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制度管理论文

“捆绑式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利益的张扬以及对相应的公民利益的忽视，所以避免“捆绑式管理”的基本思路就在于限制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过度追逐，保障公民利益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得以彰显。【案例】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有时政府为了推行某项政策，把毫不相关的另一项政策与之捆绑执行。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公民教育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公民教育制度管理论文 篇1：

从管治到善治

摘 要：善治是指善于治理或好的治理。作为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治理境界，善治的实现是政治制度的终极目的，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由于传统高校管治模式的弊病导致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一定程度上的失灵，面对现实挑战、内部体制弊端和高校教育改革的现实，由管治到善治是高校学生管理实现现代转向的必然之路。

关键词：管治；善治；高校学生管理；现代转向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7.01.006

一、管治与善治之流辩

管治与善治同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但分属于不同的理念和向度，管治建立于传统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指的是管理者为实现“组织向管理目标”而对被管理者实行控制的一种管理过程，其强调的是控制，特征表现为等级制、强制性和缺乏参与性，是传统威权政治体制下遗留下来的社会管理管理模式。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公共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兴起，给世界各国政府带来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引起了各国政府对传统管治模式的反思。正是鉴于国家的失效与市场的失效，“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政府协调的失败”。

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开始纳入西方学者视野并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开其先河者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 James N. Rosenau ）。在其看来，“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而我国学者俞可平则认为：“所谓‘治理’，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的基本特征是：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或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从以上中西方学者的表述中我们认为，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限和责任的有限性和社会包括政府、市民、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多元共治的多样性，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其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在现实的社会管理中也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基于此，伴随现代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对英文good governance的翻译，有学者提出了善治这一新概念并受到西方学界广泛关注。我国学界和政府对善治引起关注并广泛应用则始于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对治理和善治的探讨和总结，他认为：“概括起来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同时，他将善治的基本要素归纳为责任性、合法性、法治、透明性、有效性、回应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性和公正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善治是指善于治理或好的治理。作为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治理境界，善治的实现是政治制度的终极目的，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二、高校学生管理由管治到善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治理尤其是善治理论的提出，不仅对世界各国国家社会管理层面，而且对高等教育内部管理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当前高校学生管理的外部现实挑战、内部管理机制的弊病和高校内部学生管理改革的内在需要，实现由管治到善治的转向都显得及必要和紧迫。

（一）由管治到善治的转向是高校学生管理适应现实挑战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中国教育在三十多年的求变中也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世界形势和格局的剧烈变化，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和流行对中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多元文化的碰撞和冲击，加剧学生的心理困惑的同时也导致了高校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紊乱；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融通所创造的没有疆域和文化阻隔的网络虚拟社会，以开放性、虚拟性为特征，导致社会权威解构、价值消解；经济转型、利益调整、阶层分化所带来的社会金钱观、利益观、道德观的转型和重建等都对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形成了严峻的现实挑战，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和新的学生主体，传统高校管治模式的改革已势在必行，而强调多元参与、共同合作的善治理论则正好赋予了我们学生管理一个崭新的视角。

（二）由管治到善治的转向是革除高校自身学生管理弊病的需要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各高校学生管理大同小异，都是采取以学校管理为主、学生自主管理为辅，条块结合、以条为主，专兼职人员共同参与的基本体制。学生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学生行为规范和纪律、日常思想教育、学生评先评优奖励、学生资助、勤工助学、就业指导、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宿舍管理、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管理、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等。学校采取的还是传统的管治模式，使得制度不健全，管理缺乏有效程序；法治观念不强，忽视学生权利；管理队伍不稳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效率低下；评价体系僵化，人才培养异化；班级组织涣散，师生关系疏远等弊病严重存在。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背离了我们的人本教育理念。因此，只有实现由管治向善治的转向，才能让管理者和学生之间互相协调、良好互动、在公正、透明、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学校共同治理，进而最终实现学校和学生的双赢目标。

（三）由管治到善治的转向是适应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相辅相成、互相影响。诚如马克思所言：“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早在1984年，针对教育，我国就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掀开了序幕。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推进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制定和实施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新时期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和指导方针。其体现在办学体制方面为：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要重视社会参与，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体现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为：以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不断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契合中国教育的改革目标和方向，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由管治到善治的转向便成了我们的必然选择。

