研究生分配问题的报告》，认为“研究生教育是从西方和苏联抄袭的。这个制度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制度，甚至还保存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影响，与毛泽东思想是完全违背的。为此，应立即废除现有研究生制度，并立即着手研究生分配工作”[3]（P19-24）。至此，我国研究生教育处于彻底中断状态，在发展中遭受巨大的路径障碍。

（二）渐进式制度变迁（1977～2008年）

1.1978～1985年全面复苏时期

1976年，“文化大革命”退出历史舞台，伴随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复苏，研究生教育迎来了发展的好时节。次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全面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并实行严格的国家统一组织考试、选拔制度。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行，规定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从根本上明确了学位工作的领导体制，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198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198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应切实贯彻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国重点高校进行推荐免试生的试点工作，推荐比例不超过应届毕业生的5%”[6]（P308）。自此，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逐渐走上了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道路。复苏时期，研究生教育在取得招生数量的跨越式发展后，也涌现了一些盲目扩大招生规模、招生与入学考试方法不完善、研究生实际能力培养重视不够等问题。

2.1986～1998年调整改革时期

80年代中后期，针对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教育委员会提出了“稳步发展，保证质量”的方针，此后，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改革与调整时期。1986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坚持按需招生，适当调整和控制研究生规模。同时，首次开展两段式考试改革的试点工作，将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单独考试作为全国统考的有益补充。90年代初，为适应多样的教育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关于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在改进国家招生计划的同时，学校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增加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和自筹经费招生的数量[7]（P161）。同时，为了迎合市场经济对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在同国际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接轨过程中，借鉴欧美学位制度的产物，开展了专业学位制度。毋庸置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在与国际的接轨中呈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可谓稳中求进。

3.1999～2008年内涵发展时期

1999年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研究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成为研究生扩招后的应然要求。为了应对规模扩张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问题，我国在招生环节上，对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2002年，《教育部关于调整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的科目的通知》中要求：自2003年起，全国硕士生招生入学考试精简初试科目，着重考查考生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以利于考生在更广阔的学科领域选择专业，以及促进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人才培养。为了稳步推进初试改革，教育部2007年再次对初试科目进行调整，要求逐步按照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设置考试科目，提高命题质量。在简化初试的同时，加大复试的权重被提上日程。200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03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在加大复试权重的同时，也要加大差额复试的力度，以提高复试的有效性。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34所高校进行自定复试分数线的改革试点工作。总而言之，“简化初试、加大复试比重”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招生自主权。

纵观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的改革与演进，权力配置间的博弈贯穿始终：一是政府与研究生培养单位，二是计划与市场。政府与研究生培养单位间的权力配置呈现出集权——放权——集权——放权的变迁路径，并显现出研究生培养单位招生自主权不断加大的趋势。计划与市场间权力配置的博弈主要以80年代末为分水岭。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提出根据市场所需招生的原则，允许培养单位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计划外招生，这就打破了建国初以来的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统一招生的规定。

三、理论解释：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

（一）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深层结构分析

探寻研究生招生制度背后的深层结构即可发现影响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普遍性因素。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角度归纳出影响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三大宏观因素：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管理模式和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

1.计划经济体制

建国后，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反映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即研究生教育体制由国家严格控制，且采用行政手段分配教育资源。一方面，研究生招生和就业都严格由国家统一调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行政手段分配资源意味着研究生招生制度成了政府意志的彰显，抑制了培养单位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独揽研究生招生权利，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此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勃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政府通过赋予研究生培养单位更大的招生自主权，使其对市场需求的反应越来越灵敏。此时，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主体逐渐由单一走向多样、封闭走向开放，逐渐形成了市场、政府、研究生培养单位三方联动的研究生招生制度。

2.集权管理模式

建国后在“以苏为师”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建立了研究生教育体制的集权模式，表现为研究生教育的招生权、办学权和管理权统归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集权管理模式使得研究生教育在初建时期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支撑，并取得了规模的显著增长。然而在规模增长的同时，集权管理模式的弊端浮出水面。由于中央政府难以对每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了如指掌，造成所制定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往往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1995年，《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国家在招生政策上要向研究生培养基地倾斜[7]（P161）。至此，政府通过向研究生培养单位下放招生权，使得研究生教育更加契合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3.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

我国传统的文化模式比较倾向于社会本位，直接造成了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中片面强调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取向，弱化了人的价值、个性的发展及其需要。我国研究生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旨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所需专门人才，而这种过分狭窄的专才教育使得培养出的研究生学术视野不开阔、人格素养不宽厚。世纪之交，在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初现兼顾个人理性的价值取向。2000年，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全国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上提出：“对研究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突出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8]等，无不折射出国家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对个体的关注。随着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将真正具有创新潜质的人才选拔出来，成为现阶段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关键。

（二）研究生招生政策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常常会出现一些无效率的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驻存的现象。针对这一制度现象，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其制度变迁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路径依赖”假设。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使得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9]（P170）。路径依赖的生成得益于增长回报的机理，即旧制度使得行动者通过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得到回报递增，故难以从初始条件中跳出来寻找新路径。

