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大合唱”——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持续提速，开始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记得千禧年之初，记者有一次采访某国有大行部门老总，这位十分“新锐”的被访者饶有兴味地大谈如何在中国推出资产证券化产品。当时，“资产证券化”作为舶来品，绝大多数国人还闻所未闻。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资产证券化监管演变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资产证券化监管演变论文 篇1：
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框架的演进及评述
摘要：本文对巴塞尔协议中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框架的演变进行了梳理，介绍了不同资本计量方法的内涵，阐述了各类方法的演进逻辑，分析了巴塞尔委员会在增强资产证券化风险资本计量方法的简单性、可比性和风险敏感性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关键字：内部评级法 标准法 外部评级法 渐近单风险因子模型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能产生未来收益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由其组成一个资产池，然后以资产池的收益为保证而发行新证券的一种融资手段。通常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包括：资产支持型证券、抵押支持证券、流动性便利、信用衍生工具等。
自上世纪70年代凭借规避资本监管、多样化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等优势得以蓬勃发展后，资产证券化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金融创新。然而，正是由于其复杂性和高杠杆的特征，该产品在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因此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巴塞尔委员会于2014年12月正式发布了《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作为巴塞尔Ⅲ框架的一部分。该文本是对巴塞尔Ⅱ框架信用风险中资产证券化部分和巴塞尔Ⅱ框架中资产证券化部分的替代和完善。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特征
监管资本是用来补偿风险、吸收非预期损失的工具。风险特征不同，用来衡量风险和计算监管资本的方法也应有所区别。相比一般资产而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特征存在以下两点显著的不同：一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取决于标的资产池的一揽子资产，而非单个资产；二是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具有分档的结构特征，即从资产池中所得的现金流量用以支付至少两个不同风险档次的证券，而不同档次证券的信用风险有所不同。因此，在巴塞尔协议框架下，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计量采用了单独的监管框架。
标的资产池的投资组合特征是导致资产证券化与一般资产信用风险计量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状况本就不同于单个资产，而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组合之间又存在相关性，层级划分和触发机制的设定都可能对未来的现金流产生改变，增加风险计量的复杂性。因此，在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计量中，不得不将更多的风险因子和结构性特征考虑其中。
分档的结构特征也导致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与普通债权存在很大不同。从吸收损失的顺序来看，次级资产证券化先吸收损失，且可能不会对优先级产生影响；从清偿顺序来看，具有较高层级的资产证券化优先受偿；从集中度来看，较低层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相对集中。也正是由于这些结构化的安排，优先层级资产所面临的风险可能并不是单一风险，而是一个基于多种因素的系统性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预期损失相同，一个评级为AAA级的资产证券化应计提的资本可能高于评级同为AAA级的企业债券。
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框架的演变
针对资产证券化监管在金融危机中暴露的不足，巴塞尔委员会对巴塞尔Ⅱ框架下的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方法展开了修订。在巴塞尔Ⅱ的第一支柱中，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归类在信用风险中，采用单独的资本计量框架，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计量方法包含一种标准法和两种内部评级法；在2012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次征求意见稿（CP1）中，对巴塞尔Ⅱ中的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变形，形成了分属于两个框架下的五种方法；在2013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CP2）中，仅选用了CP1中变形后的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在《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最终稿中被沿用。
（一）巴塞尔Ⅱ中的资产证券化框架
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中的资本计量方法主要包括标准法（SA）和内部评级法（IRB）。其中，标准法类似信用风险标准法，即对不同评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和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规定相应的风险权重；内部评级法又包括评级基础法（Ratings-Based Approach，RBA）和监管公式法（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SFA）两种，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提出内部评估法（Internal Assessment Approach，IAA）用于满足要求的资产抵押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ABCP）的资本计量。其中，RBA用于有外部评级或可以推断评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该方法类似标准法，但风险权重的设计更为复杂；而SFA用于未评级且无法推断评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先根据公式计算出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的资本（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资产证券化之前的内部评级法监管资本要求KIRB、该档次的信用增级水平L、该档次的厚度T、资产池风险暴露的有效数量N和资产池加权平均违约损失率），然后乘以12.5得出该风险暴露对应的风险加权资产。