三、高校学生管理善治的路径选择

高等教育既承担着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的重任，也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要真正实现高等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达到高校正教育“至善”的目标，实现传统管治模式向善治模式的现代转向便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一） 治理主体的职业化、专门化是实现善治的前提

高校学生管理的治理主体指的是高校日常学生管理工作中具体事务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具体包括高校学工、团委等部门的教师，也包括各二级学院具体负责学生工作的党委书记、学生科长和一线的班主任、辅导员。高校学生治理主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决定着高校善治的成效和质量。为此，高校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国家学生管理相关规定做好学生管理的师资配备，并要根据高校自身实际需求制定学生管理者的选拔标准，力求将优秀的学生管理者纳入主体的行列；另一方面要注重学生治理主体的专业培养和职业发展，要通过相关的学习培训提高其素养和水准，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为其职业发展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保证该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二）治理机制的多元化、合理化是实现善治的关键

治理机制指高校学生管理运行的根本体制和具体制度的总称。高校学生管理要实现善治，工作机制的理顺是关键，其具体要求是多元化和合理化。多元化强调的是解决机制单一的问题，合理化则强调的是可实施、可操作性问题。针对高校现实情况，具体来说，高校要大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机制多元化、合理化的问题：一是建立学校、社会、家庭互联互通的沟通协调机制，力求实现学生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二是建立以条为主、条块分割的多级管理运作机制，实现各管理机制的联动性和协调性；三是从责任主体、智能主体方面完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专门化制度建设；四是从学生管理制度专业化、精细化着手，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队伍。

（三）治理环境的民主化、法治化是实现善治的核心

民主、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践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高校学生管理的善治是否能取得真正成效，必然依赖于公民与政府是否能进行积极有效的合作。诚如政治学者俞可平而言：“公民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进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为此，一方面，政府要在依法治校的基础上与学校社会分享权力，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实行教师尤其是教授治校；另一方面，学校要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实行民主管理，推进学生自治和学生参与，通过建立对话制度、学生参会制、民主评议制、学生代表大会制、直接选举等方式扩大学生的民主参与，营造校园和谐、民主、平等的治理环境。

应该说，目前中国学生管理要实现从传统的政府管治模式向善治模式转变，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基础，但由于受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的限制，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还有赖于学校、政府、社会、全体公民包括在校大学生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盛冰.高等教育的治理：重构政府、高校、社会之间的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3（3）.

[2] 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4] 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I6卷[Ml].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54.

[6]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作者：伍建军

公民教育制度管理论文 篇2：

“捆绑式管理”几时休？

“捆绑式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利益的张扬以及对相应的公民利益的忽视，所以避免“捆绑式管理”的基本思路就在于限制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过度追逐，保障公民利益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得以彰显。

【案例】

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有时政府为了推行某项政策，把毫不相关的另一项政策与之捆绑执行。这种“捆绑式管理”屡见不鲜，计划生育政策是其中一个“重灾区”。2014年4月，广东不少地区规定“单独”夫妻办理二胎准生证时要签订结扎协议，否则不予发证。而早在2011年，贵州省兴义市将义务教育与计生政策相绑定，规定新生和转学生需带计划生育证明方能办理入学手续。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倡议式”捆绑。如陕西省宝鸡市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了新修订的《宝鸡市无偿献血管理办法》，倡导现役军人、高等院校学生至少每年无偿献血一次;新录入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无偿献血一次;本市公民在领取机动车辆驾驶证前、男女青年在领取结婚证时、高中毕业学生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都应无偿献血一次。

“奖励性”捆绑也别具创意。浙江浦江县也规定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金奖（8000毫升）、银奖（6000毫升）、铜奖（4000毫升）的无偿献血者的直系子女参加中考时，可享受加分等优惠政策。

还有“消费式”捆绑，如湖北某县规定新人领取结婚证时需要缴纳额度不等的照相费、相框费、DV拍摄费等。

【剖析】

“捆绑”的代价

“捆绑式管理”指的是政府部门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把一个条件作为满足另一个条件的前提，甚至把原本许多不相关联的事联系起来，以达到特定的管理目的的管理方式，这是一种行政权力管控依赖的产物。