我国60年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源头是建国伊始的苏联模式——具有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的高等教育集权管理模式：政府在研究生招生环节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社会则无足轻重。根据认知距离理论，研究生培养单位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区域经济社会对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状况。然而，在制度惯性的使然下，直至今日，政府在研究生招生制度中的绝对地位仍不可撼动。本文拟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两大利益主体：政府和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视角来探究路径依赖的原由。

一是政府的理性选择。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部门是由一个个有自我利益的“经济人”组成的，故其行为具有“自利性”。政府通过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调整培养单位、社会和考生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获得支持以巩固其政治地位。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不可预期性，意味着政府对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处于一种不可控范围内，无疑将削弱政府对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宏观调控能力。此外，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共同构成一个制度的矩阵结构，使人们习惯于既定的制度框架[9]（P170）。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在我国运行已久，相应的管理制度已成定制，如评估制度、就业指导制度等。这些相互交错的制度间形成了自我强化效应，使得制度变迁成本不断上扬。正是基于上述适应性预期和协作效益，政府倾向于保持原有路径的锁定状态。

二是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理性选择。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奠定了高校的办学主体地位，相应地，高校在研究生招生领域也应享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然而，在实践中，研究生培养单位却缺乏改革的动力：一方面，位于组织制度顶端的重点院校，往往是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试点单位，其一直享有较大的招生自主权。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此类重点高校对改革三缄其口。另一方面，位于组织制度中低层的普通院校，长期缺乏改革话语权，加之难有改革相应的条件和手段，对制度改革也是有心无力。反观现状，在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中，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即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现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框架下，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组织结构，并在历史进程中学会了“趋利避害”的生存发展，进而反过来强化制度本身[9]（P170）。由于组织学习效应的使然，近年来要求进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声虽高，但实际践行的单位寥若晨星。

（三）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变迁

制度变迁综合了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以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作为一个连续系谱的两端，那么在两端中间有两大制度变迁类型：第一类是制度渐进，即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和制度转换；第二类是制度断裂，即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4]（P62-75）。反观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嬗变历程，制度断裂和制度渐进交织并行。

1.制度断裂：波动性与断裂性特征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断裂往往取决于两大因素：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效应[10]。关键性支节点是制度变迁的催化剂，其既可能是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也可能仅仅是由某些微小细节偶然引起的制度断裂。阈值效应是指某一事件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就能引起效果，反映了量变和质变的累积过程。根据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效应推演出制度断裂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突变式断裂，即制度在外部冲击力的巨大作用下崩溃；一种是渐进式断裂，即制度在内部矛盾日积月累达到临界点时瓦解。突变式断裂先后两次登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舞台：第一次即新中国成立初，伴随政权的更迭，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苏联研究生招生制度全面取代民国时期模仿英美的招生制度；第二次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伴随高等教育系统的瘫痪，研究生教育工作处于全面断裂状态。随着研究生招生制度中集权和分权矛盾的积累，渐进式断裂在迈入新世纪后初见端倪，即首次大范围扩大招生自主权。一言以蔽之，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的临界点是研究生创新的契机。唯有及时把握契机，才能使研究生招生制度突破路径依赖的枷锁，获得质性改变。

2.制度渐进：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征

基于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原有制度经验的有效性，制度渐进主张采取需求累积和阶段式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制度升级并向终极制度靠拢。制度渐进贯穿于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革的始末。1981年《关于进一步改进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对1951年确立的全国统一的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微调，将研究生招生计划分为国家计划和用人单位委托培养计划，安排一定比例的定向培养招生计划。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模式，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演进为政府调控、市场导向和高校自主相结合的制度模式。虽然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覆盖范围已有适当的收缩，但它却继续承担主导制度功能，而关于市场导向的制度仅仅对核心制度起着补充作用，即通过边缘制度创新来缓和原有制度矛盾。这种边缘制度创新，即制度置换[4]（P62-75）。

本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60年嬗变历程进行细致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深受制度深层结构影响，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国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下，以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变迁[9]（P177）。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管理模式和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作为影响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深层结构，促成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形成。其中，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制定和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统治者的理性设计；集权管理模式直接导致政府以行政命令和法律推行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社会本位的文化模式则促使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以实现国家或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

第二，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创新的契机是制度断裂的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临界点。在现有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下，政府和研究生培养单位都缺乏突破旧制度堡垒的动力，故路径依赖成了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路障。打破路径依赖、实现研究生招生制度的创新，必须以关键性支节点和阈值临界点为突破口。而今，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正面临数量和质量失衡等矛盾冲突，这些内部冲突将在积攒后达到阈值临界点从而引发制度创新。

第三，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主体由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样。建国初，国家在研究生招生制度中享有唯一的话语权，而研究生培养单位处于一种被动无权状态。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地位的凸显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市场和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招生主体身份逐渐得到认可：市场在研究生招生资源配置中举足轻重；研究生培养单位也享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至此，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主体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封闭走向开放，逐渐建立起政府、市场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共同参与的研究生招生体系。

第四，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从工具价值取向走向人本价值取向。回顾我国60年的研究生招生制度，无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又红又专的研究生”，还是“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需的高层次人才”，都反映了研究生招生制度关注于“工具”而非“人”。21世纪初，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价值取向逐渐兼顾人本价值，提倡研究生制度中简化初试以利于学生有更多元的学科选择、打造灵活的选拔机制以利于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等，即在强调选拔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同时，更注重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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