（二）资产证券化框架第一轮征求意见稿（CP1）
1.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的不足
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风险暴露了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的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一是巴塞尔Ⅱ的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过度依赖外部评级，然而证券化过程和产品结构较为复杂，外部评级可能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资产池的信用质量状况，过度依赖有可能对投资者决策形成误导，从而形成次级债务证券及其证券化产品的过度膨胀。
二是高评级风险暴露的权重过低而低评级风险暴露的权重过高。当资产池的信用质量发生恶化时，外部评级随之大幅下降，导致风险权重快速上升，形成资本要求的悬崖效应（Cliff Effect），进一步恶化银行抵御资产损失的能力。
三是资产证券化资本计提的风险敏感性较低，资本计量模型不能充分反映风险的变化。
四是风险权重过低，从而导致资产证券化风险的低估。RBA下各评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与信用风险标准法下同等级别未证券化资产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相比较低，特别是对于高评级的资产证券化差异较大。这为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规避资本监管、规避资本监管带来了可能。
2.对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改革的修订
针对这些不足，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对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改革的修订（巴塞尔Ⅱ.5），围绕提高资本计提的风险敏感性分别对现有三大支柱进行了完善。其中第一支柱的修订主要从再证券化风险权重、标准法下的风险权重、流动性的资本要求等七个方面展开。
2012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第一次征求意见稿，此次修订主要是针对资产证券化的资本计提展开，内容更加全面，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两种计算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方案；二是提高了高评级优质档次证券的风险权重，降低了低评级档次证券的风险权重，同时将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最低风险权重统一设置为20%；三是对于某些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提前摊还、合格流动性便利采取了特别处理。
CP1提出了计算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两种方案，这两种方案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大多相同，但是方法的运用有所差异。
在方案一中，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调整的监管公式法（Modified 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MSFA）作为该方案的最高层级方法，MSFA是CP1中最为复杂的方法，是对巴塞尔ⅡSFA的改进，引入了期限等因素，提高了资本计提的审慎性。对于无法使用MSFA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应根据监管当局的要求选择使用修订的评级法（Revised Ratings Based Approach，RRBA）或简化的监管公式法（Simplified Supervisory Formula Approach，SSFA）。
方案二将高质量优先层级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敞口进行了区分，对于该类风险暴露，RRBA和MSFA是其最高层级的资本计量方法，对于无法使用MSFA的银行，在监管当局批准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SSFA；对于非高质量优先层级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方案二中要求基于KIRB的集中度比率（Concentration Ratio，CR）方法进行风险计量。其中，方案一和方案二中的RRBA不尽相同，方案二中的RRBA较为简单，也更为接近巴塞尔Ⅱ中的RBA。此外，两种方案都将底线集中度比率法（Backstop Concentration Ratio Approach，BCRA）作为最低层级的资本计量方法，适用于无法采用上述这些方法进行资本计量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而且，两套方案中均要求再资产证券化只能使用集中度比率计算其风险权重。如果银行也无法采用BCRA进行资本计量，则应选用1250%的风险权重。
（三）资产证券化框架第二轮征求意见稿（CP2）
结合CP1的业界反馈意见，2014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将修订重点集中在资本计量方案的设计和整体资本要求上，重点考虑了风险敏感性和简单性的平衡。
CP2的修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将CP1提出的两套方案简化为一套，且只保留了CP1五种方法中的两种，进而补充形成了CP2中的三种计量方法；二是适当降低了资本要求的下限，将所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最低风险权重从20%降低至15%；三是实现方案简化的同时提高了资本计提的风险敏感性，降低了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在外部评级法中引入了到期期限、档次厚度等新的风险驱动因子，提高了新方案的风险敏感性。