政府采用这种管理方式不乏合理的初衷，如推动无偿献血、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等，但是其行为却是以管理替代服务的“懒政”模式，并不能获得服务对象的肯定。甚至也不排除有些单位为了获取不当利益，把公共管理权力与谋取部门私利结合起来，产生诸如“吃、拿、卡、要”之类的现象。这就蜕变为要挟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深入分析起来，“捆绑式管理”存在多种危害。

首先，捆绑式管理方法有时存在剥夺公民权利的问题。

例如计划生育政策与义务教育制度的捆绑方面，贵州省兴义市的计划生育部门为了敦促县域内的人缴纳计划生育罚款，把计划生育罚款的缴纳作为享受义务教育的前提，将获取义务教育的资格置于计划生育的前提之下，以是否交清罚款衡量公民能否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正当权利，这无疑是政府公权力之手伸向了法定的公民教育权。

父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决不应该由年幼的孩子承担。孩子不能因为其父母的计划外生育行为而不能享受义务教育。这种无条件的基本公民权利不能因为任何理由受到剥夺和限制。任何限制行为都是违反基本法律的。

其次，这种管理方式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政策对民众的影响。当政策措施符合人们群众利益，受到人们群众欢迎，公信力就会相应提高;而当政府的政策不得民心，人民群众产生怨言时，政府公信力就会下降。

从捆绑式管理来看，不管是“单独二孩”准生证与结扎承诺书的捆绑，还是公务员考试录用与自愿献血的人为捆绑，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群众不满意这种强制性的捆绑模式。这种反映对于政府的公信力来说无疑是一种不合理透支。人们怀疑政府到底有没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为政府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只顾自己部门利益而不顾人民群众的感受。因此，对政府失去部分信任。长此以往，政府公信力就会越来越低了。

【深度】

为何“捆绑”？

这种“捆绑式管理”在我国各地大量存在，其中包含着政府在行政管理方法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惯性的思路和方法。

部门利益VS公众利益

从理论上讲，政府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与公众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有些政府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与公众冲突的利益集团，“捆绑式管理”就有这个倾向。为方便自身，减少办事难度，随意将两类政策捆绑在一起执行，却给公众办事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违反了公众的基本权利。

例如，在广东很多地方申请办理“单独二孩”准生证时需要签订结扎协议这一事例中，政府计生部门的思路是公民要想享受“生二胎”的权利就必须负担结扎的义务。基于政府自身的利益考虑，这能够更好地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完成计划生育任务。但是，如果站在公众角度来看，强制性捆绑一定程度上侵犯公众的生育权和安全感。

政府是由形形色色的工作人员组成，政府的利益不仅包含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政策执行利益，也包含公务人员的私人利益，例如个人职务升迁、工资待遇奖励等。而这种私人利益的实现往往会借助政府的政策推行，这就是二者冲突的根本原因。

异化的政绩考核

政绩是对政府工作效率、工作效果、工作效益的衡量。恰当地评价一届政府的政绩，不仅可以推动政府行政效果和行政效率的提升，还可以为以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然而，在当前政绩考核的过程中，货币方面的考核是最容易测量的。当然不是说用货币来考察一届政府或者一个部门就完全没有道理，只是政府部门毕竟不是企业，挣钱或者是财务上的收入增长并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的考察指标。这种经济性的政绩考核方案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经济性政绩观，即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就看推行这个政策会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实贱证明，这种考核观念和考核模式并不利于社会的综合发展。

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更应该多关注社会效益或者群众满意度这样的社会性指标。当然这种考核与经济考核相比，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需要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而这也成为现阶段政府部门热衷于经济性考核的原因之一。

贵州省兴义市政府采用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义务教育制度捆绑的这种管理方式中，将征缴社会抚养费放置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之前，尽管有其现实原因，但是这种行为仍然是违背了基本法律，其背后不得不说可以找到经济性绩效考核观的不当影响。

【对策】

五解“捆绑式管理”

“捆绑式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利益的张扬以及对相应的公民利益的忽视，所以避免“捆绑式管理”的基本思路就在于限制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过度追逐，保障公民利益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得以彰显。