根据CP2设计的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框架，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将依次按照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A）、外部评级法（Ex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ERBA）和调整后的标准法（SA）进行资本计量。对于拥有充分信息计算KIRB的银行，应使用IRBA计算资本；如果银行无法计算资产池的KIRB，但满足使用外部评级法的要求，则应用ERBA计算资本；否则，银行将被要求使用SA计算资本；如果上述三类方法都不适用，银行则应使用1250%的风险权重计提资本。对于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巴塞尔委员会仅允许使用调整后的SA，而不再使用1250%的风险权重。
在方案设计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将CP1中的两套方案简化为一套，且只保留了CP1五种方法中的两种，即RRBA和 SSFA。在CP2中，CP1中的RRBA方法更名为新的外部评级法（ERBA）。同时，根据参数的不同对CP1中的SSFA进行了变形，形成了以内部评级资本要求KIRB为参数的新的内部评级法（IRBA）和以标准法资本要求KSA为参数的新的标准法（SA）。CP2中的IRBA和SA方法比CP1中的SSFA方法更为简单，但同时保留了SSFA方法的风险敏感性。此外，CP2简化了模型的定性要求，同意将现有用于计算KIRB的定性标准适用于IRBA，从而使CP2的资产证券化框架与信用风险框架中内部评级法更加趋于一致。
（四）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终版本
在CP2的基础上，结合业界反馈的意见和定量测算结果，巴塞尔委员会继续对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方法进行了校准和修订，于2014年12月正式发布《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并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对巴塞尔Ⅱ资产证券化框架进行了系统的修订，融入了巴塞尔Ⅱ.5的部分修订，提出了三种新的风险计量方法，设立了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要求的上下限，并对风险转移认定的要求、尽职调查的要求、应收账款的特殊计量方法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根据正式发布的《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资产证券化风险风险暴露的计量方法包括三种，依次为：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A）、外部评级法（Ex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ERBA）和标准法（Standardised Approach，SA）。与CP2中类似，内部评级法层级最高，对于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标的资产监管资本要求的银行，应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监管资本要求；外部评级法层级次之，如果银行未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标的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但资产满足使用外部评级法要求，则应用外部评级法计算其监管资本要求；如果内部评级法和外部评级法均不适用，银行应使用标准法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监管资本要求。如果上述三类方法都不适用，银行应使用1250%的风险权重计提资本。对于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巴塞尔委员会仅允许使用调整后的标准法，而不再使用1250%的风险权重。
1.内部评级法
在内部评级法下，资产证券化风险权重的计算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分离点D值小于或等于K_IRB时，风险权重等于1250%；二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起始点A值大于或等于K_IRB时，风险权重为K_（SSFA（K_IRB））与12.5的乘积（写作百分比形式）；三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起始点A值小于K_IRB，而档次分离点D值大于K_IRB时，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D和A分别表示该档次证券化资产信用损失的分离点值和起始点值；K_IRB表示资产池中资产没有被证券化情况下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的资本要求比例，等于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的标的资产所需的监管资本与标的资产风险暴露的比例；K_（SSFA（K_IRB））则表示内部评级法下每单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是K_IRB、档次分离点D、档次起始点A以及监管因子p的函数。
监管因子p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0.3为监管因子p的基准值；N为基础资产池所包含的资产个数；LGD为基础资产池加权平均风险暴露违约损失率；M_T为该档次的期限；参数A、B、C、D、E则由巴塞尔委员会设定。
2.外部评级法
外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与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评级结果（短期和长期）、风险暴露的质量（优质和非优质）、期限（1年、5年）和档次的厚度相关，具体风险权重由巴塞尔委员会直接给出。档次期限在1年和5年之间的，将使用线性插值法计算权重。为了考虑档次厚度，银行应使用下面的公式计算非优质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
风险权重=期限调整后的风险权重×[1-min（T，50%） ] （3）
其中，T表示档次的厚度，等于该档次分离点D值减去档次结合点A值。
3.标准法
标准法的风险权重计算方法与内部评级法相同，只是其参数有所不同。在标准法下，风险权重的设定同样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分离点D值小于或等于K_A时，风险权重等于1250%；二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起始点A值大于K_A时，风险权重是K_SSFA与12.5的乘积（写作百分比形式）；三是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档次起始点A值小于K_A，而D值大于K_A时，风险权重将根据如下公式计算：
其中，K_SA表示资产池中资产没有被证券化情况下使用标准法计算的加权平均资本要求，由巴塞尔Ⅱ信用风险框架下标准法的风险加权资产乘以8%得出；w为证券化标的资产池中违约风险暴露与总风险暴露的比率；K_SSFA表示标准法下每单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是K_A、档次分离点D、档次起始点A以及监管因子p的函数，但是在标准法下监管因子p设为1。
此外，《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明确了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上下限要求，除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外，所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均不得低于15%，与此同时，经过证券化后资产的资本要求不应高于未经证券化的原始资产按照相同方法计算得出的资本要求。
对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框架演变的评价
从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框架的演变不难看出，巴塞尔委员会始终在提高风险敏感性、增强简单性和可比性之间寻找平衡。
（一）简化结构
相比CP1中的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方法，修订后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充分体现了巴塞尔委员会对简单性的追求。
首先表现在计量方案的简化，在CP1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在每个方案下都存在四五种不同的计量方法；而在《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最终文本中，仅设计了一种方案，保留了资本计量的三种方法。
其次表现在模型方法的简化，CP1中提出了MSFA，但是由于该模型过于复杂，在提出后遭到了大部分业界人士的反对。因此，经过慎重的考虑，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该模型，转而选择了较为简单的SSFA作为替代。同时，为了在保持简单性的同时不放弃对风险敏感性的追求，巴塞尔委员会在模型中引入监管调整因子p，对银行直接持有的潜在风险暴露与所有证券化层级的差异进行了区分。
（二）提高风险敏感性
《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大大提高了外部评级法的风险敏感性。在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框架中，外部评级法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降低银行数据收集和计算的复杂性，但会以丧失部分风险敏感性为代价。在此次修订中，巴塞尔委员会将提高风险敏感性作为外部评级法修订的重点。
巴塞尔Ⅰ的外部评级法仅依赖于该层级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外部评级，而不考虑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暴露是否为优先层级，标的资产池是否是颗粒状（包含的有效贷款个数大于或等于6个）的。此次对ERBA的修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考虑到危机中不少评级为AAA的优先级资产证券化产品出现损失，监管者认为当前对其风险权重的设计过低；其次，当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评级低于投资级别时，风险权重设为1250%，危机中评级被调低后所面临的风险权重悬崖效应，加大了银行强行清算或进行监管套利的逆向激励；最后，除了评级之外，外部评级法并未引入其他可能对资产证券化所暴露风险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因素，如期限和层级厚度等。
ERBA对RBA的修订主要表现在风险敏感性的提高方面。首先，影响ERBA风险权重的因素从仅包含外部评级拓展至四个因素。在外部评级的基础上，ERBA引入了期限因素，对优先层级和非优先层级进行了区分，同时在非优先层级的风险暴露中引入了厚度因素。在对风险相关性的处理上，ERBA调高了系统性风险因子的相关系数。Peretyatkin-Perraudin （2004）和Perraudin （2006）的研究表明，RBA假设的证券化资产系统性风险因子相关性远远低于银行直接持有时的系统性风险因子相关性，这就意味着当证券化资产池足够分散时，根据RBA计提的资本可能很少。在用来校准ERBA的MSFA模型中，将证券化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因子相关系数调整为银行直接持有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因子相关系数，即假设该相关系数为100%。此外，外部评级法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评级的准确性，危机后外部评级方法和规则的调整也将提升该方法的有效性。
即使是资产证券化的新SA也是基于模型的方法，具有较高的风险敏感性。《修订的资产证券化框架》最终文本中的IRBA和SA都来自于相同的SSFA模型，其原理是对所有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相应层级的资本要求进行平均加权。除了相关参数设计有所差别外，SA实质上采用的就是模型的方法，单就模型设计的角度来说，SA的风险敏感性与IRBA相同。
（三）降低模型风险
巴塞尔Ⅱ的监管公式法（SFA）是基于Gordy Jones（2003）提出的渐近单风险因子模型（ASFR）设立的，也就是说，资本要求等于在一年期内、单一风险变量处在压力情景下该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面临的损失。该模型的成立基于两个假设条件：一是资产组合由很多的小资产构成，这些资产组合是分散；二是这些资产组合面临单一的风险来源，即宏观经济状况，且无法被分解。这意味着该资产组合的风险存在异质性，可以相互抵消。这些假设可能与现实情况差异较大，所以巴塞尔委员会对SFA模型进行了改进，在CP1中提出MSFA方法以降低SFA模型可能存在的模型风险。
修订的监管公式法（MSFA）将依赖于潜在的期望损失（ES），采用逐日盯市（MtM）的框架设计监管资本，与巴塞尔Ⅱ中计量公司风险暴露的IRB更具有一致性。
第一，MSFA避免了一年到期假设的缺陷。对于期限长于一年的证券化产品来说，使用逐日盯市模型方法更适用于该类资产的风险度量。SFA包含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对于给定的层级来说，除非更低层级的资产降为0，否则不会引发该层级的任何损失。在操作中，对于给定A点和D点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来说，SFA假设期限对资本的影响仅体现在KIRB参数中，认为KIRB参数已经完全反映了资产池的逐日盯市风险。然而，这种忽略了逐日盯市风险的做法与IRB法并不一致。
第二，相比SFA使用的VaR方法，MSFA使用期望损失法对监管资本进行估计。与VaR模型不同，期望损失模型考察的是尾部损失的均值，而非单一分位点，即当损失超过VaR阈值时，可能产生的损失均值。从统计角度来说，期望损失（ES）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一致风险测度。从实践角度来说，采用尾部损失均值的度量，能够避免基于VaR方法计算可能带来的刀刃值。