一解：建设服务型政府，变“管理者”为“服务者”。

政府之所以采用“捆绑式管理”，主要是本位观念太强。有的行政部门总是盯着自己的指标、利益做决策，自然喜欢采用对于行政部门来说更加便捷、利益更大的“捆绑式管理”的管理方法。

这种“政府本位”管理理念在当代政府管理中明显过时了。美国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罗伯特·登哈特认为，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服务而不是掌舵”。从这一理论的角度分析，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种种“捆绑式管理”集中体现了政府对社会公民的一种“压力型”控制理念，而不是站在民众立场上帮助他们实现利益的“服务者”理念。

所以，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加快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理念转变，把提供优质社会服务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帮助民众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创造一些“捆绑式”的政策加大普通民众实现自己利益的难度。

二解：建设参与政府，变“拍脑袋”为“纳民意”。

公共政策的成功实施，不仅有赖于良好的政策决策初衷和科学的决策过程，而且应注重可操作性和现实性两项原则，尤其是要考虑到普通公众的感想，考虑到他们作为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的方便性，让公众参与政策过程中，更顺畅更便捷地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在一些“捆绑式”政策出台前，政府部门往往缺乏前期的调研，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的结果，导致的后果自然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所以，政府在推行某项具体政策时，应充分做好决策前的调研，从群众角度思考，尽可能简化程序。同时充分赋予人民参与社会治理，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拓宽多层、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这样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才能更加符合简政放权的大趋势，政策的执行才能够更加符合群众利益。

三解：建设法治政府，将公权力固定在法治轨道。

有些“捆绑式管理”规定涉及显性的违法违规，比如将义务教育与计划生育的捆绑明显就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侵害。通过对这些规定出台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受争议的个案背后，都可以看出行政机关“权力自授”的影子，没有关联利益群体和公民的参与，没有既定程序的约束，没有来自法律法规层面的审查。

所以，必须要建立法治政府，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固定在依法的轨道上，强化对人民合法权益的保护，防止政府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捆绑式管理”行为的侵害。

四解：建设责任政府，以行政问责制规范行政行为。

要想彻底铲除“捆绑式管理”，行政问责制的建立非常必要。我们可以看到，“捆绑式管理”非常不受人们群众欢迎，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其原因就在于鲜有被问责的现象。通常的情况是政策出台之后，如果舆论炮火比较猛烈，民意太过汹涌，大不了“暂缓执行”，或者干脆说“临时工”干的，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舆论的声音变小了，又没有上级领导过问，一般这样的政策就会堂而皇之地继续执行下去。

所以，要想减少甚至铲除“捆绑式管理”政策必须依赖于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建设责任政府，对出台这一政策的部门和人员进行严格问责和处罚，以杜绝这样一种“捆绑式”霸道政策再次出现。

五解：建设社会性政府，变政府管理为政府治理。

有些“捆绑式管理”的政策突出表现了政府管理社会之手伸得过长、管理过细，大包大揽的现状。比如，倡议申领驾照、结婚证之前应无偿献血这样的政策，对于公益事业而言自然是善举，但是由行政机关以规章的名义出台，带有显性的强制色彩，再好的初衷也会让民众产生不舒服的心态。

相反，如果政府把更多的关系交给社会去调节，由社会组织提出某些诉求，利用社会组织没有权力背景，能充分尊重公民权利，坚持自愿原则的优势，充分培育壮大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微观自治，显然治理的效果会更加理想。

总之，公共管理是一种柔性的、法治的行为，任何有悖人本精神，有违法律原则的做法都是不适当的，也是应该杜绝的。管理者应该学习法律规定，培育法律精神，将法治习惯贯穿到点滴行动当中。一言以蔽之：“无法律，不行政”。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王晨 刘圣中

公民教育制度管理论文 篇3：

关于建立中国特色成人教育制度的思考

摘要：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我国成人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成人教育制度创新是更好地发展成人教育的途径之一。文章介绍了成人教育制度的基本概念，通过分析成人教育制度的特点与原则，学习国外开展成人教育工作的经验，提出了我国成人教育制度进行创新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对完善我国成人教育制度，促进我国成人教育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成人教育制度；特点与原则；创新；思考