第三，对于模型风险的处理不同。当前SFA模型中精度参数τ等于1000，MSFA关注的是资产池风险产生的真实过程。MSFA在不确定的损失优先权（ULP）模型中将精度参数τ设定为远远低于1000。
虽然巴塞尔委员会最终放弃了将MSFA作为资产证券化资本计量框架中的模型，但是目前框架下的IRBA、ERBA和SA均是依据MSFA模型进行校准的。在ERBA的模型校准中，对于资产池中各类资产对应的期限、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资产价值相关性（AVC），构建基于预期损失率（EL）的信用评级模型，从而将基于该信用评级模型计算的参数，通过基于MSFA模型计算的资本要求对ERBA方法进行校准。
ERBA的校准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运用信用评级模型估计对于各类假设资产（优先层级与非优先层级，期限从1年到5年，非优先层级的厚度从0.1%到99%）所有评级（从AAA到CCC）的档次起始点A和档次分离点D；其次，对于每个假设的证券化资产，运用MSFA估计该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最后，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拟合包含ERBA参数的方程，使之与MSFA计算的资本要求相一致。不论对于优先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还是对于非优先级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来说，R2都高达99%。
在SSFA的模型校准中，结果显示，在均能使用MSFA和SSFA进行资本测算的326个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中，根据两种方法测算得到的资本R2达到95.3%，拟合结果高度一致。
（四）提高方法之间的逻辑一致性
从模型设计来看，IRBA和新SA采用的均是简化SSFA模型，只是模型的代入参数和监管调整因子p的设定有所不同。从风险的影响因子来看，即便是最为简单的ERBA，也选择了期限因子、档次厚度等风险驱动因子，这些因子保证了ERBA与IRBA和新SA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从模型的校准来看，无论是IRBA、ERBA还是新SA，都是根据MSFA进行校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模型结果的内在一致性。
整体来看，修订后的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框架相较于巴塞尔Ⅱ中的相关内容有了大幅改善：增加了是否为优先层级、层级厚度及层级期限等风险驱动因子，提高了风险敏感性；降低了可能存在的模型风险，提高了监管的审慎性；统一了证券化资产与未证券化（直接持有）资产的模型假设，提升了方法的内在一致性；提供了复杂程度不同的三种计量方法，令框架更加简单；通过相同的计量方法分别对三种资本计量方法进行校准，提高了模型的透明性和可比性。
然而，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监管框架并非完美，主要表现为当前框架并没有充分考虑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结构简单、透明的证券化资产面临的风险可能较小。因此，巴塞尔委员会仍在就如何将简单、透明、可比的资产证券化标准纳入资本监管框架继续进行研究。
责任编辑：刘颖 罗邦敏
参考文献
[1]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06）.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June.
[2]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09）. “Enhancements to the Basel Ⅱ framework”， July.
[3]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2）. “Revisions to the Basel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Consultative Document）”， December.
[4]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Revisions to the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Consultative Document） ”， December.
[5]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4）. “Revisions to the Securitisation Framework”， December.
[6]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Working Paper 22 - Foundations of the Modified Supervisory Approach”， January.
[7]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13）. “Working Paper 23 - The Proposed Revised Ratings-Based Approach”， January.
[8] Perraudin， William （2006）. “Securitisations in Basel Ⅱ，” Risk Control Limited.
[9] Peretyatkin， Vladislav and William Perraudin （2004）. “Capital for Structured Products，” Risk Control Limited.
作者：王胜邦 朱元倩
资产证券化监管演变论文 篇2：
资产证券化将改变什么
资产证券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大合唱”——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持续提速，开始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记得千禧年之初，记者有一次采访某国有大行部门老总，这位十分“新锐”的被访者饶有兴味地大谈如何在中国推出资产证券化产品。当时，“资产证券化”作为舶来品，绝大多数国人还闻所未闻。时隔十几年，资产证券化经过新千年之初的“试声”、2005年开启试点的“练唱”、2012年的正式重启，几度起伏之后，终于隆重登上了中国金融界的历史舞台。
2013年8月以来，国内信贷资产证券化持续提速，大至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小至县级法人机构的农商行，都纷纷积极试点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大合唱”，开始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政策利好
2005年4月，央行、银监会出台《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启动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至2008年，11家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17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总规模达667.8亿元。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引发了人们对资产证券化的质疑，导致该项业务试点中断。2012年5月，央行、银监会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2012年9月，信贷资产证券化正式重启。
2013年8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金，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2013年9月起，在国务院大力支持及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机构的积极推动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规模和参与范围不断扩大，资产证券化的新时代加速到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徐忠披露，截至2014年11月末，各类金融机构已累计发行83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总规模为3265亿元。其中，2013年扩大试点以来发行了60单、总规模为2368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
2014年11月20日，银监会下发通知，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研究机构认为，这是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标志性事件，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将进入快车道。
雏凤“试声”
2014年8月6日，广东顺德农商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全国农商行首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一期A级证券发行利率5.45%，全场认购倍数达3.51倍，边际认购倍数为6.48倍。而10月27日江苏江南农商行发行的首单ABS，优先A级证券发行利率为4.79%，全场认购倍数达2.37倍。
“5.45%和4.79%是什么概念？与股份制银行差不多。要知道，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客户市场、资产结构都更优质。”中信证券债券部总经理汤峻认为农商行的资产证券化“破冰”十分成功。
2013年11月，银监会优先从农商行系统标杆银行中选定江苏江南、无锡及广东顺德、天津滨海、吉林九台、山东广饶等6家农商行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农商行试点单位，年底又增加深圳、浙江龙湾、江苏江阴3家农商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2014年3月，确定了首批60亿元的额度分配，很快又追加至80亿元。银监会合作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只有被评为监管二级机构、存贷比相对比较高、风控能力较强和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农商行，才能进入试点名单。
9家试点农商行全力组织实施ABS项目试点工作，周密部署、充分酝酿、全员参与，继顺德农商行发行首单CLO产品之后，吉林九台农商行、江苏江南农商行也分别于9月25日、10月27日成功发行了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天津滨海农商行等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计划也已获得银监会和央行批准，进入发行推广期。
各试点农商行在发行过程中，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创新亮点可谓异彩纷呈——
江南农商行精心筛选基础资产、多维度优化资产池，全力做好发行前期工作，并得出基础资产的筛选既要符合行业要求、单户规模、担保方式、行业集中度等要求，又要做到期限有效搭配的经验判断。同时，在合理设计交易结构、缓释流动性风险方面进行了良好实践。
顺德农商行除了精挑细选确定入池资产，在抵押权变更登记事项方面探索出经验之外，特别注重协调行内各个部门及支行，齐心协力推进项目工作，并就项目需求进行系统开发，为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系统支持，从而保证了首单产品的成功发行。
九台农商行针对借款人加权信用级别较低、影响资产池整体信用质量，以及证券存续期现金断流影响证券利息支付等现实问题，采取追加第三方担保、设计动态的内部流动性准备金账户等措施，首期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行额度虽然不大，但探索出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天津滨海农商行在项目实施中注重引进财务顾问的国际项目经验，采用“反向询问/动态监控”的基础资产选择和交易结构设计方式，遵循“以销定产”的思路，从市场需求和证券化业务的本质出发，严格设定基础资产选择标准，充分考虑现金流匹配和本金偿还分布情况，根据当前投资者偏好，设计出了结构简单又符合市场需要的证券化产品。
据银监会相关部门透露，农商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达到了试点的预期目的。
ABS路线图
美国华尔街曾流行一句俗语，“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要将它证券化。”
一般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基本做法可简单概括如下：第一步，银行作为原始权益人（也是资产服务机构）向发行人转让基础资产，并从发行人处募集到资金。第二步，发行人（或管理人或推广机构）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将此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亦即特殊目的载体，SPV）设计为受益凭证并发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称CLO；在证交所上市交易称ABS）；受益凭证持有人将认购资金给付设立并管理计划的发行人。推广机构要寻得托管银行和监管银行，还要有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参与。
原始权益人（银行）往往扮演了新贷的促成角色，在快速回笼资金并因此降低总体资金成本后，可以更好、更有效地扮演自己最擅长的角色，即去促成更多的新贷，做大存量，并在更大的存量中切割出更多风险等级的打包产品。
像顺德农商行这样的机构，只要自己的存量资产能切割出可获得评级的资产包（通过评级，标出不同的价格，级别高的资产利率低，级别低的利率高，能吸引到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就可以迅速证券化这部分资产包，获得更大的融资，并加速循环产生出更多的资产包以获取更大的机构资金的青睐。