引言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倡导终身教育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成人教育制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了我国的基本教育制度之一。成人教育制度的全面完善与否关系着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速度与稳定。本文中笔者从基本概念出发，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依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阐述了关于创新我国成人教育制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可以对我国从事成人教育制度建设的工作者提供帮助。

一、成人教育制度基本内涵

成人教育制度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成人教育制度是指有关机构依法对各级各类成人教育活动制定出来的规范，一般以成人教育的规章、条例、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形式表述出来。广义的成人教育制度是指成人教育活动的规范建立并运行的成人教育体系。包括成人教育活动的目的、方针、理论、政策性法律性规范及组织机构、设施设备等。

二、成人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成人教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真正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却比较晚。随着终身教育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我国学者和教育实践者开始从事与成人教育有关的研究与实践。尽管如此，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仍然很慢，很多方面还有待完善，尤其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从总体来看，成人教育的地位却没有得到完全的确定，成人教育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硬件建设上，投资数量不能满足成人教育的发展需求；在师资方面，普通教育的师资配备往往优先于成人教育，而且教师的专业素养也有待提升；在管理方面，机构设置和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不高。

因此，在当今信息知识全球化和终身教育背景下，在我国全面进行深化制度改革的环境中，进一步开展建立成人教育制度的实践与研究工作，完善我国成人教育制度，创造性地建成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制度，这已经成为我国成人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三、成人教育制度的特点及其原则

建立科学完善的成人教育制度，需要深入理解成人教育制度的基本内涵，了解成人教育领域存在的基本问题，更需要了解成人教育制度的特点及其原则，把握成人教育的规律。从而制定出全面可行的成人教育制度。

就成人教育制度的特点来说，其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权威性，成人教育是传统的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过渡的一种新型的教育制度（《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第十条），被世界各国所认同。二是规范性，这是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制度的本质所在。三是资源性，充分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人财物的使用效能。[1]集合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力量办教育，使成人教育资源利用最大化。

建立成人教育制度遵循以下几个重要原则：一是以人为本原则，成人教育制度应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维护学习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衔接性原则，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成人教育制度应该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教育体系之间相互沟通，充分发挥教育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三是开放性原则，面向社会的需求，能够随时调整其功能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成人教育制度的生机和活力，为现代化建设培养需要的人才。

四、国外成人教育制度发展可借鉴的经验

（1）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成人教育的地位，使终身教育的思想深入人心。我国应确立与成人教育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并加强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及讲解，提高国人终身受教育的理念。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市场主义的国家，美国把成人教育视为立国的根本措施之一，促进了成人教育的发展。

（2）增加对成人教育的投资，完善成人教育的配套设施建设。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为成人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例如日本，成年公民可以一起参与的教育活动已经成为日本对成人进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日本公共社会教育设施有公民馆、文化中心、博物馆和会馆等。[2]其中公民馆是日本成人教育的主要场所。

（3）改革成人教育管理体制，鼓励开办开放大学。我国应实行分权管理，政府统筹调控，充分发挥各机构独立自主办学的权利。以英国为例，教育管理体制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合作制，学校与地方工商业、用人单位合作，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学校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五、我国成人教育制度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完善成人教育体系。成人教育体系对于成人教育制度很好地运作是至关重要的。成人教育体系的创新，将使成人教育能够依托这个体系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保障地进行。

（2） 深化改革管理制度。我国现在的成人教育管理制度是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但是社会自主参与度比较低。因此，扩大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其他机构联合办学的比例，政府适当下放管理权，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与此同时，社会各个行业机构灵活开放参与成人教育。

（3）制定科学的评价制度与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成人教育评价体系，评价主体多元化，优化对成人教育的评价方法；建立监督制度，科学地安排相应的监督机构，依法进行监督。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国家实行成人教育制度，是在终身教育背景下，倡导全民积极进行终身学习，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促进建成学习化社会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把握改革的机遇，积极进行成人教育制度的创新，对我国成人教育更好的发展，特别是对成人能够更好地接受教育，促进个人与社会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社会各界在关注普通教育的同时，更应注意成人教育制度的建设，为成人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清洲.论我国成人教育制度创新[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6）：38-39.

[2]李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人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教育科学研究，1999（5）：85-90.

作者：詹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