称其是“平衡木上的资金游戏”也未尝不可。关键是你得有好名声、好口碑，品牌叫响了，才能有越来越多的机构聚拢到你的周围，购买你的资产包。
不难看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联接着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能够促使银行利润率的显著增长，是银行经营转型的一个重要中间业务品种。随着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日臻成熟，农商行不断参与其中，经营模式与盈利模式将随之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机构和人员将得到淬火般的锻炼。无疑，资产证券化给农商行提供了一次业务转型与提升的契机，农商行通过融入这一潮流，可以很好地修炼内功，提升自身竞争力。
孕育“春天”
任何一个金融创新产生的产品，都是有了机构的参与后才得到可持续发展的。但现实情况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对于所有的农商行都是非常新奇的创新业务，除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经济金融发展环境较好的局部地区的农商行有条件试水之外，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农合机构目前还没有条件去开展这项业务。像筛选入池资产、摆脱盈利困境等等，对农合机构都是很难攻克的“堡垒”，已经试点开办这项业务的农商行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而部分具备条件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农商行，对“试水”这一新兴业务尚持谨慎观望态度：农商行规模体量本来就小，比不得大银行，资产证券化是“减肥”，将资产卖掉，怎么“减”？卖掉资产能否挣钱？——这是一些想开办又不敢轻易开办的机构反映出来的想法。
商业银行做资产证券化，要降低资产风险才有积极性。同时，银行内部、外部中介以及国家政策也都有待完善。由于尚处试点初期，许多试点银行都遭遇了十分相似的困境。支付给承销商、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级公司的开销，所有的钱都来自贷款利息；入池资产虽然是本行信用质量最好的，但到了资产池，信用等级不会给很高，卖不出更高的价；好资产一时得不到好回报，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就已是贴钱在做。这是所有试点银行共同面对的盈利困境。
还有技术、政策、感情等难题。特别是来自银行内部，因牵涉到利益分配问题而遭遇复杂局面，银行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试点阶段，各家机构面对这一相同困难，在考核、绩效、利益补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理顺各条线和各经营层级关系，调动全行积极性，以保障和扶持项目实施。
事实上，所有成功发行ABS的银行，都在这项严谨的系统工程中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选择好的合作机构并与之良好对接；协调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呕心沥血于各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信贷部、公司部、投行部、金融市场部、计财部、科技部、风险部整个银行作为一个团队通力协作，才有了千难万难之后的“成功发行”。
然而，发行成功只是开始，不是结束。试点阶段，为了卖得出去，各家农商行机构都是拿出好的资产入池以吸引机构投资者。而农商行最大的问题，一是好资产相对较少，这是其市场客户定位所决定的；二是腾挪出的规模用到何处、怎么用？特别是目前信贷规模宽松、企业信用违约风险增加，导致农商行资产质量下行，从而内在动力不足；第三，农商行缺乏资产证券化业务全流程的综合性人才，试点过程中普遍依靠证券、信托公司等中介合作方的人力支持。资产证券化，让农商行的人才匮乏问题大大凸显。
在金融领域里，“人”的专业知识非常重要，随时拥有时代所需要的最新的知识、技能，就有核心竞争力，就难以被淘汰。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发起人及关联方包括银行、信托、中介机构、券商、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涉及证券化产品的结构、操作、法律关系、会计处理等等一系列知识，需要银行有人力资源和科技人员的储备。银行做这项业务创新，是一次全体总动员和大练兵。兵马未动，培训先行，银行首先要对参与其中的所有部门人员进行针对性的业务与知识培训，以此为契机，刮起一场“头脑风暴”，进行大范围的“充电”“换脑”，通过完善和更新从业人员知识结构，提升全员业务素质，得以锻炼一支崭新的队伍，提升核心竞争力。
顺德农商行一位投行业务经理说过的话让记者印象深刻：参与到资产证券化工作，让我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任何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都不是任何一门技术，也不是领导能力之类的软技能，而是敏锐的嗅觉，以及强大、快速的学习能力，这样才能让自己不断掌握更新的东西，保持行业的领先地位，并有资格与同行业的高水平强者对话和同台竞技。”顺德农商行董事长姚真勇说。
也许，这就是顺德、九台、江南、滨海等先行先试的农商行所具备的远见卓识。只要有好的资质、更充分的准备，有足够的财务抗风险能力以及遭遇挫折时对自身业务发展的决心与恒心，尽早投身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的农商行就给了自己弯道超车与迅速甩掉竞争对手的机会。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信贷资产证券化给农商行带来的，是转型的良好契机，是一个发展的机遇、一个创新的“春天”。
作者：徐春培
资产证券化监管演变论文 篇3：
信贷资产转让政策演变
资产转让概念，很长一段时间在不同监管文件及商业银行的理解中并未取得一致。在人民银行文件中，一般使用“证券化”，特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标准化公募产品，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银发〔2005〕第7号）、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2〕第127号）相关文件均使用“证券化”，该表述明确了公募的边界，但没有涉及非公募的转让监管，留下了监管的不明确地带。
在银保监会的监管文件中，出现过“证券化”和“转让”两种提法。除与人民银行的共同发文中使用“证券化”外，银保监会其余关于资产转让的文件，尤其是处罚通知书，均使用“资产转让”一词，且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转让。
不同监管的概念界定给商业银行的业务操作带来了困惑。例如2015年部分商业银行推出了私募ABS业务。后来，还出现了介于公募与私募之间的“结构化”概念。不过，“结构化”和私募ABS的提法均未得到人民银行的官方认定。直到2020年《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出台，明确界定了“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的信贷资产流转和收益权转让相关产品……是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至此，信贷资产转让概念得以清晰，即“证券化”特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标准化公募产品，“流转”“转让”特指非公募的信贷资产转让形式，属于非标资产。为便于表述，本文以下所称“资产转让”，如无特殊说明，即包括所有形式的资产转让。
立足两大角度考量资产转让动因
从商业银行角度来说，信贷资产转出的最大动因是释放信贷规模和风险资产。其中，风险资产较充足的国有银行，以释放信贷规模为主，部分国有银行次级大部分自持，并不释放风险资产。风险资产较缺乏的非国有银行，如股份制银行则需要释放信贷规模和风险资产，实现双出表。观念较为超前的兴业银行，除了上述传统动因外，还将资产流转作为轻资本运营的常规手段之一，不限于腾挪规模和风险资产。
从监管机构角度来说，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考虑更为深远。2005年，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正式启动。2015年5月，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出席国务院政策吹风会，就进一步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健康持续发展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进一步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健康持续发展，有利于盘活存量资金、释放信贷资源、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于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推动商业银行转型、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具有积极意义。简而言之，监管机构推动证券化，虽然也提到释放信贷规模，但更重要的是发展资本市场，提高效率，推动创新，支持实体，并不希望看到商业银行借证券化腾挪指标，监管套利。
“监管—创新—再监管”的演变
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对转让业务的不同期望，形成了转让政策“监管—创新—再监管”的发展。
1.债权转让时代的终结
资产转让监管文件的奠基之作，是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0〕102号，以下简称“102号文”）。该文件提出了“三性”原则，到目前为止仍是信贷资产转让不可逾越的法则。
一是真实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转让信贷资产应当遵守真实性原则，禁止资产的非真实转移。转出方不得安排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款；转让双方不得采取签订回购协议、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等方式规避监管。二是洁净性，即实现资产的真实、完全转让，风险的真实、完全转移。信贷资产转入方应当与信贷资产的借款方重新签订协议，确认变更后的债权债务关系。三是整体性，即转让的信贷资产应当包括全部未偿还本金及应收利息。
102号文的发出，打击了市场上的代持、兜底等粗暴出表模式，对后续业务影响巨大：
一是次级处理成为转让最大难题。“真实性”原则要求不得回购、兜底，虽然后续多个监管文件也一再强调，但限于当时次级市场极度稚嫩，短期内无法培育出资金量够大、风险承受力够强的次级投资群体，因此，该原则很长时间内极难落实，使得次级销售成了资产转让的最大难题。后来，商业银行通过本行理财消化了公募业务的次级。但依据2015年的监管窗口指导，本行理财不得承接本行转出信贷资产次级。至此，资产转出陷入困境，次级市场化销售无解。为解决102号文限制下的次级难题，部分银行资产转出采用了平层转出模式，以规避次级解决难题。2014年，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伊始，还做了平层转出95%、自持5%的创新试验，但是由于能接受平层资产的银行投资者少之又少，导致该模式一直很难做大规模。
二是业务模式由债权向收益权转变。“洁净性”原则要求转出后重签合同，而在之前的债权转让模式下，转让双方无法做到重签协议，于是创新了收益权模式，将贷款债权给予信托或券商等中介，通过权力完善通知相关条款设置，将监管机构要求的重签协议和确认变更债权债务关系要求设置在向委托人发送权利完善通知时，给转让业务提供了实操可能。
2.收益权转让时代的结束
102号文之后，部分银行借道收益权模式，进行了各种转让创新尝试，收益权模式加上更隐蔽的次级灰色处理方式，使得收益权转让模式进入监管视野。2016年，银监会出台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办发〔2016〕82号），规定“出让方银行应当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在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后按照原信贷资产全额计提资本”，明确了收益权转让模式不能释放风险资产，终结了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的时代。
同时，多个监管文件反复强调转出行不得对转出资产进行担保、回购、兜底，不得将本行理财资金投资于本行信贷资产及其收益权。至此，信贷资产转让再度陷入困境，既没有合适的转让模式，又没有合规的次级解决方案。
3.受益权模式的兴起
近几年，“信托受益权”模式兴起并成熟，形成了资产转让相对合规的模式。同时，在多重监管文件的打压下，担保、兜底、回购等违规行为基本在转让中绝迹。私募资金、证券等次级投资群体，终于在涅槃后真正发展起来，从开始市场化购买零售类次级信贷资产到尝试购买对公信贷次级资产，曾经最大的转让难题，终于在万能的时间面前获得了解决方案。
笔者从银保监会网站的主要对公资产转让公开行政处罚信息中发现，2010年102号文出台后，监管机构的处罚主要集中在资产是否真实、洁净转让，是否存在担保、兜底、回购等情况。
2019年，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信贷资产转让的检查重点是“开展信贷资产转让、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以信贷资产为基础资产的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存在资产不真实、不洁净转让，转出方安排显性或隐性回购，转入方未准确计算风险资产并计提必要的风险拨备，风险承担落空等”。
可见，目前银保监会对于资产转让的监管意图是信贷资产真实、洁净、整体转让，符合102号文“三性”原则，不能违规提供担保、回购、兜底等，并按要求计提风险资产和按时报送报表。因此，未来商业银行资产转让要做的，是爱惜自身聲誉，维护市场安全，为次级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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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利